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電影與光明

在我逐漸失明的最初幾年，大約1972年左右，我去電影院看了一部名為《自由蝴蝶》的影片，它深深地打動了我。影片的主人公名叫唐貝克，他是一位受到父母寵愛的青年盲人。他置身體與社交上的種種不便於不顧，決心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生活。他說服了對他百般呵護的母親，讓他到聖弗蘭西斯科的一所公寓裏獨立生活兩個月。

那座公寓是盲人世界的一個縮影，一切以盲人的意志為轉移。貌似凌亂，實際上井然有序。任何東西一旦放錯了位置，不但變得毫無用處，而且形同虛設。煙灰缸放錯了桌子無異於放到了火星。觀眾通過一位19歲的女演員吉爾(由戈爾迪霍恩扮演)進入了這個世界，她住在唐的隔壁，是一位富於幻想和熱情向上的女子。當她第一次來到唐的房間時，簡直無法適應這個有條不紊的天地。如果挪動一下煙灰缸，他的煙灰就會彈到桌面上。此刻，我的頭腦中聯想起各種有關回憶不知不覺中移動了玻璃杯；咖啡杯掉在地下摔得粉碎；筆記隨手一放就再也找不到了。

毋庸諱言，《自由蝴蝶》是一部令人傷感的作品，但它表達的正是我在失明早期開始體會到的情感。例如，下雨的一天，吉爾提議席地而坐，一起吃土豆沙拉和薩拉米香腸。可唐想出了一個更妙主意：讓我們去海邊兒吧！他知道一處長滿棕櫚樹的僻靜的沙灘。它在哪兒？桌子那邊就是。如果你雙目失明，它就會更清楚地呈現在你的眼前。

記得有一次，我和雪莉看戲時感到極其得意，那是根據《毛髮》改編而成的舞台演出。在那幕經過廣泛宣傳而人人皆知的裸戲中，音樂渲染加上內心想像使我感到十分煽情。雪莉抱怨說，舞台上的光線太暗了，幾乎什麼也看不清。然而，我頭腦中的舞台卻是一片光明，輝煌燦爛。

我讀瑟伯的作品時也有過同樣的感觸，他在書中抱怨巴黎的一家夜總會說：“直到清晨五點，我在樂隊的伴奏下開始唱歌時才知道，在此之前的演出全是脫衣舞一類的東西。”他們至少應該向我講明，他悲哀地講道，或者從我喝香檳酒的帳單中減去四個美元。他的另一種解決方法是要求允許他“在姑娘們脫衣服時用手撫摸她們。”在倫敦的一部滑稽小品中，英國文職官員戴維布萊克霍爾受到了更為精彩的歡迎：“巴斯蒂，他看不見。就讓他以盲人的方式檢查你一下吧。”人們的想像力，竟是如此豐富！

我認為這正是影片《自由蝴蝶》的精華所在。盲人與正常人的競爭關鍵在於想像。不論聽覺和觸覺變得多麼敏銳，想像力必須豐富。只有這樣，盲人才能超過正常人。

“對於失明不要感到難為情”，唐說，“人們總是抱有心理負擔。”我想，我的父母就是如此，他們對我的那種無邊溺愛正是他們潛意識中對我失明感到內疚的一種表現。我懷疑，他們是否也和吉爾一樣認為“盲人十分古怪”。即使我的父母不是這樣，很多人都是如此。這種感覺使人們容易產生心理局限或窘迫不安。儘管明白這個道理，但我依然感到自己可能會變得十分“古怪”，我的世界逐漸模糊，需要用耳朵洞察一切，對外界的恐懼可能會使自己的脾氣發生改變。

吉爾和唐發現，視覺健全者與盲人之間可以打開一條門縫。這個比喻的意思是，光明與黑暗世界之間只有一條狹窄的溝通渠道。吉爾成為了唐的愛人，光明戰勝了黑暗。在人們眼中，唐不再是備受誤解的“偷窺者湯姆1”了，她“解放”了他，帶他去大商店購買新衣服。他們以性為基礎結合到一起。

作為二人世界以外的第三者，唐的母親(以及我的母親)儘管認為他們十分班配，但他們無法理解光明與黑暗能夠彼此相安，因而感到惶恐。唐試圖從盲人與明眼人的結合中獲得獨立，可一旦從這方面去證明他的價值卻使他感到受到傷害。他懂得迪倫托馬斯1的詩句：“我無法坦然地走入黑暗，我對日漸消失的光明暴怒不已。”然而，此刻我和雪莉坐在黑暗的電影院裏，心境坦然地步入了我的黑夜。”

這個故事深深打動了我，促使我對盲人律師哈羅德克倫茨展開研究。藉助一本有聲讀物，我閱讀了他的自傳《與風賽跑》。書中使我感興趣的是克倫茨童年時代的遭遇，這是我沒有經歷過的。七歲的時候，由於雙目失明，男孩子們對他百般嘲弄，女孩子們則圍着他一邊跳舞一邊唱道：“你看不見，你看不見。”有一位媽媽不讓自己的孩子和他一起玩兒，因為他是瞎子。到了九歲，他下定決心“不做盲人世界裏的盲人。”說得好，哈羅德，我要和你永在。

多年以後，我對大學裏的一位盲人女士說，我覺得克倫茨對遭受別人欺辱的事過於耿耿於懷。她不願說我孤陋寡聞，而是皺皺眉頭道：她認為克倫茨的話恰如其分。她小的時候就被一個罵她是瞎子的男孩打得鼻破血流，此外還有很多其他遭遇。她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其他孩子嫉妒盲人兒童，因為他們與眾不同，能得到更多的幫助，因此便惡作劇。

現在我知道了她是對的。我閱讀了拉塞爾描寫遭受頑童戲耍的故事。他們把一隻塗上胡椒的青蘋果遞給他，“臉上泛着詭秘的笑容，眼睛裏面閃爍着得意的光芒，我完全在他們的擺佈之下，但他們卻毫不留情。”他認為，其他孩子害怕盲童，因為不知道如何與盲童一起玩耍。

我聽說盲人因為別人說他們是騙子而遭受襲擊。有一個在盲人世界裏廣泛流傳的故事，一名警察痛打了一位盲人，因為他手裏拿着導盲桿卻在閱讀報紙。

“我媽媽就是瞎子，”警察向這位誤以為是騙子的人吼道。後來，他突然發現那人的報紙是倒拿在手中的。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盲人心中的憤怒遠遠超過他們所受到的傷害。因此我認識到，與社會上其他受到敵視的少數群體一樣，盲人如果要使自己變得堅強和富於想像，就必須像克倫茨那樣積極地爭取獨立。克倫茨認為，他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果，原因在於朋友們沒有對他的失明姑息遷就。例如他說，一個朋友“認為我能和他一樣爬樹或翻躍籬笆，而我確實具有這種能力。”這樣的朋友是不容易找到的。

看電影是我們當時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一直樂此不疲。儘管人物的形象、動作以及色彩在我眼前變得越來越模糊，但精彩的對話，出色的音響效果和獨具匠心的製作，仍為我帶來不少樂趣。用心傾聽影片的背景音樂是調動情感的一種手法。通過影片的聲音去揣摩宏偉的場面、燃燒的激情和慾望、人物的追求以及各種神秘的場面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

看電影時，我坐在遠離他人的地方，以便雪莉為我講解。當然，這種方法並非屢試屢爽。看《上帝發瘋了》這部影片時，雪莉不停地捧腹大笑，而我卻無動於衷。字幕是另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儘管我們躲得老遠，由雪莉為我朗讀字幕，但這樣做畢竟太麻煩了。因此，《Z》成為了我們看的最後一部外國電影，此後不再涉足字幕影片。

對我來說，動作少而對話多的影片是最適合的，《和安德烈吃晚飯》就是這種作品中的佳作。影片講的是兩個男人一起吃晚飯的故事。他們一個縱情聲色，一個熱衷學問，邊用餐邊傾心交談。我看不到的飯桌上的情景，但能感覺出菜肴在影片中起的重要作用。我的腦海中湧現出脆皮雞、冒泡的沙司和脆嫩爽口的蘆筍。我頭腦中的菜譜與影片聲音所表達的思想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一次觀看一部名叫《E.T.》的影片時，我們碰巧坐在一群孩子後面，他們是河畔聾啞學校的學生。他們去電影院為的是視覺上的享受，而我完全是為了去聽聲音。聾啞人生活在可視的世界裏，那裏一切都是直觀的，永久而穩定；而我卻生活在飄忽不定的聲音世界中。在電影院裏，除了我與雪莉的座位之外，其他空間對我來說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但對於聾啞學生而言，那裏的一切都是空間，從模糊的牆壁和通道，乃至銀幕上的廣闊天地。這裏，我想說明的不是盲人與聾啞人之間的區別，而是他們在昏暗的電影院裏對世界感知方式上的不同。

我發現很多頭腦清醒的盲人作家都懂得這個道理，其中領悟最深的是我提到過的那個名叫雅克·呂塞朗的法國人1。他八歲起雙目失明。他記得童年時，別人家孩子的母親不讓他們同自己玩耍，因為他是瞎子。他為他們難過，同時為所有受到所謂保護的盲人而感到悲傷，因為他們失去了用另一“視覺”了解世界的機會。對於盲人兒童而言，呂塞朗說，最大的危險莫過於視力健全者的想像，他們認為視覺是認識世界的唯一手段，以耳代目非但不行，而且這種“看”法十分可笑。呂塞朗感到最難過的事情之一是他與一名盲童玩耍的經歷，在這種誤導下他徹底失明了。呂塞朗的“第二生命”是一條充滿“光明與歡樂”的小溪。他說：“我沿着溪水在岸邊行走，與目的地越來越近。它打開了我的心扉，將我帶入到一個所在，一個岩洞之中。那裏有我發生過的一切，它們迴旋激蕩，良久不絕。”

幾乎所有盲人作家都熱衷於談論光明，這是能夠理解的。然而，他們對於光明的看法通常是相對黑暗而已。瑪麗·梅科伊將其稱之為“形影不離”的黑暗和“野獸”，儘管如此，它們最終還是讓位於光明。梅科伊學識淵博，喜好巴爾托克2和芭蕾舞，觀點尤其貼切。她對光明的看法與呂塞朗相似，她說，光明是內在的，甚至可以聽到。

在感官轉移方面，呂塞朗和梅科伊的觀點相輔相成。探討光明時，呂塞朗經常使用與其他感官有關的詞彙，如“行進中的肌肉運動”和“岩洞內的回聲”等。在各種聲音中，他對語言的感覺可能更為強烈，更具有意義。人的語言好比光明溪水中流淌出來的歡快曲調，是人類的基本精華，通過語言他能看到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物。對於呂塞朗，語言是心靈感受中最接近光明的東西。

對我來說，呂塞朗和梅科伊對失明世界的表達與匈牙利籍的倫敦盲人艾爾伯特·沃伊道的說法更易理解。後者認為，了解人一般是通過聲音，但有時對方甚至不用開口。他說，他的直覺來自顏色：黃色說明對方是騙子；白色代表性情粗暴；藍色代表偽君子；而紅色則是真誠與體貼的象徵。

韋德·梅塔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個十分獨特的人物。作為印度人，他的看法本該與呂塞朗相似，但由於他在遠

離印度的地方長大(其多卷本自傳取名《異國他鄉》)，因此作品中很少出現有關心靈感受方面的描寫。他雙目失明，遠離家人，他所熟悉的聲音很快便從記憶中消失得一乾二淨。他在阿肯色州的一所盲人學校讀中學，後來到加利福尼亞的波摩拿學院讀大學，最後在牛津大學畢業。梅塔稱得上是一位講究實際的世界公民。他找到了屬於他自己的“看”世界的方法。他能在克拉雷蒙的街道或在西雅圖的湖邊同女友一起騎自行車。然而，每當他想到他對女友衣服的顏色一無所知或看不到她的容貌時，惱怒和遺憾的情緒便油然而生。

另一個與我有關的人是波托克，他住在新英格蘭，是一位熱情洋溢的波蘭籍畫家(有人曾把他比作約瑟夫·阿伯斯)。他喜歡讀克魯泡特金3的作品，醉心於貝多芬的四重奏。他和梅塔一樣性格開朗，說自己屬於那種喜歡航空港的人，因為那裏是“運動創造危險與巧合的所在”。

我和波托克產生共鳴的原因部分在於我們都是逐漸失明的。他患是視網膜色素炎，與基因遺傳有關。這種病在他所屬的波蘭籍猶太人中較為常見，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是一種特殊的染色體所致。逐漸看不清顏色和形狀給他帶來了巨大災難，其可怕程度比我更甚，因為他是畫家。我們都曾領教過一些野蠻的療法。我接受的蜜蜂療法僅限於嘴唇，似乎還有點兒科學道理，而他的卻更加肆無忌憚。這齣悲喜劇是倫敦的一位瘋狂的女人一手導演的。她放出了無數蜜蜂蜇在他頭上和脖子上亂蜇一氣，直到他拚命討饒為止。

視力所剩無幾時，他和其他14位新近失明的成年患者在馬薩諸塞州牛頓市的一家康復中心接受了為期四個月的訓練。他們的一位培訓教師以前曾是雕塑家，最早學過艾爾·格列柯4的繪畫，脾氣粗暴而富有才氣。他要求他的學生對看不見的事物進行形象思維。學生們像梅塔騎自行車一樣，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物體或環境之上，調動所有感官，利用“聲音的影子”辨別事物。“要記住顏色，”他說，“要積極地、有意識地回憶顏色。要做精神健美操，使腦海里重現湛藍的天空、鮮艷的檸檬、橙子和柑桔。否則它們將永遠從你的記憶里消失。”梅科伊運用了這種方法，使一切免於褪色；比爾·耶茨在新英格蘭的農場上利用這種手段和消失的色彩抗爭；我也採用了這種方法並且取得了成功。

波托克的故事有很多精彩之處，而我感覺印象最深的卻是涉及盲人與性的有關部分。他講述了一個令人痛苦夜晚。他的女同學卡蒂年輕而有魅力。有一次她深夜大醉而歸，情慾勃發。波托克聽見她一邊用導盲桿拚命抽打他的床鋪，一邊大叫他的名字。

我的第一感覺像是在森林裏突然遇到了一隻餓熊，驚慌失措，害怕得要死……我不是害怕和女人在一起，不是因為卡蒂缺乏魅力。實際上，她溫柔、豐滿、十分可人。但我感到窒息、害怕，因為她是盲人。面對這可怕是事實，我想大聲尖叫。我想懲罰自己，想挖出自己的眼珠。

很多年來，我在讀書的過程中似乎經常碰到這個問題。例如瓦格納就曾這樣描寫過一個唐璜式的人物：

他承認，他一直想和我發生一次“真正的關係”(什麼意思，姑且不說)，但他不擅辭令，不知如何開口。“你……為什麼……為什麼看不見呢……不管怎樣……你……怎麼會吻一個盲人女孩呢？”他語無倫次地說。

“那你就見機行事好啦，我的洛金伐爾1，”這就是瓦格納當時所能想到一切。

希拉·霍肯是另一位盲人女士，她將一切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我是盲人，因此他不可能愛我，”她說。

拉塞爾的態度較為實際，他懂得他在社交方面所受到的局限，例如他無法對女子的容貌做出評價。“假如自己都認為自慚形穢，那麼在女人的眼中還能如何呢？”

這就是他們每個人在性方面的不同遭遇：受到拒絕、憂愁煩惱、困惑不解和自慚形穢。然而，我在性方面感覺如何呢？我是怎樣處理遭受拒絕和性無能的問題的呢？首先我必須指出的是，在失明與性的問題上我比他們幸運得多。我第一次的性經驗是在有視力時獲得的。與呂塞朗的情況不同，他童年時的性意識只能靠摸索去一點點積累。我在青春發育期和結婚時尚未失明，因此失明之後，性生活對我來說已是輕車熟路，需保持現狀，在感情上沒有因為陌生而感到害怕。此刻我想說的是，雪莉從未像“陽光先生”的第一任妻子那樣未厭惡過盲人，或者像波托克那樣採取採用懲罰手段。這一點我以後還要說，因為它不是三言兩語便能表達完的。

在此，我又一次重申我在性生活方面是個幸運兒，但僅此而已。我能比較坦然地接受命運的安排與我的職業和年齡有關。同失明的畫家與癱瘓的運動員相比，失明給盲人大學教授帶來的不便遠沒有他們那樣嚴重。大學教師的工作把失明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儘管我看不見，但校園對我來說不是監獄，而是天堂。同事和學生們對我十分體諒。和在副校長埃得·布魯格領導下的殘疾學生委員會裏任職一樣，我在州里的一些其他組織中也擔任了若干職務。社會與校園不同，必須進行調整，有時並不容易做到(例如在伯克利的會議上，

我必須清楚地了解具體的與會者)。儘管如此，我一直從事着寫作和講學的工作。我想，失明並沒有嚴重削弱我在歷史研究方面所具有的洞察力。

失明后，我至少在一個方面十分習慣。我酷愛整潔，與《自由蝴蝶》中的唐十分相像。童年我最高興的一件事就是在十二歲上有了屬於自己的房間。我把房間裏的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條。我喜歡分析句子的語法結構，喜歡歸納段落大意。至今，我仍然在制訂各種工作計劃，以便隨時檢查。我用完圓珠筆后絕不會忘記套上筆帽兒。

有人或許認為，這一點對於任何兒童和成人來說都極難做到。《真正信徒》一書的作者埃里克·霍弗就曾說過這樣的話，他是一位在沿海地區長大的哲學家。對此，我一直思考他的思想形成與其十年失明經歷(他曾在五至十五歲之間失明)之間的關係。一位少年，他在書中寫道，“既失去了認識世界的能力，又沒有成年人特有的成熟，他渴望興奮和歡樂，以此擺脫苦悶。”霍弗在青春發育期時恢復了視力。

因此，霍弗能夠應付混亂，混亂創造了生活；他和亨利·亞當一樣逃避秩序，秩序只能使人墨守成規。亞當在書中表達這種觀點時，他既不年輕，也沒有失明，而是一位脾氣暴躁的新英格蘭老人。他對秩序應該有所了解，在不知不覺中說出了盲人的想法。和大多數人一樣，我對自己有條不紊的生活表示懷疑，感覺出其中的不平靜。我在環境上的優勢隱藏了其中的不利一面，掩蓋了逐漸滋生的不安。秩序形成習慣，習慣束縛創造。人一旦習慣了失明，對之應付自如，他便再也不會成為自由和具有創造性的人。這就是問題的癥結和令人憂慮的原因。

但願我能像一位失明少年那樣體驗一下霍弗渴望“興奮和歡樂”的感覺。我認識一位名叫朱迪思·薩拉戈薩的女子，她二十多歲，十歲左右失明。她說她最渴望的是自由，想上汽車就上，想游泳就去海邊，隨心所欲。然而，盲人的生活秩序使這一切化為烏有。

由此看來，年紀大或喜歡按步就班的人更容易適應盲人墨守成規的習慣。我本人沒有多久便認識到，東西一旦放錯了地方便找不到，所以把一切都擺放在固定的位置。我認為這種做法和我的豐富想像一樣，使我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與明眼人競爭。正如胡爾所說：“熟悉的環境、規律的事物、同樣的物體、同樣的人、舉手投足中規中矩，這些都使盲人變得和孩子一般，對喏大的世界不知所措。”

因此，不甘寂寞的盲人總是感覺存在危險，時常擔心“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信心會變成恐懼”。而我幾乎感覺不到這種威脅，我非常喜歡循規蹈矩，多採的世界喚不起我任何慾望，即使是性慾。如果循規蹈矩能夠征服失明，我就會按步就班地將其實現。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勝利。當然，如有可能，我還是傾向於光明。正如迪倫托馬斯所說：“黑暗是漫長的”。黑暗與悲傷確實存在，我永遠也不會否認。我不是禁欲主義者，不是基督教科學派1的信徒。然而，失明是生活中的一種客觀存在，不論其是否具有創造性，我必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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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譯者的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