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流亡在大西洋上的蓋納西島，一八六一年六月三十日上午八時半，維克多-雨果，法蘭西一代文豪，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
這是一軸輝煌的畫卷。畫幅的卷首可上溯到卞福汝主教經歷的一七九三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卷末直延伸到馬呂斯所參加的一八三二年巴黎人民起義。在這裏，整整將近半個世紀歷史過程中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都一一展現了出來：外省偏僻的小城，濱海的新興工業城鎮，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監獄，巴黎悲慘的貧民窟，陰暗的修道院，恐怖的墳場，郊區寒愴的客店，保王派的沙龍，資產階級的家庭，大學生聚集的拉丁區，慘厲絕倫的滑鐵盧戰場，戰火紛飛的街壘，藏污納垢的下水道……這一漫長浩大的畫軸中每一個場景，無不栩栩如生，其細部也真切入微，而畫幅的形象又是那麼鮮明突出，色彩是那麼濃重瑰麗，氣勢是那麼磅礴浩大，堪稱文學史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典範。
小說中的畫面描繪，遠遠超出了表現歷史背景與敘述人物故事經歷的需要，雨果有意識要為後世留下史筆，他所描繪的這個世紀兩大歷史事件滑鐵盧戰役與一八三二年巴黎起義，就是極為輝煌的兩例。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小說里寫出“本世紀”的歷史之流迂迴曲折、起伏跌宕的巨變，並且在全部歷史景象與過程的中心，安置一個觸目驚心的社會現實，即下層人民悲慘的命運。在他看來，大革命后的半個世紀的不同階段，下層人民的處境同樣都悲慘艱難，並無變化，他以冉阿讓、芳汀與珂賽特的故事說明了這一點。他在小說的序里就指出了“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因此，可以說，作者要繪製的就是那個時代中窮人悲慘生活的畫卷。
這是一部雄渾的史詩，是一個人的史詩，但又不限於個人的意義。主人公冉阿讓的經歷具有明顯的奧德修斯式的傳奇性，他一生的道路是那麼坎坷，他所遇到的厄運與磨難是那麼嚴峻，他的生活中充滿了那麼多驚險，所有這一切都不下於古代史詩《奧德修記》中主人公的歷險。與奧德修斯的史詩不同的是，冉阿讓的史詩主要是以他向資產階級社會強加在他頭上的迫害、向不斷威脅他的資產階級法律作鬥爭為內容的。正因為冉阿讓要對付的是龐大的壓在頭上的社會機器與編織得非常嚴密的法律之網，雨果要使這個人物的鬥爭史詩能夠進行下去，就必須賦予他以驚人的剛毅、非凡的體力、罕見的勇敢機智。冉阿讓得到了所有這一切，他近乎神奇的本領使他一次又一次戰勝了對他的迫害。不僅如此，他還被作者賦予現代文明社會的活動能力，他從事工業，有所發明創造，一度成為了一個治理有方、改變了一個小城整個面貌的行政長官。雨果筆下的這個人物幾乎具有了各種非凡的活力，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色彩濃厚的傳奇性的主人公。
這個人物的浪漫主義色彩，更重要是表現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他的精神歷程也象史詩一樣可歌可泣。他本是一個本性善良的勞動者，社會的殘害、法律的懲罰、現實的冷酷使他“逐漸成了猛獸”，盲目向社會進行報復，以致犯下了真正使他終身悔恨的錯事，而這種悔恨卻又導致一種更深刻的覺悟，成為他精神發展的起點，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正象他在傳奇般的經歷中要克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險阻一樣，他在精神歷程中也要繞過、戰勝種種為我的利己主義的暗礁，才能達到他那種不平凡的精神高度，才能有他那種種捨己為人、自我犧牲的義舉，而且，這種暗礁往往比現實生活中的險阻更難於超越，需要有更大的勇氣與堅毅。
冉阿讓並不是一個抽象的人。從出身、經歷、品德、習性各方面來說，他都是一個勞動者。他體現了勞動人民各種優秀的品質，他是被壓迫、被損害、被侮辱的勞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經歷與命運，都具有一種崇高的悲愴性，這種有社會代表意義的悲愴性，使得《悲慘世界》成為勞苦大眾在黑暗社會裏掙扎與奮鬥的悲愴的史詩。
這是一種浩博精神的結晶，人道主義精神的結晶。
雨果不是出身於勞動人民，是什麼思想促使他去寫這樣一部講述下層人民苦難的巨著、用小說全部的形象力量來提出勞苦人民的悲愴命運問題？這就是人道主義的思想。
一八○一年，一個名叫彼埃爾-莫的貧苦農民，因為偷了一塊麵包就被判處了五年勞役，出獄后又在就業中屢遭拒絕。這件事引起了雨果的同情，使他產生了寫《悲慘世界》的意圖。他把這個事件作為小說主人公冉阿讓的故事藍本，並讓冉阿讓終生遭到法律的迫害，以此構成小說的主要線索與內容，此外，他又以芳汀、珂賽特、商馬第等其他社會下層人物的不幸與苦難作為補充，在小說里傾注了他真誠的人道主義同情。他這種同情無處不在，無處不有，它是那麼滲透瀰漫在整個悲慘世界裏，似乎包容了一切，不能不使人有一種浩博之感。
這種人道主義同情還推動雨果進行尖銳的社會批判。他把下層人民的苦難，明確歸之於“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他整部小說的目的，就在於揭露這種壓迫如何“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且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在《悲慘世界》裏，與對勞動人民深切的同情同時並存、水乳交融的是，作者對黑暗的社會現實的強烈抗議。在這裏，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不僅是他同情勞動人民的出發點，也是他進行社會批判的一種尺度。
不僅如此，雨果還把人道主義的感化力量視為改造人性與社會的手段，小說中的卞福汝主教與後來的冉阿讓就體現了他的這一思想。卞福汝是小說中一個理想的人道主義的形象，冉阿讓後來也是大慈大悲的化身，他們身上不僅有無窮無盡的人道主義愛心，而且他們這種愛，還能感化兇殘的匪幫，甚至統治階級的鷹犬，並在悲慘世界裏創建了濱海蒙特勒伊這樣一塊窮人的福地，真正的“世外桃源”。於是，人道主義的仁愛在小說里就成為了一種千靈萬驗、無堅不摧的神奇力量，這種近乎童話的描寫，倒正是雨果天真幻想的流露，是他的一種局限。
這是高昂的民主主義激情的體現。誰都會注意到小說中對一八三二年人民革命運動與起義鬥爭的出色描寫與熱情歌頌。在整個西方文學中，我們還沒有見過有什麼作品象《悲慘世界》這樣，對一次革命起義作過如此正面的、完整的，如此規模宏大，如此熱情奔放的描述，其畫面都是以壯麗的色彩、細緻的筆法繪製出來的，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導着人民》那種輝煌的風格。作品的這一舉足輕重的部分，無疑給《悲慘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義的基調，其中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觀點，事實上也突破了人道主義的框架，彌補了作品的天真幻想的一面。
雨果的革命民主主義激情，還鮮明地表現為對起義民眾、革命人民的熱情禮讚。在他的筆下，疲憊不堪、衣衫襤褸、遍體創傷、為正義事業而鬥爭的人們，是一個偉大的整體與象徵：人民的象徵。正是這一個偉大的群體，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歷史奇迹，推動着法國社會向前發展。雨果特別在這一偉大的整體中，突出了安灼拉、馬白夫與伽弗洛什這三個英雄人物。安灼拉是堅強的共和主義者，街壘起義的組織者領導人，雨果以雅各賓專政時期的革命家聖鞠斯特為藍本塑造了這個人物，用飽滿的筆墨使他成為了十九世紀文學中一個難得的革命領袖的正面形象。馬白夫老爹是巴黎普通人民，起義的基本群眾，他最後用自己的生命保衛了革命紅旗這一悲壯的場面，雨果是以莊嚴的頌歌的筆調寫出來的，並對此發出了熱情的禮讚。伽弗洛什，這個巴黎流浪兒童的典型，是法國文學中最生動、最有魅力的藝術形象之一，他身上凝聚着法國人民那種開朗樂天、輕鬆幽默的性格，還保持了兒童的天真與純潔，他善良、慷慨，酷愛自由，在起義鬥爭中勇敢機智，直到最後壯烈犧牲，仍唱着幽默頑皮的歌曲。這三個人物是雨果心目中革命人民的象徵，他塑造出他們的高大身軀，正是出於歌頌人民這一偉大群體的熱情。
這就是《悲慘世界》的四種素質、四個方面。就《悲慘世界》在內容上的豐富、深廣與複雜而言，它無疑在雨果數量眾多的文學作品中居於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紀文學中，也只有巴爾扎克的巨著《人間喜劇》的整體可與之比美。對於它厚實的藝術容積，也許只有藉助巨大的森林、遼闊的海洋這一類比喻，才能提供一個總體的概念。
《悲慘世界》問世以來，已有一個多世紀，它在時間之流的大海上傲然挺立，它是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千千萬萬人民，不斷造訪的一塊藝術勝地，而且將永遠是人類文學中一塊不朽的勝地。
柳鳴九作者序
只要因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某些地區還可能發生社會的毒害，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的意義來說，只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益的。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於奧特維爾別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