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錢理群

現在就要企圖全面地臧否一下錢理群，似乎為時過早。因為他不是那種從南坡爬上山頂就從北坡坐纜車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頂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頂搭台唱戲的人。儘管也不排除這種可能，即他最好的戲已經在登頂的過程中唱過了，但在山頂上將要演出的戲絕對不會令人失望，則是基本沒人懷疑的。

錢理群是一個具體的人，但又具體得很“抽象”。“錢理群”三個字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已經成為精神內涵比較豐富的某種意象。我讀過的評論錢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暉、陳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對那種意象有所觸及。我自己寫的關於錢理群的文章，也試圖把握那個意象，但卻總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感覺。看來意象是不好強行把握的，還是循規蹈矩地有啥說啥為好。

對於我們這一代成長於80年代的青年學生來說，錢理群首先是一個青年導師。陳平原老師曾戲言錢理群是“好為人師”，我覺得這不但抓住了錢理群的最大特點，而且說到了錢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義上。錢理群可以不當學者、不當教授，但絕不能不當老師。不當老師的錢理群不是錢理群。我認為毛澤東骨子裏也是“好為人師”，他也是什麼都可以不當，但一定要當老師。毛澤東說過“四個偉大”的讚頌里他只同意“偉大的導師”一條。錢理群的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批判研究遲遲難以展開，我覺得有一個內在原因：錢理群和毛澤東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們都是啟蒙家。就對於啟蒙的熱情來講，恐怕魯迅也要遜於毛澤東。只是毛澤東的啟蒙越到後來，越藉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進而直接將啟蒙變成了“改造”。而魯迅和錢理群這一類人，由於基本沒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藉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啟蒙的純潔，另一方面則使本人乃至包括啟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不過即便如此，學生們也反對讓錢理群去當官，他們喜歡只有思想的錢理群。學生們寧可自己去當官去賺錢，也要保護錢理群這個純粹的“人師”形象。

我第一次見到錢理群，他40歲出頭，貌似一個年富力強的惡僧，風風火火地走來走去。我以為這是一位很勤勉的進修教師──若干年後，我也曾被誤認作進修教師，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聽錢理群的課，發現原來就是那個惡僧，不禁心中一動。他一張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賞的老師甚多，但能這樣吸引我，使我在課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師，僅此一位。他洶湧的激情，在擠滿了幾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蕩着。他深刻的見解，時而引起一陣急雨般的掌聲，時而把學生牢牢釘在座位上，全場鴉雀無聲。即使在冬天，他也滿頭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卻東找西抓尋不見，經常用手在黑板上亂塗著他那奔突又奔突不開，捲曲又捲曲不順的字體。聽他的課，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邊上。這樣才能抵禦他思想的巨大裹脅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對他的靜觀。我發現自己越是上喜歡的老師的課，越愛給老師起外號或者挑語病，大概就是出於這種潛意識。

錢理群的思想，通過北大和其他學校的課堂，輻射出去，影響了整個80年代的中國青年界。他的專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魯迅觀，他的周作人觀，他的中國知識分子觀，他的現代文學史觀，早已成為一代學子共同的精神財富。如果將來有人以錢理群為研究課題的話，我先提醒一句，他的書是第二位的，他的課才是第一位的。“課堂”研究有朝一日應該成為我們的學術話題。無論從投入的熱情與精力，內容的精彩與飽滿，得到的反響和愉悅，錢理群的課都比他的書更重要。聽過他課的人再拿到他的書，不是有一種急於打開的衝動，而是有一種再三推遲打開的眷戀。中國80年代不乏比錢理群聲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啟蒙者，但他們留給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斷，而錢理群給予青年的是一團熊熊燃燒的活的啟蒙精神。他的啟蒙不是“最高指示”

，也不是大鳴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體會和言說他所敢於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遠的。

錢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懷疑精神，這很明顯是來自魯迅。魯迅的懷疑精神被埋藏了許多年，錢理群把它從塵封中掘出，高高地揚起，為之再三詠嘆。於是，學生們都習慣了懷疑，不但懷疑“歷史”、“學問”、“道德”，而且一直懷疑到魯迅，懷疑到錢理群本人。當錢理群學生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不聽他的話，反駁他的話和說他的壞話。

其次，錢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種“大”的力量。他視野開闊，善於捕捉重大的話題，善於從大處着眼，善於小中見大，化微為著。錢理群十分注意一個具體學術問題的“時空座標”。他筆下經常出現“20世紀”、“中國”、“中西”、“大”等詞彙

，這些詞彙今天已經成了青年學者文章中的常用詞。這種大思維方式既是得益於馬列主義的基本素養，更是決定於對自身生存境況的強烈關注。錢理群經常號稱自己善於從別人那裏“偷”各種理論和方法，他的論著中也的確什麼順手用什麼，從精神分析、原型批評、神話理論到接受美學乃至女權主義，但是他用來“偷”這些和駕馭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還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思辯哲學，包括從人的基本生存境況出發去研究人的精神產品，從上層建築各部分的互動關聯中去考察文學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終具有一種高屋建瓴的“大”的氣勢。

錢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個特點是善於抓取“意象”。即研究客體中反覆出現的那些最能表現“本質”的典型語彙。這種思想方式是理性與感性的結合，需要有極強的“悟性”。而這所謂“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實際就來自對自己生活的切膚體驗並把這種體驗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錢理群在魯迅身上抓取了“絕望”、“抗爭”，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興趣”，在話劇問題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學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學中抓取了“生存”和“掙扎”，……這些意象的選取事實上都是一種主客觀的契合。當不能找到合適的意象時，錢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進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適的意象，則如同槓桿找到了支點，“成噸的鋼鐵，它輕輕地一抓就起來”。這種研究方法是錢理群在學術實踐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還沒有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得到系統的總結和推廣。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種方法具有將“現象學”和“歷史主義”結合起來的特點。但它同時又帶有經典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詩學的某種氣息。或許不必急着去總結它，讓它在流動中發展下去更好。總結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優秀的學術研究者之外，錢理群還是一位卓越的學術研究組織者，或者說是學術戰略家。錢理群經常宣佈他的研究計劃，經常為別人和整個學科策劃研究步驟。他對自己的專業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個具體研究對象，而且熟悉研究隊伍，他心中裝着一幅詳細的學術導遊圖。他對別人的生活也許不大懂，但他知道誰研究什麼最合適。他對專業研究的進展保持着比較宏偉的構想，比如他認為目前應當進行出版研究、校園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學與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經把這些研究課題佈置或建議給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圍，出現了一種“規模研究”的集團優勢。這對於今後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示意義。

錢理群目前無論在專業領域，還是在整個知識文化界，都已經獲得了比較高的聲譽。聲譽高了，自然也會使不同角度的人覺得他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在我看來，錢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平衡問題。在80年代就有人對我說：“你幹嗎跟錢理群學呀？錢理群不是搞文學的。”這話顯然是把“文學”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達出了一種感覺。錢理群的歷史唯物主義有時不能與他的意象法結合得天衣無縫，的確有現實關懷的激情不是從文本分析中得出來的時候。如果從針對這一問題的角度出發，我是贊同把“學理”與“關懷”適當分別處理的。

第二個問題是啟蒙的姿態。錢理群的姿態是崇尚獨立思考，一切從自我出發，真誠，不受羈勒。但是，純粹的“獨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們日常所強調的“獨立思考”是指不受權威引導，不隨波逐流，而不是絕對的空無依傍。錢理群有時天真地以為自己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覺地代表一定的社會利益群體的。他以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數和歷史的正義，但有時情況很複雜，會變化。錢理群強調既不做權勢的幫忙與幫閑，也不做金錢的幫忙與幫閑，也不做大眾的幫忙與幫閑，但你畢竟“非忙即閑”地生活着，你的發言客觀上一定是對有某些人有利、對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一味“真誠”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錯誤的掌聲，甚至發生親痛仇快的事情。

不過我想，錢理群是具有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這些問題，他也許正在思考。錢理群的思想還遠沒有完全定型，今天對他的這些臧否，只能算是邊走邊唱的眉批和回評，離整本連篇的總評還遠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