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化身

西碧爾躺在床上，煩躁不眠。一到早晨，她就非得把她經歷過的事告訴醫生不可了。但要走這一步，將比她想像的要困難得多。她回想自己當初來紐約后第一次見到威爾伯醫生的情況。

由於熱切的期待和焦躁，西碧爾在1954年10月18日那一天黎明之前就早早地醒了。這裏是以惠蒂爾的名字命名的小小的宿舍。屋裏光線昏暗。她朝四周一瞥。靠近書桌的椅背上是她那件海軍藍的華達呢上衣。梳妝枱上，是她那海軍藍的皮質手提包、海軍藍的絲質手套和海軍藍的帽子。帽上還有一小塊海軍藍面紗。椅子下面端端正正地擺着的，是她那雙海軍藍的淺口無帶中跟皮鞋。鞋裏塞着灰色絲襪。這一套衣裝是在昨天晚上煞費苦心地配合到一起的。

室內的東西在逐漸明亮的光線中變得清晰時，異地的生疏感便消失了。她思量着要對威爾伯醫生說些什麼。這次可得把一切都和盤托出了。

西碧爾臉朝着窗戶和黎明的天空，伸了伸懶腰，便仔細地、慢吞吞地穿起衣服來。在戴她那小乳罩時，她發現雙手哆嗦不停。為穩住身子，她在床上坐了起來。她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用一種機械般的準確性戴上帽子。她自知不用照鏡端詳便已穿戴得堂堂正正。海軍藍正在風行一時，而那小小的面紗更是畫龍點睛之筆。

西碧爾朝窗前走去。惠蒂爾宿舍庭院中的樹木早被秋風颳得一葉不剩。她臉朝太陽，一時晃了眼，便從窗前走開。六點半，時間還早。跟大夫約定的時間是九點。

時間。唉，她永遠拿不準時間。笨鳥先飛吧。她戴上手套。

她跨下宿舍台階，越過阿姆斯特丹大街，朝東南角的哈特利藥鋪①走去。整個世界好象還沉睡未醒哩。

藥鋪裏面，除了一位出納員和一位店員以外，不見人影。為等待人類自己醒來，出納員正用砂紙板修理指甲。身穿白色上衣的店員在大理石板後面摞盤子。

西碧爾在櫃枱前坐下，要了一塊丹麥點心②和一大杯牛奶，然後脫下手套，神經質地把手套卷弄不休。在細嚼慢咽時，她明白自己在有意消磨時間。這消磨二字使她有些畏縮。

七點半，她離開藥鋪，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等了等公共汽車，然後決定不等了。公共汽車總是使她感到糊裏糊塗的。今天早晨，她必須頭腦清醒。

經過謝默霍恩圖書館和圓形的聖保羅教堂，她幾乎認不出這些建築了。一直到116號街，她才認出哥倫比亞大學的模樣。通過116號街上的大門，她能看到遠處的洛氏圖書館、它的混合性建築、它的愛奧尼亞型③大柱以及前台階上那座阿爾馬·馬特的驕傲而又帶幾分憂鬱的塑像。她注意到洛氏圖書館與羅馬的萬神殿非常相像，只是後者略小一些。

113號街上的聖約翰天主教堂引起她的興趣。她在教堂門前逗留了足足十分鐘，研究它的歌德式建築，想到它似乎是一個多次不斷修建的作品。嘿，她可不能不斷地走下去呀。於是她停步等候出租車，但一直等到八點一刻才等到一輛。

司機操着布魯克林口音，遞給西碧爾一份《紐約時報》。她感激地接了過來。在車輛擁擠的高峰時刻，出租車走得極慢，使她神經感到緊張。她警告自己：每當心裏急於到達目的地，結果可能反而晚到，哪怕自己早就動身也仍然如此。她讀着報紙，覺得好受一些。今天，1954年10月18日，沒有頭號標題。第一版上沒有提到艾森豪威爾總統或麥卡錫議員。標題簡潔而有克制。她一條一條地讀着，發現還有一條沒有印出來的標題，無所不在：醫生還記得我嗎？

出租車突然停了下來。西碧爾付錢時，司機說了聲：“祝你今天走運。”今天走運？她覺得難說。威爾伯醫生的住房和診所都在公園大街和76號街拐角的米黃色建築內，她沉思着走進大門。8點55分，她站在通往公寓4D的私人門廳中。

門一直開着，使患者不用打鈴就能進門。西碧爾來到一間光線昏暗的小候診室。室內有一張小小的撐牆桌、一盞銅座枱燈和幾幅配着淺色木框的照片。該坐下嗎？威爾伯醫生進來了。“進來吧，多塞特小姐。”她招呼道。

她們走進一間陽光充足的診室。兩人都記起差不多十年前在奧馬哈的最後一次見面。

西碧爾覺得醫生變了。她頭髮比以前更加明亮。她顯得更為女性。但她的眸子、她的微笑和她點頭的樣子絲毫未變。

同時，威爾伯醫生也在想：她跟以前一樣，還是那樣苗條、虛弱。一點都沒有見老。我哪兒都未見過這樣的臉：形狀象一顆心、翹鼻子、花蕾般的小嘴。這樣的臉，你在紐約街上難以見到。這是一張英國人的臉。儘管有微微幾個小凹痕，還是英國女人的一張氣色良好而又樸素無華的臉。

醫生沒有請西碧爾坐下，但她有這樣的意思。坐哪兒呢？那張綠色長沙發椅（一頭還放着一個小小的三角枕，顯然是供患者安放其痛苦的腦袋用的）並不招引人。一把“俯視着”三角枕的椅子，顯然是這位精神病大夫的“第三隻”耳朵④。唯其如此，那張綠色長沙發椅更沒有吸引力了。

西碧爾不管那把長沙發椅，朝着診室另一頭的寫字枱和椅子走去。她踩着寬幅的地毯，動作緩慢而有些緊張。一邊走，一邊數着地毯上的玫瑰花環。她停住腳步。青灰色牆上的頂層書架，有一支黑色鋼筆，繫着金帶，嵌在瑪瑙底座上的一個金色筆架中，有一個綠色的小鉛筆架和一個有綠葉花邊的綠花瓶。裏面插着各種綠色植物。醫生不用假花，西碧爾對此很高興。

西碧爾從寫字枱下小心地拉出一張紅木椅來，僵硬地坐在椅子邊兒上。給人的印象是簡潔、真實、缺乏感情。似乎是在僱主的辦公室呈遞一份簡歷，而不是經過艱苦的鬥爭后如今懷着強烈的意圖回來找醫生深談的樣子。她開始講話，大學畢業呀、教書呀、在職業治療領域中工作呀、繪畫展出呀、沒有按威爾伯醫生的建議去做心理分析呀、甚至母親之死呀，在這冰冷的一小時內，都被提到了，一點不帶感情色彩地提到過了。

西碧爾在介紹斯坦利·麥克納馬拉此人時也是冷冰冰的。他是一位英語教師，是她在底特律教書時的同事。雖然他倆的關係已經發展到他開口求婚的地步，她提起他的時候仍是冷若冰霜。她迴避自己同他的真實關係，避而不談親昵行為或她自己的感情，只講他一半是愛爾蘭一半是猶太血統，只講他父親遺棄他的母親，而他母親後來又遺棄了他。這份“報告”還包括她的觀察所得：斯坦⑤是在孤兒院中長大的，經過個人奮鬥終於在學院畢業，而且有了自己的地位。

其實，威爾伯醫生有興趣的並不是西碧爾對斯坦的介紹，而是她在介紹中沒有講到的有關斯坦的東西。但醫生並沒有敦促她講。一小時快過去了。她只問了一句：“你要我幹什麼呢？”

“我想在職業治療領域內工作，”西碧爾答道。

“我想你早已從事這項工作了。”

“我想我願意同斯坦結婚，但我又不十分肯定。”

醫生問她還想不想回來複診。西碧爾害羞地低下了頭，從眼縫中向外窺視，膽怯地說：“我想回來請你做心理分析。”

威爾伯醫生高興了。西碧爾·多塞特將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分析對象——聰明伶俐，天資較高，能夠勝任，但是比較孤僻、冷漠而且害怕。她的瞳孔由於焦慮而擴張到虹膜本身的大小，這一點也沒有逃過醫生的眼睛。

隨後幾周中，心理分析逐漸成為西碧爾生活中帶有關鍵性的東西。可以不加誇張地說，她幾乎專為星期二上午同威爾伯醫生的約會而活着了。為準備參加約會，西碧爾會舉行一個儀式來決定：到底穿那灰色上衣配以玫瑰色毛衣，還是穿海軍式上衣配以藍色毛衣，還是穿灰色裙子配上鴨蛋青色的毛衣。與此同時，西碧爾熱衷於經常去謝默霍恩（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圖書館）“朝聖”。她在那裏簡直是浸泡在心理學文獻之中，特別對病歷更為著迷。她學習有關癥狀的知識，並非完全出於知識分子的好奇心。她對其他患者的癥狀了解得愈多，她認為在隱瞞自己癥狀方面就愈加內行。從表面來看，把她原先來紐約要揭示的東西繼續隱藏起來，這已迅速成為她固執不移的目的了。

一個患者，有時甚至在初次診病時，就使醫生對其有所了解。可是西碧爾這位患者，已與醫生接觸了近兩個月，卻仍把自己埋藏着，只露出輪廓的邊緣，威爾伯醫生悲哀地思索着。在那輪廓的外緣，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克林格博士，西碧爾的美術老師。對於這個人，西碧爾有不同的意見。另一個是斯坦。這個人，西碧爾想與之結婚，但在心理分析中出現了呆板的、獃頭獃腦的形象。通過患者西碧爾的試探，才使醫生終於查明：儘管用詞含糊，他所提議的是一種沒有性生活的婚姻。按照西碧爾的用詞，叫做柏拉圖式。

為什麼一個聰明的姑娘甘心與一個顯然沒有性慾的男人糾纏在一起呢？這是一個從來不知有愛而且不能給人以愛的棄兒呀。如此低下的性慾，還要建立婚姻關係，這是什麼原因呢？

男方性慾低下，女方自我剋制加強。起初，醫生曾把這種自我剋制歸因於西碧爾嚴格的教養。可是，這不能說明她冷淡態度掩蓋下的恐懼的眼神。“她在干蠢事，”醫生思索道。“她對我並不坦率。”

12月13日，西碧爾終於彈出一個新調子：“我擔心聖誕節假期。”

“為什麼？”

“假期使我討厭。”

“怎麼會呢？”

“有那麼多事要做。我不知應該先做哪件事，於是我什麼也不做。我全搞亂了。真是無法描述清楚。”

“在假期內，你為什麼不一星期來三次呢？”醫生建議道。“這樣，我們可以多談一些，也可把緊張的心情鬆弛一下。”

西碧爾同意了。

到1954年12月21日（這時，心理分析剛進行三個月），她們在約定的時刻見面。起先十分乏味，後來西碧爾說道：“我想讓你看一看這封斯坦的來信。我今天早晨剛收到。”於是，威爾伯在看清西碧爾·伊莎貝爾·多塞特的真面目的過程中大大地跨進了一步。

這天早晨，西碧爾的心情好象頗為平靜。她講到斯坦的來信時與平時一樣沒有激情。但在打開手提包時，她立刻慌張起來。信只留了下半截，截邊呈鋸齒狀。

她沒有撕。誰撕的？

她在手提包里仔仔細細地找了一遍。另半截信不在。

她把早晨收到的另外兩封信放在腿上。這兩封信完整無損。當時看完后怎樣放進信封的，現在仍是原樣。但她清楚地記得當時斯坦的信也是完整無損的呀，也是放進信封的呀。現在另半截信連找都找不到了。誰拿的？什麼時候拿的？拿的時候她在哪兒呢？她一點都不記得了。

這樣的事又發生了——這種可怕的事居然隨着她跟到這裏來了，到醫生的診所來了。這個陰影跟隨着她，無處不去。

西碧爾想小心謹慎地把剛發生的事偷偷地瞞過那坐在長沙發上離她較遠的大夫，便把那殘缺不全的信放到另外兩封信後面去。可是，醫生正在問她：“你想讓我看這封信？”

西碧爾開始結巴起來，……又由結結巴巴進一步變化下去。

這位拘謹而溫柔的來自中西部的中學教員，她的臉由於恐懼和狂怒而變了模樣。她從寫字枱前的椅子上縱身一躍，動作如此迅速，似乎她立時要辦世上所有的事。她把原先放在腿上的幾封信猛撕一陣，扔進廢紙簍。然後握緊拳頭，站在屋中央，大聲咆哮，“男人全都一個樣。‘巨’（就）是無法相信他們，真是不能相信。”

她動身朝兩扇長窗走去，動作迅速，很象一隻蜘蛛。她把綠色窗帘向兩邊一拉，又握起左拳，徑直往一扇不大的窗玻璃打去。“讓我出去。”她尖叫道。“讓我出去！”這是極度痛苦的請求——是被鬼魂纏住的人、被追獵的人、中了埋伏的人的喊叫。

威爾伯醫生迅速趕上去，但還不夠迅速。她還沒有碰到她的病人，喀嚓一聲，西碧爾的拳頭已穿出窗戶。

“讓我看看你的手，”醫生抓住她的手腕。西碧爾被醫生一碰就身子一縮。“我只想看看你手割破了沒有，”醫生柔聲解釋道。

這時病人一動不動地站着。她自從在椅子上跳起來以後還是第一次看着威爾伯醫生，眼睛睜得大大地，一付疑惑的目光。“窗玻璃碎了，你不生氣吧？”病人用一種小女孩的嗓音哀聲說道，這嗓音與剛才譴責男人的嗓音大有不同。

“當然不生氣，”醫生答道。

“我比窗戶更為重要？”語調透着不信任。

“當然羅，”醫生使她放心。“要安窗玻璃，誰都行。我找一個干零碎活兒的，准沒有問題。”

病人好象立刻鬆了一口氣。這次醫生拉住她的手，她沒有抵抗。“來吧，我們坐在長沙發上，”大夫建議道。“我要好好看看你的手。看看它破了沒有。”

她們轉過身來，朝長沙發走去，經過那落在地毯上的手提包，經過從手提包里掉出來的各種紙張、畫筆。剛才病人跳起身，把手提包掉在地下的時候，她是何等暴怒啊。但現在，恐懼和忿怒都煙消雲散了。

西碧爾本來一直坐在寫字枱前面，總是與大夫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但這次西碧爾貼着大夫坐在長沙發上，甚至在大夫說了“沒有傷”以後也沒有把手從大夫的掌心中抽出來。

可是她的心情又一次發生變化。

“有血。”病人道。

“沒有血，”大夫答道，“你沒有受傷。”

“儲藏草料的頂棚上有血，”病人解釋道。“湯米·埃瓦爾德死了。我在場。”

“你在場？”大夫問了一句。

“是的，我在場，在場。”

“頂棚在哪裏？”

“在威洛·科納斯。”

“你以前在威洛·科納斯住過？”

“我現在‘巨’（就）住在那裏，”她糾正大夫問話中的錯誤。“誰都知道我現在住在威洛·科納斯。”

“巨（就）”。西碧爾以前從不這樣說。大夫所認識的西碧爾也干不出剛才這位病人所乾的事。西碧爾還在重溫那頂棚上發生的事，而大夫心裏卻漸漸湧上一種神秘而可怕的感覺。

自從病人從椅子上跳起身來的時候起，這種感覺就開始了。西碧爾的話愈多，這種感覺就愈甚。

“我的朋友雷切爾跟我一起坐在頂棚上，”西碧爾滔滔不絕。“還有另外幾個孩子。湯米說：‘我們一起往下跳進牲口棚吧。’我們跳了。有個孩子碰到了現金收入記錄機，那兒正好有一支槍，就走火了。我走回去一看，湯米躺在那兒，死了，一顆子彈打穿了心臟。別的孩子全跑了。只有雷切爾和我沒有跑。她去找奎諾奈斯醫生。我跟湯米留在那裏。奎諾奈斯醫生來了，叫我們回家。我們沒有走。我們幫助他挪開槍，用毯子把湯米蓋好。湯米只有十歲。”

“你們倆真是勇敢的小女孩，”威爾伯醫生道。

“我知道湯米死了，”娃娃腔還在繼續。“我明白。真的。我呆在那兒是因為我覺得把湯米留在那裏一個人躺着不好。”

“告訴我，”醫生問道，“你現在在哪兒呢？”

“有血，”這是回答。“我看見血了。血和死亡。我知道什麼叫死亡了。真的。”

“別再去想什麼血了，”大夫說道。“你愈想愈會悲傷的。”

“如果我悲傷的話，你關心嗎？”又是那種好奇的、不信任的表情。

“我非常關心，”醫生答道。

“你不是騙我吧？”

“我幹嗎要騙你？”

“好多人騙我哩。”

這種受騙上當的感覺，忿怒、恐懼、對人們極度的不信任。悲痛地深信自己還不如一扇窗戶重要。在這一小時中表現出來的這些感情和想法，是內心極度紊亂的癥狀。在病人受盡折磨的心靈中，就象污井中沉渣泛起一樣，一切都浮到表面來了。

自從病人衝到窗前時開始，醫生不僅注意到她的行為與以往有異，而且她的外形和嗓音也有所不同。她好象縮小了。西碧爾在站着的時候總是盡量挺身，因為她覺得自己身材較小，而又不願讓人感到這一點。可是現在她好象縮成原狀，恢復原來的大小了。

嗓音也不一樣，象娃娃說話，不象西碧爾。但這種小女孩的嗓子居然用娘們兒的詞句痛斥男人：“男人全都一個樣。‘巨’（就）是無法相信他們。”西碧爾，這位追求盡善盡美的中學教員，這位嚴格的語法學家，絕不會用一個不合標準的詞：“巨”（就）。

醫生有一個明確的印象：她現在打交道的是一個比西碧爾年輕的人。但那對男人的一通臭罵呢？醫生有一點吃不準。這時，她原來已不敢去想的問題突然衝口而出：“你是誰？”

“你能說說我和她有什麼區別嗎？”她一面說著，一面搖着腦袋。“我是佩吉。”

醫生沒有答腔，於是佩吉說下去：“我們外表不一樣。你可以看出來的。可以的。”

醫生問她的姓。佩吉的回答很輕率。“我用多塞特這個姓，有時用鮑德溫這個姓。實際上，我的全名是佩吉·鮑德溫。”

“把你的情況跟我講講好嗎？”醫生建議道。

“好，”佩吉同意。“你想知道我繪畫的情況嗎？我喜歡繪黑白畫。我用炭筆和鉛筆素描。我的畫沒有西碧爾的多，也沒有她的好。”

醫生沉默了一會兒才提問：“那麼，誰是西碧爾呢？”

醫生等候着回答。於是佩吉答道：“西碧爾？噢，她是另外一個姑娘。”

“我明白了，”醫生又問道，“你住哪兒呢？”

“我跟西碧爾一起住，可是我家在威洛·科納斯，我已告訴過你了。”

“多塞特夫人是你的母親嗎？”醫生問道。

“不，不是！”佩吉向後一縮，靠在小枕頭上直哆嗦。“多塞特夫人不是我母親！”

“沒有什麼，”醫生叫她放心。“我只是問問。”

突然間，佩吉離開長沙發，象不久前沖向窗戶的那種蜘蛛樣的迅速動作，朝房間另一頭移去。醫生緊跟在後面。可是佩吉不見了。坐在那張紅木小椅上，貼近寫字枱的，是中學教員西碧爾。這次醫生一眼就看出來了。

“我的手提包怎麼掉到地板上去了？”西碧爾嘟噥道。她俯身向前，耐心地揀着從手提包里散落的東西。“是我乾的，是吧？”她又指向窗戶。“我來賠，我賠，我賠。”最後，她耳語般輕聲問道：“信呢？”

“你撕了，扔進紙簍了，”醫生故意直言不諱。

“我？”西碧爾問道。

“你。”醫生答道。“我們談談剛才的事吧。”

“有什麼好說的？”西碧爾壓低嗓門。她把信撕了，窗玻璃打碎了，可是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怎樣和為什麼這樣乾的。她伸手到紙簍去揀片紙隻字。

“你記不得啦？”醫生柔聲問她。西碧爾直搖頭。多麼羞愧，多麼可怕。大夫現在已經知道這不可名狀的可怖之事了。

“以前打碎過玻璃嗎？”威爾伯醫生冷靜地問她。

“唔，”西碧爾垂着頭。

“既然這樣，跟以前沒有區別羅？”

“大同小異。”

“別害怕，”醫生說道：“你進入了另外一個清醒狀態。你得的是所謂‘神遊症’⑥。這是一種人格分裂狀態。特點是記憶缺失以及肉體從現場逃離。”

“那麼，你不怪罪我吧？”西碧爾問道。

“不，我不怪罪你，”醫生回答：“與怪罪毫不相干。我們需要的是多談談這個問題，下次預約門診時間是星期五，我們到那時再談。”

一小時的預約門診結束了。已經控制住自己的西碧爾起身準備離去。醫生跟她走到門口，說：“別發愁，能治好的。”

西碧爾動身走了。

醫生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自言自語地說：“我遇見什麼了？”這不象是一個人。雙重人格？西碧爾和佩吉，相互截然不同。似乎相當清楚了。我在星期五必須告訴她。

醫生對多塞特小姐下次的約會思索良久。恐怕應該說是多塞特小姐們吧？她（她們）由於聖誕節假期的緣故，現在一星期來三次。唔，西碧爾最好這樣來得勤一些。這個病例要比她原先想的複雜得多。多塞特小姐星期五來。將是哪一位多塞特小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