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3）

一天，有些朋友從巴黎給他打電話，他們計劃向柬埔寨進軍，邀請他參加。

柬埔寨近來一直遍佈美國炸彈，一場內戰，使這個小小的民族失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最後，它被相鄰的越南所佔領。而越南純粹是蘇聯的附庸。柬埔寨受到飢荒的折磨，缺醫少葯的人們正在死去。一個國際醫療機構再三要求允許入境，都被越南拒之門外。現在的辦法是，讓一群西方重要的知識分子開到柬埔寨邊境，用這種世界人民眾目睽睽之下的壯觀表演，迫使佔領軍允許醫生入境。

給弗蘭茨打電話的人，曾在巴黎街頭與他一同進軍。一開始，弗蘭茨被這個邀請弄得歡喜若狂，隨後，眼光落在房子那邊扶手椅里的學生情婦身上。對方仰視着他，眼鏡的大圓鏡片把她的眼睛擴大了。弗蘭茨感到這雙眼睛在乞求自己別去。他歉疚地謝絕了邀請。

剛接上電話，他馬上對自己的決定有些後悔。真是，他關照了現實中的情婦，卻忽略了精神上的愛情。柬埔寨不是與薩賓娜的國家一樣嗎？一個被鄰國軍隊佔領了的國家，一個已感受到俄國巨掌重壓的國家！剎那闖，他覺得那位幾乎忘記了的朋友，是在根據薩賓娜的秘密吩咐與他聯絡的。

上天之靈知道一切，看見一切。如果他參加這次進軍，薩賓娜會從上面驚喜地看着他，會明白他還保持了對她的忠誠。

“要是我參加進軍，你會非常不安嗎？”他問戴眼鏡的始娘。這位姑娘把他每一天的離開都看成損失，但事事都依他。

幾天後，他與二十名醫生，以及大約五十位知識分子（教授、作家、外交家、歌唱家、演員以及市長），還有四百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一道乘坐一架巨大的噴氣式飛機，從巴黎起飛了。

飛機在曼谷着陸。四百七十名醫生、知識分子以及記者擠進了一家國際飯店的大舞廳。那兒聚集着更多的醫生、演員、歌唱家、語言學專家，還有數百名帶有筆記本、錄音機、照相機以及攝像機的記者。樂台上約摸二十個美國人坐在一條長桌邊上，正在主持各項事宜。

和弗蘭茨一起進舞廳的那些法國知識分子，感到受了輕視和侮辱。向柬埔寨進軍是他們的主意，可這裏的這些美國人，象平常一樣恬不知恥，不但接管了領導權，而且是用英語接管的，殊不知丹麥人和法國人聽不懂他們的話。丹麥人早已忘記了他們曾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民族，因此法國佬便是唯一能進行抗議的歐洲人了。他們的原則是如此之高，以至拒絕用英語抗議，而用母語法文向台上的美國人申明理由。那些美國人一個字也聽不懂，報以友好和贊同的微笑。到最後，法國人別無它法，只得用英語講出他們的反對意見：“有法國人參加，這個會為什麼用英語？”

美國人對如此奇特的反對很覺驚奇，但仍然微笑，默認這個會議是該用兩種語言進行的。於是，在會議重新召開之前，得找一個合適的譯員。隨後，每個句子都用英語和法語兩種語言重複，使討論花了兩倍的時間，甚至還不止兩倍，因為所有的法國人都懂一些英語，他們不時打斷譯員的話來給他糾錯，對每一個宇都爭議不休。

一位著名的美國女演員站起來發言，使會議達到了高潮。就因為她，更多的攝影記者和攝像師湧進了大廳，用照相機的咔嚓聲伴隨她發出的每一個音節。女演員談到了受難的兒童，共產黨專政的殘暴，人權的保障，當前對文明社會傳統價值的威脅，個人不可剝奪的自由，還談到卡特總統，說他對柬埔寨事件表示深深的憂慮。她結束髮言時，已是熱淚盈眶。

一位長着小紅鬍子的法國年輕醫生，跳出來吼道：“我們到這兒來是救死扶傷，不是來向卡特總統致敬！別把這兒變成美國宣傳的馬戲場啦！我們不是來反共！我們是來這兒救命！”

他馬上得到另外幾個法國人的響應。譯員害怕了，不敢把他們的話翻譯出來。於是樂台上的二十個美國人滿臉笑容，好意地看着他們，一再點頭表示贊同。其中一位甚至把拳頭舉向空中，他知道歐洲人在眾人同樂時，是喜歡揮舉拳頭的。

第二天早晨，他們乘公共汽車橫越泰國去柬埔寨邊境，晚上在一個小村子裏歇息，租了幾間吊腳樓的房子。周期性的洪水迫使村民們住在樓上，把他們的豬關在樓下。弗蘭茨和另外四個教授佐一間房子，遠遠傳來豬的呼唱，近處卻有著名數學家的鼾聲。

早上，他們又爬回汽車。在離邊境約一英里的地方，所有的車輛都禁止行駛，過邊境只能通過一條重兵把守的狹窄要道。車停了，法國小分隊從車上涌下來，再一次發現美國人又佔了他們的上風，組成了遊行的先頭部隊。關鍵時刻到了。譯員又給叫了來，接着是長久的爭吵。最後大家同意了以下的方案：遊行隊伍由一個美國人，一個法國人以及一名柬埔寨譯員領先，接下來是醫生，再後面是餘下來的人群。那位美國女演員壓陣。

道路狹窄，而且沿途有布雷區，加上有路障——環繞着鐵絲網的兩個水泥地堡。道路更窄了——只能成單行穿過。

弗蘭茨前面約十五英尺處，是一位著名的德國詩人兼流行歌手，已為和平寫了九百三十首反戰歌曲。他帶來一根長杆子，挑一面白旗，襯托出自己全黑的鬍子，把自己與其他人區別開來。

長長的遊行隊伍此起彼伏，攝影記者和攝像師搶拍鏡頭，嘩嘩地擺弄着他們的設備，飛快地衝到隊伍前面，停一停，又緩緩向後退着，不時單腿跪下，然後又挺起身子跑到前面更遠的地方。他們不時喚着某位著名人士的名字，那人便不知不覺地轉向他們的方向，使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按下快門。

什麼聲音傳來了。人們放慢步子朝後看。

落在最後的美國女演員，再也忍受不了這種黯然失色的壓陣者地位，決定發起進攻。她全速向隊伍前面跑去，就象一位參加五千米長跑比賽的運動員，開始為了節省體力一直落在其他人後面，現在突然奮力向前，開始把對手一個接一個地甩下。

男人們為難地笑笑，讓了步，不想挫傷這位著名長跑運動員取勝的決心，但女人們發出叫喊：“回到隊伍里去！這不是明星的隊伍！”

大無畏的女演員仍然一往無前，五名攝影記者和兩名攝像師尾隨其後。

突然，一位法國語言學女教授抓住了她的手腕，（以極難聽的英語）說：“這是一支醫生的隊伍，來給那些垂危的柬埔寨人治病，不是為電影明星捧場的驚險表演！”女演員的手被語言學教授的手緊緊鎖住，無法掙脫。“你到底想要幹什麼？”她（用純正的英語）說，“我參加過一百次這樣的遊行了，沒有明星，你們哪裏也去不了！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道義的職責！”“放屁！”語言學教授（用地道的法語）說。

美國女演員聽明白了，放聲大哭起來。

“請別動！”一位攝像師大叫，在她腳邊跪倒。女演員對着他的鏡頭留下一個長長的回望，淚珠從臉上滾下來，

語言學教授終於放開了美國女演員的手腕。那位有黑鬍子和白旗子的德國流行歌手，叫了聲女演員的名字。

美國女演員從未聽說過他，但她剛經過羞辱，比往常更容易接受同情，朝他跑了過去。歌唱家換上左手擎旗杆，右手搭在她肩上。

他們立即被新的攝影記者和攝像師所包圍。一位著名的美國攝影記者為了把他們的臉和旗子一起塞進鏡頭，頗費了些周折。旗杆太長，他往身後的稻田移了幾步，競踏響了一個地雷。轟然一聲爆炸，他的身體撕成了碎片，在空中飛舞，一片血雨洗浴着歐洲的知識分子們。

歌手和演員都嚇壞了，動也不敢動，舉目望了望那旗子。旗上濺滿的鮮血使他們每一個驚恐萬分。他們又提心弔膽地向上看了幾眼，才開始隱隱地微笑。他們心中充滿了一種奇怪的自豪，一種他們從未領略過的自豪：已經有人為他們的旗子奉獻了鮮血。他們再一次加入了進軍的行列。

國界線就是一條小河。沿河有長長一道約六英尺高的牆，使河看不見了。牆邊堆滿了保護泰國狙擊手的沙包。牆垣只有一個缺口，一座橋從那裏橫跨小河。越南軍隊就駐守在橋的那一邊，但他們的位置也完全偽裝起來了，也看不見。很清楚，只要有人踏上這座橋，看不見的越南人就會開火。

遊行者們走近大牆，踮起腳張望。弗蘭茨從兩個沙包的夾縫中向外看，想看個究竟，但什麼也看不到。他被一個攝影記者推開了，那人覺得自己更有權利得到這個位置。

弗蘭茨看看後面，七位攝影師棲息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樹頂架上，眼盯着對岸，象一群巨形的烏鴉。

這時，走在隊伍前面的譯員把一個大喇叭筒舉到了嘴邊，用高棉語向對岸喊起話來：這些人都是醫生，他們要求獲得允許進入柬埔寨國境，提供醫務援助；他們沒有任何政治意圖，純粹是出於對人類生命的關心。

來自對岸的回答是一片震人心弦的沉默。如此絕對的沉寂使每個人的心都往下沉，只有照相機在繼續咔咔響，聽起來象一隻異國的蟲子在唱歌。

弗蘭茨有種突如其來的感覺：偉大的進軍就要完了。歐洲被寂靜的邊界包圍着，發生偉大進軍的空間，現在不過是這顆星球中部的一個小小舞台。曾經急切擠向這個舞台的觀眾早就離去了，偉大的進軍在孤寂中進行，沒有了觀眾。是的，弗蘭茨自言自語，儘管世界是冷漠的，但偉大的進軍還在繼續，變得越來越緊張，越來越轟轟烈烈：昨天反對美國佔領越南，今天反對越南攻佔柬埔寨；昨天擁護以色列，今天擁護巴勒斯坦；昨天擁護古巴，明天反對古巴——而且總是反對美國；時而反對大屠殺，時而又支持另一場大屠殺；歐洲在前進，且趕上了眾多的熱鬧，一個也沒拉下。它的步子越來越快，到最後，偉大的進軍成了催促人們迅跑的疾駛飛奔，舞台正在越來越縮小，某一天終將變成一個沒有空間度向的圓點。

譯員又一次用喇叭簡喊話，回答仍然是無邊無際無止無盡的冷寂。

弗蘭茨環顧四周，河對岸的沉默象一巴掌打在大家的臉上，連打白旗的歌手以及美國女演員都消沉了，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

憑藉內心的閃光，弗蘭茨看到了他們都是如此可笑。但是他不想離開他們，也沒有嘲諷的興緻，內心中升起一種感情，象我們對被判罪者的無限憐愛。是的，偉大的進軍即將完結，可那是弗蘭茨背叛它的理由嗎？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到了盡頭嗎？在這些陪伴着勇敢的醫生走向邊境的一群當中，他要嘲笑誰的表現癖呢？他們這些人除了表演還能做什麼呢？他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弗蘭茨是對的。我不禁想起了那位為赦免政治犯組織請願的布拉格編輯來。他完全知道他的請願對那些囚犯毫無幫助，他真正的目標不是解放囚犯，而是為了表現那些無所畏懼者的存在。那樣做，也是演戲。但是他沒有任何其它的可能，他不是在演戲與行動之間進行選擇，是在演戲與完全無行動之間進行選擇。在有些情勢之中，人們給判決了只能演戲。他們與啞默力量的鬥爭（河那邊的啞默力量，牆裏化為啞默竊聽器的警察），是一個劇團對軍隊的進攻。

弗蘭茨看着他那位從巴黎大學來的朋友舉起了拳頭，威脅着對岸的靜寂。

譯員用喇叭筒進行第三次喊話。

她再一次得到的沉默回答，使弗蘭茨的沮喪突然變成了憤怒。他就在這裏，站在泰柬邊境界橋僅僅幾步遠的地方，心中騰起一種要衝上橋去的不可阻擋的慾念。他想仰天痛罵，然後在震天動地的機槍掃射聲中死去。

弗蘭茨這種突然的慾念使我們想起了一些東西，是的，使我們想起了斯大林的兒子。當他不忍再看到人類生存的兩極互相靠近得瞬間可及的程度，當他發現崇高與卑賤、天使與蒼蠅、上帝與大糞之間再無任何區別，便一頭闖到鐵絲電網上觸電身亡了。

弗蘭茨無法接受的事實是，偉大進軍的光榮居然會與進軍者的喜劇性虛榮打等號。他不能承認歐洲歷史高貴的喧囂會消失在無際的沉寂里，不承認歷史與沉寂之間不再有任何區別。他想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那座天平上，想證明偉大的進軍比大糞要重一些。

但是，人們在這裏證明不出任何東西。天平的一個盤子裏放着大糞，另一個盤子裏是斯大林之子投入的整個身軀，天平還是一動不動。

弗蘭茨沒有讓自己挨槍子，只是垂着頭，與其他人一道，成單行，走向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