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花街舊址

到新加坡住進了果園大街的曼達林旅館后，我就給朋友在當地的熟人打了電話。在山打根的時候木全、國木替我想得很周到，我只要按他們說的去做就可以了。在新加坡我沒有熟人，若沒有嚮導的話是很難開展訪問活動的。我的朋友告訴我他有熟人在新加坡開了一個小旅行社，讓我跟他聯繫，所以，一到新加坡我就打電話跟他的熟人聯繫了。

慶幸的是打電話時，旅行社的主人——我朋友的熟人太田良一還在辦公室，我說了朋友的名字，告訴他我此行的目的。過了幾個小時，他便特意到旅館來見我了。太田約摸五十五、六歲，黃皮膚，日語說得很流暢，給人以舒暢的感覺。但我覺得他的相貌和表情不像是一個純粹的日本人。

我告訴太田我想在新加坡看的地方不是一般觀光客蜂擁而至的地方——比如斯坦佛德-萊佛爾斯廣場，柔佛遺迹等等；

為寫《山打根八號娼館》在天草採訪時，我自始至終隱瞞了我研究者的身份，但對太田這個知識分子，我還是說了實話。我告訴他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這次旅行是尋訪海外日本妓女蹤跡的。最後我說：“所以您如果知道過去日本妓女花街的舊址，就請您帶我去吧！那地方當地人管它叫‘斯大列次’，聽說全都變樣了，可是幾年前訪問新加坡的人講只有一處還留着點舊模樣，不知是大門還是窗口還留着妓院時代的欄杆，至少看一眼那欄杆也好啊！”

太田說：“你那麼年輕，還知道‘斯天列次’的說法？還真挺內行呀！”接着他說：“誰對你說日本妓女花街的舊址全變了？舊址保存得好好的呢！——當然，如今的新加坡日本人、中國人、馬來人大都是戰後來的，沒有多少人知道哪兒是過去日本人花街的舊址羅！”在東京時我得知的信息是日本人花街舊址已不存在了，聽了他這一番話，我大吃一驚，不由得問了他一句：“那你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呢？”

太田從口袋裏掏出煙，點燃一支回答說：“你這問題問得在理——約摸大正中期這裏的日本妓院就取締了。”他吐了一口煙，過了一會兒又接著說：“別人不知道日本人花街舊址，我知道。說實話，我是在它附近長大的。”

歸納一下太田的話，他是大正六年生在新加坡的，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採買礦石的中國批發商。東南亞華僑都願意居住在同一個區域內，新加坡老早就有華人居住的區域。太田小時候也住在中國城，而中國城與日本人花街相鄰，為此，他知道日本人花街舊址。附帶說一句，現在距大正廢娼已五十五年，日本戰敗也經過二十八年了。華僑居民區不斷膨脹，過去的日本人花街已經完全歸人中國城了。

聽了太田的話，我慶幸剛到新加坡就找到了合適的嚮導，感謝命運的安排。他的話里還有一點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談到他小時候在中國城的生活時，他說他很喜歡音樂，而且是受他外祖母的影響。他的外祖母生於長崎縣南松浦郡，長期在長崎市丸山叮的某個飯店幹活兒，特別擅長彈三弦。他從未與中國父親一起居住過，也就是說他平時與母親、外祖母一起生活。只不過有時被請到生父家做客，與他們一家人聚餐。就這樣度過少年時代。

聽太田邊抽煙邊主動敘說的生平，我心中不禁產生了疑問，他的母親及祖母會不會是妓女呢？

長崎縣與包括天草島在內的熊本縣是出妓女最多的縣，長崎縣的丸山是江戶時代妓業最發達的地方，連歐洲都知其名。他外祖母生於長崎，在丸山的紅燈區呆過，晚年到新加坡與女兒住在一起。他母親怎麼認識他父親這一點雖然不清楚，但是與新加坡華僑商人生下了他，並受到華僑經濟上的贍養住在中國城，這麼一來，不光是我，誰都會推測她們是屬於“南洋姐”一類的凄楚而美麗的日本女人。

我這麼去推測他的外祖母與母親，太田先生可能會斥責我的無禮，然而，我在追尋海外日本妓女的蹤跡的旅行中遇到了“南洋姐”的直系親屬（而且是母女兩代的南洋姐），由他帶領我去造訪她們血與淚的舊跡，簡直是太神了。我不是神秘主義者，但我內心感應到以太田外祖母、母親為首的無數“南洋姐”的魂在向我招手。

第二天早上，我在太田的催促下離開了旅館，他駕着一輛他夫人經營的飯店的車來接我，我乘上以後，車駛向市內。來到新加坡河附近的時候，我說想看看街道，於是他就停了車。我們徒步向中國城走去，一路走他還介紹說：“那就是新加坡國會大廈，那附近有伊利莎白女王大道。”

我邊走邊看新加坡的街道，正如在日本時所聽說的這裏是人種博物館：有走得飛快的英美血統的高大白人，也有裹着紗麗的印度婦女，她們面孔端正，皮膚呈褐色。也有與我膚色相同、語言不通的人，看起來是華裔。我看到這裏的建築物既有西歐十九世紀式的、給人穩定感覺的大廈，也有回教寺院甚至還有佛寺和中國式的祖廟。我拿它們與日本文化做了比較，日本文化總把外來文化融人自己的文化之中，而新加坡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每個民族都頑固地保持自己獨自的宗教與生活習慣。這個事實使我驚奇。

新加坡一九六五年宣佈退出馬來西亞聯邦獨立。而在此之前作為大英帝國在亞洲殖民統治的根據地存在了一百五十年。現在斯坦佛德-萊佛爾斯的銅像聳立在萊佛爾斯廣場，就是他一眼看中了位於連接印度洋與南中國海之間扼住進路的新加坡島。一八一九年二月六日他以三萬西班牙元從柔佛王那裏買下這個島，作為入侵的第一步。其後英國把這個島作為直轄的海峽殖民地，作為經濟上、軍事上侵略亞洲的最重要的據點。這裏的土著居民原先只不過是幾百人，隨着歐洲人侵入亞洲大陸並對東南亞進行殖民統治，這個小島繁榮了起來。而其他在本國受不了殖民統治的亞洲人、非洲人作為打工者來到這裏，便形成了作為人種博物館的新加坡。

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都能看到華僑，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在歐美各國爭相入侵的過程中產生了激烈的階層分化。許多流民不得不離鄉背井到海外謀生。他們大多到離大陸近的島嶼住下來，這就使新加坡的華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

太田對我說：“哎，山崎女士，馬上就要到你想看的舊日本人花街了。”我清醒過來，眨了眨眼，這裏和剛剛走過的摩登大道完全不同，已經進人中華街了，街道並不寬，兩旁擠滿了兩三層的古舊建築物，一層都是商店。太四領着我快步地轉過幾個街角，我正被街道上鮮明濃烈的各種顏色的招牌吸引的時候，太田指着一個街角說這就是從前的“斯天列次”，而我一眼看過去，覺得這裏好像從前就應是中華街的一部分。

我眼前是一個十字街，隔街望去，對面建築物的牆上有細長的街道名稱標誌，一條路的名稱叫馬來街，另一條叫哈依拉姆街。我的心不禁咚咚跳了起來。

過去我找到的關於“南洋姐”的書籍中曾提到在東南亞，新加坡是日本的南洋姐的最大市場，日本妓院多集中於馬來街和哈依拉姆街，還有馬拉巴街。在從日本出發時我曾買過新加坡地圖，查找過這三條街，可是在最新的地圖上找不到這三條街的名稱。我想新加坡有可能改變了這些街道的名稱。正像新獨立國家常常變更殖民時代路名一樣，事實上新加坡也是變更了路名。可是實地到現場一看，這裏與過去相比並無太大的變化，馬來街、哈依拉姆街、馬拉巴街的名字還實在地存活着。

我在這些街上走着，不由得發出感慨。這些街道看上去是貧民窟一般。街道兩旁連續地排列着三層樓的建築物，一層臨街的地方大多是商店，掛漢字招牌的商店，什麼“大華洋行”、“遠大恤衫”“玲瓏電發”，從漢字我也大體知道是什麼商店，其中也有我不能讀懂的如“款式特髦”“源發公司”字樣。二樓三樓全是出租的房屋。也許是因為臨街的一面才有唯一的一扇窗，所以洗好的衣服全掛在從窗內直角伸出的竹竿上，形成了晒衣的隊列風景。晒衣竿上的衣物多為原色的襯衫與褲子。由於都是些六、七十年前的建築物了，房間內的牆壁剝落，露出些磚頭來。為了掩蓋這些，每戶人家都以不同的顏色把牆壁和百葉窗塗抹得花花綠綠，卻更使人加深了它是貧民窟的印象。

因為沒有引線的中國人，我們不能進到曾經是日本人妓院的房間去觀看。根據在這裏長大的太田的話說，二樓三樓的房間一律是六個鋪席大小，廁所和廚房都是共用的。這就說明這裏本不是給居民住宿用的，而是做皮肉生意用的。現在這裏的月租金為三十美元，出租給華人房客，他們的職業多為船員、店員、工人、司機等體力勞動者，也有不少服務業女性房客。

在這條破爛但又奇妙地充滿活力的街上走來走去，我不禁陷入沉思。現在住在這裏的年輕的新加坡人自然不會知道，五十年前這裏的每間每間屋裏都住着從遠方渡海而來的悲慘的日本少女，她們每日以淚洗面。我透過現在的房主按個人愛好塗成綠色和淺藍色的百葉窗，看到一部分牆壁，在那些牆上是否灑有那些命運悲慘的姑娘們的淚水呢！

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在這裏再多呆些時候，可是我們只在街頭站了三、四十分鐘，就不得不離開了。太田與我來來回回走了幾遭，又往商店內部窺視並對着二樓、三樓的窗戶反覆查看，引來了人們的懷疑。各處窗口都若隱若現地出現了一些面孔盯住我們。

太田催我說：“走吧，從那邊就可以上大街了。”我們拐過了寫着“馬拉巴街”的街角，在那裏我又稍稍地佇足停留了一會兒。別人會想參觀這麼一條小街一個小時還不夠嗎？不知何故我對此地依依不捨，至少想站在最後一個街角再回頭看一眼。不這樣做我的心會不安。

太田可能也看出我的心情，便站在旁邊開始抽煙。這時我看着花街的遺址默默地向我同性的日本人告別，從內心發出這樣的呼喚——我的同胞們，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你們的一生只能作為海外妓女度過，如果真有靈魂存在的話，你們的靈魂可能還徘徊在這南國的舊花街的上空吧！請你們接受我的問候吧。這樣在反覆叨念之中，我的眼眶裏湧出熱淚，眼前的風景逐漸模糊，模糊之中我眼前浮現了這條街半個世紀前的樣子——作為日本人妓院街時候的樣子與“南洋姐”的哀史。這個樣子最初是朦朧的，其後逐步加深了顏色，形成明晰的圖像。特別奇怪的是當我下定決心離開這舊日本人花街的時候，這段歷史就更加鮮明起來。

根據我從書本和訪談得來的知識，新加坡的日本妓女的第一人是明治初年的一個日本寡婦，她的英國丈夫在新加坡死去了。也有人說是一個在橫濱出生的叫阿豐的女子，她是明治四年到新加坡的。除此之外，還有別的說法，如有人說第一個到新加坡的日本“南洋姐”是叫做安子的女人，她剪斷了烏黑的頭髮女扮男裝來到這裏。還有人說是一個叫“傳多婆”的人，她是隨日本雜技團來到新加坡的，來了之後就再也沒回去。無論哪個說法都可以，總之從明治初年起日本就向海外送出“南洋姐”了。在西鄉隆盛死於鹿兒島的明治十年，在馬來街就有兩家日本妓院，其後數年日本妓院數目逐年增加，到明治二十年南洋姐人數為百人，到明治三十五年妓院增至八十三所，“南洋姐”六百一十人，日俄戰爭爆發的明治三十七年有妓院一百一十所，南洋姐九百零二人。

擁有眾多“南洋姐”極度繁榮的日本妓院集中在馬來街、哈依拉姆街和馬拉巴街是眾所周知的。為什麼日本人花街要建在這裏呢？這一帶現在已成為市中心，而十九世紀中葉這裏不過是郊外。作為文明的恥辱的妓院要放在不顯眼又距海港近的地方是不言而喻的。順便提一句，日本人管這些街道叫“斯天列次”，這既不是馬來語也不是漢語，恐怕是天草和島原出身的姑娘們把英語的street念走了樣而形成的洋徑浜英語。

這些日本人妓院街的風俗與日本內地的花街風俗很相近，但是與新開拓的外國日本人花街的形象相符，總有一種異國情調。坪谷水哉遊記寫道：“從駛有電車的大街進人小衚衕，左右兩邊幾條小街都是日本人開的商店。樓房有兩層的也有三層的，門牌號有叫二十號的，也有叫三十號的。樓門口掛着磨砂燈泡的電燈。白天這些電燈泡不亮，整個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來，這裏熱鬧非凡，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門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張桌子，靠牆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兩三把椅子。這是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談價錢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雜技演員，有的像魔術師的女弟子，有的像紡織女工，多着洋裝。其中有人穿鮮艷的針織衣服系一根細帶，還有人穿單和服故意露出系在裏邊的紅色腰帶。她們的膚色像冬瓜瓤一樣白，在電燈光下臉色更加蒼白。她們對中國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膚的下等人不加選擇地打招呼。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設鋪面的高檔一點兒的妓院，它們等客人上門。這種技院門口不放椅子，從店頭直接上二樓，樓梯上鋪着地毯。”

這些日本女性不是自願賣身的，她們是被人販子強迫的。人販子躲過警察的監視偷偷地回到日本，花言巧語地在九州和其它地方誘拐少女賣到新加坡。人販子往往與妓院老闆等有勢力者結成頭目與黨羽的關係。有關明治時期新加坡的日本文獻上記載的有勢力的澀谷銀治、二本多賀次郎、多田龜吉等人，就是人販子的頭目。進入大正期，據長期在新加坡開理髮館的恩田富次郎（八十歲）說，有勢力的人家有島原出身的草野明次郎兄弟，諫早出身的島田一家，福岡出身的仲家，長崎出身的宮崎家。

那些人販子大多是貧苦人家的次子和三子，在日本無謀生手段，夢想一下子發大財，來到海外干起人販子的營生，在這個意義上我對他們也很同情。但是，由於他們的行為，“南洋姐”們蒙受了多麼深重的苦難啊！在日本內地的誘拐和將誘拐的姑娘裝上輪船底艙或運煤艙偷渡出境的故事不再重複了，單說一下將她們運到新加坡拍賣的故事吧！

恩田富次郎很年輕的時候有幾次目睹過人販子將姑娘們賣到妓院的場景。拍賣場一般設在碼頭倉庫。人販子將姑娘們從船底叫出來，換上新衣服在倉庫前站成一排。妓院老闆來到后就開始拍賣，姿色好的賣到一千至兩千日元，姿色差的只賣四、五百日元，姑娘們順從地被出賣了，這是因為她們真正相信了人販子的謊言，以為自己今後會在旅館工作呢！

一旦到妓院老闆的手裏，她們便完全變成了囚犯。她們反抗，她們力爭，每當她們說到新加坡來不是為當妓女來的，老闆立即說：“那麼你們就還錢吧，為買你我們花了一千元呢！”她們要見日本領事，妓院老闆便帶她們去一座建築物見人販子化裝成的領事。假領事會對她們說：“你們的身世和遭遇是很悲慘，可是妓院老闆已經花了千元買你們，你們趕緊跟老家的父母說拿錢來贖你們吧！如付不起贖金那就只好聽老闆的話啦。”由於沒路可逃這些女孩子只好賣身，而人販子們則靠她們掙錢，用暴力來掠奪搜刮，監視她們不讓她們逃跑。

這樣，成為“南洋姐”的姑娘們每日接客人數從幾個人到三十個人不等。她們的債——妓院老闆從人販子那兒買她們的錢和為給老家貧窮的父母寄回生活費而借的債總也還不完。她們從客人手裏拿到的錢半數要上交老闆。債務如此巨大，其利息也在不斷增加，所以欠的債是不易還清的。於是她們往老家寄錢也容易突然中斷。

松原久太郎在大正時代曾在新加坡做過學徒，他做學徒的那家小山衣料雜貨店距日本人花街很近，“南洋姐”們常請他代筆寫家信。她們往往瞅准雜貨店客人不多時來找他。信的內容多為“老闆老闆娘硬要賣給我高價的衣服，為此還不起債啦，這月只能寄這麼多了。”或是“生意清淡，對不起，本月只能不寄錢了。”這些信信封上的地址多為長崎縣南高來郡、西彼柞郡，熊本縣天草郡。只要打開九州的地圖便可明白長崎縣南高來郡屬於島原半島，熊本縣天草郡就是天草諸島，這些地方是送出“南洋姐”的地方。

為了還老闆的債和往老家寄錢，“南洋姐”們往往把身體搞壞了。她們最後的出路是什麼呢？

她們最大的奢望是找一個正經的日本男人結婚，建立一個平凡的家庭，但這個希望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於是她們的第二善策是做華僑和馬來人的妻子，許多“南洋姐”和當地人結了婚，可是她們的生活未必幸福。這是因為華僑大多數都有正室，她們只不過是做妾。馬來人、印度人雖不是一夫多妻制，但由於是殖民地的國民，生活極端貧困。

即便如此，能與華僑、馬來人結婚的還算幸運的人，而得不到這種機會的“南洋姐”的命運更加悲慘。她們患地方性疾病，或從嫖客那裏傳染梅毒、淋病，那個時代這些病是不治之症，又加上妓院老闆吝嗇不許她們治病，許許多多的“南洋姐”死去了，其數目大得驚人。當然也有少數幸運者生存着，但她們四、五十歲還在繼續接客，到了實在接不了客的時候，被老闆欺凌只好自殺。沒能嫁人的“南洋姐”其結果也只能客死異鄉。

離開曾是日本人花街的馬來衡、哈依拉姆街、馬拉巴街，我回想了上述歷史事實，明治初年至大正中期有關新加坡的“南洋姐”們這段日本女性的歷史結論是什麼呢？在歐美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東南亞的土地上，這些日本女性身不由己地流浪到異國，不加反抗地虛度了一生。或者可以說她們的痛苦毫無意義，也沒起到推動歷史的作用。

新加坡“南洋姐”的歷史是她們被資本控制和失去法律保護的一段歷史，若說她們所受之苦對於歷史毫無意義，也許也能成立。可是在新加坡眾多“南洋姐”之中，也有逆歷史潮流而動爭取自己做人權利的人，下章介紹的平田雪女就是其中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