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消磨

在那個秋天，每天早晨的波士頓環球報上都登載着這樣一些消息：一個10歲的女孩在家人熟睡的漆黑深夜被人從家中綁架並窒息而死；一個患有心臟病的天主教徒因性虐待而被審查；一個16歲的男孩受到審訊，他為了他帶帽子的運動衣而謀殺了一個同班同學；一個著名的心臟病學家被指控，他從一個非盈利的試驗室里抽調四百萬美元用於購置現代藝術品和擺放藝術品的府邸。如此種種，我想，這些可怕的事件使人們白天閃閃躲躲、晚上則鎖在家裏看租來的電影。然而，一天早晨，我生好火，看到手邊的求助專欄上高興地告訴眾人說，從自動化工廠退出來的美國工人現在愉快地呆在聯邦監獄中，之後，我看見房間那頭的傑克正坐在離電視屏幕一英寸遠的地方看《情人》。就那麼一會兒，但我馬上肯定地感到有些東西正從我們這裏拿走——一些比工作或者金錢重要得多的東西。

“穿上你的靴子和大衣，小傢伙，”我對傑克說，“我們出門去。”

他以為我們是到海邊去，我們這幾天在那裏割了些從隘口處運來抓龍蝦的魚網，要把它們縫起來做我們車庫裏正建設中的冰球門。但我轉身背對着大海時，他大叫起來：“你走錯方向了，爸爸。”我轉過身來看着他，這個五歲的孩子，有一頭白髮，膠靴穿錯了腳，嘴角處掛着烤麵包的凝膠。我大聲笑起來，一把將他從地上晃到我的肩膀上。我們走到通道的盡頭，穿過大道，在籬笆下匍匐爬行，爬進了圍繞着高爾夫球場的灌木叢中。“你帶路。”我說。我們穿過了四處立着絕對禁止穿行牌子的地方，又爬過了另一處籬笆，最後，我們清楚地看見了高爾夫球道。這是一個棒極了的高爾夫球場，擁有它的富人們已按照他們取夏日別墅名的方式給每一個球洞都命了名。像老房子、沙丘、沼澤地這樣的名字。草地綠得就像漆過的一樣，球道的兩邊就我們能看到的而言是成千上萬的高大的挪威雲杉，它們直衝雲宵。樹的遠方是大海。除了這個地方令人窒息的美麗，傑克什麼也看不見了，直到遠方低矮的藍天下出現了兩輛高爾夫球車。“那兒，”我對他耳語，“不要弄出一點聲音。”它們悄無聲息地在球道上移動，就像小船滑動在翠綠色的湖面上似的。他們直直地向我們這邊過來。我看見傑克盯着他們。

高爾夫球手們把球車停在靠我們很近的地方，我們可以聞到他們的雪茄煙味、聽到他們的談話聲。我用胳膊環繞着傑克。我們平卧在地上，面向著灌木和松針。我等到四個男人都擊完球后，便把頭抬高到足以看見一對紅褲腿走過去的高度。我用手捂着傑克的嘴，當他驚恐地看着我的眼睛時，我對他扮了個鬼臉讓他放心。

他們走了后，我們爬出了灌木叢，像戰爭之中小心翼翼的倖存者一樣出現在球座上。我為傑克放哨，讓他在洗球器上玩了一會兒后便結束了這一天，回家去了。

幾天後，我們返回到高爾夫球場上。我們發現靠近第九球座的地面上立着一座小石碑。在我看清石碑上刻的青銅色文字前，一個四人組出現在球道的開端處。我撲進灌木叢里，傑克撲在我的上面，開心地笑着。我們看見一個戴着淺藍色貝雷帽的胖男人將球擊進了灌木叢中，然後趁同伴沒有注意又抓起第二個球直擊到球道上，裝着沒有擊過第一個球的樣子。“這肥屁股傢伙在要滑頭，”我輕聲說。“永遠都不要欺騙，否則你看起來會像肥屁股先生這樣可憐。”

當我拉着傑克的手跑過灌木叢時，他們仍然離我們有兩百碼遠，正慢慢地走向草地。我思忖着我們可以在幾分鐘內打擊一下這些高爾夫球手，沒準兒我們運氣好，能找到一個球。事實上，我們撿到了三個球，我扔了一個到草地上，離球洞只有幾英尺遠。我們又藏起來，聽着四個高爾夫球手試圖搞清楚這多餘的一個球是從什麼地方、由誰耍滑頭擊出的，這真有意思極了。

這就是事情的開始，像玩笑一樣。我們很快便發現大多數打高爾夫的人都在要滑頭，他們的伎倆看起來令人捧腹。我認為我並沒有刻意破壞之意；這隻不過是又有了開心大笑的機會罷了。上帝啊，看見一個成年男人奮力揮拍卻擊了一個臭球，球只落在了離他的釘鞋幾英尺遠的地方，這實在很來勁、很好笑。

第二天，我和傑克回到石碑處。我給他念上面的青銅文字：1713.6.24.，喬賽亞：一個偉大的反印第安戰士，和18個男人一起在一場激烈的戰鬥中在這兒被印第安人殺害。在我們回家吃飯前，我們以在高爾夫球場上被殺害的印第安人、而不是石碑上紀念的白人的名義做了兩張弓和十支箭。從那以後，我和傑克就作為印第安勇士回來收復我們被白人強佔去的領土。所有坐在球車上的高爾夫球手都是騎兵。步行者是雇傭兵，他們身後拉着的高爾夫球棒是小型火炮。我們是反抗他們的人。我和傑克反對那些掌管這個國家事務的人、反對那些權利和特權的繼承者、反對那些致力於維持現有秩序的人。在我一生都在試圖取悅於這些人後，再回來搞亂他們的高爾夫球賽是很有趣的事。每天早晨，我們把愛琳和內爾送上公共汽車后，就徑直到高爾夫球場去。有些早晨，我們能撿到三十多個球，口袋脹得鼓鼓囊囊地回家。有些球上寫着遠至加利福利亞和佛羅里達的保險公司、股票代理商和度假旅店的花押商標。我們把它們作為送給傑克姥爺的聖誕禮物留起來。

傑克出了個主意，建議把這些有花押字的球都看成是在很久以前的戰爭中別人從我們手裏奪去的財產，每當我們找到一個這樣的球，我們就在空中揮舞着拳頭併發出印第安勇士似的號叫。他是一個好戰士，從不抱怨寒冷的天氣或荊棘或第七草場后的沼澤地，他在那兒曾有兩次掉了靴子。在我還沒有找到另一個付給我們一個球一美元的高爾夫球場前，傑克開始反抗了。我開始拚命地催他，當他鬆懈時，我便站在地毯上叫他。一個星期一百個球正好夠我們支付我們的購物費，如果我們每天出去四個小時並堅持工作的話，狀況好時我們就能找到一百個球去賣。

“可我們要把這些特殊的球送給姥爺，”當我把花押球放進我的商儲袋中準備去賣時，他悶悶不樂地說。

“這周我們需要它們來湊足一百個，”我說，一邊把球拿了出來。

“這不公平。”他說。

他和他媽媽在家呆了幾天，我一個人到高爾夫球場去，我發現他的陪伴對我而言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意義。

那年長長的秋末就被我們在高爾夫球場上消磨掉了，在那裏，傑克看起來和我一樣對我們的工作感到開心。從工作中得到的樂趣越多，我們行動的規則就越複雜精細。我們絕不會突然跑出灌木叢，在不能肯定沒有高爾夫球手時，即使球清楚地在眼前我們也不會貿然走到球后。一般情況下，我放哨，傑克則衝進球道、撿起球、又沖回灌木叢。有時，球還是熱的，像我們從雞窩裏偷出的雞蛋似的。任何高爾夫球車都是警戒的信號，但後面沒有球棒的球車則是因為球場上的麻煩而來搜尋的人。學會躲開這些執法者和高爾夫球手們並不像想像的那麼簡單。藏在灌木叢里是一回事，但要完全地隱蔽好同時又眼觀八方則是另外一回事。我們是從一次艱難的遭遇中領教到這一點的。那天早晨，我們去追逐一個高爾夫球手從六座三號地打出的球，那球落在離我們的藏身之地不到五十英尺的灌木叢里。當我們去搜尋它時，那個高爾夫球手和他的同伴朝我們走過來了，比我們預計的要快得多，我們躲在松樹下時看不見他們。當其中的一個人坐在離我們的頭三英尺遠的樹上時，我們已沒有時間跑開了。

一天早晨，我們撿到一個印有中斷我們汽車合同的保險公司名字的花押球。我把它扔進了海里。另一次，一個女高爾夫球手走進灌木叢，脫下內褲，在離我們三十英尺的地方小便。我用手蒙住傑克的眼睛並閉上了我的雙眼。

最後，我們發現高爾夫球手們使用沙丘來規劃駕駛範圍。沿着整個海岸線，都立着一些標誌，禁止人們在沙丘上行走，以便保護脆弱的綠草，那些綠草從小芽中發出來，沙是唯一能防止侵蝕的東西。從那以後，和敵人周旋的活動規則就改變了。我開始隨身帶着高爾夫球棒去打球，我走出灌木叢，在球場上擊球，就像我有權這麼做似的。我們不再躲着球場管理者，相反，我們開始尋找他們。當大型割草機上的傢伙背對着我們在球道上時，我會站起來，擊球飛過他的頭頂，然後縮進灌木叢看他猛然轉動頭顱的樣子。一天早晨，當四個男人到達四號場地時，我和傑克把十支箭都射到了草地上。有兩個人停下來站直了。“怎麼回事？”我們聽到一個人說。我肯定地認為他將回到灌木叢中來找我們。把箭射到草地上成為我們最喜歡的破壞活動，但太多了后，那些高爾夫球手們就沒有反應了，只是把箭拔出草地，就像印第安人的暴動在這個地方依然很平常一樣。但有一次，一個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踢出了草地上的箭，他的衣服白得使他看起來像一個廚師，我聽見他說：“我詛咒那些該死的流行音樂。”

晚上，我在床上告訴科倫這件事。“我認為，他說的是關於缺乏信仰的問題，”我告訴她，“正是這樣，對嗎？美國的進化只不過就是一代比一代更受到欺騙，直到沒人再相信任何事，你可以譏諷所有事情，從總統到醫生到職業運動員。”

“我想你的下一代就在開始，”她說，“你腦袋裏是怎麼想的？”

“所以，當人們談論這個國家真純的消失時，他們真正想說的是國民們信仰的喪失。”

“你沒回答我，”科倫說，“你想沒想過你正在高爾夫球場上教給傑克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我告訴她，“和他一起在那兒很開心。這就是全部。”

她搖着她的頭，突然，她充滿了悲哀。“這樣浪費時間，”她說，“你不希望他長大后成為那種對自己擁有的東西感到滿足的人。有人正使他憎恨這裏的人所擁有的東西，只是為了想得到它。”

從那以後，我從不對她講我們在外面的事。我在浪費我的生命，我知道，但那兒實在是太美麗、太寧靜、太平和了。一天，我們在球場上一直呆到黃昏才回家，走在回家那條長長的路上，經過一個農民的貨攤時，我給我們一人買了一個麥金托什蘋果，我不會忘記它。我們的快樂咬進了蘋果里，那酸酸的味道，斯特頓島地平線上紫色的光，三個藍色的大鴛鷹飛向沼澤地。“看看，傑克，”我說，“我們在真正地生活，小東西！”

這感覺是實實在在的。我和傑克一起穿過灌木叢，高興極了，我開始把高爾夫球扔回球道上那個擊出此球的球手的地方，他想都沒想過自己會再見到它們。“上帝啊，波爾！”一個高爾夫球手驚呼，“這是你最精彩的一個回球。”

九月下旬，有關於我朋友羅賓森的消息傳來，正如我們在波士頓見面時他的預料一樣，他和德博離婚了。科倫鼓勵我去看看他，我便坐上了前往佛羅里達的火車。

在那兒的幾天過得很快，我馬上又坐上了火車。在回家的所有道路上，在薩凡納和里士滿、華盛頓、費城、紐約和波士頓，火車進站時你第一眼見到的就是無家可歸的人們。我想如果我的爺爺姥爺看見他們該多難過呀。他們兩人都是體力勞動者，所受的教育都沒超過八年，但他們低廉的小時薪金也足以使他們購買一套屬於自己的住房，且每隔三年就能買一輛新式福特牌汽車。而現在，他們會淪為乞丐。

我回家后不久就到波特蘭的避難所去了，接替了比利留下的工作，給那裏的居民閱讀雷蒙德·卡弗的小說，他們都背靠着正方形房間的牆壁坐着聽我念，大多數人的頭都向下勾着，就像在教堂里似的。第一天晚上，我正在朗讀一個故事時，有個人突然站起來背誦吉卜林①的詩《如果》，他是一個矮小的、餡餅臉似的男人，手織的滑雪帽耷拉過了耳朵，一條醜陋的傷疤穿過他的鼻樑。第二天晚上，一個戴着厚厚的黑邊眼鏡、有着一雙粗野的眼睛的笨拙傢伙向我走過來伸出他的右手。當我伸手要和他握手時，他把手縮了回去，斜靠到我的身上，在我的耳邊輕聲地說：“讓我成為這裏第一個不和你握手的人，你說的東西狗屁不值。”

①吉卜林（1865-1936），英國作家，190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譯者注

一周左右後，我從避難所的女負責人那裏了解到，這個人在南波特蘭曾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孩子，當他的妻子被診斷為患有晚期癌症后，他拋棄了他們。他們曾過着體面的生活；他是一個碼頭裝卸工，收入曾不錯。當他的妻子到醫院生孩子時，他們已有了一個3歲的兒子和5歲的女兒。她在醫院裏被查出胸部有腫瘤。

在她和新出生的嬰兒回家時，她已知道癌細胞已擴散到她的淋巴結里，她有可能會死去。當她的丈夫陷入極度的抑鬱之中而無法再工作時，他們搬進了她母親的家中。他開始整夜在街上遊盪。然後，有天早晨，他沒有回家。他們的故事是我聽過的最悲慘的故事。我開始同情他們。最後，女負責人告訴我，當那個父親不能帶他的全家到迪斯尼樂園去玩時，他的情況糟糕到了最低點。這是他妻子提出的唯一要求，希望在她還有勁作這樣的旅行時能和家人一起到迪斯尼樂園玩一遭。

九月的一個下午，天冷得快下雪了，我和我的兩個大女兒一起到了南波特蘭的坦普爾大街上，那個母親就居住在那裏。頭上是漆黑的烏雲，地平線上有一抹可怕的橘紅色亮光。

“我冷。”內爾說，她拉着我的手。

我知道，我是不會走到門前去的。我想我只是想看看他們居住的房子、想知道他們是如何生活的。開始時，我們站在拐角處，然後往前走到行人路上，從這兒可以看那個有白色側板的一層樓房。房子保持得像船一樣整潔。車庫的門是卷上去了的，裏面擺着一張餐桌，可以看出，這兒已被改成飯廳了。我們看見一個有灰色頭髮的女人開始擺放桌子。還有一輛紅色的老式貨車，兩邊是木質的，就像在我母親死後，我姥爺把我和我的雙胞胎兄弟帶進他家時的那輛車。房子靜靜的。我們往遠處走了走，以便能看到後院的情況。草是新修剪過的，晒衣繩上掛滿了孩子們的衣服，有幾件和布娃娃的一樣大小。然後，天開始下雨了。輕輕地，只有一點兒。但就在開始的那一刻，幾乎就在第一滴雨掉下來時，她就走出了後門。好像她一直坐在窗前監視着她孩子們的衣服似的。她看起來很強壯，像大多數緬因州婦女一樣。寬寬的肩膀。厚厚的臀部。但她的頭髮大黑了、髮捲太對稱了，都不像是真的，當她走過門廊時，她扶着兩邊的欄杆。當她到了晒衣繩那裏時，我看見她臉上的痛苦表情。她拉着晒衣繩，慢慢地把它拉下來，她拉着繩子時抬起胳膊，把繩子攬進她的肋骨處。這樣她就不必再抬胳膊就能收好衣服了。她胳膊下夾着衣服慢慢地走過草坪，取下夾子，讓每件衣服都落到她用腳踢好的籃子裏。

“是她嗎？”愛琳問我。

“爸爸，把我的手抓緊點。”內爾輕聲說。

我低下頭看她，看見她正抬眼看我。我們只呆了一會兒。然後我們到了教堂一個牧師的住處，我已打聽到這女人很尊敬他。那天下午，我取出了我們所有的存款，把1700美元現金裝在一個信封里。開始，我對此持諷刺的態度。有哪一個頭腦正常的人會選擇一個主題公園來渡過他們生命中最後的時光？又有哪一種人會因他不能帶他的家人去這種地方而陷入困境？但一旦我停止進行理性的判斷，我就想幫助他們。我向牧師解釋了這錢的用處，當我把錢放在他手裏時，他對我微笑着，然後對着姑娘們笑着。

之前，我沒對科倫說一個字，因為我害怕即使她最微小的反對都會使我改變主意而去思考我在做什麼。我所有希望的就是，當我貪婪地佔有和計算的錢最後沒了時，我能和過去的十六個月有個清楚的決斷。我曾夢想着這些錢。我整天花費時間考慮這些錢能帶給我們些什麼以及我該如何明智地使用它。我用它買來了時間，然後又愚蠢地使用了這些時間。

我得承認這並不是事情的全部。這是和命運玩的遊戲，甚至當牧師打開他書桌的抽屜把錢塞進裏面時，我都在祈禱命運或上帝現在會青睞於我，為我帶來好運，使我回到過去生活的軌道上。

“親愛的，”牧師說，“願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我告訴科倫我所做的。她背對着我站在廚房的洗滌池旁洗碗，我向她解釋說我們的下一張支票將遭到拒付。“一分錢也沒有了。”她什麼也沒說，繼續洗她的碗。最後，我告訴她我將出去找工作。

我走到高爾夫球場，走到第七球座旁的煤渣磚小屋處，在那兒，我向球場管理員要一份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