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天 幸福
故事之一
生物學家拉麗莎講了她自己的幸福準則。
我小時候最悲慘的日子是星期六，每星期的這一天我跟媽媽去浴池洗澡。我們每次都去同一個浴池，就是梅奧羅夫大街街口的格里波耶多夫浴池。到了那兒先在街上排隊，慢慢挨到院裏，然後到二樓的女部。進了更衣室，要牌兒，按牌上的號碼找鎖……這些算起來要花一到三小時。
等最終進了浴室洗上澡時已是精疲力盡，累得我們連話都懶得說。媽媽總要給我徹底洗一下頭。那時我留着長辮子，她之所以那麼關心我的頭，是怕我有虱子。那年月到處都有虱子，連浴池都很臟。接着她給我搓背，然後各人洗個人的。
擦洗完畢，我就跟母親坐在石凳上用涼水沖一下身子。當然我自己還有事要考慮，有時我要朗誦課文，這是學校佈置的作業，星期一要提問的。我現在背熟了，星期天就有時間玩兒了。
學校佈置讓我們學一首詩，一首讚美我們幸福童年的詩，好像說的是，假如列寧活着怎麼樣：他會把我們抱在懷裏，面帶微笑，親切地問候我們。
“你們好嗎，孩子們？”
我們會告訴他，
“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您的遺願已經實現。”
正當我坐在那兒拚命攻讀這些樸實的詩句時，突然旁邊一位婦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是個年輕女人，長得很漂亮，但身上刺着許多花紋。背上是一條帆船，一隻鐵船，一隻鐵錨，鐵錨上纏繞着一條蛇，另外還刻着許多字。當她轉臉時，我看到她的右胸上刺着微笑的列寧頭像，左胸上的題詞是：“生活中沒有幸福。”我想那一定是聖賢語錄，而且我也喜歡列寧像。但是，作為一個聰明的小學生，我忍不住對她說：“對不起。阿姨，您左胸上的字寫錯了。‘幸福’這個詞您少寫了一個字母。”
她笑着回答我：“有什麼區別嗎？怎樣拼寫都沒關係，反正還是沒有幸福。”
媽媽拍了我一下，讓我別打攪別人。
我回頭又背我的詩，但那位女士的紋身總在眼前晃動。我琢磨着是不是我自己也這樣在身上刺點什麼。我真的喜歡列寧老爺爺的像。
時間到了，我們去穿衣服。換上乾淨衣服，媽媽就領我到小賣部喝汽水。這是最幸福的時刻，足以抵消所受的罪。開始媽媽和我一人一瓶不帶果汁的汽水，喝完后再買一瓶，這回是帶果汁的。我有權選擇那種果汁：木莓、草莓或櫻桃。當我把汽水瓶舉到唇邊，聞到水果味兒以及感到汽泡濺到臉上時——那是何等幸福。
我長大了，上了大學，備嘗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成功和失敗。但每當我設法擺脫某種不幸或完成重要而又令人不快的工作，我總是跟自己說：“那好吧，你現在可以喝一杯不帶果汁的。”也就是說，我可以輕鬆一下。要是一杯帶果汁的，那絕對是一種奢侈。一到這時我就會想起浴池中遇到的那位婦女，這麼多年過去了也不知列寧頭像怎樣了。他還會那樣微笑嗎？“生活中沒有幸福”，那句神聖的格言大概也磨得字跡模糊了。但無疑這更強化了它的悲慘意義。
你們知道嗎？親愛的，當她們把我剛生下的孩子抱給我看時，我清楚地感覺到小汽水泡兒濺到了我的臉上，聞到了木莓的香味兒——苦難之中幸福的象徵。
完了。現在請吉娜給我們講講她流浪時是否遇到過幸福的人。
吉娜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微笑着自言自語着：“你知道嗎？
你甚至在監獄和勞改營中都遇到過幸福的人。我們營房曾有一個月的幸福時光。一隻小貓奇迹般地從安全網鑽了進來。我們把它抱進營房，逗它玩兒。它是一個多麼機靈的小傢伙兒。
你大聲一喊：‘瓦斯卡。豬來了。’它會立即跳到爐子後面，呆在一個角落裏一動不動。
“後來一個看守用槍射死了它，因為它闖入了禁區。那個看守還開玩笑說：‘我打中了一個逃犯。我必須申請調離。’“不錯，勞改營里也有幸福，流浪漢的生活中也有幸福。
我給你們講個老流浪女，她唯一的牽挂就是她老頭兒，為了老頭兒的幸福她戰鬥了好多年。”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講的故事與費萊蒙和鮑西斯的故事很相似，只不過說的是現代的事。
有一次我在利沃夫被帶下車，然後被送到了一個特別收容中心，那裏收留的人要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有的就地釋放，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判刑入獄。我坐在那兒等待着發落。那兒有一小撮兒像我這樣的社會渣滓，全都沒護照。兩個吉普賽人，一個賊，一個流浪漢，還有個白髮蓬亂的小老太太。老太太一天無話，老是坐在鋪上作禱告。但一到晚上她就向值班看守求情：“讓我看一眼我的老頭子吧。求您了，親愛的。”
她乞求、哭鬧，看守無奈，只好把那個灰發、駝背的小老頭兒從對面男監帶過來。老太太把老頭上下打量個遍，這才心滿意足地說：“老頭子還在這兒，今天他們沒把他弄到別處去，我很幸福，一切都好。”這才放心去睡。
我慢慢地跟老太婆混熟了，她才把他倆的故事告訴我們。
他們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間小屋裏。沒有養老金，因為他們過去是集體農莊的莊員，那時莊員是不發養老金的。他們怎麼生活呢？老頭兒在家畫聖像，老太婆拿到黑市上很快就能賣掉。他們不富裕，但也過得去。後來他們那個地區得到開發，其他人都遷進了新樓房，可兩個老人沒人管。當局決定推倒他倆的小屋，把他倆送到老人院。他們不會給他倆樓房住，因為他們沒養老金，付不起房租。所以老兩口被分別送到老人院，一個在男院，一個在女院，男院和女院還不在一處。倆人不可能不惦記對方，他們差不多一生都生活在一起，就像兩棵長到一起的老樹一樣。
老頭子鬱悶不樂，一病不起，都不想活了。而老太婆反而堅強些。她從每頓飯里省下許多麵包，晾乾后裝在枕頭套里，然後一天夜裏帶着麵包溜出老人院，去找老頭子，她坐公共汽車沒付錢，還乞討了些錢，在莫斯科周圍都找遍了，最後總算找到了老頭子。她假裝是探視他的，老人院通常是周末允許親戚探視。她找到了他，對他說：“我們走吧，老頭子，沒有我你會死在這裏的。”
就這樣，他們成了流浪漢，在教堂門口乞討，隨便找個地方就睡。他們用積攢的一點錢在一個半廢棄的村子裏租了一間小屋。老頭子又開始畫聖像，他們又開始了幸福的生活。
但不久民兵來盤查他們，而他們的護照丟在老人院了。結果又被遣送回各自的老人院。當時是冬天，老太婆等了兩個月，然後又溜出來接老頭子。他們的流浪生活又開始了，他們以基督的名義行乞，隨便找地方過夜。但民兵一直在追蹤他們，而且很快全鐵路段的警察都知道了這對老夫婦。他們把他倆當罪犯來追捕，一次次把他們送回老人院。但他倆總能設法取得聯繫，而且總是老太婆先逃出來去營救老頭子。他是她的幸福。
故事之三
工程師娜塔莎講了她與初戀情人的邂逅以及她如何發現自己能騰雲駕霧。
明天大概是個不愉快的日子。單位里的人們又開始對一個同事發起攻擊，這是令人厭倦的事情，所以我不想去上班了。我丈夫一直在抱怨我不會料理家務——這倒是真的，論過日子，我不是把好手——以及我們沒能省下錢買一套房子。
可我問你們，一個月就２６０盧布，能省下錢去買房子嗎？這點兒錢只夠打發日常開銷。我很生氣，也沒跟丈夫說，就一人去了基羅夫斯基，只想看看綠樹和藍色的大海。這對我的心情很有幫助。那裏的氣候，很適合我的心情。時而陰雲掠過，還會下起毛毛細雨；時而太陽噴薄而出，雨珠閃閃發光，令人精神振奮。
我來到海灘的一隅，這兒遊人稀少，因為附近沒有咖啡店，也沒有娛樂場所，這卻正是我所希望的——自在。在海灘找到一棵枯樹，我坐到上面，眺望着海灣、海島和海岸附近的礁石。我的怒氣、沮喪和憤慨變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寧靜。
我正坐在那兒忘情沉思，突然走過一個高個子男人，身着民航飛行員的藍色制服。他熱烈地望了我一眼就走過去了——不用看，我能感覺到。謝天謝地，我想，至少他沒打算停下來和我搭話。我特別不願意有人在這時來打擾我。但沒想到他突然轉過身，堅定地朝我走來。我立即調動起一副怒容準備趕他走。可他就在我面前停下來，說：“娜塔莎。我就知道哪一天會遇見你，剛才我還想來着。還認識我嗎？”
我抬頭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從面前這個成年人身上我突然看到了那個久別了的小夥子。
“阿米蘭，是你嗎？”
“當然是埃”
我們握了握手，然後我邀他挨我坐下。
“告訴我，你生活的怎麼樣？”
“很好。我還在飛。已經結婚了，有兩個兒子。我還想要第三個。妻子很漂亮。想看看嗎？”
“當然。”
他掏出一張照片給我瞧，是個格魯吉亞美人，旁邊還有兩個男孩兒。
“你怎麼樣？”
“也結婚了。還沒孩子，打算要一個。丈夫長得也不錯，可惜我沒帶照片。你怎麼認出我的，阿米蘭？我變化不大么？”
“要知道，我飛行時總能看到你，而且常常想像這些年來你會變成什麼樣。我老擔心你已經變胖了，想像中一見你發胖，你就不能騰雲駕霧了。可實際上你沒胖，謝天謝地。”
“你說什麼，你飛行時能看到我？我怎麼能騰雲駕霧呢？”
這使我很驚訝，心裏想的是，但願他別走，告訴我他還在愛着我。但他微笑着說：“知道嗎，我飛行時常常回想我過去的生活，回憶過去所喜歡的人或事。在天空中很容易使人想起這些。當我在黎明或黃昏飛行時，差不多總能看到我妻子娜蒂拉正把孩子抱到床上，教他們唱歌兒。我每天都能看到她。但有時我也看到過去的愛，包括你，我最初的戀人。”
“你是怎樣看到我的？”
“很簡單，我看到這調皮的小丫頭兒快樂地駕着雲向我飄過來，或是從陡峭的雲端跳下來，在藍天中漫遊。有時她飄到我的窗口，沖我扮鬼臉，逗我。有一次你爬上了那棵柏樹，而我夠不着你，你就逗我，還記得嗎？當附近有帶電的雲時，我常常看到，像我們初次相遇那天一樣，你正在大浪中掙扎。
還記得我怎麼救的你嗎？”
“當然記得。還有呢。你還怎麼看到我？”
“有時透過雲霧看到你的臉，那是一張已經成熟的臉，但總是朦朦朧朧——我不知道你長大后變成什麼樣了。現在我要仔細看看你。”
“真有趣兒，阿米蘭。你年輕時就挺浪漫，現在又變成了詩人。”
“詩？瞎說。那只是在空中。”
“在空中與你相遇的人一定很多吧？”
“噢，全是女的。在地面上我只愛娜蒂拉，不愛別人，但在空中我擁有所有我愛過以及愛過我的人，甚至包括在大街上擦身而過的漂亮姑娘。但我見得最多的還是你：唯有你駕雲而行。你大概不記得過去的你，但我每次飛行幾乎都看到你。”
我吃驚地望着阿米蘭，怎麼也擺脫不了這個念頭：我還存在於另外某個世界，一個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世界。
“年輕時我羞辱過你，這你也能看到？”
“咳，得了，娜塔莎。在天上怎麼會有羞辱？”
“既是這樣，你不想跟我回家見見我丈夫？”
“不，娜塔莎，我不想去。我們在這兒就分手吧。下次飛行我還會看到你的，那將是憂傷、成熟的娜塔莎，孤獨地坐在雲端，朝我微笑，然後揮揮手，飄然而去。”
“我們分手了，或許再也見不到了。但奇怪的是，我回家時特別愉快。從此以後，每當我感到憂傷、煩惱，或有人傷害我時，我就會想起那次會面，並對自己說：你們可以說讓我討厭的事情，傷害我，但你們不知道此時我正駕雲翱翔藍天，有人在用充滿愛意的眼睛注視着我，等待着我向他招手致意。於是便想像我在向阿米蘭飄去，感到十分幸福，忘卻了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
這便是一位早已淡忘的格魯吉亞小夥子所給予我的幸福。
“我完全能夠理解，娜塔莎。”瓦倫蒂娜說道”“你的幸福是別人給予的；可我呢，是靠自己學到的。要不要我給你們講講？”
“當然。”愛麗什卡叫道。“我們也想學學怎樣才能獲得幸福。”
“這會兒沒你說話的地方。”愛瑪笑道，“你都快被幸福撐破了。只有我們這些沒找到歸宿的人才需要這樣的故事呢。”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倫蒂娜講了一個獲得幸福的訣竅。
有段時間我曾極度痛苦，幾乎不能自拔，以至於想到了死。那是在安德魯沙出國后不久。在他臨走時，我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一起過夜。我知道，他永遠不會回來了，我們的鴛鴦夢再也不會重溫了。我也不願那樣，但我還是鬱鬱寡歡，無精打采。一天，我路過一家半地下室式的菜店，見一美麗無比的婦人正踏着台階上來——太美了，簡直是拉斐爾《聖母像》的再版。我不知不覺放慢了腳步，凝視着她的臉。
因為起初我只能看到她的臉。但當她走出來時，我才發現她矮得象個侏儒，而且還駝背。我耷拉下眼皮，快步走開了。我羞愧萬分……瓦柳卡，我對自己說，你四肢發育正常，身體健康，長相也不錯，怎麼能整天這樣垂頭喪氣呢？打起精神來。像剛才那位可憐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幸……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長得象聖母一樣的駝背女人。每當我牢騷滿腹或者痛苦悲傷的時候，她便出現在我的腦海里。
我就是這樣學會了不讓自己自艾自怨。而如何使自己幸福愉快卻是從一位老太太那兒學來的。那次事件以後，我很快又陷入了煩惱，但這次我知道如何克服這種情緒。於是，我便去夏日樂園漫步散心。我順便帶了件快要完工的刺繡桌布，免得空手坐在那裏無所事事。我穿上一件極簡單、樸素的連衣裙，把頭髮在腦後隨便梳了一條大辮子。又不是去參加舞會，只不過去散散心而已。
來到公園，找個空位子坐下，便飛針走線地繡起花兒來。
一邊綉，一邊告誡自己：“打起精神。平靜下來。要知道，你並沒有什麼不幸。”這樣一想，確實平靜了許多，於是就準備回家。恰在這時，坐在對面的一個老太太起身朝我走來。
“如果您不急着走的話，”她說，“我可以坐在這兒跟您聊聊嗎？”
“當然可以。”
她在我身邊坐下，面帶微笑地望着我說：“知道嗎，我看了您好長時間了，真覺得是一種享受。現在像您這樣的可真不多見。”
“什麼不多見？”
“您這一切。在現代化的列寧格勒市中心，忽然看到一位梳長辮子的俊秀姑娘，穿一身樸素的白麻布裙子，坐在這兒繡花。簡直想像不出這是多麼美好的景象。我要把它珍藏在我的幸福之籃里。”
“什麼，幸福之籃？”
“這是個秘密。不過我還是想告訴您。您希望自己幸福嗎？”
“當然了，誰不願自己幸福呀。”
“誰都願意幸福，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怎樣才能幸福。我教給您吧，算是對您的獎賞。孩子，幸福並不是成功、運氣、甚至愛情。您這麼年輕，也許會以為愛就是幸福。不是的。幸福就是那些快樂的時刻，一顆寧靜的心對着什麼人或什麼東西發出的微笑。我坐椅子上，看到對面一位漂亮姑娘在聚精會神地繡花兒，我的心就向您微笑了。我已把這時刻記錄下來，為了以後一遍遍地回憶。我把它裝進我的幸福之籃里了。這樣，每當我難過時，我就打開籃子，將裏面的珍品細細品味一遍，其中會有個我取名為‘白衣姑娘在夏日樂園刺繡’的時刻。想到它，此情此景便會立即重視，我就會看到，在深綠的樹葉與潔白的雕塑的襯托下，一位姑娘正在聚精會神地繡花。我就會想起陽光透過椴樹的枝葉灑在您的衣裙上；您的辮子從椅子後面垂下來，幾乎拖到地上；您的涼鞋有點磨腳，您就脫下涼鞋，赤着腳；腳趾頭還朝里彎着。因為地面有點涼。我也許還會想起更多，一些此時我還沒有想到的細節。”
“太奇妙了。”我驚呼起來”“一隻裝滿幸福時刻的籃子。
您一生都在收集幸福嗎？”
“自從一位智者教我這樣做以後。您知道他，您一定讀過他的作品。他就是阿列克桑德拉-格林。我們是老朋友，是他親口告訴我的。在他寫的許多故事中也都能看到這個意思。
遺忘生活中醜惡的東西，而把美好的東西永遠保留在記憶中。
但這樣的記憶需經過訓練才行。所以我就發明了這個心中的幸福之籃。”
我謝了這位老婦人，朝家走去。路上我開始回憶童年以來的幸福時刻。回到家時，我的幸福之籃里已經有了第一批珍品。
“的確，每人都有類似的記憶，”愛瑪說，“只是我們不欣賞這些記憶罷了。我們總是等待着巨大的幸福。然而，也許幸福就是由幸福的片斷組成的。好了，阿爾賓娜給我們講個什麼樣的故事呢？”
“我要講個地上的幸福故事，儘管也是在空中遇到的。”
故事之五
空姐兒阿爾賓娜講了一位外交官何以找了個俄國妻子。
有一次我們飛往倫敦。班機上人不多：幾個老外，兩個蘇聯駐外人員，一夥兒去倫敦演出的演員。另外還有一名年輕英俊的英國外交官及其正懷孕的俄國妻子。當然，不能指望孕婦個個漂亮，可這一位真夠邋遢的。我們姐兒幾個私下議論說：“這可真是豬八戒走紅運。”
起飛剛一小時，這位外交官的妻子就開始宮縮。我們把她弄到我們的休息室，讓她躺在沙發上，但還怎麼辦？按規定是在乘客中找大夫。那好吧，我們立即廣播找人，我們就知道這麼幾個乘客中不大可能有醫生，結果還就是沒有。外交官的妻子躺在那兒呻吟，還不斷地問我們：“快過邊境了嗎？
我不想把孩子生在蘇聯領土。”
我試圖穩住她，說：“快過了。”但我們明白，在倫敦下機以前，所有的乘客都在蘇聯領土上——因為這是蘇聯的飛機。
年輕的丈夫坐在她身邊，握着她的手，並試圖用俄語和英語安慰她。他一會兒稱她為凱蒂卡，一會兒又稱她凱特。她也是東一句俄語西一句英語，疼得直叫喚。我看她沒準兒真的會生在飛機上，但又想不出誰能給她接生。我們要使她安靜下來，但又不敢給她安眠藥吃——機上沒這項規定。
後來我想出一個妙計，能使她鎮靜，並推遲分娩時間。只是這樣做需要她丈夫同意。我把他從休息室叫到走廊里，跟他解釋說：“您妻子很緊張，這樣下去到不了倫敦她就會生，而這兒沒人能為她接生。但機上有些演員，我想請個老點兒的女演員裝扮成醫生，以便讓您的妻子安靜下來。不知您是否同意這樣做？這或許能使她睡着，並安全到達倫敦。我們已經同前邊聯繫過，有醫生在機場等我們。”
戴維——也就是那位丈夫——早已慌了手腳，你說什麼他都同意。我送他回到凱蒂卡身邊，便去找那些演員，一位女演員很爽快地同意了：“好吧，那我就來個即興表演。”當我們來到休息室時，這位演員立即進入了角色，跟凱蒂卡說話時連聲音都變了：“怎麼樣，親愛的？是急產嗎？讓我瞧瞧。”
她在凱蒂卡身邊坐下來，摸摸她的肚子，然後轉身對我們說：“請大家出去兩分鐘。”她的口氣完全是命令式的，我們大家立即走開了。
不一會兒，她讓我們進來，並很有把握地說：“不必驚慌。她現在還不會生。但也快了，請準備好熱水、乾淨毛巾、麻藥和剪子。讓我看看你們的急救包。”她很內行地檢查了一下急救包，說：“好了。我們做最壞的打算，如果真是急產，我們就在這兒接生。不過，親愛的，您最好睡一會兒。休息一下對您有好處，不然一會兒生的時候體力不支可不行。”
聽上去十分自然，不僅凱蒂卡安靜了下來，連知道真相的戴維也不那麼慌張了。未來的母親果真睡著了。
後來怎樣了？我們把凱蒂卡平安地帶到了倫敦，那兒救護車正等着她。戴維緊張得都忘了謝我們一聲。我自己謝了那位女演員：“但願您下一步旅行順利。”我說，“遺憾的是只有幾個人看到了您的傑出表演。她要真生的話，您怎麼辦呢。”
“親愛的，我已深深進入了角色，我很可能真的為她接生。
我也生過孩子。”
我們道別了，而且我沒想到這些人我以後還能碰到誰。但一年後，戴維又上了這架飛機。我立即認出了他，但沒主動跟他打招呼。我們有規定：維護蘇聯公民的尊嚴，不許與外國人套近乎。我推着小車送飲料時，戴維看見了我：“嗨。這不是您嗎？上次我妻子在機上要生孩子，您幫了很大的忙。當時我沒來得及謝您。太感謝您了，我、凱蒂卡，還有小戴維都非常感謝您。”
我按規定回答說：“這是我們應盡的職責。”朝他不冷不熱地微笑了一下，我就走開了，帶着蘇聯公民的所有尊嚴。但實際上我十分高興。因為連貓都喜歡撫摸。
送午餐時，戴維把一隻漂亮的包塞給我說：“這是一套衣服。本來是帶給凱蒂卡妹妹的，但我看您穿也合適。要是凱蒂卡知道我遇見了您，並送您一件禮物，她會十分高興的。”
該死的規定嚴格禁止接受旅客饋贈，所以我只能拒絕這套衣服。當然，你可以接受它，但說不定讓誰看見了打個小報告，你就再也別想上機了。
但戴維自己也知道這些規定。當我來收盤子時，他遞給我一張紙條兒，上面寫着：“今晚在列寧格勒照此號碼給我打電話。”下面寫的是電話號碼。好，那就另當別論了。
當晚我給戴維打了電話，然後倆人到咖啡館會面。他把那套衣服帶了來，我倆坐在一起，他給我講了他是如何結識凱蒂卡的。“我來蘇聯工作時，在倫敦已有未婚妻，她是高級外交官的女兒。我們相愛甚篤，足可結成美滿良緣。我的戀人提的條件是，我在蘇聯任職期滿后應到西歐國家任職，這樣她就嫁給我。考慮到這是個合理的要求，我就答應了。
“有一次我從莫斯科來列寧格勒辦事，美國使館的一位同事給我介紹了幾位青年藝術家，凱蒂卡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饒有興趣地談論起當代藝術的發展方向，而且我提議找機會再談談。所以，她才大膽地邀我去她家吃晚飯。我去了。她同母親和弟弟住在一起，按蘇聯的標準看，住得還不錯：有自己的房子。凱蒂卡的母親很好客，給我做了蘇聯風味的飯菜，很可口。我們正吃着飯，突然從隔壁傳來蒼老的聲音：‘我餓。你們又忘了我。’“凱蒂卡急忙起身跑過去。她媽媽告訴我：‘那是凱蒂卡的姥姥，我的母親。她卧床已經五年了。行動越來越困難，但除了凱蒂卡她不讓任何人照看她。這可憐的丫頭，也真夠難為她的：她上學、工作、作畫，還得照看老太太。’“凱蒂卡很快又回到飯桌上，看上去平靜、快樂：‘姥姥聞見飯味就餓。其實我早已餵過她，現在睡著了。’“這麼說，五年來你一直在照看她，凱蒂卡？”我問她。
“她很傷心地回答說：‘她喜歡我這個外孫女。現在她把別人都忘了，連媽媽，也就是她女兒，都不認識。她只記得我。’“他們還給我講，凱蒂卡和弟弟如何每天用扶手椅把姥姥推到街上——這算是老太太的戶外活動。他們沒有適合乘電梯的輪椅，也無法把房子換到一層。我建議他們最好把老人送到老人院。但他們全家人都攻擊我：‘我們怎麼能把姥姥送進老人院，而我們自己圖快活。人家會怎麼想吧。她苦掙了一輩子，有權死在自家的床上。’“凱蒂卡帶着恐懼的神色望着我說：‘戴維，你不會拋棄把你撫養成人的姥姥吧？’於是我想起，我那位未婚妻的母親在老人院已好幾年了，更不用說她姥姥了。她覺得這樣對母親更好，自己也方便。由此我突然想到，一旦我出點事成了殘廢她會輕易地拋棄我，就象拋棄她那中風的母親一樣。那天晚上我便下決心娶凱蒂卡為妻，但幾年後才得以實現，那是在她姥姥逝世以後，我與未婚妻以及她父母吵翻了。在這項婚姻的審批上也遇到了很多麻煩，克格勃給凱蒂卡施加壓力，讓她別嫁給我。這促使凱蒂卡下決心出國。她說當局的作法很愚蠢，他們怎麼能夠決定誰應該嫁給誰，誰應該怎麼個活法呢？她甚至不想在這兒生孩子，那是因為擔心孩子將來的命運不好。於是，我就娶了這麼個妻子，跟她在一起老了，病了，也能心安理得，不必擔心她會拋棄我。”
親愛的諸位，凱蒂卡多走運。大家想想，像這樣的女人俄國遍地都是，只是戴維不知道罷了。我知道許多家庭，他們都同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沒人想到要拋棄他們。
“戴維的想法很奇怪，”佳麗娜評論道。“當然，西方的老人院跟我們的不一樣。顯然那邊的老人能住單間，而且還有零用錢買東西。”
“你把他們看得太好了，佳麗娜。”奧爾佳笑着說。“他們沒法能給老人單間住，至於零花錢，那絕對是胡說。要是國家養着他們，他們怎麼還可能有零用錢呢？那是資產階級的宣傳罷了。”
“不見得，沒準兒真是那樣。”愛瑪說。“但即便如此，國家辦的老人院與自己的家也不一樣。即使有自己的房間和全套設備，他們的生活也不會幸福，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家，沒有兒孫在身邊。我們為演員建了很不錯的老人院，但我永遠也不希望我兒子把我推到那兒去。從他的眼睛我就能看出，他決不會那樣做。”
“現在說他將來怎麼想還為時太早。”女人們都笑了。但大家都同意，晚年離家索居是很可怕的事情。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見者佳麗娜把她講的故事稱為“吉祥服的故事”。
我有個朋友叫瑪麗娜。她是個優秀的打字員，也是個膽小鬼。她父母在１９４９年被捕，並死在勞改營，所以她總覺得有責任為民主運動做點兒事。但每當有人帶地下出版物來請她打印時，她總是警告來人說：“看在上帝的份兒上，別告訴我這東西從哪兒來，或到哪兒去。我特別軟弱，他們一審問我就會垮下來。所以誰的名字也別跟我提。我不想出賣這些人，因為我愛他們，只要我不認識這些人，審問時我就不會供出他們。”
她特別害怕密探、竊聽器以及其他所有跟克格勃有關的東西。可她還老是要求任務：“我必須做點兒事。但我不想知道不必要的事情。”
很難說服她。有人試圖安慰她，讓她別害怕：“他們為什麼要逮捕你呢？如果把打印地下刊物的打字員全都抓起來，監獄非爆滿不可。”
還有的人試圖避免與她打交道。“要是她自己都警告我們，”他們說，“那就說明她知道自己軟弱，她就會經不起審問……”
瑪麗娜生活不寬裕。她有個宏願，這就是訂做一件黑色天鵝絨裙服，還要鑲上黑色沃洛格達花邊。這套裙服已經成了她的心病，為它攢了好幾年錢。最後她終於傾其所有，買了天鵝絨和沃洛格達花邊，並交給了裁縫。她想穿着它去參加新年晚會，應該提一下的是，她正悄悄地與我們的一位朋友相愛，她的夢想就是穿着這件令人驚異的衣服出現在他面前。但是，她沒能如願以償，恰在新年晚會前，她被捕了。
調查進行了好幾個月。起初聽說她被捕的消息，我們想起了她說過的話，斷定她會供出對我們不利的證據，使更多的同伴遭逮捕。但過了好長時間也沒人被捕，甚至連訊問都沒有。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並不是好事，因為無法知道調查是如何進行的。瑪麗娜有個哥哥，他們准許他為妹妹請律師，還告訴了他開庭時間。我們當然要到法庭看看，幸運的人進了審判庭，其餘的人就擠在走廊和樓梯上。審判是在城區法庭進行的。
我們坐在審判廳里，等待着。突然門開了，兩個持槍法警把瑪麗娜押進來了。整個大廳的人都驚呆了：她穿着奢侈的天鵝絨晚禮服。在獄中關了幾個月，這可憐的姑娘當然看上去臉色蒼白，但卻像童話中的公主一樣美麗。真不知道她在獄中怎麼會有這種打扮，而且她還梳着皇后般的髮式，脖子上繫着天鵝絨緞帶，上面掛着一個十字架。這是第一個跡象，表明瑪麗娜沒有屈服；在監獄中很難爭得戴十字架的權力。
審訊進行過程中，瑪麗娜沒牽扯任何人。只有她的兩個鄰居出來作證。克格勃強迫他們證明，有人找過瑪麗娜，而且來去時都帶着紙張。瑪麗娜否認打印非法印刷品。她說：“我沒看出這裏面有什麼錯。人們有權了解全部事實真相。但如果人們為此而受迫害，我為什麼還要幫助迫害者？”
這就是她對法庭所說的話，說完以後再也不看法官。她坐在被告席上，安詳地望着大廳中的朋友，有時還衝我們微笑。看上去好像是剛跳了許多華爾茲后正在那兒休息。這期間，她所愛的那小夥子眼睛一直沒離開她。
瑪麗娜被從輕發落——在普通勞改營監禁三年，罪名是散佈對蘇維埃制度的誹謗。打聽到她的勞改營地址，我便給她寫了封信，問她從哪來的力量，因為過去她膽子很校瑪麗諾契卡回信說：“佳爾卡。我穿着那樣的衣服怎麼可能失去自己的尊嚴？我的行為要與我的裝束相配才對。他們來抓我，這極大地傷害了我。那天我剛從裁縫那裏把這件衣服拿回來，我真說不出它有多麼漂亮。我想像着如何穿着它同他一起迎接新年的到來。沒想到他們突然來找我。我意識到我再也參加不了什麼晚會了。絕望中，我把那件夢幻般的衣服穿在身上，來到了監獄。在我的想像中，除夕之夜我同他在一起。這都是因為這件衣服。我還是個膽小鬼，一個軟弱的人，像過去一樣。”
我把信拿給他看了。他立即趕到勞改營去看瑪麗娜。現在兩個人關係很好，瑪麗娜很幸福。這一切都是因為那件吉祥服。
佳麗娜講完后，大家爭先恐後地講各自的故事，全跟衣服有關係。事實表明，買衣服或帽子不僅能改變女人的心情，而且能改變她的整個生活。
例如，愛瑪透露了一個秘密：“在戲劇學院讀書時，我的夢想是買頂漂亮的小綠帽兒來配我的紅髮。從那以後，每當心情不好時我就對自己說：‘看來我該買頂小綠帽兒了’。我往往去商店花很多時間挑選，要沒有綠色的，我就試其它顏色的，然後買一頂，這才滿意地回家。我有許多這樣的帽子，都不知該怎麼處置它們。光綠色的帽子就有一打，你們誰想要嗎？來挑吧，免費供應。”
但沒人對綠帽子感興趣，於是奧爾佳講起了她的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契爾佳講的是兩位母親的兒子在產院被調了包，以及她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第一天我就差點兒講出這個故事。之所以沒講，是怕嚇着你們。現在好了，大家都和自己的孩子混熟了，誰也不會擔心自己的孩子與別人的調了包。因為我的故事說的就是調包的事。
兩個女人住同一產院的同一病房。一個是列寧格勒當地人，是一位工程師；另一個是鄉下人。這位列寧格勒人是在排隊買食品時開始宮縮的。她倆躺在同一產房，同時生的兒子，產後住同一病房，因此結下了友誼。同我們在座的一樣，她們也是不同類型的人，但女人在一起總能找到話題，也有時間相互了解。
後來她們出院了，相互道了聲再見，以為再也見不着了。
五六年過去了，那位工程師有一天去市場買土豆，突然看見了在產院結識的朋友正賣菜呢，她們彼此相認，並為重逢而感到高興。
“你的兒子好嗎？”農婦問。“上帝又賜予你一個孩子嗎？”
工程師治了多年不育症，盼了好多年才盼來那個孩子，後來沒再生。“這孩子很不錯，我和丈夫都挺高興，我們沒再要孩子。我丈夫唯一不解的是，埃迪克長着一頭紅髮，而我們家的人都是黑髮。或許這孩子有點象奶奶。”
“我們科爾亞也是，他長了一頭黑髮，象甲蟲一樣黑。我丈夫起初跟我開玩笑說：‘這小黑孩兒像誰呢？他卻不象是俄國人。’”工程師是猶太人。她從包里掏齣兒子的照片給農婦看，農婦抓過照片，凝神細看，低聲問：“你說你的兒子叫什麼？”
“埃迪克。”
沒想到農婦大叫起來，聲音之大整個市場都能聽見：“我兒子，我親愛的小兒子。他們怎麼給你起了個這麼討厭的名字。你怎麼成了人家的人，親愛的？”
她又哭又叫，最後招來了值勤民兵。但她絲毫沒覺察到，只是一個勁兒地指指照片，又指指工程師，悲憤地哭訴道：“她把我兒子抱到她自己家去了。”
工程師不知她為什麼突然大吵大鬧，嚇得臉色灰白，昏了過去。幸好市場上有急救站，派來個護士。護士救醒了她，倆人都被帶到了民兵糾察隊接受審訊。最後他們記下了她倆的住址，並讓她們找法庭解決問題，因為這不是他們能解決的事。
去法庭之前，兩個人都平靜了，決定先去看看孩子，以弄清是否真的調了包。工程師叫了輛出租車把農婦帶到了自己家。在路上，她就讓農婦保證只是看看孩子，什麼也不許跟孩子說。
到家了。農婦看了那孩子，也就是埃迪克，坐在那兒又哭起來，但她遵守協議，什麼也沒說。然後兩個人走出家來到街上，農婦對工程師說：“沒錯，索菲婭，肯定是調了包。
你的埃迪克跟我的丈夫一模一樣，他是紅頭髮，跟我們其他幾個孩子一樣。喏，這是我的地址。去看看你真正的兒子吧。
但協議照舊：什麼也別說。”
第二天，工程師為農婦的孩子們買了一大堆禮物，乘車去了三百公里以外的洛德諾依波利。她在那兒看到了什麼呢？
五個孩子坐在板凳上——四個是紅髮，一個是黑髮。她不由得急忙走過去看這個黑眼睛，卷頭髮的小科爾亞——他簡直是她兒時的翻版，看見他就如同看見了自己兒時的照片。
晚上打發孩子睡了覺，大人們坐在桌旁開始討論下一步怎麼辦。兩個女人吧嗒吧嗒掉眼淚，農婦的丈夫則坐在那兒想辦法。他出了這樣一個主意：“索菲婭-阿羅諾芙娜，我們把孩子調換一次，看他們是否認自己的母親和兄弟。當然，你大概給了我們的孩子許多巧克力，也會很寵愛他……而科爾亞卻習慣於曠野生活，他光着腳到處跑，整天在河邊玩，一天喝一公升牛奶。要是沒了新鮮空氣，只有巧克力，他怎麼能活得下去呢？可孩子又不得不回到他們的既定的命運上去。”
母親們考慮了一下，決定盡量和平解決問題。索菲婭-阿羅諾芙娜又呆了三天，試圖與科爾亞交朋友。她在村裏的商店中給他買了魚鉤、魚竿。也就是說，她盡量使他對自己產生好感。這小傢伙兒好像感覺到了什麼，對她依依不捨。然後在商定的那天，她向他提出到列寧格勒的“姨”家住一段時間。這是兩位母親商量好的——跟孩子們說她倆是姐妹，這樣他們在另一家就不會感到陌生。
就這樣，索菲婭-阿羅諾芙娜和科爾亞來到了列寧格勒。
瓦西里-瓦西耶維奇也跟隨而來，他要看看他的兒子埃迪克，並帶他到洛德諾依波利呆一段兒，也是想看孩子是否能適應新家。
科爾亞很喜歡列寧格勒的“姨”家，而且第一天就與埃迪克成了好朋友。科爾亞在家是最小的，而愛迪克是根獨苗兒，所以很高興有個朋友。同時，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儘力哄埃迪克，給他講釣魚、打獵。這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歡的。
第二天這孩子就主動提出：“瓦斯亞叔叔，我們何時去林子裏捉松鼠，還有釣魚？”幾天之後，他們收拾行裝出發了。科爾亞留在了真父母身邊。自然，索菲婭和丈夫盡量寵愛他，帶他去馬戲團、動物園和兒童劇常他們給他買書，最有趣的書，還給他買了童車。這孩子歡天喜地，跟他倆形影不離。他要索菲婭晚上給他大聲朗讀，因為他說他家從沒有這麼美妙的事情。但一星期之後他開始鬧着要走。“我該回爸爸媽媽那兒了。他們快收土豆了，我得去幫忙。”
他父母害怕了。但他們不得不準備送他走，因為有協議在先，不要讓孩子不高興，暫不跟孩子說什麼，只做他們喜歡的事情。
索菲婭和丈夫決定利用假日同科爾亞一起去洛德諾依波利，以便於接近他，使他不至於忘掉他們。
他們到那后見到了埃迪克，他看上去十分健壯，曬得黝黑，還打着赤腳。他學會了在河裏游泳、釣魚。已經成了個小男子漢。當然，他見到父母很高興，特別是見到他的新表弟科爾亞。因為他們不僅同年，而且幾乎是同時生的。
你們猜事情的結果怎樣？沒經過法庭，問題全部解決了。
每個孩子都有兩雙父母：索菲婭媽媽和尼烏拉媽媽，利奧瓦爸爸和瓦西亞爸爸。同時，每個孩子都有五個兄弟姐妹。他們把兩個孩子送到列寧格勒的外語學校讀書，而暑期則到鄉下度假。為了避免暑期太孤獨，索菲婭的丈夫把所有的“侄子侄女”——即科爾亞和埃迪克的兄弟姐妹們——接來同祝這是個奇特的家庭組合，但卻比一般的家庭更親密，誰都羨慕他們。問題的關鍵在於，雙方孩子都幸福。我的意思是，換了別人，事情的結局恐怕就不是這樣了。
“唉，要是人都像個人樣該有多好。”吉娜聽完故事後感嘆道。
大家都同意她的看法。
尼爾婭開始講另一個故事。
故事之八
教師尼爾婭描述了媽媽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第一天我就講過，我兒時最早的記憶是，媽媽穿着潔白的裙子，在半開的窗前彈奏鋼琴，看上去年輕、溫柔。好長時間我都認為這隻不過是一個夢，因為這種情景時常出現在我的夢中。我從沒把這夢告訴過媽媽，因為我長大後生活很慘：媽媽長期患病，我們買食品和衣服的錢都不夠，別說音樂了。多少年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媽媽彈過鋼琴。
後來有一天我們要去一個很富有的遠房親戚家做客。他們過去不怎麼理我們，但這次不知為什麼要請我們去參加一個生日聚會，是為他們的女兒愛拉舉辦的。愛拉與我同歲。我們花了一星期時間做準備，但我沒有鞋穿。已經是深秋了，我上學時還穿着橡膠涼鞋和毛線襪子。我上學時穿的衣服已經補過上百次。從學校一回到家，就立即脫下這件衣服，換上更破舊的，這樣，這件好點兒的衣服就能穿的時間更長些。我沒有禮服，也沒有象樣點兒的衣服，穿什麼去做客呢？沒想到最後媽媽創造了奇迹。她翻騰出一些破舊的毛線織物——一隻手套、一條破圍巾、兩隻毛線衣的袖子（她把毛線衣改成了毛背心）。我們花了兩天時間拆這些破舊衣物，把能用的毛線纏成線團。然後媽媽把毛線染成黑色，為我織了一條漂亮的裙子。她還用舊睡衣改做了一件短外套。而最重要的是，她設法給我做了一雙做客穿的鞋。她找出我下雨天套涼鞋穿的長筒靴，並用布條和紐扣為這雙鞋織了小鞋罩。不過，母親告訴我去做客以前絕對不要穿，因為這鞋罩穿一次就壞。
媽媽也沒忘了自己。她當醫生的妹妹送給她一件白大褂，媽媽用來改做了一條優雅的連衣裙，還鑲了綠色的花邊兒，這樣就看不出裙子是次布料做的。我不知道母親為什麼在這上面花這麼大的心思，不過我猜這是因為窮人也要有自尊，她不想在富有的親戚面前顯得寒酸。或許這也恰好說明，她對生活還沒有失去信心，還有許多好時光。畢竟媽媽還年輕。
我們來到了親戚家，打扮得整整齊齊，而且心情還挺激動。他們家的房子大極了，而且滿屋都是漂亮的傢具，大大的圓桌擺滿了食物，這些食品我連聽都沒聽說過，更別說吃了。我知道的水果只有蘋果、西瓜和野草莓，除此之外，我什麼也不知道了。而他們有葡萄、桃、香瓜。愛拉穿着漂亮、精製、帶大花邊領的天鵝絨禮服。我看起來也很好，說真的。
至少我自己是這樣想。使我大失所望的是，愛拉大聲問我：“你鞋上那是什麼東西？是自家做的吧？”
我感到一陣劇烈的羞辱。但我立即想到，如果我感到羞辱，媽媽肯定會傷心的，所以我剋制着自己，說：“是的，這鞋是媽媽特意為配我的裙子而做的。你喜歡嗎？”
“噢，我知道。這叫整體效果。”愛拉說，她是想表現她有多聰明。
跟主人和來賓們坐在桌子前，我感到象真的過節一樣。有這麼多美味佳肴，我吃得很飽，後來好長時間都不餓。我與其他的孩子們一樣，大部分時間都在喝檸檬汁。餐後主人給我們每人一小杯雪糕。這簡直如童話一般。我真覺得我是舞會上的灰姑娘-一隻是沒有王子。
後來，奇迹發生了。桌子收走後，大人們開始跳舞。女主人突然對母親說：“貝絲婭，你是個傑出的鋼琴演奏家，給我們彈個曲子吧。”
“哎呀，別開玩笑了，魯芙契卡，我好多年沒摸鋼琴了。
不過，我倒可以試試。要是不行的話，那就真不行了。”媽媽向牆角走去，那兒擺着一架黑色大鋼琴。直到這時我才注意到這麼多傢具中還有一架鋼琴。
媽媽在圓凳上坐下來，打開琴蓋，手摸琴鍵，閉上眼睛，努力回憶着什麼。然後，她微笑了，手在琴鍵上輕輕滑動着，連看都不看。她開始彈歡快、簡單的小調，是一首名歌，客人們跟着唱起來。一曲終了，客人們還在拍手叫好，她已開始彈起嚴肅的作品。大家都在靜靜地聽着，我使勁克制着自己的激動，我為母親感到驕傲。穿着白色的裙子坐在閃閃發亮的黑色鋼琴前，媽媽顯得美極了，而且音樂是如此地莊嚴，如此地優美。家裏的收音機放的那種亂七八糟、毫無生氣的音樂怎麼能跟這個相比呢？
突然，媽媽開始彈奏很憂傷，而又極其優美的曲子，這熟悉的曲調立即把我帶入夢境：媽媽在窗前彈着鋼琴，我在小搖車裏手舞足蹈。今晚屬於媽媽的，我真怕我打攪了她。突然，我感到我們的整個生活只不過是殘缺不全的碎片，只是美好生活的結束，而以前美好的生活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夢。我儘力克制着不讓自己哭出來，但最後眼淚終於奪眶而出。媽媽嚇壞了：她急忙跑過來安慰我。主人和客人們也都圍過來，有人把一杯檸檬汁送到我嘴邊，但我喝不下去。媽媽向大家道了歉，很快領我回了家。她什麼也沒問，只是把我抱到床上，給我墊好枕頭，我便睡去了。
第二天，我給媽媽講了我的夢以及我如何認出了媽媽彈的曲子。“那是戈達爾的華爾茲，”她說。“我過去很喜歡它。
但你怎麼會記得？那時你還是個嬰兒呀？”
“那是我在夢中常常聽到的音樂。我給您哼哼？”於是，我給媽媽哼了戈達爾的華爾茲。媽媽哭了，很久以後媽媽才告訴我，那時是媽媽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故事之九
女導演愛瑪講的是傷心的離別和快樂的發現。
這一發現挽救了愛瑪的朋友們，他們因羅蒙諾夫在列寧格勒的試驗而備受其苦。
有個時期我不斷同人告別。朋友們一個個都走了，去了四面八方。我的好朋友現在有一半在國外。人們出去的目的是為了自由地著書、作畫、演奏音樂、拍電影、演戲。有時我感到整個俄國都在出走。每次告別眼淚都要流成河，而之後留下的記憶卻是一片荒漠。
對我來說，最難受的告別是送考斯特亞走。我已給你們講過他。他家是列寧格勒最吸引人的地方。每天都有許多各界名流去那兒聚會。不過，去那兒的人大都是搞藝術的，要不就是不同凡響的、令人感興趣的人。考斯特亞在我們學院讀戲劇史專業時，我們就成了好朋友。他是什麼樣的人呢？噢，他是這樣的人，你可以隨便招呼他，什麼都可以跟他聊，而過後總能發現，你有了許多新的藝術觀和新的打算。就藝術觀點而論，他總給人以極大的鼓舞。
可後來考斯特亞也走了。我們把他送走後，我去他家幫他媽媽收拾東西。考斯特亞走後，政府要收回一間房子，只給他媽媽留下一間，所以要把他那間屋子收拾出來。我傷心地整理着他留下的一些書籍，把他沒能帶走的畫從牆上摘下來。報紙曾把這些畫說成是“可憐的、西方模仿者的低劣之作。”而現在要想把這些“低劣之作”帶出國，政府卻要徵收重金。我一邊忙着收拾東西，一邊聽着對面窗戶里傳出的音樂。一幫孩子在一遍遍地重複播放着阿巴錄音。我隨音樂擺動着，試圖沖淡自己的傷感。
一天，考斯特亞的母親耶芙多尼婭-波羅芙娜要我收拾一下閣樓，那幾多年來攢了一大堆東西。我彎腰爬進了閣樓，因為空間很狹窄。我翻騰着這些東西，一件件地叫着它們的名字，並拿着讓在下面的耶芙多尼婭看看。她坐在下面的椅子上，就象坐在王座上的女皇，對我發號施令：“這個扔掉，這個你可以留作紀念，這個可以留着。”
在閣樓的角落裏我發現一個袋子。解開一看，裏面是箇舊枕頭套，但象耶芙多尼婭的其它東西一樣地乾淨。伸進手去一摸——好象是糧食，或許是小麥。“這兒有個袋子，裏面的枕頭套大概裝的是小麥。”
耶芙多尼婭猛地從椅上站起來說：“什麼？裝小麥的枕頭套？不可能。它還在那兒？天哪。知道這麥子是怎麼回事嗎？
愛瑪。”我馬上爬到閣樓門口探出頭來，耶芙多尼婭總有迷人的故事告訴我：“戰爭後期，長期的封鎖結束了，但糧食還是奇缺。我設法弄到了一袋小麥，用咖啡磨磨碎，做成了麥片和鬆餅。這口袋小麥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亞的命，後來情況好轉，這袋麥子我們沒吃完。有人建議我拿到市場上換點別的東西。但我沒那樣做。‘上天保佑，但願我們再也用不着它，’我說，‘但我要留着它，以防萬一。’所以它放到了現在，從１９４４年至今。”
我坐在那兒聽她講故事，手不停地抓着小麥。“那麼我們怎麼處理它？這回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照舊，上帝保佑，最好我們永遠用不着它，但還是要留着它。”
“好吧。”
我把袋子放回原處。正要捆上袋口時又發現枕頭套下還有一個小麻布袋。打開一看——樂得我差點從閣樓上掉下來。
我沒說什麼。耶芙多尼婭不故心地問：“愛瑪，你翻到什麼了？”
“親愛的耶芙多尼婭。您那句話是怎麼說的？‘上帝保佑我再也不需要它，但我要保留它以防萬一，’這回又該用到這句話了，干蔥。”說完我把這袋干蔥恰好扔到她腳下。
這回耶芙多尼婭也樂了，激動得眼淚都流了出來，好象眼前是鮮蔥，而不是干蔥。
那是在１９７４年，我們的市長羅蒙諾夫剛剛宣佈他近期的“列寧格勒試驗”。他宣稱，列寧格勒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給，並頒佈了嚴厲的規定，禁止從外地或別的共和國進菜，帶到自由市場也不行。試驗一年，結果他晉陞到政治局，而本市卻鬧菜荒，沒有土豆，沒有捲心菜，沒有胡蘿蔔，最糟的是沒有蔥。自由市場上一出現便立即被搶購一空，而且價格高得嚇人——八至十盧布一公斤。自然，我和耶芙多尼婭長時間沒聞過蔥味兒了。沒想到突然間發現這麼多蔥。
我把這些干蔥分成好幾份，然後坐下來開始給好友們打電話，“嘿。”我說，“你多長時間沒蔥了？一個月？兩個月？
你對１９４４年產的蔥感興趣嗎？來拿吧。”
這些人陸續來了，聽說了事情的原委他們也大笑了一番。
我們的廚房飄起了久違的蔥香，引得鄰人們羨慕不已。
可以想像到，愛瑪的故事引得大家發泄了一通怨氣。然後大家轉向愛麗什卡：“哎，該你了，愛麗什卡。你要結束我們的《女人十日談》，可別讓我們失望。”
故事之十
女秘書愛麗什卡講的是一位外號叫幸運的瑪麗婭的婦女，另外還談到了普通俄國婦女的幸福。
因為我要結束我們的《女人十日談》，我願給你們講個有着特殊幸福的女人，她住在我們院子，大家喜歡叫她幸運的拜麗婭。她已經退休了，整日酗酒。一喝完酒她就踉踉蹌蹌來到院子裏，坐在凳子上給人們講她如何幸運。我聽過幾次，所以才能講給你們聽。
瑪麗婭的幸運開始於父母被捕的那一天。那時她還是五歲的瑪莎，正跟父親玩捉迷藏。她藏起來了，父親在找她。瑪莎自以為藏的是絕妙的地方——她趴在浴缸下面。她趴在那兒等爸爸發現她，或叫她，然後宣佈他輸了。她在那兒趴了好長時間，最後睡著了。在這時，家裏遭到搜查，父母被訊問並被帶走了。爸爸媽媽知道瑪莎的奶奶要來，所以沒提房間裏還有他們的孩子。他們擔心瑪莎會被帶到孤兒院去，因為父母被捕后孩子一般都被帶到那兒去。果然瑪莎很幸運，當天晚上奶奶就來了。她來時恰好瑪莎醒了過來。她從浴缸下爬出來，開始哭着找爸爸媽媽。奶奶經過的事多，一看房間裏這麼亂，馬上就明白髮生了什麼事。她抱起瑪莎，拿了些必需的東西，把瑪莎父母的照片從牆上取下來，然後逃出列寧格勒，去了鄉下。這是瑪麗婭第一次走運，那年月許多孩子不僅失去了父母，還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他們被給予新的名字以加快“再教育的進程”。
戰前不久，瑪莎已經十幾歲了，她奶奶領着她離開列寧格勒地區，投奔了西伯利亞的遠房親戚。這是瑪麗婭第二次走運，因為那時人們正從外地湧向列寧格勒，而後來都餓死了。但她同奶奶去了西伯利亞這才幸免於難。
瑪莎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加入少先隊、共青團，與其他孩子們一起學習朗誦歌頌祖國的豪言壯語：“為了我們幸福的童年，謝謝您，親愛的國家。”至於父母，她當他們已經死了。直到奶奶臨死前，才把爸爸媽媽的事情告訴她。那已是斯大林以後的時代。瑪麗婭急忙跑去打聽，而他們告訴她：她的父母已經遷居，現在某某地方。她立即動身去找他們，發現他們還活着，只是活得很慘。從勞改營出來后他們也找過她。他倆先後死在她的懷裏。但瑪麗婭自感很幸福，因為她畢竟見到了父母，而且他們死在家裏溫暖的床上，而不是勞改營的鋪上。
瑪麗婭嫁給了一個挺漂亮的小夥子，但卻是一樁不幸的婚姻。他是酒鬼，經常往死里打她。當她談起離婚時他便以殺死她相威脅。瑪麗婭嚇壞了，因此只好跟他將就着過。但幸運的是：丈夫勾搭上一個漂亮的鄰居並因而拋棄了她。
瑪麗婭在火車上當乘務員。工資很少，所以她跟其他乘務員一樣在長途列車上想法賺點錢：從南方帶來水果，從列寧格勒帶走衣物、汽車零件、半導體以及其它一些在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不可能買到的東西。一次她所在的那次列車遭到檢查，看她們是否投機倒把。瑪麗婭帶了一袋橘子。她決定把它藏在兩節車廂之間的平台上。車開着她就打開了車門，然後走到外面的平台上，並把袋子掛在了那兒。恰在此時列車來了急剎閘，她飛了起來。但她很幸運。她手裏摸着袋子沒鬆手，而袋子掛住了門把手，這才沒把她甩出去。她嚴重致殘，但橘子口袋卻救了她一命。有人從窗戶中看到了發生的事情，並拉響了報警器。
“再有一分鐘，”瑪麗婭事後說，“我就會鬆手掉到車輪子底下去。因為我馬上就要失去知覺。”
也就是說，她是幸運的瑪麗婭。
她被送到了醫院。她躺在那兒，想着如果他們發現她出事的原因——全是因為那袋她想倒賣的橘子——她就會丟掉養老金。但一位也是乘務員的朋友悄悄告訴她，趁亂之機，一位手疾眼快的乘客偷走了那袋橘子，這樣瑪麗婭就安全了。由於工傷致殘，她得到了一份不錯的養老金。另外鐵路上為照顧她這個殘廢人還在列寧格勒給了她一間房子，有八平方米。
真是幸運的瑪麗婭。
瑪麗婭有固定的養老金，雖說一條腿有點痛，但卻拖累不着任何人，而且任何人也不依賴她。但後來鄰居們突然告到民兵那兒，說她是個酒鬼，應該把她趕出去，把房子讓給“誠實，不喝酒而且處境困難的勞動者。”瑪麗婭被帶去檢查並被宣佈為酒鬼。但念她是個殘廢工人，他們沒趕她出去，而是開始給她治療。
她在醫院呆了三個月，然後宣佈治癒，並被送回了家。回家發現有三個月的養老金在等着她，她立即買了件不錯的冬大衣，而剩下的錢又喝了酒，三個月的治療白費了。從此，每當要買什麼東西或是沒錢花的時候，她就鎮定地走到戒毒辦公室告訴他們說：“我想治療酗酒症。送我去醫院。”
於是他們照辦了，而她的錢又攢下了。這就是我們的瑪麗婭。她看上去很慘，但如果一個人說她自己生來就是幸運的人，你怎麼能不相信她呢？
大伙兒講故事時，我一邊兒聽，一邊琢磨着：生活中有好事也有壞事，連我們自己都有時好有時壞，是善與惡的混合體，這一點咱們應當承認。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過幸福的時光。真的，咱們都有自己的幸福。阿爾賓娜確實有過不幸的遭遇，可你們看她呀——長得多好看。漂亮得象個洋娃娃。
對咱們來說，能出一次國都是莫大的幸福，可她呢，幾乎游遍了全世界。她多有福氣埃拉麗莎與愛瑪她們倆呢，簡直比男人還要強；正因為這一點，她們要想找個合適的男人就不那麼容易了。可她們已經決定生個孩子自己過了；況且她們都有着自己喜愛而又令人羨慕、尊敬的職業，誰能說她們不幸福呢？
吉娜就更不用提了，她所面臨的是最大的幸福。她同伊格爾將會遇到什麼樣的艱難困苦，將來的生活是否如意，這都很難預料。但在今天，最晚不過明天，有一份嶄新的生活在等待着她。我們真羨慕你，吉娜莎，你是雙喜臨門：生了兒子，又要和心愛的男人結婚。
關於瓦倫蒂娜我要說兩句，我一直很害怕你這樣的女人，瓦柳莎。每次去機關辦事，我總要先瞧瞧辦公室里坐的是男幹部還是女幹部。官僚讓人生畏，而女官僚又比男官僚還要可惡百倍。可你呢，卻保持了自己善良的心。不管你同意與否，我認為這一點就是你最大的幸運：你身居政府部門，不僅沒有失去人味兒，更可貴的是，你也沒有失去女人味兒。
娜塔莎有個好丈夫，還有一套房子，她自己又是個熱心腸的人。奧爾佳實實在在，踏實肯干，就象涅克拉索夫所描述的那種人：“她能攔奔馬，她敢闖火海。”當然，並不是說女人非得干這樣的事情才算偉大，而是說奧爾佳和男人一樣每天三班兒倒，和男人一樣完成生產任務。一旦爆發戰爭或其它災難，能夠拯救我們的還是這些普通的勞動婦女。
該怎麼說你呢，佳麗娜？你的那種幸福並不是人人都欣賞得了，至少我不能。我理解不了你們持不同政見者的觀點。
這種觀點的意義、目的是什麼？只有一點我很清楚，那就是，你們在堅持自己的信念。那也一定就是幸福吧。
尼爾婭，你自己大概知道自己的幸福是什麼吧。我忍不住要說出來：你的幸福並不在於你的音樂，你的學生，甚至你那位好丈夫，而在於你那非凡的心靈。它寧靜、深邃、純潔，宛如森林中的一江湖水。這恐怕是最難得的一種幸福了。
好了，我已經把你們都說了一遍，現在該談談我自己了。
朋友們，我簡直幸福得令人厭惡，幸福得不可饒耍我的生活中沒有一天不曾被人愛過——媽媽的愛，姐姐的愛，瑟約扎的愛。我哪兒也不想去，我沒有什麼遠大的抱負，也沒有非凡的才能。我只想盡自己的力量多養幾個孩子，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但有一點要提一下：無論我從前是多麼的幸福，我還是希望我們的生活能夠文明起來。我覺得我們女人的生活應該得以進一步的改善和提高。這不僅僅指我們在座的諸位，而是全國的女同胞。我要說的就這些。若是有誰覺得我哪些話不中聽，那就請多多包涵了。你們不會生我的氣吧？
沒一個人生愛麗什卡的氣。相反，拉麗莎奔過去摟住了愛麗什卡，動情地說：“我們的小愛麗什卡，你真聰明。你說得很對。我們以往的生活並不是無幸福可言。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生活得更加文明。我認為這可以作為我們《女人十日談》的結束語。你們覺得怎麼樣？”
大家都同意拉麗莎的提議。作者稍加思索，也同意了，並決定最後再畫上個句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