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和“機械”

往日醫學

我想，當今天的一個最新派的醫生看你我或任何一個你我之輩時，他所看到的東西和我們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他看到的不是一個富於個性的人——一個從人眼的無限深淵向外張望的靈魂——而是湊在一塊兒的一堆水管、食管、關節、肝臟、食囊和水箱。他看見裏面有三十五英尺彈性導管、一百一十英尺導線以及一磅半腦髓，而腦髓前方則是安放在平衡環里的一對光學透鏡。換句話說，他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台複雜的機械裝置——它也許運行得非常糟糕，不是輸油管有雜音，就是化油器堵塞了。自然而然，他很想弄清到底是怎麼回事，就像修車場的人渴望把發動機拆散架一樣。他很樂意拿一把扳手把它的一個個接頭擰緊，給它換一條軟管並把所有的管道都沖洗乾淨，或者更進一步，乾脆給它換一個新的汽缸，把舊的那個扔掉。

這就是所謂的行醫本能。醫生對病人歷來是敢做敢為的，其狠勁兒真是今非昔比，簡直達到了可笑的地步。除了用鎚子把木瓦釘敲進病人體內，今天的醫生對病人什麼都敢做，沒準將來連釘子都能派上用場哩。

我們不妨對比一下，經過幾代人的實踐，行醫這一行當發生了何種變化。通過比較五十年前的行醫之道和今天的醫道，我們可以輕易地預見這門科學將來發展的走向。

好，我們首先考察：

一八八０年的醫道

治病救人者

在那些古風可道的日子裏，一個人病了的時候就去找家庭開業醫生，對醫生說他病了。醫生給他一瓶葯。他把葯帶回家，喝下去就好了。

藥瓶上寫着：“對水服用，每天三次。”這個病人第一天喝了三次葯，第二天喝了兩次，第三天喝了一次。第四天他就把葯給忘記了。不過這沒關係，因為到第四天他的病已經好了。

他去找醫生看病的地方就是醫生自己的家，而那間被稱為“診療所”的房間也就是他和醫生等下午一起玩牌的地方。那裏除了釣魚竿和獵槍外，什麼設備都沒有。

那葯是醫生在水斗的龍頭邊自己配製的。他手頭有什麼就加一點什麼——至於到底加的是什麼沒有多大關係。事實上，病人一看到葯正在配製就覺得病情減輕了。

醫生不給病人照X光。他不可能這樣。那時候還沒這玩意兒。他不量病人的血壓或檢查他的動脈，那時候人們壓根兒沒這些東西。

假如這位醫生是一個愛沉思的人，那麼，在病人離開之後，他常常會坐下來，一邊抽煙斗一邊琢磨病人到底是什麼病。不過他絕不會對病人本人泄露他的這種迷惑或疑慮，絕對不會。行醫生涯已把希波克拉底的這一遺訓銘刻在他的心上——先輩同仁們都把這一遺訓視為不可違背的準則。那年月醫生們從不對病人談治病的事情。

有時候醫生懷疑病人的病情實在是嚴重。不過他決不會說出來。只有在病人完全康復之後，醫生才告訴他當初病情是如何地糟糕。因此，每一場病看起來都不過是一場事後的虛驚——因用藥及時而有驚無險。這一狀況提高了醫生的聲望。那時候醫生在人們心目中是治病救人的救主。當他步入老年的時候，他的鬍子白花花的——那時所有的醫生都有長長的鬍子，他的外貌整個兒是一派嫻雅之風；他的表情則予人以高貴之感。他一到場病人就有救了。更絕的是，他只需一瓶葯和一個軟木塞就夠了。遇到某些極端的病例，他會守候在病人床邊，很可能一守就是一個通宵。不過到第二天早晨病人已經好了。

為病後的康復，醫生會開一張“忌日”處方。那就是說只讓吃牛排和喝黑啤酒。

這樣的醫學當然沒法是科學的，也是有局限的。死神隨處可以鑽空子令它破產。但它卻很有人情味，讓人倍感親切和仁慈。今天取代它的是“機械醫學”——包括機械檢驗、科學診斷、醫院和X光。所有這一切都很了不起。可是它們與妙手回春的藝術是兩碼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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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的醫學

醫生與“機器”

“機器”穿着嗶嘰布衣服坐在診斷室的椅子上，縮成一團。它的移動裝置在關節處摺疊着，擱在椅子下面。這傢伙很焦急，但醫生對此一無所知。這可憐的“機器”正被攫住它的供水管的某種恐慌折磨着。但它卻硬撐着裝出一副好漢模樣。

“一時有點難以說清，”醫生說，“到底是啥毛病。”

他此時在做一些最基本的診斷，這兒敲敲，那兒聽聽。

“我感到心臟不太討我喜歡。”他補充說，然後就回復到了他那思慮重重的沉默之中。

“沒錯，”他從沉思中掙脫出來，繼續說，“有些癥狀我不喜歡——一點兒都不喜歡。”

“機器”也不喜歡，不過他沒吭聲。

“說不定呀，”醫生說，“也許那兒有點關節硬化。”

至於“關節硬化”到底是怎麼回事，會有什麼後果，“機器”一無所知。不過光有這一說法就夠厲害的了。

“很可能，”醫生說，又一個非凡的念頭閃過他的腦際，“前部有滲透現象。”

這些也許不是醫生所用的那些確切的醫學術語。但在“機器”聽來卻正是那麼回事。

“是那樣嗎？”他問道。

“不過，我們得觀察一段時間，直到弄清為止。你說你從來未得過狂犬病？”

“我記得沒有。”

“真有意思。從癥狀看好像得過狂犬病或諸如此類的病。”

醫生又沉思了一會兒，然後他開始在一些小紙片上寫。

他開的診斷書要求照X光、量血壓和檢查心臟。

“好了，”他準備收場了，說，“不要驚慌，弄不好你在街上就會爆炸。不過我認為不會。我不太擔心這一點。也有可能你的大腦會往兩側炸開。不過即使出現這種情況我也不會慌。要是你的眼睛在街上掉出來的話，你得告訴我一聲。”

這些不是他的原話。不過它們造成的印象卻是毫無區別的。

“我會告訴的。”“機器”說。

“現在嘛，”醫生說，至此他對這一病例總算提起興趣了，彷彿藝術家對一幅藝術品雅興十足似的，“得說說忌口的事了——我想你最好是什麼都別吃——或者說一個來月什麼都別吃，不要喝酒；還得把煙戒掉，另外你最好不要睡覺。”

“而最重要的是，”醫生突然和藹可親起來，一會兒以前他還根本沒想到這回事哩，“不要着急。你隨時有可能炸開，但是不要為此憂心忡忡的。你也許會死在出租車裏，但即便是這樣我也不會驚慌失措。一個星期後再來，那時我會給你看X光片。再見！”

“機器”一離去就是一個星期。那就是說七天，或者168個小時，或者10，080分鐘，或者604，800秒鐘。他對其中的每一分一秒都清清楚楚。每一秒鐘的逝去他都感覺到了。

一個星期之後回來的時候，他發現醫生容光煥發，興趣盎然。

“瞧瞧它。”他說著對着光舉起一些X光片。

“那些是什麼？”“機器”問道。

“大腦的X光片，”醫生說，“你看見霧蒙蒙的陰影了吧？——那兒，就在大腦之間，百科全書說——”

“那是什麼？”“機器”問道。

“我還搞不清楚，”醫生說，“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我們還得查看一下。要是你不在意的話，我想我們也許要打開你的腦顱看看。現在開顱移腦技術已有了長足進展。這種手術是非常棒的，我想這個險我得冒一冒。到時候我會告訴你的。與此同時，我希望你能遵從醫囑，什麼東西也不吃。”

“噢，不會吃的。”

“還要戒煙戒酒。”

“噢，好的。”

“這就對啦。行啦，過一兩天我們會更清楚的。到時候我會對你的血液和心臟做抽樣和切片檢查，那麼我們就能進一步弄清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再見。”

一個星期左右以後，醫生對他的秘書說：“那個嗶嘰布‘機器’今天早上會來看病嗎？”

那位女士查看了一下記事本。“是的，我想他會來。”

“那麼，打個電話給他。他今天沒必要來了。我已拿到他的所有檢驗報告，替他檢驗的大夫們沒查出任何毛病。告訴他，他們希望他六個月以後再來檢驗一回，也許那時他們能查出一點什麼來。不過現在他壓根兒一點兒毛病也沒有，那都是他胡思亂想出來的。噢，隨便告訴他一下——他聽了會樂不可支的。X光片上面腦部的那塊像凝血似的陰影沒什麼，不過是儀器玻璃上的一個斑點造成的。他聽後會笑個沒完的。”

秘書消失在電話室里，過了一會兒她又回來了。

“怎麼著？”醫生說，“你在電話里和那位先生接上頭沒有？”他現在稱那人為先生，因為此公在醫療方面已沒什麼令人感興趣的東西了。

“我打到了他家裏，”她回答說，“可他們說那個先生已經死了。他是昨夜死的。”

“哎呀！”醫生嚴肅地說，“這麼說我們全弄錯了，我們本該查了他其他方面的。他們說了他是怎麼死的嗎？”

“說了。他們說據他們所知是煤氣中毒。看來他是蓄意把煤氣搬進卧室自殺的。”

“呀，呀，”醫生說，“自殺癖！我居然忘了檢驗這種病啦！”

沃雷斯和卡朋特

人類依舊對什麼都容易習慣並且因此而興盛起來。新的醫學手段——修補、檢驗和移植——已經成為我們的公共生活的當然組成部分。我們可以看出，其中已孕育着未來的治療術，或者不如說，治療術現已失傳，只是在草野之間遺風殘存而已。正在取代它的東西，稱為再造術也許更為妥當。它的目標不是要治癒病人，不值得這樣對他，而是要再造他，把他整個兒重塑一遍。要是他的發動機工作不正常，就給他裝一台新的。今天，每一個人對再造手術的所作所為，多多少少已有一些了解。一根根骨頭被取了出來，換上了新的；一塊塊皮膚從瓊斯先生身上取了下來，被移植到了史密斯先生身上。誰也不會去徹底想一想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具體細節，或是去問一問它們會導致什麼後果。不過其目標已足夠顯而易見的了。無疑，一旦目標實現了，所有“毛骨悚然”的念頭都會消失殆盡。那類念頭全都是次要的、相對的，都是些在絕對的現實中毫無根據的東西。一條章魚看起來是那麼可怕，一隻煮熟的龍蝦卻味美可口，假如誰都沒見過煮熟的龍蝦，一旦有一隻龍蝦出現在晚宴席上，所有赴宴的人都會驚恐地大聲尖叫。

隨着再造手術的勝利與發展，看來很可能所有的恐懼感都會消失。我們已經對配假牙的人非常習慣，對整過型的臉我們也正一天比一天適應，過不了多久，對剛配好一個新牌子的胃的朋友，我們也不會驚恐地敬而遠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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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醫學

沃雷斯和卡朋特

“喏，我想把他從頭到尾整個兒再造一下。”一個獨斷獨行的女士對醫生說。

她一邊說一邊指了指一個可憐巴巴的傢伙，顯然是她的丈夫，他頹然坐在一把椅子裏，有氣無力地盯着他妻子和醫生。

這個女人屬於獨斷專行的那種類型，說話沒完沒了，咄咄逼人，看她一眼就足以明白男女之別了。

那個男人屬於常見的怕老婆型，他的臉部表情溫順如海象，還留着兩撇歪歪斜斜的向下耷拉着的海象似的八字鬍。

“噢，我真鬧不明白。”他咕噥道。

但無論是那位女士還是那個醫生，誰都沒在意他的咕噥。

“他簡直什麼都需要換新的，”那個女人說，“我已跟他說過了，我要把這當作禮物送給他，以便在下個月紀念我們結婚二十五周年。到那時我們已結婚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醫生說。

“那當然，”那女人吱吱嘎嘎地說，“我們結婚的時候我還只是個小女孩。那時人們都叫我小玫瑰花蕾哩！”

“對，對。”醫生哈噥道。他的眼睛正漫不經心地對着那位女士，其實沒有真的看見她。也許他正在想：無論經過多長時間，無論經過多少世代，這種類型的女人都是本性難移的，或者說，這種對話方式是無法改變的。也有可能與此相反，他沒在想這一點。也許他只不過是在想這一病例。並不是每一天都有人來訪，來請卡朋特先生做他們這一行所謂的“全活兒”的。換一兩根新骨頭、移植部分大腦或換掉一個用舊的胃，諸如此類的事兒倒是家常便飯。但把顧客從頭到腳再造還是有點不同尋常的，而且也帶有一點實驗性。

“其實，”那個丈夫說，“我也說不準，我倒是覺得我並不真的需要再造那麼多。事實上依我看——”

“得啦，約翰，”他老婆打斷了他的話，“別再對我嘮叨那些。這是我的事，與你沒關係。所有的費用都由我用我個人的積蓄支付，你別再多嘴了。”

醫生帶着沉思打量着病人。他好像正在用眼睛測量他。“他有很多東西我還可以用哩。”他說。

“您這話怎麼講？”那位女士問道。

“噢，比如說，他的腦袋就是。它一點兒問題都沒有，我可以原封不動地用它。”

“可他的臉不行！”那個女人說。

“不，在某種意義上，就連他的臉也是可以用的。你會驚奇地發現，即便不徹底更換任何組織也能大有作為。他的臉無需做任何整形，只不過需要更多的活力、更多的表情和更多的警覺而已。你等着瞧，我給它通上兩萬伏電，那你就能看出個究竟了。”

“我說呀，”那個男人咕噥道，“我也說不準，我覺得我對這一切沒太大興趣。”

“你不懂的，”醫生簡潔地回答，接着繼續往下說，“我看不出我不能用他的大框架的理由。手臂和腿都還蠻好的嘛。”

那個女人搖了搖頭。

“他不夠高。”她說。

“我個人認為……”那個男人又開始說話，可他老婆根本不搭理並自顧自地往下說。

“他需要風度。我們一起去參加晚會的時候他是那樣掉價。我希望他能高一大截。”

“很好。”卡朋特大夫說，“這很好辦。我給股骨續上六英寸就夠了。到時候他坐在桌邊還是會有點顯矮，不過那沒有多大關係。當然，為了比例勻稱，你的手臂還得延長一點兒。順便問一句，”他補充說，好像他又有了一個新的想法，“你玩高爾夫球嗎？”

“我嗎？”病人說，他的臉第一次明顯地露出一點活力。“我是不是還玩別的？我每天都玩高爾夫，不過也許你難以相信，我幾乎是俱樂部玩得最糟的。比如昨天吧，我在打那個遠洞時失手了，本該三桿打四百八十碼，在球場的右邊，從那裏擊球——可我竟然多打了七桿才進洞。七桿呀！你能打得更好吧？”

“我可以告訴你，”醫生說，“要是你對自己的高爾夫球技術不滿意，那麼在給你的手臂整型的時候，我會做點什麼來提高你的球技。”

“是嘛，要是你能做到，我願為此付你一千塊，”那個男人說，“你認為你能做到嗎？”

“等一會兒，”醫生說。他走進鄰近的一個小電話間。他所說的話和對方對他說的話，無論是沃雷斯先生還是他老婆都能聽見。無論是現在還是在烏托邦，行醫行當的具體操作過程都是不如其最後成果那麼高貴的。在撥了電話號碼之後，諸如下面的對話在這一行當是常常能聽到的。

“我是卡朋特大夫。你昨天得到的那個蘇格蘭職業高爾夫運動員怎麼樣？全用掉了嗎？”

“等一等，大夫，我得問一問……還沒有，他們說還沒用掉多少。你是想要他的大腦嗎？”

醫生笑了笑：“不，謝謝。我想要他的左手的前臂。我的一個顧客不惜代價，願出一千塊的高價。好，多謝。”

“都安排妥了，”醫生說，“我可以給你安一個高爾夫校正器。現在我們可以談其他項目了吧，呃？”

“可有一個毛病，”他老婆說，“我最希望你幫他改一改，比任何其他東西都要緊。約翰總是羞羞怯怯的，不敢登檯面。他總是不能很好地表現自己。”

“噢，得了，得了，朱妮！”那個男人含含混混地反對說，“我身上沒什麼可表現的。”

“行了，我猜呀，”那個女人繼續說，“約翰有一種人們所謂的‘自卑情結’。是這樣叫嗎？你能不能對他的大腦動動手術，去掉這種情結呢？”

卡朋特大夫微微一笑。

“那毛病不在他的大腦里，沃雷斯夫人，那是他的分泌腺的問題，沒有比改變它更容易的了。只是有一點點難處，這樣做的唯一的危險是有可能矯枉過正。”

“沒關係，”那個女人說，“那對他不會有害處。他需要着哩。”

犯不着為後來幾個星期沃雷斯先生所接受的“治療”的細節浪費筆墨，那太不恰當了。諸如此類該由醫療技術著作去大書特書。即便是現在，我們就已傾向於讓那一切不明不白了，在未來的世代里，習俗會對再造手術的過程表示進一步的默認。今天的治療是在暫時麻醉的條件下進行的，將來可不一樣，麻醉是持續的、長期的，這會使治療這一行當以完全不同的面孔出現。到那時，由於連病後康復都是在麻醉狀況下進行的，因此病人——按慣常說法稱之為顧客更準確些——從進再造院（以前叫醫院）到最後出院，對什麼都不知道。這麼一個顧客若是聲稱他“覺得完全變了一個人”，那比現在的病人這麼說更加實在。

無需贅述，反正在大約一個星期之後，沃雷斯夫人接到醫院的電話，說是“他的腿做好了”。不久又有一個電話來問她：“他的八字鬍怎麼辦？您是想保留它們還是想把它們永遠刮掉呢？”

在這種背景下，當經過徹底翻新的約翰·沃雷斯再次登門拜訪的時候——從他的第一次來訪到現在已有六個星期——卡朋特大夫壓根兒一點都不吃驚。他絲毫不驚奇地發現沃雷斯先生與先前判若兩人，簡直叫人認不出來了。站在醫生面前的已是一個高高大大的漢子，他身材魁偉不凡，臉颳得乾乾淨淨的，顎骨方正有力，一看便知是一個果斷有力、富於個性的人。

“是沃雷斯先生！”卡朋特大夫終於認出了是誰，禁不住叫了起來。

“沒錯，”那個男人說，同時熱情而有力地握住醫生的手，“不過這個名字太小氣了，我不太喜歡它。”

“你感覺怎麼樣？”醫生問道。

“很好，”沃雷斯回答說，“我剛剛從高爾夫球場來。我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那兒去。你不知道吧，我只用了不到四十桿就打完了全場，而那個遠洞我只打了四桿——你相信嗎？——只比標準桿數多打一桿。當然休息和治療幫了我的手臂一個大忙。”

“當然，”醫生重複說。

“不過，事實上，我覺得我在高爾夫球方面還是有點天賦的。你知道，無論怎麼說，在高爾夫球方面大腦和膂力是同樣重要的。不過我此次拜訪不是為了談這個，只是想表達我的衷心感謝並請你在百忙中把賬單寄給我——寄給我本人，箇中原因你是清楚的。”

“可是，”卡朋特醫生說，“我想沃雷斯太太希望由她來支付，不是嗎？”

“沒那事兒，”那個客戶笑了笑，“我才沒那麼傻哩！要是她付了錢，那她就獲得了某種債權，從法律上講是如此，你知道嗎？”

“噢，我知道，”醫生說，“這種官司是時有發生的。再說，就你的情況而言，我本該想到——”

“還不止剛才說的那點哩，”沃雷斯一邊說，一邊點燃一支煙，“我一回到那幢房子就見到了她。我的天啦，卡朋特，那個女人的長舌真厲害呀！絕對永遠停不下來！事實上，我是不想回到她那兒去了。她的嘮叨簡直會要我的命。”

“關於這一點嘛，”醫生說，“假如只是她的舌頭的問題，那我能替你把它弄短一些。”

“你能嗎，呃？”沃雷斯先生稍微停頓了一下，好像有一點點懷疑似的。接着他又用堅決果斷的口氣繼續往下說——經過二十四小時之後，他對這種說話方式已經習以為常了。

“不，不，現在太晚了，無論如何，我不想那樣。實際上，卡朋特，我已在準備娶一個新夫人了。我已經決定了，長話短說吧，我要娶醫院樓上的護士小姐之一。你在樓上的時候也許注意到她了，就是那個很高的黑姑娘。事實上，假如說有什麼美中不足的話，她是太高了一點點。”

“我可以把她弄短一點。”卡朋特咕噥道。

“弄短多少？”沃雷特問道——“噢，不，我得讓她保持原貌。”

“那你什麼時候結婚呢？”醫生問道。

“我還沒完全定下來，”沃雷斯說，“我想，很快就可以定下來。”

“那是無疑的，”醫生說，“那位年輕女士也在盼着那一天嗎？”

“我還沒問她哩，”沃雷斯說，“也許今天我會跟她提此事。不過此事得等我先打完十八桿球之後再說。好啦，再見吧，大夫，別忘了賬單的事兒，順便提醒一句，在開賬單的時候別忘了改我的名字。從今往後，我不要約翰·沃雷斯這個名字了，我要改名為海格力斯·布爾拉什。”

卡朋特醫生是一個勤于思考的人，那個顧客一離開，他就在辦公桌邊坐了下來，繼續寫他那即將問世的論文，論文的題目是《論整形手術或許存在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