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節

第34節

“我是他一個女兒的好朋友,說句實話,我昨天親自見到了蒙蒂本人。”

萊布朗馬上來了興趣,但仍然有所防範,“你說見到了蒙蒂?如果是真的,告訴我,你在哪裏見到他的?”

好,蘭德爾想,做第一個測試。“他在維拉-貝拉維斯塔別墅,我探望了他,與他的醫生談了話,他的醫生是文圖裡博士。”蘭德爾猶豫了一下,接着做第二個測試,“我知道你與蒙蒂教授共事的一些情況,關於在奧斯蒂亞-安蒂卡的發現。”

那雙深陷的眼睛緊盯着蘭德爾。鬆弛的嘴濕濕的且不斷蠕動。“他給你講到我了嗎?”

“不是,沒有直接談到。實際上,他的記憶已經喪失了。”

“繼續說下去。”

“但我得到允許拜讀他私人的文件,他在一年多前與你在這兒會面的所有記錄我都看到了。”

“所以你知道了那件事。”

“不錯,萊布朗先生,除了那件事外還有別的。我作為宣傳者和作家,好奇心被撩起了,你可以理解吧!我努力找你的行蹤。我想與你在友好的氣氛里說幾句,我希望我聽到的話會被證明對我們兩人皆有益處。”

萊布朗把眼鏡往鼻樑高處推了推,摩挲着自己長下巴上的胡茬,試圖做出一個關於對待眼前這個陌生人的態度。他看上去被打動了,但仍然小心翼翼,“我怎樣才能確信你沒有撒謊呢?”

“關於什麼的?”

“你說你見到了蒙蒂。到處有許多騙子,我怎樣才能相信你呢?”

這是一個障礙。“我不知道我能給你什麼證據,”蘭德爾說,“我見到了蒙蒂,我們最後談了話,大部分毫無意義,我就來到這兒。唉,我能重複什麼呢?”

“我必須確信你見到了他。”這個老頭倔強地堅持說。

“我真的見到了他。他甚至還給我……”

突然記起了當自己離開房間時塞在夾克口袋的東西,蘭德爾把那張紙從口袋裏拿出來,展開在桌面上。他不知道這東西對萊布朗意味着什麼,但它是他唯一擁有的關於蒙蒂的東西。他把這張紙放到萊布朗的面前。“蒙蒂為我畫了這幅畫,一條被矛刺的魚,他給我作為分別禮物。我不知它對你是否意味着什麼,但他為我畫了這張畫,給了我。這是我能給你看的唯一的一件東西,萊布朗先生。”

這幅畫看來對萊布朗起了作用。他把它舉起放在離雙眼幾英寸的地方,確切地說,是一隻眼,因為現在蘭德爾看到老頭的一隻眼被白內障掩住了。萊布朗仔細查看后,把畫還給了蘭德爾。“是的,我很熟悉它。”

“那麼,你滿意了吧?”

“我滿意了,這畫是我過去常畫的。”

“你?”蘭德爾吃驚地說。

“魚,代表基督教。矛,代表基督教之滅亡。是我的希望。”他短暫地沉思了一下。“對於蒙蒂記住它毫不驚奇。這是他最後的記憶,我出賣了基督教和蒙蒂。他希望我死。如果是他畫的,他就是這麼希望。”

“別的人怎麼會懂這些呢?”蘭德爾用懇切的語調說。

“大概是他的女兒。”

“她自從蒙蒂教授最後與你會面后從未見到他神志清楚過。”

這個法國人皺着眉說,“可能吧!如果你見過蒙蒂,他提到過我——或者我的傑作嗎?”

蘭德爾感到無助了。“不,他沒有提過你。至於你的傑作,你是不是指詹姆斯福音書和彼得羅納斯羊皮紙?”

萊布朗沒有回答。

蘭德爾急忙說,“他以為自己是耶穌的弟弟詹姆斯。他開始背誦,用英語,一字一字的,背誦那些用阿拉米語寫在第三號紙草紙上的東西,也就是有文字記載的第一頁。”蘭德爾停下來,試圖回憶起他在貝拉維斯塔的磁帶的內容,他在這個下午已重放了多次。“他甚至還填補了在第三號紙上缺漏的一部分。”

萊布朗表現出更大的興趣。“那是什麼?”

“當蒙蒂發現了詹姆斯福音書時,在紙草紙上有許多小洞。在第三張殘片上,有一個不完整的句子,句子是:‘約瑟的另外的兒子,除主耶穌和本人外,還有……’接下來缺漏,然後又開始了,‘我仍然講述那頭生的、最受寵愛的兒子。’嗯,蒙蒂背誦了這些,而且他還填補了這些缺的部分。”

萊布朗向前傾了下身子。“他填的什麼?”

“讓我看看是否能記得起來。”他試圖把那磁帶在自己腦中再放一遍。“蒙蒂對我說,‘約瑟另外的兒子,除主耶穌和本人外,還有猶大、西門、喬斯、猶德……’”

“朱得,和所有在朱迪和伊杜米的範圍外的人,我仍然講述那頭生的,最受寵愛的兒子。”萊布朗為蘭德爾收了尾,向後靠在椅背上。

蘭德爾盯着老人,“你——你知道?”

“我應該知道,”萊布朗說,他的嘴唇向上捲曲着,所以他的嘴變得更加乾癟。“我寫的。蒙蒂不是詹姆斯,我是。”

對蘭德爾來說,這是個可怕的時刻,他一直在尋找它卻又不是他願意發現的。“那麼,全都是撒謊——詹姆斯-彼得羅納斯,所有的發現,都是謊言。”

“一個了不起的謊言,”萊布朗補充道。他左右看了看,又補充道,“一個贗品,歷史上最大的贗品。”他端詳着蘭德爾。“我相信你見到了蒙蒂教授,但我不明白你想從我羅伯特-萊布朗的身上得到什麼。你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

“證據,”蘭德爾說,“你說是贗品的證據。”

“你想要這些證據幹些什麼?”

“發表。把那些向輕信的公眾灌輸錯誤的希望的人揭露出來。”

羅伯特-萊布朗坐在椅子上沉思着,長時間的沉默。最後,他說,“還有別的人,”他輕輕地講,幾乎是自言自語,“別的人也想得到關於偽造的證據並且鄭重地保證說一定要將教會的腐敗及宗教的黑暗公之於眾。這些人最後被發現和教會是一丘之貉,他們妄圖遮住真理的光芒,將真相掩蓋以便他們能永遠保留他們的神話。如果我不信任他們,給再多的錢我也不會給他們一個字。怎樣才能讓我相信你呢?”

“因為我受雇來為‘第二次復活’的事作宣傳。我幾乎受了騙,直到我開始發現疑問。”蘭德爾坦誠地說,“我的疑問使我探求事實真相——大概我在你身上已找到了它。”

“你從我身上找到了東西,”萊布朗說,“但我還不能確認我從你身上找到了我要的東西。我不能把我一生的心血隨隨便便地交給你,除非我確信——心裏踏實的——它能大白於天下。”

蘭德爾心想,自己這次遇上對手了,這是在弗魯米以後又遇上的另一個難以對付的人。這小老頭的疑心病與自己的一樣重,即使不比自己更甚一籌的話。

這老頭令人難以接受地過分對人灰心。自從普盧默將事情弄糟后,這老頭幾乎再也不相信任何一個人。究竟這世上有誰能讓這老頭相信他交出偽造的證據后不會讓他一生的心血白費,而會得到回報呢?猛然,蘭德爾想起了一個人——麥克洛克林。如果麥克洛克林在羅馬的話,以他的聲譽,也許會贏得萊布朗對他的信任。

突然,一個念頭闖進蘭德爾的腦海。

麥克洛克林和他的“萬象曝光社”就在本地——羅馬,幾分鐘的路程。

帶着一股自信的衝動,蘭德爾說,“萊布朗先生,我認為我能說服你信任我。跟我到樓上我的房間裏去,我會給你證據。然後,我相信我能使你說出你的證據。”

他們來到了錦花大飯店5層蘭德爾的房間裏。

羅伯特-萊布朗,邁着一高一低僵硬的步子,越過了柔軟的沙發,徑直坐在蘭德爾曾用作書桌的玻璃面桌子旁邊的椅子上。他一坐下,眼睛就盯着蘭德爾的一舉一動。

蘭德爾把衣箱又放在床上打開,在裏面翻着,拿出一個標準尺寸的馬尼拉紙檔案夾,封面上打印着一條標籤:“萬象曝光社。”

“你能讀懂英語俗語嗎?”蘭德爾問道。

“我能讀得像讀古阿拉米語一樣好。”萊布朗說。

“那好,”蘭德爾說,“你聽說美國有一個組織叫‘萬象曝光社’嗎?”

“不,沒有。”

“我也是這麼想,”蘭德爾說,“它沒有被廣泛宣傳過。實際上,我被要求給他們做第一次大型宣傳會。”他繞過床走向萊布朗,手中拿着文件夾。“這是我與一個叫麥克洛克林的人的來往信件,他是‘萬象曝光社’的主任——在他與我在紐約會面之前。這裏面還有關於我們會面的記錄。在以後的幾個月中,你會聽說更多關於他的事,他是專打抱不平的人,是邪惡的十字軍,他喜歡暴露邪惡,就像你們國家佐羅一樣。”

“佐羅,”萊布朗咕噥着,那聲音簡直像在愛撫這個名字。

“我們總是有這種人。他們人數極少,經常受到權勢者的欺壓,但他們並沒有沉默或者被滅絕,因為他們是公眾良知的代表人,就像托馬斯-佩因、亨利-梭羅。再近一點是尤普登-辛克萊、林肯-斯蒂芬斯、拉爾夫-納德,他們不斷地將工商業大亨們騙人的鬼把戲公之於眾。喂,麥克洛克林和他的同事們可以說是他們的繼承者。”

羅伯特-萊布朗一直在人神地聽着,“他們幹些什麼?這個麥克洛克林和他的學會?”

“他們已經徹底調查了一個不成文的陰謀,一些美國的產業和公司合謀使一些發明和產品不能與公眾見面。他們挖出了證據,說明一些大產業——石油工業、汽車工業、紡織工業、鋼鐵工業,僅舉幾例——行過賄,甚至付諸暴力,以便使一些發明,諸如一種能代替汽油的便宜的藥片,一種永不磨損的輪胎,一種使用一輩子的布料,一種能永遠使用的火柴等等不能與公眾見面。這只是開始。在第二個十年,他們準備深入調查電話公司、銀行、保險公司、軍工企業、國防部及其他政府部門合謀欺騙公眾的事件。他確信公眾權利正受到不守規矩的自由企業的侵害。他主動出擊去揭露一切針對公眾的陰謀,並且,你會知道,我就是他召來幫他搞宣傳的。”

蘭德爾把文件夾放在萊布朗面前的桌子上。

“就是這個,萊布朗先生,這是唯一我擁有的說明我正從事這件揭露謊言、尋求真相的東西。請讀一下,然後決定你是否信任我。”

萊布朗拿起文件夾打開。

蘭德爾向外走去。“我要離開你15分鐘。我想到下面的酒吧喝點東西,你想要嗎?”

“你回來時我可能已經走了。”萊布朗說。

“試試看。”

“給我拿杯酸味威士忌,濃點。”

蘭德爾離開了房問。

出門后,他迅速地離開了,他內心祈禱着,向樓下酒吧間走去。

將近20分鐘過去了,蘭德爾回到五樓他的門前。他走進房間,後面跟着的侍者手端托盤,托盤上是一杯蘇格蘭威士忌和一杯酸味威士忌,他不知他是否會不得不把兩杯都喝下去。

但是羅伯特-萊布朗還在那兒,仍然坐在桌邊,夾子合著放在身旁。

蘭德爾讓侍者退下,把那杯酸味威士忌遞給老人,萊布朗接過杯子,“我已經打定主意,”那是一種奇怪的,聽起來很蒼涼的聲音說,“你是我最後的一個機會。我會告訴你我是怎樣寫那本假福音書和彼得羅納斯羊皮紙的。故事不長,但卻是空前的。這個故事必須得公佈——你,蘭德爾先生,要成為它的使者——把關於這基督新生的謊言的真相告訴全世界的人。”

萊布朗駝着背坐在桌邊的椅子上,用一種毫無感情的單調語氣向坐在他對面的蘭德爾講述着他未被遣送到法屬圭亞那殖民地前的青年生活。

萊布朗用了半個小時講述他在蒙特帕納斯的貧窮卑賤的少年時代。那時他就發現自己具有詐騙和偽造的才能,於是他在巴黎過着小錯不斷的生活。他不斷地被捕、判刑、釋放。最後當他妄圖以偽造政府文件而得到永遠的舒適的自由時,他被法國安全機關發現。

儘管蘭德爾在24小時前聽說過一遍這些情況,但他還是認真聽着,因為萊布朗是他的信息源泉。蘭德爾不想讓他這位好不容易才贏得的密友知道不到24小時前,他剛剛從弗魯米那裏聽過這些事,等待着萊布朗講出一些他不知道的事,他非常想知道。

“所以,就這樣,”羅伯特-萊布朗說,“偽造政府文件被發現后,由於我在法國因為小罪已入獄4次,我就理所當然被歸入不可救藥、無廉恥之心的一類人里。我被判送到法屬南美圭亞那充軍,在那裏我將度過我的餘生。這個殖民地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名字——魔鬼島——那裏有5座監獄,其中有3座分別建在3個小島上,只有最小的那個不足1200碼的小島,才叫做魔鬼島。這個島是專為政治犯建的——像阿爾弗雷德-德里弗斯船長,他曾被以涉嫌出賣軍事機密給德國而被關在這裏。這個監獄裏最多時也沒有超過8個人。離圭亞那海岸9英裏海面上的另外兩個島叫做羅亞島和聖約瑟夫島。在大陸上的兩座監獄離凱銀市不太遠,叫做聖勞倫監獄和聖讓監獄。我被送往聖約瑟夫島上。”

萊布朗的嗓子幹了,開始有點沙啞。他把那杯酸威士忌端到唇邊,喝了一大口,然後清了清嗓子。

“你在哪一年被送到法屬圭亞那的?”蘭德爾問。

“那時還沒有你,”萊布朗咕噥着說,“1912年。”

“那裏跟書上寫得一樣差嗎?”

“比書上寫的惡劣多了。”萊布朗說,“當逃出去的罪犯寫到這裏時,他們只是寫到這裏的殘酷和他們所受的痛楚,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想把自己的經歷浪漫化成一部傳奇故事。事實上完全不同,從來沒有什麼魅力十足的地獄。只有照片才精確地描述這裏:乾燥的斷頭台。在那裏你每天都受刑且欲死不能,無窮無盡的折磨和痛苦比死還難以忍受。普羅米修斯是比聖彼得更偉大的殉道者。1912年,我乘拉馬蒂聶號輪船被運往圭亞那,沒有住在船艙里而是呆在鐵籠里,還有90個人在船的右舷。建這個充軍地最初的想法是讓罪犯自我覺醒,自我拯救。你可能難以置信,這些島嶼的官名竟叫作致意——拯救群島。但是,正如所有的宗教組織一樣,字的初衷被敗壞了。當我被發配到這裏時,它的哲學是——一旦一個人做了罪犯,他就永遠是個罪犯,誰也拯救不了他。他是個野獸,應該把他折磨致死,永遠不允許再次干擾社會。”

“但現在你在這裏。”

“我在這裏是因為我有堅強的意志力,”萊布朗狠狠地說,“我有理由活下去,你很快就會知道,但不是在剛開始時。剛開始時,當我還以為自己是個人並試圖表現得像個人樣時,他們提醒我,我只是個動物,連動物也不如。我該怎樣說剛開始的兩年呢?說生活殘忍——說它不是人的生活,這都僅僅只說了其中的萬分之一。聽着,白天蚊子成群地叮你遍佈全身的膿瘡。小蟲子在你的指甲下面咬着,紅蟻啃着你的雙腳。夜晚那些吸血蝙蝠吮吸着你的鮮血。經常患痢疾、發熱、血毒症、壞血病。你瞧。”

萊布朗張開嘴,把嘴唇往後縮。露出廉價的假牙上面紅里透藍的牙床。“我怎麼失去的牙齒?它們是因為一種壞血病才掉的。我每次吐痰都要吐出兩、三顆牙。我被列入渣滓一類,也就是說我永不得離開殖民地。在聖約瑟夫島,我從早到晚在太陽下面用鎚子砸石頭。如果我反抗,我就會被投進隔離室。你知道孤獨在這個島上意味着什麼嗎?監獄裏有3個分區——常規監獄、隔離室和瘋人院——其中最無人道的就是隔離室。我會被投進一個水泥坑中,這個坑8英尺寬、12英尺深。沒有頂,只是有鐵條在上面封着。在坑裏有一個木凳,一個便壺,一條兩年換一次的毯子。腐敗的空氣和人糞便的惡臭足以使你窒息。在隔離室里,每天必須在水泥坑裏呆上23個半鐘頭,只有半個鐘頭讓你到院子裏換換空氣。常規監獄也好不了多少,有時還更差些。特別是一到夜晚,當你想在木頭小床上睡一覺時,那些性反常者和同性戀者就會襲擊你。一天又一天,總是一樣的飯。早餐除了咖啡外別無他物,一點熱水加上幾片搗碎的菜葉就可以叫湯。一片硬麵包,三盎司腐爛的牛肉是午餐,晚飯是干豌豆或者發霉的米飯,我瘦得皮包骨頭。拳打、腳踢、鞭子抽,被看守折磨,那些看守是邪惡的哥薩克人,野獸般的外籍軍團士兵或以前的警察。我唯一的夢想就是自殺,死後被放在竹林中的墓地以求解脫。後來,有一天,奇迹出現了——不管怎樣,我這麼認為——於是我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那個傳教士,”蘭德爾想起來了。弗魯米曾提到過一個法國的天主教傳道士,他曾在萊布朗最絕望的時候與他交上了朋友。

“大約離聖勞倫10英里,靠近了馬洛尼河的地方有一片林中空地,四周是沼澤地和濃密的叢林,”萊布朗繼續說,“這裏有政府機關,看守居住的小屋,一個鋸木廠,一個醫院,一個監獄,還有一座特別的小屋,這個地帶叫做聖讓營地或聖讓監獄。由於這裏有300多名帶着他們的膿瘡、傷口和深陷的眼睛的犯人,這兒是個特別可怕的地方。他們睡在滿是膿水和糞便的地板上,吃的是搗碎菜葉湯和生香蕉。他們從早上6點干到晚上6點,把叢林中的樹砍下,然後像馬一樣被驅趕着將這些木頭拉到村子裏。當我被遣送到那裏時,奇迹就出現了,我有了生活下去的理由。”

“你找到了生活的理由?就在那樣的地獄般的洞穴里嗎?”

“是的。因為開闊地中那座特別的小屋。我提到過它,是嗎?”

“你提過。”

“那是營地的教堂——我所知的殖民地的唯一一座教堂,如果不把歲亞島上沒用過的小教堂算上的話。除了斜屋頂是木製的外,其它部分全是石頭壘成的。四面牆上備有五扇窗子。它不是供犯人使用的。當然,它只是一個供外國看守、法國官員和他們的妻子崇拜上帝用的。那裏面還有一位虔誠的傳教士——”萊布朗停下來,努力喚起對這位牧師的記憶,最終他說,“他叫帕奎因,佩里-帕奎因,一位從里昂來的虔誠的身材瘦小的法國傳教士,他主管着聖讓教堂。他也常到醫院裏探望囚犯,不時也探視一下大陸和島嶼上其它監獄的犯人。”

“你說他是整個殖民地唯一的傳教士?”

“唯一的一位,”萊布朗說。他想了一會兒,又自我修正道,“不,當我剛到時,還有別的傳教士。不過後來,他們都被驅逐了,除了一個人——只有佩里-帕奎因留下了。”

“那些傳教士為什麼被趕走了呢?”

“因為,就像那位帕奎因神父告訴我的,原來那些傳教士決定拯救圭亞那被剝奪自由的綿羊——他們這樣稱呼我們——他們組織了一個國際紅十字軍祈禱會來引起世人對囚犯苦難的注意。這激怒了法國政府,這些傳教士被召回,並且一切宗教活動都在禁止之列,只有一位傳教士被允許留下來。”

“就是帕奎因神父了?”

“是的,”萊布朗說,“他在聖讓有自己的教堂,由於這教堂除了祭壇和一些木凳外沒有裝飾器具,宗教氣氛不夠,這個帕奎因神父決定改變一下教堂的面貌。他想嵌入彩色玻璃窗,想在牆上繪上聖像以使這個聖所更加超俗引人。他需要一個藝術家。他聽說在圭亞那的8000囚犯中只有我以前是個藝術家時,他要求把我從聖約瑟夫島轉到大陸上的聖讓。當然,我不是藝術家,也從來沒有做過藝術家,除了在偽造的銀行支票上塗過法國美景外沒畫過其它什麼。但是由於他們知道我曾偽造過一本有插圖的中世紀《聖經》,官員們就把我推薦給他。於是我從被那些野獸般的島嶼的看守的監禁下脫身成為這個傳教士的助手。多大的變化啊!我簡直難以相信。”

“怎麼變化的?”蘭德爾問。

“帕奎因神父除了具有宗教的狂熱倒是一個平易近人的人。他對我很好,很欣賞我的創造性的天才。我不再受到殘酷對待,他們仁慈地對我,我有就醫的關照,乾淨的囚服,略好點的飯食。由於我不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我建議在新開的窗戶上裝飾上希臘或拉丁文的《新約》上的格言,並在教堂的四壁繪上古代基督教的象徵物如魚、羔羊,還有其它的許多建議。這個傳教士很激動,就給我看了整個圖書館的書籍:各種版本的《聖經》、拉丁語、希臘語和阿拉米語的《聖經》,還有圖解的教堂的歷史和其它類似的典籍。我全神貫注地鑽研每一木書,領會每一個字,不只讀一次兩次,而是讀個沒完。我花了一年時間裝飾那座教堂。教堂贏得了參觀者的交口稱讚,傳教士也把教堂和我引以為榮。在這個過程中,在教士的指點下,我明白了我唯一的希望來自聖父、聖子、聖靈。我頭一次隱約有了過像樣生活的願望並想活下去返回故土重新做人。可我已被判終身在此——就是這樣。由於這位傳教士,我有了生的願望。後來,機會來了。”

“什麼機會?”

“被赦免,獲得自由。”

萊布朗又吞下去一大口酸味威士忌,然後繼續他的談話。

“那是1915年的事情了。整個歐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片戰火之中。圭亞那殖民地行政長官將這裏平常表現較好的人召集起未——我屬於表現好的,因為帕奎因神父是找的監護人,我們被告知如果我們自願組成該國陸軍的一個特別營——步兵——在歐洲西部戰線上抵抗該死的德國兵,我們會被考慮在戰後予以寬大釋放。這種模稜兩可的話沒有吸引力,幾乎沒有人報名,帕奎因神父問我為何不抓住這次機會,我告訴他我們的想法。神父替我們向當局諮詢了一下,回來給了我們一個肯定的答覆。如果我願意為法蘭西而戰,如果我能說服我的囚犯夥伴也這樣,法國國際部都會保證戰爭一結束就赦免我們,還我們自由。實際上,帕奎因神父向我保證:‘作為一個主的奴僕,以救世主耶穌的名義起誓,我本人保證你能得到政府的赦免。你聽我說,只要你自願戰鬥,你就會被赦免。你會重獲公民權和自由。我跟你這麼說,不僅代表法國政府,而且以教會的名義。’這對我來說已足夠了——政府是什麼東西!只有神父和教會確實可靠、值得信任。這樣,和其他囚犯一起,我們答應自願去服役。”

蘭德爾覺得難以置信,“萊布朗先生,你是說魔鬼島殖民地有一支特別部隊被送回法國與德國人戰鬥?”

“千真萬確。”

“可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在歷史記載中讀到它呢?”

“你馬上就會知道為什麼這件事沒有被廣泛傳播,”萊布朗說。他按摩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就在那個部位他的殘肢與假腿連在一起。萊布朗想了想,又開始講,“在神父的鼓勵下,我們摁了手印成了步兵。從圭亞那我們乘船出發,於1915年7月我們在馬賽港登岸,重新踏上了美麗的法蘭西國土。我們組成了一個特別團,我們在魔鬼島的看守則成了我們的軍官。我們擁有士兵的一切權利,除了一種權利——在軍中我們從來不準請假,我們被稱為魔鬼島遠征軍,只接受享利-皮丹將軍的領導。”

“你們參加真正的戰鬥了嗎?”

“直接參加了,我們被派往費蘭德斯打壕溝戰。我們一直留在前線,從未有一些鬆懈,一呆就是3年——血流成河、屍橫遍野,人們難以想像。我們開始有人懷疑,但因為這裏條件要比魔鬼島好,況且神父又保證給我們自由,我們繼續留在那裏,像猛虎一般戰鬥。由於我們被監視着不能有一些懈怠,我們1800名囚犯中2。”3的人戰死沙場了。我們倖存下來的人繼續戰鬥。還有6個月戰鬥就要結束時,我的左腿被德國人的炮彈炸爛了。腿被截去了,可我的命保住了。為了自由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當我在野戰醫院蘇醒過來時,我認為這完全值得。當我痊癒並且學會拖着一條木製假腿走路時,停戰協定簽訂了,和平降臨了,戰爭也結束了。我還年輕,新生活就要開始了。和另外600名魔鬼島遠征軍一道,我們慶賀我們返回了巴黎,在巴黎我們等待着大赦命令的宣佈。但我們卻被帶到桑德監獄,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去質問我們的神父佩里-帕奎因——他受命做我們的隨軍神父,我問他這如何解釋。他讚揚了我並感謝我所做的犧牲,甚至還像對待兒子一般擁抱了我,他向我保證,以救世主的名義,桑德監獄只是我們被釋之前的暫居之處,本星期內我們就能得到自由。我如釋重負,高興地流下了眼淚。一周過去了,突然,一天清晨,我們以前的哥薩克看守,還有無數新的看守湧入桑德監獄包圍了我們,他們手持明亮的刺刀和上膛的來福槍將我們趕上火車,運到馬塞港。在那裏,我們被迫穿上了囚服並被告知,出於國家安定的考慮,我們必須全部返回圭亞那囚犯居住地——服完我們的刑期。暴動是不可能的,我們的腦門對着無數個槍口。我瞟了一眼帕奎因神父,我對他大聲呼喊,他卻毫無憐憫之心,他只聳了聳肩。我依然記得我們乘囚船離岸前我乾的最後一件事:我向那個神父揮動拳頭,大聲叫罵,‘什麼教會!垃圾!大糞!滾你媽的基督!我會報復的!’”

蘭德爾不相信地搖搖頭,“真有那回事嗎?”

“千真萬確,真的,就是那樣的,現在巴黎的國防部或司法部的檔案里就有記載。就這樣,我們又回到了圭亞那的魔鬼島忍受蚊子、蟲子、螞蟻、酷熱、沼澤、苦力、踢打——簡直不如動物。但這一次,我有了活下去的更好的理由,那就是報復——對血肉之軀的人類來說,再也沒有比報復更強烈的動機了。報復心如蛇蠍的政府嗎?報復那些滿口謊言,兩面三刀的教士嗎?不!我要報復宗教對我的所有欺騙——這才是生活的大敵——比毒品、鴉片還要甚——帶着對仁慈的基督的虛假的空談。我的信仰被粉碎了,就像我的身體一樣。在我們的囚船在聖勞倫——德——馬洛尼把我們卸下時,我就設想了我的妙招——對所有兜售什麼基督的人以致命一擊——我的騙局會把教會對我的欺騙扳平。我設想了初步的形式:偽造詹姆斯福音書和彼得羅納斯羊皮紙文。1918年,我再度回到圭亞那那年,到1953年由於殖民地條件差給法國帶來惡名,法國清理委員會將殖民地放棄這35年中,我周密地準備我的復仇。”

震驚、着迷但仍懷着同情的蘭德爾繼續聽老人講述着。

作為一個模範囚徒,萊布朗被給予了比他人更多的行動自由。他在凱銀雕刻椰子殼、做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兒,盜竊、且偽造中世紀手稿(他與一個看守合夥將手稿寄往巴黎,看守提成30%,手稿通過看守賣給銷售商),他無所不幹,只為攢更多的錢買研究宗教的書。他還能買進材料來偽造銀行支票,這些支票被折價賣出以換得錢來得到昂貴的宗教書籍來研究他的課題。

在第二次監禁的35年中,萊布朗使自己成了一名精通耶穌、新約、古阿拉米語、希臘語、羊皮書和紙草紙書的專家。1949年,由於他表現良好,終於獲得了自由。不需呆在監獄,但必須留在殖民地。用粗劣的暗藍外套換上已爛成布條的囚服。萊布朗搬進離聖勞倫不遠、馬洛尼河邊的一個小棚屋裏。他繼續靠製作紀念品和偽造手稿維持生計。到1953年,殖民地被放棄,終身囚徒被送回法國的政府監獄繼續服刑,萊布朗則和其他自由人一起,乘船返回了馬賽,最終在法國的土地上被給予了自由。

重新在巴黎安家以後,萊布朗繼續他的地下偽造生涯。他偽造銀行支票、護照來掙錢以謀生和買那些貴重的他自己長期計劃的騙局需要的材料。當他一切就緒時,他就永遠離開了法國。在把一隻塞滿偽造材料的箱子偷運進意大利后,他跟着進了這個國家,在羅馬找了個寓所開始實施他那令人生畏的偽造計劃。

“但你是怎樣夢想騙過那些學者和神學家的呢?”蘭德爾想知道。“我知道你能精通希臘語,可我聽說阿拉米語簡直如天書一般,況且它是一個已消失的語種——”

“沒有完全消失,”萊布朗微笑着說,“它目前在庫爾德人的邊境上的穆斯林、基督徒中依然存在。至於阿拉米語本身,就像你說的那樣,就像天書一般——它現在是,以前也是,但我花了40年時間研究它,這個時間比我用在學法語的時間還要長得多。我研究過文獻學、詞源學、語言學的學術刊物,上面刊登的論文是西莫皮特拉修道院的彼得羅波羅斯院長和牛津的傑弗里斯博士之類的最權威的專家們撰寫的。我還研究書籍,像德國的佛朗茲-巴桑達編的《聖經阿拉米語語法》。最重要的是,我是靠抄寫來獲得知識並進行研究的。我親手抄了上千次,直到我能用這種語言得心應手地寫作。它確實是一種很難的語言,不過經過努力,我總算精通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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