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絲雜感
以下這些話,是因為見了《語絲》(一四七期)的《隨感錄》(二八)
(2)而寫的。
這半年來,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沒有一種完全的:《莽原》,《新生》(3),《沉鍾》(4)。甚至於日本文的《斯文》,裏面所講的都是漢學,末尾附有《西遊記傳奇》(5),我想和演義來比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於《語絲》,我所沒有收到的統共有六期,後來多從市上的書鋪里補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終於買不到,至今還不知道內容究竟是怎樣。
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遺失,還是沒收的呢?我以為兩者都有。沒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還是上海,廣州呢?我以為大約也各處都有。至於沒收的緣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確切知道的,有這樣幾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過一期,不過這還可以說,因為裏面有俄國作品的翻譯。那時只要一個“俄”字,已夠驚心動魄,自然無暇顧及時代和內容。但韋叢蕪的《君山》(6),也被扣留。這一本詩,不但說不到“赤”,並且也說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紀一樣,是“青”的,而竟被禁錮在郵局裏。黎錦明先生早有來信,說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書局寄的,怕他們忘記,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將半年,一本也沒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沒收了,因為火色既“赤”,而況又“烈”乎,當然通不過的。
《語絲》一三二期寄到我這裏的時候是出版后約六星期,封皮上寫着兩個綠色大字道:“扣留”,另外還有檢查機關的印記和封條。打開看時,裏面是《猓猓人的創世記》,《無題》,《寂寞札記》,《撒園荽》,《蘇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會犯禁。我便看《來函照登》,是講“情死”“情殺”的,不要緊,目下還不管這些事。只有《閑話拾遺》了。這一期特別少,共只兩條。一是講日本的,大約也還不至於犯禁。一是說來信告訴“清黨”的殘暴手段的,《語絲》此刻不想登。莫非因為這一條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為在於檢查的人員。
中國近來一有事,首先就檢查郵電。這檢查的人員,有的是團長或區長,關於論文詩歌之類,我覺得我們不必和他多談。但即使是讀書人,其實還是一樣的說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謂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訓練弄慣了,將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顧不及增加營養。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畫一個工人,手捏鐵鏟或鶴嘴鍬,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風順,算是好的。現在是要畫一個少年軍人拿旗騎在馬上,裏面“嚴辦!嚴辦!”(8)這才庶幾免於罪戾。至於什麼“諷刺”,“幽默”,“反語”,“閑談”等類,實在還是格不相入。從格不相入,而成為視之懵然,結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亂七八糟,誰也莫明其妙。
還有一層,是終日檢查刊物,不久就會頭昏眼花,於是討厭,於是生氣,於是覺得刊物大抵可惡——尤其是不容易瞭然的——而非嚴辦不可。我記得書籍不切邊,我也是作俑者之一,當時實在是沒有什麼惡意的。後來看見方傳宗先生的通信(見本《絲》一二九),竟說得要毛邊裝訂的人有如此可惡(9),不覺滿肚子冤屈。但仔細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圖書館員,那麼,要他老是裁那並不感到興趣的毛邊書,終於不免生氣而大罵毛邊黨,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檢查員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發火,開初或者看得詳細點,但後來總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條最穩當的路:扣留。
兩個月前罷,看見報上記着某郵局因為扣下的刊物太多,無處存放了,一律焚毀。我那時實在感到心痛,彷彿內中很有幾本是我的東西似的。嗚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遊記傳奇》呵。我的……。
附帶還要說幾句關於毛邊的牢騷。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和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復香爐燭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於將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與李老闆(10)約:別的不管,只是我的譯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闆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確是毛邊。不過在書鋪里,我卻發見了毫無“毛”氣,四面光滑的《彷徨》之類。歸根結蒂,他們都將徹底的勝利。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板床上吸煙捲——彩鳳牌——了。
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
(11)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於過激,過激便近於共產黨,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產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於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於必須防止近於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於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於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於《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12)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於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將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麼大關係了。
那麼,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只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郁達夫先生,(13)說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麼惡意來。這就證明着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語絲》的莫明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只是我們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檢查員云云,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於一四五期以後,這裏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
“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並非他的手腳了。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
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於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稜鏡呢,還是凸面或凹面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面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面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並不壞。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於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贊成。
(15)直要待到蔡松坡(16)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齣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於天(17)了。
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次更論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於籌畫,只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覆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18)。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於有一群制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於天。
世事也還是像螺旋。但《語絲》今年特別碰釘子於南方,彷彿得了新境遇,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這一點,我自以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這裏常見的標語。但由我看來,這彷彿已經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後方的一大部分的人們的心裏,是“革命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主人翁,則對於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刊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於赤化之慮者無論矣,而要說不吉利語,即可以說是頗有近於“反革命”的氣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歡。而《語絲》,是每有不肯湊趣的壞脾氣的,則其不免於有時失蹤也,蓋猶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語絲》周刊第一五四期。
(2)《語絲》第一四七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隨感錄》二十八是豈明所作的《光榮》。內容是說《語絲》第一四一期登載了一篇《吳公如何》,指斥吳稚暉提議“清黨”,殘殺異己,因而從那一期以後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
(3)《新生》文藝周刊,北京大學新生社編輯發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創刊,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十一期停刊。
(4)《沉鍾》文藝刊物,沉鍾社編輯。一九二五年十月創刊於北京,初為周刊,僅出十期;次年八月改為半月刊,中經休刊復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有林如稷、馮至、陳煒謨、陳翔鶴、楊晦等。這裏是指半月刊。
(5)《斯文》月刊,日本出版的漢學雜誌,佐久節編,一九一九年二月創刊於東京。該刊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九編第一號起連載《西遊記雜劇》(非傳奇)。《西遊記雜劇》,現存本題元吳昌齡撰,實為元末明初楊訥(字景賢)所作,共六卷。我國佚亡已久,一九二六年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見明刊楊東來評本。
(6)《君山》韋叢蕪作的長詩,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
(7)黎錦明湖南湘潭人,小說家。《烈火》是他的短篇小說集(書名無“集”字),一九二六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8)這是廣州的所謂“革命文學社”出版的反共刊物《這樣做》(旬刊)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的封面畫,以後各期均沿用。
(9)方傳宗關於毛邊裝訂的通信,載《語絲》第一二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其中說,毛邊裝訂在作者是作品“內容淺薄的掩丑”,對於讀者,則“兩百多頁的書要受十多分鐘裁剖的損失”,所以他反對毛邊裝訂。從通信中知道他當時是福建一個學校的圖書館館員。
(10)李老闆指北新書局主持者李小峰。
(11)大概指發表在《這樣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上署名俠子的《東風》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說:
“在這革命火焰高燃的當中,我們所渴望着的文學當然是革命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拙作《東風》載在這革命的刊物里,本來是不對的……
希望讀者指正和原諒。”
(12)教育部禁止白話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發佈禁止白話文令,說使用白話文是“坐令俚鄙流傳,斯文將喪”,下令“所有國文一課,無論編纂何項講義及課本,均不準再用白話文體,以昭劃一而重國學”。
(13)郁達夫的受反動報刊攻擊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發表的《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該文主旨在攻擊他認為“足以破壞我們目下革命運動(按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大危險”的“封建時代的英雄主義”。文中有這樣一段:“處在目下的這一個世界潮流里,我們要知道,光憑一兩個英雄,來指使民眾,利用民眾,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真正識時務的革命領導者,應該一步不離開民眾,以民眾的利害為利害,以民眾的敵人為敵人,萬事要聽民眾的指揮,要服從民眾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為這是迂闊之談,那末你們且看着,且看你們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能夠持續幾何時。”這些話對於當時的蔣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動刊物《這樣做》第七、八期合刊上發表叛徒孔聖裔的《郁達夫先生休矣!》一文,攻擊說:“我意料不到,萬萬意料不到郁達夫先生的論調,竟是中國共產黨攻擊我們勞苦功高的蔣介石同志的論調,什麼英雄主義,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郁達夫先生!你現在是做了共產黨的工具,還是想跑去武漢方面升官發財,特使來托托共產黨的大腳?”
(14)《洪水》創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創刊於上海。
初為周刊,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復刊,改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15)袁世凱於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為“洪憲”,自稱“中華帝國”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關於他看特印的報紙一事,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引《虎庵雜記》:“項城(按指袁世凱)在京取閱上海各報,皆由梁士詒、袁乃寬輩先行過目,凡載有反對帝制文電,皆易以擁戴字樣,重製一版,每日如是,然後始進呈。”
(16)蔡松坡(1882—1916)名鍔,湖南邵陽人。辛亥革命時在昆明起義,任雲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雲南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后病故於日本。
(17)龍馭上賓於天封建時代稱皇帝的死為“龍馭上賓於天”(或龍馭賓天),即乘龍仙去的意思。《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18)“清道”封建時代,帝王和官員出入,先命清掃道路和禁止行人,叫做“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