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離別

六月份卡勒出生，她的的確確是個美女。於是我們全都沉浸在新生嬰兒帶給一個家庭的極樂恍惚狀態中，世界上其它的事情不再具有片刻的重要性。她用純潔和懂事的眼睛望着我們。我就像是某個打瞌睡的海軍將領，恍惚中認為，剛剛把他軍艦艦尾擊裂的魚雷是一群路過的金槍魚。我對自己說，做為美國數百萬被解僱的人們中的一個，儘管被人忽略、遭受裁員或者僅僅一般性地被剝奪掉了工作，但是所有這些只不過是一個暫時的逆境。“喔喔，四個七歲以下的孩子。”我的一個更加現實的同事對我說，我用自己常備的想法對此做出回答：“我們仍然希望再生一對雙胞胎。”

我可以自鳴得意，因為科爾格特大學給我的時間還有一年。我有整個的夏天、秋天和冬天，之後又是另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到那時我將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我確信這是一個極易處理的事情。

七月份，我開始變賣我們的房子，就好像它是我們曾經逗留過的一個汽車旅館。同時我讓科倫去勸說我們的孩子，離開他們當前所知道的唯一的一所小學校和學校里的朋友。他們已經長大了，可以失去這些，而且這並不是什麼特別難做的事情。愛琳是我們的長女，到9月份就7歲了。我們為她舉行了一個小型舞會。當每個人都回家后，科倫到樓上照看其它孩子們上床，我就和愛琳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我向她描述我們以後要居住的城鎮是多麼多麼的美麗，而且我們以後的房子也將是多麼多麼的大。

“但是，我喜歡這個房子，爸爸。”她傷感地說道。

“噢，是的，我知道你確實如此，寶貝。”我說，“那就只有等着，直到你看到下一個房子啦。”

她稍稍抬起了頭，凝視着我的眼睛，說道：“你已經知道它是什麼樣子了？”

“噢，”我隨口說道，“我不知道。”

“那麼，你是怎麼知道的呀？你是怎麼知道它要比我們現在的房子更舒適呢？”

“因為，”我說道，“爸爸在這裏事實上並沒有得到一份偉大的工作，這個工作完全不像我將要從事的那項工作一樣的偉大。”

當時，我已經開始申請新的工作。我必勝地相信，新的工作也是更好的工作。大學教授的工作需求刊登在職業雜誌上。這對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意味着我不用像我小時候父親所做的那樣，去看行人路上的招聘幫手的啟示。到了那年的深秋時節，我的研究領域內一共公佈了23個空缺的職位。我把它們全都納入了自己的考慮範圍中，儘管我認為其中的三個或四個職位是低於我的標準。

我們在科爾格特大學歡快地渡過了最後一年。就像所有曾經教過小孩子的教師一樣，我每時每刻都體驗着一種異乎尋常的感激之情。當和一個學生一起工作時，某些事情會豁然開朗，於是我就相信那是命運在起作用。命運曾經清理了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紛繁的航程，因此，當學生的生命正需要一個啟示才能通向實現時，於是我們的路徑立刻在恰當的時間交叉在一起。這是一種保管方面的事情——就像房屋管理人，她把外衣披在廚房椅子背上時，順手將花盆中種植的植物挪向了陽光，這也許只是不經意的轉動，也許她在做這些事情時心中未做任何考慮，但是這卻能夠讓植物繁榮茂盛。我相信，這就是我仍然聯繫工作的原因所在。也許這種聯繫對於我來說總像是在草叢中進行渺茫的探尋，但是，在我呆在科爾格特的最後一個月，我將找到穩定和安逸。

丹是一個高大健壯的足球隊員，有着比學習更美好的事情來做。在凌晨兩點時，他從自助餐廳正後面的大學滑雪斜坡上摔了下來，腦袋撞在了鐵制的滑雪電梯支柱上，破碎的像個裂開的西瓜。他並不希望活下來。但是當他在醫院住了兩個月之後，他的父親給我打了個電話，並且說丹曾經問起過我的情況，看我是否能夠去探望他，而且（這是令人驚詫不已的地方）看我是否能夠把理查德·雅茲的小說《革命之路》帶過去。這本書我曾經告訴他必須閱讀。這是命運，我想。

保羅一天到晚就想着成為一個電影製作人。他在某種程度上極其厭惡藝術系的教授們，因為他們的推薦信會成為他申請電影研究生院的一個沉重負擔。他是我的輔導生。我勸說他不要灰心，而應該申請國內最好的電影學校——加里弗尼亞大學洛杉基分校。我的學生從未被那裏錄取過。但是我莫明其妙地給這個學生打了電話，並且詢問推薦信的情況，然後用兩個星期給他寫了推薦信，用絕對的認真態度加工了每個段落。在他被錄取之後，他的父母進城向我表示感謝。我們一起吃了飯，當時他的父親斜依着桌子，告訴我說科爾格特大學讓我離開是個嚴重的錯誤。“這就是當今世界，”他說，“這樣的事情就好像狗眼不識金香玉，狗眼不識金香玉。”

真恰當，我告訴自己說，狗眼不識金香玉。我喜歡這個聲音，我喜歡從我口中發出的反抗的話語，我喜歡這種方式。它將我從失去工作的絞架上釋放了下來，而且使我感覺到我的同事要比我略遜一籌。可憐的呆板的人們才會在一棵樹上弔死，我不一樣。我只是路經此地，還要向前走，到一個色彩更加絢麗的地方。

於是我把自己在科爾格特大學的最後幾個月用於破壞和報復。一天下午的後晌，我停在了系主任辦公室前面，向她聲明：我們嚴重地迷失了航向，因為我們在教育我們的學生時，認為他們長大后將成為像我們一樣的校園書蟲，而不是居住在真實世界裏的真實的人們；因為文學特別是詩歌，並未使他們從生命的悲痛中獲取洞察、舒適和贖罪。“這是謀殺啊！”我說，並且拉着她的胳膊走進過道中去看一則學生協會的佈告。這個佈告在最後一門考試開始前就已經掛在了樓梯井中：一旦你的最後一門考試結束，后，立即將你的書本賣還給舊書書店，然而加入我們的行列。

“你看到了，我們應該起而反抗。”我確信地說道。

在大學裏有許多善良的人們，她正是其中之一。當我告訴她我們是文學謀殺案的幫凶時，她站在那裏，接受了我的觀點。

然後就是一個同事舉辦的聖瓦丁節舞會。當我正在打開冰箱拿取一瓶啤酒時，我聽到一些教授談論他們是如何地工作過度。“我知道一個護士比我掙的錢多，”其中一個人抱怨到。我無論如何無法使自己沉浸在舞會的氛圍中。就在頭一天，我的一個討人喜歡的學生給我看了他剛剛作完的一張考試卷，在卷子的上方是教授的名字，接着是日期——1982年2月。他已經使用相同的試卷超過了10年，“首先我搖了搖頭，然後就笑出了聲。”那個學生對我說：“然後我就開始想起我的父親曾經多麼辛苦的工作，從而將我送到這個地方。我幾乎有點要發瘋了。”

我走到了那些教授面前。“我從未知道哪一個教授能像護士那樣地辛苦工作。”我說。其中一個人是很英俊的傢伙，可是他的表情極為難看，像是剛從大炮中射出來的人。他極力告訴我他每星期投入80個工作時。“那是一大段時間了，”我說，“每星期你在課堂的時間是多少呢？”

“6個小時。”他說。

“6個小時，”我又問到，“辦公時間呢？”

“3個小時。”他說。

“3個小時，”我說，“那就是9小時了。你還剩下71個小時。”我看着另外兩個人離開了我們。“這就是護士的工作時間。”我透過一層煙幕衝著他說，當時他正想做出回答。我想我為自己能使他難堪而高興，但是當我望着他時，我又為他感到難過。“不要介意。”我說。

那天夜晚，我躺在床上，向科倫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之後，她柔聲說道：“正是這些人每天去工作，而且盡他們最大的努力。你想證明什麼呢？”

“什麼也不想證明，根本不想證明什麼，”我說，“我的意思是，他剛剛得到提升，而我卻被解僱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真的。”

科倫只是看我。“我不知道該對你說些什麼。但是你變得越來越暴躁了。”她說，“整個去年，自從你被學校辭退後，你就變得越來越容易發火，而我一直為你而擔憂。”

我應當拋開這種事情。可是我已經染上了反抗的毒素，因而極難對其它人說些臨行的話。“當我們剛才談話時，”我說，“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們回到緬因州以後，一定不要在你父母的鄰里租房子住。”

在那之前，我們已經決定，在我們離開科爾格特大學后，我們將返回家鄉；並且我們曾經一直說要到科倫的家鄉附近找一個房子。我們兩人都曾愉快地對我們的孩子們說，這樣可以更靠近他們的祖父母。但是現在，突然間我甚至不敢想像在那裏呆上一天了。

“為什麼？”科倫問到。

我思索了幾秒鐘，然後告訴她，我想住得離大海近些。

“每一個來緬因州避暑的其他人都是這樣想的。”她說，“那是非常昂貴的。”

“呀哈，喔，”我說，“我認為我們值得如此。”那一時刻，我的呼吸有些緊張。如果我們住在一個工人階級的鄰里中，而我又沒有一份上好的工作足以把我和我的鄰居們清清楚楚地區分開來，那就太令人灰心了！我又怎能使這些鄰居甚至我自己來相信我仍然是在向上爬呢？天啊！如果那裏有個後院的鬧市，而人們在工作日突然登門拜訪，正好看見我呆在家中，那又會是怎麼個樣子？我又如何說服這些鄰居，我僅僅是順路在家裏逗留片刻，而後又要去爭取極其新鮮而閃光的機會呢？

在悲傷之餘令人心慰的是，我的幾個學生在那年春天組織了一個請願活動，要求學校重新聘用我。超過三百人數的學生在請願書上籤下了他們的名字，並將請願書呈交給大學校長。不久，學生活動中心和書店貼出了標語，後來學校的新聞報報道了一個研究生最近為了抗議我被解僱，竟然放棄了他那享有聲譽的文學獎金。巨大的床單製成的旗幟從學生公寓窗口掛了出來。我假裝沒有注意。而且每當學生問我關於我的計劃時，我就解釋說我們很高興離開這個城市。“我們將回到緬因州的故鄉。”我會這樣說。在一個暖和的春夜，卡勒因飢餓醒來，我為她調製了一瓶牛奶，並且用胳膊抱着她漫步於校園。當我們走過高大彎曲的柳樹林時，她睜大了她的眼睛。人們有時和小孩子在一起會做一些愚蠢的事情。那天晚上，我把她舉了起來，這樣她就能夠看到橫掛在公寓側面的床單上用那鮮艷顏色寫成的我的名字。在二十世紀末尾的這些日子裏，生命已經近似瘋狂。我認為，能夠確定自己正在失去自身平衡的標準是看這個人是不是開始把自己想像成荷里活電影中的一個角色。我從電視連續劇《根》中記住了這個史詩般的鏡頭：父親把他的親生嬰兒高高舉向星空，並且宣佈了它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突然間，學生們為了維護我的權益而採取的行動深深地感動了我。我們回到了家裏。當我把女兒放回到床上時，我就下定決心，我要做出一些大事來表達我的感激。

我決定，最佳的方案是將文學作為禮物留給他們，我指的是文學的尊嚴，當文學不是被學者的文學理論和教授的錄音講座弄糟時，它所能傳達的純粹的力量。

我產生了一個念頭，讓戲劇系的化妝師將我妝扮成沃爾特·惠特曼。化妝是十分令人信服的。當我的學生來上課時，我就倒在了椅子裏，兩腿夾着一瓶維士忌酒，我那悲慘的夜禮服的破爛的村裡一拖到地。課堂上一片寂靜，直到我開始介紹自己。“惠特曼是不是仍然活着？”我看到一個學生在問另一個學生。我已經熟記了這個詩人的一首偉詩《內戰》，於是我站起身來，開始吟誦。我走到了教室的門口，一腳把它踢開；我停在了門檻處，然後大聲喊到：“文學並不生長於像這樣的地方！它生長在奄奄一息的戰士的嘴唇上！它生長在青年男子和女子的激情中——”我無法記起剩下的情況，但是你可以想像出來。當我轉回身來時，一個高大的足球運動員站了起來，而後開始為我歡呼。我停了一會兒。我想這有點瘋狂，並想像着他是否曾經看過《死亡的社會》那部電影，其中學生們爬到了他們的課桌上來為他們將要離去的教師鼓掌歡送。其餘的學生開始鼓掌，我就以優雅的鞠躬表示感謝。從那長長的鬍鬚後面，我偷偷看着走廊，看是不是我的同事也聽到了這些。三個同事正站在教師休息室的外面，朝我的方向看。我想，好好看看一個真正的教師吧！你可以在這一馬橫穿的小城市中墜落，但是我要雲走四方。

唯一的問題是這樣的：那年春天，我所申請的23所大學中有14所拒絕了我。我曾經給自己鼓足了勁兒，竟然無法理解這意味着什麼。也許我稍微理解了點兒，因為每當一封回絕信寄過來時，我總是狂亂地處理掉它。我會讀一遍來信，然後把它埋在廚房垃圾桶底部，再然後我就手提垃圾袋，將它丟在校園的創造藝術館後面的垃圾堆中。那個學期我正好在創造藝術館講課。

在學生畢業前幾天，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小夥子。他身穿一件白色襯衫，打着一條領帶，就坐在一個沒有標誌的卡車中，靠近垃圾堆。在丟下我的垃圾袋時，我向他招了招手。一小時后，學校保安部派了一個人來找我。“整個學期我們都在設法抓住那個人，”他說，“正是那些尿布使我們確信這不是學生的垃圾。”

我表示了歉意，並告訴他我將接受所規定的任何罰款。“我已經被解僱了，”我告訴他，“我在這裏只能再呆三天，然後我就要離開這個城市，並且不衝撞任何人。”

我十分奇怪自己居然說出了這樣的話，他也必定感到奇怪，居然聽到一個教授將這些話講給他聽。他從我身前走開了。“不，不，”我告訴他，“我僅僅是在開玩笑。”但是我並不認為自己真是那樣。我第一次對自己承認我的行為是低劣的。我的自我那部分總是渴望進入美好生活的圈子中，並且情願做出任何讓步以促使那裏承認我的未來是作為一個被聘用的大學教授。這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我離開科爾格特大學時所留下的印象。我知道，我應當優雅地離去，握手辭別並將世上最美好的祝願送給把我解僱了的人們。

但是更新的自我部分卻是一個氣憤的局外人，它剛剛發現了向權威挑戰可以獲得醉人的樂趣。這個新的自我正是我開始認真排演的部分。一天晚上，當幾個學生到我家中拜訪並且告別時，我給他們講述了垃圾堆的故事。當時夜已深，我們正站在房門外，在那裏我們可以聽到遠處喧鬧的兄弟會的舞會。我站在學生們中間，講述了我那個小小的故事，並且為學生們表演得淋漓盡至。此時，謊言突然間產生了。“呀哈，”我說，“你們知道霍桑怎樣評論做一個局外人嗎？他說，當你是一個局外人時，你所用來努力進入局內的每個小時都應當是你用來學會如何在局外生存的一個小時。”

我編造了這個引語，並且將它做了更進一步的引申，語氣深奧地說，也許我們如何處理我們垃圾的方式將定義我們是局內人或是局外人。“我在街道大學認識了這個教授，他得到了這份裝壓縮罐頭的小推車工作。”我輕蔑地說道，“你們會相信嗎？”

“哈，”一個學生回答到，“我有這樣的經歷。我們去郊區玩，富有的人們花錢雇傭我們來帶走他們那些不允許放在行人路上的垃圾。這是三十美元，小傢伙，處理掉這些東西，好嗎？當然！我們帶走了垃圾，並把它推到鄉村綠地中，然後騎車返回城市，笑得頭都抬不起來了。”

他開始笑了，然而他臉上的表情卻在說：先生，你在你的象牙塔里呆得太久了。你並沒有關於他媽的局外人的線索。於是我和他們一起笑了起來，儘管我知道這個玩笑是針對我。

畢業日那天的早晨，我把自己鎖在了樓下浴室的庇難所內，並且在10或12年之內第一次閱讀在《紐約時報》上登載的招聘啟示。我發現，儘管我在象牙塔里，遠離了塵世，但是打工世界仍然是精細地分門別類——在一端是計算機奇才，另一端是護士、推銷員和監獄看守。“公園、監獄或者醫院。”我咕噥着。我無論如何不再需要這類討厭的招聘啟示了。我必須從職業雜誌上得到我的另一個偉大的工作。我把報紙揉成了一團，在淋浴隔間內以投籃球的姿勢把它扔進了柳條編成的廢物袋中。“簡直像是社會系統分析家。”我叫到。

“你說什麼呢？爸爸。”從另一個世界傳來一個女兒的聲音。

我趴了下來，用手和膝蓋着地，悄悄爬到了門口，然後，使勁推開了門。“呸！”

“爸爸！”內爾尖叫到。

我親吻了她，說道：“爸爸將要當一位社會系統分析家，寶貝，爸將掙得很多很多的錢，然後，每個人都會感到快樂，快樂，快樂。”

“那我們是否仍然需要搬家呢？”她問到。

就像每年那樣，學位授予典禮的氛圍是極其隆重的。在典禮快要結束時，我漫步在寬廣的綠色草坪上，再一次完全沉浸於其中了。幼小的兄姊和年長的親朋擺好姿勢和畢業生合影留念。同時，父親們則疊起他們的禮服外套，開始裝載旅行客車和敞篷車，以備長途返回家鄉或者口去工作。我上交了我的學位和服和禮帽，然後爬過小山，來到了勞倫斯館，收拾我的最後一部分書籍。為了夠着書架的頂層，我站到了我的寫字枱上。此時，一個年輕的聲音從門口叫着我。“我只是想來跟您說聲再見。”她說道。當我轉過身看她時，她又加上了一句：“並且祝您好運。”

我和多數男性同事們共同遵守着一條不成文的規則，即不和一個女生單獨呆在關着房門的辦公室內。“這裏真是悶熱。”我經常是一邊這樣說，一邊將門打開。

我爬下了寫字枱。

“為什麼你不把門開着呢？這裏真的很悶熱。”我說。

她正穿着一件迷人的黑色透明襯衫，脖子上戴着被我祖母過去叫作搖蕩項鏈的東西。

“我可能滿身酒味。”她說道，“有人把香檳酒灑了我一身。”

她一隻手拿着她的學位禮帽，另一隻手扭動着帽子上的絲穗。“噢，”我說，“這是一個隆重的日子，振作精神呀！”

我告訴她我仍然記得她曾經計劃着要當一名醫生。然而她像是為我能夠記住這件事而感到由衷地驚詫和感動。她自嘲地笑了笑，說她已經放棄了這個念頭。她說：“大學二年級那年，我沒有通過有機化學課程，這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的想法。”

“那麼你現在想幹什麼呢？”我問她。

她告訴我她要到她父親的公司工作。在過去的幾年內，有許多學生把他們的個人簡歷交給了我，但她是第一個名片交給我的學生。卡片上用鮮明的綠色字母印着“福特銷售部”的名字，下面還有她的名字。

“太好了。”我說。

她聳聳肩膀，然後說：“過獎了。”

“噢，我的意思是這種經歷。”我說。

她說道：“任何工作都要比呆在家裏強。我的母親和我將一塊去那裏，然後，她就像高中那樣將我留下。”

我衝著她笑了笑。

“但是如果你想要買一輛小汽車的話……”

“好吧，那就太好了。”我告訴她。

她再次聳了聳她的肩膀，然後快速地掃視了一下辦公室。我們的眼睛遇到了一起。“我希望事情對於你來說會有好的轉機。”她說，並且看着我，眼神中滿是寬慰之情。我立刻想像着我是不是在這個辦公室里留下了一些東西，比如說小裝飾品或者小的物件，這樣我就可以贈送給她。

“謝謝你的好意。”我說。

我認為那時她該說再見了，而後永遠走出我的生活。但是她卻問我是不是要返回緬因州。

“我們是這樣的。”我回答到。

“你會不會再次看到那個戰士呢？”她問到。

開始，我沒有明白。但是她使我記起我曾在課堂上講過一個故事，那是關於一個在班格爾和我一起長大的男孩，他當了兵。他和我7年級時是在一起的，並且在上科學課時因為相互做鬼臉而被老師抓住。老師嚴厲地懲罰了我倆，讓我們站到了教室的前面，面向全班做鬼臉一直到下課。幾年以後，我們上了高中，他轉向了建築行業，而我卻到了大學預科班。我們不再說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裏。但是每當我們在門廊中擦肩而過時，我們就互相做鬼臉。後來他前往越南參戰，而我就上了大學。

“他後來怎麼樣了？”她問我。

我告訴她我不知道。但是，就在他趕赴軍隊前，一天晚上，我們坐在城市公園裏的保羅·班揚像下，共飲了6罐啤酒。最後，他站在我的肩膀上爬到了雕像上，把6個啤酒罐的蓋子放到保羅·班揚像的一隻巨大的靴沿上。

房子裏一片寂靜，我幾乎忘了她還在房裏，直到她問我他是不是在戰爭中陣亡了。“我不知道。”我說。也許在過去的幾年中我曾經多次在課堂上講過這個故事，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停下來，思考他後來究竟怎麼樣了。當我告訴她我無法確定他是不是在戰爭中生存下來時，我感到十分難堪。

“我不知道他後來怎樣了。”我告訴她。然後，我笑了笑，再次感謝她的光臨。她在門口停了下來，最後一次聳了聳她的肩膀，然後說：“不管怎樣，那天你裝扮成沃爾特·惠特曼來到了教室，不是嗎？我將終生難忘那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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