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願意活下去”

……可是舒拉一直沒有信。又過幾天，我打開《真理報》，忽然在第３版上看見了這樣的消息：

“前方軍報，１０月２７日（電訊）。某部正在激烈戰爭中，掃蕩着德寇第１９７步兵師的最後殘匪。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在彼得里斜沃村殘殺了英勇的女游擊隊員卓婭的，就是這一個師的官兵。在《真理報》上刊登的５張德國人殘害卓婭的照片，掀起了我們的戰士和軍官的新的憤怒的熱潮。在這裏卓婭的胞弟、青年團員、坦克手、近衛軍少尉舒拉正在英勇奮戰，為姐姐復仇，在最後一次戰鬥中，‘卡威’坦克在舒拉同志指揮下首先闖入敵人陣地，擊斃和用齒輪軋斃很多希特拉匪特。少校維爾什寧。”

舒拉活着哪。

為姐姐報仇哪。

從此我又常接到舒拉的信了，但不是由和平的烏里揚諾夫斯克，而是由最火熱的戰場上寄來的。

１９４４年元旦，很響的門鈴聲把我驚醒了。

“這是誰呀？”我納悶地說，開門之後，意外的事就使我楞住了！舒拉站在我眼前了。

我覺得他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巨人了。英俊，寬肩，穿着帶有嚴寒氣味的軍大衣。他的臉由於風吹和疾行發紅了，冰霜在他的濃眉和睫毛上融化着，他的兩眼歡喜地閃爍着。

“為什麼這樣看呀，不認識我了嗎？”他笑着問。

“我看這是伊里亞·木羅米次來了！”我回答說。

這是最出乎意料的，最寶貴的新年禮品。

舒拉也無限地歡喜。他一步也不離我，如果他需要到街上去買香煙或散步，他一定像小孩那樣請求：

“咱們一塊兒出去吧！”

他每一天重複幾次同樣的話：

“你告訴我，你生活得怎樣？”

“我都給你寫去了……”

“寫算什麼呀！你講給我聽吧。人們還照舊給你寫信嗎？

你把信給我看看……來，我幫助你寫回信……”

這樣的幫助正是需要的，無數的信件依然像河水一樣地流來。人們直接給我寫，往卓婭的母校寫，往報館寫，往青年團區委寫。

一位卓婭的同學，女戰士敖克加布里娜·斯米爾諾娃由斯大林格勒郊外給我寫道：“我在站崗的時候，我覺得卓婭挨着我站着。”

一位卓婭的同學，莫斯科的姑娘，在請求青年團塔岡區委派她上前線時寫道：“我宣誓，我一定忠實地為人民服務，我一定成為像卓婭那樣的人。”

一位巴什基里亞的青年女教員這樣寫道：“我一定把自己的小學生教育成像卓婭，像您的勇敢的卓越的女兒那樣的人。”

新西伯利亞的一個學校的學生寫道：“這是我們的哀痛，這是人民的哀痛。”

還有很多接連不斷地來自西伯利亞的，來自波羅的海地區的，來自烏拉爾的，來自第比利斯的書信。也有由國外：由印度、澳洲、美洲……寫來的信。

這些信舒拉都一封一封地讀了。以後他又重新拿起一封由英國寄來的信。這封信里寫着：

“親愛的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同志！

我和我的妻住在倫敦郊外的一幢小房裏。我們剛讀完關於您的可愛的英勇的女兒的事迹。她臨死說的話使我們流了淚；這青年姑娘有多麼勇敢和剛毅啊！據我們估計，明年初我們的頭生嬰兒應該降生，如果是女孩子，我們就用您的女兒——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人民的女兒的名字給她命名。

我們聽着和讀着關於你們偉大的鬥爭的消息，無限欽佩。

但是僅僅欽佩無濟於事，我們願意和你們並肩作戰。現在需要的不是話，而是行動。我們確信，我們看見我們和你們一樣仇恨的醜惡的法西斯的滅亡的時刻已經近了。你們的人用自己的勇敢剛毅造成了戰勝法西斯的條件，因此你們將這樣被載入史冊，永垂不朽。英國人民很了解他們對於俄國負着償不清的債，在我們這裏人們常說：‘如果沒有俄國人，我們該怎樣了呀！’在電影院裏，斯大林出現在銀幕上的時候，馬上就爆發了掌聲，‘烏拉’和歡呼的聲音。現在我們用以下的願望結束這封信：爭取勝利，爭取我們永久的、在戰爭中與和平中的友好！

蘇聯人民和她的光榮的紅軍萬歲！

致兄弟的敬禮麥布爾大衛里茲夫婦”

舒拉問：“你給他們回信了么？這封信寫得好。我想這寫的是衷心話，是不是？顯見他了解我們不只為自己戰鬥，而且是為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戰鬥。但願他們永遠不忘掉這個！”

……晚上我哥哥謝爾傑來了，舒拉因為他來很高興。他們在桌旁對面坐着，直談到深夜。我在忙着料理廚房裏的事，只聽見了他們談話的片斷。

謝爾傑說“……有一次你在信上說你脫離了隊伍，闖到敵人的後方，幹什麼呀？這不是勇敢，這是逞能。應該勇敢，但是為什麼胡干啊？”

“如果考慮自己的安全，那就得忘掉勇敢？”我聽舒拉這樣熱烈地回答。

“難道你不應該對你的兵士的性命負責么？你是隊長啊……”

隔一會兒，我又聽見謝爾傑問：

“你告訴我，你可別惱啊，你對待你的部下怎樣？年輕人有時這樣：總是做出高級首長的神氣來……”

“不，我對自己的人們像朋友一樣，你哪兒知道他們多好哇！……”

我又聽見我哥哥說：

“關於勇敢……你再重讀一遍托爾斯泰的《襲擊》，那裏關於這一問題說得很清楚，簡單，明確……”

舒拉說的話很少。他比過去謹慎了，好像每一句話都斟酌。這一次回來我感覺他變樣了。很難用話說明他的變化。可能是我錯了，可是我感覺：一個人即使只參加過一次戰鬥，只走過一次非生即死的狹徑，他就不高興贅述關於戰爭，關於經歷過的危險這一類事情。我想是：舒拉已經看見了和體驗了很多事，所以他比以前老成、慎重、嚴肅得多了，但是同時也比過去更溫和了。

第二天舒拉到醫院探望他的負傷的同志去了，回家時他的面目完全變了，我幾乎認不出昨天的歡喜的壯士來了，他的面色蒼白，憔悴了。我驚疑地仔細看着這親近的、還很年少的臉：那臉的顴骨和上下顎骨突然顯得更清楚了，兩眉皺着，上下唇緊閉着。

“法西斯匪徒把人毀得成什麼啦！”他痛恨地說，“你知道，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過去的生活並不是平常的。他還不到一周歲就成了孤兒。生活不容易啊，可是長大成人了。在軍校畢業后，在列寧格勒抗拒了封鎖，受了傷，被評為二等殘廢，但是他不顧這個，又上前線了。可是在不久以前，彈片一下子打進了肺部、心臟，而臂上、腹部也受了傷，另外還有摔傷。他不能說話，不能轉動，也聽不見。你想想吧，啊！

他的名字叫柯利亞·羅波哈。你哪知道他看見我的時候多麼高興啊！……”

舒拉走到窗前，並沒向我轉過身來，忽然有力地、像賭咒那樣熱烈地說：

“我一定回來！沒有腿、沒有手、瞎了，我一樣要活下去！

我很願意，很願意活下去！”

……他在到家后第三天就說：

“你別惱我，媽媽，我要不等假期滿了就提前走。我在這裏呆不下去。人們在那裏犧牲着，可是我在這裏……我了解，應該繼續生活下去……可是我實在難於這樣做。”

“再呆些時間吧，親愛的！……這是你合法的休息呀……”

“我做不到哇。橫豎這對於我也不是休息，反正我也不能想別的事，只能想前線……想我的同志們。如果可能的話，媽媽，這次你送送我，好吧？我願意和你在一起多呆些時間。”

我送他到白俄羅斯車站。那天晚上很冷但是很靜。遠遠地在路軌上方，在清徹微綠的天空，閃爍着一顆低低的明星。

在這一刻，我送兒子上戰場，深知在不久的將來炮火和死亡的風暴就要再圍繞着他的這一刻，四周卻這樣的清靜，我覺得這彷彿是很奇怪的……

我們買了軟席車票。舒拉把自己的手提箱送上車去，可是馬上就驚慌失措地跳下來了。

“喂，媽媽，你知道么，將軍在那裏哪！……”他像小孩一樣手足無措地說。

“悖慊故欽絞磕模蔽彝嫘Φ廝擔罷庋趺蔥校閔*前線去，可是卻被自己的將軍嚇一跳？”

我和舒拉在月台上站到最後一秒鐘。列車開動了，我隨着車向前走，舒拉站在踏級上向我招手。以後我跟不上列車了，我只能在後邊看着。車輪的隆隆聲音使我耳聾，疾速的氣流險些沒把我衝倒，兩眼充滿了淚……以後月台上冷靜了，空虛了，可是我仍然覺得我在看著兒子的臉和他的辭別的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