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雕像與木偶(一)

我向那些經歷過這個時代而倖存下來的人提出一個要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既不要忘記好人，也不要忘記壞人。請你們耐心地收集一下那些為著自己也為著你們而犧牲了的人們的材料吧。今天終將成為過去，人們將談論偉大的時代和那些創造了歷史的無名英雄們。我希望大家知道，沒有名字的英雄是沒有的。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他們當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所受的痛苦並不少於那些名垂千古的偉人。希望所有這些人都能使你們感到像自己的熟人，像自己的親人，像自己那樣親切。

整整一代的英雄慘遭屠殺。愛他們吧，哪怕熱愛其中的一個，就像熱愛親生兒女一樣地愛他吧，因為他是一個為著未來而生活過的偉大的人而驕傲吧。每一個忠實於未來、為了美好的未來而犧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質的雕像。而每一個妄想阻擋革命洪流的腐朽過時的人，即使他現在帶着金色的肩章，他也只能是一個朽木雕成的木偶。但也需要看看這些活木偶是多麼卑鄙可憐，看看他們是多麼殘暴和可笑，因為這些都是將來有用的材料。

我下面所要講的，僅僅是些原始材料，是見證人的供詞。

這只是一些殘缺不全的材料，因為我能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能有寬廣的眼界的。然而這些片斷卻具有真實情況的本質特點：偉大與渺小，雕像與木偶。

葉林涅克夫婦

約瑟夫和瑪麗亞。丈夫是電車工人，妻子是女僕。有必要看一看他們的住宅。樸素大方、光滑而時新的傢具，小書架，小塑像，牆上掛着一些像片，房間非常潔凈，潔凈得難以置信。你也許會說，女主人把整個心靈放在這間屋子裏了，對外界一無所知。那才不是呢。她很早就是共產黨員了，她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實現那夢寐以求的正義的理想。夫婦倆都忠實地、默默無聞地工作着。在佔領時期，面對艱巨的任務，他們從來沒有退卻過。

三年以後，蓋世太保闖進了他們的住宅。他們倆並肩站着，舉起了手。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今天夜裏他們要把我的古斯蒂娜送到波蘭去“做工”。送去服苦役，送到那傷寒病的死亡區去。也許她還能活幾個星期，或兩三個月。我的案子據說已經移交法院了。這就是說，我在龐克拉茨監獄還有一個月的拘留期，以後再有不長的時間就完結了。我這個報告看來是寫不完了。這些日子裏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還想繼續寫下去。不過今天是不行了。今天我的整個腦子和心都被古斯蒂娜佔去了。她品格高尚、誠摯熱情，她是我艱難而不安定的生活中的珍貴而忠貞的伴侶。

每天晚上我給她唱她心愛的歌：歌唱那草原上的綠草，歌唱那光榮的游擊戰爭，歌唱那為自由而同男子並肩作戰的哥薩克姑娘，歌唱她那剛毅的英雄氣概，歌唱她怎樣在一次戰鬥中“倒了下去，再也沒有站起來”。

這就是我的戰友。在這個面貌端莊、有一雙脈脈含情的孩子般的大眼睛的小個子女人身上，蘊藏着多少力量埃鬥爭和經常的離別使我們變成了一對永恆的情侶，我們不只一次而是數百次地在生活中感受到那初次會面和初次撫摸時的激情。無論在歡樂或憂愁、激動或哀傷的時刻，我們的心總是跳動在一起，我們的呼吸總是融合在一起。

多年來我們一塊工作，完全像朋友似的互相幫助。多年來她都是我的第一個讀者和第一個批評者。如果沒有她那愛撫的目光督促着，我便很難寫下去。多年來我們並肩參加過無數次鬥爭，多年來我們攜手遊逛過使我們着迷的城郊。我們經常陷入貧困，但我們也感到過極大的快樂，因為我們擁有窮人的財富：那就是內心的一切。

你要問古斯蒂娜嗎？古斯蒂娜是這樣的人：那是去年六月中旬戒嚴時的事了。她在我們被捕六個星期以後第一次見到我，在那痛苦的六個星期里，她被單獨關在一間牢房裏苦苦地思索着人們傳給她的關於我死去的消息。她是被叫來“軟化”我的。

“您勸勸他吧，”當她同我對質時，反共科的科長對她說。

“勸勸他，讓他放聰明點。不為自己着想，至少也應該替您想想呀。給你們一小時的時間考慮。如果他還是這樣的頑固，今天晚上就把你們倆都給槍斃了。”

她用愛撫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後簡捷地回答：“科長先生，這對於我不是恐嚇，倒正是我的最後請求。

你們如果要處決他，把我也一起槍斃好啦。”

這就是古斯蒂娜。這就是愛情和堅貞。

他們能奪走我們的生命，不是嗎，古斯蒂娜？但是他們奪不走我們的榮譽和愛情。

啊，人們呀，你們能夠想像出我們將會怎樣生活嗎，假如我們度過了這番苦難而又相逢在一起的話？假如我們在閃耀着自由和創造的美好生活里又重逢的話？假如我們在如此渴望並為之努力的，而今要為它赴湯蹈火的美好生活一旦實現之後又相聚在一起的話？啊，即使我們死了，我們也仍將分享你們巨大幸福中的一小部分，因為我們為這個幸福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們的歡樂所在，雖然人世間的分別是悲哀的。

他們不允許我們倆告別，也不讓我們擁抱和握手。只有把查理廣場同龐克拉茨監獄聯繫在一起的監獄集體，給我們倆傳遞彼此命運的信息。

古斯蒂娜啊，你知道，而我也明白，我們大概再也不會見面了。可是我依然聽到你從遠處傳來的喊聲：再見吧，我親愛的。

別了，我的古斯蒂娜。

我的遺囑

我除了書櫥以外，別的一無所有。但蓋世太保把它搗毀了。

我寫過許多文學評論和政論文章、報告文學作品、文藝短論、戲劇評論和發言稿。其中有許多是關於某個時期的東西，隨着時間的消逝而消逝。這些可以不去管它。但也有些是有生命力的東西，我希望古斯蒂娜把它們整理出來。不過現在這個希望也難於實現了。因此我請求我忠實的朋友拉迪斯拉夫-什托爾把它們收集、整理成五個集子：一、政論和論戰集；二、國內報告文學選集；三、蘇聯報告文學選集；四和五、文藝和戲劇的評論和專論集。

這些作品大部分可在《創造》雜誌和《紅色權利報》上找到，有些發表在《樹榦》、《泉源》、《無產階級文化》、《時代》、《社會主義者》、《先鋒隊》及其他雜誌上。

在出版家吉爾加爾（我愛他那毋庸置疑的勇氣，敢於在佔領時期出版我寫的《戰鬥的鮑日娜-聶姆曹娃》）那裏，有我寫的論尤利烏斯-澤耶爾的論文。另外一部分關於沙賓納的專論和關於揚-聶魯達的札記，藏在葉林涅克夫婦、維蘇希爾和蘇哈涅克夫婦住過的房子裏。現在這些人大部分已經不在世了。

我還着手寫了一部關於我們這一代人的長篇小說。有兩章在我的父母那裏，其餘的大概已經散失了。我在蓋世太保的卷宗里看見了我的幾個短篇小說的草稿。

我囑咐未來的文學史家要愛護揚-聶魯達。他是我們最偉大的詩人，他的眼光已遠遠地超越過了我們這個時代而看到了未來。但直到現在還沒有一部著作是理解他和肯定他的功績的。需要向讀者指出聶魯達是一個無產者。人們總把他同小城區那種庸俗的田園詩聯繫在一起，而看不到，對於這個有着“田園詩情調”的古舊的小城區說來，聶魯達是個“逆子”；他們看不到，聶魯達出生在小城區和斯米霍夫區的邊界上，在工人住宅區里長大；他們看不到，他為了寫《墓地之花》而到小城區的墓地去，必須經過林霍夫爾工廠。看不到這些你就無從了解從寫《墓地之花》到《一八九○年五一節》的聶魯達。有些批評家，甚至像沙爾達這樣有眼光的批評家，竟然認為聶魯達的新聞工作妨礙他的詩歌創作。

這真是無稽之談。相反，正因為他是新聞記者，他才能寫出像《謠曲與故事詩》、《星期五之歌》以及大部分《平凡的主題》這樣的壯麗詩篇。新聞記者的工作也許使人疲憊，耗費精力，但卻使聶魯達同讀者接近，對他寫詩有幫助，特別是對聶魯達這樣一個正直的記者來說。聶魯達如果離開了僅有一天的生命力的報紙，或許能寫出許多詩集來，但卻不能寫出一本像他現在創作的超越本世紀而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

也許有人能夠完成我對沙賓納的論述。這是值得做的。

我想用自己的全部勞動所得，來保障我的父母度過美好的晚年，以報答他們的愛和他們平凡而高貴的品質。當然我的全部勞動並不是僅僅為了這個目的。希望他們不要因我不在他們身邊而感到憂鬱。“勞動者死了，但勞動果實卻長存。”

在圍繞着他們的溫暖和光明中，我將永遠在他們身旁。

我請求妹妹莉芭和維爾卡，用自己的歌聲來幫助父母忘卻我們家中的損失。她倆從家裏來佩切克宮探望我們時已經流了不少眼淚，但歡樂卻活在她們心中，為了這個我愛她們，為了這個我們彼此相愛。她們是歡樂的傳播者——願她們永遠是歡樂的傳播者吧。

以及繼我們之後參加鬥爭的同志們，我緊緊地握你們的手。我替我自己也替古斯蒂娜握你們的手。我們已經盡到了自己應盡的義務。

再重複一遍：我們為歡樂而生，為歡樂而戰鬥，我們也將為歡樂而死。因此，永遠也不要讓悲哀同我們的名字聯繫在一起。

尤-伏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案子已經結束並簽了字，我在法院偵查員那兒的事昨天就結束了。一切進行得比我預料的更快。他們似乎在抓緊辦理。同我一起被起訴的還有麗達-普拉哈和米列克。米列克的叛賣行為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便宜”。

在偵查員那裏是那樣嚴厲而冷酷，單是那副樣子就叫人寒心。在蓋世太保那裏還可以感覺到有點生活，雖然是可怕的，但畢竟還算是生活。那裏甚至有熱情，一邊是戰士的熱情，另一邊是獵人的、掠奪者的，或者簡直就是強盜的熱情。

另一邊的這種熱情中甚至還有人有一種類似信仰的東西。可是在這裏，在偵查員那裏，卻只是一個例行公事的衙門。外衣翻領處的那個大-字章表明了他內心並沒有信仰。它不過是一種盾牌，在它後面躲着一個可憐的小官吏，他總想苟且偷安地度過這個時代。他對被告既不好也不壞，既不笑也不愁。他只是例行公事。他沒有血，只有一種稀薄的液體。

他們寫了報告，簽了字，分條列目都弄好了。理出了我的六大罪狀：陰謀顛覆德意志帝國、準備武裝暴動……不知道還有些什麼。其實只要有其中隨便哪一條就足夠了。

十三個月來，我就在這裏為同志們和我自己的生命鬥爭。

我鬥爭得既大膽又狡黠。他們把“北方人的狡黠”列入他們的懲辦條款中。我想在這一點上我是可以承認的。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除了狡黠之外，手裏還有斧頭。

這次較量算結束了。現在只需要等待。大約再有兩三個星期起訴書就可編造出來，然後啟程到帝國去等候審問和判決，最後還有一百天等着處死。前景就是這樣。這麼一來，我還有四個月或者五個月的生命。在這個時期內，可能有很多變化。一切都可能改變。可能的。在監獄裏我很難判斷這個。

而監獄外面一些事情的迅速發展也可能加快我們的死亡。因此，情況還是一樣。

這就是希望和戰爭在賽跑。死和死在競賽。是誰的死來得快：是法西斯的死還是我的死？這難道只是我一個人提出來的問題嗎？不是的，幾十萬囚犯，幾百萬士兵，整個歐洲以及全世界億萬人民都提出了這個問題。有的人希望大一些，有的人希望小一點。但這都只不過是一種表面的現象。正在崩潰的資本主義用恐怖統治着整個世界，致命的災難威脅着每一個人。那些倖存下來的人能夠說：“我活過了法西斯時代。”而在說這話之前，幾十萬人——而且是些怎樣的人埃——卻正在倒下去。

決定性的時刻只剩下幾個月了，不久就只剩下幾天了。正是這些日子顯得特別殘酷。我常常在想，做最後的一名士兵，在戰爭的最後一秒鐘里，被最後的一粒子彈射入他的胸膛，這該是多麼懊喪的事埃但總得有人當這最後的一個呀。假如我能知道，那最後的一個就是我的話，我情願馬上就去赴死。

我在龐克拉茨監獄裏逗留的時間已經屈指可數了，已經不允許我把這個報告寫成我希望的那樣。我必須寫得更簡短些。這個報告與其說是整個時代的見證，毋寧說是對一些人的見證。我想這點是更為重要的。

我從葉林涅克這對夫婦開始寫我的人物——這是兩個普通人，平時誰也看不出他們是英雄。在被捕的那會兒，他們倆並肩站着，他面色蒼白，她的雙頰帶有肺結核患者的紅暈。

當她看到蓋世太保在五分鐘內就把那陳設整齊的房間弄得個亂七八糟的時候，她的眼睛顯得有些驚恐。隨後她慢慢地轉過頭來問自己的丈夫：“佩巴，現在怎麼辦？”

向來寡言少語、詞不達意、一說話就激動不安的約瑟夫，這時卻平靜而毫不緊張地答道：“我們去死，瑪麗亞。”

她沒有喊叫，也沒有搖晃，只用一種美麗的姿態把手放了下來，就在槍口對準他們的情況下，把手遞給了他。為此，她同她丈夫的臉上都挨了第一拳。她擦了擦臉，驚奇地看着這幾個不速之客，帶着幾分幽默的口氣說：“這麼漂亮的小夥子，”她的聲音逐漸強硬起來。“這麼漂亮的小夥子……原來是這樣的野蠻人。”

她說得很對。幾個鐘頭之後，她被打得不省人事，被帶出了“審訊官”辦公室。但他們並沒有能夠從她嘴裏掏出一點東西，不僅這一次，後來也永遠沒有。

我不知道，在我躺在牢房裏不能受審的那些日子裏他們倆的情況怎麼樣。但我知道在整個這段時間裏他們倆什麼也沒說。他們等待着我。後來佩巴還有很多次被他們捆綁起來，打了又打，但他沒有吭一聲，直到我能悄悄地告訴他，或者至少跟他遞個眼色，暗示他哪些可以說，或者應該怎麼說，以便攪亂他們的審問時為止。

我在被捕之前，知道瑪麗亞素來是一個富於感情、愛哭的女人。但在蓋世太保監獄裏的整個期間，我卻從來沒見到過她眼裏含有淚水。她很愛自己的家，但當獄外同志為了安慰她，讓人轉告她說，他們知道誰偷走了她家的傢具，並且正在密切監視盜竊者的時候，她卻回答說：“傢具隨它去吧。請他們不要在這上面費心了。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們辦。現在他們必須代替我們工作。首先應當把最主要的事料理好。如果我能活下來，我自己會把家料理好的。”

一天，他們把這對夫婦分頭押走了。我打聽過他們倆的下落，但只是徒勞。在蓋世太保那裏，人們無影無蹤地死去，卻在千百座墓地里播下了種子。唉，這可怕的播種，將會有怎樣的收穫呢。

瑪麗亞最後的囑託是：

“上級，請轉告外面的同志，不要為我難過，也不要被這件事嚇祝我做了工人階級要求我做的一切，我也將按照它的要求去死。”

她“只不過是一個女僕”。她沒受過古典文學的教育，也不知道從前有人曾經說過：“過路人，請告訴拉刻代蒙的人們，我們依照他們的囑託，倒在這裏犧牲了。”-維蘇希爾夫婦他們和葉林涅克夫婦住在一幢樓里，兩家緊挨着。他們也叫約瑟夫和瑪麗亞，是一個下層小職員的家庭，他們倆都比鄰居的年歲稍大些。約瑟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應徵入伍時，還是努斯列區裏的一個十七歲的高個子青年。幾個星期後，人們把他抬回來時已經打碎了一個膝蓋，後來一直沒治好。他同瑪麗亞是在布爾諾一個野戰醫院裏認識的，那時她是個護士。她比他大八歲，瑪麗亞同她的前一個丈夫生活得很不幸，於是便離開了他。戰爭結束后，她就同約瑟夫結了婚。她對待他的態度始終像護士，又像母親。他們倆都不是無產階級家庭出身，也沒形成一個無產階級家庭。他們通向黨的道路是比較艱難複雜的，——但他們終於找到了黨。

像許多類似的情形一樣，這條路是通過蘇聯達到的。早在德寇佔領以前，他們就明白了應該朝哪個方向努力。他們曾在家裏掩護過一些德國同志。

在最困難的年代裏——蘇聯被入侵和一九四一年的第一次戒嚴期間，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就在他們家開過會。經常在他們家借宿的有洪扎-齊卡和洪扎-切爾尼，而以我的次數為最多。《紅色權利報》的許多文章就是在這裏寫的，許多決議是在這裏通過的，就在這裏我第一次認識了“卡雷爾”——切爾尼。

他們夫婦倆都非常謹慎小心，遇到什麼意外情況時——在地下工作中是經常會出現各種意外情況的——他倆總是知道該怎樣處理。他們做這方面的工作很內行。誰也不會想到，這麼一個好心腸的高個子鐵路小職員維蘇希爾和他的太太會參與這種犯禁的事情。

然而他在我之後不久竟被捕了。我在獄中第一次看見他時，感到惶恐不安。萬一他供出來，那一切就會受到多大的威脅。但他沉默不語。他被抓到這裏來，是因為他把幾張傳單給了一位朋友——關於他蓋世太保除了知道幾張傳單之外什麼也不知道。

幾個月後，由於有人出賣，蓋世太保知道了洪扎-切爾尼曾住在維蘇希洛娃的妹妹家裏，於是他們用盡各種手段把佩彼克“審問”了兩天，想從他那裏探聽到我們中央委員會的“最後一個莫希幹人”的蹤跡。第三天佩彼克來到“四○○號”，小心翼翼地坐到一個座位上，因為新的傷口使他非常難於坐下。我用疑問但同時也是鼓勵的目光不安地望着他。他用努斯列區人那種簡明的語句愉快地回答說：“只要腦袋不肯，那麼嘴或屁股都不會說出來的。”

我很熟悉這個小家庭，我知道他們倆是怎樣地相親相愛，當他們倆不得不分別哪怕是一兩天時間，他們都是多麼悶悶不樂埃如今幾個月過去了——在那個米赫列區舒適的住宅里，這些日子對於那個已經到了覺得孤獨比死更為可怕的年齡的女人說來，該是多麼沉重埃她做夢也在想怎樣營救自己的丈夫，幻想他怎樣回到這個小小的充滿着田園樂趣的家庭里來，回到他們有點可笑地相互稱呼“小媽媽”和“小爸爸”的家裏來。她終於重新找到了唯一的道路：繼續工作，為了自己，也為了他。

一九四三年新年之夜，她獨自坐在桌子旁邊，把丈夫的照片擺在他平常坐的那個地方。當午夜的鐘聲敲響時，她和丈夫的酒杯碰了杯，祝他健康，願他早日歸來，希望他活到解放。

一個月後，她也被捕了。這個消息使“四○○號”里的許多人都感到震驚。因為她是獄外聯絡員之一。

可她沒有供出一個字來。

他們沒有拷打她，因為她病得很厲害，經不起他們的拳打腳踢。可是他們用了更可怕的手段：用想像來折磨她。

在她被捕前幾天，他們就把她丈夫送到波蘭去做苦工了。

審問時，他們對她說：

“您瞧，那邊的生活多苦呀。即使十分健康的人也都夠嗆，何況您丈夫還是個殘廢。他會受不了的，很難熬下去。他會在那邊什麼地方死去的，那您就再也見不到他啦。像您這樣的年紀，還能再找到誰呢？如果您放聰明點，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們，那我們立刻就可以把他給您放回來。”

他被發放到那邊的什麼地方去了，我的佩彼克。可憐的人埃誰知道他會怎樣死去呢？他們殺了我的妹妹，又要殺我的丈夫，留下我獨自一個人，完全孤獨的一個人。是的，我這樣的年紀，還能再找誰呢？……我將要獨自一個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我能保住他，能讓他們把他還給我……但是，要用這樣的代價？如果這樣做，我就不再是我了，他也不再是我的“小爸爸”了……她沒有供出一個字來。

她不知在什麼地方，在蓋世太保設立的無數流放組中的一個組裏消失不見了。緊接着又傳來了佩彼克在波蘭死去的消息。

麗達

我頭一次到巴克薩家裏去是在一個晚上。家裏只有約什卡和一個目光伶俐的女孩子，大家都叫她麗達。她可以說還是個孩子，一直好奇地注視着我的大鬍子，顯然她很滿意，因為屋子裏增添了一位能同她閑談一會兒的有趣的生客。

我們很快就成了朋友。她原來已經十九歲了，是約什卡的同母異父的妹妹，她姓普拉哈，但她卻一點也沒有這個姓的特徵，她常在業餘劇團演戲，非常喜歡舞台生活。

我成了她所信賴的人，根據這一點我意識到自己在她眼中已經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了。她把自己那些青年人的痛苦和夢想都告訴了我，並且經常跑到我這裏來，把我當作她同姐姐、姐夫吵嘴時評判是非的仲裁者。她像許多少女一樣是性急的，也像最小的孩子一樣是被嬌慣了的。

我在隱居了半年之後，頭一次上街散步就是她陪着去的。

一個上了年紀的跛腳老頭同自己的女兒一道散步，比自己一個人走路會更不惹人注意，因為路上的人多半是看她而不看他的。因此，第二次又是她陪我散步，還陪我去進行第一次秘密接頭，陪我去秘密聯絡點。這樣一來——正如起訴書中所說的——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聯絡員。

她喜歡做這種工作。但她並不關心這種工作的意義和好處。她只覺得這是一種新奇的、有趣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帶有幾分冒險味道的工作。這對她就夠了。

我一直讓她做一些零碎的小事，我不想告訴她太多。假如她一旦被捕，一無所知比意識到“有罪”對她是更好的保護。

但麗達越來越熟悉這個工作了。她能夠擔負起比只是去葉林涅克家跑跑，送個通知這類事情更為重要的事了。她已經到了該知道我們是為什麼而工作的時候了。我開始向她上課。這是一門課程，完全正規的課程。麗達勤奮而又愉快地學習着。表面上她仍是一個快樂、輕率，甚至還有點淘氣的少女，但內心已經不一樣了。她在思索，她在成長。

在工作中她認識了米列克。他曾經擔負過一部分工作，但他善於自吹自擂。這使麗達對他發生了好感。她也許沒看透米列克的本質，在這種情況下就連我也沒有看透。主要是由於米列克所擔負的工作和他那表面的信仰，使麗達和他比和別的青年人更接近起來。

對事業的忠誠，在麗達的心裏迅速地生長並紮下了根。

一九四二年初，她開始結結巴巴地談到她想入黨的問題。

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樣忸怩不安。也從來沒有見過她這樣嚴肅地對待一個問題。我還拿不定主意，還想再教育教育她。需要再考驗考驗她。

一九四二年二月，她被中央委員會直接吸收入黨了。在一個嚴寒的深夜，我們一同回家。平時愛說話的麗達，今天卻沉默着。走到離家不遠的田野里，她突然停下來，用輕得使你能同時聽到每一片雪花飄落在地上的聲音說：“我知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從現在起，我不再屬於我自己了。我發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決不變節。”

後來發生了很多事情，她果然沒有變節。

她擔任中央委員之間最忠實的聯絡員。她經常接受最危險的任務：重新接上斷了的關係，營救處境危險的同志。當我們的秘密聯絡點處於千鈞一髮的時候，麗達就會像鰻魚似的游到那裏去巡視一番。她像從前一樣做着這一切，自然、快樂而無憂無慮，——然而內心卻隱藏着堅定的責任感。

在我們被捕后的一個月她也被捕了。米列克的招供，使蓋世太保注意到了她，他們沒費多大勁就查清楚了，麗達曾經幫助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轉移並轉入地下。她搖頭，發脾氣，裝成一個輕浮的少女，彷彿她連想都沒有想過做這些越軌的事和它所能引起的嚴重後果。

她知道很多，但一點也沒有供出來。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她在獄中也不停頓地工作。環境變了，工作方式變了，甚至任務也變了。但對於她來說盡黨員的義務卻沒有變——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決不袖手旁觀。她仍那樣忘我地、迅速而準確地完成所有的囑託。如果需要有人去為外面的同志打掩護，麗達就會帶着一種天真的模樣，把某種“罪過”承擔下來。她當上了龐克拉茨監獄的雜役。幾十個素不相識的人都靠了她而免遭逮捕。約莫一年以後，他們在她身上搜到一張紙條，她的這個“職業”就斷送了。

現在她同我們一道去帝國受審。她是我們這批人中唯一有希望活到解放的人。她還年輕。要是我們不在人間，請你們千萬別讓她掉了隊。她需要多多學習。應該教育她，不允許她停滯不前。要給她指引前進的道路，不允許她驕傲或滿足於已有的成績。她在最困難的時刻經受住了考驗。她經過了烈火的冶鍊，證明她是用一種優質的金屬造成的。

主管我的警官

這不在雕像之列。他是一個木偶，一個有趣的、比較重要的木偶。

如果你十年前坐在葡萄街“弗洛拉”咖啡館裏用錢在桌上敲敲或叫一聲：“領班的，收錢。”突然就會在你身旁出現一個穿着黑禮服的瘦高個子，像條蜥蜴似的彎彎曲曲地在桌椅之間迅速而無聲地穿過來，立刻將帳單交給你。他有野獸那種敏捷而輕巧的動作，一雙銳利的獸眼，什麼都不會放過。

你甚至無須說出自己的願望，他就會給你指揮侍者：“第三桌，要一大瓶白丁香”，“右邊靠窗那桌，一碟點心和一份《國民新聞》”。對於顧客說來，他是一個好的領班，對於其他僱員說來，他是一個好同事。

但那個時候我還不認識他。我認識他是在很久以後，在葉林涅克家裏。這時他的手裏已經握着手槍而不是鉛筆了。他指着我說：“……我對這個人最感興趣。”

說實在的，我們兩人彼此都感到興趣。

他天生機智，同其他蓋世太保相比另有一種特長：善於辨認各式各樣的人。因此，他在刑事警察中無疑能獲得成功。

小偷、殺人犯、社會渣滓，大概都會在他面前毫不遲疑地坦白交代，因為這種人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性命。但這樣一種只顧自己性命的人，落到政治警察的手中卻是很少的。在這裏，警察的奸計不僅要對付被捕者的反奸計，而且還要同遠比這個大得多的力量：同他的信念，同他所屬的那個集體的智慧進行較量。對付這些，就不是奸計甚至毆打所能奏效的了。

你很難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堅強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難在其他蓋世太保身上找到這種信念一樣。假如能在他們某個人身上找到一種信念的話，那它也是出於愚蠢，而不是來自人的智慧、思想修養和知識。如果總的說來，他們仍然做得頗為成功的話，那是因為這一鬥爭持續得太久，太受空間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時候的地下鬥爭的條件更為困難。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曾經說過，能經受住兩年地下鬥爭的考驗的人就是一個優秀的地下工作者。在俄國，如果火燒到莫斯科城下，他們還可以轉移到彼得堡去，或者從彼得堡再轉到敖德薩，消失在誰也不認得他們的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裏。可是在這裏，你只有一個布拉格，除了布拉格還是布拉格，城裏大約有一半人認識你，他們能集中起全部姦細來對付你。雖然如此，我們卻堅持了這麼多年，畢竟還有好些同志已經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沒有被蓋世太保發現。這是因為我們已經學會了不少東西，經驗豐富了，同時也是因為敵人雖然強暴、殘酷，但他們除了屠殺之外，並沒有更多的本領。

Ⅱ一Ａ１科里的三個人是以極端殘酷地摧毀共產主義事業而聞名的，他們都佩着黑、白、紅三色綬帶，表示在戰爭中反對內部敵人特別勇猛。這三個人就是弗里德里希、贊德爾和“主管我的警官”約瑟夫-博姆。他們很少談到希特拉的國家社會主義，因為他們知道的很少。他們不是為著政治信仰在戰鬥，而是為了自己，因此他們各有一套。

贊德爾是一個老在發脾氣的矮個子，他也許比別人都會耍警察手段，但他更貪財。有一次他從布拉格調到柏林，沒幾個月他又要求調回原單位。因為在帝國的首都供職對他說來是降級，也有經濟上的損失。在黑暗的非洲或布拉格這樣的殖民地當差，他就是一個有權有勢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機會來充實他的銀行存款。贊德爾是勤於職守的，為了表現自己的勤奮，他經常喜歡在吃午飯時審問犯人。他這樣做，是為了不讓人家瞧見他私下裏還有更熱衷的事情。誰落在他手裏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誰家裏有存摺、股票之類的東西，就會更加不幸。這人準會在短時間內死去，因為存摺和股票都是贊德爾心愛的東西。他被認為是這一行里精明內行的官員。（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譯斯莫拉卻跟他略有不同，是個文明強盜：謀財，不害命。）弗里德里希是一個黑臉膛的瘦高個子，有着一雙狠毒的眼睛和兇惡的獰笑。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為蓋世太保的特務進入共和國，殺害流亡在這裏的德國同志們。他特別喜歡死人。在他看來無罪的人是沒有的。凡是跨進他辦公室門檻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歡通知婦女們，說她們的丈夫已經死在集中營里或被處決了。他喜歡從他的抽屜里拿出七個小小的骨灰盒給受審者看：“這七個人都是我親手處死的。你將是第八個。”

（現在已經有第八個了，因為他殺死了揚-日什卡。）他喜歡翻閱那些舊的案卷，看到被處死者的名字就滿意地對自己說：“肅清了。肅清了。”他喜歡折磨人，特別喜歡折磨女人。

他嗜好奢華——這隻不過是他的警察活動的附帶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陳設漂亮的住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會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這樣。

他的捷克助手聶格爾，大約比他矮半個頭。他們之間除了個子高矮之外，沒有什麼差別。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對錢和死人都沒有什麼特別嗜好，然而他處死的人不見得比前兩個人少。他是一個冒險家，總想出人頭地。他在蓋世太保那裏幹了很久。他原是“拿破崙餐廳”的招待員，貝蘭的黨徒們經常在這裏舉行秘密集會，貝蘭本人沒有向希特拉報告的事，博姆卻去做了補充。可是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殺大權和決定人們全家命運這樣的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了結一些人才感到過癮，可是如果不這樣就不能出人頭地的話，那他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對於一個追求赫羅斯特拉托斯榮譽的人說來，美和生命又算得了什麼呢？

他建立了一個也許是最大的姦細網。他是一個帶着一大群狼犬的獵人。他捕獵往往只是為了愛好。他認為審問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興趣的是抓人。然後看着人們站在他面前，聽候發落。有一次，他逮捕了兩百多個布拉格的公共汽車和無軌電車工人、司機和售票員，他趕着他們在鐵軌上走，阻礙了交通，擾亂了運輸，他卻感到極大的快慰。後來，他又把其中一百五十人釋放了，誇口說這一百五十個家庭會把他當作大恩人。

博姆經常處理一些涉及人多、但意義不大的案件。我是偶然落到他手裏的，這是一個例外。

“你是我辦過的最大的案子，”他常常坦率地對我說，他感到驕傲的是我被列入最量大的案件中了。這或許是我生命得以延長的原因。

我們相互儘力地、不斷地說謊，但也不是毫無選擇的。我總知道他在撒謊，而他卻只有某些時候才知道我在撒謊。當謊言十分明顯時，我們便不約而同地停止它而談別的什麼問題。我想，對他說來，重要的並不是確定真憑實據，而是不要給這個“重大案件”留下什麼陰影。

他並不認為棍棒和鐵鏈是審訊的唯一手段。他還比較喜歡針對“自己的”對象的情況採取勸誘或恫嚇的辦法。他倒從來沒打過我，除了頭一天晚上以外。但當他認為必要時，他會借別人的手來打我的。

的確，他比別的蓋世太保有趣和狡黠得多。他的想像力比較豐富，並且善於運用它。我們常常乘車去布拉尼克進行荒唐的對話。也常坐在花園的一個小飯館裏，觀看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們逮捕了你，”博姆富有哲理地說，“你瞧，周圍有什麼東西改變了嗎？人們走着，笑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世界還像從前一樣照樣繼續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過你這個人似的。在這些行人里，一定還有你的讀者，——你想想，他們難道會因為你而多添一條皺紋嗎？”

還有一次，在審問了我一整天之後，他把我塞進汽車，領我去逛暮色蒼茫的布拉格，經過聶魯達街來到赫拉德恰尼：“我知道，你愛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難道再也不想回到它的懷抱里嗎？它是多麼美埃縱使你不在人間了，它也依舊這樣美……”他很會扮演誘惑者的角色。夏天傍晚，布拉格已經散發著初秋的氣息，它被淡藍色的輕煙籠罩着，猶如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樣醉人。我願意看着它直至世界的末日……但是我打斷了他的話：“……等到你們不在這裏了，它會變得更美呢。”

他冷冷一笑，這個笑與其說是狠毒的，倒不如說是有點凄慘，他說：“你真是個玩世派。”

後來他還常常回到這天晚上的話題上來：“等到我們不在這裏了……這就是說，你仍然不相信我們會勝利嗎？”

他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他本身就不相信他們會勝利。我向他講起蘇聯的力量和它不可戰勝的道理時，他注意傾聽着。這是我最後幾次“審訊”中的一次。

“你們每殺死一個捷克共產黨員，也就是毀滅德國民族未來希望的一部分，”我不只一次對博姆說。“因為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拯救德國民族的未來。”

他擺了擺手。

“如果我們失敗了，誰也救不了我們。”他從口袋裏掏出手槍來，“你瞧，這最後三顆子彈，我將為自己保留着。”

……這不僅是對這個木偶的刻畫，而且也是在刻畫那個日薄西山的時代了。

吊褲帶插曲

對面牢房的門旁掛着一副吊褲帶。男人用的十分普通的吊褲帶。我素來就不喜歡用這種東西。可是現在，每當有人打開我們牢房門的時候，我總是高興地望着它：我在那上面看到了一線希望。

他們把你抓來關進牢房，也許很快就把你處死，但他們首先得把你的領帶、皮帶或吊褲帶之類的東西拿去，免得你上吊（其實用床單也可以很方便地上吊）。這些尋死的危險工具一直擱在監獄的辦公室里，直到蓋世太保中的懲罰女神決定了把你押解到到處去做苦工、去集中營或赴刑場的時候。這時他們就把你叫去，鄭重其事地將這些東西發還給你。但不許帶進牢房裏去，只能掛在門的旁邊或者門前的欄杆上，一直掛到你離開為止。因此它就成了這個牢房的一個居住者即將被迫旅行的明顯標記。

對面那副吊褲帶正出現在我得知古斯蒂娜的命運被確定的那一天。對面牢房裏的一個朋友，將跟她坐同一輛囚車去做苦工。車還沒開，突然決定延期了，據說準備去做苦工的地方被炸了。（又是一個好的預兆。）車什麼時候再開，誰也不知道。也許今天晚上或許明天，說不定過一個星期或過半個月。對門的吊褲帶一直掛在那兒，我見到它，就知道古斯蒂娜還在布拉格。因此我常常帶着歡樂和愛戀的心情，像瞧見古斯蒂娜的朋友似的瞅着這副吊褲帶。她贏得了一天、兩天、三天……誰知道，說不定會有好結果。也許她多留一天，就有得救的希望。

我們每個人在這兒都過着這樣的生活。今天，一個月以前，甚至一年以前，我們就眼巴巴地想望着明天，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一個人的命運已被決定，後天就要被槍決——可是，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只要活到明天，明天一切都可能改變，一切都是那麼不穩定，誰知道明天將會發生什麼變化呢？明天過去了，幾千個人倒下了，對於這幾千個人來說再也沒有什麼明天了，而活着的人卻繼續懷着原來的希望活下去：明天，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種情緒產生着最難令人置信的傳聞，每個星期都出現關於戰爭結束的樂觀的預測，每個人都樂意傳播這種謠言，一傳十、十傳百地擴散着。每個星期龐克拉茨監獄都在竊竊私語傳播着那些聳人聽聞的消息，大伙兒都很樂意去聽信這類東西。應當同這種傾向作鬥爭，摒棄這些沒有根據的希望，因為這種希望不僅不能增強人們的鬥志，相反地卻削弱了鬥爭性。因為樂觀主義不需要、也不應該寄托在謊言上，而應該靠真理，靠對勝利的堅定不移的預見。應該在內心抱着這麼一個希望：希望有那麼一天能成為決定性的日子，希望自己能獲得這麼一天：能闖過生死關頭，從威脅着自己的死亡中走回到不願離棄的生活中來。

人生是這麼短促。而在這裏卻希望日子過得快些，更快些，越快越好。那迅速流逝、一去不復返的、不可遏制地迫使我們接近衰老的時光，在這裏卻成了我們的朋友。這是多麼奇怪埃明天很快變成了昨天。後天又即將成為今天。日子就是這樣流逝着。

對面牢房門旁的吊褲帶仍舊掛在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