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雕像與木偶(二)
龐克拉茨監獄裏有兩種生活。一種是緊鎖在牢房裏，完全與世隔絕的，但只要有政治犯的地方，它又同外面世界最緊密地聯繫着。另一種生活是在牢房前長長的走廊上，在那憂鬱的、半明半暗的地方，它與外界完全隔絕，緊裹在制服里，它比鎖在牢房裏的生活更為孤立。這是個木偶多於雕像的世界。我想來講一講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有它自己的面貌，有它自己的歷史。不然我是不會把它認識得這樣深刻的。只能看到面向我們的那個側景，只能看到它那似乎完整和牢固的表面，這表面用鐵一般的重擔壓在牢房的居住者身上。一年前，甚至半年前還是這個樣子。而今這個表面已經佈滿了裂縫，透過這些裂縫可以看到許多面孔：可憐的、和藹的、憂慮的、可笑的，各式各樣的，不過總還屬於人類的面孔。反動統治的危機，也在這個灰色世界的每一個人身上加上了壓力，把他們內部所屬的人性明明白白地暴露出來。有的時候人性很少，有的時候當你熟悉了它之後，便看得比較真切。他們具有人性的多少使他們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典型。當然你也能夠在這裏找到幾個完美的人。他們為了幫助另一些陷入困境的人，不顧自己也會陷入不幸之中。
監獄本來不是一個使人快樂的機構，但是牢房外面的這個世界卻比牢房裏要凄涼得多了。在牢房裏人們生活在友愛之中——那是怎樣的一種友愛埃這種友愛是在戰場上產生的，戰場上人們經常處於危險之中，今天我救了你的命，而明天我又可能被你挽救。可是這樣一種友愛在德國看守之間卻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他們被包圍在相互告密的氣氛之中，這一個人監視和告發那一個人，每個人都提防着那些冠冕堂皇地互稱為“朋友”的人。他們中間最好的人，如果不能也不願意孤寂無友的話，就只好到牢房裏來找朋友了。
我們長時期以來不知道他們的姓名。這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就用綽號來區分他們，這些綽號有的是我們起的，有的是我們以前的人起的，隨後就在牢房裏沿用下來了。有些人綽號之多竟和牢房的數目一樣；這都是些庸碌之輩，非驢非馬，他們在這裏給人添一點飯，轉過來又在那裏打人的耳光，也許他們只和犯人交往幾秒鐘，但卻長久在牢房裏留下印象，造成了片面的看法，於是就有了一個片面的綽號。但有些人在所有的牢房裏有着一致的綽號，這些人的性格比較突出，不是這樣就是那樣，不是好就是壞。
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些典型吧。看一看這些木偶。他們可不是隨隨便便聚合在一起的。他們是納粹主義的政治軍隊的一部分，是精選出來的。他們是反動制度的砥柱，是它的社會棟樑……“善心人”一個高個兒的胖子，有副男高音的嗓門，他是“黨衛隊預備隊員”勞斯，曾在萊茵河畔科倫地方做過校工。他像所有德國學校的校工一樣也在緊急救護訓練班受過訓，所以他有時代替監獄裏的助理醫生。他是我到這裏以後最早接觸到的一個人。他把我拖進牢房，安置在草墊上，檢查了傷勢，給我纏上繃帶。也許真是他救了我的命。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他是一個人？或是那個救護訓練班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我不知道。但是當他打掉被捕的猶太人的牙齒，強迫他們吞下滿滿一勺鹽或沙子當作萬應靈藥的時候，卻濕出了他那地地道道的納粹本色。
牛皮大王
布傑約維采啤酒釀造廠的馬車夫法賓揚，是一個好心腸的愛說話的人。他到牢房裏來總是滿臉笑容地給犯人送飯，從不侮辱人。但你卻想不到，他會整小時整小時地躲在門背後偷聽牢房裏的談話，然後把每一件可笑的、芝麻大的小事都去報告上司。
科克拉爾
他也是布傑約維采啤酒釀造廠的工人。那裏有很多從蘇台德區來的德國工人。“問題不在於個別工人怎樣想或怎樣做，”馬克思有一次這樣寫道，“而在於整個工人階級，為了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必須做些什麼。”那裏的一些工人真是一點都不明白自己的階級使命。他們是從本階級中分離出來、站到了它的對立面的人，他們的思想懸在空中。確切地說，他們自己大概也將要懸在空中了。
科克拉爾為了使日子過得好些而參加了納粹的工作。但事實證明，這一切比他所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從那時起他就失去了笑容。他把賭注押在納粹主義的勝利上。事實證明，他把賭注押到了一匹死馬身上。從那時起，他甚至失去了自制力。他穿着一雙軟拖鞋整夜在監獄的走廊里來回踱步，他無意中把自己那憂鬱思緒的痕迹留在塵封的燈罩上：“一切都完了。”
他寫下了富有詩意的句子，還想自殺。
白天，他驅趕犯人甚至看守，還尖着嗓子聲嘶力竭地嚎叫，使自己不覺得那麼害怕。
勒斯列爾
瘦高個兒，說話帶着粗重的男低音，他是這裏少有的幾個很會衷心大笑的人之一。他做過亞布洛涅茨城的紡織工人。
他常到牢房裏來同我們辯論。一辯論就是幾個鐘頭。
“要問我是怎麼干起這行來的嗎？十年來我總沒有正常的工作。每個星期只能掙到二十個克郎養活全家，——你知道那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呀？而後他們來了，他們對我說：‘我們給你工作，跟我們來吧。’我就來了，——他們給了我這個工作。我和別人都有了工作。有吃的，有住的，可以活下去了。社會主義嗎？哎，算了吧，不是那麼回事。當然，我本來的想像完全不是這樣的。然而現在畢竟比過去好一些了。
“這難道不是真的嗎？戰爭？我可不希望有戰爭。我不希望別人死去。我只希望我能活下去。
“你說，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我都在幫他們的忙嗎？那麼我現在應該怎麼辦呢？我在這裏傷害過誰嗎？我走了，換別的人來，也許還會更糟些。我走了又會對誰有好處呢？戰爭一結束，我就回工廠去……“你想這個戰爭誰會打贏？不是我們？那就是你們啦？我們將會怎麼樣呢？
“完蛋？那太可悲了。我想不會這樣的。”
於是他跨着那漫不經心的大步子離開了牢房。
半小時后，他又回來問我們蘇聯的一切到底怎麼樣。
“它”
一天早晨，我們在龐克拉茨監獄樓下最主要的一個走廊里，等着押送去佩切克宮受審。每天我們都這樣前額緊貼牆壁站着，不讓我們看見前後發生的事情。可是這天早晨在我們背後響起了一個我所不熟悉的聲音：“我什麼也不想看，什麼也不想聽。你們現在還不認得我，你們將來會認得我的。”
我笑起來了。在這裏嚴格的軍事管制之下，引用《好兵帥克》中那個可憐的蠢蛋杜布中尉的話倒真是恰到好處。可是一向沒有人有勇氣在這裏大聲講出這句俏皮話。我旁邊一個比較有經驗的人輕輕碰了碰我，提醒我不要笑，說我也許是弄錯了，這並不是什麼俏皮話。原來的確不是。
在我背後說這話的是一個穿着黨衛隊制服的小東西，顯然“它”根本不知道什麼帥克不帥克的。但“它”能說出像杜布中尉那樣的話來，是因為“它”同他一脈相承，如出一轍。它姓維坦，曾在捷克軍隊裏當過超期服役下士。“它”倒說對了：後來我們果真徹底認得了“它”，每當我們談起他時總用中性的“它”稱呼。說老實話，我們絞盡了腦汁才給這個集渺孝愚蠢，頑固、卑鄙於一身的小東西找到了這麼一個合適的綽號。他是龐克拉茨監獄的主要骨幹之一。
“只有小豬尾巴一般高”，這句民間諺語是形容那些渺小而又妄自尊大的鑽營家們的，它正好擊中了這種人的要害。一個人為了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惱，他的靈魂又該是何其渺小埃而維坦就因為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惱，並且因此對所有那些在體格上和心靈上都比他高大的人進行報復。
“它”不打人，“它”沒有這個膽量。但“它”告密。多少犯人由於“它”的告密而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埃為什麼把你從龐克拉茨監獄送到集中營去，這同材料上怎麼介紹你，並不是毫無關係的。
“它”十分可笑。常常獨自一人在走廊上神氣活現地搖來晃去，彷彿覺得自己是個顯貴的人物。可是一當“它”碰見人，便感到有必要爬到什麼東西上去，使自己的個子長高一些。假如“它”要問你什麼，“它”就坐到欄杆上，因為這樣就比你高出一頭，“它”可以在這個不怎麼舒服的地方坐上個把小時。當“它”在旁邊監視你刮臉時，“它”就跳到台階上去，或者爬到一條長凳上走來走去，並且老是重複那幾句頗為玄妙的話：“我什麼也不想看，什麼也不想聽。你們現在還不認得我……”早晨半小時“放風”的時候，“它”總要走在草坪上，這樣就比周圍高出十厘米。“它”神氣活現像個國王似的走進牢房，立刻爬到椅子上，這樣便可以居高臨下地點名。
“它”十分可笑，但正像每個傻瓜一樣，一旦居於操生殺予奪大權的地位時，“它”也是十分危險的。在“它”那有限的軀殼裏還藏着一種本領：把蚊子說成駱駝。“它”除了警犬的職務外別的一無所知，因此“它”把每一件違反監獄規則的無關緊要的事，都看成屬於“它”的重要使命範圍內的、應該加以干涉的、了不起的大事。“它”捏造了一大堆違反獄規的過失和罪名，以顯示出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從而可以心安理得。反正在這種地方還會有誰去查證“它”的告密有多少真實性呢？
斯麥唐茲
這個木偶身軀粗壯、面孔遲鈍，兩眼無神，活像格羅斯畫的納粹黨徒的漫畫。他曾在立陶宛邊境附近的一個村裡當過擠奶工人，然而說也奇怪，這種善良牲口的高貴品質卻沒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影響。在上司面前，他是“德意志道德”的化身：堅決、果斷、嚴厲、不受賄賂（他是少有的幾個不向雜役勒索食物的人之一），但是……有一個德國學者，不記得是哪一個了，他曾按照動物能懂的“詞”的數目來測定動物的智力。我記得他好像證明家貓的智力最差，它只能理解一百二十八個詞。啊，它比起斯麥唐茲來卻算得上是一個天才。因為我們在龐克拉茨監獄裏從斯麥唐茲嘴裏只聽到過這幾個字：“Ｐａｓｓｂｌｏｓｓａｕｆ，Ｍｅｎｓｃｈ。”(德語：“你要當心埃”)每周有兩三次輪到他值班，每周也就有兩三次他費盡苦心，結果卻總是弄不好。有一回我見到監獄長責備他沒有把窗戶打開，於是這個小肉山似的傢伙立即惶惑不安起來，兩條短腿來回地交替着，腦袋笨拙地垂在胸前，越垂越低，嘴角痙攣地扭動着，緊張而吃力地復誦着剛才耳朵里聽到的話……突然間這堆橫肉像汽笛似的大叫起來，整個走廊里掀起了一陣慌亂，誰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所有的窗子依舊關着，只看見離斯麥唐茲最近的兩名犯人的鼻子在流血。他找到出氣的地方了。
他總是用這種辦法來出氣的。打，碰到誰就打誰；打，如果需要的話，就打死——這點他倒是懂得的。他也只懂得這個。有一次他闖到集體牢房裏去打一個犯人——一個有病的犯人，直打得這個人倒在地上抽搐起來。其餘的犯人也被命令按照這個人抽搐的節奏一起一坐，直至這個病人精疲力竭不能再動彈為止。而斯麥唐茲兩手叉腰，帶着傻笑欣賞着，很滿意自己如此成功地處理了這一複雜的形勢。
這個原始動物，在他所學會的一切當中，只記住了一點：打人。
但就是在這個動物身上，也有某種東西在瓦解着，這大約是一個月前的事。他和Ｋ兩個人坐在監獄的接待室里，Ｋ在給他講當前的形勢。講了很久很久，直到斯麥唐茲稍微明白一些為止。他站起來，打開了接待室的門，小心翼翼地環顧一下走廊：到處是深夜的寂靜，監獄沉睡着。他關上門，小心地上了鎖，然後慢慢地蜷縮在椅子上說：“那你是這樣想的+？……*他用手支撐着頭。一個可怕的重負緊壓住了這個肥大個子的渺小靈魂。他就這樣蜷縮着坐了很久，然後抬起了頭，絕望地說：“你說的對，我們再也不會打贏了……”龐克拉茨已經有一個多月沒有聽到斯麥唐茲耀武揚威的嚎叫了。而新來的犯人也就不會知道他那打人的手是多麼狠毒了。
監獄長
個子比較小，不論穿便服或穿衝鋒隊小頭目的制服都很講究，闊綽，自滿，喜歡狗、打獵和女人，——這是同我們沒有關係的一面。
另一面是庫克拉茨監獄都知道的：粗暴，野蠻，不學無術，為了保存自己可以不惜犧牲任何人的一個典型的納粹狂妄分子。他叫索帕，——如果名字一般說來還有某種作用的話，——出生在波蘭。據說他是科班出身的鐵匠，然而這樣一種可敬的手藝卻沒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很久以前他就為希特拉匪徒們效勞，由於競選遊說有功而撈到了現在這個位置。他用盡一切手段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對所有的人，不管是犯人還是監獄職員，不管是孩子還是老人，都表現出絕對不帶感情而殘忍無道。龐克拉茨監獄裏的納粹同僚之間沒有友情可言，但還沒有人像索帕這樣連點友情的影子都沒有。他在這裏好像還瞧得上眼的，常常交談的只有監獄的醫務官魏斯涅爾。但看來魏斯涅爾對他並不怎麼樣。
他只知道他自己。他為自己撈到了這樣一個顯赫的位置。
為了自己，他至死都要效忠納粹政權。大概不打算找活路的只有他一人。他知道自己是逃不脫的。納粹的垮台就是他的垮台，就是他闊綽生活的完結，就是他漂亮住宅和講究服飾的完結（順便說一下，他甚至不嫌棄穿被處死的捷克人的衣服）。
是的，這一切就要完結了。
監獄醫務官
醫務官魏斯涅爾，在龐克拉茨監獄這個環境裏是一個特殊的木偶。有時你會覺得他不屬於龐克拉茨，而有時你又會覺得龐克拉茨沒有他是不可想像的。他不在醫務室，就在走廊上，拖着他那緩慢的步子搖搖晃晃地來回踱着，老是自言自語，不斷地東張西望，總在那兒觀察着什麼。他像是一個僅僅到這裏來逗留片刻、想從這兒盡量多攝取一些印象的客人。但是他也會像最機靈的看守一樣，迅速而無聲地將鑰匙插在鎖眼裏一下子把牢門打開。他有一種索然無味的幽默，他談起一些隱秘的事情，但談得不清楚不透徹，甚至使你抓不住他說話的意思。他接近人，但不允許任何人接近他。雖然他看到了許多事情，但他卻不聲張，也不向上彙報。當他進到一間煙霧瀰漫的牢房時，他總是用鼻子深深地吸一下說：“嗯，”他把兩片嘴唇嘖了一下說。“在牢房裏抽煙，”他第二次又用嘴唇嘖了一下，“是嚴格禁止的。”
但是他不去告發。他總是緊鎖雙眉，滿面愁容，好像有一種莫大的隱痛在折磨他。他為納粹制度服務，每天也為這個制度的犧牲者治療，他顯然不想同這個制度有任何共同之處。他不相信這個制度，懷疑它的永久性，以前他也沒有相信過。因此他沒有把家眷從弗拉斯羅弗遷到布拉格來，雖然帝國官員中很少有人肯放棄把被佔領國吃光的機會。但他也不會同反對這個制度的人有絲毫聯繫，他同他們也是無緣的。
他對我的治療態度是積極認真的。他對大多數人都是如此，並且還堅持不允許提審受刑過重的犯人。這樣做也許是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但有時特別需要他的幫忙，他卻不給任何幫助。也許是因為害怕的緣故。
這是一個小人物的典型。他孤獨地生活在兩種恐懼，即對現在主宰着他的納粹制度的恐懼和對今後即將到來的新的恐懼之間。他在尋求出路，但是沒有找到。他不是一隻大老鼠，而只是一隻落人陷阱的小耗子。
一隻毫無希望逃脫的小耗子。
“機靈鬼”
這已不完全是個木偶。但也不是一個完整的雕像，他是介乎兩者之間的過渡。他還缺少做一個雕像的明確的意識。
像這樣的人在這裏實際上有兩個。他們都是普通的、有感情的人，開始時他們是被動的，完全被他們所陷入的環境嚇壞了，後來竭力想從這一深淵裏掙脫出來。他們是不由自主的，因此也想尋找能把他們引到正道上來的支援和領導，但這與其說是出於認識，毋寧說是出於本能；他們幫助你，是想從你那兒得到幫助。當然是應該給他們幫助的，無論是現在或是將來。
在龐克拉茨監獄所有的德國職員中，只有他們倆到過前線。
哈瑙爾是茲諾伊莫城的裁縫，他故意把腳凍壞，不久前才從東線回來。“戰爭不是人乾的事，”他有些像帥克似的談起哲理來，“我在那邊無事可做。”
赫費爾是拔佳鞋廠的一位快樂的鞋匠，到法國去打過仗。儘管人家答應提升他，但他仍從軍隊裏開了小差。“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德語：“唉，無聊。”)他自言自語，像每天對待許多無關緊要的小事那樣揮了揮手。
這兩個人的命運和情緒都有些相似，不過赫費爾更大膽，更突出，更全面。“機靈鬼”，——幾乎是所有牢房一致給他起的綽號。
他值班的時候，是牢房安靜的日子。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如果他大聲叫罵起來，他便跟你眨眨眼，讓你知道，這跟你無關，不過是罵給樓下的上司聽，表明他在嚴格執行任務罷了。然而他的努力白費了。上司並不信任他，沒有一個星期他不挨罰的。
“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他揮了揮手，照舊繼續干自己的。與其說他是個看守，還不如說他仍是個輕鬆愉快的青年鞋匠。你能夠碰見他同牢房裏的年輕犯人興高采烈地，起勁地玩牌。有時他又把犯人從牢房趕到走廊上，獨自一人在牢房裏進行“搜查”。這“搜查”持續很久。假如你感到好奇，向牢房裏瞧一眼的話，你準會看見他坐在桌子旁，頭支在胳膊上睡著了。他睡得很香：在這裏睡覺是瞞過長官的好法子，因為有犯人在走廊里替他站崗放哨，一有危險就會馬上通報他的。如果他在休息的時候為了心愛的姑娘沒有睡夠覺的話，那在值班的時候就非睡不可了。
納粹會失敗還是會勝利呢？“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這個馬戲團到底還能支撐多久呢？”
他並不認為自己是這馬戲團里的一個角色，雖然他為此而受人注意。不僅如此，他甚至不想屬於它。他的確也不是那裏面的人。你需要遞一個秘密字條給別的牢房嗎？“機靈鬼”會替你傳遞。你想送個消息到外面去嗎？“機靈鬼”會替你轉送。你想同某人交換意見，想通過個別談話使某人增強鬥爭信心或營救別的一些人嗎？“機靈鬼”會把你領到這個人的牢房裏，並替你放哨。一旦事情辦妥了，他就會像頑皮的孩子做成了一場惡作劇那樣快樂高興。你常常得提醒他小心。
他很少感到自己處境的危險。他也不懂得他所成全的這些好事的全部意義。這幫助了他做更多的事情，但同時也妨礙了他的進步。
他還不是一尊雕像。但他卻在向雕像過渡。
“科林”
那是戒嚴時期的一個夜晚。那個穿着黨衛隊隊員制服的看守把我關進牢房的時候，為了裝裝樣子而搜了搜我的衣袋。
“您的事情怎麼樣了？”他悄聲問道。
“我不知道。但他們告訴我說明天就要把我槍決。”
“這把您給嚇住了吧。”
“我早就料到這一手了。”
他機械地搜查了一會我的外衣的褶縫。
“他們可能這樣做。也許不是明天，也許再過些時候，也許根本不會。但是在這個時候……最好是作個準備……”隨後他又沉默了一會。
“也許……您想給什麼人送個信吧？或者，您想寫點什麼吧？不是為了現在，您懂嗎？而是為了將來，譬如寫您是怎樣落到這裏來的，是不是有人出賣了您，某某人的態度怎麼樣……使您知道的一切不至於隨您一起消失……”我是不是想寫點東西？他還真猜中了我這個最強烈的願望。
不一會兒他給我拿來了紙和鉛筆。我小心地將它們藏起來，以免在搜查的時候被發現。
可我一直沒敢動用它。
這太好了，簡直叫我不敢相信。這真太好了：在這裏，在這座黑暗的監獄裏，在被捕幾個星期之後，在那樣一群整天對着你叫喊、打罵的穿着制服的人中間，居然能找到一個人，一個朋友，他願向你伸出手來，使你不至於無蹤無影地消失在人間，使你能夠留個音信給未來的人們，使你至少能夠有片刻時間同那些將要活過這個時代、活到解放的人們談談。尤其在現在這種時候。走廊里傳喚着即將被處決的人的名字，喝人血喝得醉醺醺的那些法西斯野獸正在瘋狂地吼叫，被恐怖勒緊了喉嚨的人們卻叫不出聲來。尤其在現在這種時候。在這樣的時刻，不，這簡直不能相信，這不可能是真的，這一定是個圈套。在這樣一種環境裏，一個人主動地向你伸出手來，得具有怎樣的毅力，怎樣的膽量埃大約過了一個月。戒嚴解除了，嚎叫聲也沉靜下去了，殘酷的時刻變成了回憶。又是一個晚上，又是我受審歸來，又是那個看守站在我的牢房前面。
“您好像渡過了這一關。”他用一種探詢的目光打量着我。
“沒有出問題吧？”
我懂得這句問話的意思，它深深地刺痛了我。但這句話比別的話更使我相信他的真誠。只能是這種有內在的權利的人才敢於這樣提出問題。從這時起我才相信了他。他是我們的人。
乍看上去，他是一個神秘莫測的人。他常常獨自在走廊里踱步，鎮靜、穩重、謹慎而機警。誰也沒有聽見過他罵人。
誰也沒有看見過他打人。
“請您在斯麥唐茲巡視時打我一個耳光吧。”隔壁牢房裏的同志請求他，“讓他至少有一次看見您在執行任務。”
他搖了搖頭：
“沒有必要。”
你從來沒有聽到過他用別種語言說話，他只用捷克語。他的一切都向你表明，他同別人不一樣。但你很難說清楚這是為什麼。他們自己也感覺到這一點，但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哪兒需要他，他就出現在哪裏；哪兒發生了驚慌，他就把鎮靜帶到哪裏：哪兒有人垂頭喪氣，他便到哪兒去鼓舞人心；哪兒由於斷了關係，而威脅到獄外一些同志的安全，他便去把關係接上。他不沉溺在無謂的瑣事中，而總是有條不紊、大刀闊斧地工作着。
不單是現在，一開始他就這樣干。他到納粹這裏來服務，目的是明確的。
這個來自摩拉維亞的捷克看守名叫阿多爾夫-科林斯基，他是一個出身在捷克舊家庭的捷克人，卻冒充德國人，為了到赫粒德茲-克拉洛維的捷克監獄，然後轉到龐克拉茨監獄來當看守。這大概引起了他的一些熟人對他的憤恨和不滿。
可是四年後，有一次在他報告工作時，德國監獄長在他眼前揮動拳頭——然而已經太遲了——威嚇他說：“我要打掉你身上那種捷克精神。”
這位監獄長錯了，那種精神是打不掉的，除非消滅掉這個人。他是這樣一個人，為了鬥爭和有利於鬥爭，他自覺自愿地擔當起艱巨的任務。不斷的危險只能使他經受鍛煉。
我們的人
如果說，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早晨給我們送來的早飯，不是通常那種誰也不知道摻了些什麼的黑水，而是一杯可可的話，我們對這一奇迹並不覺得奇怪。因為那天早晨，在我們牢房附近閃過了一個穿着捷克警察制服的人。
僅僅是一閃而過。塞在高統皮靴里的黑色制服褲向前跨了一步，深藍色衣袖裏的手抬起來，用力把門砰上，人影也就不見了。這是一瞬間的事，過了一刻鐘，我們已經不準備去相信這回事。
在龐克拉羨監獄裏有捷克警察。從這件事我們可以得出怎樣意味深長的結論埃兩小時后我們得出了結論，牢房的門重新被推開，捷克警察的帽子伸了進來，看見我們驚奇的表情，他愉快地咧開了嘴，高興地通知我們：“Ｆｒｅｉｓｔｕｎｄｅ。”(德語：“稍息。”)現在我們已經不可能再弄錯了。在走廊上看守們的黨衛隊的灰綠色制服中間，出現了幾個使我們感到醒目的黑色斑點：捷克警察。
這對我們來說意味着什麼呢。他們將表現得怎麼樣呢？不管他們怎麼樣，他們已經在這裏了，他們出現在這裏的事實本身，就清楚地說明了問題。如果法西斯反動統治竟不得不讓受它壓迫的那個民族裏的一些人進入最敏感的要害部門，進入作為它的唯一支柱的、奴役和壓迫人的機構，可見它是多麼缺乏人手埃為了弄到幾個人，它不惜削弱自己最後希望的堡壘，那麼這個統治還能支撐多久呢？
當然，這些人是經過一番挑選的，說不定比那些被習慣勢力腐蝕和對勝利缺乏信心的德國看守更壞，但是捷克人出現在這裏的事實本身，卻是敵人就要完蛋的確實標記。
我們就是這樣想的。
但這件事的實際意義卻遠比我們最初想到的要大得多。
因為這個納粹統治制度已經挑選不出自己的人，而且已經沒有人可挑選了。
二月十一日我們第一次看見了捷克警察制服。
第二天我們就和那些人認識了。
來了第一個人，他朝牢房裏瞧了瞧，還有些不好意思似地在門邊猶豫了一下，然後——彷彿一隻憋足了勁用四隻蹄子猛一下跳起來的小山羊——他忽然鼓足勇氣說：“喂，過得怎麼樣，先生們？”
我們回答了他一個微笑。他也笑了笑，然後又露出窘迫的樣子：“別生我們的氣。請相信我說的話：我們情願去逛馬路，也比待在這兒監視你們強。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也許……也許這樣並不壞……”當我們把對這件事的看法和對他們的看法向他談了之後，他高興起來。這樣，我們一見面就成了朋友。他叫維特克，是一個樸實而心地善良的小夥子，那天早上在我們牢房門口一閃而過的就是他。
第二個叫圖馬，一個地地道道的捷克老獄卒。有點粗魯，喜歡大喊大叫，但本質好，就像我們從前在共和國監獄裏常稱作“大叔”的那種人。他沒感到自己處境特殊，相反，他很快就像在自己家裏那樣幹起來了。他說話總帶點辛辣的戲謔，他維持秩序和破壞秩序一般多：悄悄往這個牢房裏塞塊麵包，往那個牢房裏遞支香煙，然後又在別的牢房裏扯扯閑話（只是避而不談政治）。他干這一切都極其自然，他對看守的職務就是這樣理解的，他不隱瞞這一點。他為這些活動受到了第一次申斥，於是謹慎了一些，但並沒有多大改變。仍舊不失為一個“獄卒大叔”。你別要求他做什麼重大的事情。
但在他跟前能舒暢地呼吸。
第三個人常常帶着憂鬱、沉默、冷漠的神情沿着牢房踱步。我們小心地試圖同他拉上關係，但他卻毫無反應。
“別對這傢伙抱多大希望，”老爹觀察了他一個星期之後說。“這是他們中間最不怎麼樣的一個。”
“也許是最機靈的一個。”我故意提出相反的看法，因為在一些小事上有兩種對立的意見而互相爭辯，會調劑一下牢房的生活。
兩個星期以後，有一次我彷彿覺得這個沉默的人在向我眨眼睛。我也向他做了一下這個在獄中具有千百種含義的動作。但再也沒有什麼反應。也許是我弄錯了。
一個月後，一切都弄明白了。一切是那樣的意外，就像蛹忽然變成了蛾子一般。這個陰鬱的“繭殼”裂開了，露出了一個活生生的東西。這不是蛾子，而是一個人。
“你在立紀念碑吧，”老爹見到我在寫這些人物時常常這樣說。
是的，我願意立這些紀念碑，使獄內外那些曾忠誠、勇敢地戰鬥而犧牲了的同志們不至於被遺忘。我願意立這樣的紀念碑，使那些還活着的、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也以極大的忠誠和勇氣幫助我們的人不至於被忘掉。但願像科林斯基和這個捷克警察這樣的人物，能夠從龐克拉茨監獄的陰暗的走廊走向光明的生活。不是為了頌揚他們，而是為了給別人樹立榜樣。因為做人的義務並不隨着這次戰爭而告終，在人們還沒有完全變成人以前，要想做一個人是需要有一顆英雄的心的。
其實這隻不過是一篇簡短的傳記，捷克警察雅羅斯拉夫-霍拉的傳記。但是你能從這裏找到一個人的全部歷史。
他出生在拉德尼茨科。那是我國的一個偏僻的角落。秀麗、凄涼而貧瘠的邊區。父親是個玻璃工人。生活艱難。有工作的時候，是疲勞；失業的時候，是貧困；而失業在這裏是經常發生的。這種生活如果不是使你屈膝，就會使你抬起頭來，去追求那夢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信仰它，為實現它而奮鬥。父親選擇了后一條道路。成了一個共產黨員。
少年的亞爾達參加了五一節示威遊行的自行車隊，在他車子的輪輻上系了一根紅布條。他無論走到哪裏都沒有忘記這根紅布條。當學徒、車工以及在什科達工廠工作的時候，他都不知不覺地把紅布條保存在自己的心裏。
後來來了經濟危機，失業，戰爭，找工作，於是當上了警察。我不知道在這期間，他心上的那根紅布條怎麼樣了。也許被捲起來擱在了一邊，或許忘掉了一半，但是沒有被丟掉。
有一天，他被派到龐克拉茨監獄來服務。他不像科林斯基那樣帶着預定的任務自願來到這裏，但是當他頭一次到牢房裏看了一眼時，他就意識到了自己的任務。紅布條展開了。
他偵察自己的戰場，估計自己的力量。他的臉緊繃著，深沉地思索着從什麼地方着手，最好怎樣開始工作。他不是一個職業的政治家。他僅僅是人民的一個普通兒子。但是他吸取了父親的經驗。他本質好，意志堅定，這個意志在他心中日益增強他的堅決性。於是他下定決心，從一個陰鬱的蛹蛻變成了人。
這是一個內心優美而純潔的人。他敏銳、謹慎而又勇敢。
敢於去做這裏所需要他做的一切。不論事情大小，需要他做什麼他就去做什麼。他工作起來不露鋒芒，穩穩噹噹，深思熟慮，但是毫不膽怯。他覺得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他心裏有一道絕對的命令：一切都應當這樣，——那還用得着說嗎。
說實在的，一切就是這樣。這就是一個人的全部歷史，現在幾個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都要歸功於他。這些人在獄外活着，工作着，就因為在龐克拉茨監獄裏有個人盡到了自己做人的義務。他不認識他所拯救的人，他們也不認識他。就像他們不認識科林斯基一樣。我希望人們至少能認識他們倆。這兩個人很快就在這裏找到了一條新的道路，於是加倍地發揮了他們的才能。
把他們當做榜樣記住吧。當做人的榜樣記住吧。他們的頭腦長得正。當然首先是他們的心長得正。
斯科舍帕大叔
當你偶然看到他們三個人——穿灰綠色黨衛隊制服的看守科林斯基，穿黑色制服的捷克警察霍拉和穿着顏色鮮明但並不悅目的制服的監獄雜役斯科舍帕大叔——聚在一起的時候，你就好像看到了一幅兄弟友愛的生動畫面。但很少看到他們聚在一起。這樣做是合適的。
按監獄的規定，走廊上的雜事：掃地、打飯等只能由“特別可靠、嚴守紀律並和其餘的人絕無牽連的犯人”擔當。
這僅僅是文字上的規定，僅僅是死的條文。要知道這樣的雜役是沒有的，從來就沒有，尤其在蓋世太保的監獄裏更是沒有。相反，這裏的雜役卻是從牢房的“監獄集體”伸出去的“觸鬚”，是為了去接近自由的世界，使集體能生存，相互通氣，彼此了解。有多少雜役由於執行任務或傳遞一張字條被抓住而送了性命埃但監獄集體的紀律無情地要求那些來接替犧牲者的人們，繼續做這種危險的工作。你去干吧，不管你是勇於承擔或是膽怯怕事，反正你是迴避不了的。膽怯只能壞事，就像每一件地下工作一樣，膽怯會使一切都毀滅。
而這裏做地下工作是加倍的危險：你直接被捏在那些一心想消滅地下工作的人們手裏，只能在看守們的眼皮底下，在他們所規定的範圍內，在他們所指定的時間裏，在他們所允許的條件下進行工作。你在外面學會的一套本領在這裏不夠用，而要求你的卻不見得少。
獄外有一批地下工作的能手。在雜役中也有做這種工作的能手。斯科舍帕大叔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謙虛、樸實，看上去挺沉靜，實際上卻像魚一樣靈活。看守們都誇獎他：“瞧，這個人多勤快，多可靠，只想着自己的職責，什麼犯禁的事都不沾邊。雜役們都應以他為學習榜樣。”
是的，雜役們都應以他為學習榜樣。他確是犯人心目中的那種雜役的典範。他是我們監獄集體裏最堅定、最機敏的“觸鬚”。
他了解所有牢房的居住者，每來一個新犯人，他都能立刻弄清楚需要知道的一切：他為什麼被捕，誰是他的同案人，他的態度怎麼樣，他們的態度又怎麼樣。他研究許多“案件”，並極力弄清楚這些案件。這樣做很重要，只有這樣他才能去勸告別人，才能正確地執行任務。
他也了解敵人。他謹慎地考察每一個看守，研究他的習慣，研究他堅強的一面和軟弱的一面，要特別提防他什麼，怎樣利用他，怎樣麻痹他，怎樣愚弄他。我在這裏所描寫的許多人的特性，都是斯科舍帕大叔告訴我的。他熟悉所有的看守，還能詳盡地描述他們每一個人。假如他想在走廊上自由活動並確保工作順利進行，這點是很重要的。
首先他明白自己的責任。他是這樣的一個共產黨員：他知道，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放棄黨員的責任而袖手旁觀或“停止活動”。我甚至可以這樣說，正是在這裏，在極端危險、極其殘酷地受迫害的環境裏，他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崗位。他在這裏得到了鍛煉和成長。
他靈活機智。每天每小時都會發生新的情況，都要求採取新的方法來解決。他能敏捷地找到新的方法。他所能支配的只有那麼幾秒鐘的工夫。他輕輕地敲牢房的門，傾聽預先準備好的委託，趁新來換班的人還沒有踏上二樓樓梯之前，他已簡明地將這個口信傳遞到走廊那頭的牢房去了。他謹慎而機智。幾百張字條經過他的手而沒有一次被抓住，——甚至沒引起任何懷疑。
他知道哪兒有痛苦，哪兒需要鼓舞，哪兒需要得到外面準確的情報，哪兒需要他那真正慈父般的目光，它能給滋長失望情緒的人以力量；他知道哪兒需要多添一個小麵包或一勺湯，就能幫助新來的犯人挨過那不習慣“獄中飢餓”的難關。這一切他都知道，都是憑他那細緻的感覺和實際的體驗得來的，而他也就根據這一切去行動。
一個頑強無畏的戰士。一個純粹的人。這就是斯科舍帕大叔。
我希望，將來你們讀到這個報告的時候，從他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雜役的優秀典範，他善於把壓迫者要他乾的事，變成為被壓迫者服務。斯科舍帕大叔只是這類人中間的一個，還有其他很多外貌各不相同而執行着同樣重大任務的人們。在龐克拉茨監獄和佩切克宮都有這種人。我願意一一描繪出他們的形象，然而遺憾得很，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甚至連“快快地歌唱出生活中形成得緩慢的事兒”，也來不及了。
但這裏至少總算有了一些名字，一些榜樣，雖然還不是所有不該被忘卻的人的名字：米洛什-涅德維特醫生。一個英竣高尚的青年，他每天都幫助被監禁的同志們，最後自己在奧斯維辛犧牲了。
阿諾什塔-洛倫澤因為拒絕出賣同志，他的妻子被處死。
一年後，他為了拯救自己的同志們，拯救“四○○號”的雜役們和整個監獄集體，也被處死了。
聰明的、永遠閃耀着機智的瓦舍克；在戒嚴時期被處決的沉靜而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安卡-維科娃；精力充沛的……永遠快樂、敏捷而不斷創新的“圖書館員”斯普林蓋爾；靦腆的青年比列克……僅僅是一些榜樣，一些榜樣。一些大大小小的雕像。但他們永遠是雕像，而絕不是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