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第六節

33

一部電話響起來。我睡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我聽到了,我只是夢到,電話在響。我剛剛夢到蛇,很多、很大的蛇,我為了求生跟它們相搏。蛇群準備讓我窒息死去。一部電話響起來。不,這不是夢。我驚跳起來,一下子醒了,不知道身在何處,幾號,幾點,我是誰。真的不知道,我說不出來。一部電話叮呤呤響。我看不見那部電話機,因為窗帘拉上了,房間裏幾乎墨黑一團。我仍然感到,群蛇在壓迫我的身體,頭髮、身體和額頭都汗淋淋的。

我在哪裏?這部該死的電話在哪兒?我摸索,碰翻了一杯水,它放在我的床頭柜上,一隻手抓進水裏,水往地上滴,嗒、嗒、嗒。手落在什麼硬東西上——是電話。我拾起它。當我把聽筒拿近耳朵時,我的手在顫抖。

“喂?”

“早上好,盧卡斯先生。”一位姑娘的聲音說,“您要求我們叫醒您。現在是七點鐘。”

“七點。”我荒唐地重複說。我想放回聽筒,但是找不到叉簧,於是雙手尋找床頭燈的開關,摁下,討厭的光線突然太刺眼地照亮了房間。這是什麼……我隨即恍然大悟。對,我的酒店房間。對,我請求過七點叫醒我。對,我在“洲際酒店”里。對,我離開了我妻子,因為昂熱拉。我四點鐘已經跟她通過電話。這麼說才睡了不足三小時。我的眼睛火辣辣的。我知道,如果我不馬上起床,很快就又會睡着。我不能再睡着。我看到杯子裏的水浸濕了床頭櫃,在地毯上形成了黑色的斑痕。我深呼吸,從床上躍起——動作太快了,頭髮暈,幾乎跌倒。我頭疼。這是由於威士忌,昨夜的許多威士忌。我還是醉醺醺的。我腳步不穩,跌跌撞撞地穿過卧室走向窗戶,拉開窗帘。強烈的陽光宛如一種突然的劇痛灑在我身上。我雙手抵住額頭。那邊就是飛機場。

今天是星期四,五月十八日,我想。我的舊生活結束了。一場新生活開始了嗎?是的,我希望如此。一種充滿愛情的生活。可現在我如何能到達這種生活呢?今天早晨我沒想過此事,後來才想到——在我前往昂熱拉的路上橫亘着麻煩和困難的高山。這天早晨,一半是因為威士忌,我暈乎乎的,頭痛欲裂,只想到,昨夜你做了一個了結。這個了結里蘊藏着開始。我非常認真,認真而擔心,現在不能走錯一步。我也覺得不知所措,突然感到孤獨,無比孤獨。我想給昂熱拉打電話,但是我擔心吵醒她。我沖了個熱水澡,再把頭埋在冰冷的水下,剃鬍子,但我頭痛不止,迷糊依舊。我叫了兩壺茶、一瓶阿爾卡蘇打水和一瓶礦泉水。茶和阿爾卡蘇打水終於管用了。我感覺好了一點。

七點四十五分。

我今天有好多事要辦。我先是給馮塔納打電話,打他的私人號碼。這位保爾-馮塔納博士是我的律師——已不下二十年了。我把發生的一切全告訴了他,說我急切地想跟他談談。

“什麼時候?”馮塔納問。他的聲音像醫生的聲音一樣平靜友善。我從沒聽過他不這樣講話。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保爾。我得去公司。有可能勃蘭登伯格派我到什麼地方去。但晚上我無論如何是空閑的——最遲晚上。如果這也不行,我會再打電話給你。”

“行。你到事務所里來。我有案子要處理。半夜之前肯定在這兒。如果行的話,六點過後再來。那時候所有的當事人都走了。”

“謝謝,保爾。”

“不用謝。我警告你,你將面臨一段艱難的日子。”

“這我不在乎。”

“你現在這麼講。咱們等着瞧吧。”

“那你會等到我死去。不管面臨什麼,我都無所謂。我必須離開卡琳。我愛另一個女人。她也愛我。”

“這很好。但是這幫不了我們。我將想辦法讓事情對你儘可能容易些。但你到時候得真聽我的,照我的建議去做。”

“因此我才想儘快見到你。”

“許多人想儘快見到我,可是又不按我說的去做。你的銀行賬戶怎麼樣?”

“用的是我的名字。我只答應卡琳有簽字權。”

“那你現在去銀行,取消她的權利。”

“這我已經想到了。我得馬上去辦。”

“這當然。從現在開始,你妻子會想盡一切辦法傷害你,讓你吃虧,從一開始就盡量多撈好處。”

“她衝著我的背後喊,她要讓我一貧如洗。”

“瞧瞧,”馮塔納說,“你當心,羅伯特。一個被遺棄的女人,什麼都做得出。仇恨是一種比愛情強烈得多的感情。卡琳也有個戶頭嗎?”

“是的。在另一家銀行,好多年了。我不知道上面有多少錢。”

“你也有簽字權嗎?”

“沒有。”

“當然不會有,”馮塔納說,“這就對了。那我今晚等你。這之前,除了辦好戶頭一事,你什麼也別做。郵件轉寄到‘洲際酒店’。向我保證。”

“我保證。代我向維拉問好。”

“我會的。”維拉是他的妻子——十七年了。他們有兩個女兒,生活幸福,一對理想的夫妻。這種事是有的。昂熱拉和我也會是一對理想夫妻,我想。我穿上衣服,在總台要了一個保險箱,將我的文件和一個裝有十一點九萬法郎的信封存進裏面,那是我剩餘的錢。然後我坐進“海軍上將”來,開車進城,去我的銀行。那位微笑着沖我打招呼的工作人員,我從一九四九年就認識他了。他叫克拉塞,有一隻假眼,不知道的人看不出來。他有一次給我看過。歲月流逝,克拉塞頭髮花白、蒼老了。我告訴他我的願望。他走開,取來我的檔案,填了一張表格。我在表格里撤消了我對妻子的授權。我只需要在這張表格上籤上字。這一下我妻子就動不了這個戶頭了。就這麼簡單,花了不足五分鐘。我把我的新地址告訴克拉塞,讓把銀行賬單寄到那裏去,“洲際酒店”等等。他記下這個,沒提一個私人問題。他是個非常羞怯的人。那隻假眼是來自蘇聯狙擊射手的子彈。他老是講,他一生中有過兩次幸運,比別人的一百次都幸運得多;那位狙擊射手本來也能致他於死命,只差分毫。這是一個幸運。另一次幸運是他跟一個他稱為“恩心”的女人結了婚。他跟“恩心”結婚二十八年了。他們沒有孩子,恩恩愛愛,宛如新婚。這些年來克拉塞變得有點饒舌了。這天早晨,營業大廳里還差不多是空的。克拉塞取出一份日曆,指給我看那一頁,那一頁印有全年的所有日子和月份。那些日子已幾乎有一半用紅筆畫過。

“看起來很好看吧?”克拉塞的臉神采奕奕。我感覺到,不僅僅是他的真眼睛,連他的假眼睛也在高興。“我每天晚上劃掉結束了的一天。”

“為什麼?”

“十二月二十日我退休。到時候‘恩心’和我就離開杜塞爾多夫,一慶祝完就走,全都安排好了。我們離開德國。我們從戰後就開始省錢,好在特內里弗島上買一座平房。在巴亞瑪。您知道,盧卡斯先生,這是難得的好主意。那座有着黑色火焰海灘的島。那裏便宜許多。我們將在巴亞瑪度過我們的晚年。美吧?”

“太美了。”我說,“我為您高興,克拉塞先生。雖然在這裏再也見不到您,會讓我覺得遺憾。”

“我也會難過,盧卡斯先生。不過,也許這回您也不留在這裏了。”這是他惟一能講的寬慰話。

“不,也許不留了。”我說,盤算着我要在昂熱拉身邊過聖誕節,不管那之前會發生什麼事,我們會陷入什麼樣的困境,我會遭遇到什麼。在昂熱拉身邊過聖誕節。以及除夕。不管發生什麼事。

“那裏的小房子已經蓋好了,配了傢具。我們出租到十二月份。這裏的傢具我們賣掉。我們賣掉這裏的一切。我們要在巴亞瑪美美地生活。”

“咱們還會再見的。”我說,“請代我問您妻子好。”

“謝謝,盧卡斯先生。”他說。我們相互握手,克拉塞擺出立正姿勢。他總是這麼做。我走出銀行,有點眩暈。我思忖我剛才所做的是不是一樁非常卑鄙的事。我對自己說,這是一樁卑鄙事,但為了昂熱拉的利益和我自己的利益,我必須這麼做。當我覺察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做了一樁卑鄙事時,我頭暈得更厲害了。克拉塞查看了一下,我的戶頭上共有一筆十九萬二千五百四十二馬克的財產,其中十五萬馬克是定期存款。畢竟我也想有點利息。這些錢是我為環球保險公司賣命十九年積攢起來的。我算不上百萬富翁,但我也不是個乞丐。另外,我還有十一萬九千法郎和我的工資。這將永遠存進我的戶頭。我思考:如果我們離婚,我得給卡琳多少?如果她不肯離婚,我得給她多少?我想,馮塔納會告訴我一切。我開車去附近的郵局,走進二樓的一間辦公室,填了一個申請表,申請把我所有的郵件轉寄到“洲際酒店”的地址。馬上就轉,直到取消或有新的變更。收下表格的那個人研究了好久,然後又盯了我好長時間。

“怎麼了?”我問,“我填錯什麼了嗎?”

“沒有,”他說,“全對。您離開家裏,住進了酒店,對吧,盧卡斯先生?離開了您的妻子?”

“這關您什麼事?”我粗暴地問。

“不關我事,”他低聲說,“我沒有惡意。我為每一個擺脫不幸、走出婚姻的人高興。我的地獄已經持續十四年了。我患上了胃潰瘍。我每天得服十四粒藥丸。十四粒!避免一切激動,不然疼痛就會更加頻繁。”他笑,“避免一切激動真好,對不對?”

“我真為您感到難過。”我說,心想,我至少不用每天服十四粒藥丸,沒有胃潰瘍,而是間歇性跛足。也許還有心絞痛。當我在門口再次轉過身時,我看到辦公桌後面那個人又拿起了他讀的那本書。他得到的是個清閑位置,他的機構富有同情心。我看封皮上的書名。它叫做《地球上的所有美事》。

34

“羅伯特,”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說,“我得擁抱你。”

此人敦實,中等身材,長着光禿禿的四方頭。當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他站到我面前。他的女秘書為我通報過了。他從他的辦公桌後面鑽了出來,胳臂抱着我,捶我的背,身上發出雪茄和汗透的襯衫味。我的胃稍微一緊。我想後退。但是他緊抱着我,抬頭看我,因為他矮我許多。他的嘴角沾着一些爆玉米花,他的狡黠的豬眼睛裏有些激動。我驚駭地注意到,它們甚至是濕潤的。“你真了不起,羅伯特。你行動了!你終於不僅僅是講講而已,而是行動了。你知道這讓我多高興嗎,羅伯特?你簡直就像是我的兒子。”又是捶背,又是雪茄和汗味。我再也忍受不了啦,用力掙開。

我們走向他的亂糟糟的辦公桌,上面有爆玉米花和雪茄的煙灰散落在大堆紙上。我迅速坐到辦公桌前的一張沙發椅上。他猶疑着站在我面前。我很擔心他會撫摸我或坐到沙發椅扶手上,因此我架起二郎腿,把下臂擱在兩邊的扶手上。他感傷地望望我,走回他的沙發椅,重重地坐上去。

“見鬼,”他說,“羅伯特,這真是個令我開心的日子。我等它等了十年。”

“你從哪兒知道的?”我問。

他重新取出一隻哈瓦納雪茄,咬掉頭,吐掉。當他點燃雪茄吐出濃煙時,他含糊不清地說:“卡琳打來電話了。今早八點就打了。全講了。”

“全部?”

“全部,對。以她的細膩的方式,你是熟悉它的。真是夫人,高貴的女人!你在康城另有一個,離棄了你的高貴的夫人。這種男人環球保險公司不能僱用。要我炒你的魷魚。她失去理智了!如果我們炒了你,她怎麼能夠繼續生活得這麼好?我對你講,這個卡琳什麼事都做得出,甚至會把硫酸潑到別人臉上。喏,也許我讓她碰釘子了。”

“你讓她碰釘子了嗎?”

“聽我說!我講,我無論如何不能也不會幹涉你的私生活。”

“怎麼樣?”

“她說,那麼她要找董事會,找最高層。”

“好極了,”我說,“好極了。”

“好極了,媽的。”古斯塔夫說,“如果她真的這麼做,上面的那些人就會打電話找我。我支持你,堅持支持!我少不了你。公司也不會因為這種事開除你這樣一份力量。”

“不會嗎?”

“絕不會!”古斯塔夫說,“隨卡琳去白忙一場吧。她做不到。”他好奇地盯着我,“這麼說,你在縣納找到了偉大的愛情,是嗎?”

“是的。”

“我高興。我真為你高興,羅伯特。”

“謝謝。”

他擁下連接他的女秘書的對講機的按鈕,瓮聲地說:“請您現在將瓶子拿進來!”

“什麼瓶子?”我問。

“香擯。咱們得慶祝慶祝,夥計!我可以告訴你,你的那個老婆,我也許給她講明白了,禁止她再拿她的私事來煩我。我告訴她,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想聽她講你什麼。這樣對嗎?”我點頭。“我不想告訴你,她都講了你什麼。真噁心,夥計,噁心。”我想,既然連古斯塔夫都感到噁心,那一定是夠噁心的了。“假如她發火,那還好。可是不,只有控訴和自憐。她威脅說,她能損害你的工作。卑鄙無恥,冷酷的威脅。她當然也不停地講另一位,縣納的那位。她不認識她,對吧?”

“不認識。”

“講到另一位時她才有點憤怒。只講她是妓女,雖納妓女。”

勃蘭登伯格的女秘書,一位較老的小姐,用托盤端進來一瓶香擯和兩隻杯子。

297

“謝謝。”古斯塔夫說。他笨拙地打開瓶子,香檳噴濺到一堵牆上。“見鬼,”古斯塔夫說,“冰得還不透。算了,溫就溫吧。”他倒滿杯子,遞給我一杯,跟我乾杯。

“為了你的幸福,羅伯特,我的孩子。”

我們喝酒。香檳真的是太溫乎了。它肯定也很便宜。古斯塔夫馬上又把杯子倒滿了。

“你現在怎麼做?”

“我得跟我的律師談。”

“卡琳說你要求離婚。”

“不錯。”

“娶另一位?”

“有可能。”

“肯定是!不是有可能!你可以信任我,夥計!你終於又找到了愛情,我跟你一起高興。你多年來第一次看上去像完全變了個人似的。乾杯!”

“乾杯!”我喝下溫吞的香檳,雖然我覺得它並不好喝。我不想惹惱古斯塔夫。我現在不想讓任何人生氣。

“她叫什麼?”

“這我目前不想講。”

“聽着,你對我可以無所不談。說吧!”

“真的,古斯塔夫,請別逼我。”

“那好吧,我明白。我全明白,不生你的氣。再為這個康城妓女干一杯!”他一邊將我的杯子重新斟滿,一邊哈哈地笑。

“不,”我說,“謝謝。我夠了。”

“你不願跟我為你的愛情乾杯?為你們的幸福?你一點也不迷信嗎,夥計?”

他這句話嚇得我立即把手從我的杯子上拿開,讓他倒滿。

“喝吧。”古斯塔夫說。我們再喝。我感覺到微辣。這確實是最便宜的香檳。我的節儉的古斯塔夫。“你應該知道,不管發生什麼事,你們倆都可以信任我。為了你和她,我願意赴湯蹈火。我根本不認識她。可如果你愛她,那麼我也會為她做一切。”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說。這是一句我還會再次想起的話。

35

這天早晨,他穿的是一件有藍色條紋的橘黃色襯衫,打着一根綠領帶。他的房間裏暖乎乎的,空氣稀薄惡濁。古斯塔夫的襯衫的腋窩底下露出大塊深色的斑。我盡量不望過去,但我因此反而更經常看。

“康城發生的一切,我全知道。”古斯塔夫說,“那位克斯勒昨天還跟波恩他的上司、跟弗里瑟通過電話。說是打了一個小時。他的電話機上有個反竊聽裝置,克斯勒和他可以無所顧忌地暢談。十年來我一直申請給我的機子裝上這麼一個東西。”他氣乎乎地說,“我得到了嗎?我得到的是狗屎。我們得用這破爛的密碼電報工作。或者我得讓我的人來回飛。好了,這一下他們將基爾伍德那個醉鬼幹掉了。據說那樣子相當噁心,是嗎?”

“噢,是的,”我說,“相當噁心。”

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說其他人樣子噁心,可真是少見。

“誰幹的?”

“不清楚。他們這期間沒有進展嗎?”

“沒有一點線索。律師、警官以及誰知道是從哪兒來的記者雲集康城,但警察屁也不懂。被喊去的法國和美國的代表在盡量壓下這件事。”

“是的,這我聽說了。”我說。

“從誰那兒——算了算了。是啊,就是這麼回事。成大事了。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他們一心一意,儘力掩飾。他們當然進行調查——附帶地進行。我不想做這位拉克洛斯或魯瑟爾。可憐的狗。如果人家允許他們查,不管他們查出什麼來——那也只是喂貓的。法國和德國的幾家報紙今天早上報道了對一位美國富翁的神秘犯罪,把整件事說成了普通的刑事案。這一點上他們已經達成了共識。你以為,是誰害死了基爾伍德呢?”

“某個害怕基爾伍德對赫爾曼的死講得太多的人。基爾伍德懂很多。”

“跟我的觀點完全一致。”古斯塔夫說。他一講話,爆玉米花就從他的嘴裏噴出來。“可兇手如何接近得了基爾伍德呢?克斯勒說,房子是受到監視的。”

“他們認為,有可能是誰一直躲在房子裏,謀殺被發現后趁亂逃走了。”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此話怎講?”

“不是有一大批警察在監視那房子嗎?不時有一個人進去看看。有可能是他們中的任何一位。”

“這是發瘋了!”

“一點也不。”

“不,”我清醒地說,“你說得對。一點不瘋,如果出的錢足夠多的話。他們有的是錢。”

“正是。這個人也害死了維阿拉。還有另外十二個人,如果赫爾曼不是自殺的話。”

“如果赫爾曼不是自殺的話,環球保險公司得支付一千五百萬。”我說,“你派我去,可是要我一定想辦法證明那是自殺。”

古斯塔夫嚼着他的哈瓦納雪茄,期待地望着我。

“出什麼事了?你不是為此派我去的嗎?”我問。“當然是,”勃蘭登伯格說,“但我總可以好好想想吧?在這件臭事上什麼都有可能。包括不止一個兇手,而是多個兇手,但也可能赫爾曼還是自殺的。”

“這麼說你還相信?”

“我想相信。我必須相信它。我可以相信它。”古斯塔夫說,“因此,我把你招了回來。咱們還算走運,能證明是自殺。你得坐下一班飛機飛往法蘭克福。”

“那兒出什麼事了?”

“在弗里瑟打電話告訴我有關基爾伍德的一切之前,我還收到了一個電話。是法蘭克福的一個人打來的,一定要跟我講話——他說是找你的上司。然後他告訴我,他有事必須講給你聽。親自。緊急。在法蘭克福。他無法離開。還必須在晚上六點之前。”

“為什麼?”

“因為那之後他就再也沒時間了。然後他就要開始工作。那傢伙名叫莫利托爾。弗雷德-莫利托爾。”

“我不認識。他為什麼偏偏要跟我談?”

“因為他認識你。確切地說,是認識你的名字。了解你的一切情況。”古斯塔夫說,“他只跟你談,不跟其他任何人談。也不跟警方談。根本不會跟警方談。當然要錢。給他好了。你多帶點。看他講的值多少。”

“等等,”我說,“我完全糊塗了。這位……”

“莫利托爾。弗雷德-莫利托爾。這張紙條上寫有名字、地址和電話號碼。亞歷山大街。在西邊,在洛歇街附近。”

“這位莫利托爾怎麼會認識我?”

“通過澤貝格。”古斯塔夫說。

“這更加不可思議了。”

“非常簡單。莫利托爾在電話上對我講,在康城出事的消息登出來后,他就給康城的澤貝格打了電話,問他應該怎麼做。”

“什麼該怎麼做?”

“拿他可以出賣的東西怎麼辦,具體我也不清楚。澤貝格知道,他在電話里說的。澤貝格要他講給你聽,你是合適的人,因為你負責此案。”

“可你對這件事答應什麼了?這一切聽上去都不可思議!太不可思議了!”

“沒什麼太不可思議的,”勃蘭登伯格說,“如果事關大筆錢的話。那時候,最不可思議的事常常就是一切問題的答案。”

“你認為,莫利托爾現在會向我們提供一切問題的答案?”

“也許不是一切問題的。”勃蘭登伯格說。

“那是什麼的答案?”

“證明赫爾曼曾經是一頭非常大的豬,他就是自殺了,因為他陷進了走投無路的處境。”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說。

36

“喂?”

“昂熱拉,我是羅伯特。”

“這真是匪夷所思!這不是真的!”

“什麼?”

“我在電話前坐了一個小時,盯着它,想懇求它。我再三地說,讓羅伯特打電話來吧,讓他打電話,現在,請,請,我想聽他的聲音。我必須聽他的聲音。我不能等到晚上。我必須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什麼事了,羅伯特?”

我是從杜塞爾多夫機場郵局的一個電話間裏打的電話。我告訴昂熱拉,我必須飛往法蘭克福,晚上將跟我的律師碰頭。

“那以後你馬上給我打電話,好嗎?”

“那當然。”

“你什麼時候回到我身邊來?”

“這我還不知道。”

“噢,上帝。”

“也許我晚上就會知道。”

“如果不知道呢?如果拖的時間長呢?”

“那我就得留下來。這是我的工作,昂熱拉。”

“我明白。我明白,羅伯特。只是,你看……”線路里出現沙沙聲,越來越大。

“你講什麼?你講什麼?我聽不懂你的話!”我喊道。

“等等,等它結束,這噪音。”

喇叭里的一個聲音傳進我的電話間。

“請注意:漢莎航空公司公佈它飛往法蘭克福的645次航班的通知。請旅客們經14號出口上汽車。請注意!漢莎航空公司通知……”

沙沙聲消失了。

“現在我又能聽清了。”

“羅伯特,你做到了。”昂熱拉的聲音聽起來語無倫次,低聲細語,“你做到了。我……我也愛你。我的天,我想,我沒有你再也無法活下去了。不,我知道!我知道!你離得這麼遙遠。”

“咱們彼此擁有。”

“對,羅伯特,對。”

“我沒有你也……”沙沙聲又響起來了。我等。喇叭聲在重複呼叫前往法蘭克福的漢莎航空公司的旅客。過了一會兒那噪音又消失了,但這一會兒讓我覺得好像過了好久。“我沒有你也沒法活下去。”

“昨天夜裏我一分鐘也沒睡。咱們的所作所為真是瘋了。”

“甜蜜的瘋狂。”

“邪惡的瘋狂,羅伯特。我不相信咱們能倖免。咱們的所作所為是被禁止的。”

“誰禁止它?”

“咱們在傷害另一個人,因此它是被禁止的。上帝禁止它。而且……”

“我不在乎,不管上帝……”

“你讓我講完!我要講的話實在太可怕。”

“你要講什麼?”

“我也無所謂!完全無所謂!你知道嗎,我多麼愛你,儘管咱們做得不對?儘管有這一切?我多麼愛你,可是還沒有真正認識你?”

“我……”

“你見過律師后再給我打電話,好嗎?我等。哪怕是清晨五點鐘,你打,好嗎?”

“好。”我說。

沙沙聲又響起來。我聽不懂昂熱拉的話了。喇叭里的聲音第三次呼喚前往法蘭克福的旅客。沙沙聲不斷。沒有意義。我將話筒放回叉簧,走到我所在郵局的櫃枱付費。然後我急忙——是的,我急忙,我緊趕慢趕,我一下子又能跑了——跑向一家花店。在那裏我把昂熱拉的詳細地址給了一位年輕的女售貨員。

“買兩百馬克的‘宋婭’。”我說,“請您打電話到康城。請通知加姆貝塔廣場上的‘花月’花店,您能在您的全歐送花服務簿里找到。”

“當然,先生。要寫點什麼嗎?”

兩百馬克……

要不要呢?

“當然要寫點什麼。我寫下來。”我寫好,付完錢。兩百德國馬克,外加電話費和全歐送花服務費。

然後,我背着旅行包穿過飛機場簡直是沒有盡頭的過道。我的腳疼起來。我繼續跑啊跑。一位機上服務員在14號登機口等我。

“去法蘭克福嗎?”

“對。”

“汽車開走了。那輛大眾車送您去飛機。”

“謝謝。”漢莎航空公司的一輛藍黃兩色的大眾車停在外面,發動機響着。司機幾乎沒等我在他身旁坐下就開動了。車門飛速關上。

“大人物總是慢吞吞的。”司機怒沖沖地說。他很年輕,臉板着,長滿粉刺。我想,他這麼怒氣沖沖,肯定是因為粉刺。我的腳疼得厲害。我的心跳得那麼急,我感覺到它衝到了喉嚨里。

昂熱拉愛我。她愛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吞下兩粒葯,心裏想。當我在法蘭克福約會那位弗雷德-莫利托爾時,昂熱拉已經收到玫瑰了。

“那輛大眾車繞了個大彎駛近那架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一位不耐煩的空中小姐站在飛機的舷梯上。我跳下去,一瘸一拐地沿着舷梯上去。”

我在紙條上寫給昂熱拉並且將跟“宋婭”一起送到的話是:

我全心全意地愛你——羅伯特。

“對不起,”我對那位美麗的、氣呼呼的空中小姐說,“我真的很抱歉,請您原諒。”

空中小姐不答理我。她把我推進飛機,關上門,閂好。我在一個靠窗戶的位置上坐下來。我的腳仍在疼。

我全心全意地愛你——羅伯特。

37

古斯塔夫說,在洛歇街附近。我坐一輛出租車駛出機場,經過高速和快速公路,從現代化的、剛剛冒出來的高大住宅樓和綠化帶旁駛過。後來,景色突然大變。我們陷進了小衚衕的迷宮。兩邊的房子歪斜破敗。我好像忽然跌進了另一個時代,回到了最遙遠的過去。

弗雷德-莫利托爾就住在亞歷山大街上的這麼一套破屋子裏。

來到二樓,一位高大的胖女人打開門。她肯定有六個下巴,跟整個房子一樣散發出酸菜味。

“我是莫利托爾夫人。”她以令我吃驚的低音說,“對不起,我還圍着圍裙,正在洗碗。您知道,我們總是吃得很晚。弗雷德得睡很長時間。您去客廳里吧。弗雷德馬上來,他正在小睡一會兒,但是他說了,如果您來了,就讓我叫醒他。”

於是我到客廳里坐下,一個掛着織花壁毯的小房間,搖擺不穩的傢具,圓桌上鋪着織花檯布,電視機上方鑲在鏡框裏的照片,牆洞裏擺滿穿服裝的布娃娃,都是在機場或紀念品商店裏能買到的那種——一位西班牙女人,一位巴伐利亞人,一位荷蘭女人——還包在賽璐玢紙里。我坐到一張沙發上彈簧咯咯響。窗戶旁掛着一隻鳥籠,養着一對小鳥兒。陽光灑照進房間,令我目眩。我一踩,地板就嘎嘎響。壁毯上起球了。牆壁上定是潮濕的,我想。這裏也有酸菜味。

門開了,一位年約五十五歲的男人走進來,骨瘦如柴,面無血色,像所有的夜班工人一樣,臉頰凹陷,眼圈黑黑的。弗雷德-莫利托爾——這麼個人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名字?他穿着拖鞋和晨服。他疲憊的眼睛紅紅的。他伸給我的手軟沓沓的。地板也被他踩得嘎嘎響。當室外一輛汽車駛過時,屋裏的一切全顫動不已。

“來一小杯酒嗎?”莫利托爾問,跟他的妻子相反,他的聲音非常尖,“來杯利口酒嗎,盧卡斯先生?”

“不,謝謝。”

“來吧,不然你會傷害我。”他從電視機下面的一張櫥里取出一瓶酒和兩隻杯子。他把它們倒滿,跟我乾杯。利口酒甜得起膩。我有點難受。莫利托爾舔舔嘴唇。“好不好喝?我最愛這玩意兒。”

“莫利托爾先生,澤貝格要您將您知道的情況告訴我。”

“沒錯,是的。關於赫爾曼先生,願上帝讓他快活。”疲累的眼睛活潑起來,令人反感地打量着我,“可憐的赫爾曼先生——他那時候還給過我錢,好讓我不跟任何人談。”

“但您後來還是跟人談了——跟澤貝格先生。”

“這是另一碼事。澤貝格先生是銀行的人。這是我的義務。”

“跟我談就不是您的義務?”

“我想不是。我對警方也什麼都沒講。完全是因為澤貝格先生講了,我應該講給您聽。我根本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

“如果澤貝格先生委託您這樣做呢?”

“您知道,在保安公司我掙的只是餬口的錢。您看看我住的。我妻子腎有毛病。我本人——我還能工作多長時間?我是個窮人,盧卡斯先生。”

環球保險公司的總出納按照勃蘭登伯格的指示給我錢。我把兩張一千馬克的票子放在花邊檯布上。

“赫爾曼先生給了我五千。”他以他那像閹人似的聲音不滿地說。

“我給您兩千。要是您不對我講,我就告訴警方,您隱瞞了情況。”

“這是敲詐。”

“對。”我說。

“三千!盧卡斯先生。窮人也得生活。”

“兩千,就這麼多。”我說。

一輛卡車在我們下面駛過鵝卵石路面的狹窄街道。整座房子又顫動起來。

“我本以為您會更人道,盧卡斯先生。”

“喏,我可不是這樣。發生了什麼事?請您快講!”

“辦事得公道。”莫利托爾的晨服上滿是飯漬,衣袖起毛了。他的拖鞋破了,款式過時了。“我要吃飯!我不得不給康城的澤貝格先生打電話,他離不開那兒。我在電話上把一切全講給他聽了。這花了多少錢啊!”

我再把一張五百馬克的票子放到桌上。

他假惺惺地客氣。

“我就知道您是個好心人。再來一杯利口酒?當然了,當然了,怎麼也要來一杯!”他又拿起了瓶子。我不再喝,他貪婪地喝下他的利口酒。“啊,這真舒服。在吃過酸菜之後,我不停地翻胃。好了,您看看,我被分給了赫爾曼銀行,已經九年了。跟三位同事一起。我們的任務從晚上六點到清晨七點。周末和節假日另有一組人,換我們的崗。我們有我們的考勤鍾。各有各的樓層,我們在銀行里實際上走個不停。手槍,催淚彈,當然都配備了這些東西。您認識澤爾街上的赫爾曼銀行嗎?”

“對。”

“宏偉吧?人總會累的。清晨我總是筋疲力盡。回到這破房子裏又不能好好地睡。老是有卡車。兩年來它們將這裏的一切全改道了。我簡直要崩潰了。我的醫生說……”

“莫利托爾先生!”

“好吧。您聽好:那是四月二十五日,半夜時分。實際上已經是四月二十六日了,因為赫爾曼先生到零點三十分左右才來。那是個星期三。”

“還有呢?”

“那好吧,星期三凌晨零點三十分左右,側門的門鈴突然響起來。我那天夜裏在底樓值班,在營業大廳里。於是我走過去,透過鋼門上的貓眼,看到赫爾曼先生站在外面,燕尾服、大衣、帽子和白絲巾。他非常激動,雙手亂揮,要我放他進來。如果我們當中沒人為他開門,連赫爾曼先生夜裏也進不了銀行。我當然開了。三把特製的鎖。您熟悉銀行。他走進來,激動得講不出話來,只說他還得工作。”

“在凌晨零點三十分?”

“對。我也這麼想過。”

“他常這麼做嗎?”

“什麼?”

“在半夜跑來。”

“我在那裏這麼長時間,他只有這麼一次。我告訴您,這個人快中風了,心肌梗塞,我怎麼知道是什麼毛病。他真的在顫抖,全身顫抖。”

“他喝醉了嗎?”

“十分清醒!只是萬分激動。光是低語。我的同事們在哪裏?在室內,我說。他把五千馬克塞進我的手裏——我說的是五千,盧卡斯先生。”

“聽到了。”

“好,那就不說了。五千,他說,這是讓我別告訴任何人他來工作了,還讓我跟三樓的同事換班。千萬別讓另外兩個人見到他。要我永遠不談此事。這個人有點兒不正常,盧卡斯先生。我可是了解他的。那麼一個穩重的、受人尊敬的人。而這天夜裏……簡直可以相信他失去了理智。”

“講下去。”

“好吧,他縮進側門旁的一個過道里。我上三樓找我的同事——是恩斯特-特洛斯特——對他講,讓他跟我換。營業廳里不是到處都有長椅嗎?我對恩斯特講,我疲乏極了,我會在長椅上一睡不醒的。樓層里不行,那裏得站着。恩斯特說,他無所謂,就走下去了。赫爾曼上樓,側門的一個小樓梯。誰也沒注意到什麼。這下他到三樓了,他的辦公室在那裏。我也上去了,來回走動。我該怎麼對您講呢?赫爾曼先生根本沒進他的辦公室!他馬上進了全權總代表澤貝格先生的辦公室。它位於外匯部。這麼一家銀行是一家龐大的公司。根本沒有哪個部門跟另一個部門有接觸。好了,我想,我大吃一驚,當我再一次繞過來時,我看到澤貝格先生的辦公室里有燈光——赫爾曼先生的辦公室里卻是黑洞洞的。澤貝格先生辦公室的門沒有關,開着一道縫。我不是好奇,真的不是。但這讓我覺得無比神秘。於是我踮着腳尖走過去,望進澤貝格先生的辦公室。我看到什麼了?赫爾曼先生坐在澤貝格先生的辦公桌旁。赫爾曼先生有一把鑰匙,能打開所有的鎖。澤貝格先生的辦公桌開着,赫爾曼先生拿出文件、資料還有其它東西,一大堆,翻閱着。”

又是一輛卡車駛過。又是整幢房子都在顫抖。

“您不想要了?”莫利托爾說,再一次倒滿他的小杯子。他喝酒,咳嗽,擦嘴。“當我下一回走過時,赫爾曼先生打開了澤貝格先生的文件箱,在文件夾和文件簿里翻找。再下一回,連辦公室里的保險箱也開了。赫爾曼先生當然知道那密碼。他站在那裏,額頭上冒出粗大的汗珠……”

“好了,好了。”

“如果不是這樣,我立馬就死!額頭上冒出這麼大的汗珠我還從來沒見過,盧卡斯先生!這個人臉色蒼白,我向您發誓。他讀他從保險箱裏取出來的材料。每當我走一圈回來看到他時,他看上去更蒼老、更害怕、更絕望了。我想,一定發生了什麼壞事,可是會出什麼事呢?在赫爾曼銀行里?赫爾曼銀行里不可能發生什麼壞事。我真的擔心起來,您相信我這話嗎?”

“相信。這時候澤貝格先生在哪兒?”

“在阿根廷參加一個會議。不,您等等,在……在……見鬼,我一時想不起來了。”

“智利的聖地亞哥?”

“對!那會議本來時間還要長,我相信……”

“到五月十九日。”

“對,沒錯。可是赫爾曼先生跟他的遊艇遇難后,澤貝格先生立即從智利飛到了康城,去赫爾曼先生的妹妹家。是她讓人打電話給他的。她徹底崩潰了。總得有個人繼續管理銀行,是不是?”

“誰管理?”

“澤貝格先生。跟平時不一樣。警方不讓他離開康城啊。他通過電話和傳真處理一切。這裏由格羅塞先生暫時領導。他是第一代理人。不像澤貝格先生那麼有權。因此,我給康城的澤貝格先生打電話而沒有跟格羅塞先生談。”

“事情如何發展的呢?”

“就像我告訴您的,一整夜。到早上五點半。當時,當我走過時,赫爾曼先生突然站在了過道里——我對您講,是一個幽靈!他讓我放他出去。不讓我們當中的其他任何人看到他。我照做了。隨後,我上樓去了澤貝格先生的辦公室。那裏又全收拾齊整了。材料全放在原位。只有煙灰缸里滿是煙蒂。赫爾曼先生在工作時吸煙吸個不停,這是什麼工作啊!我也發現了空火柴盒,三隻,那種扁的。從‘法蘭克福宮’酒店拿的。”

“這您是怎麼知道的?”

“那包裝盒上不是寫着嗎?就是嘛。”他思考,“這是全部經過,盧卡斯先生。別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聽說,那天之後,赫爾曼先生完全崩潰絕望了。下一個星期三,他就飛去了康城。”

“這您是從誰那兒聽來的?”

“同事們。這種事傳得很快。據說赫爾曼先生舉止像個瘋子似的。好像魂不守舍。徹底毀了。”

“您由此得出什麼結論?”

“為什麼是我?”

“您對這一切一定有過想法。”

“我當然有過。我想,赫爾曼先生的銀行,他的生意,一定出什麼問題了。我對此一竅不通。某種無比重要的問題。澤貝格先生也這麼認為。因此,他說,要我跟您談。如果可以的話,不跟警方談。不然就會被新聞界知道。那銀行可就麻煩了。”

“澤貝格先生無法想像,是什麼把赫爾曼先生嚇成這樣?”

“他一點也不明白。”莫利托爾打呃兒,“請原諒。還是這酸菜,我不能吃。它對我是毒藥,純粹是毒藥,卻是我最愛吃的菜。因此,我的克萊拉偶爾也做一回。吃過以後我就得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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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只有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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