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維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西班牙近代偉大的作家和政治家，西班牙民主共和運動領導人。

伊巴涅斯，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於西班牙華倫西亞省一個商人家庭。十八歲起，他在首都馬德里學法律，同時為政治報刊撰稿，並參加各種民眾集會，反對當時的君主制，成為一個激進的共和主義者。因為發表反對君主制的詩被捕入獄，出獄后流亡巴黎。一八九一年回到本國，創辦《人民報》，宣傳民主政治，開始寫作小說，又被政府逮捕，監禁了十三個月，幸逢大赦出獄。一九○一年起，一連六次當選為華倫西亞省議會議員。一九○九年放棄政治生活，在南美洲阿根廷辦了兩個農莊，同時講授藝術和文學，創作小說，獻身文學事業。一九一三年，阿根廷財政混亂，他的建設理想社會的幻夢也隨之破滅，他便口到了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住在法國，繼續從事寫作。在蘇聯國內戰爭和反對外國武裝干涉的年代，他在報刊上對蘇聯革命表示了同情。一九二三年，他遊歷了美國、墨西哥回到祖國，又被放逐出國，僑居法國。一九二四年，他寫了抨擊文章《阿方索十三世①的真面目》，用飛機運了幾萬本到西班牙邊境，通過他的合作者，流傳到西班牙的每一個角落，對西班牙人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使人民對西班牙的君主制政治的憎恨更加強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伊巴涅斯在法國芒東逝世，他的遺體一直不曾運回本國；直到一九三六年四月，革命力量高漲，西班牙共和政府成立，才有把他的遺體運回西班牙的提議。但是就在這年十月，佛朗哥發動軍事政變，內戰三年以後，佛朗哥開始法西斯統治，連作者的著作也都被禁止發行了。

①阿方索十三世（1886—1941）：西班牙國王。

伊巴涅斯是極有才華的小說家。他有引人入勝的敘述技巧，善於安排生動的對話，創造緊張發展的情節。他的創作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1894—1902）的作品有《茅屋》、《五月花》、《蘆葦和泥淖》和《華倫西亞故事》。在這些作品裏，作者描寫了華倫西亞省邊遠地區的漁夫、農民、小城市居民的生活和風情。在第二個創作時期（1903——1909），伊巴涅斯跳出了鄉土小說的範圍，寫了許多社會小說：《大教堂》（1903）、《不速之客》（1904）《遊民》（1905）、《碧血黃沙》（1908）《死者的囑咐》（1909）等等。在這些作品裏，伊巴涅斯站在資產階級革命的立場，尖銳地提出了社會問題，揭露了大資本家的權勢，宣教師、神父的假仁假義，傳統成見的壓力，真實地描寫了西班牙勞動人民的痛苦境遇。一九一○年以後是他的創作的第三個時期，作品有《女人的敵人》、《啟示錄的四騎士》和《我們的海》。《啟示錄的四騎士》發表於一九一六年，是一部站在人道主義立場的非戰小說，暴露了德國軍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受到當時英、美各國一般人民的歡迎。《碧血黃沙》和《啟示錄的四騎士》兩部小說出版以後，各國都爭先翻譯，使作者獲得了世界的名譽。

《碧血黃沙》是伊巴涅斯創作第二個時期的重要作品。在這部小說里，作者以生動細緻的寫實筆觸，敘述了一個鬥牛士的波瀾起伏的一生，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人物，也深入地反映了當時西班牙社會的真實面貌。

作為故事背景的是“在爵位和財富有那麼大權威的國土”，“人人都難過日子”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所有的大門都向窮人們關上了”，一個窮人要想賺到比一個普通工人多一些的工資，就得鬥牛，這就使得鬥牛永遠不缺乏犧牲品。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故事主角加拉爾陀從小就選上了做一個鬥牛士的生活道路。在目睹一個小夥伴斗死的時候，他的決心曾經一度動搖，但還是重新下定決心。這個連性命也不顧的鬥牛士，“全世界最勇敢的人”，終於贏得了金錢和名譽。“像虎烈拉一樣危險的”貴族婦人堂娜索爾引誘了他。接着，他為了討好群眾，在鬥牛場上受了傷，貴族婦人也厭倦了他，把他丟掉了，於是加拉爾陀走向了下坡。他的善良的妻子卡爾曼在鬥牛士每個鬥牛的下午都“彷彿是教堂里就快執行死刑的犯人”，在家裏坐不住，總是到禮拜堂去禱告。她原諒了丈夫對她的不忠實，勸阻丈夫繼續鬥牛。但是加拉爾陀為了名譽，為了金錢，為了一家人和在他家裏過寄生生活的人，為了怕過潦倒的生活，終於繼續走上鬥牛場，在貴族婦人和一萬四千個觀眾的注視下，懷着貴族婦人也許會重新愛上他的幻想，向雄牛撲上去。和這同時，他的可憐的妻子正在鬥牛場的“後台”，親眼看到鬥牛場“後台”的悲慘情況，特彆強烈地體驗到作為一個鬥牛土的妻子的悲慘心情。觀眾看到輝煌的鬥牛場面，卻想不到“後台”的悲慘情況，觀眾看到鬥牛士的紅極一時，卻不會想到一個鬥牛士的妻子的悲慘心情。加拉爾陀向雄牛撲上去了，他殺死了雄牛，但是同時，雄牛也殺死了他。“可憐的雄牛！可憐的劍刺手！”究竟是誰使得像馬一樣柔順溫和的卡爾曼受盡折磨？究竟是誰使得雄牛一樣善良單純的鬥牛士碧血染黃沙？作者充滿激情和力量的敘述，逼得讀者不得不和作品裏的人物共同呼吸，共同感受，而在讀完整個故事以後，又逼得讀者不得不深刻地追問，深刻地思索。

在這樣的社會裏，掌握權力的是“笨得像一頭牛的”摩拉依瑪侯爵，堂娜索爾的舅舅，他飼養雄牛，支持着使多多少少鬥牛士喪命的鬥牛，但是卻假仁假義地為一條雄牛流血而流下眼淚。他和他的外甥女兒正是導致加拉爾陀斗死在鬥牛場上的罪魁禍首。

在加拉爾陀的夥伴中，作者着重地寫了短槍手國家。他認為鬥牛是一種“反動的行業”，他做鬥牛士只是為了賺麵包，“人家對他吹口哨，他可是毫不在乎”；但是當加拉爾陀有被雄牛觸到的危險時，他就奮不顧身地向雄牛衝上去，準備用死來拯救大師了。他認為對於國家命運漠不關心的人，正是“民族無知無識的可憐的犧牲品”，他認為“全世界所有的缺點和惡德，都是缺乏教育的結果”，“神父就是利用我們的無知無識騙了我們”，因此“一個窮人所需要的是教育：懂得念書和寫字”。但是作品中的另一個人物的命運恰恰反駁了他的這種見解。

這另一個人物就是強盜小羽毛。他“懂得念書和寫字”，認識到整個世界可以分為“被剪羊毛的和剪羊毛的”兩類人，他認為“一個窮人所需要的就是公道：原來是他的東西就應該給他，如果不給，他就自己拿”。於是他就成為“讓整隊整隊軍隊追捕着的人”，但是他神出鬼沒地獨往獨來，和加拉爾陀同樣“跟死開玩笑活下來”了。因為他受到全體農民愛戴，他們把他當作“飢餓的人們的復仇者”。他體現了當時西班牙人民的憤怒和抗議，但是事實上沒有能改變這個社會，就無聲無息地被消滅了。

作者意識到革命就快來了，並且粗略地勾出了一個“革命者”的輪廓。但是他筆下的革命者堂貝貝只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而這正是當時西班牙的現實。

這部小說是近代西班牙文學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愈是具有民族特色也就愈具有世界的意義，在世界文學的廣大領域中理應佔有它應得的地位。

本書中文譯本一九五八年由新文藝出版社印行第一版；一九八三年上海譯文出版社作為“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之一印了新一版；書名都用原文直譯《血與沙》。現在收入“世界文學名著普及本”，是第三版，書名改用《碧血黃沙》。這也是國外根據本書改編拍攝的電影在中國上映時的中文譯名，更改后的書名也許比樸實的直譯書名多一分華彩，更適合普及本吧。

謹以這一版本紀念原作出版九十周年，同時也標誌着中譯本出版四十周年。

呂漠野

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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