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關於《寒夜》

關於《寒夜》，我過去已經談得不少。這次在談《激流》的回憶里我寫過這樣的話：“我在自己身上也發現我大哥的毛病，我寫覺新……也在鞭撻我自己。”那麼在小職員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東西。我曾經對法國朋友講過：我要不是在法國開始寫了小說，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會得到他那樣的結局。這不是虛假的話，但是我有這種想法還是最近兩三年的事。我借覺新鞭撻自己的說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過去我一直背誦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丹東的名言：“大膽，大膽，永遠大膽！”丹東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斷頭機上，後來給埋葬在巴黎先賢祠裏面。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過先賢祠，但是那裏的情況，我一點也記不起了。除了那句名言外，我只記得他在法庭上說過，他的姓名要長留在先賢祠里。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寫過一個短篇《丹東的悲哀》對他有些不滿，但他那為國獻身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學習。我在三十年代就幾次引用丹東的名句，我寫覺慧時經常想到這句話。有人說覺慧是我，其實並不是。覺慧同我之間最大的差異便是他大膽，而我不大膽，甚至膽小。以前我不會承認這個事實，但是經過所謂“文化大革命”后，我對自己可以說看得比較清楚了。在那個時期我不是唯唯諾諾地忍受着一切嗎？這究竟是為了什麼？我曾經作過這樣的解釋：中了催眠術。看來並不恰當，我不單是中了魔術，也不止是別人強加於我，我自己身上本來就有毛病。我幾次校閱《激流》和《寒夜》，我越來越感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着頭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樣。在向著偉大神明低首彎腰叩頭不止的時候，我不是“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嗎？

我寫《寒夜》和寫《激流》有點不同，不是為了鞭撻汪文宣或者別的人，是控訴那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那個一天天腐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際一個夜晚，在重慶警報解除后一兩個小時，我開始寫《寒夜》。當時我的腦子裏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過是一個貧苦的患肺結核的知識分子。我寫了躲警報時候的見聞，也寫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糾紛。這一切都是圍繞着汪文宣進行的。我並沒有具體的計劃，也不曾花費時間去想怎樣往下寫。但肺病患者悲慘死亡的結局卻是很明確的。這樣的結局我見過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過肺病。的確是這樣：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機會順利地走上了文學道路，我也會成為汪文宣。汪文宣有過他的黃金時代，也有過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讓那一大段時期的現實生活毀掉了。我寫汪文宣，寫《寒夜》，是替知識分子講話，替知識分子叫屈訴苦。在當時的重慶和其他的“國統區”，知識分子的處境很困難，生活十分艱苦，社會上最活躍、最吃得開的是搞囤積居奇，做黃（金）白（米）生意的人，還有卡車司機。當然做官的知識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權有勢。做小官、沒有掌握實權的只得吃平價米。

那一段時期的確是斯文掃地。我寫《寒夜》，只有一個念頭：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我的腦子裏常常出現三個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陳范予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幾次談到他，他患肺結核死在武夷山，臨死前還寫出歌頌“生之歡樂”的散文。但是在給我的告別信里他說：“咽喉劇痛，聲音全部啞失……。最近幾個月來我已受夠了病的痛昔。”第二位是另一個老友王魯彥兄。在他需要幫助的時候，我沒有認真地給他援助。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的聲音已經啞了，但他還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後聽說他只能用鈴子代替語言，卻仍然沒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涼地死在鄉下。第三位是我一個表弟。抗戰初期他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後來回到家鄉，仍在郵局服務。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體弱，不知道他有病。以後聽說他結婚，又聽說他患肺結核。最後有人告訴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幾次要求家人讓他死去，他的妻子終於滿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難。我想擺脫這三張受苦人的臉，他們的故事不斷地折磨我。我寫了幾頁稿紙就讓別的事情打岔，沒有再寫下去。是什麼事情打岔？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後，日軍進入貴州威脅重慶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後記里說，朋友趙家璧從桂林撤到重慶，在金城江大火中喪失一切，想在重慶建立新的據點，向我約稿，我答應給他一部小說。我還記得，他來找我，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樓梯下那間很小的屋子裏。他毫不氣餒地講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計劃，忽然外面喊起“失火”來，大家亂跑，人聲嘈雜，我到了外面，看見樓上冒煙，大吃一驚。蕭珊當時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慶，我這年七月從貴陽去看她，準備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剛住下來，就聽到各種謠言，接着開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沒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門外行人路上。這是我唯一的行李，裏面幾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譯稿，我自己的一些殘稿，可能有《寒夜》的前兩頁。倘使火真的燒了起來，整座大樓一定會變成瓦礫堆，我的狼狽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斷之後也不會再寫下去了，因為汪文宣一家住在這座大樓里，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講的故事就圍繞着這座樓、就在這幾條街上進行，從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併未成災就給撲滅了，我的生活也不曾發生大的變化。蕭珊從成都回來，我們在樓梯下的小屋裏住了幾個月，後來又搬到沙坪壩借住在朋友吳朗西的家中。家壁的圖書公司辦起來了。我沒有失信，小說交卷了，是這年（一九四五）上半年在沙坪壩寫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邊，另外寫了一本《第四病室》，寫我前一年在貴陽中央醫院第三病室里的經歷。在重慶排印書稿比較困難，我的小說排竣打好紙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佈投降了。

八年抗戰，勝利結束。在重慶起初是萬眾歡騰，然後是一片混亂。國民黨政府似乎毫無準備，人民也沒有準備。從外省來的人多數都想奔回家鄉，卻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處尋找門路。土紙書沒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顯得更冷清，家壁的圖書公司當然也是這樣。小說沒有在重慶印出，家壁把紙型帶到上海。我還留在重慶時，有熟人搭飛機去上海，動身的前夕，到民國路來看我，我順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帶去。後來朋友李健吾和鄭振鐸在上海創辦《文藝復興》月刊，知道我寫了這本小說，就拿去在刊物上連載。小說剛剛刊出了第一部分，趙家璧回到上海，準備出版全書。他和振鐸、健吾兩位都相熟，既然全書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繼續連載，小說只發表了一次，為這事情我感到對不起《文藝復興》的讀者（事情的經過我後來才知道）。因此我決定把下一部小說交給這個刊物。

下一部長篇小說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寫了幾張稿紙，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在那間樓梯下的屋子裏接下去又寫了二三十頁。在重慶我並沒有家。這中間蕭珊去成都兩次：第一次我們結婚後她到我老家去看看親人，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裏我開始寫《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傳出不久，一位中國旅行社的朋友幫忙買到一張飛機票讓她匆匆地再去成都，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後來因為別的事情（有人說可以弄到長江船上兩個鋪位，我夢想我們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來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鋪位，那樣小的地方我們躺下去都沒有辦法，只好將鋪位讓給別的朋友），她還是回到重慶。我的女兒就是在重慶寬仁醫院出世的。我續寫《寒夜》是在蕭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時候，那些日子書印不出來、書沒有人要，出版社裏無事可做，有時我也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來便關在小房間裏寫文章，或者翻譯王爾德的童話。

我寫《寒夜》，可以說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彷彿就是與我們住在同樣的大樓、走過同樣的街道、聽着同樣的市聲、接觸同樣的人物。銀行、咖啡店、電影院、書店……我都熟習。我每天總要在民國路一帶來來去去走好幾遍，邊走邊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間的生活，然後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圍發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滅，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裏我象若干年前寫《滅亡》那樣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這樣在我的小說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樹生也出來了，他的母親也出現了。我最初在曾樹生的身上看見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後來我寫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蕭珊。所以我並不認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寫第四篇《回憶》時還說：“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樣。”

我寫《寒夜》也和寫《滅亡》一樣，時寫時輟。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說放在一邊。朗西有一個親戚在上海辦了一份《環球》畫報，已經出了兩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畫報組稿，要我為它寫連載小說，我把現成的那一疊原稿交了給他。小說在畫報上刊出了兩次，畫報就停刊了，我也沒有再寫下去。直到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見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說，我把已寫好的八章重讀一遍，過幾天給他送了去。《寒夜》這樣就在八月份的《文藝復興》二卷一期開始連載了。

《寒夜》在《文藝復興》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載完畢。我住在霞飛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編輯阿湛每個月到我家來取稿一次。最後的“尾聲”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成。一月份的刊物說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實脫期是經常的事。我並沒有同時寫別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譯薇娜·妃格念爾的回憶錄《獄中二十年》。我還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擔任義務總編輯兼校對，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當作資本家批鬥過一次，就象我因為寫過《家》給當作地主批鬥過那樣。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對工作做得特別草率，在我看過校樣的那些書中，人們發現不少的錯字。

《寒夜》寫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個重慶小職員的生活。那一段時期我在重慶，而且就生活在故事發生和發展的那個地區。後來我在上海續寫小說，一拿起筆我也會進入《寒夜》裏的世界，我生活在回憶里，彷彿在挖自己的心。我寫小說是在戰鬥。我曾經想對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幫助，可是大哥因破產後無法還債服毒自殺；三哥在上海患病無錢住院治療，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趕回上海設法送他進醫院，他已經垂危，分別五年後相處不到三個星期。他也患肺病，不過他大概死於身心衰竭，不象汪文宣死得那樣痛苦。但是他在日軍侵佔“孤島”后那幾年集中營似的生活實在太苦了。沒有能幫忙他離開上海，我感到內疚。我們在成都老家時他的性格比我的堅強、樂觀，後來離開四川，他念書比我有成績。但是生活虧待了他，把他的銳氣和豪氣磨得乾乾淨淨。他去世時只有四十歲，是一個中學英文教員，不曾給過婚，也沒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學生，還留下幾本譯稿。我葬了他又趕回重慶去，因為蕭珊在那裏等着孩子出世。

回到重慶我又度過多少的寒夜。搖晃的電石燈，凄涼的人影，街頭的小攤，人們的訴苦……這一切在我的腦子裏多麼鮮明。小說“尾聲”的最後一部分就是根據我當時的一篇散文改寫的。小說的主要部分，小說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寫成的。我的確有這樣一種感覺：我鑽進了小說裏面生活下去，死去的親人交替地來找我，我和他們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對我並不是陌生的，這裏有我那幾位親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橋牌，就是在我同蕭珊之間發生過的事情。寫《寒夜》的時候我經常想：要不是我過去寫了那一大堆小說，那麼從桂林逃出來，到書店做個校對，萬一原來患過的肺病複發，我一定會落到汪文宣的下場。我還有一個朋友散文作家繆崇群，他出版過幾本集子，長期患着肺病，那時期在官方書店正中書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醫院裏，據說他生病躺在宿舍里連一口水也喝不到，在醫院斷氣時也無人在場。他也是一個汪文宣。我寫汪文宣，絕不是揭發他的妻子，也不是揭發他的母親。我對這三個主角全同情。要是換一個社會，換一個制度，他們會過得很好。使他們如此受苦的是那個不合理的舊社會制度。生活這樣苦，環境這樣壞，糾紛就多起來了。我寫《寒夜》就是控訴舊社會，控訴舊制度。

這些年我常說，《寒夜》是一本悲觀、絕望的小說。小說在《文藝復興》上連載的時候，最後的一句是“夜的確太冷了”。後來出版單行本，我便在後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溫暖”。意義並未改變。其實說悲觀絕望只是一個方面。我當時的想法自己並未忘記，也永遠不會忘記。我雖然為我那種“憂鬱感傷的調子”受夠批評，自己也主動作過檢討，但是我發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舊社會、舊制度的死刑。我指出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徹底潰爛，不能再繼續下去。舊的滅亡，新的誕生；黑暗過去，黎明到來。奇怪的是只有在小說日文譯本的書帶上才有人指出這是一本充滿希望的書。有一位西德女學生在研究我這本作品準備寫論文，寫信來問我：“從今天的立場來看你會不會把幾個主角描寫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麼懦弱的，樹生不那麼嚴肅的，母親不那麼落後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過去我已經改了兩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印《寒夜》單行本的時候和一九六○年編印《文集》最後兩卷的時候。我本來想把《寒夜》和《憩園》、《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編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擔任編輯的朋友認為這樣做，篇幅過多，不便裝訂，我才決定多編一冊，將《寒夜》抽出，同正在寫作中的《談自己的創作》編在一起。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遲，到一九大二年八月才印出來，印數不過幾千冊。那個時候文藝界的鬥爭很尖銳，又很複雜，我常常感覺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後高高舉着，我不能說我不害怕，我有時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動了感情健忘病又會發作，什麼都不在乎了。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就是這樣“出籠”①的。我最這篇發言在十年浩劫中吃夠了苦頭，自己也作過多次的檢查。現在回想那篇發言的內容，不過是講了一些尋常的話，不會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講的超過多少。我在一九六○年寫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後記》中談到《憩園》和《第四病室》（也附帶談到《寒夜》）時，就用了自我批評的調子。我甚至說：“有人批評我‘同情主人公，憐憫他們，為他們憤怒，可是並沒有給這些受生活壓迫走進了可怕的絕路的人指一條出路。沒有一個主人公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爭過’。我沒法反駁他。”

我太小心謹慎了。為什麼不能反駁呢？多年來我一直在想，法庭審判一個罪人，有人證物證，有受害者、有死屍，說明被告罪大惡極，最後判處死刑，難道這樣審判並不合法，必須受害者出來把被告亂打一頓、痛罵一通或者向“青天大老爺”三呼萬歲才算正確？我控訴舊社會，宣判舊制度的死刑，作為作家我有這個權利，也有責任。寫《寒夜》時我就是這樣想，也就是這樣做的。我恨那個制度，蔑視那個制度。我只有一個堅定的思想：它一定要滅亡。有什麼理由責備那些小人物不站起來“鬥爭”？我國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是十分善良，只要能活下去，他們就願意工作。然而汪文宣在當時那種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夠。

關於《寒夜》我不想再說什麼，其實也不需要多說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開會，空閑時候重讀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歡這本小說，我更喜歡收在《文集》裏的這個修改本。我給憋得太難受了，我要講一句真話：它不是悲觀的書，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為了迎接黎明！《回憶》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里寫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年尾在成都學道街一座小樓上修改這小說的情景”，那時的生活我不但沒有忘記，而且對我顯得十分親切。由於朋友李宗林的安排，我得到特殊的照顧，一個人安靜地住在那座小樓上寫文章。我在那間陽光照得到的樓房裏寫了好幾個短篇和一本成為廢品的中篇小說。在那三個月的安適生活中，我也先後校改了三本小說的校樣，最後一本便是《寒夜》。

校改《寒夜》時我的心並不平靜。那是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時期，我作為一個客人住在小樓上，不會缺少什麼。但周圍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例如掛在街上什麼地方的“本日供應蔬菜”的牌子，我有時也看到，幾次都是供應“涼粉”若干。有一天我剛剛走出大門，看見一個人拿着一個菜碗，裏面盛了一塊白涼粉，他對旁邊一個熟人說：“就這樣一點點。”

就在供應如此緊張的時候，我的表哥病倒了。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環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的收信人。我學英語，他是我的啟蒙老師。在我一九二○年秋季考進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補習班以前，他給過我不少的幫助。可是後來在他困難的時期我卻不能給他任何的支持。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成都，他在灌縣都江堰工作，不曾見到他。一九六○年我再去成都，看望姑母，他剛剛退職回家，我們同到公園喝過茶。過了些時候我再去姑母家，表哥在生病，桌上放了滿滿一杯葯汁。他的聲音本來有點啞，這時厲害了些，他說醫生講他“肝火旺”，不要緊。後來我的侄兒告訴我，在醫院遇見我表哥，懷疑表哥患肺結核，勸他住院治療，他不願意，而且住院也有困難。以後聽說表哥住到城外他兒子的宿舍里去了，我讓我一個侄女去看過他。病象越來越顯著，又得不到營養品，他兒子設法買一點罐頭，說是他想吃面，我叫侄女騎車送些挂面去。沒有交通工具，我說要去看他，卻又怕麻煩，一天推一天。聽說他很痛苦，聲音全啞了，和汪文宣病得一樣，我沒有想到他那麼快就閉上了眼睛。有一天我一個堂兄弟來告訴我，表哥死了，已經火化了。沒有葬儀，沒有追悼會，那個時候人們只能夠這樣簡單地告別死者。可是我永遠失去了同表哥見面的機會。只有在知道他的遺體火化之後，我才感覺到有許多話要對他說！說什麼呢？對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的感激和歉意啊！沒有他們，我這個不懂事的孩子能夠象今天這樣地活下去嗎？

堂兄弟還對我說，他去看過姑母。姑母很氣憤，她感到不公平。她一生吃夠了苦，過了八十歲，還看見兒子這樣悲慘地死去，她想不通。堂兄弟還說，表哥的退職費只花去一小部分，火葬也花不了什麼錢。表哥死後我沒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話。我不敢面對現實，只好逃避。不多久我因為別的任務趕回上海，動身前也沒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在成都沒有同她母子告別，我總覺得欠了一筆償不清的感情的債。我每次翻讀《寒夜》的最後一章，母親陪伴兒子的凄涼情景象無數根手指甲用力地握痛我的心。我彷彿聽見了兒子斷氣前的無聲哀叫：“讓我死吧，我受不了這種痛苦。”我說，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識分子長時期的悲劇必須終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樣寄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然後搭火車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車。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幫助不少，以後在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經常同他見面。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監獄中受盡苦刑，身上還留着傷痕和後遺症。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會堂最後一次看見他，他神情沮喪、步履艱難，我無法同他多談。當時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躍，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計他也會遇到麻煩，但絕對沒有想到過不了幾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盡侮辱給迫害致死。兩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開追悼會為他平反雪冤。我打電話託人代我獻了一個花圈，這就是我對一個敬愛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點心意了。我是一個無神論者。我絕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結束這篇《回憶》時，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願宗林同志的靈魂得到安寧。也祝願我姑母和表哥的靈魂得到安寧。……——

註釋：

①“出籠”：“四人幫”時期流行的用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