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 金錢
故事之一
生物學家拉麗莎講述了五戈比銅幣的故事。雖然五戈比買不了什麼東西，但有時卻是無價之寶。
我從未在金錢上遇到什麼麻煩，２５歲研究生畢業后就找到了工作，搞科研而且薪水不低。我母親是醫生，父親搞飛機場建造，后又搞太空站。不，不是貝庫諾，他搞過一兩個，不過這關係不大……有一天，我告訴父母說，我不想結婚，但想生個孩子自己過，他們聽后受到很大打擊，而且很長時間沒緩過勁來。後來，他們對我的想法習以為常了，就張羅着為我買了一套一居室的單元房。我兒子大了還可以再換個兩居室的。我已經開始攢錢了。我並不吝嗇，但我承認，我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出國由國家拿錢，因為我們出國是為了科技交流；至於度假呢，我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我對金銀首飾不感興趣，我也不需要汽車——那太麻煩。所以，我的錢很多，我甚至還在銀行存了一些，以防日後有難。但我最大的安全感在於我不依賴任何人。
不過，我生活中發生過一件事，我的命運曾繫於五戈比上，當時作為一個無神論者，我請求上帝賜於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給了。除了天意，無法解釋這件事。
那時我還在讀研究生。我修的是遺傳學，這門學科過去被視為“資產階級社會的妓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蘇聯生物學的先進領域”。遭迫害的遺傳學家中那些還活着的已經平反，重返科學界並得以晉陞。但並不都是如此。我聽說，在擁有大量集中營的某加盟共和國，有個人就是一個“未返者”，他在那裏的大學教生物學並從事遺傳學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感興趣的：在妊娠初胎兒發育過程中預測基因畸變的可能性。我做出了不切實際的決定：請這個頑固老頭做我的指導教師。人們都說不可能，因為老頭在列寧格勒時是被同事出賣而被送進監獄的，所以他再也不回這個城市了，甚至當邀請他回來會見外國科學家時，他都拒絕了。
我給這位老人寫了封信，沒有迴音。我又寫了第二封，這次寄上了我的論文要點及已完成部分的複印件。我對他只有一個要求——允許我到他所在的邊遠地區去看他並同他交談。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裝出發，充滿激動、緊張之情，好像要會見的是初戀的情人。
他選擇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說別人在１９３７年為他選擇的地方，竟是如此凄涼：列車窗外是泰加森林，無邊無際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營，大概是現代的罪犯集中營而不是政治集中營。上下車的人中有些形跡可疑，他們穿灰布工裝，留短髮。旅客們正在議論，說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應該小心自己的東西。我只有一個運動包和一個裝錢及論文的小包，豈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兩個包都被人偷走了，錢、學生證、論文全丟了。火車就要到站，怎麼辦？我急得團團轉，束手無策。幸喜護照和五盧布鈔票還在上衣口袋裏。我決定，無論如何也要闖一闖，決不能空手而歸。
下車后，我很快就在學校里找到了我的學術偶像，一個頑固的老頭。我們就在課間站在走廊里聊了一會兒，他讓我第二天上午十點到他的實驗室去。
我一邊離開學校，一邊想着我此行的命運：在十分鐘的交談中沒有看到他一點笑模樣。實際上，他懷疑我，很不情願同意會見，起初他說就在走廊里談談算了，我堅持至少要談一個半小時，他才同意了明天的會見。現在我發愁是如何擺脫眼下的困境。即使發電報，也不會有人給我寄論文複印件來，這意味着只能完全取決於我跟他談的結果，而且還得假定談話是嚴肅認真的。此外，還有令人憂慮的生活問題：我怎麼回家，怎麼找回失竊的學生證，怎麼用這僅有的五盧布維持生活？
我找到車站派出所，告訴他們我坐的是哪次車，哪節車廂，還給他們看了火車票。我告訴他們，一旦發現我的論文和證件就立即還給我：有時小偷只要錢而把這些東西隨手扔掉。他們答應了，而且應該提一下，兩個星期後他們真的把我的論文和證件給我寄到了列寧格勒。小偷把它們恰好丟在我坐的那節車廂的門口，要是當時想到問一下列車員，我就不會兩手空空地去見老頭了。
我到郵局給我父母發了封電報，讓他們儘快給我寄些錢來，然後我就去了旅館。我在普通客房租了個一盧布半的床位，而且還得預付款。一間房裏住了六個陌生女人，我還得集中精力準備明天的會見。怎麼辦？我出去在街上轉了一個半小時左右。感到很冷，於是我去一家咖啡館取暖，要了杯咖啡和一塊蛋糕，一坐就是一個多小時。女招待開始以不滿的眼光看我，我只好又要了點別的。然後我去電影院看了部偵探片，看電影時，我實際上還是在想自己的事。我再也無錢去別的地方了，所以我用最後一點錢買了包香煙就回旅館了。我早早地上床，卻難以入睡，翻來覆去，一直到快天亮時才睡着。結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你們知道，我沒有鬧鐘。九點半我才醒來。而到學校有半小時的路程。因為昨晚錢都花光了，我連坐公共汽車所需的五戈比硬幣都沒有。天啊，怎麼辦？我爬起來，簡單梳洗了一下，但感到十分絕望：這是怎麼回事埃我衝到了街上，去學校的汽車站就在旅館旁邊，汽車正要開動。好像被什麼東西猛推了一下，當車門正要關上時我飛身跨了進去。哎呀，我想，我可是第一次坐車想不買票。
我坐在那兒，哪兒也不看，心裏十分緊張、害怕。突然，在學校附近的一站，我看見老頭兒正從前門上車。他像木樁子一樣站得筆直，在晨光中，他的臉顯得灰白，而且很嚴肅，眼睛毫無生氣。他上車后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臉朝我，但沒看見我，因我坐在車的另一頭。我坐在那兒，想着是否要走過去，我決定不用過去，因為他沒注意我。我最好還是遵守協議，到他的辦公室再跟他談。
可怕的是，同老頭兒一起上車的還有個檢票員，一個潑婦樣的女人，而且，她已開始查票。災難終於來臨。我坐在那兒，感到惶恐不安，孤立無援。我真傻。我昨天為什麼連一枚五戈比硬幣都不留？沒有論文，沒有工作證，什麼都沒有——檢票員甚至會因我沒票而把我抓起來……我感到眼淚隨時都會奪眶而出，我唯一能控制住自己的理由就是意識到眼淚也解決不了問題。檢票員離我越來越近。
這一站怎麼這麼長，我下不了車，我已經被困住了。
我開始祈禱：“主埃無名的世界創造者。救救我吧，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科學。畢竟人們承認遺傳學就是承認您的存在。為了這緣故，基因和染色體的創造者啊，給我五戈比吧。”
但太晚了，太晚了……無情的、油桶般粗壯的女檢票員正向我走來。慌亂中我扭頭去看車窗。突然，我看到五戈比硬幣卡在玻璃窗的襯墊上，一枚黑乎乎的、銅質的、真正的硬幣。我一把抓過它來，身體彈離座位，飛快地把它投入收幣機並撕下了一張票。我馬上感到如釋重負，平靜地迎着檢票員向前門走去，老頭兒正坐在那兒。他在看着我——他早注意到了。我慢悠悠地走過檢票員，就像一朵白雲飄過山崖，若無其事地把票交給她，車就到站了。
老頭兒同我一塊兒下車，他甚至先下一步，然後伸手扶我下。我們沿着馬路向他們的學校走去，他突然問我：“老實告訴我，你為什麼最後才把五戈比放進收幣機，恰恰是檢票員要抓你的時候？你是否總這樣貪小便宜？”
我只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他。聽到我曾對“無名的世界創造者”祈禱，他大笑不已，但又說，這裏面是有點名堂，由不得人不信——不然五戈比從何而來呢？我沒想到老頭也有高興的時候。總之，我們到了他的實驗室。唯一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時至今日，他仍然在指導我的研究工作，儘管他從未離開過他的小屋，是我去找他。
坦率地說，在錢的問題上，我從沒遇到過這麼大的麻煩，也從未像得到那五戈比硬幣時那樣欣喜若狂。
“好，拉麗莎。我們在你身上又有所發現。”故事結束時愛瑪微笑着說。
“是的，拉洛什卡，別總想用奇聞軼事來應付我們，”阿爾賓娜說，“你為什麼要豎個盾牌掩蓋自己？我們並不是危險分子嘛。作為個人，我尊重你的獨立，我甚至羨慕你，你知道嗎？”
“好啦，先別忙着羨慕我，我們的《女人十日談》尚未完成——你還會從我這裏聽到許多……現在聽吉娜的。吉娜，你在集中營呆過，想必有人為了錢而真的犯罪吧？”
“多極了，”吉娜揮着手說。
“那就給我們講個真正可怕的故事吧。”
“好，我試試吧。”
故事之二
由流浪女吉娜講述，她自認為這是她在集中營里聽到的最可怕的故事。
我們區有母女二人，母親３６歲，女兒１８歲。她們正在戒酒，已經骨瘦如柴，當然是強制性的。她們因殺人被抓進來，但倆人互相咬，都說是對方乾的。她倆被分別關押，因為要關在一起，這兩個身輕如羽毛的人會飛掉。她倆是了不起的鬥士。
她倆的故事是獄友們告訴我的，說的完全是真事。她們住在工房，經常帶外人回家，經常神志不清：她們喝酒，時時刻刻都在喝。母親少女時就開始喝酒並同幾個男人姘居，醉醺醺時生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故事發生時，母女倆正和一個男人同居。母親是十足的醉鬼，女兒也不甘落後。
一天，她倆共有的男人回家時帶來了剛領的工資袋，這可是聚會的好時機。朋友們被邀來了，大家放浪形骸地折騰了一通，個個酩酊大醉，想跟誰睡就跟誰睡。第二天，酒沒有了，錢沒有了，客人也都回家了，但母女倆卻大為不滿——她們需要更多的伏特加才能撒下尿來。她倆不知是誰突然想到，她們的男人應該還有獎金。她們開始跟他吵：“你的獎金在哪兒？快給我們拿出來。”
他醉得不輕，但還能說話：“還沒發呢。”
然後他轉身去睡了。
隔壁有個鄰居和她們的男人在一起工作，母親打發女兒去問一下，看獎金到底發了沒有。女兒在隔壁門前晃了一下便立即折回來，說：“是的，發了。”
她倆開始審問男人：“錢在哪兒？你為什麼要藏起來？”
她們把他從床上拖下來，渾身上下搜了一遍，什麼也沒找到，便開始揍他，男人只疼得亂叫。她倆不知誰提議用刑折磨他，以弄清錢藏在何處。我們勞改營的人始終弄不明白到底是誰出的主意。因為她倆至今還在互相指責。
她們把他捆起來，開始拷打。起初她們用皮條抽打這可憐的醉鬼。雖說是爛醉如泥，他還是告訴她們：“你們把我活活燒死也得不到我的錢。”
於是，這兩個小惡魔開始用香煙燙他。他還是不說錢藏在哪兒。她們吼叫着：“要不把錢拿出來就鋸你的腿，把你的雙腿都鋸掉。”
醉鬼昂了昂頭，說：“鋸吧。我父親是敵後游擊隊員，所以我不怕拷打。拿鋸去。”說完又睡了。
她們從棚子裏拿來了一把兩人用的大鋸，把男人抬到床上，再把床拉到屋子中間，然後一人執一頭，開始鋸起來。大概她們起初只是想給他留下個疤，沒想到這個醉鬼激起了她們的獸性——我不知道，也不敢瞎說。男人被鋸醒了，開始大聲喊叫：“他們在樹林裏鋸掉了我爸爸的腿。他們先讓他喝酒，然後才鋸的，這樣不會腐爛。爸爸受得了，我也受得了。”
他沒再說什麼，只是像一個游擊隊員一樣躺在那兒，直到雙腿被鋸掉。他失去了知覺，她倆意識到她們不會再從他那裏得到什麼了，因為他什麼都說不出來了，於是她們才住了手。她們用毯子把他裹起來，用褥子包住他的腿以防血流滿地。然後她們動手找錢。居然找到了：在碗櫃的後面。她們又買了些伏特加。女兒出去買酒時，母親把那個男人拖到陽台上，用破布包起來，看上去像一捆雜物。隨後便忘了他，好像他壓根就不在那兒。女兒買伏特加回來，見沒有了那個男人，便問：“他在哪兒？”
母親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大概走了……”女兒稍稍清醒一點：“怎麼會走呢？他的腿不是鋸掉了嗎？”
“我怎麼知道？他是個聰明人，他會有辦法的。”
然後她們洗凈了血跡，燒了些土豆，又請來了客人。以後幾天時間內她們都是爛醉如泥。有人向她們問起那個男人，她們就回答說，那個人呆膩了，自己走了。這樣的事是家常便飯，所以誰也不再問什麼，好幾天，下班路過這兒的人總能看到她們在聚會。
一天，一個女人酒喝多了，想吐，但廁所里人已經滿了，她只好到陽台上去吐。她扶着欄杆往街上吐，然後站在那兒等一會兒再吐。她漫不經心地看到陽台角落裏有一堆破布，上面蓋滿了積雪，她還看到一隻完好的男人鞋露在外面。“她們幹嗎把這麼好的鞋子扔到陽台的雪裏面？”她過去拉了一下鞋子，不料卻拉出一條腿。她立刻醉意全無。回到屋裏，她什麼也沒跟別人說，道了聲再見便借故回家了。實際上她去的是警察局。
警察把她倆抓了起來，還查驗了死者。驗屍結果說明，這個男人最初幾小時還活着，後來血流盡了，人也就凍僵了。
這便是兩個酗酒女人乾的事，一個男人為了錢把命都丟了。
這個可怕的故事尤其使奧爾佳驚恐不安：“人們幹嗎要喝酒呢，太可怕了。真想不到他們喝醉後會干出什麼事來。我們的丈夫在今後的年月里還會一直喝下去，他們會死，我們都得做寡婦。”
“但婦女也喝酒，不是嗎？你們剛聽的故事說的就是你們自己，”瓦倫蒂娜說，“她們的確那樣做了，又怎麼樣。每年都有越來越多的婦女成為酒鬼。現在有許多婦女戒酒場所，而前不久全國才有一個，在默滿斯克。那時人們一聽到這個戒酒場所就毛骨悚然。現在怎麼樣了？每個像樣的城市都不只有一個，而是幾個。”
“連小孩子都酗酒，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愛麗什卡說。
她們又閑聊了幾句，哀嘆事情不盡人意，然後又提議讓娜塔莎講個故事。“只要令人高興，娜塔莎，”愛麗什卡央求道“講什麼都行，我聽剛才那個故事聽得太緊張了。”
“好吧。吉娜使我想起了一個故事，也與獎金有關。我會儘力使你們擺脫不愉快的感覺。”
故事之三
工程師娜塔莎講述，關於獎金和列寧塑像的故事。
在開始實行獎金制度那年，我正好大學畢業，在一個工廠當了工程師。這是個老廠，有許多老傳統，也有許多經驗豐富的老工人，總的氣氛比多數工廠要好。但我所在的那個車間有個令人討厭的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個車間黨支部書記。他任人唯親，排斥異己。只要有他在，工人們便不得安寧：他總是要求人們要有高度的自覺性，還憑空想出許多新的“社會主義義務”，要不就發明出許多“首創精神”，自然這些都沒能使工作得到改善，但聽起來給人的印象滿深刻。我們車間總上廠報，有時還會上《真理報》。支部書記總是把這些報道剪下來加以保存。希望以此能鋪平晉陞之路。
一宣佈要發獎金，支書就開始敲詐工人這筆還沒拿到手的錢，好像給工人發的錢取自他個人的腰包一樣。一開會他總要提這件事：“國家知道，不幸的是，我們工人的自覺性並不總是高過對物質利益的關心，因此實行了獎金制。應該把這件事同缺乏自覺性聯繫起來看。”
但是，雖然他到處講他對黨所負的責任——自然，他把這種責任看作是督促工人更好地幹活——但他個人卻不自覺為國家着想：他個人及其全家去療養院，花的都是國家的錢；他讓我們車間的工人給他裝修房子，工作時間也不例外；有一次發工資，年輕的會計由於失誤少給了他幾塊錢，這傢伙沒完沒了地鬧了三天，可憐的姑娘差點被開除。
他開始同工人們爭吵獎金問題，每時每刻都在盯着誰偷懶了，誰遲到了，誰不服從領導了，等等。一丁點兒大的事他也得去報告領導，並慫恿他們取消某人的獎金。頭兒們也有點怕他，所以總是讓步。工人們很氣憤，車間主任也明白，支書的熱情影響了生產。但他們對此毫無辦法——這是意識形態。你只要一反駁他，他就對你發動猛烈的政治政勢，而且沒完沒了。
我們車間有個技工，是個老姑娘，名叫尤麗婭-康斯坦丁諾芙娜。戰爭年代曾在前線當過護士，受過勛，而和平時期，她的作風是大膽和獨立。支書早就想開除她，無奈車間的生產要依靠她，廠方對她評價很高。這個尤麗婭-康斯坦丁諾芙娜見工人們討厭支書，甚至許多人開始調離我們車間，所以她決定支持工人，幫他們擺脫那個惡魔。她首先與最要好的工友達成了秘密協議，因為他們率先支持她，爾後其他人也紛紛響應，她的計劃，就是把支書搞掉。
我們廠院子裏有個小公園，公園裏有一個噴泉，周圍是椅子。尤麗婭同工友們商議，決定提一個富有“首創精神”的建議：每人都把這第一次獎金捐獻出來，塑一座列寧像來取代噴泉——以感謝黨和國家今後的每次獎金。
我們都熱烈期待着車間年會。通常宣佈開會時，工友們，尤其是女人，都想方設法逃避。會議常在工作之餘召開，為了防止不自覺的的工人逃會，他們在開會期間總要把大門鎖上。但廠內還有幾個小門，女友們往往會從這些小門溜出去，或回家或上街排隊買食品。但這次開會大家都到場了，他們都想看看尤麗婭發起的反支書活動怎樣收常雖然大家的錢都不富裕，這點獎金也不至於撐破腰包，但只要能搞倒支書，大家都不會吝惜這些錢。況且，無論如何，車間差不多一半工人都被他剝奪過一些錢。他還曾給隊長、車間主任和技術員施加壓力，要他們保證，凡是違反紀律者都要懲罰，不許漏掉一個。所以，工人們無所失，技術員和隊長很明智，他們決定放棄自己的獎金，因為他們受的氣也太多了：以前他們負責生產，現在他們像小孩子一樣聽命於支書。
會議終於開始了。車間主任上台公佈了所有有關我們的數字：計劃、超計劃、超額完成任務、未完成任務，等等，然後他收起表格回到了座位上。支書爬上講台，開始講他的老套話：黨如何關心所有的工人，給他們發年終獎金，而某些工人不自覺……如此等等。
支書講完后，尤麗婭走到台上，不慌不忙地重複着支書剛才所說的一切：黨……政府……政府……黨……事實上，冬天已經過去，夏天已經到來——聽她給我們講這些老套話，我們都感到吃驚，擔心她最後說走了嘴。她不停地講啊講，還不斷盯着門口和手錶。支書是會議主持者，他用鉛筆敲桌子，說：“時間，尤麗婭-康斯坦丁諾芙娜。”
她送給他一個甜蜜的微笑，點了下頭，繼續說她的，這次說的全是引的列寧的話：“正如列寧所說，正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所講……”支書嘆息了一聲，他毫無辦法：他不敢冒險打斷一個正滔滔不絕地宣講列寧語錄的講演者。
尤麗婭正大談列寧時，門開了，一名記者和一位攝影記者嚴肅地走進了大廳，後面跟着笑容可掬的廠報編輯。編輯趕忙走向支書，彎下腰來同他耳語幾句，其實大家都能聽到：“從《真理報》來的。”
支書大喜，哈腰示禮並張開雙臂說：“歡迎。歡迎。”
同時他示意尤麗婭停止演講。她只是微笑了一下，然後大聲宣佈：“所以，按照上述的一切，我們車間的一夥工人、工程師和技術員決定，為了感謝黨和政府，我們謝絕第一次獎金，用這些錢在工廠公園裏建一座列寧紀念像來取代噴泉。”
這麼長時間，人們等的就是這句話，於是整個大廳里歡聲雷動。尤麗婭稍停了一下，掌聲過後繼續說：“我們堅信我們會得到廠領導，首先是我們尊敬的支部書記，瓦西里-伊萬諾維奇的支持。”
她轉向主席團，微笑着邀請支書站到她講話的地方：“我們期待着您的答覆，瓦西里-伊萬諾維奇。”
主席團有一半人會心地笑了——他們早已知道尤麗婭的主意。另一半，支書的好友們覺察到了他的不悅，開始聳聳肩以表示不同意。
我們的瓦西里-伊萬諾維奇走到台上，開始說：“我不知道誰批准了這一獨立活動。誰允許了這個輕率的首創？誰批准了？黨支部不能支持這個不成熟的首創。首先，我們必須與同志們討論，還要向上級機關請示。”
之後，阿利克-保察金到了台上，他是共青團負責人，提前已知道這事。他說：“我感到驚訝，瓦西里-伊萬諾維奇。
沒想到一位黨的負責同志會這麼做。您所說的‘獨立’是什麼意思？是的，真正的首創一定是獨立的，而且不是在默默的研究中編織而成的，像有時還在發生的事情一樣。我們共青團員完全支持車間工人們的首創精神，此外，我們準備承擔為列寧紀念像清理地基的任務。取代官僚主義的噴泉的不朽的列寧紀念像萬歲。”
這一通胡言亂語充滿火藥味兒，但會議需要它，大家都笑了，為他鼓掌。支書已不可能再葬送這一首創精神了。他個人的錢危險，他的獎金，還有他搜刮來的錢，都夠危險的。
站在他旁邊的記者高興地說：“多好的消息，明天見報。”
記者在大廳內轉着圈與人們交談，攝影機燈光閃閃。而支書同他自己的人坐在一起，可以聽到他們咕咕噥噥的不滿聲。其中有一個說：“明天我們給區委打電話，他們可以在那阻止文章發表——我們不能允許這樣的首創性。國家給這些人東西，他們竟敢拒絕。”
第二天，《真理報》刊登了關於我們的首創性的報道，並附有一段評論：“遺憾的是，工人的首創精神沒有得到車間黨組織的理解和支持。”
支部書記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阿利克-保察金。他是個高水平的空談家，但心裏什麼都明白，而且同工人相處更謹慎些。
列寧像在公園裏建起來了，本廠的人都戲稱為伊里奇與康斯坦丁諾芙娜紀念像，後者當然不是指列寧的夫人康斯坦丁諾芙娜-克魯普斯卡婭，而是我們的尤麗婭-康斯坦丁諾芙娜。
故事之四
由“大人物”瓦倫蒂娜講，關於持不同政見者與一名克格勃間諜之間的離奇故事。
朋友們，我要給你們講的是一個機密故事，持不同政見者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故事。別，先別生氣，佳麗娜，你聽我說。這個故事是我從參與辦案的一名克格勃偵查員那兒聽到的。這件事你們可以跟別人講，只要你們願意，不過，可別說是我說的。這位偵查員的名字我不想告訴你們，而持不同政見者的名字我也想不起來了。我只記得一位流放者的兩個女兒的名字——達莎和薩莎。不過，這無關緊要。
這個故事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的，他曾在克格勃工作過。我不能透露他的真實姓名，但為了便於講故事，權且稱他為耶夫吉尼吧。
耶夫吉尼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畢業后被分配到克格勃工作。他成了一名年輕的偵查員，其實只不過是一個聽命於人的小男孩。但後來他辦了一個案子，這件事促使他離開克格勃去當了一名辯護律師。我曾問他為什麼要辭掉這個令人羨慕的差事，他說這是機密。
一位西德遊客在列寧格勒會晤了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克格勃毫不猶豫地相信：她給他帶錢來了。耶夫吉尼受命追蹤這筆錢的去向。他們斷定這筆錢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所以唯一的問題就在於，查明接受這筆錢的人是用它來從事反蘇活動還是把它轉交給別人以達到同樣的目的。耶夫吉尼有權截留嫌疑犯寄出的郵件，所以他很快查明，那個德國人走後第二天給遠在厄爾庫斯克州流放的某個犯人寄去了５０盧布。
耶夫吉尼乘飛機趕到厄爾庫斯克州，很快就找到了那個流放犯。他就住在泰加森林中一條河岸邊的一間小屋裏，還有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薩莎和達莎。耶夫吉尼在這一帶活動開了，他找當地克格勃和附近居民了解情況，到郵局檢查郵件。果不其然，這個流放犯一收到那筆錢就把它轉寄到佛爾庫它。
耶夫吉尼立即飛往佛爾庫它。在那兒他找到了一個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見者，這人已在那兒呆了２０年。他手裏沒有錢，收到那５０盧布后，他沒出郵局就把錢寄給了支它州的一個女流放犯。
耶夫吉尼試圖在支它州會見這個女人，雖然她拒絕同他交談，但他還是發現了這筆錢的下落：她把它寄到了烏克蘭。
不得不又飛往烏克蘭，耶夫吉尼一路上都在詛咒這些持不同政見者，他們搞陰謀，害得他為了追蹤這５０盧布東跑西顛，浪費了這麼多時間和國家的錢財，更不用說其他開銷。
在烏克蘭，當地克格勃官員會見了耶夫吉尼並告訴他說，剛接到某集中營的情況報告，有個女犯收到了那筆匯款，但她當天就將錢寄到了厄爾庫斯克州……你們能想像耶夫吉尼回厄爾庫斯克時是怎樣的心情嗎？
幸好，他比郵件到的還快，而且他去郵局時恰巧趕上他們正為那個流放犯簽發取款通知單。他出示了證件，然後走到櫃枱後面去假裝分揀郵件，這樣他就可以監視那個來取款的流放犯。
他來了，帶着妻子和兩個女兒。取完款后，他並沒有出郵局，而是和他的妻子、女兒商量把錢寄給誰，誰最需要它。
耶夫吉尼終於認識到，這５０盧布並沒有什麼秘密可言：人們只是相互轉寄，原因就在於他們都認為別人比自己更需要它。
他再也不去跟蹤這筆錢會轉到何處，而是返回列寧格勒，借故辭去了克格勃的職務。他們之所以放他走，是因為他只干過一次跟蹤，知道不了多少秘密。
怎麼樣，佳麗娜？聽起來象故事吧？
一直帶着興奮的神色聽瓦倫蒂娜講述的佳麗娜說，不僅像，而且，除了那個烏克蘭人，故事中的所有參與者她都能叫得出名字：“政治集中營的人至少有一半是烏克蘭人，所以很難說那個人是誰。關於其他人，我只告訴你們耶戈爾-達維多夫。他過去在厄爾庫斯克州的圖倫鎮，他的妻子叫寥拉，兩個女兒確實叫達莎和薩莎。我不怕說出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已去了西德，住在慕尼黑。他們在那兒也沒忘記幫助朋友，瞧，他要給我寄些錢或一些別的東西來，或許也是通過一個德國旅遊者，沒準兒克格勃的新耶夫吉尼會搞出一個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款項案。他們將記錄下大量的醜聞，還可能拍成電視片，取名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走狗》，或者叫《他們為了美元而賣身投靠》。我至少希望，你們看到這類東西時不要相信它。謝謝你，瓦倫蒂娜。”
大家都高興地看到，瓦倫蒂娜和佳麗娜之間的堅冰終於融化了。阿爾賓娜不無忌妒地說：“現在輪到我了。與你描繪的田園詩般的圖畫相反，我講的是愛錢的故事。
故事之五
由空姐兒阿爾賓娜講述，說的是蘇聯妓女的悲歡作為開頭，先講個笑話，說的是一個文化部長，同其他幾位部長坐在一塊，只有她一個人是女的。談話間說到了蘇聯還有沒有賣淫的問題。女部長說：“我們再也沒有賣淫了，那是資本主義的垃圾，現在早就絕跡了。”
其他部長們都笑了：“您說什麼？我們所有的婦女都在出賣自己，怎麼能說沒有賣淫呢？”
“什麼，所有婦女，也包括我嗎？”
“是的，部長同志。”
“那麼，你看我值多少錢？”
“這個嘛，要把您的年齡、相貌和您的地位都算上，我可以出一百盧布。”
“就這麼點兒？”
“您看，部長同志，您已經在討價還價嘍。”
這是個笑話。下面說的才是真的。我不可能先從那些服務於高層人物的妓女開始講起，因為我跟她們沒打過交道。
次一級的人物是黑社會的百萬富翁，我跟他們有過來往。
坦率地說，時間並不長，那時我還很年輕。他們真正喜歡的幾乎都是些小姑娘，過了１８歲就會被他們認為是老太太，是大路貨。我正是在１８歲時為他們服務的。司機常常來找我，說：“準備好，半小時后我們就走，帶上你的東西。”
我準備好后就鑽進了汽車，通常我去的是某人的鄉村別墅。那裏通常有客人，有酒，有招待會——我們不過是人家的額外快餐。一般來說，一晚上我能得５００盧布，不過這也取決於客人是誰以及來自何地。格魯吉亞人給的最多，烏克蘭人最摳門兒。來自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的客人也有點小氣，但對待姑娘們卻不乏紳士風度，因為他們差不多算是西方人。
這樣“出去”幾次一年不用工作，保你夠花的。
再其次是應招女郎。我從未乾過應招女郎，但我有幾個朋友是。她們幾乎整天呆在家裏等顧客打電話。客人通常是富裕、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們或是顧全名聲或是怕老婆。打電話的客人常常是姑娘從不認識的人，一般邀她們去賓館。應招女郎一夜能掙３０至５０盧布——假如她碰上上等主顧的話。
賓館女郎差不多也能掙這麼多，不過她們更苦一些：她們得為老外服務，而且受監視。然而，她們總有機會得到不錯的禮物，甚至同老外確定關係。我們賓館女郎中有些人千方百計勾引老外，讓老外娶他們，帶她們出國。自然，這些老外做夢也想不到他的老婆是在賓館工作人員、民警以及克格勃的領導下賣淫的外向型妓女。偶爾在賓館餐廳或休息室幽會一次往往是件愜意的事情，雖然你們會想，什麼樣的蘇聯姑娘才會隻身潛入阿斯托利亞或歐羅賓館的餐廳？整個一個社會渣滓。
在內賓旅館情況也是這樣，只不過客人稍嫌寒酸些：通常他給你的不會超過３０盧布，除非碰巧又遇上了格魯吉亞人。那些傢伙精明得很，他總是知道怎麼給錢。而格魯吉亞人就是慷慨，沒辦法，他們就是那種作派。
也有許多便宜妓女。有時會碰到這樣的“姑娘”，她硬要５０盧布，但對客人比較忠心，能一塊過上幾年。這類姑娘一般是男人跟自己的老婆鬧彆扭才找她們。所以她們跟客人都很熟，男人供給她們日常生活所需，就跟過家庭生活差不多。
例如，我有一個朋友，當她的相好們遇到經濟困難時，她還會倒貼給他們。有時也有相反的情況：要是需要毛皮大衣，她會把他的錢全拿去買上一件，然後免費跟他睡半年或更長一段時間。
再往下就是“馬路天使”了，不過我沒幹過。我們姑娘們常以街頭故事互相嚇唬：“你會為在莫斯科夫斯基車站一次得五塊錢而玩完。”
莫斯科夫斯基車站的妓女也有所不同。有出租女郎——那還算是不錯的。她們與出租車司機有君子協議，他拉着她在車站附近轉悠，為她物色主顧。他的行李箱裏帶着伏特加，以備不時之需。出租女郎大約能得１０盧布。
你們夜裏去過莫斯科夫斯基車站嗎？我說是半夜？試試吧。你們會發現那兒是那麼美——除了神情沮喪的密探，只要給五塊錢，她們跟誰走都行。有的回其住所，有的就在門洞干那事。
也有人以同樣的價錢到高斯蒂尼德夫爾或其它大商場去做生意。我曾認識一位已婚妓女，丈夫在工廠工作，他們有兩個孩子。她每天都出來做生意，拉兩三個客，就在門洞裏干，能掙上１０或１５盧布回家，就很高興了。
我不了解為水手們服務的港口女郎的情況，所以也不敢瞎說。她們大概比在車站的要貴些，而比在賓館的便宜些。
在所有這些行當中，小夥子總比姑娘要貴一些。這裏也有性別歧視，姑娘們。他們集中在普希金劇院對面的小公園裏，“卡特卡公園”——那兒有嘉芙蓮大帝的塑像。
好了，你們夠吧？反正我夠了。我再也不能想有關金錢的更可怕的事情了。或許吉娜還可以再說點什麼。
阿爾賓娜的故事首先引起吉娜的反響：“能從男人身上賺大錢的女人我不太了解，但我遇到過徘徊在車站和碼頭的姑娘。你們知道最低的要價是多少嗎？”
“多少？”
“一盧布。”
大家聽后目瞪口呆。
“而且還不止如此，一盧布也是錢呀。一大早在啤酒館外面，那些女酒鬼只要給一杯啤酒她就讓人干，一杯啤酒才兩毛三。算了，不說這些了。佳麗娜，你給我們講講有美好生活的事情吧，講講人們竟相把最後一戈比讓給對方的故事。”
“不，吉娜，我有另一個關於錢的故事，與持不同政見者沒什麼特別的關係。我要講的是我婆婆的事。”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見者佳麗娜講述，說的是她如何與婆婆相處，如何僅從婆婆那裏得到一點錢，卻欠下了永遠無法還清的恩情債。
斯拉維克的母親四十多歲時生的他。人們都說他沒什麼出息。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斯拉維克的確是個有出息的人。
我們在集中營結的婚。那時他對我說：“佳洛契卡，我的母親在列寧格勒，我給她寫信介紹了你的情況。你該去看看她，認識她。她身體不大好，很少出門。”
他給了我地址。從摩爾達維亞回來的當天我就去拜訪了婆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她住波克羅夫卡區薩多瓦亞大街的盡頭。我按了門鈴，是鄰居開的門，她領我穿過樓道，然後指給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房門。我剛一敲門就聽有人說：“進來佳麗娜。”
我感到很吃驚，推開門便看見一個瘦小的老太太，頭髮全白了。她正坐在又大又破舊的圈椅里，披着破舊的披肩。
“進來，坐。你旅途還順利吧？斯拉維克好嗎？”
“他很好，我來時一切都好。您怎麼能猜出是我呢？”
“我一直在盼着你來，”她簡單地回答道。“斯拉維克來信提到了你，所以我一直在等你。我剛才還在想，我的小兒媳婦怎麼還不來讓我瞧瞧呀，想着想着突然聽到了陌生的腳步聲，我就猜出是誰來了。來看我的人不多，我妹妹、護士——這就是我的全部客人。”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與我一起喝茶，我給她講了這次旅行的情況，告訴她我們已經在集中營登記結婚，還給她介紹了我個人及家庭的一些情況。
“你交了個在集中營的男友，你父母是怎麼看的？”
“喔，沒事，我想……”
“別跟他們鬧彆扭。斯拉維克會出來的，那時或許他們會喜歡他。但別衝撞你父母。有個坐監的女婿，對他倆來說不是好事。這事你不用跟別人講，因為別人都想知道他們的女兒嫁給了一個什麼樣的人。”
初次見面我就喜歡上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開始逐漸依戀她，特別是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時，我常去看她，陪她喝茶，聊天，談斯拉維克——心情就會好起來。
但在家時情況就糟了。我一宣佈我交了一個在勞改營里的男朋友，父母就表示不同意。當我快要生個孩子時，我和父母之間的關係就惡化了。所以我決定搬出去。但去哪兒？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只有一間小屋，甚至連第二張床都放不下，而斯拉維克又在集中營。我決定租一間房。轉了好長時間終於找到了一間，但就是貴點——４０盧布，占我月收入８５盧布的一半。我還得常常買東西去探望斯拉瓦，還要給他寄包裹什麼的。唉，可真不容易埃唯一還算不錯的事情是我找的房子離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挺近，在夫昂坦卡。我常常事先不打招呼就去看她。
我母親想讓我做流產，但我不聽她的。我的感覺並不總那麼好，肚子裏的孩子一天天長大，而我卻比懷孕前吃得更糟。最後我簡直都不想要這個孩子了。父母的錢我一點也沒要，雖然他們主動給我——我自尊心很強，這你們知道。我開始變得失魂落魄，丟三落四。這麼貧困，我居然還亂丟錢，常常把錢放在家裏的某個地方，可就是找不着。有一次我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訴說我近來的不幸遭遇，她讓我弄個錢包：“你總是把錢放到手提包或口袋裏，所以不容易找到。”
從那以後，我開始注意到，我常常無意中在我大衣口袋裏的手套底下，或是在我的手提包里發現錢，鈔票不象我通常那樣折一下，而是折兩下，我想，這是我愛丟三落四，生活邋遢的緣故。
這些三五元的鈔票可真救了我的命。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丟了錢后又突然在某個地方找到快要成為我的習慣了。
懷孕第六個月的某一天，我去看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發現她情況更糟了，甚至不能起床。我在那兒一直等到大夫來，給我婆婆做完檢查后我隨大夫走到門廳，問她：“大夫，她怎麼樣？嚴重嗎？”
“喔，怎麼跟您說呢？我們無法給她換個心臟，而她的心臟已經衰竭了。你要做最壞的準備。我們可用藥物至多維持她一年，但最後……”“或許她能住院吧？”
“你試試吧，象她這樣的年齡，又是領養老金的人，還住院。除非你有門路。她真的不行時會來輛救護車，要不然……得了吧，別找那麻煩了。”
想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活不到斯拉維克回來，我忍不住淚如泉湧。設法控制自己以免讓她從我臉上看出什麼來。
我回到屋裏，婆婆對我說：“別傷心，孩子。我現在可以放心地死了，因為斯拉維克不會孤獨了。不過，我倒是很想看看我的孫子……好，不說沒用的話了，去商店為我買點什麼吧。那兒是我的包，錢就在裏邊。”
我拿起包，記住了她要買的東西，就上街了，我在商店選了牛奶、酥酪、奶酪、但打開錢包付款時我不禁大吃一驚：錢包里所有鈔票都整整齊齊地折了兩下，跟我找到的三五塊錢的票子一模一樣。而她每月的養老金是４５盧布，就這麼點錢她居然還要分給我一些。
然後我去麵包店買麵包，這時我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
像個孩子一樣，我夢想着發生奇迹，她重新好起來，斯拉維克也回來了。我們倆都工作，給她買一件溫暖、鮮亮的毛皮大衣和溫暖的冬靴。她冬天從未出過門，因為她的棉大衣太沉，她都穿不動。我用這種夢想來安慰自己。
但她最近去世了，就是我正要分娩的時候。我們再也不能給她買毛皮大衣了，而且我從未當面叫她一聲媽媽，只是有時在心中叫——我太靦腆。她留下了一個裝錢的小紙袋，上面寫着：“給佳麗娜”。這些錢都是從她的養老金里攢下來的，是她一生的全部積蓄——２８盧布８０戈比，我得用這些錢作安葬費，這也挺貴的。我只保留了一張五元票，我不打算花它，無論生活多麼困難都不花。不，這不是從那２８盧布中留下來的，而是另外一回事。進勞改營之前我在收拾夏季用品時，在我的上衣口袋裏找到了它，準是夏天時媽媽放進去的。
斯拉維克回來時，我把它交給了他。
佳麗娜婆婆的故事深深感動了大家，同時大家都儘力安慰佳麗娜，因為講完故事時她已經淚流滿面了。
等她平靜下來后，奧爾佳便開始講另一個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奧爾佳講述。故事把我們帶到了戰爭年代，那時不僅有英雄業績，也有犯罪行為。
我實際上是來自農村。直到１８歲我才到列寧格勒造船廠上班。在這之前我只是個普通的農村姑娘。
有人說，每個蘇聯農莊都有痴子或瘋子。別的庄我不知道，但我們庄有這麼個老太太，人們管她叫財迷尼爾卡。我這就給你們講她何以得了這麼個綽號。其實她的真名叫安托諾娃。
我認識財迷尼爾卡時，她已經不成人樣了。她穿着破爛衣服到處晃蕩。冬天她蜷曲在人家棚屋的角落裏，夏天就呆在莊子附近的樹林裏。她的樣子很嚇人，孩子們怕她，有時也捉弄她。下面的事情是我長大后聽說的。
列寧格勒被圍困時疏散出的人曾路過我們庄。顯然他們是去西伯利亞，但生病的人就下車留下來。聽說一路上都是這樣，不經過主人同意這些人就被分配到各家各戶。上邊的命令很簡單，就是要安置疏散者。至於如何供養他們，當局並不關心。我們甚至不能用他們的食品券為他們領麵包。
這些人死裏逃生來到這裏，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活了下來。
他們開始在集體農莊幹活。沒人欣賞他們所受的城市教育，只有他們的雙手還有點用，儘管他們比較虛弱。那些幾乎走不動的人就用他們從城裏帶來的東西換麵包、土豆，或為孩子換牛奶。我們那兒的婦女都可憐這些來自列寧格勒的孩子們。
要是有人有奶牛，他們就會讓這些逃難的孩子同他們自己的孩子坐在同一張飯桌旁，拿土豆、牛奶給他們吃。但也有人趁火打劫，聚斂不義之財。即使是城裏人最後僅有的幾件舊衣服，他們都儘可能在討價還價中佔大便宜。
若論貪婪，尼爾卡堪稱冠軍。她不是坐等城裏人來跟她交換，哎呀，不。她要拿上籃子，裏邊裝上雞蛋、豬油和一瓶牛奶，走門串戶去跟人交換。
“你們家住着狐狸嗎？”她總這樣問。“狐狸”是她用來稱呼逃難的城裏人的，因為她說他們是在列寧格勒自己的洞穴中被煙熏出來的，而且她也想讓人知道她不在乎人們批評她貪婪。她總是到投宿者住的地方問他們：“想換東西嗎？那好，讓我看你都有什麼。”
人家主動給她的東西她都不要。
“給我看看你所有的東西。我要挑一挑。”她看看，摸摸，然後再給價。她總是討價還價，而那些人累困交加，不願爭吵，只要有這些食物，要什麼都給她。
尼爾卡就這樣不斷進行掠奪，直到她家整個屋子都塞滿了東西：時髦的高跟鞋、阿斯特拉罕外套、氈靴、毛衣領。她甚至還弄了一大堆帽子。我們庄的女人經常嘲弄她：“你用這些城市帽做什麼呀，尼爾卡？你是不是打算為你的菜地做稻草人？”
尼爾卡通常回答說：“我打算在這些賤人身上發財致富，誰讓他們不保衛他們的城市而逃跑呢？另外我也想過過列寧格勒的生活。所以這些帽子會派上用場的。”
這就是她的打算。
除了舊衣物，尼爾卡也用食品換現錢。就這樣貪婪地盤剝那些可憐的城裏人，簡直是明火執仗地搶劫。而她卻大言不慚地說：“我賺的錢足夠貼滿四壁，就像城裏的房子一樣。
我的錢足夠花到我入土，剩下的也夠我兒子用一輩子的。”
尼爾卡自家也住有投宿的人，一位年輕女人，帶着個孩子，是個小女孩。她無依無靠，所以讓尼爾卡剝奪得一乾二淨。他們說這個投宿的人是愛講衛生的年輕姑娘，她清除了尼爾卡房間中的所有蟑螂、臭蟲，唯獨蒼蠅倖存下來。於是有人送給尼爾卡一些浸過蒼蠅葯的紙條子。她把這些紙條放進盛水的盤子裏，上面再放一點糖，蒼蠅落上就死。但那個列寧格勒姑娘擔心自己的孩子可能會感染中毒。一天，小女孩偶爾看到盤子裏有糖，她把糖吃了，還把盤子舔了個乾淨。
不一會兒小孩就開始肚子疼。母親匆忙找到尼爾卡說：“給我孩子點牛奶。她中毒了。”
但尼爾卡說：“先給錢。”
她立刻找出自己的箱子，把剩下的所有東西都倒了出來。
但尼爾卡早就知道她還有哪些破爛貨，於是不屑一顧地說：“這兒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就用所有這些東西換一缸子牛奶吧，不然你女兒就會死。”
她把一切都給了她，直到最後一隻襪子。然後她給孩子餵了牛奶和水，這才算救了孩子的命。
那件事發生以後，莊裏的女人說尼爾卡：“你做事這麼絕是要遭報應的，人不懲罰你，老天爺也懲罰你。”
事情果真如此。
命運考驗了尼爾卡好長時間。首先是通過她兒子。為了使兒子免於上前線，她花了許多錢行賄，說他兒子有玻但最後人家要的錢太多了，連她自己都覺得兒子值不了這麼錢，所以就讓他去了。這已是戰爭的最後的一年了。
“或許他會安然無恙。”她說：“而且他應該走趟德國，沒準兒還能帶回戰利品來。”
他兒子根本就沒到前線，火車在半路就被炸了。她傷心了一段時間，但這絲毫沒能使她對別人仁慈些，她照樣試圖掠奪所見到的一切。她丈夫也沒能從前線回來，對此，她處之泰然：“有這麼多家產，不愁找不着男人，我還會有兒子的。”
後來幣制改革打破了她的美夢。戰後進行幣制改革，所有的錢一夜之間全換了。尼爾卡大把的票子沒來得及兌換，因為她沒有把錢存在銀行，而是藏在了無人能找到的地窖里。她的錢突然成了一堆廢紙，這對她來說可是個毀滅性的打擊，她的精神完全崩潰了。第二天，她一大早就走出家門，把皮毛大衣、套裝掛到自家的蘋果樹上，把所有的鞋一字排開放在大門口，把內衣、絲襪搭在院牆上，然後進了屋。全村的人都來看熱鬧，“尼爾卡回心轉意了？”
他們決定進屋去看看她怎麼了。進得屋來，人們看到她正往牆上貼錢，一邊貼還一邊唱。這女人真的瘋了。
尼爾卡看上去並不嚇人，而且人們還是同情她，就像同情倒在牆腳下的醉漢、鄉里的白痴一樣。不過，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她是怎麼瘋的。冬天、夏天她都還可以，可一到秋風掃落葉時她瘋病就會發作。她在莊子裏和樹林裏轉悠，收集樹葉，然後用繩子或什麼東西捆成捆，把它們藏在秘密的地方。藏好后她還要四下看看，而且嘴裏不停地念叨：“現在我又有許多美妙的錢了。我美妙的錢又都回來了。”
莊裏的人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財迷尼爾卡的綽號便由此而來。
聽了奧爾佳的故事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她們多數是列寧格勒人，而每個列寧格勒家庭在被圍困時都死過人。所以她們感到傷心。
下邊該尼爾婭講故事了；她表示歉意地說，她的故事也並不愉快，但她還是講了起來。
故事之八
由音樂教師尼爾婭講述，說的是，熱心搜集領袖像使某些人受益而使別人受害。
我曾在幼兒學校教過一段音樂課。我教的那個班，都是些四五歲的孩子。這些剛學會走路的孩子經常被告知列寧、黨以及其他一些他們根本不理解的東西。這個班主任特別熱衷於意識形態的教育。我教孩子們唱兒歌時她常常打斷我。她告訴孩子們說：“列寧老爺爺小時候也喜歡唱歌。好，孩子們，誰能告訴我列寧爺爺小時候愛唱什麼歌？”
總有某個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被壓迫者之歌。”
我跟她說過好多次，讓她別打斷我的課，但都無濟於事。
“我要給孩子們講列寧。這是他們應該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在音樂中也一樣。”
唉，這樣的女人，你還能跟她說什麼？她曾讓孩子們搞了一個荒唐的競賽：回家翻舊報紙、雜誌、找列寧像，然後帶回學校，看誰找得最多。孩子們很賣力，帶回了不少從報紙、雜誌上剪下來的列寧像。他們把這些小畫像都裝在特製的剪貼簿里。班主任積累了一大堆這樣的剪貼簿，最後都沒地方放了。每次檢查團來校，她都要當著他們的面誇耀她的這些寶貝。她為此得了不少榮譽證書和獎狀。
後來有一天早上，有個孩子，一個商店經理的兒子，來學校時帶來一大捆列寧像，都是從百元盧布上剪下來的。那個愚蠢的女人連看都沒看就塞進了抽屜，以備日後豐富她的剪貼簿。下午放學時那個孩子的母親把他接走了，從此再也沒回學校。
第二天，民警來到了學校，要求看看那個孩子帶來的是什麼樣的畫像。原來那個孩子的父親利用職務之便貪污了許多錢，他把這些大面額的鈔票藏在了家裏的好幾個地方。那孩子發現了一個藏錢的地方。早上父親上班去了，母親正為他做早飯，他趁機溜進父親的房間，把錢拿出來，剪下了許多列寧像，直到母親招呼他吃早飯時才住手。父親下班回來。
見許多錢都剪成了碎片，老半天弄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恰在這時妻子接孩子回來了。那孩子一見他父親就迫不及待地表功：“爸爸，我剪下列寧老爺爺的像帶到了學校。瑪麗婭-伊萬諾芙娜對我很滿意。”
母親嚇壞了，父親大發脾氣，拉過孩子狠狠揍了一頓，直到妻子怕出事把孩子拉開為止。可憐的孩子送進了醫院，他嚇壞了，手也給打腫了。醫院給警察局打電話，很快來了個偵查員，孩子把一切都告訴了他。父親因貪污罪被抓去了監牢。而我們的模範教師瑪麗婭-伊萬諾芙娜照樣在那所幼兒學校工作，只不過現在她已是這所學校的領導了。
“不，姑娘們。”愛麗什卡央求道，“我們別再講這些可怕的故事了。”
“生活就是這樣，我們有什麼辦法？”佳麗娜反駁說。
但愛瑪看看愛麗什卡，說：“好了，節省點你的眼淚吧。
我來給你講個滑稽故事。故事中的角色都是知名人士。他們是列寧格勒以非官方文化而著名的人，他們通常被稱為豪放不羈的藝術家。”
故事之九
由導演愛瑪講述，有關神奇的１０盧布鈔票的故事。
在全國大小劇院巡迴演出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決定回到列寧格勒。找個合適的工作很難，所以我開始找零活干，在電台或電視台做臨時工，為新年兒童晚會準備劇目《白雪公主》。我的離婚總算辦成了。我丈夫很慷慨，給了我一間２０平方米房子。離婚前他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這次他用它換了一個兩居室的給自己，還有個一居室的歸了我。不管怎麼樣，至少我有地方住了。但生活不容易，我這就講給你們聽。
一天，我正坐在家裏為某個鄉村劇團寫稿子——目的還是賺點錢——考斯特亞-庫茲米斯基打來了電話：“聽着，愛瑪。十萬火急，我需要２０盧布。我把我母親的訂婚戒指當了，明天到期。這次我要贖不回來就完了。我需要３０盧布，已有１０盧布，你能借給我２０盧布嗎？一星期後就還你。”
“不，考斯坦卡，我不能，我還欠鄰居的電話費、電燈費，我現在一分錢也沒有。連廚房都不敢去，太對不起了。”
考斯特亞掛了電話，我回屋繼續寫稿子。兩個小時后，他突然親自來了。詩人庫茲米斯基很少自己跑路。他常常是在家躺在沙發椅里，穿着睡衣寫詩。他很吸引人，很多詩人、藝術家都去找他，他的沙發椅便成了非官方文化的中心。考斯特亞來了，遞給我一張１０盧布的票子：“我沒借到另外的２０盧布。那個戒指我不要了，你最好還掉你的欠款，不然你的鄰居會殺了你，這對俄國戲劇界將是一個無法挽回的損失，因為你有新思想。”
我高興極了，伸手把錢抓了過來。此時我們正站在走廊里。我順手從電話桌上操起一支鉛筆，我開始在鈔票的一角上寫下我該付多少電話費，多少電燈費，以及計算是否還會剩下付房租的錢。考斯特亞抱怨我，說我對他的錢不尊重，然後就拖着笨重的腳步回家躺他的沙發椅去了。
算出來了，但還是不夠還清欠款。我正要去給鄰居送錢，門鈴響了。原來是莫斯科青年詩人巴克希特-坎茨耶夫。“愛瑪救救我。我急着回莫斯科，可把錢丟了。你有１０盧布嗎？”
“算你走運——我有。給你。”我把１０盧布交給他，他高興地走了。
一小時后藝術家尤拉-凱勒特斯基打來了電話。“愛瑪。
你不是給了巴克希特１０盧布嗎？他又還給你了，因為我們一起去給他買了票，已經送他走了。我今天沒時間去你那兒，所以我把錢給了史拉里，讓他順路給你帶去。”
我等了史拉里老半天，但他沒來。第二天他來電話說：“愛瑪。昨天我去你那兒，半路在塞崗碰到了沙什卡-伊薩霍夫。他三天沒吃飯了，我把錢給了他，你不介意吧？”
“當然不。你既然已給了他，那就這樣吧。”
塞崗是個咖啡館，在涅夫斯基大街和弗拉迪米斯大街的街角上。沙什卡-伊薩霍夫是白俄羅斯藝術家，住在列寧格勒。他是一個長得很帥的小夥子——像所有其他人一樣聰明，但也像其他人一樣身無分文。所以我的１０盧布就這麼搭了進去。
大約過了六個月，我們的考斯特亞準備去西方。他搜集了一些非官方詩人寫的詩集和散文集，可就是忘了準備錢，寄希望於車到山前必有路。臨行前一個星期，他還沒有機票錢。
消息傳開，我們這夥人開始給他湊錢，錢送來時都扔到不知誰放到桌子中間的一隻缸子裏。行期到了，該去買票了，考斯特亞對我說：“愛瑪。我還有一頁就完，你幫我搖搖缸子，看看錢是否夠買機票的？”
我把錢都倒出來開始數。突然我看見有一張１０盧布的鈔票上寫有熟悉的筆跡。
“天哪，考斯特亞。還記得去年冬天你給我１０盧布嗎？”
“我不記得給你什麼錢，怎麼了？”
“你怎麼能不記得呢？我站在走廊里，把我欠的賬寫在這張鈔票上。你還抱怨我沒找別的紙記呢。”
“沒錯，記得是有這麼回事……到底怎麼了？”
“瞧，它在這兒，這就是那１０盧布。”
然後我給他解釋了這神奇的１０盧布是怎樣轉了一大圈又回來的。
在座的朋友們都很驚訝。皮特亞-什希金說：“用這麼神奇的１０盧布給考斯亞買飛機票太虧了，咱們用它買點酒，慶祝一下，大家熱鬧熱鬧。”
我們把錢給了皮特亞，打發他去買些香檳。過了一會兒，這位詩人神情沮喪地回來了，沒有香檳，也沒有那１０盧布：“我在商店碰到了藝術家娜達莎-拉扎羅娃，她正要去鍋爐房值班，她連買一包奶酪的錢都沒有，所以我就把那１０盧布給她了。”
我很希望能問問娜達莎-拉扎羅娃，看她是否花掉了那１０盧布。但我了解她的性格，還是不問為好——可能她又把錢給了別人。我知道，這很可笑，但到我手的錢我總是注意上面有沒有寫字：“電話——２．４０，房租——２．５０。”你們要注意，沒準你們會碰到它。
故事之十
女秘書愛麗什卡講，說的是一隻叫盧布里克的小貓和一個丟了一盧布的男孩。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時我還在上中學。我爸、媽和姐姐都工作。家裏分給我的任務是做作業，採購物品，另外還得去洗衣店、修鞋鋪或干其他一些零碎活兒。我簡直是一個家庭小主婦。我們的生活是幸福的，但需要精打細算。我媽媽每天給我留一點錢作為家務開銷，晚上我得報賬並把剩下的錢交給她。
一天，我出去買麵包。麵包店就在我們家附近，快到店門口時，見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在哭。
“你為什麼哭呀？”我問他。
“我丟了錢……”
“那哭什麼，回家去，告訴你媽媽是怎麼回事，下次注意別再丟就是了。”
我可憐這男孩，但也頗為得意，我買這麼多年東西從未丟過錢。可男孩子卻那麼馬虎。
我把麵包帶回家，然後又出去修鞋。路過麵包店時見那孩子還在那兒。已經是十月了，外邊挺冷的。他用手抹着眼淚和鼻涕，看來凍得夠嗆。
“你怎麼還站在這兒？快回家吧。不然會凍壞你的。”
“我回家了，我媽媽讓我再回來，找不到錢不許回去。”
“你丟了多少錢？”
“一盧布……”
“一盧布？。真是個小傻瓜。”
說完我就去修鞋店了。我在那兒排隊排了一個小時，回來的路上見那小傢伙還站在那兒。他已經不哭了，只是凍得發抖，一雙凍僵了的小手縮在袖子裏。
“天哪，回家吧，看你還在這兒我都受不了了。你媽媽不會殺了你。”
“我知道她不會。因為我丟了一盧布，她也在哭，我怎麼能回家呢？”
我回了家，但怎麼也放心不下那個孩子。如果我有自己的一盧布我會送給他的。但我只有為家裏買東西的錢，剩下的三盧布去洗衣店還要用，我沒辦法幫助這個小男孩。
我把臟衣服捆成一捆就拿着出去了。他還在那兒。
在洗衣店，我坐着排隊，一邊想着學校的事情，把那孩子差不多給忘了。突然聽到附近有人吵架。一位排隊的婦女火了：“我在這兒等一個多小時了，你們怎麼這麼慢？”
服務員一邊把一捆要洗的衣服使勁扔到牆角，一邊高聲回敬道：“那你來干這拿３０盧布的工作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快。本來一個班應該有兩個服務員，現在只有我一個，人手不夠，我有什麼辦法？”
她繼續拿着棍子在臟衣堆里挑來挑去。我想：要是那孩子的母親也掙這麼點工資怎麼辦？那樣的人一定很多。要是那孩子丟的一盧布是他們最後的一盧布呢？我開始真的同情這孩子了。
輪到我了，我交了衣服並付了錢，還剩下一盧布半。我做出了決定：如果他還站在那兒沒回家，我就給他這一盧布，然後再想辦法補上這個空缺。媽媽沒準兒會同意把剩下的錢給我以獎賞，我從未丟過錢。
是的，他還在那兒，可憐的小傢伙。天黑了，我幾乎看不清他了。我走過去，嚴肅地把錢遞給他：“這一盧布給你，別哭了，快回家去吧。你媽媽會不放心的。”
沒想到他又哭了，他不要我給的錢。
“怎麼了？”
“媽媽不讓我向生人要錢，因為是我丟的，我必須自己找到它。”
“噢，這不是你要的，是我給你的。”
“我不能要，那不是我的錢。”
“那你就告訴你媽，是你在地上找到的。”
“我也不能說謊。”
他哭的聲音更大了。怎麼辦？我挨着他站着，自己也哭了。
“你是一個大姑娘，為什麼也哭呀？”
“因為我為你傷心。”
我倆站在那兒，抽抽搭搭地哭着。後來我突然想起一個主意。“我知道你能做什麼。我帶着一大捆衣服站在這兒挨凍，這都是因為你。我的手已凍僵了，看，我沒戴手套。現在我要你幫我把衣服帶回家，不用你干別的。”
“好吧，我幫助你。”
我倆一人拽一頭把那捆衣服帶到了家。我掏出那一盧布錢，用大人的口氣對他說：“你幫我把衣服帶回家，這一盧布是你的工作報酬。這是你掙的錢，你媽不會生氣的。是，她不會的，我知道。”
他高興極了。一溜煙似地跑下樓梯，連聲謝謝都沒顧上說。
那天晚上我媽下班回來，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她。我擔心她會因為我自作主張而懲罰我。但她平靜地聽我把話說完，然後說：“你做的對。讓他用誠實的勞動掙錢，你這想法很聰明。
他顯然是個好孩子。”
大約九點鐘，我們都平靜地呆在家裏。突然門鈴響了，姐姐去開門，回來后說：“愛麗娜。有位年輕的紳士帶着一隻貓要見你。”
我出來一看，門外站着個男孩，用帽子托着一隻橙色的小貓。
“媽媽讓我來謝謝你給我的勞動報酬。她不生氣，也不哭了。她還說我做的工作不值一盧布，因此這一盧布實際上是你給我的禮物。所以，謝謝你。”
“你拿的是什麼？”
“是我給你的禮物。一隻貓在我們的地下室里生了小貓，我拿了一隻，還剩下兩隻。你不介意它是橙色的吧？”
“太棒了。橙色的可愛。太感謝你了。”
他把小貓交給我，然後回家去了。
小貓給我添了點麻煩，但後來全家人都喜歡上了它。我們給它起名叫盧布里克，以紀念那個小男孩及其不幸的遭遇。
“那你從沒問問他媽媽在哪兒工作嗎？”瓦倫蒂娜不解地問。
“呀，對，我忘了告訴你們。我幾乎猜對了。他沒有父親，母親在一個學校做清潔工。他們就住在學校的一間小屋裏。也就是說，那時她只能像洗衣店的服務員一樣，一個月收入３０盧布。”
“現在好了，工資比那時長了至少一倍，”娜塔莎肯定地說，“現在已達到了７０盧布。”
“沒錯，工資是長了，”愛瑪回答說，“但物價跟工資長得差不多快，現在的７０盧布也就值那時的３０盧布。”
“是這樣，”吉娜嘆息道，“如果沒有固定的職業，很難靠工資生活。”
大家都理解，她是在為她的前途憂慮，想着怎樣才能找到一份工作。於是大家開始給她出主意，到哪兒去找工作，什麼樣的工作能使生活有保障。尼爾婭說她可以去託兒所找份工作，那樣她還可以帶兒子。
第七天的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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