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的第一本書

《啊，上海男人！》結集成書了，才發現，這竟是第一本我為大陸讀者所寫的書，收入文章多數在《文匯報》發表過。在此之前，所有的書都是“轉載”。這個不經意的發現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兩天德國編輯問我的話：“在你的寫作時間分配上，亞洲和歐洲所佔比例如何？”還沒人這樣問過，沉吟了一會兒才能回答：“1995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給歐洲，八十給中國台灣；1995年以後，百分之二十給歐洲，百分之四十給中國台灣，四十給中國大陸。”面對三個讀者群，每一個讀者群的知識範圍和關心的題目非常不同，可是，我之所以能夠在三個文化圈之間“遊藝”，表示這些讀者群仍有一個共同的文學品位，因為一個我，即使用不同的語言，不可能有兩個表現風格。1995年在我的寫作歷程中是一個關鍵，因為這一年，《文匯報·筆會》副刊開始有我的專欄，像一扇窗子突然敞開——正值古老中國的20世紀，生命躁動一如初始：我看見，我聆聽，我印證腦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嶄新而陌生的印象；還沒回過神來，一半的我，已是一個大陸作家。

這本書里有三場論戰，分別發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人！》刊出的當天，聽說《文匯報》編輯們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憤怒的上海男人的電話；可惜這些憤怒的聲音沒有文字呈現，否則一定是最鮮活生動的上海話！這裏所收的十來篇議論文章——來自大陸各省、台灣以及法國、加拿大、美國、日本，我相信肯定還有我沒機會看到的——並不曾解決任何問題，嚴重的各說各話使得討論失去焦點，等於沒有討論；但是各說各話在這裏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體地突現了在不同文化氛圍里的人們對文化認知可以錯離到什麼程度。大陸人和台灣人也許使用一樣的詞彙：解放、女權、自主意識等等，但是每一個詞所蘊含的意義卻由於社會條件的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異。這場關於上海男人的爭論顯得有點兒光怪陸離，我覺得，倒正是我們的時代特徵。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發表之後，一位當地作家說，一夜之間“龍應台變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敵”。文字能使一個人成為“人民公敵”，還真是對文字的高度讚頌。新加坡人和中國大陸人、台灣人、香港人以及留美華人都加入了這場論戰，每一個人都因為見證過不同的歷史而對問題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處在相對閉鎖的社會裏，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識，我們如何形成判斷？一個人若對自己毫不懷疑；他又如何能傾聽別人、與別人對話？

可是認知不同豈止限於文化與文化之間？畫家何懷碩與我同屬一個社會，而且是朋友，卻也可以爆發一場小小的辯論。知識分子，在一個專制和一個民主體制里，佔有非常不同的地位，發揮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識分子容易成為英雄；在後者，他覺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間悖論在於，英雄時代的他本來就致力於社會由專制轉向民主，轉向成功之後，他卻悵悵然找不到自己！我們之間的爭執多多少少反映了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在經驗的價值變遷。

沒有一場爭論是我事先設計、有意掀起的，但是每一場爭論對我個人都有一個震撼：如果沒有理性和知識作為基礎，任何討論都只是口沫橫飛的幼稚爭吵而已。一個社會的成熟程度，可以由它所表現出來的理性和知識程度來衡量吧。有一個念頭總使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沒有能力看見自己的盲目？

任何城市都是寂寞荒涼的，除非你在裏頭恰好碰上幾個可愛的人。《文匯報》的《筆會》為我打開一片繁花似錦的世界——在一個寫作者的眼裏，醜陋也是美麗的——我為這樣的機緣覺得謙卑而感謝。

1998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