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講 《復活》

今天講托爾斯泰（1828—1910）的《復活》。寫這本書，托爾斯泰共花了從1889年到1899年整整10年的時間。我們讀起來會感到沉悶，它不是那種令人愉悅的讀物。我們所看到的《復活》的電影，是把它的比較世俗化的一面，作為主要的部分，看起來自然比較好看。

可是讀這本書的時候，你會感到很累，它不像《巴黎聖母院》那麼艷麗，歡樂，熱鬧，那麼響亮，這東西看起來就有點悶了。我常常想一個問題，20世紀出現了許多文學流派，非常之多，它們都是以獨特性取勝的，非常具有特徵。而這種特徵性其實大有問題，它們經不得別人來摹仿它，但它們又非常易於被摹仿，因為它們特點突出。一旦被摹仿，它們的特徵性就被抹煞。然後大家就需要坐下來談判，誰是第一個，好像價值就在於第一個。20世紀的藝術潮流都有這麼個問題，好像思想和形式的地盤都被佔領了，不得不獨闢蹊徑。於是我們便陷入這樣一個困惑：什麼才是我們的理想，究竟什麼是藝術的理想。而我覺得像托爾斯泰，雨果他們是沒有特點的，我覺得越好的作家越不具備特徵性，至少，特徵性在他們是極其不重要的。他不是以特徵性取勝的，他靠的是什麼呢？靠的是高度。我想托爾斯泰永遠不會怕別人去摹仿他，也不用怕別人去擠他的地盤，因為他超出地面，站在高處。我看托爾斯泰的東西，特別感到激動，我覺得他站得那麼高，可卻像你人生的夥伴，在你最困難時他可以幫助你，他總是要告訴你一個理想，這個理想你很難達到，可有了它在，事情就不同了。我特別想告訴你們我讀它的感想，但是今天我們不能感情化地議論它，我們的任務是要分析它。

先把故事敘述一下，這故事也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我不知道你們看沒看過電影，我看電影時覺得有一個場面是很好的，很有概括性的，表現了托爾斯泰《復活》的世界。這是一個怎樣的場面呢？就是流放的人群在西伯利亞茫茫的天地之間，大風雪中行進的場面。這場面給我的感動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人，在這蒼茫的天地之間，我們不知道哪是開始，哪是結束，我們那麼茫然，盲目，那麼痛苦，那麼受折磨，但我們必須走下去，走下去靠什麼呢？靠什麼支持呢？這個故事的情節實際上很簡單，大家都知道它的主人公有兩個，一個是聶赫留多夫，還有一個是瑪絲洛娃。我們依然像以前一樣，故事發生的背景年代我們不談它，直接切入內容。聶赫留多夫是個貴族，瑪絲洛娃是在他的兩個老姑姑家做使女的。他的兩個姑姑是兩個未出嫁的老姑娘，她們有莊園，是地主。瑪絲洛娃的母親是個女農奴，有許多私生子，父親各不相同。瑪絲洛娃的父親是個茨岡人，也就是吉普賽人，所以她是個漂亮的混血兒，黑頭髮，黑眼睛。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她的東家，也就是兩個老處女中的一個到傭人的房裏來，看到這個漂亮的嬰兒，動了惻隱之心，說我來做她教母。從此，她就有了個有錢的教母，漸漸地她長成一個活潑伶俐的少女，進了老處女的內室，做了貼身丫頭。她的地位就處在傭人和養女之間。這種身份使她生出一種虛榮心，她習慣了過好日子，她在貴族的大房子裏過的日子顯然比農奴要好。她16歲時家裏來了個客人，從大城市莫斯科來的，是兩個老處女的侄子，那就是聶赫留多夫。一個大學生，年輕，英俊，善良，純潔，信仰進步的英國社會學家赫伯斯。斯賓塞，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在土地問題上主張民主和平等，他的思想對年輕的聶赫留多夫留下很深的烙印，可說是他的信徒。他就懷着這樣的信仰和感情到了莊園，生活了一個月，和瑪絲洛娃產生了愛情。度完暑假他回了莫斯科，三年以後才又來到莊園。這時他已是個軍官，一個王室的軍官，馬上要去打仗，路過姑姑家，就住了幾天。三年後的聶赫留多夫完全變了，從前的信仰在他看來非常可笑。他年少時曾經從他父親名下繼承很小的幾塊土地，在斯賓塞的信仰下，他把土地還給農民了。三年後他回想這一舉動則覺得非常幼稚。他學會玩女人，也學會喝酒，他在兵團里沾染了所有軍官都有的壞習氣。這些軍官的生活是怎樣的呢？他們都是貴族，專門有人侍候他們，幫他們刷馬，擦武器，他們只是喝酒，玩笑，他在這環境裏已變得荒唐了。當他見到瑪絲洛娃時，他年輕時的感情一下子撲面而來，但情形卻憋得複雜了。一方面那種純潔性使他感覺非常愉快，另一方面又覺得愛情如果是這麼純潔的活簡直是一無所得，因此在他離開莊園的前一天晚上，他就和瑪絲洛娃發生了肉體關係。就在這一晚，瑪絲洛娃懷上了他的孩子，而聶赫留多夫一去不回。有一天，她聽她的養母說這個侄子可能要路過這兒，她日夜等着這一天，好告訴他懷孕的事情。可到了這天，他卻來電報，說他有緊急事情不能不車了。這天晚上她跑到了車站，找到了這列車，她甚至看到了聶赫留多夫坐在非常溫暖的車廂里，在喝着酒。外面下着雨，地上是泥濘，她喊他，可他沒聽見，最後車開走了。從此後她陷於絕望，她不能好好乾活，總發脾氣，她的身孕也一天天顯出來了，最後她就被兩個老處女趕出來了。她離開了她東家，也是她養母的家裏，到處流浪。這女孩長得非常漂亮，地位卻很卑微，於是她到哪裏都有一種同樣的命運等着她，就是引起男主人的邪念，然後把男主人或女主人得罪了，最終被趕出來，她總是逃不了這樣的命運。最後她用聶赫留多夫留給她的一百盧布在一個農戶住下來生下了孩子，孩子一下地就死了，她自己也得了產褥熱，在死亡線上掙扎，終於熬了過來，身無分文地再去找工作。還是那樣的結果，被男主人佔有，被女主人趕出來。無奈中到了城裏，投奔她的一個姨母粉。她姨母過着城市貧民的生活，自己開了個小洗衣作坊，希望瑪絲洛娃能當個洗衣女工。可是瑪絲洛娃已沾染了貴族習氣，她不習慣做工，不習慣貧苦的生活，所以她又去做女佣人，又重複以前的遭遇。幾次三番后她遇到一位太太，其實是個皮條客，去給有錢人找情人的。她最初的情人是一個作家，作家很忙，經常把她獨自個兒丟在小公寓裏，她便和院子裏的一個鄰居好上了，產生了近乎是愛情的情感，結果這個小職員卻把她給甩了。她的命運總是這樣：男人迷上她，又把她拋棄了。但經過這一系列風月場上的經歷，她變成了一個時髦女郎，喜歡穿好衣服，吃好東西，喜歡喝酒，喜歡抽煙。她姨母的生活顯然不能適應她，她能做什麼呢？這時她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做妓女，於是她就到了一個很大的妓院裏做了妓女，成為一個風月場上非常老練的女性。

附近有一個旅店和她們妓院有生意上的關係，客人需要妓女，這旅館就到她們妓院裏來找人。這個旅館的茶房和她挺熟的。有一天來妓院找她，說我們今天來了個客人挺有錢的，你來陪他吧。她去了，這個客人已經半醉，該做的一切都做好之後，就回到妓院。半夜裏卻被鴇母叫醒，老鴇說這個客人又從旅館跑到了妓院，喝酒，打鬧，酒喝到什麼程度？喝到身邊錢都沒有了，可他還要喝。老鴇就對馮絲洛娃說，你去過他旅館的房間，現在你去他的房間把酒錢拿來，他已經醉得走不動了。她到了旅館從他錢包里拿了酒錢，回到妓院。想不到這客人非要把她再帶回他的旅館，她真是被搞得疲勞透頂。這時兩個茶房，一男一女，就給她出主意，要不要給他吃點葯？我這兒有安眠藥，你給他吃點葯讓他睡覺吧。瑪絲洛娃一聽挺好，就把安眠藥放在他的酒杯里讓他喝了，想不到這是毒藥，客人喝下去就死了，死後警方發現錢包里的錢都沒了，其實是被兩個茶房拿走了。但葯是她放的，她也獨自動過錢包，沒有話說，就上了法庭。

很意外的，聶赫留多夫是這個案子的陪審團成員，在法庭上他看見了這個女人。他忽然想起很多年以前他和這個女孩子之間發生的事情，這事情對於他很遙遠，後來的生活又很豐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記得這麼一個鄉下丫頭。其時他是在一種什麼樣的生活里呢？他已經成年，他開始考慮結婚，成了這個城裏正當婚齡的貴族小姐的目標。

因為他有很多田產，他母親去世后，他繼承了大批大批的田地、莊園，而他已不再是當年那個英國無政府主義者的信徒，他不會再把土地還給農民了。他過着非常舒適的生活，他的形象也日益具備成熟的魅力。

他正卷人一場男女關係的糾葛之中。完全是因為羞怯，引起了一個無聊的貴族夫人的好奇心，貴族夫人把他勾引上手，而且緊緊抓住，不放他去。他幾次提出和她中斷關係，她都不幹，甚至以自殺相威脅。

他心裏面很受道德譴責，因為他每年都要到貴族夫人封地所在的縣裏去參加選綱，盡貴族該盡的責任，這夫人的丈夫是這縣裏的首席貴族，他難免要和他打交道，一打交道就覺得內疚和骯髒。這事纏着他，使他非常苦惱。其時又有一個公爵小姐，對他追求得很厲害，他不覺得她有什麼不好，也不覺得她有什麼好，他只是覺得她作為一個結婚的對象是可以接受的。她的身份、門第、教養都合乎規矩，合乎他的規範。但是他明白如果他要和公爵小姐結婚的話，他必須要了結和貴族夫人的關係。就是在他糾纏於這麼一堆亂七八糟的男女關係中，在這種情形下，他看到了瑪絲洛娃。她使他回想起他純潔的年輕時代了，那時候他那麼年輕，那麼純潔。這種回憶使他非常觸動，更使他觸動的是，他感覺到這女孩子的墮落是與他有關的，這使他自責。從此後他就開始為她奔走。

在陪審過程中他知道她的案情是冤枉的。然而因為陪審團的一個忽略，這個忽略是由很多無聊的原因造成的，一個小小的忽略，就決定了她將終身成為苦役犯，流放西伯利亞。他對她的內疚更是雪上加霜，由此他產生了很多懺悔。他決定做兩件事：一件是把他的土地還給他的農民。另一件是把瑪絲洛娃拯救出來。這本書分三卷，第一卷迅速地把所有這些過節交代完畢，然後進入拯救瑪絲洛娃的運作過程。

他首先去找律師，又去找副省長開特許探望證，然後和瑪絲洛娃見面，再和有關官僚打交道，爭取到上訴權，瑪絲洛娃的案子終於上訴到了樞密院。第二卷是從聶赫留多夫到彼得堡開始的。他到樞密院去活動，在活動當中，接觸了很多官僚，貴族，深入到權力機構的心臟里去。

他看到這架國家機器是怎樣運作，在運作過程中犯下怎樣的罪過，看到了這案子因為怎樣的無聊小事而受到阻礙，最後還是決定維持原判不變。無奈之中他告了御狀，就是把這案子告到了皇帝那裏。在此同時流放隊伍就要出發上西伯利亞了，他還不時地要去監獄探望。他這個貴族出現在監獄裏，引起了犯人的注意。因為他在監獄裏的特殊地位，就有很多犯人托瑪絲洛娃：我這案子你托你的貴族朋友去問問看，甚至連政治犯都通過看守遞條子給他請他提供幫助。所以他就不僅為瑪絲洛娃，而是為很多犯人很多案子在奔跑。他到彼得堡去時，身上是帶了好幾個案子的。第二卷結束時，瑪絲洛娃已經走上了去西伯利亞的道路。第三卷，按照我們普遍對長篇小說的界定看是非常累贅的一卷。這一卷里基本上都是聶赫留多夫和犯人，尤其是和政治犯的接觸的描述。這一卷有許多人都看不下去，可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這一卷。這一卷很簡單，沒有情節了，情節已經基本完成，聶赫留多夫上了去西伯利亞的道路，坐着馬車，跟隨着流放的隊伍。每天晚上他都去看瑪絲洛娃，為了替她改善待遇，將她調到政治犯的隊伍里，因此他接觸到了很多政治犯。在流放途中，他鄭重向瑪絲洛娃求婚。同時，一個叫西蒙松的政治犯，愛上了瑪絲洛娃。這兩個男人都很崇高，等待着瑪絲洛娃的選擇。瑪絲洛娃最終選擇了西蒙松，為什麼？因為她心裏明白，實際上聶赫留多夫是在為她作犧牲，他已經為她做得太多了。最後的情節是瑪絲洛娃和西蒙松結婚，御狀批下來了，依然是判有罪，但不幸中之大幸，把瑪絲洛娃的苦役刑改成了流刑。苦役刑要做苦工，流刑則可以選擇在西伯利亞任何地方安居下來。然後聶赫留多夫一個人從西伯利亞回來，與瑪絲洛娃最終分了手。大體上就是這樣一個情節線索。

我還是像以前一樣用一句話來概括一下，《復活》是怎樣一個心靈世界：它的世界是一個贖罪的世界，罪人的世界。關於原罪的概念，我想是基督教的概念，人生到這世上就是帶着罪惡的。那麼，托爾斯泰的罪人世界與此又有什麼區別，有什麼更高的價值呢？讓我們站在這個觀點的立場上再次審視托爾斯泰的《復活》。托爾斯泰是把這個罪人世界作了非常仔細的分析和描述，相比之下，原罪的概念便太抽象空泛了。但讓我們暫且借用一下“原罪”這個概念，就是說這世上生來就有，或者說是從聶赫留多夫生來已規定好了的罪人的世界，這個世界由兩類人組成：一類是貴族，另一類是相對於它而存在的農奴的群體。聶赫留多夫和瑪絲洛娃的糾葛可說是集中了這兩類人的罪過。

但在《復活》所展開的遼闊的罪人世界背景上，還有一些派生的情節。

發生在貴族的群體，一是公爵小姐對聶赫留多夫的追求，這件事情總起來說是一句話：吃飽了飯沒事做，極其無聊。他們有足夠的田地供他們做一些荒唐的男女遊戲。這些遊戲做得像真的一樣，其實裏面充滿了虛偽，可是卻真的投入了他們的一生在做。公爵小姐很有心機，她把聶赫留多夫看成她的獵物，用盡一切手腕。還有就是聶赫留多夫和那有夫之婦的一段男女之情，也是集荒唐，無聊，卑鄙，虛偽為一身的。再有卡明斯基決鬥案。在第二卷里，聶赫留多夫帶了瑪絲洛娃及好幾個案子到彼得堡樞密院，上下活動。他走到哪裏都聽到，這城裏剛發生一個決鬥案，轟動了彼得堡，所有的貴族和上層官僚都在談論這件事情。卡明斯基是個年輕軍官，一次在酒吧里和幾個軍官聚在一起聊天，所屬另一個軍團的軍官開始攻擊卡明斯基所在軍團怎麼怎麼不行，為了維護自己的軍團，卡明斯基起來就給了那人幾個耳刮子，那人便提出決鬥。決鬥的結果是，卡明斯基死了，但他為他的軍團爭得了光榮。兇手拘留兩周后，活動活動，就得到釋放。當時的彼得堡，宮廷里，辦公室里，客廳里，都被這案子激動了起來。這一群吃飽了飯沒事幹的人，在世上創造一些荒唐的業績，而無論罪孽有多大，都是不被指責的。當聶赫留多夫在彼得堡活動瑪絲洛娃的案子時，他家族的一個伯爵夫人對他說，這事你一定要去求瑪麗葉特，她丈夫管這事，你和她說了就行了。這瑪麗葉特是個敗落貴族家的女兒，嫁給一個官運亨通的官僚，由於生活寂寞，非常渴望與人調情。為了替瑪絲洛娃翻案，聶赫留多夫只得和她百般周旋。

農民群體中的派生情節是這樣一些：因為瑪絲洛娃的原因，聶赫留多夫進入到監獄這麼個充滿罪惡與懲罰的地方，他接觸到了許多平民的罪人，那都是些勞苦的民眾，無錢無勢。有一個明肖夫，是個農民，年輕農民，他的故事是幾千年來從未斷絕的故事。他的新婚老婆被地主勾引，他就到地主家裏去索討他的妻子，他把妻子帶回家，那邊又把他妻子帶回去。幾次反覆后，他就跑到地主家大鬧，鬧得非常厲害，結果是他被地主狠狠揍了一頓。當天晚上地主的家被燒了，很自然就懷疑到是明肖夫和他母親乾的，儘管他有非常有利的證人，當天晚上他確實是在他教父家裏，教父可以做證，而事實上這地主卻有着很大的嫌疑，因為他剛剛把他的房子投了保險，很可能是想騙取保險費。就這麼個案子，明肖夫母子被判西伯利亞流放。瑪絲洛娃把這案子托給聶赫留多夫，她說你幫他這個案子也爭取重新審理一下。聶赫留多夫和明肖夫談了話，他覺得這完全是一個無辜的人，當然也是個不很開竅的人，有點愚蠢，有點遲鈍，但完全夠不上判罪。還有一個費多霞，是個年輕漂亮的姑娘，有雙藍眼睛，頭髮是淡黃色的。她16歲時就結婚，結婚的晚上她非常恨她丈夫，她還是個孩子，根本不知道結婚是怎麼回事，她給她丈夫嚇住了，居然想害她丈夫，給他吃了毒藥，幸好沒死，但法院以公訴罪，把她抓起來了。在取得候審的8個月裏，她依然生活在丈夫家，和丈夫朝夕相處，一起勞動，吃飯，睡覺，她居然深深地愛上她丈夫。可是8個月過去了，她的案子要審了，又把她抓起來，而且定了罪。家裏人苦苦哀求，想把這案子撤掉，人也沒死，感情也很好，家裏又很缺勞力，可是不行。最後是她丈夫和她一同踏上流放之路。還有一個教派信使案，也是瑪絲洛娃托給聶赫留多夫的。在一個小村莊裏，一群人常在一起讀聖經，讀祈禱書，官員認為他們沒按東正教的方式解釋聖經，便定他們是邪教。他們作了很多解釋，但也不行，他們所有的罪證就是一本祈禱書，是個證據很不確鑿的案子。這一個群體全是由於麻木和愚昧犯有過失的人，生活在沒有教育、沒有開化的野蠻境地中，犯罪幾乎不可避免。

這兩個“原罪”集團可說是相輔相成而存在，是由於壓迫和被壓迫，剝奪和被剝奪而形成。聶赫留多夫與瑪絲洛娃分別是這兩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和覺悟者，這在以後我還將談到。我所以要借用“原罪”這一概念，是因為至少在《復活》的世界裏，它們已是被規定好的，是一切罪行的基礎。然後，在前者的權威和後者的過失之下，一個懲罰人的集團產生了，那就是我們所說的國家機器，一個官僚集團，它是由一些什麼樣的人組成呢？托爾斯泰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寫他們，非常仔細地描繪了他們。當他一走上法庭，意識到瑪絲洛娃的案件他所負有的責任后，就開始進入了線索。最初進入的是法庭的陪審團。這天，瑪絲洛娃的案子審理排在幾個案子後面，等挨到瑪絲洛娃時，陪審團已相當疲憊，他們的公正心，良心，正直心都處在一種麻木的需要休息的狀態。於是，他們開始瞎聊天了。聶赫留多夫很着急，他盼着陪審團能達成一個比較公正的意見，因為陪審團的意見很重要。但他又感到心虛，覺得自己好像與這個女犯人有什麼關係，自己出來說話不妥當，因此他只能焦慮地等待着他們走上正題。他們終於扯到這上面了，並且總算是認為瑪絲洛娃無罪，可當他們起草意見書的時候，卻留下一個重要的疏漏，他們認定瑪絲洛娃沒有謀財，竊財的用心，他們卻忘記了寫下瑪絲洛娃自然也就沒有殺人的用心。這麼一來好像是她殺了人，可她沒拿錢。這完全是個邏輯上的技術疏漏。陪審團的意見一送上去嘛，好了，你反正是殺了人，我管你為什麼不為什麼殺人，就判她有罪。以前聶赫留多夫參加陪審團從來不動感情的，可是這次不同，他動了感情。因為他和這法庭上的人有着種私人的關係，有着種使他去留心去關心的理由，他開始發現陪審團的麻本沒有同情心，可是卻掌握了決定別人命運的權利。這是懲罰人的集團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國家機器轉動起來的一個有力的部件，他們的工作可說是第一次推動。然後聶赫留多夫開始奔走，他首先去見了瑪絲洛娃。

他去見她也是一個觸目驚心的場赴，他從沒有進過監獄，從來不知道那裏的人是生活在怎樣一種情形之下。兩道鐵絲網，中間是獄卒在走來走去，他們在這邊，犯人在那邊，隔着鐵絲網喊來喊去，原來這就是探監。當他從這麼個地獄般的地方回到公爵小姐的客廳里，他忽然發現了這種高尚生活的偽善。然而等他終於和瑪絲洛娃面對面坐在一起的時候，卻沒有料到，他心目中那個惹人憐愛的好姑娘已變得矯揉造作，風情畢露，即使在這種場趕里還沒忘記向他賣弄風情，他不由感到深深的失望。即便是這麼個受迫害，受剝奪的弱者的集團，托爾斯泰也並不為他們開脫，他決不濫施同情心。瑪絲洛娃是個女罪人，托爾斯泰不是從社會和司法的立場，而是從人性的立場判定。她任何時候都想着要向男人賣弄風情，任何男人，警察也好，犯人也好，或者像聶赫留多夫這樣一個曾經和她有過純潔感情的人。有那麼一個片刻，聶赫留多夫懷疑自己這樣做是不是對，可他還是克制了厭惡的心情，繼續為她奔走，要為她找個好律師。他找到了莫斯科最大的律師，叫法納林。他進入了法納林家的客廳。法納林住着一幢非常豪華的房子，宮殿一樣，種着高大的植物，有着暴發戶的氣味，在他辦公室門口，坐了很多很多人，排隊等待接見。聶赫留多夫把他的名片遞交進去，於是沒經過排隊，律師就接見他了。法納林一見他就指着前一個訪客的背影說，你看那個人，錢多得不得了，可是他居然說上天無門。

他就這樣議論他的主顧，其實也是一種暗示：你只要有錢，什麼都能得到。聶赫留多夫對法納林再反感，也得求他，別無他法。法納林看了瑪絲洛娃的案宗，覺得案子確實很棘手，陪審團的意見寫得清清楚楚，你這等於要把整個陪審團意見推翻，重新來過，但我們當然要幫你辦啦，我們先上訴，上訴不行再告御狀，但我也事先告訴你，上訴如果不行的話，事情就大局已定了，告御狀一般是告不出什麼結果的。

接着，就指導聶赫留多夫，每一步驟內所應該去拜見的人物。臨了，聶赫留多夫又請教他如何取得特許證，能在任何時候探視瑪絲洛娃。

他說你這個事情，我可以告訴你找誰去辦，找誰去敲這個圖章，找一個副省長，名叫馬斯連尼科夫。這人倒和聶赫留多夫是老朋友了，他們曾在一個軍團共過事。他是個怎樣的人呢？他應該說是個厚道人，而且他奉公守法，沒什麼歪門邪道，一個規規矩矩的軍團會計官，可是他興趣狹隘，沒有個性，他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沒什麼幻想，但他確實不是壞人不會去算計別人，他甚至可稱得上是個好人。他娶了個老婆，很有錢，很精明。這個精明的老婆，設計了他的前途，那就是辭掉宮廷職務到地方上當官。在地方上他果然升得挺快，當上了副省長。聶赫留多夫到他家去，覺得非常受罪，夫婦倆都是那麼乏味，沒個性，一個典型的官僚生活面貌。但馬斯連尼科夫確實很幫忙，他的特許證很快就開出來了。後來，這個馬斯連尼科夫還幫了他一個忙，有個政治犯托他辦事的同時也給他提了個建議，說監獄其實是個大染缸，到處是刑事犯，好人都要變壞的，我建議你通過路子把瑪絲洛娃弄到醫院裏去工作，醫院很缺看護，那兒環境比較好，比較有秩序，人也比較正派，對女性比較好。聶赫留多夫就去求了馬斯連尼科夫，馬斯連尼科夫也在規定的許可下滿足了他。於是，瑪絲洛娃調到醫院裏去了，在那裏瑪絲洛娃學會了一點技能，而且在這一個較為正派的環境裏，開始認識到取悅男人的無聊和罪惡，這是瑪絲洛娃新生的一個契機，聶赫留多夫為她創造的契機。他們兩個人的復活和新生，就是這樣在一種相互作用裏面。這些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他們兩人都不斷地積累着認識和覺悟的準備。在律師法納林的指導下，聶赫留多夫到了彼得堡，在樞密院開始活動。他首先找的一個樞密官是專門管上訴的，直接針對他這個案子，叫沃爾夫。沃爾夫也是個正派人，並且他很以正直為自豪，他所謂的正直是他從不受賄賂，可他從來不以為他拿到的薪水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他沒有頭腦去懷疑自己。他不受賄，而且對受賄的人非常厭惡。他也娶了個很有錢的老婆，老婆帶給他每年一萬八千盧布的收人，所以他並不缺錢。他的官位是因為努力工作得到的，是一個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的官。他為政府辦事盡心盡意，而且合情合理，他也同樣沒有頭腦去懷疑他的忠誠與勤懇所造成的惡果。那是在一架向著錯誤方向運作的機器上的有力的部分。他有個兒子，非常厭惡自己的家庭，這是個很苦悶的家庭，家裏的人都沒有人性，說的都不是人話，於是孩子很小便開始酗酒，欠了許多酒債，沃爾夫為他兒子償還了兩筆債務后，就和兒子斷絕了父子關係，從此兒子就離開了家庭。這個官僚是要參加終審瑪絲洛娃上訴案子的一個重要成員。終審小組裏面還有個重要成員，是一個副檢察長，叫謝烈寧。

這倒是個非常有性格的人，他長得很漂亮，很瀟洒，是聶赫留多夫的大學同學，又是朋友，他很聰明，有理想，對社會有責任感。他不是那種庸庸碌碌的官僚。他有信仰，對人民也有感情，而且他自信自己還是有才能的。但事與願違。他以為要為社會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進人國家機器，進入國家機關，這樣才能直接為社會工作。然而一旦進入國家機關，他發現什麼都不對頭，都是些事務性的工作，這些事務在他看來那麼無聊，徒勞無益，充滿了文牘氣，官僚氣。他在這環境裏非常不適應，和上下級關係也不好，他不斷調動工作，每到一個新環境，就決心要好好工作。他認為這麼做是對的，可是心裏面又覺得不對頭，總有一股抗拒的力量，他卻沒有勇氣正視這股力量，所以他還是這樣順其常規的去做他所謂應該做的事。他的婚姻也是這種不對頭的婚姻，和他的妻子結婚他也認為很正常，好像如果不和這麼一個富有的、聰明的、有身份有容貌的人結婚是不可以的，簡直是太不正常了。一切行為都要符合這個社會的正常規範，可他心裏的抗拒力量始終在唱反調，始終使他痛苦。後來有了個女兒，女兒的舉止、打扮、氣質也是和他內心的願望不一樣，好像這孩子不是他的。他在家庭里也是感到很隔膜，又不曉得一切錯在什麼地方，他的一切都按照這個社會的常規去做，可就是覺得不對頭，職業不對頭，家庭不對頭，而最不對頭的是在宗教上。他在年輕時和聶赫留多夫一樣，有叛逆精神，是憤怒的反抗的青年。他們渴望把現有的一切砸碎，使社會變得更好，他們難免有時會是盲目的，可卻充滿了真實的熱情。他們把宗教信仰砸得粉碎，他們懷疑宗教，他們在懷疑一切的年紀里做了他們所能做的一切。可當他成為一個成熟的人，走進社會，感到不對勁，需要精神上的支援的時候，他發現他沒有宗教了。宗教是一種可支持大多數人正常生活，走入人群的東西，可他沒有了。他就是這樣一種斷裂層里的人，生活分裂了他。大家終於坐下來談這案子了，翻案的理由是很充分的，而且還有大律師到場，為瑪絲洛娃作出種種辯護。沃爾夫和謝烈寧的態度還算是明朗的，只是一個很微妙的原因，使得有一部分樞密官很反感這個案子。反感的原因是一個貴族去為一個妓女這麼奔走，他們覺得這裏面一定有些什麼私情，是一種曖昧的、不光彩的事。他們堅持原判，理由也非常充分，要尊重地方的法庭判決，尊重陪審團的意見，最後還是維持原判。

還有一個人物，叫托波洛夫，他也是彼得堡上訴局的，專門管宗教案子。聶赫留多夫所以去找他，是為前面說過的那個教派信使案。

托波洛夫看到這案子心裏就一跳，這案子其實他知道，曾經有一度是要翻過來的，那麼雞毛蒜皮，而且沒什麼證據的一個案子，可就是有那麼些熱心的主教在奔走，如若翻過來還會驚動皇上，皇上就會對他們上訴局不滿，怎麼你們辦了個冤案呢？他們的工作就將受到皇上的懷疑。他感到很為難。托波洛夫的工作是個非常矛盾的工作，首先他好像是宗教的化身，是執行上帝的不可動搖的意志，但事實上他卻運用人為的，包括暴力的方式來管理教會。但他是個老練的官員，他知道這案子非常棘手，他和聶赫留多夫說：好了，這我管，你別問了，這事由我來負責了。打發聶赫留多夫心存希望地走了。這個懲罰人的團體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在懲罰罪行的同時，又犯下了新的罪行，於是便加入了罪人的行列。

這裏還有一個特別的人物，當流放隊伍終於到達西伯利亞邊城時才出場，他就是城防司令，一個將軍。其時，聶赫留多夫收到了謝烈寧的信，告訴他告御狀有結果了，把瑪絲洛娃的苦役刑改成流刑。這是個很好的消息，聶赫留多夫很興奮，馬上跑去監獄要求放人，監獄裏的人對他講我們沒收到文件之前，不能亂放人，看到文件，一分鐘也不會多留，馬上放人。他就跑到城防司令家，請求將軍注意文件，有了文件盡軌通知監獄放人。在將軍家他感受到一種非常特別的氣氛。

這將軍是個很聰明的，很有正直心的人，他實際上很明白他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他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是個自由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

他曾經有種幻想：認為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和他的職業是能夠調和的，他年輕時這麼相信，絕對以為他們的工作是在實行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但到老年後，他不相信了，懷疑了。他天性聰明、善良、而且很有學識，當他意識到這不可改變時，他就借酒澆愁，他是一個酗酒的人。可他酗酒從不至於使他太胡來，所以不妨礙他升到一個高位，在高位上坐得還挺穩固的。聶赫留多夫對將軍很有好感，他看到他花了那麼多力氣，走過那麼艱苦的路途所看到的一切，這將軍基本上都看到了，而且總結得非常清楚明白。將軍對他說，你會不會英語，我晚上要接待個英國客人，是個旅行者，傳教士這樣的人物，他對監獄感興趣，他要參觀全世界的監獄，於是就來到西伯利亞，你會英語的話，今晚就來參加我家的Party，大家在一起聊天，你也可作作翻譯。一這天晚上的Party也使他深感安慰，經過這麼多月的辛勞跋涉，老是在監獄裏和犯人在一起，看到的都是最骯髒最可怕最折磨的景象，來到將軍的客廳里，他感到往昔的生活在向他招手，這往昔的生活是剝去了偽善的外衣的，不是公爵小姐家的那種，而是單純、清潔、溫暖的本質。在這個遙遠的邊城，居然還有這麼一種文雅的、溫柔的、寧靜；生活。尤其是將軍的女兒和女婿，那麼熱情那麼純潔，真是有種世外桃源的感覺。在宴會將要結束，他準備告辭的時候，那位女兒很羞怯但又很勇敢地對他說：“先生你能不能去看看我的孩子。”她幸福地把他引到兩個睡着的嬰兒那裏，嬰兒睡得那麼安詳，那麼甜蜜，他忽然之間就感受到一種很平易，很真實的幸福。他明白和瑪絲洛娃去度過她的流刑期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種犧牲不禁帶有着虛假的成分。

而將軍的生活有一種溫和的折衷，在以前那種無聊的，荒誕無度的生活和瑪絲洛娃的艱辛，折磨的生活之間，還能找到一種比較人道的，比較道德的，不犯罪的，可愛的生活。於是，很多尖銳矛盾就在將軍家得到一種緩和。他從將軍家出來后，他對瑪絲洛娃的心情有點變化，他以前迫不及待希望瑪絲洛娃接受他的求婚，而現在，聽到瑪絲洛娃說她選擇了西蒙松時，他感到一種很溫暖很充滿愛意的釋放，他終於被她的譴責釋放了。這對瑪絲洛娃也是靈魂的脫生，她放開聶赫留多夫，也就是決心承擔和負責自己的命運，這使她感到安寧。而聶赫留多夫在感激的同時也深感到自己確實及不上西家松。

現在我們開始談西蒙松這一個群體，這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呢？我想托爾斯泰最大的感情和希望是放在他們身上的，那就是政治犯。在這一個罪人的世界上，唯有這群政治犯是有自救傾向的人，他們是渴望自救的人。當聶赫留多夫走完了流放西伯利亞的路程，參觀了監獄，走出了監獄，回到住所，開始回想，開始分析思考，到最後他發現無路可走，只有一條自救的路。你也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你，就像他救不了瑪絲洛娃，瑪絲洛娃也救不了他，他們最終的分手其實是分別走上自救的道路。而這群政治犯則是自救的榜樣，是最崇高的人。他最初接觸的政治犯是一個叫維拉的女人，一見面才發現這維拉他是認識的。他曾經到某處去打獵，當地一個平民女教師要求見他，求他資助她上教育學院，這就是維拉。其時，她在獄中，她托聶赫留多夫去營救一個女孩子，名叫蘇斯托娃，和革命政治根本沒關係，她只是幫助她的姨母收藏了一些書籍，然後就被抓了起來，是個很年輕很年輕的女孩子。維拉說，聽說你到彼得堡去為瑪絲洛娃的案子奔走，你是不是能把這案子過問一下，把蘇斯托娃放出來，因為這女孩實在太無辜了。他們自己也很內疚，完全是因為他們這些革命者行為的失誤，使這小姑娘受了罪。維拉給他的印象不是很好，他覺得她思想非常激烈，又很糊塗，她思想的鋒芒射向四面八方，卻不曉得目標是什麼。

他一向對政治犯不以為然，覺得他們製造恐怖主義氣氛，無端激烈而且相當狹隘，他所接觸到的第一個政治犯維拉且又是個神經質的人，激烈的思想像一隻困獸，需要衝出去，可是沒有方向。但她確實給了他某種刺激，使他貼切地知道世界上有這麼一群人在這麼生活。他真正認識政治犯，是在第三卷，即我所說最重要的一卷里。就是維拉建議把瑪絲洛娃弄到監獄醫院裏去的，她還建議讓瑪絲洛娃和政治犯呆在一起，因政治犯待遇比較好些。在流放途中，政治犯是可以坐車的，刑事犯必須走路，但因為車上位子不夠，瑪絲洛娃還得走路，可不管怎麼她每天和他們食宿在一起。有兩個政治犯和她一起走路，一個就是西蒙松。他放棄坐車，是因為他覺得這是不平等的。這是個民粹黨人，他是什麼背景呢？他是個軍需官的兒子，上大學時接受了民粹思想，然後就到農村去做教員。他的行為還根據他的宗教性的世界觀，這是他在農村教書形成了一種世界觀，他認為世界上萬物都是活的，我們認為是死的或無機的東西，其實是我們不能夠理解的，它們也是一個宏大的有機體的某一部分，所以這世界是一個一元世界，人作為這有機體的一部分，必須維護有機體的生命，他的宗教觀使他覺得每個人對這世界都是有責任的，就是不能使這世界死下去，而是活下來，每一個人都必須使他的活力起作用。其實這是個很宏偉的世界觀，是經過很認真的實踐和深刻的玄思而形成的。他在愛情上則持柏拉圖觀點，他不結婚，也不贊成性愛，他認為最最崇高的是精神。後來他所以向瑪絲洛娃求婚，是他認為他能解除瑪絲洛娃的厄運，他覺得這女人太不幸了。這女人吸引他的最重要原因，是她太苦難了，是個受苦的人，而他有責任去解救她的苦難。實際上他對瑪絲洛娃的女性的魅力，絕對是受到影響的，可他自己不願承認。這是個可尊敬的人，他身上沒有一點卑鄙的東西。另外一個步行的政治犯是位女性，叫瑪麗亞，聶赫留多夫在監獄裏就見過她，在心裏六留下深刻印象。她長得很漂亮，有雙羊羔一樣的眼睛，氣質非常高尚。她把她在車上的座位讓給了一個懷孕的女刑事犯，此外，她手裏還抱着個流刑犯的小女兒。

這流刑犯戴着手銬，所以不能抱自己的女兒，瑪麗亞就抱着他女兒走在去西伯利亞的路上。她出生在一個將軍的富裕家庭，受到過很好的教育，會三國外語，但她從小竿喜歡和貧苦人在一起，喜歡在傭人的房間裏，這是使她成為革命者的重要條件。她19歲就離開家庭去做女工，然後去農村，再度回到城裏，她的住處就成了一個秘密印刷所。

有一次她的寓所在活動時遭到搜查，她們的一個同志很不謹慎地開了槍，結果她站出來說是她開的槍，其實她連槍都沒摸過，她就是這麼一個具有犧牲精神的人物。他們都有很崇高的信仰，都是俄國民粹派成員。她也同西蒙松一樣，反對婚姻愛情，覺得任何說得好聽的婚姻愛情都是建立在慾念上的，而慾念是不純潔的。但她有一次居然也準備結婚，是為了挽救另一個政治犯，克雷里佐夫，他得了很重的結核病。瑪麗亞就寫信給聶赫留多夫，希望他幫助活動使克雷里佐夫留在當地看病，而她作為他的妻子留下來照顧他。西蒙松和瑪麗亞是這政治犯團體，也就是人類的精英團體裏的典範。他們集中了可以自救的人們的最完美最可貴的品質，是聶赫留多夫在這罪人和贖罪的世界裏所看到的一線光明。當他跟隨瑪絲洛娃走上去西伯利亞的流放道路時，他認識了這個團體裏的許多人，比如瑪麗亞準備與其結婚的年輕的克雷里佐夫。他是南方大地主的獨生子，大學裏，有幾個同學向他為某項公共事業募捐，他知道那是有關革命的，並不引起他的興趣，只是出於同學情誼和面子觀點，捐了些錢，不想卻因此受牽連被捕。獄中的經歷教育了他，使他成了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出獄后，他加人了民意黨，擔任一個小組的領導人，進行恐怖活動，然後再次人獄，被判了終身苦役。還有艾米麗雅。蘭采娃，她是由於愛情而走上革命者的道路。她16歲時，愛上彼得堡大學的學生蘭采夫，19歲結婚。丈夫捲入學潮，被逐出了彼得堡，她便也放棄學業，同他一起出走。在政治犯中，有兩位平民出身的革命者引起了聶赫留多夫的興趣，一位是納巴托夫，一位是瑪爾凱爾。康德拉契耶夫。前者是一位農民，在鄉村學校受的初級教育，然後半教書半讀書地完成中等學業，獲金質獎章，七年級時卻決定回到鄉村去，身體力行“從人民中間來，回人民中間去”的民粹派口號。他在村子裏做文書員，在農民中辦生產消費合作社，朗讀一些非法油印的小冊子，經歷過數次被捕、釋放、判刑、逃跑的過程。他是一個樸素的唯物主義者，注重實際和行動，對任何玄恩性的理論不感興趣。在流放途中，就是他發現前面過去的流放犯留在一堵牆上的字跡，告訴後來者，一個重要的革命者涅維羅夫在喀山瘋人院裏自盡的消息。瑪爾凱爾。康德拉契耶夫是一名工人，15歲就進廠做工，深感階級的不平等，20歲時，有位著名的女革命者來工廠做女工，對他進行了教育，於是，他在35歲的時候參加了革命。他是在領導工人大罷工中被捕的，流放西伯利亞。這是一個狹隘的，偏激的階級觀念者，在流放途中，認識了諾沃德沃羅夫，繼而成為他的信徒。諾沃德沃羅夫是一個有着過人智力的知識者，所以在組織里佔據高位，但實際上他卻是一個自私的人，將革命看作實現虛榮心的手段，為了標新立異可以改變觀點，並沒有堅定的信仰，因此他便推崇暴力，急於推出自己的綱領，而確定位置。這是政治犯里的低級人物，同樣等級的還有女政治犯格拉別茨。她是高等女校的青年學生，並無突出的頭腦，對革命也十分冷漠，然而由於時尚的影響，牽連進某個事件，被判流刑。即便是在這麼一個革命者的群體之中，她生活的主要興趣也只是在男性方面取得成功。托爾斯泰非常詳細地分析和描繪這個他認為是具備自救傾向的集團，分出它其中的優中劣等。他不像法國的浪漫的雨果，可以為他的理想創造一個神界，托爾斯泰是嚴謹的、苛求的，他特別特別要求甚至強調他所使用的現實世界材料的真實性和全面性，所以他的困難也就格外巨大，那就是要用如此具象的材料去創造一個不真實存在的世界，其間的幅度是多麼大啊！也就因為此，托爾斯泰歷來被無可爭辯地定位在一個現實主義作家的位置上，凡是無法以現實主義理論作解釋的部分全稱作是他的局限性。其實我們犯了大錯誤，我們把它的手段看作它的目的，把它的材料看作它最終的建築了。托爾斯泰是從相距最遠的此岸和彼岸過渡，所以他的心靈世界是最遙遠，儘管貌似接近。而他建築心靈世界的材料也是巨大的結實的堅固的，因此他的心靈世界也是廣闊和宏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