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二章

在對付由竊賊闖入這一事實而引起的精神負擔方面,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齊茨覺得相對而言比較容易。未丟失任何物品——謝天謝地。門上的鎖被撬壞了這不假,可這用不了多久就能修好。可是,她越是觀察丈夫,心裏便越是忐忑不安。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戈托夫齊茨——開業的心理分析醫師、醫學博士——對未遂盜竊案的反應,要按妻子的觀點看,明顯不適當。他神經緊張、驚恐異常、不加掩飾,從而使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心裏不光驚慌,而且還產生了懷疑。這疑心遠非那麼令人愉快。她所得出的結論是,鮑里斯一定有一些家庭預算外的財物丟失了,可他既不敢對警察,也不敢對她本人說。

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一直努力做一位誠實的納稅人,她可不願以此而給自己招惹什麼不愉快,因此,她親自掌管家庭所有的財務,並親自關注諸如及時向當地稅務局交稅單的事。她想睡得安穩。作為一個大商人的女兒,她在童年時代度過的不眠之夜真是大多大多了。她父親的詭計終於破產,而通向監獄囚室的道路,又被一個繩套打斷了——她父親在即將被捕的前夜,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了。十四歲的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就是在那時,暗暗發誓今後在自己的一生中,絕不能允許任何有礙平靜生活的事情發生。眾所周知,一個人不可能選擇自己的父母,但自己的生活卻可以由自己來安排。

早在丈夫鮑里斯剛開始着手私人行醫時,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就立刻開誠佈公地說:“你要是不對我發誓從今以後我們誠實做人的話,我立馬就走,和你離婚,”她決絕地說,“這樣的恐懼我早在小時候就已受夠了,那時每一聲風吹草動,都能使父母從床上蹦起來。我再也受不了這一套了。”

她覺得她的話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聽懂了,至少,他們以後再沒有談起過這個話題。當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承擔起監督財務和與稅務部門打交道的職責時,丈夫並沒有提出異議,這使得她相信他沒有向她隱瞞什麼事。難道他到底還是把部分收入隱瞞起來了嗎?他會不會參與了某種可疑的交易,而把這筆收入作為“啟動資金”投入商務運轉中。而如果他參與的並非什麼可疑的,而是犯罪的交易呢?喏,這不,那些打日工的這會兒不是正和鮑里斯分贓嗎?對丈夫的驚恐不安和神經過敏,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想不出任何其他解釋。況且,她力圖弄清情況的所有嘗試都毫無結果。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在不做諮詢的業餘時間裏,總是久久地坐在自己的辦公室,系統整理書籍和文件,像是在尋找什麼,而對妻子的提問則含糊地咕噥了句什麼。

“鮑里亞,你可要老實告訴我,你有什麼東西不見了?”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每天都會這樣問他。

“什麼都沒丟,”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心神不安地說,“可使人害怕的恰恰在於什麼都沒丟。”

“你的話我不信。如果你什麼都沒丟的話,你急什麼?你一直在找什麼?你總是什麼東西找不到了,才會以為人家偷走的正是這件東西吧?”她套問道。

“我能找什麼東西!”丈夫發了火,“你讓我安靜一會兒吧。”

“你是不是有一筆錢瞞着我?你為什麼要對我隱瞞呢?我們不是已經講好,鮑里斯……”

“我什麼錢也沒有!這樣的話你要讓我重複多少次才是個夠呀?沒有就是沒有。”

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生氣地閉了嘴,進了卧室,可是,過了一會兒,委屈之情就被擔心所取代了。要知道只要你略一分析,那麼一切是再簡單不過了:家裏有錢,只要你願意,這不難找到,可錢卻沒被人動過。家裏也有珠寶,同樣完好無損,放在原地,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什麼把賊給招來的?答案很明顯:吸引他們的根本就是另外一筆錢,也許其數目遠比這要大得多,且來歷不明。而且,這些罪犯都知道這筆錢是單獨存放的,而且還知道存放在哪兒。由此能得出什麼結論呢?結論就是: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瞞着妻子在暗中從事某種骯髒的金錢交易,而在這件事上,說輕一點兒,他有消息靈通的幫手;而說得重一點兒,是有一夥幫凶。在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穩定而又安逸的生活中,光有這個就夠了!她在中學時代受到的精神折磨還少嗎?莫非如今還得為丈夫做下的蠢事而恐懼得發抖嗎?

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問題不在這兒。當年,許多年以前,她完全還是個孩子,無論她的父親做出什麼壞事,多大的責任也無需她來承擔。如今情況不同。萬一查出來,鮑里斯在與國家的金錢關係方面不幹凈,她也脫不了干係。誰會相信她一無所知,什麼都沒參與了呢?無怪乎人們都說:丈夫和老婆原為一體。而假如鬧出醜聞,那麼她,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也洗不清。她,一個稅務紀律的熱情鬥士;她,女議員戈托夫齊茨,以無情揭露貪污受賄的政客聞名的女記者戈托夫齊茨,也說不清。拜拜了吧,名望!可這一切鮑里斯怎麼就不明白呢?要知道我跟他說過多少次,又是祈求又是央告的……

於是,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做起了以前從未允許自己做過的事。當丈夫在電話里跟人談話時,她摘下並聯機的聽筒偷聽他們的談話。她在他的口袋和辦公室書桌上的抽屜里翻找東西。當丈夫接待顧客時,她躲在門后偷聽。當然,所有這些人都是來諮詢的,可萬一裏面混進一個那樣的傢伙呢?這些事下流到了令人噁心的地步,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在長達三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一次也沒有做過這樣的事,她認為這種事太可恥,是一個尊重自己的人所不屑於做的。可她太想了解真相了。而丈夫對她,這一點顯而易見,並沒有說真話。

娜斯佳那位於彼得羅夫卡的辦公室,已經熱得夠嗆,窗戶洞開,街上汽車剎車時發出的瘋狂尖叫聲迫使她向窗外望了一眼。還好,謝天謝地,不是出車禍。不過是伊戈爾-列斯尼科夫,“啪”的一聲怒氣沖沖地甩上他那輛亮光閃閃的德國巴伐利亞新型車車門,疾步走進樓里。還沒過3分鐘,他就闖進了娜斯佳的辦公室。

“到底是我對啦!”他不知為何得意洋洋地長出了一口氣。

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這對我也算新聞。你總是對的。這次是怎麼回事?”

“你還記得我跟你講過的心理分析醫生家裏發生偷盜的事嗎?準確地說,是發生了撬竊案,可什麼東西也沒丟失。”

“記得。”她點點頭。

“那你肯定還記得,我早在那時就跟你說過,我覺得這位醫師有些不大對勁兒?”

“我也記得。他今兒個又犯什麼事了?”

“這我暫時還不知道。可是,現在又有了他老婆的屍體。還沒涼呢。”

“幹得漂亮,”娜斯佳伸展身體,仰在椅背上,舒展着由於久坐在文件桌前變得酸麻的肩膀說,“可為什麼這麼大的喜事不向區里報,而要給我們報呢?”

“因為被嚇得驚恐萬狀的心理分析醫師的妻子不是別人,乃是國家杜馬的議員。這就是實情,可愛的娜斯塔霞。你就等着陽光明媚的好天氣和一大堆愉快的工作吧。”

“去你的,”娜斯佳沮喪地一揮手,“議員凶殺案,這不是我的專業。找我辦的最好是與生命、愛情和世仇之類有關的。這我會。對政治我反正是一竅不通。”

列斯尼科夫狡猾地一笑。

“正如一位曾經為我填寫畢業證的教授說的:沒文化,這不成其為理由。你別指望科洛布克會饒過你,他才不會在意你對政治和經濟的病態仇恨呢。”

“那倒也是,”娜斯佳聽天由命地嘆了口氣,“這麼說,我們可以認為,撬門行竊的對象,不是醫師而是他的妻子了。那麼,她叫什麼?”

“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

“莫不是一直都在為維護稅務紀律而鬥爭的那個女人?”

“瞧,你還說什麼你從不看報。你一直都在撒謊,我的小心肝,你只不過是在裝傻。”

“可我真的從不看報呀。也就是說報我也是在讀,可只讀與刑事案件有關的。可列什卡每晚都看消息節目,我也只好聽幾句。我的話絕對可信,我寧願聽游吟詩,也不聽消息或綜述,可齊斯加科夫在這方面與我的趣味不同,這多麼可悲呀。”

這是真的。儘管娜斯佳的丈夫在忍耐和理解她的許多弱點和缺點方面,的確表現出奇迹般的寬容,但在一點上是不可動搖的:晚上8點的“消息”、9點的“時代”、10點的“今日”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如果妻子想聽古典音樂的話,那就請在信息節目以外的任何時間聽吧。

然而,玩笑歸玩笑,破門撬鎖夜入民宅,加上接踵而來的兇殺,這可不是什麼好事。罪犯尋找的很可能不是金錢和珠寶,而是某種文件。娜斯佳那位曾在刑偵科工作過多年的繼父說得對:信息之爭乃重中之重。有時候是有人想要獲得它,有時候則是想要毀掉它,老實說,所有紛爭都不外乎這兩種。如果無法找到並且把文件毀掉的話,那麼,接下來往往就是把人——極其危險信息的攜帶者——給幹掉。

娜斯佳對從事信息戰很感興趣。她惋惜的是,根據一切跡象判斷,這一信息帶有政治性質。可這是無可奈何的。有一件電視金錢案就夠她乾的了……是的,近來她的運氣越來越不好,這樣的時代到來了,那就是動機和理由愈益成為犯罪的基礎;娜斯佳對之毫無興趣的,比方說,愛情、嫉妒、復仇和深藏心中的仇恨,變得越來越少了。

伊戈爾-列斯尼科夫去向戈爾傑耶夫報告去了。半小時后,上校把娜斯佳叫到了他的辦公室。

“瞧,我們不能總是坐着一動不動了,”他嘟囔道,“去,跟伊戈爾-列斯尼科夫一起去找死者的丈夫。當然,他現在的狀態還不能提供條理清晰的證言,但我們也不能白白浪費時間。你們也知道,她是國家杜馬議員。各種各樣的電話和要求每分鐘都可能出現。動起來吧,孩子們,不要再拖延。”

“可……”娜斯佳剛一開口,就被戈爾傑耶夫打斷。他對自己這位下屬太了解了。

“別擔心,我不會派你到杜馬去的。你到那兒去也無濟於事。你的弱點在於不善於同我們的政治家們打交道。讓科羅特科夫和杜馬議員打交道吧,什麼困難也難不倒他。你今天先跟伊戈爾-列斯尼科夫一道干,以後我要把他轉到另外一條戰線上去,我把死者的丈夫、她的親戚和朋友們就交給你了。”

“謝謝。”娜斯佳感激地點了點頭,她已經無數次感激命運賜給她這樣一位處長了。

好吧,這就輕鬆多了。每次當某一顯赫人物死於罪犯之手時,報刊上都會為此掀起一番可怕的鼓噪(“銀行家被殺!”“部長被暗殺!”“無用的記者被幹掉!”),娜斯佳總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即當真相大白時,人們會發現,這一罪行完全出於個人動機。歸根結底,那些銀行家們、部長和記者們和其他所有人一樣,也都是些普通人,他們也有親人、愛人、朋友,因而,也就有敵人和嫉妒者。他們也有金錢上的往來關係,也有從中往往會湧現出可怕的、已快被人徹底忘記的幽靈的過去。為什麼所有人都可以因為這些而被殺,而名流卻不可以呢?誰都不會蓄意詆毀一位誠實部長的升職過程,但這並不妨礙他實際上不過是個虐待狂,是個把情婦折磨到神經崩潰的大混蛋。這也就是她為什麼要抓起刀來的原因……

娜斯佳滿心期望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議員謀殺案就是這種“日常生活”性質的。也就是說,是最普通的那種。

在刑偵科工作的這些年中,她有機會看到許多死了親人的人。這些人的表現各各不同。有的人僵直呆立如石化了一般,有的人犯起了歇斯底里,還有些人盡量保持自制力。但像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這樣的人,對娜斯佳來說,是極其罕見的一種。手捫心口說實話,可以說是根本就沒見到過。

鮑里斯-戈托夫齊茨被嚇壞了。而且,他的恐懼是如此強烈、如此明顯,以致他都感覺不到喪妻之痛。他連一分鐘也不肯消停,連續不斷地變換姿勢,把手指弄得“啪啪”響,手裏始終在把玩着個什麼東西,而他的目光是內斂的。看起來他甚至並不怎麼注意他的談話對手。

“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您妻子的屍體是在奧斯特洛維佳諾夫街上被發現的。您知道她到那個區是幹什麼去了嗎?”

“不知道。一般說,我甚個不知道有這麼個地方。”

“那是在莫斯科城南,在‘孔科沃’地鐵站旁邊。那裏還有一個大的商品市場。”

“不知道。說不定她是到市場買什麼東西去的吧……”

“在她留下的物品中,沒有任何東西是新買的,就只有一個提包。這條街上有沒有您的熟人或親戚?”

“我不是說過我不知道嗎?你們到底要我重複多少遍呢!”

“需要多少遍,就重複多少遍。”列斯尼科夫突然語氣嚴厲地說道。

娜斯佳責備地瞥了他一眼。怎麼能這麼說話呢?這人的妻子被人殺死了,他的反應當然不可能那麼適當。對於一個處於這種狀態下的人,即使他表現得無恥、粗魯、愚蠢或記憶欠佳,都是可以原諒的。但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是如此沉浸在自己的內心中,以至於根本未發覺偵查員態度嚴厲。

“請您盡量詳細談一談昨天的情況。您和尤麗婭-戈托夫齊茨到過哪兒,做過什麼事?你們到過哪兒,誰給你們打過電話,電話里又說過些什麼?”

“一切都跟平常一樣。我們和每天一樣,7點半起床。吃過早飯,聊了會兒天……聊的是……現在我已經記不清楚了。沒發生任何異常。10點鐘我開始接診,尤麗婭回到自己房間準備她在杜馬發言的講稿。隨後,大約在2點,我們吃了午飯,下午4點又有人來諮詢。病人離開時,尤麗婭已經不在家了。從那以後就再沒見到過她。喏……”

戈托夫齊茨又把指頭弄得“啪啪”響,並且掉轉身子。

“早上接診時有人給您打過電話嗎?”娜斯佳問。

“不記得了。我的辦公室有電話,可是,在我和病人談話時,通常我的電話總是掛斷的。這一點你們能理解吧。”

“是啊,是啊,當然啦,”她急忙表示贊同,“那你們的另一部電話呢?”

“卧室和廚房裏各有一部。可平常在我接診時,尤麗婭總是把電話音量調到最低檔,不讓電話鈴聲傳到辦公室去,她甚至在屋裏走動時都躡手躡腳的。在談話過程中只應有我和我的病人。整個世界裏只有兩個人。你們明白嗎?如果病人感到身邊有第三者在,會妨礙他談話。任何無關的嘈雜聲都不應有。”

“這麼說,您也不知道,在10點到2點之間,是否有人給您或您的妻子打過電話?”

“有人給我打過電話……我已記不大清楚了。尤麗婭總是把要轉告的話記在紙上,在接診後轉給我。”

“這麼說,昨天吃午飯時,她向您報告過什麼人給您打過電話?”伊戈爾追問道。

“是的,是這樣。”

“至於誰給她本人打過電話,她沒說嗎?”

“我不記得了。或許吧……我沒認真聽。”

“為什麼?”

這個問題再普通不過了,但心理醫生卻沒回答,只是含糊地聳了聳肩。

“吃午飯的時候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告沒告訴您她下午的計劃?”

“沒有……好像沒有……我沒在意。”

“您當時有心事,心神不安?”

“我?不。您此話怎講?”

“這麼說,您平常就不怎麼認真聽您妻子的話了?”

這話從列斯尼科夫方面說當然顯得有些唐突,可這一情況畢竟有必要了解清楚。也許這個家庭里關係並非那麼和睦?而國家杜馬議員被殺也不是政治性案件,而是一件十分普通的日常生活案件?

戈托夫齊茨把目光轉向列斯尼科夫,眼神突然變得專註而又尖銳。

“您這麼說該不會是有所暗示吧。我和您,伊戈爾-瓦連金諾維奇,已經打過交道,在小偷撬門溜進我家那次。我想您一定還記得這件事吧。當然,撬竊事實本身使我不得安寧,儘管什麼東西也沒丟。可這件事使我很不安。”

如今坐在娜斯佳對面的,完全是另外一個全身緊張而又嚴肅的人。也是,他居然想得起列斯尼科夫的名字,但娜斯佳記得很清楚,這一次伊戈爾根本就沒對他說出自己的名字和父稱。他只說“列斯尼科夫中尉”和“卡敏斯卡婭少校”。

“你妻子是否也對撬竊的事很不安?”娜斯佳問道。

“是的。”

話說得很肯定,但不知為何似乎不大確信似的。

“您家裏有沒有屬於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的文件和證明?”

“當然有。”

“能讓我們看一看嗎?”

戈托夫齊茨疾速從他坐的椅上站起來。娜斯佳直到此時才注意到他的相貌:一個身材高大的美男子,剛過四十多歲的樣子,頭髮濃密,梳理得十分整潔,臉上的線條粗獷嚴峻。可是,不知怎麼顯得神經過敏,使他看上去矮小萎瑣而又忙忙叨叨。而且,娜斯佳必須克制自己不看他的禿頂。“要知道這可太奇怪了,”她暗自笑道,“為了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塑造出一種與其真實現實無任何共同之處的外部形象,別的演員會情願獻出自己的半生的。也是,心理狀態對一個人外貌的影響有多大呀!如不是親眼見到的話,連我也不會相信的。”

“拿到這兒來還是就在原地看?”

“就在原地看吧。”伊戈爾道。

死者的文件在客廳櫃櫥的小抽屜里。戈托夫齊茨默默取出文件放在沙發上。

“請看吧。”

“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平常在家時在哪兒辦公呢?”伊戈爾問。

“這要看是什麼時候了。如果我在接診,她就在遠離辦公室的卧室里,這我告訴過你們……”

“是啊,是啊,”列斯尼科夫連忙點頭道,“其餘時間呢?”

“在這個客廳或是廚房裏。”

“這麼說,卧室和廚房裏也可能有部分文件?”

“可能吧。看一看?”

“請。”

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丟下兩人走了出去。

“您是怎麼想的,打算就在這兒把所有文件都看了?”列斯尼科夫懷疑地問。

“當然不,得帶走。但第一次看得有主人在場。或許需要他解釋一番。有什麼必要以後每過5分鐘就把他拽到電話機前來呢!”

“你瘋啦!”他驚嘆道,“這兒的工作夠兩天乾的了。”

“別誇大其詞。”娜斯佳蹙着眉頭端起一個硬塑文件夾,“今天先快速大致分一下類就走。你不是有急事吧?”

“孩子病了,老婆急得很,好幾天沒合眼。要我哪怕回家那麼一次,好讓她喘口氣兒。”

“那你走吧。我一個人對付得了。真的,伊戈爾,走吧,放心,尊敬的心理醫生不會把我給吃了的。”

“可萬一是他把自己的妻子……啊?你就不怕與兇手面對面?”

“瞧您說的!”娜斯佳撲哧一聲樂了,“第一,這樣的場合我已多次經歷過了。目前還皮毛未損。第二,即使他真的是兇手,那也幾乎可以肯定,促使他殺人的原因不在這些文件里。因此,在我翻尋他妻子的文件時,我對他是不會構成危險的,因為我正在搞的調查不會對路。在這件事上,他是我的第一個朋友和可靠的助手。”

列斯尼科夫瞥了一眼手錶。

“7點半了,我走你真的不生氣?”

“是的,不生氣,真的。快走吧,明天見。”

廚房裏傳來移動椅子的聲音和壁櫃門“劈啪”的開合聲。

“去看看他在那兒究竟在翻找什麼。”娜斯佳小聲說道。

伊戈爾哧溜一下走出房間。的確,怎麼可以讓主人一個人獃著呢。你怎能知道,他打算交給刑偵科偵查員的,是被殺死的妻子的全部文件嗎?或許他還想隱瞞點什麼呢?

響起了椅子倒地的“劈啪”聲,娜斯佳嚇了一跳,連忙跑進廚房。地板上亂堆着文件夾、單張的紙和翻倒的凳子,房主人一聲不吭垂手站在地上,看樣子對所發生的事似乎感到莫名其妙。

“我來幫幫您,”娜斯佳俯下身去開始拾文件,“伊戈爾,你走吧,我倆能行。”

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蹲在她身邊,卻連一份文件也不撿,就只是看着娜斯佳,等她把所有文件都撿起來,列斯尼科夫身後的門“啪噠”響了,但主人連動都不動一下。

“請您原諒,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我理解,您會覺得我在此時此地訊問您不合適。而且,一般說我的在場也會使您感到窘迫。可我們得破這個案子,因此,很遺憾,您還必須得在一定時間內容忍我們對您生活的打擾。”她儘可能委婉地說道。

“需要多長時間?”戈托夫齊茨問。

“我想不會很長,可這事難以預料。要看我們是否走運了。”

他慢慢站了起來,把翻倒在地的凳子扶正,坐直了。

“我們就在這兒談一會兒。您不反對吧?”

“好吧。您要點茶?”娜斯佳問。

“好的,謝謝。”

她打開電熱壺,就勢環顧了一下。廚房很漂亮、很寬敞,牆上嵌着傢具,是嚴絲合縫按照牆的尺寸做的。娜斯佳打開櫥門取茶糖,一眼看出,這壁櫥不是用整個木頭,而是用薄板條做的。換句話說,傢具很不錯,可還不是最貴重的。大概值六七千美金吧。整木做的傢具比這貴得多,大約兩萬,如果不是更多的話。這家透着富足氣息,但還不算講究和排場。

“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我想您所遭遇的不幸能夠告訴我您的心情了。可我總覺得似乎還有些別的什麼。難道是我錯了嗎?”

戈托夫齊茨抬起渾濁的、再次轉向其內心的眼睛望着她,隨後吃力地懦動着嘴唇說:

“不,您沒有錯。可如果我告訴您究竟是什麼使我不安的話,您一定會以為我瘋了。我不願意這樣。”

“可畢竟……”

“您要我說?”

“是的,我要。”娜斯佳堅定地說。

“我覺得我就要瘋了。”

他停頓了一下,或許是在等待對方回答。見對方不說話,便又重複道:

“我覺得我就要瘋了。”

“您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我有迫害狂癥狀。這是精神極度壓抑的標誌。”

“我們來通俗點兒,好嗎?您精神壓抑有什麼表現嗎?”

“我總覺得有人在監視我,覺得我不在家時總有外人進來翻尋我的東西和文件。憑理智我也懂得這是不可能的,可又總是能找到能證明這一點的各式各樣的證據。大概,或許正是為此,無怪乎人們都說,經常和精神失常者打交道的人,或遲或早,自己也會變得和病人一樣的。我身上發生的恰好就是這樣。”

“妙極了,”娜斯佳不無驚恐地想道,“馬上就能判明他有心理疾患,在急遽心理病態狀態下完全有可能殺死自己心愛的妻子。可我這個白痴,居然會把伊戈爾放跑了,而和他面面相覷。哎,卡敏斯卡婭,瞧您做的好事吧!生活什麼都沒教會你。”

“讓我們按順序說,”她盡量冷靜地說,“有人在監視您這種感覺是從何而來的呢?”

“我發現我身邊總有同樣一些人在跟蹤我,在各種地方,在城裏的各個角落。”

“不同的人還是同一個人?”

“不同的人。至少有三個。或許四個。”

“您相信自己沒有弄錯?您能認得出他們嗎?彼此相似的人有很多,您信不信?”

“我對人的相貌有良好的記憶力。我看得很清楚,儘管穿的衣服不一樣,可面孔是一樣的。”

“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可要知道這種現象是絕對可以解釋的,您別忘了,前不久還有人想偷盜您的家呢。您能肯定您什麼也沒丟嗎?這說明竊賊沒找到他們要找的東西。他們沒來得及在預定時間內找到,所以,只得藏起來。可既然他們沒找到,所以,他們還會繼續嘗試的,因此,他們監視您這是很自然的,他們想知道您什麼時候不在家,好採取下一步行動。您覺得這種解釋合理嗎?”

戈托夫齊茨更加意味深長地看了她一眼,至少,他的眼神已經不像幾分鐘前那麼渾濁了。

“這麼說您認為有人真的是在監視我?”

“當然啦。這再清楚不過了。”

“您想說這不是臆語?不是狂躁症?”

“我想不是,”娜斯佳撒謊道,其實她根本不相信這一點,“如果我的解釋您覺得滿意的話,我們就得回到撬竊這件事上來。罪犯在您家裏翻找什麼東西呢?”

“可我已經告訴過伊戈爾-瓦連金諾維奇,我不知道。打破腦袋也想不起來。”

“您絕對肯定什麼東西也沒丟?”

“絕對。”

戈托夫齊茨急躁起來,剎那間,娜斯佳真的感到恐懼。如果他真的是個瘋子,那該如何是好?他馬上就會發狂,抓起刀子把她大卸八塊,好在刀子就掛在她身邊,一伸手就能抓到。不,不能冒險。

“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有敵人嗎?”她把談話轉到另一個方面。

“敵人?”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囁嚅道。

“是啊。嫉妒者、不懷好意的人,或受過她的氣的人,一切對她不懷好意的人。”

“她是個記者……您應能理解,任何記者都肯定有敵人。就是他對之寫過公正報道的人也一樣。尤麗婭的筆鋒很尖銳,風格很尖刻,我想她得罪過的人肯定很多。莫非人們就是為此而把她殺死的?我有點不敢相信,人們會為了記者所發表的文字而把他們殺死。”

“記者和您我一樣也是人。隨便以什麼理由都可能導致殺人,記者被殺完全不非得是因為他們寫了東西的緣故。而您的妻子同時還是一位議員。她沒對您講過議員群中有過什麼衝突的事嗎?”

“噢,沒有……可我並不十分了解。可如果情形十分嚴重的話,我肯定能記住那麼一件兩件事的。尤麗婭,您沒看見嗎……她是個……很有韌性的人,如果您能理解我所指的是什麼就好了。無論咬住什麼都不撒嘴,同一句話總是叨叨個沒完。情況愈嚴重,她的話也愈多……講呀講……是的……請您原諒……”

他在片刻之間閉上了眼睛,隨後又睜開了。

“總之,我肯定會記得的。”

“好吧,既然這樣,那就請您幫我整理一下她的文件吧。我不再用說話來折磨您了,您今天大概已經把所有這一切都告訴給偵查員了吧?”

“沒有,我不和偵查員說這些。”

“那是為什麼?”娜斯佳驚奇地問。

“是這樣,他讓我明天去一趟。您知道我和他是在太平間認屍體時見的面,他問我尤麗婭昨天什麼時候到哪兒去過,我晚上是在哪兒過的。或許我的樣子非常糟糕,因為他對我動了憐憫之心,說明天再來問我。”

娜斯佳暗自笑了。偵查員格梅里亞是個好人,可平常並不以同情受害者見長。他不過是個多子女的父親,愛不夠自己膝下那四個孩子,而總是把自己的家務看得比公務更重。他甚至及時從刑偵科調到偵查處,因為不願冒險,不願(呸呸,莫遭毒眼)讓妻子成寡婦,要孩子做孤兒。的確,在如今這個快樂祥和的年代,偵查工作並不比偵探工作更少危險性,但格梅里亞不知怎麼覺得這樣心緒能更平靜一些。也許正是為此,由於他急着看孩子、回家,急着參加家長會,於是,才只同死者丈夫潦草地聊了一會兒就完事兒,的確,他是有不對的地方。

在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的幫助下,她在一小時裏把死者的文件分了類,大致把它們分成“個人”、“家庭”、“記者”和“議員”幾大類,分完就走了,丟下戈托夫齊茨獨自悲傷。

“奇怪,”在人擠得滿滿的地鐵車廂里顛簸時,她想,“我在他家裏呆了這麼長時間,而在此期間電話居然連一次也沒響。沒朋友和親戚,也沒病人打電話安慰,表示同情。總之,沒一個人這樣做。莫不是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掐斷了電話,以免干擾?”

走到自己家門前時,娜斯佳忽然湧起一個膽怯的想法:如果列什卡不在家就好了。這一念頭剛一出現,她就被嚇了一跳。難道她兩年前做出的結婚決定錯了?難道說婚禮剛過了才兩年,她就明白,她根本不需要什麼丈大,甚至像阿列克賽這麼出色的丈夫也不需要了?不,不,讓這樣的想法滾蛋吧。這樣的念頭無權闖入她的頭腦。列什卡最好、最聰明、最寬容、最善良,是最關心人的丈夫。

她感到自己這是在強迫自己相信,然而,當她推開家門,看見屋裏的燈光時,便感到萬分失望。丈夫在家。還得和他交流。自己得說點什麼,聽聽他回答什麼問題……或許全部問題僅在於,一般來說她誰都不需要?列沙是好是壞又能有什麼區別?無論他好還是壞,她反正不需要他。

“胡說,”娜斯佳及時制止自己道,“完全是胡說八道。我怎麼能不需要列什卡呢?我這不過是累了,近幾個月搞得筋疲力盡,以前從沒這麼累過,而在這個世界上,我最需要的是安靜和獨處,如此而已。可這是會過去的,一定會消失的,我只需更耐心一些,盡量別得罪任何人。更別說得罪列什卡了,總的說來他是個聖人,因為他已經忍耐了我和我的那些無名之火、乖戾脾氣整整二十年了。我在中學時代還沒什麼,隨着年齡增大性格也變壞了,而我的工作也於培養溫柔性格毫無幫助。這一切列什卡都毫無怨言地承受了。為此就該為他樹碑!”

她一邊默不作聲地做着這番內心獨白,一邊解鞋帶,她突然意識到,丈夫並沒有跟往常那樣,到前廳里來接她。而且,整個屋裏和廚房裏都無聲無息。此外,屋裏不知怎麼沒有晚飯的氣味。或許畢竟是她走運,阿列克賽留在了茹科夫斯基街他父母那兒了?可是,燈為什麼還亮着呢?……

娜斯佳疾速穿上舒適鬆軟的拖鞋,往廚房裏瞥了一眼,又瞥了一眼屋裏。天吶,一切原來再簡單不過!列什卡正用一塊厚厚的帶方格的毛毯矇著腦袋,躺在沙發上睡著了。“這也罷,”她鬆了口氣,“還可以一個人靜靜地呆一會兒。”

她小心翼翼關上房門,踮着腳尖走進廚房,打開冰箱看看,想找些什麼東西當晚餐。可是,她的希望落了空。食品當然很多,可都是需要加工的。可她並不想做飯。也罷,吃點餅乾喝杯咖啡算了,既可口,又頂飯,還不用費事。她拿了一隻乾淨的杯子、餅乾和一聽速溶的“哥倫布船長”牌咖啡——這樣就不用再起身了,好在電熱壺就在餐桌上。

娜斯佳在怡人的寂靜中過了大約有20多分鐘后,電話鈴突然沒命地響了起來。她忽然想起,電話機在屋裏睡着的丈夫身邊,於是,她一邊用最惡毒的話詛咒着自己,一邊跑過去摘話筒。可已經晚了。阿列克賽在毛毯下翻了個身,醒了。

“阿娜斯塔霞-巴芙洛芙娜?”話筒里傳來一個恍惚是熟人的聲音。

“是的,是我在聽。”

“我是戈托夫齊茨。”

噢,當然是戈托夫齊茨。此刻她清楚地回憶起他的嗓音和說話方式。

“您要我立刻告訴您,一旦有人打電話給尤麗婭……”

“是的是的,誰來過電話?”

“一個叫德米特里的。他沒說姓氏。”

“您告訴他您的妻子她……”娜斯佳卡了殼。

“沒有,您警告過我。我問他需要轉告嗎,他留了自己的電話號碼,說他要等尤麗婭給他回電話。”

“您不知道他是誰嗎?”

“不知道。”

“也沒從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嘴裏聽說過這個人的名字?”

“沒有。”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說。

娜斯佳記下了戈托夫齊茨給她口述的那人的電話號碼和名字。她不知在什麼地方已經看到過這個號碼……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她肯定看見過,她甚至還打過這個電話。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婭記憶數字的能力很強。

“回來很久了?”阿列克賽睡眼惺松地問。

“剛到家。”她撒了個謊。

“別撒謊了,我已經聞見你的‘哥倫布’的味道了。你連咖啡也喝完了。為什麼不叫我?”

“可憐你唄,你睡得那麼香。”

“實在說,我還沒吃晚飯呢,一直在等你,我躺下就是為了不至於挨餓。把你丈夫餓死你才高興呢。”

娜斯佳臉紅了。她到底還是做了一個不可救藥的利己主義者!光想着如何能避免聊天,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呆一會兒了,而列什卡卻餓着肚子在等她。

但在好奇心驅使下,羞恥感很快也就消失了。這個德米特里究竟是什麼人,他的電話號碼為什麼這麼熟悉呢?她得好好想一想,一定能想得起來,當然,明天早上一上班,10分鐘之內她就能搞清楚這是誰的電話,可到明天還早着呢,多麼想儘快解開這個謎呀……當然也可以徑直撥這個號碼,跟這位用戶聊幾句,可這樣一來就有把一切都搞砸的危險。

她跟着丈夫踅進廚房,腦子裏還在回想着那七位數字和人名,德米特里。不,她肯定打過這個電話。那是在幾年前。要能想起這是在什麼情況下打的就好了……

“你在幹什麼呀?”阿列克賽的一聲驚呼把她從深思中喚醒。

“怎麼啦?”

她疑惑地望着自己的手,這才發現,原來自己手裏拿着一把勺子想要削做沙拉的黃瓜皮。

“對不起,”她歉疚地嘟囔道,“想入神了。”

“請你坐下好了,”丈夫生氣地說,“別給家務添亂了,這你就算幫了我的大忙了……”

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裏,只有運刀的聲響打破了廚房裏的寂靜,阿列克賽手腳麻利地削着黃瓜和青菜。娜斯佳仍在竭力重新思考這個熟悉的電話號碼,可丈夫又一次打斷了她甜蜜的沉思。

“阿霞,你今天是怎麼了?”他背着身子問道。

“沒什麼,親愛的,我不是說過么,就是想得入迷了。”

“也許,你到底不再把我當白痴耍了?”

他的聲音里明顯透着冷漠,這使得娜斯佳不禁打了個寒噤。天吶,這還不夠嗎?這一次她又犯什麼錯了?

“我可能本不該嫁人的吧,”她照例這樣宿命地想道,“總之,既不能嫁給列什卡,也不能嫁給無論什麼人。我生來就不適合與別的人共同生活。”

“我走了還不到三個月,”阿列克賽說道,“等我回來,看到的不是你,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人。從我回來起,又三個禮拜過去了,可一次沒看到自己身邊那個我愛了二十年、對她比對我自己還了解的女人。你變了,可你居然以為連向我解釋一下都不必要。現在我想從你嘴裏聽到一個理智的答案: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沒什麼。”她一聳肩,摸出了煙。

“您找到值得你自己愛的另一個男子了?”

“什麼叫你自己?”娜斯佳想用一句玩笑搪塞過去,“難道我愛你還需要什麼人幫忙嗎?”

“別這樣,阿霞。”

他不說話了,專註地削着洋蔥的皮,把它們劈成兩半,塞進壓榨機。

“我知道得很清楚,在咱們兩個人中,真吻的是我,而你只是把臉湊上前來罷了。許多年以來我對此已經妥協了,可我每天都在期待,你自己樂於去吻的那個人會出現的。”

“你瘋了!”

她哈哈笑了起來,儘管一般說來她並沒有理由非笑不可,況且,應當承認,她情緒也不對頭。

“列什卡,也許是你的美國把你給變壞了吧?你腦子裏裝的都是多麼古怪的念頭啊?對我來說,你永遠都是世上最好的,請你不要裝樣子,好像根本不知道這一點似的。”

“喏,或許還是我什麼地方不好,既然你以為沒必要與我討論你的問題。”

“列沙,這問題我們已經討論了上百次了呀,”娜斯佳絕望地說,“你沒必要介入我的難題,都是公事,反正你無論怎麼賣力,也無法幫我解決這類問題的。”

“你撒謊。”

他說這話時絕對十分平靜,依舊背對她站着,一邊做沙拉,同時注意鍋里的肉不致燒過了頭。娜斯佳像面對蟒蛇的一隻家兔似的不做聲了,心驚膽戰地期待着下文。可是,下文沒有了。阿列克賽說出自己的觀點后,也不做聲了,顯然,他並不想從她嘴裏套什麼話,或抓住她的某句話證明她為什麼撒謊。沉默在繼續,而娜斯佳每秒鐘都能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所發生的事是不可挽回的。本應立即給予回答的,而在沉默中度過的每個瞬間,使得此後說出的每一句話變得越來越無意義了。應該說句什麼話的,可是沒詞兒了,連說話的願望也沒有了。有的只是極度疲憊和想要獨處的願望,以便能不必跟任何人談話,不必向任何人解釋任何什麼,不必非與什麼人面面相覷,就只是合上眼皮,關注自身,沉湎于思考。或許,遠非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構造,更多的場合下,人們都喜歡與親人,甚至與不怎麼親近的人交流、討論一下自己的問題,分享自己的憂愁和希望,傾聽他們的建議。但她——娜斯佳-卡敏斯卡婭——的性格卻與別人不同。近來她常常有這麼一個想法,即一般說她誰都不需要。無論是媽媽還是繼父,還是工作上的同事。也就是說,雖說也需要同事,但之所以需要他們,也僅僅是為了一塊兒做事,舍此無他。既不需要拯救靈魂的交談,也不需要毀謗,更不需要訴苦。

天吶,她沉默的時間可太長了!列什卡或許會以為他指責她撒謊使她害怕了,而在戰戰兢兢地編撰什麼辯護詞的吧。在他最後一句話出口之後,過的時間太長了,此刻無論她說什麼,一切的一切,都會被他當做是老謀深算和偽裝。總之,是撒謊而已。有什麼必要急急忙忙地表白什麼呢。“或許,根本沒必要打破沉默?”娜斯佳心虛地想,“列沙生氣了,現在,他至少會沉默到明天早上的。也罷,老實說,這倒也好。讓他隨便怎麼想好了。而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對他沒有一點過失,我也沒有找什麼新的男人,我沒必要為自己辯解。難道我能向他解釋清楚我是怎麼回事嗎?難道我能告訴他,在我生命的數十年中,有一個念頭始終與我相伴,那就是我的繼父是個罪犯嗎?可是,如果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對他說,那麼,當他在美國時,他永遠也不會理解我為什麼那麼需要安靜和孤獨。是誰曾經寫道:‘我要想安靜,安靜……也許是因為神經被灼傷?’好像是葉夫圖申科說的吧。我心裏揣着一團火。我的全部努力都是為了與繼父的叛賣行徑妥協,為的是不致死於恐懼、悲傷和痛苦。那麼當我祈求扎托齊尼吸收我參加工作時,我所承受的屈辱呢?除此之外我哪還有餘力干無論什麼別的呢。列什卡,你真蠢,你居然以為會有什麼別的男人……”

她蹦起來緊緊摟着丈夫,把臉貼在他的背上。

“小心點兒,我可是手持利刃,”阿列克賽不滿地說,“你要是蹬了我,我就用這把刀自殺。”

“列什,你是世上最優秀的!”娜斯佳真摯地說,“沒有你,我連一件案子也破不了。”

“真的?”

齊斯加科夫轉身望着她,疑惑地挑起眉峰。

“這又是例行的杜撰?你是想避免談話吧?”

“從不。我崇拜你。”

她“啪”地吻了他一下,轉身回到有電話的屋子。她想起來了,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戈托夫齊茨口述給他的電話號碼是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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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於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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