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是偏見和墨卡托投影所造成的假象阻礙了我們對廣袤非洲大陸的認識。非洲的面積將近1200萬平方英里，幾乎相當於北美和歐洲面積之和，或者說相當於南美洲的兩倍。我們不僅對它的面積缺乏正確認識，而且對它的基本特徵也缺乏正確認識：我們以為這片黑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都是熱帶大沙漠和遼闊的大草原。

其實，非洲之所以被稱為黑色大陸，其原因只有一個：在它中部的剛果河流域有一大片一望無垠、佔整個非洲面積1/10的赤道熱帶雨林。那片悄然無聲、潮濕陰暗的大森林面積有150萬平方英里，幾乎相當於美國本土面積的一半，而且具有獨一無二的地理特徵。6000萬年來，那片原始森林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也沒有受到任何挑戰。

時至今日，剛果河流域的人口也不過才50萬，而且大多數都聚居在這條流經叢林、泥沙含量很高、流速十分緩慢的大河兩岸的一些村落里。迄今為止，這片森林中的絕大部分地方尚未經受任何傷害，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大片森林依然為人跡所罕至。

這種情況在剛果河流域的東北角尤為突出。那裏是東非大裂谷的邊緣，是熱帶雨林和維龍加火山群交會的地方。維龍加火山上沒有固定的通商道路，也沒有令人特別感興趣的特徵。西方人對它的興趣始於100年前。

1979年，在連續六個星期的時間裏，出現了一場想在剛果作出“20世紀80年代最重要發現”的激烈競爭。本書所描述的就是1979年6月美國最後一支剛果探險隊在13天當中的經歷。這段時間與亨利·莫頓·斯坦利1874—1877年的剛果探險相距才100年左右，但只要把這兩次探險作一番比較，就不難看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非洲探險的性質在哪些方面正在發生變化，哪些方面並沒有發生多少變化。

斯坦利通常被認為是1871年發現利文斯敦①的新聞記者，其實他的真正貢獻在於他後來的一些探險。穆爾赫德稱他是一位“在非洲開創了先河的人……一位有企業家頭腦的探險家。斯坦利到非洲去不是為了改變那兒的人或者為了去建立一個帝國，也不是因為他對於人類學、植物學或者地質學方面有真正的興趣。說得直率一點，他去那裏是為了給自己揚名的。”

①贊比亞西南部城市。

1874年斯坦利再度從桑給巴爾②出發的時候，他再度得到報界的慷慨資助。他歷盡千辛萬苦和種種磨難，於999天之後出現在瀕臨大西洋的叢林之中。這時，隨同他出發的人已經損失了2/3，可是他和他的報紙卻向世人公佈了上個世紀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斯坦利完成了剛果河上的全程旅行。

③坦桑尼亞東北部港市。

可是兩年之後，斯坦利在截然不同的情況下再度前往非洲。這一次他不僅改名換姓，而且為了甩掉跟蹤他的人，還故布疑陣，去了許多不相干的地方。為數不多的幾個知道他去了非洲的人也只是猜測他“懷有很大的商業目的”。

實際上，斯坦利當時是得到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資助，因為這位國王本人想在非洲擁有一大片土地。他在給斯坦利的信上說：“這不是什麼比利時殖民地的問題。這是建立一個新國家的問題，而且越大越好。……作為個人來說，我希望擁有非洲的財富。比利時所要的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更多的領地。因此斯坦利先生可以採取購買的方法，也可以採取讓他們割讓的方法……”

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計劃得到了執行。1885年，一個美國人說利奧波德已經“擁有了剛果，就像洛克菲勒擁有美孚石油公司一樣”。這種比較十分貼切，因為非洲探險已經帶上了濃厚的商業色彩。

這種情況至今依然如此。美國人1979年的這次探險是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且十分強調速度。如果斯坦利的在天之靈知道，他也會同意的。可是如果斯坦利知道了這兩次探險的區別，他會瞠目結舌的。1875年，斯坦利從維龍加火山附近經過，不過他是經過一年的艱苦跋涉才到了那裏；而美國人只用了一個多星期就到達了現場。斯坦利出發時率領了一支400人的隊伍，如果他了解到這支探險隊只有12個成員，而且其中還有一隻大猩猩的時候，他更會感到驚訝不已。一個世紀之後，美國人所經過的地區已經出現了幾個政治上自治的國家；剛果現在叫扎伊爾，剛果河現在已改稱扎伊爾河。事實上，到了1979年，“剛果”這個詞從技術上來說只是指扎伊爾河流域，不過，地質學界還在延用“剛果”這個詞，此外這個詞還有其浪漫的內涵。

這兩次探險儘管有上述不同，但其結果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美國人像一個世紀之前的斯坦利一樣，也損失了2/3的人馬；他們也像斯坦利的人一樣，倉惶逃出叢林。另外他們也像斯坦利一樣，帶回了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諸如食人生番、俾格米人①、被毀滅了的叢林文明以及神奇的失落的寶藏等等。

①一種矮小人種，身高不滿五英尺，分佈在中非、東南亞、大洋洲以及太平洋部分島嶼。

我願藉此機會感謝休斯敦地球資源技術服務公司的R．B．特拉維斯先生，是他同意我使用了錄像帶上的情況簡介資料；感謝地球資源技術服務公司的卡倫·羅斯博士對考察隊情況所作的進一步介紹；感謝伯克利加州大學動物學系彼得·埃利奧特博士、埃米工程小組的工作人員以及埃米；感謝扎伊爾卡塞礦業生產公司的威廉·文斯博士；感謝肯雅內羅畢大學病理學系的史密斯·傑弗遜博士；感謝摩洛哥丹吉爾的查爾斯·芒羅上尉。

我還要感謝內羅畢大學的馬克·沃里克，是他最早對這項工程表示出興趣；感謝內羅畢大學的艾倫·賓克斯，是他主動提出帶我到扎伊爾的維龍加火山地區實地看了看；感謝喬伊斯·斯摩爾，是他在往往沒有提前量的情況下為我安排了前往世界的犄角旮旯去的交通；最後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助手朱迪斯·洛夫喬伊，是他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作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從而對這本書的出版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米高·克萊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