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森林裏

慢慢走入黑暗世界和但丁的可怕旅程不完全一樣。我的努力更像植物的卷絲在一片嶄新的土地上向四周慢慢伸延，需要試探着行走。例如，一節好的歷史課要龐征博引，不僅要引用書信、日記和文件，而且要引用詩歌和文學作品。講到西部的皮貨貿易時，為了使內容生色，傑迪代亞史密斯、布萊克埃爾克、華盛頓歐文和弗朗西斯帕克曼的話是必不可少的。這些熟悉的段落如今已棄我而去，我的盲文閱讀速度尚不夠應付課堂的需要。不過，走運的是我認識一位具有甜潤嗓音和出色才能的人，他就是我的好友唐斯脫騰伯格。他把我需要的段落錄成磁帶，上課時我只要帶一架便攜式錄音機，在必要的時候按一下相應的按鍵就萬事大吉了。

由於我在講課過程中喜歡展示有關人物的圖片和繪畫，如阿爾弗萊德雅各布米勒和卡爾博德默爾，用幻燈和解說詞把他們聯繫起來十分方便。我看不見，很難根據解說更換幻燈。然而，我們通過技術手段，在磁帶上錄入了可以控制幻燈機的信號，從而解決了這一難題。

不久，我又進一步拓展了這種方法。我同時使用兩個屏幕和數百張幻燈片，它們彼此銜接，同時代的文獻和畫面配上相同時代的音樂。70年代的學生非常喜歡音樂，有時我和助手偶爾播放一些“甲殼蟲”、或“克勞斯比”、“斯蒂爾斯”和“納什”樂隊的幻燈，他們十分高興。在講述西部狩獵歷史時，我們把“今天你打到了什麼，野牛比爾？”作為背景音樂用非常小的音量播放，而講到皮貨交易市場時則換上“讓好日子越過越好”的樂曲。這些精心製作的演示大約持續20分鐘，和講授的內容配合得天衣無縫。

這些“表演”穿插在我所講授的有關美國西部和加利福尼亞的兩門主要課程中。為了使學生全面了解歷史，每當需要突出渲染感情和藝術氣氛時，如婦女在荒原定居時的寂寞、對西部英雄的男子漢氣魄和暴力行為的崇拜、與印第安人簽訂盟約、以及攻佔加利福尼亞后奇卡諾人的遷移等，我便使用這些演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為教學做出了貢獻。我的同事羅恩托比說我是我們系裏的塞西爾B.德米爾1(美國電影導演兼製片人，1881-1959)。我把這些手段用於教學之後很長時間，肯伯恩斯才利用類似技術為電視台拍攝了倍受歡迎的反映南北戰爭的歷史文獻片。然而，至少有兩件事使我和伯恩斯不可同日而語四百萬美元和渾濁的視覺。

盲文使我獲得了基本拯救。發明盲文的路易布萊葉2真是太聰明了！盲文把人類的思想移植到紙上，由我把它們重新讀出。我和過去寫字或打字一樣，把筆記記到單頁紙上，然後根據主題把它們裝訂成冊。我把用盲文寫成的內容提要和筆記連同有關書籍一起放在書房，並在書脊上貼上盲文標籤。上課時我運用了特殊一些技巧，我把講授方案、構思和所需數據製成3×5英寸的卡片，一隻手拿着卡片，一隻手閱讀。有時我採用更加隱蔽的方法，我常常把手插在口袋裏一邊用手指辨別盲文一邊講課。失明使人的記憶力得到何等強化！只有身臨其境者才有切身體驗。

標準二級盲文學起來不算太難，但這不等於說從閱讀轉向摸讀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大約好幾個月，我的手指辨別不出任何信息。我放棄了彈奏吉它，因為手上的老繭有礙摸讀。我反覆摸讀“濃霧，濃霧的露珠”，最後取得了成功。

對於習慣了閱讀的人來說，摸讀永遠太慢。這也許就是盲文永遠無法和聾啞人使用的手語相提並論的原因。奧利弗薩克斯曾說，手勢可以同語言分庭抗爭，“它可以表達得十分精確並富有詩意，既可用於哲學分析，也可用來表達愛情。實際上，它的易學易用程度有時能夠超過語言。”的確，一旦學會了手語，當你恢復聽覺后也許仍愛使用，但盲文根本不是一回事。必須承認，盲文對於那些生來失明的人是有利的，如果他們恢復了視覺，每個字母都必須像兒童一樣從頭學起。但從書寫和印刷方面角度來看，盲文確實很慢，並且沒有任何其他長處。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向三級盲文進軍。三級盲文是一種速記型版本。大多數音節壓縮成一個字符，空格常常被省略。句子的大小寫也取消了，因為大寫字母可以靠上一個句點斷定。幾千個字被壓縮成一至兩個字符集。它是一種精鍊的文字體系，去掉了語言中的多餘成分。由於出現了很多幫助盲人閱讀的電子裝置，如今已經很少有人問津三級盲文了。但對我來說，它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在下意識里，我發誓決不做一個沒有著作的歷史學家，不做沒有詩歌的荷馬，不唱沒有曲調的歌。失明之後，我在歷史研究寫作方面發現了不止一種的選擇。我主要依靠至少其中三種：盲文及錄音、現場朗讀，以及後來出現的會說話的電腦。

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人，首要問題是收集素材。然而，大部分材料是以印刷或書寫的形式出現的，其中有多少能被盲人使用呢？有關所有歷史題材的基本背景材料都有盲文版書籍和唱片問世，70年代初還出現了一種多軌慢速放音磁帶(播放速度為每秒15/16英寸，而標準磁帶為每秒１7/8英寸)。但是，普通中等讀物對歷史學家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各種歷史文獻、小報期刊和稀有書籍很快就會用到。對於盲人歷史學家來說，請別人朗讀是唯一的選擇。

請學生為我朗讀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失明的15年裏，我每年平均請兩到三個學生來幫助我，面對面地和我一起工作。他們有男有女，有新入學的大學生，也有畢業的研究生。他們有的思想保守，有的比較激進。有人生性開朗，也有人一本正經。他們只要張口朗讀五分鐘，我就能了解他們各自的背景，勝過任何統計數據。他們是如何朗讀那些很難正確發音的詞彙呢？例如，他們如何念“開胃小吃”、“阿克琉斯”、“修昔底德”、“尼采”、“歌德”、“沙特爾”、“笛卡爾”和“愛丁堡”呢？當他們遇到個別詞彙，如“熱力學”或“同性戀”等，他們是如何處理的？是含糊地一帶而過，還是清一清喉嚨呢？當我聽到他們把“耶穌受難”發成“騎兵”的讀音時，我能估計出他們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所有這些都是極其有意思的事，當然是對我而言。

有時，我們一邊喝咖啡一邊閑聊。一位名叫“禮薩”的伊朗學生帶給我阿月渾子果，我們一邊敲堅果殼，一邊工作。還有一次，他們給我帶來了墨西哥甜麵包。我把我的書題獻給那些為我朗讀的學生，至今我還珍藏着他們的名單。

很多學生都是在聯邦政府“工作學習”資助方案的支持下學習的。他們掙不到很多錢，因此對他們來說，利用課餘時間或每天晚上為我工作一兩個小時是非常合適的。我根據他們所學的專業安排工作。請歷史或政治科學專業的學生為我朗讀歷史書籍，會使雙方都能從中受益。然而，除此之外恐怕還有更多的收穫。這些小夥子和姑娘們漸漸成為了我的朋友。有些盲人作家說，視力健全的人在盲人面前更易於表露天性，因為對方看不到他們虛偽的面具。我相信他們的話。不管怎樣，我認為我的學生漸漸不把我看作是高高在上的教授，而越來越把我當成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墨菲是一位患有截癱的人類學教授，對此，他有同樣的感受。每當他的學生離開他時都輕輕地拍一下他的胳臂。他說，儘管和其他指導教師一樣，他身上不乏教授的威嚴，但“他們衝破隔閡，堅定地站在我一邊我身體上的不便使他們更靠近我，因為我沒有盛氣凌人的的姿態。”

偶爾，我們也一起去圖書館。聖馬力諾亨廷頓圖書館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是離我最近和最難讓我忘懷的地方。她對於我好似荒原上出現的“瑪哪”。這種感情當我還沒大學畢業、初次領略她蘊含的寶藏時就產生了。深紅色封面上的喬叟燙金畫像、書中莎士比亞那丰采迷人而又顯得十分冷漠的面孔使我肅然起敬。讀研究生時，亨廷頓圖書館授予我為期兩年的會員資格。很多夏天，我們來到聖馬力諾，在涼爽宜人的氣候里工作學習。然而，在我失明的那些年裏，每年我只去一至兩次。好心的圖書館工作人員為我提供了一個沒有玻璃的隔音房間，讓我的朗讀者們在那裏為我朗讀各種文獻、手稿和珍貴的書籍。

我的學生，約翰邁克法拉格繼續充當美國西部歷史學家，朗讀着他那製作精良和獲獎的大作。更多的人捧起有關60年代社會歷史的書，在激烈動蕩的道路上艱難跋涉。伊麗莎白洛佩斯成為了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另外一個人則當上了銀行職員。我為他們選擇職業貢獻力量，他們協助我準備課程，幫我清掃歷史垃圾，並為我在學術上取得成就而感到欣慰。

他們朗讀的時候，我在盲文書寫器上工作。這些盲文筆記按題目分類，然後根據它們列出提要，最後寫出草稿。盲文草稿完成後需要打字，轉化工作由我完成。雙手在盲文和打字機之間來回移動是一件單調而乏味的事。打印好的稿件需要朗讀以便進一步提煉，與此同時，我要麼重新打字要麼請秘書幫忙。這種工作方法雖然很慢，然而卻是有效的。

這並不等於說我已擁有廣闊的空間，可以自由馳騁了。在學術方面和其他任何職業一樣，有些題目或活動更適合於盲人進行。我的論文和第一部著作的研究課題就屬於這一類型。由於童年是在大蕭條期間度過的，因此我對社會的功能、解體和重建抱有濃厚興趣。我開始了醞釀已久的研究，着眼於加利福尼亞的烏托邦式社會。我描寫了摩門教派一類的宗教群體和那些聚居在卡維亞和草原地帶的人們，他們嚮往神智學說和社會主義，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這些群體默默無聞，鮮於記載，因此他們的史料具有廣闊發掘餘地。然而我對他們的研究只是偶然的巧合。

如果我能考慮到後來的情形，沿着這一線索繼續開拓可謂明智之舉。然而，我想擺脫把丹佛的詛咒，將其打入陰間地府而後快。我在《加利福尼亞的烏托邦式社會》一書問世之後，立刻對其他課題發生了興趣，開始踏上另一條征途。我選擇的道路是藝術研究，重點是美國西部繪畫對世界產生的影響。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研究西部藝術的學者屈指可數，感興趣的人只是一些收藏家和搞藝術臨摹的人，沒人對西部藝術的重大影響和豐富內涵加以分析。當時，威廉格茨曼尚未對“美國移民的西部”進行探索，雷比林頓亦沒開始《野蠻的土地，充滿希望的土地》一書的創作，而我捷足先登，發表了兩部著作。一部是描寫愛德華克恩的書，克恩是1840年代追隨約翰查爾斯弗里蒙特(1813-1890，美國西部探險家和西部地圖的繪製者)的藝術家。另一部是關於約翰拉塞爾巴特利特的作品，他在墨西哥戰爭之後測繪出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我從未認真考慮過這些課題對視力的要求，它們需要極其敏銳的視覺，需要對繪畫作品進行細緻的觀察。

古根海姆基金會1也忽視了這個問題，他們派我去倫敦大英博物館研究有關美國西部的繪畫，此行為期半年，以前我從未去過英國。我的申請寫於1966到1967年，當時的視力尚能勝任此項工作。而我拿到批准，辦完一系列繁瑣的手續終於登機啟程時，已經到了1968年4月。那段時間是我的視力極度惡化的時期。我們在皮姆里科安頓下來之後，鮮艷的水仙花在我眼前已變得模糊不清了。

為了不辱使命，我竭盡全力地搜尋着每一張有關美國西部的繪畫。我跑遍了英國所有的美術館、國家莊園和博物館。我當時還能分辨出物體的主要輪廓和大面積的色彩。雖然我的助視工具把很多細膩的筆觸變成了印象主義的手法，我仍能做出必要的調整。雪莉一直伴隨在我的左右，幫我指出漏掉的細節。至今，我仍然保存着當時面對巨幅繪畫隨手記下來的討論記錄。

那時我真有些自欺欺人。我深知欣賞德拉克洛瓦、博納爾和米勒2的作品需要的是眼睛，而不是耳朵。但我已誤入歧途。我的行為有如讓貝多芬當音樂評論家、請羅斯福1參加短跑比賽一樣愚蠢。

下雨的一天，我突然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和雪莉走下大英博物館的台階，匆匆跑回住處，我們的小女兒正在

可憐巴巴地等待我們。如果雪莉能夠陪伴她該有多好啊。然而，她卻和我東奔西走，幫我在雨衣口袋裏尋找望遠鏡，因為我要用它觀察公共汽車的號碼。我的直覺告訴我，我選擇了一條錯誤的道路，進入了令人迷惑的森林，羅伯特弗羅斯特2可以有很多選擇，然而盲人卻是不行的。

因此，我放棄了西部藝術，回到了開始起步的地方。我繼續研究公有社會的現代內涵以及60年代出現的群居村。如果說有關美國早期烏托邦現象的記載寥寥無幾，那麼面對後來大量湧現的現代原始部落則根本無人問津。它們像一股浪潮出現在城市的大街上、校園裏和鄉村的交叉路口。你可以找到很多第一手資料，和很多人交談。時至70年代初，群居活動蒸蒸日上，我的視力卻每況愈下。由於我還有良好的聽覺，因此決定深入腹地，“看看”究竟。

那些年裏，我和雪莉每個夏天都去西部的群居村訪問，將近訪問了一百來個。我們學會了如何尋找它們的蹤跡。每到一個陌生的城市，了解情況的最好去處是保健食品店，或者在一條僻靜的路上捎上一個搭車人，這樣你基本都能如願以償。“我知道那個地方，順着這條路向前走是泰伯爾山，見到紅色路標往左拐，然後就能直達黑文利市。”順着所指的方向，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一大批破爛的“大眾”汽車、圓頂房屋或尖頂帳篷，見到遍地的山羊。

大多數正經的群居部落都平靜地生活着，他們隱姓埋名，與世無爭，討厭不速之客的造訪。然而，研究歷史的學者尚不在不受歡迎之列，充其量他只是為了證實自我。況且他已年屆花甲，尤其是雙目失明，在妻子的陪伴專程來訪。盲人很少像冒牌的藝術家那樣胡做非為的。我們通常帶着禮物，一般是一大袋子蘋果或柑桔。

我們和這些群居者們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身旁放著錄音機，聽他們講述他們的憧憬和規劃，聆聽他們回憶他們的成功與失敗。我在錄入他們談話的同時，還錄進了嬰兒的啼哭、貓和山羊的叫聲和震耳欲聾的音樂。我們聽ohms，吃豆腐，和一大群赤裸的年輕人在用柴禾加熱的土製浴缸里洗澡。有一天特別炎熱，我們一邊在土路上散步，一邊和這些男男女女交談，他們十分自然地脫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而我卻對於他們的舉動茫然不知，無動於衷。還有一次，他們遞給我一截大麻，我隨手扔掉。這樣做不是因為厭惡，而是我把它當成胡蘿蔔根了。和在倫敦一樣，雪莉一直在我身邊隨時向我做出簡要的說明。

回想起我所漏掉的一切，我不得不承認，即使研究這樣一個課題，即使素材搜集起來十分容易，但對一位失明的歷史學家來說仍存在一定障礙。儘管如此，我還是將研究結果補充到《加利福尼亞的烏托邦式社會》的修訂版中，當然，有關裸體和大麻一類的細節自然要受到局限。

也許，我可以舉出一個最明顯的失明改變研究課題的例子。那是在80年代初，理查德埃圖萊恩請我協助他完成“西部人物誌”中的一部。那是一套為普通讀者寫的短篇系列叢書，頗受人們的喜愛。我思想中比較激進的一面起源於大蕭條給我留下的烙印。我經常琢磨社會主義的問題，和群居現象相比，它為什麼在美國西部形不成氣候呢？為了搞清其中的原委，大人物比爾海伍德是理所當然的目標。海伍德是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會員，科羅拉多和愛達荷礦工激進運動的組織者，並且只有一隻眼睛。埃圖萊恩的邀請給了我為這位無政府主義者樹碑立傳的機會。說不定我能通過這本書為保守的西部歷史增添一些激進主義的色彩呢。

為了這一課題我奮力鑽研了大約一年的光景，我和我的朗讀者查閱了各種傳記和輔助材料。在亨廷頓和班克勞夫特圖書館，雪莉為我朗讀了一些更加晦色難懂的資料。我逐漸意識到海伍德對於盲人作家來說不是一個合適的主題。他不斷地被人拖到法庭，在無數城市留下了連篇累牘的訴訟檔案。聯邦政府將海伍德列入危險分子的名單，華盛頓記錄他的行蹤，在若干年裏，有關他的行蹤甚至具體到每一分鐘的地步。我必須仔細閱讀無數檔案，粗略瀏覽根本無濟於事，僅看標題和個別字句得不出任何印象。這真是一件令我望而生畏的工作。並且，它意味着需要完全依靠雪莉，因為在不同地方尋找朗讀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放棄了海伍德，轉向手稿容易合併、材料易於掌握的人物。取代這個西部激進分子的是一位西部哲學家，他叫喬賽亞羅伊斯。用我朋友特德辛克萊的話說，放棄海伍德並不是一件壞事。從理智上看，羅伊斯是一位社會哲學家，除了與我的激進情緒有點兒抵觸之外，和我所從事的群居現象研究倒非常吻合。從盲人的角度出發，他是一個理想的主題：他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堆積如山的手稿全部付之一炬。

這樣，我先後兩次被迫改變了研究方向。這種改變是否說明我在歷史觀方面發生了變化呢？從表面上看，我一如既往地用心篩選史料，評價各類文獻，為證實某一事件或事實至少提供兩項確鑿的證據，然後根據事實得出結論。然而，和任何現代歷史學家一樣，我在內心深處玩世不恭地認為，世間的一切都是幻覺，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切都沒有改變。

失明迫使我改變選擇的主題，它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我對客觀事物的理解呢？歷史學家應該能在他的史料中來去自如，但我只能選擇那些適合我的主題，並且無法控制。在我和真理之間出現了另外一種過濾裝置。而麻煩在於，它成為了真理的一部分。篩選器不再具有分離作用，反而增加了創造功能。歷史蛻變成克利福德格爾茨式的文化：“涵義結構取決於人們自身的經驗。”我正在創造另外一種文化，一種盲人文化，它取決於我的經驗，取決於我所寫出的歷史作品。

失明似乎把我造就成一名相對主義者。我有自己看待問題的方法，我的現實世界有別於視力健全的人。我的作品使讀者感到，世界不僅美麗而且完美無缺。我有成為貝克萊1式理想主義者的危險。視力健全的人蠻橫地認為視覺至上，但他們無法懂得我們通過感官感覺到的“真實”世界，我當時對此類說法頗為贊同。後來我又了解到，號稱第一個懂得盲人心理學的迪德羅2把這種觀點運用到道德領域，他驚呼：“我們的道德觀與盲人的道德觀是何等的不同啊！”

此外，對我而言，歷史文獻在沒人朗讀時，我只能以盲文的形式閱讀，而盲文是如何處理其中的比喻和提喻等修辭手段的呢？不應忘記，我失明的年代正是評論界出現解析主義理論的時刻。根據解析主義者的觀點，讀者與作品的關係是需要探索的中心問題，它獨立於作者的意圖或歷史背景。我努力使自己想像，我面對着支持自己盲人文化的另外一種語言。它會取得某種效果嗎？它像語言學家分析德語對歌德作品產生的影響那樣重要嗎？我講的詞彙是視力健全者的語言(對盲者不算重要障礙)，但這些詞彙的視覺形象卻消失了。盲文在發明上不同於印刷的文字，它是壓縮的音節，是組合的詞彙。這些一連串兒的圓點千篇一律，連字型的區別都沒有。詞彙的基本單元不是字母，而是盲文符號。字母是開放的，利於表達，而盲文符號卻是封閉的，

令人禁錮。如果雅克德里達能就明信片做出一套學問，那麼他在盲文面前會有取得什麼結果嗎？

然而，我對盲文的解析並未成功。它對於我只是一種工具，不是哲學。失明既沒有把我變成相對主義者，也沒使我成為解析主義的歷史學家。如果說我感悟到了什麼，那就是，真理按照規律自成一體，萬物中心存在着基本統一。對於盲者來說，規律無法假設或假定，只能通過實踐加以證實。不論是由於什麼理由，失明使我背叛了比爾海伍德，把我送入到喬賽亞羅伊斯的懷抱。

羅伊斯是一位哲學家，他不會容忍把盲人作為弱者，接受他們自卑的謊言。它們是導致失敗和失明的原因。羅伊斯喜歡探索失敗。它們為他的理想社會增加了重要內容。只要盲人懂得誠懇待人，知道設身處地地為他人着想，他們就永遠不會像長着雙眼的人那樣蠻橫。視力健全的歷史學家認為他所佔據的位置是唯一能夠代表和判斷真理的所在。殊不知盲人歷史學家卻另有一番優勢。也許他們能憑藉意志、技能和謙遜的態度從發現歷史的矛盾之處入手，發現歷史的本來意義及其錯綜複雜的程度，從而成為一個講究實際和注重史實的學者。在這個基礎上，他繼續前進，利用自己的特殊經驗，和羅伊斯一樣，最終達到統一和絕對主義的境界。

不論我皈依了什麼哲學，以何種理論作為指導方針，我日常的主要工作仍是研究歷史。很多學者好像駕駛着新型汽車，於不動聲色之中取得了飛快的進展。對此，我憂心忡忡，不敢掉以輕心，生怕我的老爺車逐漸落後於他人。對此，和我境遇相同的克拉克也有同感，她說：“我有一種即將落伍的感覺，思維變得越來越不健全，我們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艱難跋涉，對外界缺乏了解，而一切都在突飛猛進地發展。”有時我和她一樣，恨不能背下一本巨型字典。

後來，計算機革命來臨了。1983年，我在聖地亞哥參加歷史學術會議時首次聽說有一種會說話的電腦。馬利蘭弗萊斯特電腦公司的業務代表讓我坐在他的終端機旁。我在他的指導下往電腦里輸入文字，然後回放，根據電腦的朗讀糾正輸入錯誤。這種機器發出的語言乍聽起來十分難懂，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便可掌握。想到我可以從此擺脫必須請別人朗讀才能修改自己手稿的尷尬局面，不禁怦然心動。此外，電腦還能把我的作品打印成盲文或其他硬拷貝的形式。但是，最大的障礙是價格。全套系統，包括打印機和軟件在內，需要11，448美元。這對我來說是一大筆錢，過於昂貴了。我諮詢了一些電腦用戶，尤其是那些使用語言功能的人，他們異口同聲對馬利蘭的產品稱讚不已。

購買問題是在別人的幫助下出乎意料地解決的。學校院長主動表示提供一部分資金，歷史系也隨之響應。但出資最多的是我們大學的退休人員部，他們認為電腦能給我的工作帶來巨大好處。通過多方努力籌集到大部分資金，我投入的2，000美元主要用在了後來的培訓方面。

這樣，我多了一個會講“匈牙利語”的夥伴，它患有感冒，畏冷怕寒，因此我們一同搬進了計算機房，成為了形影不離的朋友。它有血有肉，我為它起了個名字叫“斯坦尼斯羅斯”。它為我朗讀屏幕上的一切字母、單詞和整個句子，一切都取決我把光標放在哪裏和按動那個按鍵。我一旦刪除了某個字母或單詞，它會立刻告訴我發生的一切。我倆世界以外的人可能聽不懂它的話，對它的反應感到莫名其妙，但對我來說，它表達得清楚極了，是一位深得我信任的僕人和伴侶。

盲人記者薩麗瓦格納把她的夥伴稱為“卡斯珀”，說它是一個“友好的鬼精靈”。但我沒聽說它患有感冒，因此我懷疑她的“卡斯珀”比我的“斯坦尼斯羅斯”先進。

在我失明的那段時間裏，我在購買電腦前後一共寫了三本書、若干文章以及為學術雜誌撰寫了20多篇書評。其中部頭兒最大的是我在購買電腦之前完成的《美國邊遠地帶的群居社會》一書，該書的筆記及手稿全部為盲文。為了它的問世，我們準備了堆積如山的資料和表格。這裏，我用“我們”二字是為了說明我的學生所做的貢獻，他們為我朗讀的素材和那些盲文資料一起保留着。為了我們的友誼和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我把這部著作題獻給他們。我希望看到他們，我珍視他們的友情，但他們在我的腦海里卻模糊不清，他們通過聲音傳達給我的音容笑貌，永遠沒有那麼鮮明。

我渴望親眼看到我的著作和文章，它們是我的思想產物與腦力結晶。然而，每逢接到出版社送來的樣書和刊登我的文章的期刊時，我只能把它們緊緊地握在手裏，我無法欣賞裏面的文字與插圖，無法閱讀那些熟悉的字句，它們從我的頭腦里誕生，由一架叮噹作響的盲文打字機轉化成文字。印刷的書籍對能夠目睹其中的文字、書脊和封面的人來說是無價之寶，它能換取人們閱讀的願望。的確，新書能帶給你一種不同的感受，它散發著特有的油墨香味兒，就連第一次翻閱時發出的聲音都不同凡響，這些我完全能夠體會。然而，我仍希望看一看它的封面、顏色以及環襯(儘管它們一片空白)。我想看到印有我的姓名的扉頁，看一眼獻詞四周的空白。我想看一下標題的版式和縮寫字母的處理，我想看清表達我的思想的所有字體。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代替書籍，錄音磁帶和盲文讀物無法取代，它們過於沉重，冷漠無情，令人難於親近。

此外，書店也是無法替代的。那裏擺放着各種五光十色的書籍，你在書中既可找到詩歌瑰麗的佳句，也能發現艷情的細膩描寫，新書裏面有你十分熟悉的段落。然而，這些美好的一切漸漸棄我遠去，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煩惱。

我知道，我的讀者在那裏，我的新書也在那裏。然而，我和他們卻如此遙遠。我像一輛在錯誤道路上行駛的貨車，走的是無法調頭的單行線。我彷惶不定，也許我將無可避免地落入痛苦的深淵。正如盲人記者瓦格納所說的那樣：“適應環境是一件令人生厭的事，因為你不知道要‘適應’到何時為止。”有時，這種過程本身就使人厭煩。

我的女兒艾利森十幾歲時十分煩燥，常常為獲得一副芭蕾舞演員式的身材心煩意亂和拒絕吃飯。為此，我們爭論、勸說乃至聲淚俱下，真是傷透了腦筋。

這裏不是講述我女兒故事的地方，我只想說明那些年裏我們確實遇到了很多麻煩。她的問題有多少與我的失明有關不得而知。然而，我在倫敦完成古根海姆使命的半年卻使我們彼此受盡折磨。那是我視力衰退的最後階段，走路搖搖晃晃，不但要緊張地用望遠鏡觀察汽車站牌，而且要不斷向陌生人問路，痛苦程度可想而知。由於我在倫敦的樂大於苦，所以並不如何在意。艾利森則不然，她討厭這種情況，很長一段時間甚至拒絕離開我們臨時棲身的公寓。她的頑固使我大為惱火，我們爭吵，鬧得不亦樂乎。弗吉尼亞伍爾芙1筆下的叫喊和我們的相比也只能自愧弗如。然而，我們究竟為什麼吵鬧不休呢？

有時，我的失明是其中原因之一，她說。回家以後，她留下了一個自殺的紙條(後來自殺未遂)，上面要求在她死後把雙眼移植給我。還有一次，我們動起手來。我抓住她，她一邊反抗一邊叫喊說，她看不到我的眼睛，無法隔着那層象徵死亡的白內障看清我。這些話讓我十分難過，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在說雙眼是感情交流的工具，眼睛可以表達愛與恨、信任與懷疑、贊同與譴責。沒有它們，孩子如何同父母溝通呢？

艾利森對父親失明發表的意見僅僅道出了盲人不利因素的一個方面。對於盲人來說，最大的不幸莫過於看不到親人可愛的面容。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親人的相互微笑。眼睛既可接收又可表達，是唯一可以同時完成兩項工作的器官，耳朵、皮膚或舌頭對此都無法勝任。眼睛如此重要，是面部五官之首。試想，我們見到一個陌生人時能從他的臉上看出多少信息；想一想我們如何通過五官表達彼此的敬重與輕蔑。沒有了雙眼，我們的基本存在便會受到威脅，好比一個人顧影自憐但看不到自己的尊容。

在我的腦海里保留着我所熟悉的所有面龐，然而他們的實際形象正在日益改變，年輕人尤其如此。我知道，艾利森的變化很大，我頭腦中的印象是她15歲時的情形，如今她已是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年輕婦人了。我抱過她的兩個孩子，但從沒看見過。他們停留在不屬於我的視覺世界裏，他們的面容對我來說永遠是一團迷霧，把他們抱在懷中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時常擔心我的手指會不小心碰到他們的眼睛，或走路時把他們的胳臂拉扯得太大了。我對他們而言不過是血緣上的外公而已。

此外，盲人在心理上還有一種不十分明顯或公開的罪惡感。作為一個失明的年輕女人，克拉克在她的公寓遭到詛咒和房客們紛紛離開時，感到了這種情緒的存在。

我們在大街上行走的時候不敢面對他人，好像正在從事一場重大犯罪活動。我想，這種罪惡感是由於我們已在訓練自己破我們的記憶，把它們驅趕到生活以外。我們能在夢中和它們相見，但卻懼怕做夢。

然而，雪莉的面龐似乎永遠在我面前，另我百看不厭。我們的生活密切地交織在一起。我對她十分自信，她的面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腦海里並且堅定不移。我知道，我們都在變老。彼此能夠看到對方變老的過程是一件好事。對於相愛至深的人來說，看和被看、想看和想被對方看是非常重要的相互關係。如果到了無法以你愛人的角度看你自己的地步，無可奈何的遺憾感覺便會油然而生。

結束駕駛生涯是一件困難的事。對於住在加利福尼亞南郊的人來說，放棄開車有如放棄了自由。從不再駕車的那一天起，我的日程安排便取決於他人了。我的感覺好似墨菲描寫他下肢截癱、成為一個被動者時的心境那樣，“等待世界在它認為合適的時候向我走來。”我停止開車的時間在瑟伯之前。他這樣描寫他離開方向盤時的最後時刻：

夜間開車的危險是塵土撲面而來，成群的蟲子飛到擋風玻璃上，它們時而像身穿舊軍裝的艦隊司令，時而像賣蘋果的瘸腿老婦，時而又像無數翹起的駁船船頭。我衝出它們的阻攔，越過壕溝、穿過田野、衝上草坪。那些詡詡如生的艦隊司令和瘸腿老婦也許真有其人，他們在休息之前到路旁呼吸新鮮空氣，而我卻威脅着他們的生命。

唉，我是如何欣賞瑟伯那種出類拔萃的感覺啊：“我開夜車時有一種想放聲大哭的奇怪慾望，現在雖然克服，但仍止不住抽泣。”不久，他告別了可以隨意支配的方向盤，從此引退。

然而，我不應該哭泣。生活對我來說不像瑟伯開車時那樣陰暗。誠然，我常常和他一樣“像一個戴眼罩的人在黑色的地毯上尋找黑襪子”，但從不記得有過他那樣的絕望：“我只賣一毛三分錢。”我從來不借酒澆愁，從來沒像約翰爾1那樣陷入痛苦孤獨的深淵，直到“觸摸到溝底的岩石”。相反，我的簽名永遠向上，生氣勃勃。有人告訴我，突然到來的災難(我和瑟伯的災難是慢慢降臨的)更容易使人喪失勇氣、使人悲傷。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慢慢從消極中尋找積極因素是減輕痛苦的唯一手段。

事實上，在我走向失明的漫長過程中的確有過很多輕鬆愉快的時刻。我記得辦公室發生停電時的情景，類似的事情發生過很多次。我們辦公的樓房主要用於藏書，幾乎沒有任何窗戶。沒有電燈，室內和走廊一片漆黑。每逢遇到這種緊急情況，其他人立刻驚慌失措，而我則沒有任何不同。“鮑勃2在哪兒？我們請他幫忙！”大廳里傳來人們的呼喚。我拿起手杖，用它敲擊着地面，領着眾人手拉手地穿過大廳、走下樓梯，來到外面的光明世界。

春天，系裏為了應付研究生髮出的挑戰，偶爾在周五或周六舉行一次壘球比賽。我通常參加他們的野餐活動，並且樂於充當系裏委任我的公證人的角色。這時，學生們總要對我在歷史系的地位問題假裝進行一番抗議，僅此而已。

然而，我父親葬禮那天發生的事卻完全不同。葬禮在一個小教堂里舉行，只邀請了一些朋友參加。我們家的人從側門入場然後在棺材和牧師前面落坐。有人把我的手放在椅子的靠背上，而我卻認為它的方向不對，想背朝着棺材坐下。我的弟弟迪克十分魁梧，體重足有250磅。他站起身，二話不說把我抱起來，轉了個圈兒后又放在椅子上面。這時，人群中忍不住爆發出笑聲。後來，在牧師短暫的佈道過程中還有人不時地發笑。對此，人們可能認為我們家太缺乏教養了。

我們隔壁的鄰居伊麗是一位朝氣蓬勃的寡婦，她直言不諱地說她在物色男人。有一次鄰裏間舉行聚會，我去衛生間方便，我堅信不會把她豪華的設施弄髒，因為很久以來我已經習慣於坐着而不是站着小便了。然而，我把一大摞紙巾碰翻到洗手池裏。對此我毫無察覺，直到水涌了上來，我摸到一大團軟綿綿、濕漉漉的東西時才感到不妙。我叫人幫忙時，大伙兒哄堂大笑。伊利打趣兒地說我是故意的，原來每一張濕淋淋的紙巾上都印着一個裸體女人。

說起來你也許不信，我重新開始了早在孩提時代就放棄了的鋼琴課。雪莉和我一起學習。貝蒂祖爾克兩周一次地來我家教我們二人彈琴，她是一位很有天賦的女子。對於雪莉，她採用的是傳統式教學方法，從車爾尼到莫扎特，按步就班地練習。對於我，她採用的是徹底的實用主義方法。我喜歡快活潑的作品，如斯科特喬普林的鋼琴曲。她煞費苦心地把雙手彈奏的音符分別錄到錄音帶里，並且加上解說哪裏是五度音程、哪裏是屬音和弦、哪裏是三連音等等。我們總是以升F調彈奏，因為它的第一個音符是鋼琴鍵盤上的一個良好起點。我一個片斷一個片斷地學，然後把整個樂曲合併到一起，這種方法十分奏效。當我為鄰居們演奏時，那種自我感覺真是棒極了。

令別人感到驚訝能給自己帶來莫名其妙的歡樂。通過聲音判斷對方的身份永遠使人驚詫不已。然而，只有盲人才能真正懂得聲音多麼具有表現力，它在表達激動、緊張和恐懼情緒方面和面部表情是何等地接近。視力健全的人對盲人善於利用這些細微感覺的能力總是十分愕然。

尤其是孩子們對盲人的行為經常感到困惑。我很慶幸過馬路時總有一群孩子為我帶路，他們經常自由自在地出入我家。查德喜歡帶我四處遊逛，至少我認為他喜歡如此。當變形金剛一類的玩具在孩子們的世界裏風靡之後，他們經常把它們的活動關節扭得奇形怪狀，然後讓我通過撫摸說出他們創造的形象。變形金剛能夠鍛煉人們的想像力，所有造型都能改變，既可規規整整，也可毫不對稱，確實很有趣兒。

視力健全的人無法充分體會觸摸的快樂。徹底失明數年之後，赫爾終於懂得了這個道理：“我逐漸發明出一種用雙手‘端詳’的藝術，我喜歡反覆拿起一個美麗的物體，或者捧在手裏仔細把玩，用心揣摩它的每一個細節。”在博物館裏，人們允許盲人用手觸摸雕塑。亨廷頓圖書館的斯科特畫廊首次對外開放時，一位對其他觀眾十分嚴厲的保衛人員破例請我用手撫摸雅各布愛潑斯坦創作的艾伯特愛因斯坦半身塑像。我的手指像眼睛一樣仔細地欣賞那座青銅雕塑，它們慢慢探索着上面的每一個陰影，充分體會着作品所要表達的力量、挑戰、獨立精神和聰明睿智。透過坑坑窪窪的金屬表面、通過撫摸大刀闊釜塑造出的頭髮和縷縷皺紋，我感覺到了作品人物的偉大智慧。

我腳上的灰襪子既沒使我變得多愁善感，也沒使我感到羅曼蒂克，而是盡量讓我取得最好的結果。我可以十分沉着地穿過熟悉的走廊，只有一次偶然碰到了牆壁擦傷了皮膚。如果聲音能夠成為媒介，我會盡量利用聲音。雪莉根據鳥的羽毛判斷它們的種類，而我則要學會聽懂它們的歌聲，我們是一對十足的愛鳥夫婦。我購買了一套根據“彼得森指南”錄製的奧杜邦協會3的鳥鳴錄音磁帶。我一遍又一遍地聆聽山雀和鷦鷯求偶和交友的鳴叫，一次又一次地模仿它們的叫聲。我想辨別其中的區別，但始終沒有成功。我能欣賞西班牙語和德語的對話磁帶，但鳥語錄音卻永遠和我無緣。

我想，這種努力也許是一種病態表現，是我對失明的反應。既然事情要向這個方向發展，那也只好聽之任之了。我的職業不僅薪水優厚，而且成為了一個避難所。我對辦公室的環境熟悉之極，除了我之外沒有人會動它一草一木，我在那裏沒有失明的感覺。那裏是我實現工作願望和獲得報答的所在，它能滿足身患殘疾的精神病學家阿諾德貝瑟想認真生活的強烈需求。我甚至幻想學生把我的話奉為金科玉律，相信確實有人需要閱讀我的大作。學校對我的教學表示滿意，晉陞也不失時機。我所寫的書評受到人們的稱讚。然而，我是否已經停止懷念往日的光明了呢？至少我已經不再多想了。我已經做好充分準備，雪莉和我一樣，準備和失明陪伴終生。

穆勒醫生離開了診所，接替她的溫特斯大夫一年之後也步其後塵。1979年，我的病歷移交到一名我後來為之傾倒的醫生手裏，不過當時沒有任何預感。我的新任眼科醫生，珍妮基利恩，是一位已婚的愛爾蘭女士，她歡快而年輕，有三個小孩。有一天，我終於從她辦公桌上的相片里看到了他們，但那已經是後來發生的事了。她的聲音充滿歡樂，勝過靈丹妙藥，那是純潔的微笑，令人信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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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譯者的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