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辛西婭已穿戴整齊，陽光從窗戶照射進來，我聞到咖啡的香味。

她坐在我的床邊。我坐起來，她遞給我一隻塑料茶缸說：“樓下有個咖啡間。”

我問她：“幾點了？”

“剛過7點。”

“7點？”我想下床，但猛然想起自己身上一絲不掛。“你為什麼不叫醒我？”

“去看看被撞壞的樹木還要驚動多少人？”

“你去過了？找到什麼了嗎？”

“是的。可以肯定有一輛車從喬丹機場路開進了樹林，在距步槍射擊場路50米遠的地方。輪胎印雖然被雨水沖沒了，但還留下了車轍，而且還有被撞斷的灌木樹枝，那兒有一棵顯然是不久前被擦傷了皮的松樹。”

我呷了一口咖啡，一邊慢慢清理思路。辛西婭下着藍色牛仔褲，上穿白色網球衫，顯得精神煥發。我問她：“擦傷了樹皮嗎？”

“對。所以我就去喬丹機場，把可憐的考爾從睡夢中叫醒。他帶着一個人與我一起趕到現場，將撞壞的樹枝砍了下來。”

“然後呢？”

“啊，我們回到了機庫。透過顯微鏡，我們看到上面粘有漆斑。考爾要把樹枝樣品送到吉勒姆去，我告訴他我們懷疑那是一輛黑色切諾基吉普車。他說可以通過汽車製造商，用存檔的汽車油漆標本核實一下。”

“好。我們去看看肯特太太的吉普車有沒有撞樹的痕迹。”

“希望能找到。這樣我們就有了證據，可以證明你為肯特設想的行動計劃可以成立。”

“對。”我打了呵欠，清清嗓子，“可是，如果這漆確實是黑色切諾基吉普車的，也只能證明有一輛黑色切諾基吉普車撞上了那棵樹。不過，這就足以讓我確信自己的判斷了。”

“對，就我來說也是如此。”

我喝完咖啡，把茶缸放在床頭柜上。“我希望你當時能叫醒我，你有沒有試過？”

“沒有。你睡得太香了。”

“哦……好吧。幹得不錯。”

“謝謝。我還把你的靴子拿給考爾-塞夫爾了，他把你的靴印與塑料模子上沒有確認的腳印比了一下，發現你的腳印與他圖紙上的腳印大小相符。”

“謝謝你。我是嫌疑犯嗎？”

“還不是。考爾確實需要排除你的靴印。”

“你有沒有把我的靴子擦乾淨？”

她沒有理我，繼續說道：“考爾從吉勒姆弄到一個電腦程式。他正在機庫編製程序，用來顯示每個已被確認或尚未確認的腳印。我向考爾扼要地介紹了一下我們推測出來的那天夜晚發生的事。”她站起來，走到窗口，說：“雨停了，出太陽了。這對農作物有利，對喪葬儀式也有利。”

我發現床上有張紙，便拿了起來。這是安-坎貝爾寫給肯特太太那封信的電腦打印件。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親愛的肯特太太：我冒昧地寫信給您，是為了跟您談談您丈夫和我之間發生的事。”信是這樣結尾的：“雖然在工作上我十分尊重您的丈夫，但是就個人而言，我對他毫無興趣。我建議，他應該尋求心理諮詢，或是他單獨一人去，或是由您陪同。他也可以調動工作，或者要求休假。我關心的是您丈夫的事業和名譽，還有我的名聲。我不希望在我父親的管轄區內發生任何不得體的事情。您真誠的安-坎貝爾。”我大聲念道：“在我父親的管轄區內發生任何不得體的事情。”我幾乎笑出聲來。辛西婭轉過身來，說：“這說明她很有膽量。我一定幫助她實現這個願望。”

我將信扔在床頭柜上：“我敢打賭，肯特看了這封信一定氣瘋了。對了，考爾有沒有奧克蘭那個腳印專家的消息？”

“還沒有。”

“行了，我要起床了。我光着身子。”

辛西婭把浴衣扔給我，掉轉臉面向窗外。我套上浴衣，進了洗漱間。我洗臉時，肥皂泡沫抹了一臉。

我房間的電話鈴響了起來，辛西婭拿起話筒。水龍頭聲音太大，我無法聽清她在說些什麼。大約過了一分鐘，我正在刮鬍子，辛西婭從門口探進頭來，說：“是卡爾的電話。”

“他要幹什麼？”

“他想知道電話是否打錯了房間。”

“哦……”

“他在亞特蘭大，大約10點到這兒。”

“給他回電話，就說我們這兒正在刮龍捲風。”

“可他已上路了。”

“太好了。”刮過鬍子，我開始刷牙。辛西婭又回我房間去了。我剛打開淋浴，就聽到她房間裏的電話響了起來。我想她恐怕沒聽到，就朝我房間看了一眼，發現她正要打電話。我想也許那電話有什麼重要事情，就走進了她的房間，拿起了話筒：“你好。”

一個男人的聲音問道：“你是誰？”

我反問：“你是誰？”

“我是肖特爾少校。你在我妻子的房間裏幹什麼？”

問得好。我完全可以告訴他電話打錯了房間，也可以隨便說幾句，但我說：“總而言之，我在做我在布魯塞爾做過的事。”

“你什麼？你究竟是……？布倫納？你是布倫納嗎？”

“願為你效勞，少校。”

“你這雜種。你這個混蛋，你知道嗎，布倫納？你是個混蛋！”

“在布魯塞爾，你運氣不錯，但你只有一次運氣。”

“你這狗娘養的——”

“森希爾女士不在，要我轉告嗎？”

“她在哪裏？”

“在淋浴。”

“你這狗雜種。”

既然他們正在離婚，而他又有了新的女友，這傢伙幹嗎這麼惱羞成怒？男人可真有趣，即使離婚手續都快辦完了，他們還以為該獨佔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不對，好像不太對勁。我有一種直覺，我犯了大錯。

肖爾特少校在電話里說：“我要你好看，布倫納，我決不會饒了你。”

他說得真有趣。我問他：“你和辛西婭不是快離婚了嗎？”

“離婚？哪個混蛋告訴你的？你讓那婊子聽電話。”

“準備分居？”

“讓她這該死的來接電話。馬上！”

“等一下。”我把電話放在床上，頭腦里一片混亂。有時候生活真是無聊透頂，過一陣又稍好轉，人就變得樂觀開朗起來。等你心情輕鬆了、腳步也隨之輕快起來的時候，又有人突然絆你一下，讓你跌個措手不及，你的生活就再次變得毫無希望。我拿起聽筒：“我讓她給你回電話。”

“去你媽的，你這個不要臉的混蛋，見你媽的鬼去——”

我掛斷電話，回到洗漱間。我脫下浴衣，開始淋浴。

辛西婭站在走道里，我聽到她的聲音越過“嘩嘩”的水聲傳來：“我剛給心理訓練學校打了電話，證實穆爾上校是在那兒過的夜。我留了話，讓他一小時後去辦公室見我們。可以嗎？”

“可以。”

“你的禮服我給準備好了。去參加喪禮，我們得穿禮服。”

“謝謝。”

“我去換衣服。”

“好吧。”

透過玻璃，我看到她穿過洗漱間，走進她自己的房間。待她房門一關，我就關掉淋浴，走了出來。

8點鐘，我們身穿A級軍禮服，坐在我的追光牌汽車裏，朝着憲兵大樓駛去。辛西婭問道：“你有什麼心事？”

“沒有。”

到了辦公室，我喝了杯咖啡，還瀏覽了一遍電話留言記錄和備忘錄。穆爾上校進來時顯得有點衣冠不整，但他為參加喪禮，也穿着A級禮服。他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到了這套服裝和這雙鞋。辛西婭請他坐下。我沒有任何開場白，單刀直入地問他：“上校，我們有理由懷疑是肯特殺了安-坎貝爾。”

他顯得萬分驚訝，幾乎驚呆了。他沒有回答。

我問他：“這符合邏輯嗎？”

他想了好大一會兒，才答道：“他是成問題，可是……”

“安跟你說起他什麼？”

“嗯……說他不分晝夜隨時都給她打電話，說他給她寫信，說他經常突然闖到她家裏或她的辦公室。”

我問他：“她被殺的那天夜裏，你在基地司令部跟她通電話時，她有沒有說他在跟蹤她，或是他給她打了電話？”

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事實上，她確實告訴我她晚上不準備按原來的計劃用自己的巴伐利亞車，她讓我為她另找一輛吉普。她說比爾-肯特又在騷擾她，說她用吉普車就不會太引人注目，還說她要讓他看見她的車一夜都停在司令部停車場。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因為她的車上有部電話，我有一隻流動電話，我們原來準備在她駕車去射擊場途中保持聯繫的。但這個問題並不重要，所以她還是開着吉普出去了。我們按時見了面。”

辛西婭問他：“你們見面時她提起了肯特沒有？”

“沒有……”

“她提到有人跟蹤她嗎？”

“沒有……不過，她說她看到後面有輛車，那車朝喬丹機場方向去了。”他又說：“她覺得一切正常。於是，我用流動電話給她父親掛了電話。”

辛西婭說：“隨後你們就去了步槍射擊場？”

“是的。”

“做完這些，你就在公共廁所旁邊等着，看事情是否在按計劃進行。”

“是的。”

“你有沒有想到，”辛西婭問，“肯特上校有可能到過現場？”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承認這種想法曾一閃而過。他似乎無時無刻不在騷擾她。”

“你從沒想到他真的在跟蹤她，並且可能殺了她嗎？”

“這……現在細起起來——”

“你可是個頭腦很敏銳的偵探，上校。”我打斷了他的話。

聽了這話，他顯得很不安。他說：“我原以為是將軍……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想。一聽說她被殺了，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她父親殺了她……但我也想到，她父親只是把她扔在那兒不管了，還應有另一個人……一個瘋子……正好路過……我恰恰從沒把這想法跟肯特聯繫起來……”

“為什麼？”我問。

“他……他是憲兵……是有婦之夫……他愛她……不過，是的，經你們一提，這確實合乎邏輯。我的意思是，從心理學角度看，他已失去理性，不能自拔。安已控制不了他。”

“是安，”我指出，“造就了一個怪物。”

“是的。”

“她知道這一點嗎？”

“有點知道。她不習慣於跟她控制不了的男人打交道，除了她父親，也許還有韋斯-亞德利。現在回想起來，她是沒有對比爾-肯特給予足夠的注意，她判斷錯了。”

“她對101型變態心理沒研究好。”

他沒說話。

“行了。我要你做的是，回自己辦公室，把這些寫下來。”

“寫什麼？”

“你所了解的一切。這件事涉及到你的一切詳細情況。葬禮之後在教堂交給我，給你兩個小時，抓緊時間打出來。這件事，對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

穆爾上校起身走了，他看上去像是我幾天前碰到的那個穆爾上校的模糊影子。

辛西婭說：“這案子很棘手。我們幹得那麼辛苦，可答案其實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

“正因為就在眼皮底下，才難以看到它。”

辛西婭一個人閑扯了幾分鐘，我一直一言沒發。她不斷地打量着我。

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話筒，給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掛了電話。他立即接了電話。我對他說：“上校，我建議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槍射擊場去時穿的鞋子拿去毀掉；第二，跟坎貝爾將軍統一口徑，咬定你沒有去射擊場；第三，葬禮過後立即讓福勒太太乘汽車或飛機離開這兒。”

他回答：“謝謝你跟我說這些，但我覺得，我必須把我跟這事的牽連說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這麼做。將軍的希望就是命令。”

“這命令是不合法的。”

“請你為了所有人的利益——為你自己、為你的妻子、為你的家庭、為軍隊、為我，也為坎貝爾一家——忘了你與這事的牽連。請你慎重考慮。”

“我會考慮的。”

“有個問題——你有沒有拿她的那枚西點軍校的戒指？”

“沒有。”

“你到那兒時，地上是不是插着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陰道里。”

“是這樣。”

“我把它拿出來，扔掉了。”

“扔哪兒去了？”

“從奇克索河大橋上扔進了河裏。”他又說：“我猜你原本會很高興去檢查上面的指紋的。”

“是的，我本來是會的。”但事實上，肯特是不會留下指紋的。

我掛上了電話。

一個大個子走進了這間小辦公室。我和辛西婭都站了起來。他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朝四周看了看，然後跟我們握手。此時，辛西婭的職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讓給了大個子卡爾也。他坐了下來，辛西婭則另找了張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們一樣，卡爾也穿着綠色禮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爾和我一樣，當過步兵。我們倆一同在越南服役。我倆的軍服上綴着基本相同的勳章和獎章，包括那枚銅星勇敢獎章和令人羨慕的步兵戰鬥勳章。由於經歷過同樣的考驗，又都已到中年，我倆之間通常是不拘禮節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沒有卡爾那樣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堅持對他以禮相待。我問他：“要咖啡嗎，長官？”

“不要，謝謝。”

我們寒暄了三秒鐘，然後，卡爾說：“現在，讓我聽聽，你這兒有什麼最新進展？”然後他又轉向辛西婭：“也許你可以跟我談談。”

“是，長官。”辛西婭先跟他談了法醫證據、格雷斯-狄克森的電腦發現、那兩個姓亞德利的傢伙，以及鮑爾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參謀不幸與此案有牽連的情況等等。

卡爾專心地聽着。

辛西婭接着向他有選擇地彙報了我們與坎貝爾將軍、坎貝爾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爾上校的談話，我沒有留意去聽，可我的確注意到了，她沒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確切角色，沒有提起安-坎貝爾的地下室，也隻字沒提比爾-肯特這個人。這正是我的處理方法。她在短短的兩天之內竟然學會了這麼多東西，這不能不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婭對卡爾說：“所以，你知道，這一切都跟復仇和報應分不開，是心理戰中一個反常的實例，與10年前發生在西點軍校的事情有關。”

卡爾點了點頭。

現在回想起來，辛西婭談到安-坎貝爾的人生哲學時，確實講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爾好像對此很感興趣，我知道辛西婭是有意說給上校聽的。

卡爾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顯出一副沉思的樣子，就像一個偉大的哲人準備解答人生之謎。辛西婭最後說：“保羅幹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淺。”

瞎扯。

卡爾像尊石雕，一動不動地坐着，足足有一分鐘。我突然想起，跟前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雲裏霧裏，什麼都不明白。辛西婭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終於，赫爾曼上校說話了：“尼采，是的。在復仇和愛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殘酷。”

我問：“長官，這是尼採的話，還是您自己的？”

他看着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話說得不討人喜歡。他對辛西婭說：“很好。你解釋了作案動機，揭露了這兒普遍的墮落現象和重要的秘密。”

“謝謝。”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錶：“我們是否該去教堂了。”

“是的，長官。”

他站起身來，我們跟着站起來。我們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們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車，卡爾坐在後面客座上，我駕着車往基地教堂駛去。這時，卡爾終於忍不住問：“你知道是誰幹的嗎？”

“我想我知道。”

“你願意講出來讓我聽聽嗎？”

你聽了有什麼用？但我回答：“我們掌握了一些間接證據、證人證詞和一些法醫醫據。這些證據都說明是肯特上校乾的。”我從後視鏡中看到卡爾的眼睛瞪圓了。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陣興奮。不過，他那岩石般的下巴還沒有掉下來。“就是那個憲兵司令。”我趕緊加了一句。

卡爾恢復了常態，問我：“你們準備正式指控他嗎？”

問得好，卡爾，謝謝你。我回答：“不。我準備把證據交給聯邦調查局。”

“為什麼？”

“還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

“告訴我你掌握了哪些情況。”

我把車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車場。我們下了車，站在炎熱的陽光下。停車場停滿了車，我們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婭從手提包里取出一張紙，遞給卡爾，說：“這是從安-坎貝爾的私人電腦中找到的，是寫給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爾讀完信，點點頭，然後還給辛西婭，說：“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這麼一封信，一定羞憤交加。但是，這能讓他去殺人嗎？”這時，威廉-肯特上校正巧從旁邊經過，朝我們揮了揮手。辛西婭告訴卡爾：“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爾看着他走向教堂，說：“他看上去沒有作賊心虛的樣子。”

“他情緒不安，”辛西婭回答，“我想他幾乎說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對，然後又把這想法暗示給我們。”

“你們還有其他的證據嗎？”

辛西婭給他迅速報了一遍流水賬，如：重要的腳印、撞壞灌木的吉普車，以及我們與嫌疑犯的交談。她最後說：“他有作案的動機，有作案的機會，也許還有作案的意願，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殺手，但他是個警官，因此對殺人並不陌生。他還有很理想的護身符。他參與調查，還能操縱調查，控制證據——比如，他使犯罪現場遭到了破壞，但是，案發時他不在現場的證據很少或幾乎沒有，隨機性的犯罪往往是這樣。”

卡爾一邊聽着辛西婭的介紹，一邊點頭。然後，這位大人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們判斷正確，而且能設法提供證據，那麼，你們可以結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牽連。如果你們弄錯了，這案子將會葬送你們自己，並且在以後的調查中，還會毀掉更多的人。”

辛西婭回答道：“是的，長官，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日夜不停地拚命工作。但這事確實已不是我們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後又說：“保羅是對的，我們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這無論是對我們，對你，對犯罪調查處，還是對整個軍隊，都沒有任何壞處。”

卡爾暗自權衡了一下利弊，然後轉向我，說：“你今天出奇地安靜，怎麼不說話？”

“我沒什麼好說的，上校。”我特意用軍銜稱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銀鷹才有說話的資格。

辛西婭插了一句：“他整個上午一直悶悶不樂。你來之前就這樣了。”她笑容滿面地對着我，但我卻板著臉。她臉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離開這兒，離開哈德雷，離開這灼熱的陽光，離開佐治亞，離開地球。我說：“我們要找不到座位了。”說罷，我轉身朝教堂走去。

卡爾和辛西婭跟在我後面。卡爾對辛西婭說：“給他最後一個坦白的機會。”

“你是說保羅？”她故意問。

“不，森希爾女士，是肯特上校。”

“對，我們有這個打算。”

“你知道，只要給他們創造一種適當的氣氛，即使犯下了最殘暴的罪行，人也是會坦白承認的。一個人將自己所愛的人殺了，這個人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希望別人分擔這種壓力。與職業罪犯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犯罪同夥，沒有知心朋友。他們十分孤獨，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長官。”辛西婭回答。

卡爾說：“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羅處理這件案子，你認為這只是他的權宜之計嗎？不，在他的潛意識中，他希望別人能把他看破。”

我們走上台階，進了門廳，有十幾個人在那兒輕聲交談着。在來賓簿上簽名后，我就徑直走進了昏暗的教堂，裏面不見得比外面涼快多少。我發現長椅上人快坐滿了。將軍女兒的葬禮雖然不要求人人參加，但只有白痴才不來，至少也要在之後的儀式上露上一面。

風琴在我們頭頂的唱詩班樓座里輕輕地彈奏着。我們在中間的走道上站了一會兒。也許，我們都在猶豫是否該向安的靈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壇台階下的靈櫃枱上。終於，我開始沿着長長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婭和卡爾緊跟在我後邊。

走近覆蓋著旗幟，向左邊半開的棺木，我停住腳步，低頭注視着死者。

正像肯特說的那樣，安-坎貝爾神態安詳。她的頭枕在粉紅色綢緞枕頭上，長發鋪展在頭和臉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濃妝艷抹過。

說真的，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畫面：棺材中粉紅色的綢緞內襯，襯托着美麗的臉龐、金黃的頭髮、金色的穗帶、閃亮的軍劍和雪白的制服。

當然，我是在不到5秒鐘時間內把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劃了個十字，然後，繞棺一圈，順着中間走道離開了。

我看到坎貝爾家的人坐在右邊的前兩排座位上，有將軍、坎貝爾夫人，還有一位年輕人。我在安-坎貝爾的影集上見過他，知道他是將軍夫婦的兒子。其餘的顯然是這個家族的其他成員。他們老老少少，都按照軍隊的習慣，穿着黑色外套，臂上戴着黑紗。

我盡量避免與他們的目光相遇，同時等着我的兩位同伴趕上來。

我們在鮑爾斯少校坐的那張長條椅上找到了相連的三個空位。

隨軍牧師埃姆斯少校走上講台，人們安靜下來。他沒有穿牧師法衣，只穿着綠色軍禮服。埃姆斯少校說：“親愛的朋友們，我們來到這裏，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們的姊妹安-坎貝爾告別！”

許多人嗚咽起來。

我悄聲對卡爾說：“這位牧師也玩過她。”

這一次，卡爾的下巴終於掉了下來。看來，今天還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