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考爾-塞夫爾說他已結束了在安-坎貝爾書房裏的搜尋檢驗工作，所以我坐在安的沙發上，看她的心理戰術系列講座中的另一盤錄像帶。在我周圍，法醫實驗室的人們正在依據檢驗的證據來推斷可能去過她房間的人。他們掌握的資料都是些人們通常認為骯髒的東西——毛髮、纖維、灰塵、指紋、污點和污跡。

在一個普通的、冗長乏味的謀殺案調查中，如果知道有誰在她的房子裏呆過，也許最終會找到殺她的兇手。如果知道有誰曾呆在她地下室的那間房裏，那份嫌疑犯名單就不會那麼長了，除非那些人合謀搞鬼。但到現在，那間房子還被封着。這也許是個錯誤，儘管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一般來說，若知道有誰在犯罪現場，一切就深入了一步。我們傾向於斷定查爾斯-穆爾到過現場，至於他是何時到了那兒，在那兒幹了些什麼則有待證實。

威廉-肯特上校目前忽然出現了會被撤職的問題，更不必說他為了婚姻最終還得對他夫人說些好話。感謝上帝，我沒遇到這種問題。

肯特已經承認了包括通姦、玩忽職守和不合軍官身份的行為，但這只是3種軍法署署長辦公室可以列出的罪名。犯罪的人常在謀殺調查中這樣做，就像在公正的上帝的聖壇上獻上一個小小的祭品一樣，希望上帝先接受這個，然後再讓他到別處去找活人當祭品。

顯然正如肯特所說，安-坎貝爾就是在進行一場心理戰爭實驗。假如我相信肯特說的，那安-坎貝爾就是在進行一場計劃周密、道德敗壞的針對敵人——她父親的戰爭。如果她父親值得她反對，她要反對什麼呢？關於殺死她的兇手，穆爾說過些什麼？作為父親，誰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同樣，也許安-坎貝爾認為她對父親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當的。所以，將軍一定對她做過些什麼，不管是什麼，但已經使她走上了一條復仇之路，最終導致了她的自我毀滅。我想起了一件事，可能會使女兒和父親走到這種地步，那便是性虐待和亂倫。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唯一可以確認此事的人已經死了。將軍也可以確認這件事，但我布倫納不會去觸動他。然而，我可以問得謹慎些，還可能，僅僅是可能，我可以慎重地問問坎貝爾夫人關於她女兒同父親的關係。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已經把我的20年押進去了。

另一方面，正如肯特指出的，為什麼去翻那些與本案無關的醜事呢？但是誰又會知道到底本案需要些什麼，不需要些什麼呢？

那麼，是將軍為阻止她的瘋狂，還是怕她醜事外揚而殺了她？還是坎貝爾夫人出於同樣的原因這樣做的？穆爾上校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的確，我搜集的醜事越多，哈德雷堡的先生們和女士們就越瞠目結舌。

辛西婭走過來，硬往我嘴裏塞了一片炸麵餅。顯然，我們比同乘一輛車、合用一個浴室、分享一個炸麵餅的關係更親密了。

我有個好消息。第5步槍射擊場上的車轍印是穆爾上校那輛車的。發刷上的指紋假定是穆爾的，那麼它們與帳篷樁上的兩個指紋、安吉普車上的至少6個指紋、男廁所里的一個指紋都相吻合。廁所馬桶座圈上找到的另一根毛髮同穆爾的頭髮對比證明是同一人的。垃圾袋上的所有指紋都是穆爾和安-坎貝爾的。安靴子上、槍套上、頭盔上的指紋證明他倆都拿過這些東西。所以，你設想和描述的犯罪活動，安-坎貝爾和穆爾的活動以及行為好像都與這些實物證據相吻合。“祝賀你。”辛西婭說。

“謝謝。”

“案子了結了嗎？”

“我會去同穆爾核實的。”

“如果他不承認，你會帶着我們獲得的證據去找軍法署署長嗎？”

“我不知道。這案子還有破綻。”

“對，”辛西婭說，“至少有一個。車前燈亮的時間對不起來。我們可以假定穆爾在犯罪現場，但卻不能證實在那個時間是他用繩子勒死了她。而且我們不知道他的動機。”

“對。不知道動機。這樣同陪審團打交道就會是件很艱苦的工作。”我又說，“而且還有可能只是一次意外造成的死亡。”

“是的。如果穆爾有什麼話要說，他一定會這麼說的。”

我拿起電話，撥了福勒家的號碼。說話的是一個懶洋洋的女人的聲音。我說了我是誰，福勒接過了電話。他的聲音聽上去好像有些煩躁。“喂，布倫納先生嗎？”

我說：“上校，我已經決定暫不查封穆爾上校的辦公室，也不沒收他的東西。我希望讓您知道這一點。”

“現在我知道了。”

“您讓我告訴您關於要逮捕誰的事，我已經重新考慮過逮捕他的事。”

“我不知道你打算逮捕他，布倫納先生，但如果你再重新考慮的話，你能否再叫醒我，以便讓我了解最新情況？”

“當然。”這是個玩笑。我喜歡有幽默感的人。我對他說：“我給您打電話，是請求您不要將此事告訴任何人，否則會給此案帶來麻煩。”

“我明白。但我會將此事報告將軍。”

“我想您別無選擇。”

“毫無迴旋餘地。”他清了清嗓子。“你有別的嫌疑犯嗎？”

“目前沒有。但我有些很好的線索。”

“這很鼓舞人。還有什麼新的情況嗎？”

“我開始搜集有關坎貝爾上尉……的證據，我該怎麼說……？有關她活躍的社交生活的證據。”

死一樣的沉寂。

因此我又繼續說：“這一點不可避免會暴露出來。我不知道這是否同她的被殺有關，但我一定會儘力正確地觀察一切，如果這一情況不得不公佈於世，我會儘力減少給基地和軍隊帶來的損失。”

“你們為什麼不在7點鐘到我家來喝咖啡呢？”

“嗯，我不想那個時間去打擾您。”

“布倫納先生，你含含糊糊不聽從命令，真讓我生氣。7點整到我家來。”

“是，長官。”電話斷了。我對辛西婭說：“我得同通信部的人談談哈德雷堡的電話服務問題。”

“他說了什麼？”

“福勒上校要我們7點到他家喝咖啡。”

她看了看錶。“噯，我們可以去睡一會兒。好嗎？”

我們倆從飛機庫往外走的時候，我問辛西婭：“他們在裝衣服的袋子裏找到她西點軍校的戒指了嗎？”

“沒找到。”

“在她家裏的東西中也沒發現嗎？”

“沒有，我問過考爾了。”

“奇怪。”

“她也許它丟掉了，”辛西婭說，“也可能是被拿去清洗了。”

“可能。”

我們朝辛西婭的車走去，她對我說：“我想她父親是造成她行為方式的關鍵。你知道，一個飛揚跋扈的人，把她推進了軍隊，設法控制她的生活；一個軟弱的母親，很長時間不在她身邊；周圍世界的許多變動，完全依靠和服從於這個父親的事業。她用她所知道的唯一方法來反抗。這一切簡直就是教科書上的玩意兒。”

我們坐進車裏，我說：“對。但也有千千萬萬和她有着同樣背景的女兒把這種關係調整得很好。”

“我知道。但那要看你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我正在設想用一種更……反常的父女關係解釋她仇恨的原因。”

辛西婭將車頭轉向飛機場的大門。她說：“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我也想到了這一點。你認為強姦和謀殺難以證實，所以就試圖去證實亂倫。如果我是你，保羅，我不會觸及這個問題，這會毀了你。”

“對。我進犯罪調查處接的第一個案子是樁營房偷竊案。瞧我現在已經走出了多遠，下一步就是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