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貝薩尼山原是哈德雷堡震顫派①教徒的山莊，地方相當小而且也未經好好整修。面積有六十多公頃，長滿橡樹、白樺、楓樹和其他高大、茂盛的樹木，而矮小的南方松樹卻很少。貝薩尼山有時被稱做上校居住區，可能在社會地位上比米德蘭相同的地區更加優越些。
①從英國公誼會分出的美國基督教新教派別之一，因在宗教儀式上渾身顫動，故得此名。
貝薩尼山的唯一缺點是離步槍射擊場太近。第1射擊場就在山南大約5英里處。夜間射擊訓練時，南風一吹，山上就可以聽見槍聲。但有些舊式步槍的聲音輕柔得就像一支催眠曲。
辛西婭穿着一件綠色真絲上衣、一條棕黃色裙子，很可能還換了乾淨的內衣。我對她說：“今天早晨你真漂亮。”
“謝謝，你那套藍西服我還得看多久？”
“把它看成是這星期的工作服好了。”我又說：“你化的妝沒把眼下的黑圈蓋住，眼睛充血，眼皮也腫了。”
“我只要晚上好好睡一覺就會好些。可你得盼着生日早點到來，好換下你那套藍工作服。”
“今天早晨你的脾氣不太好呀。”
“是的，對不起。”她把手放在我膝蓋上，說，“這裏沒有更好的氣氛來發展我們的友誼。”
“對，但我們已經離得很近了。”
我們找到了福勒上校住的那幢房子。這是一幢面積大小很合適的磚結構住房。門、窗框和窗板都是綠色的。一輛福特轎車和一輛切諾基吉普停在車道上。對於高級軍官來說，美國產的車不時髦，但也不算壞。
我們把車停在街上，下了車繼續向前走。7點多鐘山上依然很涼，然而火辣辣的太陽已經斜斜地射進了樹下低矮的灌木叢。這是夏季里一個平常的早晨。我敲了敲那扇綠色的門。
一個穿着漂亮夏裝、迷人的黑人女子開了門，勉強笑了笑。還沒等我們自我介紹，她便說：“噢……是森希爾女士和布倫納先生，對吧？”
“是的，夫人。”我願意原諒她先認出了年輕低級別準尉的過失。一般非軍人，有時甚至連上校的夫人都會弄錯。
我們尷尬地在那兒站了一會兒，她才將我們領進去，來到了中央大廳里。
辛西婭對她說：“您的家真漂亮。”
“謝謝。”
辛西婭問道：“您很了解坎貝爾上尉嗎？”
“噢……不……不太了解。”
這可是個奇怪的回答。我是說，坎貝爾將軍副官的妻子怎麼會不了解坎貝爾將軍的女兒？顯然福勒夫人有些心煩意亂。她忘了講究社交禮儀應該是上校夫人的第二本性。我問她：“悲劇發生后您見過坎貝爾夫人嗎？”
“坎貝爾夫人嗎？沒有……我已經……太煩心了……”
但是總不至於像受害者的媽媽那樣悲痛欲絕吧。她早就應該打一個電話表示同情和慰問了吧。
我正要問另一個問題，就看到了我們要見的福勒上校。他正坐在裝有帘子的門廓里打電話。他已經穿好軍裝，襯衣的紐扣也扣好了，領帶打得很得體，外衣被搭在椅背上。他示意我們坐在他對面小桌旁的柳條椅里。我們坐了下來。
在美國，也許最後保留着傳統的社會風俗、等級、責任心和必要禮節的就是軍隊了。你不明白的話，有一本專為軍官準備的長達600頁的書，裏面講述了生活目的和生活方式。所以有些事情一旦超出正常的規律，你就覺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福勒夫人說了聲“請原諒”就走開了。福勒上校正在聽電話。他說：“我明白，先生。我會告訴他們。”他掛了電話，看着我們說：“早上好。”
“早上好，上校。”
“要咖啡嗎？”
“謝謝。”
他倒了兩杯咖啡並示意我們糖在何處。他直截了當地說：“我在軍隊裏很少受到歧視。我可以代表各少數民族這樣說，軍隊的確是一個不因種族和宗教不同而影響提升，影響軍隊的正常生活的地方。也許個別軍人有種族問題，但這只是個別現象。”
我不明白他說這些是什麼意思，所以我沒說話，只是把糖放進咖啡里。
福勒上校看着辛西婭。“你受過性別歧視嗎？”
辛西婭猶豫了一下，說：“也許……是的，有幾次。”
“你是否因為是女性還受到過騷擾？”
“是的。”
“是否有人說過關於你的流言蜚語？”
“可能有……據我了解有一次。”
福勒上校點點頭。“所以你看，我作為一個黑人比你作為白人婦女遇到的歧視問題還要少。”
辛西婭說：“我知道軍隊願意要男性，不願意要女性。社會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您要說什麼，上校？”
“森希爾女士，我要說的就是安-坎貝爾上尉在哈德雷堡的日子是非常艱難的。比方說，如果她是將軍的兒子，在海灣、巴拿馬和格林納達打過仗，那麼她就會像歷史上許多偉大勇士的兒子們一樣受到軍隊的崇拜。相反，她得到的是流言蜚語，說她與基地內的每個男人都有性關係。請原諒我的措詞。”
我說道：“如果坎貝爾上尉是一個載譽而歸的將軍的兒子，與基地里的所有女人都有性關係，那情況就不再一樣了。”
福勒上校看着我。“確實如此。對男女軍人我們有着兩種不同的標準，而如果這是種族歧視的話，我們是決不會容忍的。如果你們掌握了關於坎貝爾上尉性行為的確切情況，我很想聽聽。我不在乎情況是否屬實。”
我說：“目前我還不能把我的消息來源隨便說出來，對坎貝爾的性行為我感興趣的是那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性行為，是否與殺她的人有關。對於她被強姦、被勒死在步槍射擊場上那種雜聞式的報道我毫無興趣。”當然，實際上她沒有被強姦，但不能將屍體剖檢結果隨意說出來。
福勒上校說：“我相信這是實話。布倫納先生，我不是懷疑你的職業道德。但你最好把那些關係留在你的腦子裏，不要把你的調查變成大搜捕。”
“上校，我很感激您對此案的關心以及對死者家屬的憂慮。正如您所說的，我們不是在談論流言蜚語，我們在談論我所獲得的鐵的事實。安-坎貝爾不僅性生活活躍，而且她引導了一種具有潛在危險的性生活方式。在這個儘是男人的軍隊裏處在她的位置，性生活就不僅僅是她個人的事了。關於兩個標準的問題我們可以談一個早晨，但當我聽到一個將軍的女兒同基地內半數已婚的高級軍官睡覺的事，我想到的是嫌疑犯，而不是小報的標題。‘蕩婦’和‘妓女’這兩個詞在我這個偵探的頭腦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訛詐’和‘動機’。我說得夠明白了吧，上校？”
福勒上校一定是這麼認為的，因為他點了點頭，但也許他是在同意他自己的某些想法。他對我說：“不管你要逮捕誰，你能否保證在你的報告中只提及最少量的此類內容？”
我幾乎想把安-坎貝爾那間秘密的性娛樂品“小倉庫”以及我如何為了減小傷害而做出的讓步告訴他。我說：“坎貝爾上尉房子裏的證據本應該可以與亞德利局長分享，但森希爾女士和我已經採取了必要的搬遷措施，確保這個未婚迷人的女軍官的屋子裏會使她的家人或軍隊難堪的任何東西，都不會成為公眾的笑柄。行動勝於言詞，這是我能給您的唯一保證。”
他又點了點頭，竟出乎意料地說：“我對你們倆的工作很滿意。我已經調查過你們兩人了，你們有最權威的推薦信，有你們接辦此案是我們的榮幸。”
這時候我想抬腳就走，因為這話把我抬得太高了。但我還是說：“您這樣說太好了。”
他又給我們倒了咖啡，說：“這麼說你們已經有了一個重要的嫌疑犯——穆爾上校。”
“對。”
“為什麼是他？”
“因為，”我說，“我們有他在現場的證據。”
“我知道……但是並沒有證據證明他真的勒死了她。”
“是的。也許他是在犯罪時間之前或之後到過那兒。”
“你有其他人在現場的證據嗎？”
“沒有結論性的證據。”
“那他不就成了最重要的嫌疑犯了嗎？”
“目前是這樣。”
“如果他不承認，你會指控他嗎？”
“在這樣的案子裏我只能提出建議，是否指控他毫無疑問得由華盛頓來做決定。”
“就我看來，你的報告和建議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
“考慮到只有我掌握案子發生的線索，這應該是唯一的因素。”我又說，“我必須告訴您，上校，這些把安和基地某些軍官聯繫在一起的謊言可能包括或不包括像軍法官這樣的人，也可能包括或不包括那些在這個案子裏沒有得到應得處置的人們。我討厭成為一個散佈不信任種子的人，但我只告訴您我聽到的情況。”
“從誰那兒聽到的？”
“我不能說。這些情況來自一個正常的渠道，而且我相信您知道這個問題傳播得很廣。我認為您無法把您自己的房子清理乾淨，上校。因為您的掃帚不幹凈，但也許森希爾女士和我能。”
他點點頭。“唉，關於這一點，你們到這兒的時候我正同將軍通話。事情有了新的進展。”
啊哈，我不喜歡新進展。“是嗎？”
“司法部同你們的上司赫爾曼上校、部隊的軍法署署長，以及其他感興趣的部門在會上決定委派聯邦調查局來破這個案子。”
噢，他媽的。我對福勒上校說：“好了，控制損失我已經不能負責了。你和其他軍隊長官應該明白這一點。”
“是的。有些人已經心煩意亂，五角大樓並不是人人都認為控制損失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們沒認真打一仗就向這些要求屈服了。但是他們的確搞了一個妥協方案。”
辛西婭和我都問那是什麼方案，福勒上校卻告訴我們：“你們的辦案時間一直到明天中午。如果，到那時你們還沒有逮捕罪犯，也沒有提出指控建議，你們就不用再調查了。不過你們必須留在這兒，以防聯邦調查局的人有問題要問。”
“我明白。”
“一個由聯邦調查局負責的特別工作組正在亞特蘭大組建，人員來自軍法署署長辦公室、司法部長辦公室，還有福爾斯徹奇你所在的犯罪調查處的幾名高級軍官。”
“噢，我希望所有的警官都得呆在軍官招待所。”
福勒上校勉強一笑，說：“我們並不希望這樣，當然，你們也不願意這樣。如果你全面地考慮一下就會覺得這樣做是不可避免的。”
辛西婭說：“上校，不是每天都有軍隊裏的上尉被謀殺的，這樣興師動眾是否有點太過分了，聽起來更像是研究公共關係學而不是認真研究偵破學。”
“這話說到點子上了。她是一個女人，她被強姦了，而且她是將軍的女兒。”他又說，“在一切事情上都應該人人平等，但事實是有些人能得到更多。”
我說：“我明白您無力改變這項決定，上校，但您應該和將軍談一談，看他是否能推翻或修改這一決定。”
“我談過。這就是昨天晚上大約11點時我們達成的協議。原來決定你和森希爾女士馬上停止本案的調查，但將軍和赫爾曼上校又給了你們一些時間。他們認為你們就要抓到罪犯了。所以，如果你們有充足的證據和合理的懷疑，認為是穆爾上校，你們就逮捕他。如果你感到有必要逮捕，是會得到我們的許可的。”
我想了一會兒。穆爾上校只不過是個替罪羊。他為什麼是替罪羊呢？除了不多的證據之外，還因為他是個瘋子，行為詭秘古怪，軍服邋邋遢遢。據肯特說，將軍不喜歡他同安的關係。他沒得到過重大的獎勵，他並不是一個深得人心的軍官，甚至連一個憲兵隊的下士都希望他儘快死去。這傢伙狂熱地一頭扎進尼採的書里，像掉進了陷阱。我對福勒上校說：“好吧，如果給我30個小時，我會辦妥此案的。”
福勒好像有點失望。他問道：“為什麼你有了證據還不採取行動？”
“證據不足，上校。”
“好像是這樣。”
“是肯特上校對您講的嗎？”
“是的……但你指出法醫的證據證明了穆爾上校在犯罪現場。”
“對。但這有個時間、動機的問題，最終是行為的本質問題。我相信穆爾上校同那兒發生的事有某種程度的糾葛，但我不能肯定他是單獨行動，或者是蓄意殺人，或者他真的會因殺人而被判刑。我必須辦好這個案子，而不僅僅是逮捕他，然後把案子扔給法院。”
“我知道。你認為他會認罪嗎？”
“只有問了他才會知道。”
“你打算什麼時候問呢？”
“通常在我和嫌疑犯都做好了談話準備的時候才問。在這個案子裏，我也許會等到最後一刻。”
“好吧。你需要基地犯罪調查處的協助嗎？”
“我已經得知鮑爾斯少校也是死者的一個情人。”
“那個傳聞。”
“對。但如果我——不，上校，如果您問他，他也許會告訴您實話。在任何情況下，由於他與死者的關係已被提出，而我們又無法確定，所以不得不取消他參與此案調查的資格。我也不想同他手下的人合作。”
“我覺察到了，布倫納先生，但是憑一個沒有證據的告發——就算他本人承認同死者有性行為——並不會使鮑爾斯少校喪失參與此案的資格。”
“我想是這樣。他的名字會被放進嫌疑犯名單B或名單C中，直到我得到他不在現場的證明或我的證據不足為止。上校，這個話題既然您談到了，我可以開始問您幾個問題嗎？”
福勒上校用他那開始有些顫抖的手給自己又倒了一杯咖啡。現在太陽升得更高了，然而裝了帘子的門廊里仍有些暗。因為早晨我沒有吃什麼東西，所以咖啡在胃裏咕咕直響。我的頭腦也不像原來反應得那樣快。我瞥了一眼辛西婭，看上去她的精神比我要好些。但明天正午的最後期限意味着我們必須廢寢忘食地去工作。
福特上校問：“一起吃早餐吧？”
“不，謝謝您，上校。”
他看看我說：“繼續問吧。”
我又開始問了：“您同安-坎貝爾有過性行為嗎？”
“沒有。”
“您知道誰有嗎？”
“肯特上校告訴過你他有。我不會提到其他人的名字，因為這樣做似乎是我把他們列入了你的嫌疑犯名單。”
“好吧，讓我們直接來談這個名單——您是否知道什麼人可能有殺害她的動機？”
“不，我不知道。”
“您知道將軍的下級副官埃爾比迷上她了嗎？”
“是的，我知道。那很正常，而且對他來說，向他上司的女兒獻殷勤並非不明智。他們都是單身，安很迷人，又都是軍官。婚姻實際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逐漸形成的。”福勒上校又說，“這個年輕人十分出色。”
“阿門。她對他的關注有所反應嗎？”
福勒上校想了一會兒，說：“她從不對任何男人的關注做出反應。她總是着意引起別人的關注，而她在得到滿足以後，一切也就結束了。”
“這話從您嘴裏說出來真令人吃驚，上校。”
“噢，求求你，布倫納先生，現在你知道了這裏的一切。我並不想在你們兩位面前保護她的名譽。這女人是個……上帝，我希望我能找到一個恰當的詞……不是‘勾引者’，不是‘愛戲弄別人的人’——她——不是‘一個普通的蕩婦’……”他看了看辛西婭。“給我一個詞。”
辛西婭說：“我們也沒有找到合適的詞形容她是個什麼樣的人，也許可以用‘復仇者’這個詞。”
“復仇者？”
辛西婭說：“她並不像您開始暗示的那樣，是流言蜚語的犧牲者，從傳統意義上說她不是亂交，從事實上說她也不是慕男狂。實際上，她是在用她的美麗和她的身體來複仇。上校，您知道這一點。”
福勒上校好像對這個評價並不感到高興。我懷疑肯特上校把他對我們講的情況向他做了簡單彙報，忽略了安的性行為和特殊目的這一事實。她的特殊目的就是讓她父親像個大傻瓜。福勒上校對辛西婭說：“她憎恨軍隊。”
辛西婭回答說：“她恨她父親。”
福勒第一次好像感到不舒服了。這個人是個冷漠的傢伙，他的盔甲是經過考驗的，他的刀也是如此，但是辛西婭剛剛戳他一下，他的恐懼就暴露了出來。福勒說：“將軍真心愛他的女兒。請相信這一點。但她卻對他產生了一種擺脫不了的無名的仇恨。實際上，我和基地外的一個心理學家談到過這一點，雖然他不能直接分析這個問題的原因，但他說她可能得了不明確的性紊亂症。”
辛西婭說：“從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情況看，好像並非不明確。”
“嗯，誰知道這些心理學家說的是什麼呢？他們講的我一句也聽不懂，但讓我懂得了這樣一個事實：那些權威人士的孩子們企圖步父親的後塵，後來變得灰心喪氣，又經過一番尋找自我價值的時期，最後才去做自己能做的事，這已同他們父輩所做的事大不相同了，因此也就避免了同父輩的競爭。這些事，對社會也是很重要的。根據那個心理學家所說，他們許多人忙於社會工作，當教師、護士，或從事其他教育工作，包括從事心理學研究。”
我說：“心理戰術實際上不是一種教育工作。”
“對，這就是此項分析偏離了標準的地方。那個心理學家還說，如果兒子或女兒呆在父親的領地里不走，常常是因為他們想傷害父親。他們無法與之競爭，又無法離開，所以他們呆在父親們身旁，發動一場像游擊戰一樣的戰爭，來打擊他們的父親。小到製造煩惱，大到搞破壞活動。”
他想了一會兒又接著說：“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這是他們可以復仇的唯一方式——是的，正如你所說，森希爾女士——他們憑着那些不公平的事情或其他原因來報復他們自己。在坎貝爾上尉的案子裏，她做的一切都很獨特。她父親不管她，她的生活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據那位心理學家講，許多反對父親的兒女們都有亂交、酗酒、賭博和其他反社會的行為，他們知道這些事會使他們的父親難堪。也許由於坎貝爾上尉在心理學方面懂得很多，所以她的所作所為也就更加出格。很明顯，她試圖勾引她父親周圍的每個男人。”
福勒上校探過身來對我們說：“我希望你們明白安的行為是沒有理性的，這與她父親對待她的態度無關。我們都有假設的敵人，而當孩子把父母當成敵人，那麼在孩子的心中，憤怒就壓倒了父母對他們全部的愛。安是一個需要幫助的心理失調的人，但她沒有得到幫助。實際上那個狗雜種穆爾為了達到他骯髒的目的，卻點燃了安心中的怒火。我相信，他是想看看他發動和控制的這種力量能延續多久。”
整整一分鐘沒人說話，後來辛西婭問道：“將軍為什麼沒有採取嚴厲的措施呢？他領導着一支裝甲特遣部隊挺進幼發拉底河的威力哪兒去了？”
福勒上校回答：“那事很容易，但要管他女兒卻沒那麼容易。實際上，一年前將軍就考慮過應採取某種措施。但根據我的經驗，如果將軍進行干預，讓穆爾上校調離，或命令安去接受治療，作為一個司令他可以這樣做，但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所以將軍聽了我的意見，就讓事情順其自然了。”
我說：“濫用職權對穆爾和安採用強迫命令對將軍的事業沒有好處，所以你們就只承認那兒有問題，而沒去處理。”
福勒上校說：“這是個非常難辦的事。坎貝爾夫人……安的母親認為如果安離開哈德雷堡到別的地方去發泄她的憤怒，情況會有所改善。這是一種逃避。但在一周前，將軍已經決定這樣做了。可是……唉，太遲了。”
我問道：“將軍決定怎樣做？”
福勒上校想了一下說：“我不知道告訴你這麼多是否都與此案有關。”
“告訴我吧，我來決定。”
“嗯……那麼好吧。幾天前將軍向他女兒發出最後通牒，給了她三種選擇。第一個選擇是讓她退役。第二個選擇是辭掉學校的職務，並同意接受將軍為她選擇的某一種治療——住院或在家就醫。第三個選擇，如果她拒絕上述選擇，將軍就讓軍法官來調查她的不端行為，並向最高軍事法庭提出控告。”
我點了點頭。不管怎樣，如果這個最後通牒是真的，一定加速了第6步槍射擊場上事件的發生。我問福勒上校：“她對最後通牒有什麼反應？”
“她告訴父親兩天之內給他答覆。但是她還沒答覆就被殺害了。”
我說：“也許這就是她的答覆。”
福勒上校看上去有些吃驚：“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仔細想想，上校。”
“你的意思是她在穆爾上校的幫助下進行了一種奇怪的自殺？”
“也許。”我問他：“過去有沒有某種跡象或發生過什麼特殊的事情能解釋坎貝爾上尉對她父親的憤怒？”
“比如什麼樣的事情？”
“就像……爭風吃醋——母親，女兒，那種事兒。”
福勒上校很近地看了我一會兒，好像我超越了謀殺案的調查範圍，做出了一種違背品行和道德的行為。他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布倫納先生，而且我建議你也不用費心解釋。”
“是，長官。”
“就這些嗎？”
“恐怕不是。下面的問題甚至更令人討厭，上校。你說你同死者沒有性關係，為什麼沒有呢？”
“你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沒有？”
“我是說她為什麼沒向你提出過？還是她提出過，而你拒絕了呢？”
福勒上校朝大門瞟了一眼，好像怕他夫人在附近聽到這裏的談話。他說：“她從沒向我提出過。”
“我明白了。是因為您是黑人，還是因為她知道提出也沒有用？”
“我……我還是認為那是……她同幾個黑人約會過……不是在哈德雷堡，那是過去的事了。所以不是因為這個。因為她知道……”他笑了，這是第一次。“……她知道我是不容易下水的。”他再一次帶着微笑，補充說：“或者她覺得我很醜。”
辛西婭說：“可您並不醜，上校。就算您丑，那也與安無關。我想她是向您提出過，但您出於對您妻子的忠誠，或者是出於您自己的道德良知拒絕了她。在這一點上，您變成了安的第二大敵人。”
福勒顯然已經聽夠了，說：“我一生中從未像這樣談過話。”
我說：“您也許從沒被捲入過一場謀殺案的調查。”
“對，沒有。如果你下令逮捕，這個調查就會結束。”
“實際上，調查會繼續升級。直至到達軍事法庭。我犯的錯誤不多，上校，但當我意識到我犯了錯誤時，我會努力工作以暴露出我的錯誤。”
“我很讚賞你，布倫納先生。也許穆爾上校就能解釋你的懷疑。”
“他可以試一試，也許對發生的事情他有自己的說法，我想知道每個人的說法，這樣我就能很好地分析出事情的真偽。”
“隨你的便吧。”
辛西婭問他：“坎貝爾上尉有兄弟姐妹嗎？”
“有一個弟弟。”
“您能談點關於他的事嗎？”
“他住在西海岸，那地方有個西班牙語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
“他不是軍人嗎？”
“不是。他是……他嘗試過許多工作。”
“我明白了。您見過他嗎？”
“見過。大部分假期他都回家過。”
“您是否認為他也有他姐姐那樣的問題？”
“在某種程度上……但他選擇了與家庭保持距離的方式。這是他處理問題的辦法。比方說，在海灣戰爭期間，加利福尼亞的幾家電視台想採訪他，卻無法找到他。”
辛西婭問：“您是說他和家庭疏遠嗎？”
“疏遠？不是……只是保持距離。他回家時，家裏人見到他都很高興。他走時他們又都很悲傷。”
“他們姐弟之間的關係怎麼樣？”
“很好，從我所了解的情況看，安-坎貝爾能接受他，與他很融洽。”
“接受他……什麼？他的生活方式嗎？”
“是的。約翰-坎貝爾——這是他的名字——是個同性戀者。”
“我明白了。將軍也接受這一點嗎？”
福勒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說：“我想是的。約翰總是非常謹慎——從來不把男性情人帶回家，穿着也隨大流，沒什麼特殊。我想如果將軍不是忙於應付他女兒那些不檢點的事，他一定會對他的兒子感到大失所望。但同安相比，約翰是個嚴肅的人。”
“我明白，”辛西婭說，“您是否認為將軍迫使女兒扮演了一個男人的角色——我是指在西點和軍隊——來彌補他兒子所缺少的在事業上的抱負？”
“人人都這麼說。但是，憑我多年了解的情況看，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事實上，安在西點軍校時是個非常熱情的學員。是她自己要去那兒的，而且她幹得很好。她在4年服役中主動參加義務值勤，而後才進了學校。所以，我認為不是將軍在推她或強迫她，或像對待小孩子那樣阻止了她的愛好，比方說，如果她沒有去那兒的興趣而硬逼着她去。這些道理都是那個心理學家說的，而情況恰恰相反。我記得安在中學是一個頑皮的女孩，一個從事軍隊工作的好人選。實際上，她想繼承她家的這個傳統。她的祖父也是個職業軍官。”
辛西婭想了一會兒，然後提醒他說：“您說過她憎恨軍隊。”
“是的……我說過，但正像你指出的，她恨的是她父親。”
“那麼您那樣說是說錯了嗎？”
在盤問中，指出對方的謊言是很有效的方法，即使那只是個小謊，這樣能使嫌疑犯或證人陷於防守的境地。
福勒上校想糾正他原先的論點，對辛西婭說：“她原來是喜歡軍隊的。我不能肯定說出她最近的思想。她有太多的仇恨，她呆在軍隊裏也是另有動機的。”
“我現在對這一點很清楚。”辛西婭又問：“您能談談安-坎貝爾同她母親的關係嗎？”
福勒上校想了一會兒，說：“她們的關係很好。關於坎貝爾夫人，我跟許多人的看法相反，她是一個很要強的女人，但是她選擇了服從她丈夫事業的方式。我用‘選擇’一詞是因為事實如此——那是她的一個選擇。坎貝爾夫人畢業於舊式學校，如果她對婚姻做了承諾，那麼她會遵守諾言；如果她改變了主意，她會離婚。她不像當今那些既想保存蛋糕，又想把它吃掉的現代妻子們那樣去訴苦、去抱怨和生氣。”
他朝辛西婭看了一眼，繼續說：“她不會因為她丈夫的背判行為而苦惱，幸與不幸她都會忍受，她懂得作為一個妻子和伴侶的價值，她不會去市中心找一份買賣房地產的工作，用這種可憐的方式來宣告她的獨立。她沒有佩戴將軍的星章，但她懂得如果沒有她的幫助、奉獻和她多年的忠實，她丈夫也不會戴上它們。你問安同她母親的關係，而我說的是坎貝爾夫人同她丈夫的關係，不過你可以從中找到你問題的答案。”
我點點頭。“是的，我能。那麼安想改變她母親的行為和態度嗎？”
“我想起初她試過，但坎貝爾夫人只簡單地告訴她讓她管好自己的事，不要干涉她的婚姻。”
辛西婭說：“好建議。這使她們的關係緊張了嗎？”
“我不善於協調母女關係。我家裏是兄弟4人，而現在我自己有3個兒子。總的來說，我不會揣摩女人的心，我從未仔細觀察過母女關係。但是我知道她們從未一起做過什麼事，比如買東西、打網球或者是籌劃晚會。不過她們在一起吃飯，有時也單獨吃。這些對你來說夠了嗎？”
辛西婭點點頭問：“福勒夫人很了解安-坎貝爾嗎？”
福勒上校回答說：“相當了解，通過社交活動了解的。”
“那麼福勒夫人當然對坎貝爾夫人也很了解，所以也許我可以同福勒夫人談談——有關母女關係。”
福勒上校猶豫了一下，然後回答說：“就像你們看到的，福勒夫人很難過，所以除非你們一定堅持現在談，否則我不得不請你們等幾天再談。”
辛西婭問：“您夫人會待在這兒嗎？還是她太悲傷了，可能會去哪兒休息一下？”
福勒上校看着辛西婭說：“如果你的意思我沒理解錯的話，作為一個公民，她可以來去隨其所願。”
“您理解得很對，上校。我並不想去開傳票。我想今天同她談談，因為我沒有幾天時間可等了。”
福勒上校深深地嘆了口氣。顯然，他沒料到我們會這樣急，並且他對下級給他帶來的壓力很不習慣。我想是因為我們穿着便服他才沒發火，沒把我們趕出去，這就是為什麼犯罪調查處常常穿便服去處理最糟糕的案子。福勒最後說：“我問問她今天下午是否能同你們談。”
“謝謝您。”辛西婭說，“她能同我們談，總比被迫同聯邦調查局的人談好些。”
福勒上校明白這些情況，他點了點頭。
我問他：“第二點，上校，您能告訴我坎貝爾被殺的那個晚上您在哪兒嗎？”
他笑了笑說：“這是你打算問的第一個問題吧。嗯，我在哪兒？我工作到晚上7點，然後參加了在軍官俱樂部燒烤餐室舉行的軍官告別晚會。我很早就託辭離開了，到家還不到10點，我又做了些文字處理工作，打了幾個電話。12點就和夫人休息了。”
如果他夫人能證明這一點，我問這個問題就太蠢了。所以，我換了一個問題：“那天晚上沒發生什麼意外嗎？”
“沒有。”
“您幾點醒的？”
“6點。”
“然後呢？”
“我洗了澡，穿好衣服，大約7點半開始去工作。”他又說：“也就是去我現在該去的地方。”
“您大約在8點往坎貝爾上尉的住處打了電話，在她的錄音電話上留了言。”
“對。坎貝爾將軍從他家裏打來電話要我這麼做的。”
“他不想自己給她打電話嗎？”
“他很苦惱，而且知道他夫人很失望，所以就讓我來打這個電話。”
“我明白了。但是，就像事情發生的那樣，我們8點前到達她的住處時，留言已經在錄音電話機里了。”
接下來是一陣沉默。在一瞬間，福勒上校一定會猜測我是否在誆他。其實不是，不然他得編一個更好的故事來解釋。他盯着我的眼睛說：“可能我把時間搞錯了。一定是更早些。你們是什麼時候到她家的？”
“我得查查我的記錄，我能推斷出您並不是在7點前打的電話，說她趕不上7點鐘的早飯了。”
“這是個合乎邏輯的推斷，布倫納先生，雖然我常常在早於這次的時間打電話提醒她。”
“但是這一次，您說：‘安，你今天早晨應該到將軍家去一趟。’在您說了‘你現在也許在睡覺’之後，您又說了吃早飯的事。如果她值勤結束是7點，而您在7點半給她打了電話，她那會兒才剛剛能趕到家，還根本談不上去睡覺。”
“你是對的……我想我是記不太清了。我也許忘了她在值勤，我的意思是她也許還沒睡醒。”
“但您的留言中提到了值勤。整句話是‘今天早晨你值勤結束后，應該到將軍那兒去一趟’。”
“我是那麼說的嗎？”
“是的。”
“嗯，那好，及時糾正我的錯誤。我也許是在7點半前打的電話。我是在將軍打來電話后緊接着打過去的。坎貝爾上尉顯然已經同意7點去見她父母。雖然按常規她是在那個時間與下一班的軍官交接，但她提前離開讓值勤軍士代理交接也並非不正常。”他又說：“這一點你有問題嗎，布倫納先生？”
“沒問題。”我沒有問題，你可有大問題。我問：“坎貝爾上尉和她父親的關係並不融洽，她為什麼要同他一起吃早飯？”
“嗯，他們常在一起吃飯。我告訴過你，她經常去看她母親。”
“這次早餐的目的是安-坎貝爾對將軍的最後通牒做出答覆嗎？”
福勒想了一會兒，然後說：“是的，可能是。”
“在被迫答覆最後通牒前僅一小時，她死了，您不覺得奇怪嗎？您認為這之間有聯繫嗎？”
“不，我想這是巧合。”
“我不相信巧合。我來問您，將軍是否要求他女兒回答更多的問題？”
“你指什麼？”
“嗯，名字。基地那些同她睡過覺的男人的名字。坎貝爾將軍要進行一次大清洗嗎？”
福勒上校想了想，說：“完全可能。但安並不在乎誰知道這些，她會很高興把這些告訴她父親。”
“那些同她睡過覺的已婚軍官們會很在乎，而不會像她那麼高興的。”
“我知道他們的確在乎，”福勒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安不會改邪歸正，他們的行為有可能敗露。”他說：“你知道，布倫納先生，大多數已婚男子在不端性行為中都有矛盾心理。”他看了看辛西婭，又繼續說：“一方面，他們害怕被他們的妻子、家人、朋友或上司發現；另一方面，他們又為自己的行為而自豪，並且總是誇耀他們的征服。當被征服者是他們上司的漂亮女兒時，他們就無法控制住自己而信口開河了。相信我，我們都有過類似感受。”
我笑了笑。“的確是這樣，上校。”我又說，“但是說說是一回事，照片、名單和宣誓書就是另一回事。我的看法是這樣，她的一些情人也許通過安了解到將軍掌握了關於他們的足夠的情況，並且要求女兒拿出一份不軌行為的報告。有人也許認為殺死安就消除了證據，了結了此事。”
福勒點點頭。“我也有過這種想法。事實上，我一直認為殺她的不是陌生人。但是你能向我解釋一下為什麼那個想讓她閉嘴的人用這種方式殺害他，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死者的性行為上來呢？”
問得好。我回答說：“也許是用來掩蓋行為的本質。罪犯需要殺了她，加上強姦不過是干擾調查。我經手過兩件這樣的案子，丈夫用這種方式殺死妻子，使現場看上去像是陌生人乾的。”
福勒上校說：“這是你的職業範圍，不是我的。不過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有多少男子殺害女士僅僅是為了滅口呢？因瀆職行為上軍事法庭總比因殺人上軍事法庭風險小得多。”
“我同意，上校，但是我們是有理智的人。在非理性的世界裏，殺人的一個基本動機是避免丟臉和出醜，手冊中是這麼說的。”
“嗯，同樣，這也是你的職業範圍，不是我的。”
“要仔細想想在安-坎貝爾的情人中有誰可能想到用殺人來避免丟臉、離婚、上軍事法庭和從軍隊中被開除。”
“布倫納先生，據我了解，你最早的嫌疑犯穆爾上校同她並沒有性行為方面的糾葛，所以他沒有滅口的理由，但他也許有許多強姦她並殺害她的其他原因。因此，如果這些就是影響你逮捕他的原因，你應該將注意力集中在動機的形成上。”
“當然，我正沿着這條線索調查，上校。我喜歡將謀殺調查看成像步兵和裝甲兵司令指揮一場戰役一樣——多方進擊——佯攻、試探出擊、主攻，然後是突破、包圍。”我補充說：“包圍他們，猛擊他們。”
他苦笑着。我知道他會這樣。他說：“這是你濫用資料、喪失創造精神的好辦法。直接去找殺人犯，布倫納先生，把那些可笑的材料留在戰術教室的黑板上吧。”
“噢，也許您是對的，上校。”我問他：“您那天早晨去上班的時候，是否遇見了值勤中士聖-約翰？”
“沒有。實際上，我後來聽說其實是一個警衛班長在總部值勤。所以這樣一來，當早晨第一個軍官來接班時，引起了一場大吵大嚷。那個班長說那值班中士幾小時前離開后再沒回來，他不知道中士在哪兒，也不知道值勤的軍官在哪兒。這件事我不知道，因為沒有人告訴我。桑德斯少校，一個參謀，決定去叫憲兵隊，憲兵隊說聖-約翰被他們拘留了，但是拒絕說出原因。我是在大約9點時了解到這些情況的，並且向將軍做了彙報。他告訴我要繼續追查下去。”
“就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問問坎貝爾上尉去了哪裏嗎？”
“沒有……回想起來，一切都攪在一起了。我以為那天早晨坎貝爾上尉只不過是離開得早些，讓值班中士代理，而中士又讓警衛班長代理，自己藉此機會去了什麼地方——也許是回家暗中監視他妻子去了。這一切都太平常了——一個值勤的男人腦子裏想着他妻子對他不忠，就偷偷溜回去檢查一下，這是軍隊生活的一個問題。”
“是的。我曾辦過一個案子，兩人被殺、一個重傷就是這樣開始的。”
“所以你明白了。嗯，我想到了一件事。我只知道聖-約翰同憲兵隊爭吵過，這事沒報告總部，也沒有進行深入的調查，因為我認為肯定是坎貝爾上尉提前離開導致了聖-約翰玩忽職守，並且我知道此事自會見分曉的。所有人都認為聖-約翰的被捕同我們後來發現的事有某種聯繫，這就是我所知道的真實情況。”
他的話聽起來有根有據，但如果我推敲一下，一定會有一些漏洞。我提醒他說：“您說過前天晚上您在總部工作到很晚。”
“是的。”
“坎貝爾上尉那天晚上要求值勤時，您看見她了嗎？”
“沒有。我的辦公室在一樓，在將軍的辦公室隔壁。值勤軍官和中士在二樓辦事員和打字員用的大房間裏。他們先是接受一個值班軍官的值班記錄和特殊命令，然後選一張桌子，讓自己晚上過得舒服些。我很少看到值勤軍官報到。”他問：“滿意了嗎，布倫納先生？”
“可能，長官。反覆核對后我才能知道是否滿意。這是我的工作，上校，除此之外我別無辦法。”
“我相信你還有些自由，布倫納先生。”
“僅僅一丁點兒。往左一英寸，往右一英寸。我現在正自動落進我的上司赫爾曼上校的嘴裏，不敢向高級軍官提問的準尉他都要吃掉。”
“這是真的嗎？”
“是的，長官。”
“嗯，我會告訴他你幹得很出色，沒表現出任何恐懼。”
“謝謝您，上校。”
我們足有一分鐘沒有說話。我的咖啡涼了，但我不在乎。最後，我問他：“上校，您今天是否能安排我們同坎貝爾夫人談談？”
“我會儘力的。”
我對他說：“如果她真像您所描繪的是個軍人的好妻子，她會明白談話的必要性。”我又說：“今天我們還想見見將軍。”
“我會安排的。我在哪兒能找到你？”
“恐怕我們今天要走遍基地各處。就給憲兵司令部辦公室打電話留言吧。我在哪兒能找到您？”
“基地司令部。”
“葬禮安排好了嗎？”
“是的。降旗號響過後，今晚和明天早晨遺體將留在基地小教堂里，以便那些希望向她告別的人去弔唁。明天上午11點，在小教堂舉行儀式，然後將遺體送到喬丹飛機場，用飛機運到密歇根州，在坎貝爾家族的墓地下葬。”
“我明白了。”職業軍官通常都將遺囑寫給軍隊存檔，常常包括關於下葬的說明，所以我問福勒上校：“那是死者的願望嗎？”
“這個問題同謀殺調查有關係嗎？”
“我想立遺囑的日期和下葬說明的日期同這次調查有關。”
“遺囑和下葬說明都是在坎貝爾去海灣參戰前一周寫的，這不會有什麼不正常。告訴你吧，是她要求葬在家族墓地的，她遺囑的唯一受益人是她的弟弟，約翰-坎貝爾。”
“謝謝您，”用這樣一句話做結束語吧，“您與我們合作得很好，上校，我們非常感謝。”儘管您想迷惑我們一下。
按禮節，上級軍官行動優先，所以我在等着他意識到我已說完，並且站起來。但是他卻又問我：“在她房間裏，你是否發現了什麼有損於她或基地任何人的東西？”
我變得忸怩起來，問：“比方說？”
“嗯……日記，照片，信件，她征服的人的名單。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回答說：“我的未婚姑媽可以單獨在坎貝爾上尉的家裏住一周，而不會發現任何她不贊成的東西，包括音樂。”這是真的，因為簡姑媽雖然愛探人私隱，但她沒有空間洞察力。
福勒上校站了起來，我們也站了起來，他告訴我說：“你一定漏掉了一些東西。安對每件事都做記錄，這是她作為心理學家的一種訓練。不容懷疑，作為一個墮落的人，她作為一個訛詐腐蝕者的慾望絕不是靠對她在汽車旅館外邊的草堆里或下班后在基地私人辦公室里的短暫記憶來維持的。要更仔細謹慎才行。”
“是，長官。”我必須承認，我不喜歡關於安-坎貝爾的那些事由肯特或福勒嘴裏說出。安-坎貝爾對我來說，顯然已經超出了一個被謀殺的受害者。我也許會找到殺人犯，但有人必須找到她所作所為的原因，必須把這些解釋給福勒、肯特之輩和所有的其他人聽。安-坎貝爾的生活不需要道歉，不需要憐憫，它需要一個理性的解釋，可能還需要一種辯護。
福勒上校陪着我們走到前門，在門口，我們握了握手。我對他說：“順便說一下，我們沒有找到坎貝爾上尉西點軍校的戒指。她有戴戒指的習慣嗎？”
他想了一會兒，說：“我從未注意過。”
“她戴戒指的地方有一道棕色的印痕。”
“那麼她戴過。”
我對他說：“您知道，上校，如果我是一位將軍，我會希望你來做參謀。”
“如果你做了將軍，布倫納先生，你會找我做你的參謀的。再見。”綠門關上了，我們沿着小徑朝我們的汽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