談所謂“大內檔案”

所謂“大內檔案”（2）這東西，在清朝的內閣里積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廟裏塞了十多年，誰也一聲不響。自從歷史博物館將這殘餘賣給紙鋪子，紙鋪子轉賣給羅振玉（3），羅振玉轉賣給日本人，於是乎大有號咷之聲，彷彿國寶已失，國脈隨之似的。前幾年，我也曾見過幾個人的議論，所記得的一個是金梁，登在《東方雜誌》（4）上；還有羅振玉和王國維（5），隨時發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論檔案的售出》，蔣彝潛（6）先生做的。

我覺得他們的議論都不大確。金梁，本是杭州的駐防旗人，早先主張排漢的，民國以來，便算是遺老了，凡有民國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為很可惡。羅振玉呢，也算是遺老，曾經立誓不見國門，而後來僕僕京津間，痛責後生不好古，而偏將古董賣給外國人的，只要看他的題跋，大抵有“廣告”氣撲鼻，便知道“於意云何”了。獨有王國維已經在水裏將遺老生活結束，是老實人；但他的感喟，卻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雖然所出的氣，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夾廣告的Sandwich（7），是常有的事，因為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蔣先生是例外，我看並非遺老，只因為sentimental（8）一點，所以受了羅振玉輩的騙了。你想，他要將這賣給日本人，肯說這不是寶貝的么？

那麼，這不是好東西么？不好，怎麼你也要買，我也要買呢？我想，這是誰也要發的質問。

答曰：唯唯，否否。這正如敗落大戶家裏的一堆廢紙，說好也行，說無用也行的。因為是廢紙，所以無用；因為是敗落大戶家裏的，所以也許夾些好東西。況且這所謂好與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個垃圾箱，裏面都是住戶所棄的無用的東西，但我看見早上總有幾個背着竹籃的人，從那裏面一片一片，一塊一塊，檢了什麼東西去了，還有用。更何況現在的時候，皇帝也還尊貴，只要在“大內”里放幾天，或者帶一個“宮”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這真是說也不信，雖然在民國。

“大內檔案”也者，據深通“國朝”（9）掌故的羅遺老說，是他的“國朝”時堆在內閣里的亂紙，大家主張焚棄，經他力爭，這才保留下來的。但到他的“國朝”退位，民國元年我到北京的時候，它們已經被裝為八千（？）麻袋，塞在孔廟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確滿滿地埋滿了大半亭子。其時孔廟裏設了一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處長是胡玉縉（10）先生。“籌備處”雲者，即裏面並無“歷史博物”的意思。

我卻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們發生了一點關係，眼見它們的升沉隱顯。可氣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後來看見外面的議論說得天花亂墜起來，也頗想做幾句記事，敘出我所目睹的情節。可是膽子小，因為牽涉着的闊人很有幾個，沒有敢動筆。這是我的“世故”，在中國做人，罵民族，罵國家，罵社會，罵團體，……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個人，有名有姓。廣州的一種期刊上說我只打叭兒狗，不罵軍閥。殊不知我正因為罵了叭兒狗，這才有逃出北京的運命。泛罵軍閥，誰來管呢？軍閥是不看雜誌的，就靠叭兒狗嗅，候補叭兒狗吠。阿，說下去又不好了，趕快帶住。

現在是寓在南方，大約不妨說幾句了，這些事情，將來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說。但我對於有關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將羅馬字來替代。既非歐化，也不是“隱惡揚善”，只不過“遠害全身”。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為自己在南方，他們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覷他們。他們是突然會在你眼前闊起來的，真是神奇得很。這時候，恐怕就會死得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穩當，最好是不說。但我現在來“折衷”，既非不說，而不盡說，而代以羅馬字，——

如果這樣還不妥，那麼，也只好聽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靈！

卻說這些麻袋們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長鬍玉縉先生擔憂，日夜提防工役們放火。為什麼呢？這事談起來可有些繁複了。弄些所謂“國學”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書院（11）的高材生，不但深研舊學，並且博識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裏藏過一副銅活字，後來太監們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樂乎”，待到王爺們似乎要來查考的時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連武英殿也沒有了，更何況銅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彷彿常常減少，工役們不是國學家，所以他將內容的寶貝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後，敬一亭也照例燒起來；就到教育部去商議一個遷移，或整理，或銷毀的辦法。

專管這一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然而司長是夏曾佑（12）先生。弄些什麼“國學”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只要看他所編的兩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就知道他看中國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為，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謠言和讒謗，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張是“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

這兩位熟於掌故的“要辦”和“不辦”的老先生，從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說說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於是麻袋們又安穩地躺了十來年。

這回是F先生（13）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麼謠言，以為麻袋裏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這一類謠言是常有的，我早先還聽得人說，其中且有什麼妃的繡鞋和什麼王的頭骨哩。有一天，他就發一個命令，教我和G主事（14）試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個到西花廳，我們倆在塵埃中看寶貝，大抵是賀表，黃綾封，要說好是也可以說好的，但太多了，倒覺得不希奇。還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滿半漢，只有幾個是也特別的，但滿眼都是了，也覺得討厭。殿試（15）卷是一本也沒有；另有幾箱，原在教育部，不過都是二三甲的卷子，聽說名次高一點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況乎狀元。至於宋版書呢，有是有的，或則破爛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幾張。也有清初的黃榜，也有實錄（16）的稿本。朝鮮的賀正表，我記得也發見過一張。

我們後來又看了兩天，麻袋的數目，記不清楚了，但奇怪，這時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Y次長（17），以講大話出名的C參事（18），忽然都變為考古家了。他們和F總長，都“念茲在茲”（19），在塵埃中間和破紙旁邊離不開。凡有我們檢起在桌上的，他們總要拿進去，說是去看看。等到送還的時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點，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約是幾葉宋版書作怪罷，F總長要大舉整理了，另派了部員幾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內。其時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已經遷在午門，處長早換了YT（20）；麻袋們便在午門上被整理。YT是一個旗人，京腔說得極漂亮，文字從來不談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變成考古家了，對於此道津津有味。後來還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麼《司馬法》（21），可惜缺了角，但已經都用古色紙補了起來。

那時的整理法我不大記得了，要之，是分為“保存”和“放棄”，即“有用”和“無用”的兩部分。從此幾十個部員，即天天在塵埃和破紙中出沒，漸漸完工——出沒了多少天，我也記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後來給北京大學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餘的仍藏博物館。不要的呢，當時是散放在午門的門樓上。

那麼，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毀了罷，免得失火。

不，據“高等做官教科書”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員幾十人辦理，雖說倘有後患，即應由他們負責，和總長無干。但究竟還只一部，外面說起話來，指摘的還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總長無幹了。

於是辦公事，請各部都派員會同再行檢查。這宗公事是靈的，不到兩星期，各部都派來了，從兩個至四個，其中很多的是新從外洋回來的留學生，還穿着嶄新的洋服。於是濟濟蹌蹌，又在灰土和廢紙之間鑽來鑽去。但是，說也奇怪，好幾個嶄新的留學生又都忽然變了考古家了，將破爛的紙張，絹片，塞到洋褲袋裏——但這是傳聞之詞，我沒有目睹。

這一種儀式既經舉行，即倘有後患，各部都該負責，不能超然物外，說風涼話了。從此午門樓上的空氣，便再沒有先前一般緊張，只見一大群破紙寂寞地鋪在地面上，時有一二工役，手執長木棍，攪着，拾取些黃綾表簽和別的他們所要的東西。

那麼，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毀了罷，免得失火。

不。F總長是深通“高等做官學”的，他知道萬不可燒，一燒必至於變成寶貝，正如人們一死，訃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況且他的主義本來並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這些廢紙從此便又沒有人再提起，直到歷史博物館自行賣掉之後，才又掀起了一陣神秘的風波。

我的話實在也未免有些煞風景，近乎說，這殘餘的廢紙里，已沒有什麼寶貝似的。那麼，外面驚心動魄的什麼唐畫呀，蜀石經（22）呀，宋版書呀，何從而來的呢？我想，這也是別人必發的質問。

我想，那是這樣的。殘餘的破紙里，大約總不免有所謂東西留遺，但未必會有蜀刻和宋版，因為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現在好東西的層出不窮者，一，是因為闊人先前陸續偷去的東西，本不敢示人，現在卻得了可以發表的機會；二，是許多假造的古董，都掛了出於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還有，蔣先生以為國立圖書館“五六年來一直到此刻，每次戰爭的勝來敗去總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從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戰爭，圖書館從未遭過損失。只當袁世凱稱帝時，曾經幾乎遭一個皇室中人攘奪，然而倖免了。它的厄運，是在好書被有權者用相似的本子來掉換，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這裏多說了。

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並不單是對於書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大內檔案”指清朝存放於內閣大庫內的詔令、奏章、硃諭、則例、外國的表章、歷科殿試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內容龐雜，是有關清朝歷史的原始資料。

（3）羅振玉參看本卷第389頁注（7）。辛亥革命以後，他曾在文章中咒罵武昌起義為“盜起湖北”，又自稱“不忍見國門”；但他後來寓居天津，仍往來京津，常到故宮“朝見”廢帝溥儀，並與一般遺老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進行復辟的陰謀活動。一九二二年春，歷史博物館將大內檔案殘餘賣給北京同懋增紙店，售價四千元；其後又由羅振玉以一萬二千元買得。一九二七年九月，羅振玉又將它賣給日本人松崎。

（4）金梁字息侯，駐防杭州的漢軍旗人。清光緒進士，曾任京師大學堂提調、奉天新民府知府。民國后是堅持復辟的頑固分子。這裏是指他在《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四號（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表的《內閣大庫檔案訪求記》一文。《東方雜誌》，綜合性刊物，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創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5）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近代學者。著有《宋元戲曲史》、《觀堂集林》、《人間詞話》等。他一生和羅振玉的關係密切，在羅的影響下，受清廢帝溥儀的徵召，任所謂清宮“南書房行走”；後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投水自殺。

（6）蔣彝潛事迹不詳。他的《論檔案的售出》一文，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號。

（7）Sandwich英語：夾肉麵包片。音譯三明治。

（8）Sentimental英語：感傷的。按蔣彝潛的文章中充滿“追悼”、“痛哭”、“去了！東渡！——一部清朝全史！”等語句。

（9）“國朝”封建時代臣民稱本朝為“國朝”，這裏是指清朝。

辛亥革命以後，羅振玉在文章中仍稱清朝為“國朝”。

（10）胡玉縉（1859—1940）字綏之，江蘇吳縣人。清末曾任學部員外郎、京師大學堂文科教授。著有《許庼學林》等書。

（11）南菁書院在江蘇江陰縣城內，清光緒十年（1884）江蘇學政黃體芳創立，以經史詞章教授學生，主講者有黃以周、繆荃孫等人。曾刻有《南菁書院叢書》、《南菁講舍文集》等。

（12）夏曾佑（1865—1924）字穗卿，浙江杭縣（今餘杭）人。

光緒進士。他在清末與譚嗣同、梁啟超等提倡新學，參加維新運動。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

他所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從上古起到隋代止，共二卷，商務印書館出版。后改名為《中國古代史》，列為該館編印的《大學叢書》之一。

（13）F先生指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書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

著有《藏園群書題記》等書。

（14）G主事不詳。

（15）殿試又叫廷試，皇帝主持的考試。殿試分三甲錄取，第一甲賜進士及第，錄取三名（狀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16）實錄封建王朝中某一皇帝統治時期的編年大事記，由當時的史臣奉旨編寫。因材料較豐富，常為後來修史的人所採用。

（17）Y次長指袁希濤（1866—1930），字觀瀾，江蘇寶山人。

曾任江蘇省教育會會長，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間先後兩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等職。

（18）C參事指蔣維喬，學竹庄，江蘇武進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先後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參事。

（19）“念茲在茲”語見《尚書·大禹謨》。念念不忘的意思。

（20）YT指彥德，字明允，滿洲正黃旗人，曾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郎中、京師學務局長。他在這“大內檔案”中得到蜀石經《穀梁傳》九四○余字。（羅振玉亦得《穀梁傳》七十餘字，後來兩人都賣給廬江劉體乾；劉於一九二六年曾影印《孟蜀石經》八冊。）

（21）《司馬法》古代兵書名，共三卷，舊題齊司馬穰苴撰，但實為戰國時齊威王諸臣輯古代司馬（掌管軍政、軍賦的官）兵法而成；其中曾附及田穰苴用兵的方法，所以稱為《司馬穰苴兵法》，後來《隋書·經籍志》等就以為是他所撰。

（22）蜀石經五代時后蜀皇帝孟昶命宰相毋昭裔楷書《易》、《詩》、《書》、三《禮》、三《傳》、《論》、《孟》等十一經，刻石列於成都學宮。

這種石刻經文的拓本，後世稱為蜀石經。因為它是歷代石經中唯一附有注文的一種，錯字也比較少，所以為後來研究經學的人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