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芙美的去向
平田雪女的自殺，無疑是一個靠個人力量與強大的男權社會抗爭、最終以失敗告終的悲劇。然而，南洋姐們的鬥爭也並非總是以個人的方式進行的。到東南亞來的男性中也有心懷人道主義思想的人，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展開廢娼運動，雖然規模很小，但也有“南洋姐”是依靠他們的組織選出人肉市場的。我覺得梅森幾美手記中寫到的另一位女性、原新加坡花街的藝妓阿嬌——本名小川芙美就是這類女性的典型。
說到她擺脫“南洋姐”生涯的經過，首先要從新加坡日本人社會中廢娼運動的興起談起。據我所知，最早的廢娼呼聲是由一個具有右翼思想的青年在明治四十二年發出的。長期在新加坡做牙醫的西村竹四郎的自傳《在南洋三十五年》中說，那一年有個叫織田登的青年出了本標榜要撲滅丑業的油印小冊子，花街的女性就不用說了，在一般日本人中也散發了許多，醫生里也有支持他的人。不過，這一活動很快在娼館主及其打手的暴力下煙消雲散了。
此後的第二次活動可以說是大正二年四月藤井領事通過新加坡政府採取的放逐嬪夫的活動。日本的所謂人販子在漢語裏叫嬪夫，在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的法律上，公娼雖說是允許的，但其營業中不允許有男性參加。本來就對日本人的賣春業沒有好感的藤井領事，為了使那有名無實的法律有點實效，通過政府部門對寄生在“南洋姐”們身上的七十二名日本人嬪夫給予了驅逐處分。
然而，藤井領事果斷採取的驅逐嬪夫的措施作為廢娼政策而言並非真正有效。因為人販子這種勾當原本就是些無視法律的傢伙們乾的，遭到驅逐后他們只是不再出現在新加坡社會的表面而已，暗中依然具有相當的勢力。
要想真正在現實中取消“南洋姐”的存在，方法只能是要麼在法律上禁止賣春，要麼開展有組織的廢娼救娼運動。然而新加坡的法律卻允許賣春，這也許由於它是大英帝國重要的殖民地港口城市，有為過往商船和軍艦乘員提供安慰的必要，其法律的變更由不得非主權國民日本人的意志。所以，要想取消“南洋姐”的存在，日本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展開由娼館主或“南洋姐”自己主動停止賣春活動的廢娼救娼運動，大正初期以後這一運動勃然興起。最初發起廢娼救娼運動的是新教派的基督徒們，而真正在現實中挺身而出的不是別人，正是梅森豪勇牧師——我的好友梅森幾美女士的丈夫。
據幾美講，平田雪女的事引起了梅森牧師對“南洋姐”們的關注，不久后他就開始去花街傳教——換句話說也就是開始從事廢娼救娼運動。梅森牧師青年時代曾當過救世軍的士官，和山室軍平、伊藤富士雄等一起在東京的吉原搞過度娼運動，他打算把那時的經驗運用到新加坡來。
由於教會規模很小沒有其他人幫助，所以梅森牧師每周只能帶上幾美一人在某個傍晚到馬來街、哈依拉姆街去一次。那一帶白天非常安靜，太陽落山後，娼館門前點起燈火，來往的人便多了起來，於是顯得有些嘈雜。梅森夫婦往往就在這時站在路邊，拍着手鼓，大聲地唱起讚美歌來。然後，當嫖客和聚集在娼館門前拉客的“南洋姐”們好奇地圍攏過來時，梅森牧師便一手拿着聖書，一邊循循善誘地宣傳起無論賣春還是買春都是人所不應為的道理來。
起初，娼館主及其手下的人們只是以為“耶穌的說教，沒意思——”而不加理睬，但一聽到講廢娼符合神意時便立即改變了態度。他們成群地衝過來，趕走圍觀的人們，然後把牧師夫婦圍在中間，目光兇狠地威脅說：“你們以為這是什麼地方，快點走！再敢到這兒來，決輕饒不了你們——”非暴力主義者的基督徒梅森夫婦在這種時候什麼也不說地走了，可是，一周后他們又跟沒事兒似地出現在花街的一角，拍着手鼓，宣傳廢娼是神的旨意。
於是，娼館主的打手們便想通過他們最拿手的手段——暴力來讓梅森夫婦沉默。當夫妻倆拿着聖書向人們說教時，一些形跡可疑的男人便在他們面前拿出刀子和手槍恫嚇說：“不許你們再來說教了，膽敢再來，就用這個打碎你們的頭。別以為這只是嚇唬嚇唬你們——”儘管如此，梅森夫婦仍舊不停地去花街傳教，歹徒們後來竟用棍棒打梅森牧師，還借夜幕向教堂里放槍。
如果梅森夫婦當時在這些流氓無賴面前屈服了的話，那麼新加坡的廢娼運動絕不會取得任何一點成果。但是，梅森夫婦卻沒有被這些歹徒嚇倒、也許因為受到了梅森夫婦為了正義而置生死於不顧的大無畏氣概的感染，聽眾中開始有人一個又一個地站到了梅森夫婦這邊來了。
這些人中最富有戲劇性變化的可以說是一位名叫長森三郎的青年。長森是位金銀細工的手藝人，不知是由於孤身流浪到新加坡的寂寞還是單身生活的空虛，幾乎終日泡在花街，是花柳界有名的花花公子。就是這個長森，一天突然來到教堂說：“看到你們真誠的樣子，我終於醒悟過來了。請你們救救我吧——”此後，他就開始幫助梅森夫婦在花街傳教。＿
夜幕降臨后，他拿着手鼓唱着讚美歌走在燈光耀眼的馬拉巴街、哈依拉姆街上。到了娼館門口，他就停下腳步，面對嫖客們充滿真情地訴說起來——“諸位，我就是長森三郎。直到不久前我還是個酒色之徒，這條街上的娼館沒有一家我沒進去過。可是，現在我這個大色鬼相信了基督，改邪歸正變成一個真正的人了。我已不喝酒、不買女人了——請各位看看獲得新生的我，希望你們也來信神，不要再拿錢玩女人了！”
於是，長森越說越激動，語言時斷時續，最終痛哭起來，可他還是一邊用自己的拳頭擦着眼淚，一邊繼續向人們訴說著。
主張非暴力主義、從未向娼館主的打手們屈服過的梅森夫妻的廢娼救娼運動，自從使長森三郎這個浪子回頭之後，開始真正牽動了“南洋姐”們的心。按理說，對梅森夫妻的運動最先做出反應的該是“南洋姐”們，但她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對眼前展開的廢娼運動毫不關心。我想這是由於她們一直受到人的欺騙，對人所搞的廢娼救娼運動也自然難以相信，但當她們親眼見到始終不向暴力屈服並使得浪子口頭的梅森夫婦時，她們才開始真的相信了。這些“南洋姐”們對夫妻倆的信賴最終以一位藝妓一天終於敲開教堂門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繞了個大彎，現在該說說小川芙美從花街脫身的事了——一天，梅森夫婦剛從外面回來，教會雇的中國人勤雜工就拿出一張紙條對他們說：“剛才主人不在時，來過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輕女人。她說過會兒還來，讓我把這個交給你們。”夫妻倆把疊得很小的紙條打開，只見上面用女人的字體匆匆地寫着：“我住在花街，暫時不能說出我的名字。我下決心從花街逃了出來，請你們救救我。”
夫妻倆靜靜地等待着，入夜時分留字條的人又一次來到教堂。年齡大約有十七、八歲，帶花的浴衣上只繫着一條半幅的帶子，打扮雖然很簡單，但白皙的臉上有一雙黑亮的大眼睛，身材苗條，楚楚動人，有着驚人的美麗。
由於怕人看見她進教堂，她顯得有些慌張，梅森夫婦也同樣覺得不能讓人看見她，於是便把她領進了二樓的卧室。當幾美靜靜地沏上紅茶，請她用茶后，她才逐漸鎮靜下來，主動講起了自己的身世——
現在，根據她當時所說的以及我後來從認識她的原住新加坡的銀行職員田中武先生那裏聽說的情況綜合來看，她的前半生可以說是這樣的——她的本名叫小川芙美，出生在三重縣一個海邊的村子裏。因家庭緣故小時候就以“養女”的身份被賣到橫濱的藝妓屋裏，現在對外說是二十三歲，其實虛歲剛十八，在新加坡花街上一個叫柳好亭的帶藝妓的高級飯館，以阿嬌的藝名做藝妓。她是天生的美人，一副令人疼愛的樣子，在當地花街舉行的日本人選美競賽中曾名列第一。她名義上是藝妓而非娼妓，所以雖說不必遭受所有來過夜的男性的蹂躪，但二者的區別只不過是向多數人還是向一個人賣身而已，她在半年前已被華南銀行分行長的某人所霸佔。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一個來玩的客人不知怎的給她留下了一本《聖經》。她基本上識字，讀起來后，發現那裏面寫着許多如“不許姦淫”、“不能用暴力回答暴力”等雖難以做到卻都是真理的話。正當她受到這些話的觸動、為自己身不由己的藝妓生活而痛心時，她聽到了梅森牧師夫婦主張廢娼的說教。＿
她所在的柳好亭位於花街的正中央，被歹徒打得鮮血淋漓依然熱心地向人們宣傳生活的真理、為正義而祈禱的梅森牧師夫婦的身影，她看得再清楚不過了。越是看着夫妻倆受着傷卻不肯後退一步的身影。她的心裏越是感到痛苦，越是坐立不安。於是，她決心從花街逃跑，正巧這時養母——老闆娘為尋找新人去了日本，她便跑出來向梅森夫婦求助道：“要是被花街的打手們抓到，我不定要遭到什麼樣的懲罰呢，請讓我藏在這兒吧——”面對芙美真誠的請求，梅森夫婦說了句“神會保護我們的”就把她留下了。從那天晚上起，他們就讓她住在自己家裏，時刻留意着不讓別人看到她。
然而，第二天就有一幫花街的打手來到教堂，很客氣地說要見梅森牧師。他們說：“新加坡花街最叫座的藝妓不見了，花街亂了套。起初，以為出了什麼事，派人到處尋找，結果哪兒也沒有。說來最近阿嬌的樣子有點兒不對頭，想必一定是逃到耶穌這兒來了——所以到教堂來問問。”
面對那伙人“想必阿嬌是在這兒，給你們添麻煩了——”的婉轉問話，在神面前不能說謊的梅森牧師的回答只有一句。“不能回答你們。”可是，聽了這種迴避正面回答芙美是否在此的回答后，那伙人更加強了她一定藏在這兒的猜測，從下午起便不斷地往教堂跑。
這夥人晚上在花街雖然可以胡作非為，但在大白天的普通市區，儘管是殖民地也還是不敢明目張胆地拿着匕首、手槍，大聲喊着威嚇他人。而且，由於那伙人總往教堂跑，使人們覺察到可能是梅森牧師幫助阿嬌逃離了花街，於是教會成員紛紛趕到教堂，為讓神保護起可憐的羔羊而熱烈地祈禱起來。後來，連新加坡的警察也聽說了，那伙人也就更不敢輕舉妄動了。
到了下一個禮拜天，教堂里人山人海。除了為幫助梅森牧師夫婦而出席禮拜的幾乎所有會員外，還有為探聽芙美消息而來的花街的打手們，以及出於好奇想要看上芙美一眼的跟着起鬨的人們。當然，芙美沒有出席禮拜，大概由於花街那伙人和圍觀者的目的都沒能達到，禮拜結束後人們還是遲遲不肯離去。
這樣，幾天過去了。考慮到不能再讓芙美這麼不明不白地呆下去，梅森牧師經過調查了解到，新加坡的法律雖然允許賣春，但不允許長期約束人身自由，因此所謂預支金是無效的。而且，不僅如此，還搞清了——新加坡建市時，為對人數很多的中國苦力進行保護和生活指導，成立了一個叫華民保護局的機構，只要需要，無論哪國人都能得到它的保護。
梅森牧師親自到華民保護局向當時正在那裏工作的日本人小出積善講明了情況，請他們對這位從花街逃跑出來的勇敢的女性給予幫助。從此，這一事件成了政府手裏的公案，華民保護局作出決定：“本局同意將小川芙美收容進附屬設施，但考慮到其目前所處環境更具有家庭氣氛，故將其重新委託梅森牧師照管。”
芙美就這樣被置於華民保護局的保護之中了。可是，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它還帶來了一個副產品，即救出三位即將賣身的少女。
華民保護局在調查芙美身世的過程中發現，她二十三歲的年齡是偽造的，真實年齡只有十八歲。以此為開端，他們又查出柳好亭里除她以外還有三位未成年女子。因為當地法律嚴禁未成年者在花街工作，所以華民保護局的臂膀也伸向了三位少女，把她們從柳好亭解放出來，和芙美一樣交給梅森牧師照管。
三位少女在柳好亭等於是芙美的妹妹，其中一個是即將成為雛妓的舞女，人稱色子寶，本名金子，剛滿十五歲，另外兩人名叫茂子和早子，都是虛歲十三。三人從柳好亭被移交給教會，正當她們為能跟像姐姐一樣的芙美在一起而高興時，沒有幾天，華民保護局就把她們送回了父母身邊。
她們的事就不多講了，再說芙美，她跟柳好亭的關係卻不像三位少女那麼容易擺脫。
老闆娘從日本回來后，一聽說這件事便立即到華民保護局和梅森牧師這兒來交涉。老闆娘以芙美的預支金為借口不肯讓步，堅持說：“讓我見見阿嬌，一說就明白。”老闆娘的目的是，因為自願從事藝妓行當在法律上是允許的，所以她想親自見到芙美，從感情上說服她改變離開花街的願望。而梅森牧師和華民保護局的小出積善則是想為幾乎光着身子逃到教會來的芙美將其個人財產——幾十套和服及用品中的哪怕是幾分之一也好，爭取過來一些，因此雙方的談判自然沒有結果。
那麼，當事人本人是怎麼想的呢？她對此只是十分平淡地說：“我只要幾件平時替換的內衣就行了，別的什麼都不要。所有的東西都給老闆娘，請她用賣東西的錢，來抵我的預支金。”自階級社會以來，對女性而言，美麗都是最有效的武器，因此有許多漂亮的衣服可以說是女性夢寐以求的。而她卻完全拋棄了對服裝的慾望。我想這也許是由於她從小被賣到肉慾橫流的世界，耳聞目睹過許多藝技的榮衰，因而懂得無論是女人肉體的美麗還是物質的榮耀終歸不過是一場夢而已，所以雖年僅十八歲卻可以淡泊如許。
於是，梅森牧師和小出積善決定尊重本人意見採取了不再計較物質得失的方針，終於以一個梳妝枱和一兩件眼下要穿的衣服交還芙美的條件結束了與柳好亭老闆娘令人頭疼的談判。
至此，藝妓阿嬌脫離花街的事總算大功告成，她成了只有小川芙美這一本名的女子了。可是，只要她還在花街那些流氓無賴依然橫行的新加坡，誰也無法保證今後不發生任何意外——於是，梅森牧師他們考慮着把她轉移到花街打手們的手伸不到的地方，也就是送回日本去。只要到了日本，那裏有基督教婦女矯風會，還有梅森牧師呆過的救世軍等熱心於廢娼、新生運動的團體，只要跟他們取得聯繫，就不會有什麼危險。3
然而，讓梅森牧師他們為難的是如何把芙美送回國去的問題。如果讓她獨自坐船走的話，由於她美麗的面孔已被許多人認識，很快就會被花街的打手們探聽到，所以難免不會在馬尼拉或香港又被他們搶回去。因此，必須把她託付給一位人格上能夠充分信任、同時又能做到遇事不慌的有足夠社會經驗的人。而這樣的人可不好找啊。
誰知天賜良機，正在這時，正金銀行新加坡分行行長前田氏夫婦即將離任回國的消息傳到了梅森牧師耳邊。前田夫人出生於著名的基督徒實業家倉敷的大原家，有時還到梅森牧師的教堂來參加禮拜。於是，梅森夫婦立即前去說明情況，請他們把芙美帶回國去，前田夫婦很痛快地答應了。
雖說只是正金銀行分行行長，但在新加坡日本人社會中地位還是很高的，不是花街的打手們輕易敢動的人物。儘管這樣，梅森夫婦——特別是幾美女士，為了萬無一失還做了進一步的準備。離港那天，她把芙美打扮成身穿舊西服的前田家女傭。雖說是在新加坡日本人選美競賽中奪魁的美人，但此時在誰看來都只是個土裏土氣的鄉下姑娘，就連伺機要奪回芙美的花街的探子們，似乎也沒有想到她會以這副樣子登船。就這樣，芙美平安地回到了日本。
回到祖國后，芙美受到了基督教婦女矯風會神戶支部的城伸子的迎接，然後又通過她的安排被送到東京的矯風會本部。到那兒以後，開始她在矯風會幫着做些事務性的工作，後來根據本人的願望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並為成為一名傳教士進了小石川的傳道女子學校。從一名嫖客手裏得到一本《聖經》，然後向梅森牧師夫婦求救，在夫婦倆無私無畏的幫助下終於脫離了花街的芙美，也許正是由於她對梅森夫婦的信賴而發展成了對基督教的信仰。
此後，她在傳道女子學校認真學習，取得了傳教士的資格。大正十二年秋天，在關東大地震時她作為矯風會的一員奮不顧身地投入了救助難民的活動。之後，她到了當時在日本統治下的南洋群島中的婆那北島從事傳教活動，后又聽說有緣與一位畫家結了婚。
啊，小川芙美——她終於成功地擺脫了花街，掙脫了明裡暗裏向她伸來的魔掌，成了一位真正的自由人！同靠個人力量結束“南洋姐”生涯的平田雪女相比，雪女在遇見小山這個人之後，為償還預支金仍不得不在深淵裏繼續掙扎若干年，而芙美卻背着大量的預支金，分文末還地逃出了地獄。儘管殖民地花街的經營者儘是些無視法律的地痞無賴，但總之是戰勝了他們，這完全是由於她依靠的不是個人，而是根據基督教精神展開廢娼運動的“集體組織”的結果。雖然這個組織的規模還不算大，力量還不強，但畢竟發揮了絕非個人力量所能及的威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梅森牧師夫婦他們的廢娼運動對眾多的南洋姐們來說，不啻於夜空中出現的一縷曙光，標誌着歷史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然而，我多麼希望——小川芙美的故事到此就全部結束啊。這樣的話，我便可以將其與僅靠個人力量與男權社會抗掙的平田雪女作對比，強調她受到規模儘管不大的組織力量的保護的幸福，並對此給予熱情的讚揚，寫起來心情也要舒暢得多，可遺憾的是，現實並非那麼簡單。
事情是這樣的。我從東南亞旅行回來后，過了不久，也許是由於親眼見到了阿矯也就是小川芙美曾經呆過的新加坡花街遺址的緣故，我忽然又想了解她以後的情況。於是，經過多方調查，我終於得知了這樣一個事實：與平田雪女相比曾是相當幸運的她，後半生依然是十分凄涼的。
既然暗示出了她的結局，我也就不得不把尋找她的國內旅行寫出來了——我去的是大阪。那麼，對於婦女矯風會有關人員都聽說過昭和初年前後同一位畫家結了婚、後來又杳無音信的小川芙美的去向，我為何要去大阪尋找呢？
尋找芙美的去向，我先是通過婦女矯風會的熟人查了舊傳道女子學校的名簿，從那裏得知，在舊傳道女子學校畢業生名簿里確實有小川芙美的名字，但同時還附有昭和三十九年逝去的記載。於是我想哪怕多知道一些她的出生及家庭情況也好，便按名簿上記載的地址給她的籍貫地有關部門寫了信，請他們給我寄來了一份她的戶籍謄本。結果發現，她的戶籍中並沒有死亡的記載。
面對一份寫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的資料和一份顯示着她依然健在的資料，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不過仔細想來，日本戶籍和警察業的發達在世界上都是早有定評的，人都死了，已不存在任何利害關係的死亡報告除極特殊的情況外是不會不發的。如此說來，與舊傳道女子學校的畢業生名簿相比，想必是戶籍一方更可信吧——
正在我這麼苦思苦想時，我從以前曾在婦女矯風會跟芙美一起工作過的一位老婦人那裏聽到了這樣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有一天她在新大阪飯店偶然遇見了正在那裏當女領班的芙美。暢敘離衷后剛要說到彼此的過去，芙美就懇求她千萬別對飯店的人談起她的新加坡經歷，她答應了芙美的請求，幾乎沒提過去就跟她分手了。
老婦人的這番話對我來說真是天賜的良言。對於昭和初年沒了消息，畢業生名簿上寫着死亡的芙美，我終於知道她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工作場所了。新大阪飯店——只要到那兒去，即使見不到芙美也一定會了解到一些情況。於是，我顧不得東南亞旅途的疲勞尚未恢復，便急匆匆地又去了大阪——
新大阪飯店位於大阪的中之島。在新飯店簇生的今天，雖然沒有了往日的威風，但仍舊保持着長期居於大阪一流飯店的規格。我頭一次來此住宿，但很喜歡這裏所具有的近似於東京帝國飯店的那種古寂的氣氛，我覺得自己很能理解曾經當過基督教傳教士的小川芙美選擇這裏作為自己晚年的工作場所的心情。
在飯店住下后，我當天就到前台找到經理問詢：“是否有位名叫小川芙美的上了年紀的女性在此當領班？”經理回答說：“我來這兒已有十年了，沒聽說領班中有叫這個名字的。”為了慎重起見，他又為我查了人事處的檔案，結果得知芙美確實曾在這裏干過，但於昭和三十六年退了職。我為了方便謊稱是她的老相識，於是，經理說：“我們有在這兒幹了很多年的人，過會兒我讓她到你房間去一下，也許她會知道一些情況。”不一會兒，一位老婦人來到我的房間。
這位老婦人——在新大阪飯店已經幹了十多年的內山良女士，果然如經理所猜測的那樣，認識芙美。不，絕不僅僅是認識，在同僚中恐怕還是相當要好的人呢。
據內山良女士講，在新大阪飯店當領班時的芙美是一位既沒有丈夫也沒有孩子的單身女人。她很愛乾淨，每件工作都要幹得乾淨利落，是個十分稱職的領班。昭和三十六年她退職后關係一下子就疏遠了，但聯繫一直保持到昭和四十一、二年前後，以後就沒有消息了。接着她說，她現在肯定還在天王寺區內的某個旅館幹着，查一查準會找到她的——
然後，她說了句“你先等會兒”就離開了房間，三十分鐘后又返回來，遞給我一張舊明信片。原來那是芙美寄給內山女士的，寄信人的地址上寫着：大阪市XX區XX街四之六。
第二天下午，我準備從飯店乘出租車去找芙美。可是，當我說出要去那兒后，一連三輛車的司機都拒絕我說：“對不起，那邊兒不能去。”我有點發火了，質問司機為什麼不能去，司機回答說：“也許您不是大阪人，XX街在釜崎附近，是窮人聚集的地方。到那兒去，一來路不熟，二來回來也拉不上客人。”
我感到一種不安襲上心頭。正像司機說的，我的確不熟悉大阪，可釜崎的名字我是知道的。既然他說XX街在釜崎附近，也住着許多窮人，那麼XX街恐怕也是貧民區了。對於曾長期當過一流的新大阪飯店領班的芙美來說，住在那裏決不能說是生活得不錯——我不由得這樣想道。
也說不清是第幾輛了，我終於坐上了出租車。可是，剛到電線竿子上標出“XX區XX街”的地方，我就被半強制地趕下了車。仔細看看標誌，上面確實寫着XX街，可那裏是一丁目，四丁目在哪個方向根本無從得知。我只好見人就問，問到第四、五個人的時候，遇見了一位正好也要到四丁目去的中年婦女，於是我就跟着她走了起來。
也不知走了有多遠，終於到了XX街的四丁目。這條街的前街是商店街，極為普通地排列着一些食品店、菜店、米店、魚店等，可當你一邁進側街、後街，印象就全變了。路面坑坑窪窪的，兩側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許多經久失修幾乎是半朽的十分簡陋的二層樓房，一片凄涼的景象。而且，走進這一帶后，地址標誌時有時無，幾乎無法確認。
這麼空轉了一陣子后，我想這樣下去不會有結果，於是又回到前街，走進了一家點心鋪。向主人講了情況后，主人給我拿出了一張XX街四丁目街委會制的地圖。這張圖有一平方米大，除了街道門牌號碼外每家主人的姓也寫在上面。
然而，奇怪的是這張圖上任憑你怎麼找唯獨不見四丁目的六番地。就連在那兒住了很久的點心鋪的老夫婦也無奈地說：“的確，好像是沒聽說過有六番地這個號，六番地是不是本來就沒有呢？”於是，我按他們指的路來到五丁目，可那兒的人也不知道我要找的六丁目在哪兒。
我想恐怕只能挨家挨戶地去碰了。由於這時已近黃昏，我肚子也空了，便在前街的一家中華麵館兒吃了碗面，稍事歇息后又出來做最後一次嘗試。
方才多雲的天空此時已下起雨來，雖說剛剛七點，周圍卻異常地昏暗，從前街走進小巷，黑得更厲害了。我把為防止空調過冷帶在身上的線衣取出頂在頭上擋雨，踩着凹凸不平滿是積水的小路，逐門逐戶地查找着門牌標誌。
沒有一盞街燈，也沒有一家裝着像樣的門燈。在這些貧民們居住的小巷裏，我只好划著火柴一家一家地查看門牌。而且，這門牌也是時有時無的，即便是有，也是幾十年前寫的木製或紙制的，上面的字跡根本無法確認。好容易碰到一個勉強可以辨認的門牌，火柴微弱的火光又被雨水擊滅，我不得不再劃上一根火柴。
這種難免被認為形跡可疑的探察大約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我累得肩、背和腿肚子像鉛一樣地沉重起來。周圍越來越黑，雨越下越大，不知如何是好的我只能做出這樣的聯想：
XX街的四丁目六番地原本就不存在，沒準兒從有這條街時就是一個空號。即使不是空號，也是一個很久前就消失在這個貧民區的塵埃中的死號。
就在我失望地打算返回飯店時，我無意中邁進的小巷的一角上一行幾乎快要消失的字跡“XX街四之六”映入了我的眼帘！啊，新大阪飯店昔日的同事山內女士告訴我的地址不是虛構的——
擦亮火柴盒中所剩不多的火柴，我發現門口寫着這個號碼的總共只有十二、三家。房主的姓名有用墨汁寫在木板上的，也有用圖釘把名片釘在上面的，還有把家庭成員的名字都寫在紙片上的，以及用萬能筆直接寫到柱子上的。真是五花八門。可是，無論怎麼找，也不見小川芙美的名字。
也許我應該敲開每一扇寫有這個號碼的房門，挨門逐戶地去問：“您家裏有沒有叫小川芙美的人？”然而，在雖說是夏天卻帶有微微寒意的夜雨中，我凝視着眼前這些破舊的二層陋室，不知怎的我忽然覺得——不該再找芙美了。
在舊傳道女子學校畢業生名簿上寫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戶籍上卻沒有記載，而據以前的同事講，直到昭和四十一、二年還有過來往，這究竟意味着什麼呢？還有，在工作的飯店裏遇見過去的熟人時她懇請對方為她的經歷保密，而我來大阪找她，卻發現其住址在破落的貧民區的正中。
將這些事情聯繫起來考慮，我不能不認為芙美她是在想方設法地逃離自己的過去。從本是“南洋姐”之一種的藝妓到基督教的傳教士，一其前半生命途多舛又可歌可泣。然而，從她不僅躲避藝妓時代的熟人而且也疏遠傳教士時代的朋友，聽說她結了婚，卻完全過着單身生活這些情況看，她後來的生活決不能說是幸福的。如果允許我做進一步想像的話，雖說無法得知具體的原因，但我想她心裏肯定充滿了不僅對人而且包括對她曾經相信過的神的絕望，因此才有意選擇了一個沒人認識她的貧民區作為自己藏身之地的。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她現在一定還在那個陋巷的某間屋子裏，那麼，即使找到她——一心要與自己的“過去”絕緣的芙美，又有什麼意義呢？在她眼裏，這隻能是“過去”向她伸來的觸手，也許只能在她雖然孤獨潦倒但還算平靜的內心掀起巨大的波瀾。招致這樣的結果，既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沒那種權利。不去找她，才是合乎她心愿的做法——站在淅瀝的雨中，我漸漸地堅信了這一點。
當天夜裏我像落湯雞似地回到了新大阪飯店，第二天便乘東海道新幹線列車返回了東京，雨過天晴。天空中閃爍着耀眼的陽光，也許是心理作用，從車窗向外望去，我彷彿看到了新加坡的夏日景色。我雖然是個無神論者，但我真想對着什麼去祈禱——啊，小川芙美，儘管在一部分人的心裏你已屬於另一個世界，但我仍舊祝願你在這陽光燦爛的天空下健康地活着，無論你在什麼地方。啊，芙美，雖然你並不知道，但在這廣袤的世界上卻依然有一個人在真誠地祈念着你內心的平靜，即使是為了她，也請你千萬堅強地活下去。
不知不覺地為尋找小川芙美的旅行費了不少筆墨。然而將其半生敘述至此，我內心充滿了一種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我是為了與依靠個人而以失敗告終的平田雪女作對比來寫芙美的，我在前面曾經說過，將芙美從花街救出的廢娼運動對“南洋姐”們來說標誌着“歷史”又向前邁了一步——然而，孤身獨影甚至生死不明的芙美的半生，對於在歷史的進程中邁出新的一步的她來說，只能意味着她終究沒能得到幸福。
雪女是依靠一個男人“個人”的力量，其結果成了那個男性自私的犧牲品，英美雖靠“組織”的力量逃出了“南洋姐”的苦海，但最終卻為世人好奇的視線纏繞而無法得到常人的幸福。那麼，這些不顧一切地要想獲得新生的人們究竟該怎麼做呢？難道說，這些一旦成為“南洋姐”這種性奴隸的女性，果真就如同古代社會的奴隸一樣，只是會“說話的牲畜”而不是“人”了，追求人的幸福就是非分之想了嗎？
寫到這裏，我胸中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終於化作白熾光式的憤怒。眾所周知，白熾光是金屬被加熱到攝氏一千度以上時發出的光，雖然溫度很高但由於它玲瓏剔透顏色青白，不僅不使人感覺熱反而給人一種冷的印象。由於我的憤怒正像白熾光一樣，所以社會上有許多人——尤其是男性，或許並沒感覺到有多麼強烈。
然而，即使沒有“南洋姐”那樣悲慘的經歷，儘管方式與程度有所不同，但在這個處處以男人為中心的男權社會裏，所有女性的存在，與男性的性奴隸之間又有什麼不同呢？我想，基於這種親身體驗，也包括我在內的廣大女同胞們對我這種白熾光般的強烈憤怒一定能夠理解。不，為了被拋入殖民地新加坡花街的人肉市場、於污泥中卻保持着美好的心靈、在勇敢地沖向新生活的途中倒下的雪女和芙美兩位，也為了她們身後的無數位雪女和芙美，我不能不這樣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