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彌合的裂痕　難以醫治的創傷

——讀丹尼爾·斯蒂文的《最後的補償》

嚴忠志

進入90年代以來，美國文壇更加關注現實，推出了許多透析社會現象、探討社會問題的優秀小說。丹尼爾·斯蒂文1996年3月出版的《最後的補償》堪稱其中的一部力作。這部小說緊緊圍繞一樁醫療賠償案，情節曲折緊張，跌宕起伏；場面動感強烈，精彩紛呈；人物真實可信，栩栩如生。作品通過敘述男女主人公對案件真相的調查，以犀利的筆觸點評了美國社會生活的若干熱點問題，使人讀後不禁掩卷長思。

《最後的補償》的情節主線頗似偵探小說的結構：身居高位的黑人陸軍部長賈斯廷·克蘭德爾昏迷后被送進醫院搶救，急診室的醫護人員將他作為吸毒過量病人處理。克蘭德爾不治身亡，死者家屬指控醫院治療失誤，將主治醫生卡倫·穆爾送上法庭。參加過越戰的律師艾略特·羅思備受生活的困擾，此案給了他一個棄舊圖新的機會。穆爾不甘聽任政客和律師們的擺佈，決心自己進行調查。羅思和穆爾察覺到克蘭德爾案件的種種可疑跡象，後來共同發現並且挫敗了案件幕後的巨大陰謀。最後，哈克將軍領導的美國愛國聯盟土崩瓦解，他們製造的致命生化武器V-5被羅思全部付之一炬，羅思、卡倫和克蘭德爾夫人都得到了應有的補償。小說反映了90年代的美國社會中的若干熱點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越戰留下的創傷和種族衝突。

近30年以來，有關越戰的作品在美國文壇可謂汗牛充棟。但是，《最後的補償》不落俗套，以內省的方式着力反映越戰給老兵們帶來的永久性傷害，說明它對當今美國社會的深遠影響。小說里的兩個主要角色羅思和哈克在越南戰場上都負過傷，至今仍備受着巨大痛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前者挨了“敵人”的明槍，後者卻中了“自己人”的暗箭。對哈克來說，那樣的傷害是無法修復的：他從此失去了性能力，儘管官運亨通，大權在握，卻一直過着“中性人”的生活。

除了生理上的傷害以外，羅思和哈克的內心始終無法擺脫多年以前留下的陰影。羅思回國以後落拓不羈的生活方式，哈克對黑色人種刻骨銘心的敵視，這一切都可以在越南戰爭中找到答案。這部小說中的幾名軍人都是戰爭傷害的活見證，作者借用蘭迪的話說，他們“還在西貢”。這就是心理醫生所說的“戰爭創傷壓力綜合症”。在美國，這樣的現象不僅僅見於從越南回來的軍人，二戰老兵、韓戰老兵，參加過海灣戰爭的軍人也有類似的問題。近幾年，美國文學和影視作品探討這一題材的作品頗多，國內觀眾熟悉的美國電影《勇闖奪命島》就是一例。

羅思曾經希望，隨着時間的推移，越南戰爭留下的痕迹將會漸漸消退，他能夠重新主宰自己的生活。但是，離開軍隊以後，他發現自己在各個方面都無法適應。他一度充當海員——與其他男人呆在一起，過與世隔絕的生活——以便間接地保持軍隊的生活方式。時間可以減弱他對戰爭的記憶，但是卻無法醫治其心理上的創傷。羅思的情緒失控、精神憂鬱、婚姻失敗以及酗酒、吸毒等毛病均源於此。儘管羅思一直努力使自己擺脫越戰血腥噩夢的困擾，但是卻無法消除內心的恥辱感和犯罪感，總覺得自己對黑人士兵克勞利被炸死負有責任。“他做的夢都是一樣的：克勞利踩上了地雷。克勞利和他的骨頭。”每當他精神緊張時，克勞利被炸的情景就會重複出現。作者以羅思反思的方式告訴讀者，“正是這些惡夢，這些回憶，這些使人感到壓抑的東西，這些充滿血腥的暴力毀掉了他的婚姻，使他差一點失去和自己兒子見面的權利”。這是戰爭倖存軍人常有的生存犯罪感和殺戮犯罪感。

困擾哈克的是另外一種噩夢，另外一個陰影——他被黑人士兵炸傷，失去生殖能力的那一幕。小說的作者採用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創傷理論來解釋哈克的心理變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哈克也是越南戰爭的受害者。哈克認為，他當時不過是盡了自己的責任，要黑人士兵遵守軍紀，可是卻受到殘酷的報復。“時至今日，他仍舊無法理解自己的遭遇。他曾經憎恨上帝，為什麼會讓那樣的厄運降在自己的頭上。”後來，這種怨恨轉變成了一種自大狂心態。他以為“那樣的痛苦和犧牲是完全必要的：他必須經過如此磨難才能成為上帝的僕人”。從表面上看，他到德特里克堡重操舊業是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而內心深處的慾望其實是向黑人復仇。“他本人就是在最佳時機，處於最佳位置來接受這次挑戰的最佳人選。不僅僅是為了復仇——雖然他也會實現這一點——更是為了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

越戰早已結束，但是其可怕的負面影響卻越來越明顯。老兵們現在已經步入中老年，正在對那場戰爭進行反思。尼克遜政府當年發佈的一紙命令撤回了侵略軍隊，可是卻無法挽回給成千上萬美國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失。那些軍人們留在異鄉的不僅是戰友的生命和自己的血淚，而且還有他們心底被擊得粉碎的理想與追求。他們的餘生將受到“西貢情結”的困擾，世世代代的美國人翻開歷史這黑暗的一頁時也會感到羞恥和悲傷。馬丁·路德。金當年指出：“在越南投下的炸彈引起了國內的震蕩，它們毀掉了人們把美國建設成為美好家園的希望和夢想。”《最後的補償》告訴讀者，越戰破壞了傳統的價值體系，激化了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矛盾。它促使60年代以後的美國人用批評的目光對待生活，審視現存制度，看到被歌舞昇平所掩蓋的種種深刻危機。

《最後的補償》表現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種族歧視。進入9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的種族關係緊張，出現了一系列廣為關注的突發事件，如洛杉磯警察毆打黑人案，加州的亞裔人騷亂等等。在《最後的補償》裏，克蘭德爾案件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主要也是因為涉及了種族矛盾（尤其是白人與黑人的矛盾）這個敏感問題，反映了白人對喪失統治地位的擔心。這部以華盛頓市為背景的小說反覆強調了所謂“多數”與“少數”的問題：美國現今是一個以白人為主的國家，但是在首都華盛頓，城裏三分之二都是黑人。在黑人偵探傑基的眼裏，美國的社會制度是替白人說話的。“所有的法庭，所有的審判，所有的人身傷害案件，這一切都是由白人搞的，都是為白人服務的。然而，華盛頓的法庭里有一半法官是黑人，幾乎所有的法庭工作人員都是黑人，陪審團也主要由黑人組成。小說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筆墨來描寫克蘭德爾案件庭審時挑選陪審團成員的情景，刻畫了穆爾、弗拉納根和其他白人對黑人的不信任心態。其實，他們擔心的是怕失去“白人至上”的地位。作者通過蘭迪之口道出了其中的奧妙：“再過幾年，白人在這個國家裏就會變成少數民族了。是我們建起了這個國家，難道你不認為白色人種值得拯救嗎？”

在“白人至上”論的信奉者哈克身上，個人恩怨和種族仇視攪在一起，使他對黑人有着難以名狀的惡感。殺害黑人“使他感到興奮”。在鎮壓騷亂時，他竟然從背後朝一名十五六歲的黑人孩子開了槍，並且“找到了自己畢生的追求”。他覺得最終必須了結一次，“他的事業、他的經歷、他的一生都是為了這一時刻，這一無以倫比的輝煌瞬間”。哈克夢寐以求的目標是恢復白人的絕對統治，用“最終了結”的方式來實現“最後的補償”。在他看來，白人要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就必須在數量上佔多數，所以他費盡心機，搞出了具有種族滅絕威力、專門用於對付黑人的致命毒劑。這使人不禁聯想到50多年以前發生在歐洲大地上的悲劇：當年的希特拉不正是鼓吹“雅利安人至上”，採用各種令人髮指的手段，殘害了數以萬計的猶太人馮？作品通過揭露哈克這樣的極端分子，給人們敲起警鐘，抨擊了歐美國家某些人所宣揚的種族歧視和種族仇視的言論。

與之相反，作者筆下的羅思是贊成種族和解的。羅思是一名具有猶太人血統的白人，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種族大屠殺時倖免一死，但是身體卻被徹底折磨垮了。作者為主角安排這樣的種族背景本身就暗示了交流和融合，使其具有跨文化的視野，用寬容和理解的態度對待有色人種。最初，羅思在種族問題上是充滿矛盾的：一方面，傳統的文化教育使他難以徹底擺脫種族歧視的影響，對黑人有諸多成見。他對黑人參政的看法和對黑人得到傷害賠償金的言論等等都說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他願意承認自己的偏見，並且“對此感到羞恥”。這流露在他和傑基的戀愛關係裏（兩人甚至做愛時都“帶着一絲敵對的色彩”），反映在他與蘭迪的爭論中。他在越南時對．黑人士兵頗為反感，總是抱怨排里的那些黑人乾的事情——他們演奏的音樂、他們說的土話、甚至他們取的名字。然而，黑人士兵克勞利之死使他大為震動，由此產生的內疚感在他回國后越來越強烈。羅思炸毀了船上的V-5，這既是對克勞利的一種補償，也使他“有一點將功贖罪的感覺”。作品通過追溯羅思在種族問題上的轉變過程說明，只要平等相待，種族和睦是完全可能的。

值得肯定的是，小說作者超越了狹隘的種族觀念，做了進一步探索。在作品第11章的結尾，他安排了黑人婦女傑基與羅思進行了發人深省的對話。按照傑基的觀點，黑人並非天生就處在社會的下層。在美國，是否受到過良好教育，是否能講地道的英語，“把黑人分成了兩半”。顯然，主要的不是種族淵源而是社會制度加劇了種族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在羅思那裏，讀者看到了一種令人鼓舞的前景：黑人的藍調音樂是幫助他擺脫里夢困境的良方，為他驅趕了心中的痛苦和煩惱，使他恢復平靜的心境。“他心裏感嘆道，布魯斯音樂的魅力真是神奇。在某些方面，它比毒品還要靈驗。”對羅思這樣的癮君子來說，吸毒是緩解心裏的壓力和焦灼，使自己進入迷幻狀態，進而逃避現實的最佳途徑。他對黑人音樂的這一番評價或許帶有某種象徵意義——不同種族的文化具有互補性，黑人文化蘊涵的潛在魅力還遠遠沒有為人們所認識。

越戰的槍聲早已消失，南方之星號上的濃煙也已散盡。《最後的補償》揭示了當今美國社會中無法調和的種族矛盾，表現了存在於人們心靈上的種種難以名狀的創傷。徹底消除它們需要若干代人的積極努力，正如作品開頭引用的約翰·弗萊切在《愛心歷程》中的一句名言所說：“就醫比罹病更加令人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