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①關於荷馬、史詩系列、英雄、神及其他有關問題，參考《伊利亞特》（陳中梅譯）前之引言部分。
特洛伊城下刀槍飛舞，人仰馬翻，那裏有惡戰的恐懼，勇士的呼喊；那是血染的悲壯，氣吞山河的陣戰。嗜戰如命的壯勇在生與死的烈火中煎熬，凡人中的精英在曠野和沙灘上拼搏。戰爭，你愉悅猛士的心懷，平慰他們的讎隙；你奪殺他們的生命，高歌他們的英烈。血戰中，赫克托耳繞城三圈，死於阿基琉斯槍下；普里阿摩斯進禮懇求，贖回死去的兒男。《伊利亞特》在禮葬的悲哀和血一般濃烈的酒湯中收掩起遲重、沉凝的詩篇。
然而，戰爭沒有結束，人死人亡的局面沒有終結。雅馬宗女王彭塞茜蕾婭率軍幫援（伊利昂），被阿基琉斯戰殺，同樣的命運也降落在埃西依丕亞首領、黎明女神厄娥斯之子門冬的頭頂。阿基琉斯攻入特洛伊城裏，被普里阿摩斯之子帕里斯箭殺在斯開亞門邊。埃阿斯背回戰友的屍體，俄底修斯擋住追兵的殺砍（《埃西俄丕亞》）。俄底修斯得獲阿基琉斯的銷甲，埃阿斯於瘋迷中自殺身亡。厄培俄斯建造了木馬；俄底修斯化裝入城，同海倫密謀奪城的計劃。阿開亞人佯裝撤兵，登船返航（《小伊利亞特》）。特洛伊人滿腹狐疑，但最終搬入木馬；西農點火為號，阿開亞人回兵進擊，和衝出木馬的勇士裏應外合，攻佔了伊利昂。墨奈勞斯帶回海倫，俄底修斯殺了赫克托耳的愛子阿斯圖阿那克斯，阿基琉斯之子尼俄普托勒摩斯帶走了赫克托耳之妻安德羅瑪開。阿開亞人放火燒城（《特洛伊失陷》）。其後，阿林門農和墨奈勞斯就回歸路線發生爭執，俄伊琉斯之子埃阿斯（小埃阿斯）死於風暴之中。墨奈勞斯途抵埃及；阿伽門農回返慕凱奈，被害致死；俄瑞斯忒斯替父報仇，殺了母親和埃吉索斯。墨奈勞斯偕領海倫，歸返斯巴達（《回歸》）。
《奧德賽》（Odusseia）
在“史詩系列”里，《奧德賽》上承回歸，下接《忒勒格尼亞》，共二十四卷，12，110（±）行，其創作或編製年代略遲於《伊利亞特》，可能在公元前720—670年間。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觀點，《奧德賽》的情節具有“雙向發展”的特點①，但主要以直接描寫俄底修斯的活動和經歷為主。全書內容大致可划作四大部分，即（一）忒勒馬科斯的出訪（一至四卷），（二）俄底修斯的回歸（五至八卷以及第十三卷1—187行），（三）漫遊（九至十二卷），（四）俄底修斯在伊薩卡（第十三卷187至第二十四卷548行）。詩評大師亞里斯多德曾給《奧德賽》的內容作過高度的概括：一個人離家多年，被波塞冬暗中緊盯不放，變得孤苦伶什。此外，家中的境況亦十分不妙：求婚人正揮霍他的家產，並試圖謀害他的兒男。他在歷經艱辛后回到家鄉，使一些人認出他來，然後發起進攻，消滅敵人，保全了自己②。當然，這只是，或僅僅是故事的梗概或“大綱”，作為一部著名的長詩，作為西方現存最早的傳奇性遊記作品，《奧德賽》的內容跌宕起伏，波瀾壯闊，遠比上述寥寥數語所展示的情境驚奇生動，多姿多彩。
①參見《詩學》13·1453a31—33。
②《詩學》17·1455b16—23。
《奧德賽》描寫人的苦難，表現人生的艱厄。人生活在對立面的包圍之中。人的“對立面”具有意味深長的三重性——“對立”來自三個方面，即（一）懷帶敵意的神，（二）敵對的人，（三）大自然的“擊沖”。人在苦難中殘喘，在夾縫中求生。在苦難和求生中，《奧德賽》突出強調了求生的努力，漚歌了為求生拼搏的精神。人會受難，人可以哭泣，但人生的價值在於拼搏。人在拼博中進取，擺脫被動的局面；人在拼搏中看到自己的力量，部分地掌握自己的命運，爭來比現狀美好的前景。人擁有巨大的潛力，並賦有使用這種潛力的本能。人一旦決心，同時也被允許進入準備行動的狀態，就會把已有的潛能變作改變狀態和佈局的動能。埋頭悲哭的俄底修斯一旦被允許離島（卡魯普索的海島）回家，就能劈波斬浪，所向無敵。
按照荷馬的觀點，實踐自己命運的凡人離不開神的制導；神的助信是成功和勝利的保障。沒有雅典娜的關心和幫助，俄底修斯絕難回家，也休想擊殺所有的求婚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西方力能哲學的源頭。荷馬描述了神力、命運（力）、自然力和人力的活動形式、能量、限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表明了神或神力是“第一動力”或源力的觀點。《奧德賽》亦是西方生存倫理學的源頭。他表明一個人不僅應該善，而且應該憑藉良好的願望拚鬥。在神的助信下，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聰明才智，竭盡全力，以自主和積極的態度投入鬥爭或介入進取的勢態，百折不回，直到奪取勝利，這是典型意義上的西方人的抗爭。俄底修斯是西方文學作品中系統和着重描述的，在孤身一人的境況下仍然堅持這種抗爭的第一人。
《奧德賽》和《伊利亞特》
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左右，學術界就有人（即chorizontes，“分辨派”）提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不是由一位作者或詩人編製的觀點。①誠然，《奧德賽》中確有與《伊利亞特》不一致的提及。比如，在《奧德賽》裏，宙斯的信使是赫耳墨斯，而在《伊利亞特》裏，擔任這一角色的是伊里絲；在《奧德賽》裏，赫法伊斯托斯的妻子是阿芙羅底忒，而在《伊利亞特》裏，他的愛妻是卡里絲。《伊利亞特》中的神抵似乎更具放蕩不羈、我行我素、貪慾自私的色彩；兩部史詩中的個別人物在性格的刻畫方面也表現出一些細微的差別。《奧德賽》中的明喻亦不如《伊利亞待》中的來得順暢精練。在用詞方面，即使在語境相似的情況下，兩部史詩也反映出一些較明顯的差異。例如，aichme（矛頭）一詞在《伊利亞特》中出現三十六次，而在《奧德賽》中卻找不到一個用例，雖然在第二十二卷里，作者用了較長的篇幅描寫槍戰。Phohas（潰逃）在《奧德賽》中僅出現一次，而在《伊利亞特》中的出現率卻高達三十九次。《奧德賽》中亦找不到似乎應該出現的，在《伊利亞特》中用例多達二十次以上的helkos（負傷）一詞。諸如此類的“差異”當然還有許多，囿於篇幅，這裏恕不—一提及。
①這一觀點今天仍有支持者。
然而，和《伊利亞特》及《奧德賽》中的“問題”相比，它們中的相似之處——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絕對的”。更為大量的、永遠並且只能是佔主導地位的。《奧德賽》雖然採用“雙線發展”的組合形式，但行動的中心始終圍繞着俄底修斯或俄底修斯的回歸和仇殺展開。俄底修斯的形象總是縈繞在聽眾和讀者的心頭，他的境遇始終是人們關心的焦點。忒勒馬科斯的出訪，神的干預，求婚人的惡行，裴奈羅珮的心境，牧豬人的活動，所有這一切都帶有陪襯和鋪墊的色彩，起着解說、轉折和牽引的作用，是一些旨在豐富故事內容，協調故事意境，開拓故事的橫向延伸的“穿插”——一句話，是扶襯“紅花”的“綠葉”。所以，和《伊利亞特》一樣，《奧德賽》主題明確，中心突出，描寫了一個緊湊、完整、自成一體的行動。柏拉圖贊慕荷馬的詩才，亞里斯多德認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構合體現了史詩的最高成就，是史詩的典範。①
①《詩學》26·146b13—15。
《奧德賽》對主人公俄底修斯的刻畫，基本上符合《伊利亞特》定設的“方向”。俄底修斯堅毅、剛強，忍辱負重，百折不回，抱定回歸家園的堅定信念。他衝破重重阻撓，歷經千難萬險，最後以一當百，以少勝多（憑靠雅典娜的助佑），殺滅無恥的求婚者，重現了當年血戰特洛伊的神勇，猛士的威風不減當年。此外，他足智多謀，能言善辯，臨危不懼，頭腦冷靜，常能出奇制勝，化險為夷。像在《伊利亞待》中智擒多隆一樣，他以超人的智慧，設計捅瞎裴里菲摩斯的眼睛，和夥伴們一起逃離洞穴（《奧德賽》第九卷315—461行）。俄底修斯雄才大略，睿智中稍帶幾分狡黠，兩部史詩都準確、細膩地反映了這一點。兩部史詩對俄底修斯和雅典娜的關係的描述，給人如出一轍之感。此外，《奧德賽》對阿枷門農和阿基琉斯等英雄的處理，也使熟悉《伊利亞特》的讀者，包括專家，找不出明顯的破綻。毫無疑問，《奧德賽》的作者熟知《伊利亞特》的細節。
《奧德賽》文風清雅絢麗，瑰美庄典，和《伊利亞特》一樣，嚴肅的描述中不時加入一些詼諧、幽默的“插曲”。人物嘲弄時的口氣，在兩部史詩中完全一致，差別只在具體的用詞、人名和地點。雖說《伊利亞特》更為粗擴雄奇，《奧德賽》略多溫謹綿密，但兩部史詩的總體格調基本一致，那就是迅捷、明快、舒達、高雅、生動、凝練。或許，正像朗吉諾斯（Longinus）所說的那樣，《伊利亞特》是荷馬盛年時的作品，而《奧德賽》則創作在他的晚年①。老年人較少詩的衝動，卻更留連於對人生和道德內涵的思戀。就詩的品位和文體而言，我們認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出色地體現了史詩的精神，顯溢出大家之作的魅力，展示了荷馬的風範。
①《論崇高》9·13。
《奧德賽》一詞不差地沿用了《伊利亞特》中的某些用語。“阿特柔斯之子，最高貴的王者，全軍的統帥阿伽門農”是兩部史詩里通用的對阿伽門農的稱謂（《伊利亞特》2·434，《奧德賽》11·397）；而像在《伊利亞特》裏一樣，阿伽門農對俄底修斯的回復亦是：萊耳忒斯之子，宙斯的後裔，足智多謀的俄底修斯（《奧德賽》11·405）。在兩部史詩里，英雄都是“神一樣的”，孩子都是“年幼無知的”，婦女總是“束腰緊身的”（或束腰秀美的），話語是“長了翅膀的”，槍矛是“投影森長的”，大海常是“酒藍色的”。即使是伊薩卡的百姓，根本沒有武裝，也是“脛甲堅固的阿開亞人”（《奧德賽》2·72，20·146），彷彿他們是《伊利亞特》中的武士。對固定詞語的套用，使歐邁俄斯也成了“軍隊的首領”或“民眾的首領”（orchamosandron），雖然他只是個豬倌，或者說“牧豬的頭兒”。此外，兩部史詩中共用的詩行很多，至於共用的片語和詞組等則更是多得難以數計，這一點也表明了兩部史詩極其旁近的“門戶”或“親緣”關係。
綜上所述，我們傾向於認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同為荷馬的作品。鑒於兩部史詩中的某些“不同”，我們似乎亦可以作出如下設想，即認為《伊利亞特》是由荷馬本人基本定型的作品，而《奧德賽》則是他的某個或某幾個以唱詩為業的後人（Homeridae，“荷馬的兒子們”）根據荷馬傳給他們的說誦和該詩的基本格局整理補刪，最後基本定型的作品。
應該看到，《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各有自己的主題，前者描述“集團軍”的拼殺，後者描述一個人的回歸；前者講述阿開亞聯軍對敵戰鬥，後者講述一個阿開亞人對大群阿開亞人（求婚者）的進擊。主題的不同決定了情節的不同，情節的不同決定了場境的不同，而場境的不同又部分地決定了解決方式的不同和所用詞語、句式和作品風格的不同。所以，荷馬史詩中的問題並非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不協調之處”或diaphonai。再者，兩部史詩中的某些不同或出入，可能不是出於作者本身的問題，或者說不是作者應該為之負責的問題。我們知道，荷馬是史詩的集大成者，他從前人那裏接過了豐厚的“遺產”，包括“遺產”中的問題，比如某些不一致的稱謂，某些矛盾的、但卻已基本定型的、廣為人知的提法等。此外，我們亦不應忘記荷馬生活在一個口誦的時代。對一位古時的口誦詩人，我們不能套用對現代文字工作者的標準；對於他，某些失誤的出現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根本不存在避免的可能。
關於荷馬史詩中的地理名稱
荷馬史詩中多人名，也多地名。一般認為，史詩中提及的地名至少可分如下幾類。（一）確有其地者，如雅典、斯巴達、科林斯、普索、波伊俄提亞、克里特、埃及，等等。許多名稱古今拼法和讀音不同。這是地名中的一大類。（二）經考古發現證明確有其地者，如特洛伊、慕凱奈（即麥錫尼）、提侖斯等。有些地名，雖然未經考古發現證實，但作者顯然是把它們當做真實地名來對待的——換言之，它們亦可能是歷史上曾經有過、以後隨着所指地點的消失而逐漸消亡的地理名稱。（三）實無其地，純系出於虛構或可能出於虛構者。此類名稱主要出現在《奧德賽》裏，集中體現在對俄底修斯回歸途經的某些地名（或虛構的地名）的稱呼上，包括埃阿亞和萊斯特魯戈尼亞等。（四）實無其地，但已經神話“創造”並得到普遍認可者。此類地名（或名稱）包括死神統治的冥府，折磨英雄們的唐塔洛斯和環繞大地的俄開阿諾斯等。荷馬是詩人，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地理學家。詩人，尤其是傳奇史詩《奧德賽》的作者，出於增加浪漫性、朦朧性和趣味性的需要，完全可以編造或沿用已有史詩中的假名。詩人可用假名喻指實地，其功用一則可濃添詩意，保持遠古的朦朧，二則可避免由於對實地缺乏翔實的了解而導致的描寫上的失真。長期以來，學者們根據原文提供的線索（遠不是明確系統的），對某些疑難地名進行了考證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參考價值，但不是“定說”的結論。比如，有人認為吃食落拓棗的部民們生活在利比亞沿岸（荷馬知道利比亞，但故意不用這個詞），波魯菲摩斯和庫克洛佩斯們生活在西西里，法伊阿基亞人活動在今天的科耳夫（Korfu或Korkyre）一帶，等等。
在荷馬史詩里，伊薩卡（lthaka，Ithake，）是俄底修斯的故鄉，《奧德賽》對它有過較多的描述。伊薩卡是個“陽光燦爛”的地方，島上有一座大山，名奈里托斯（或奈里同），周圍另有一些島嶼，即杜利基昂、薩墨和扎昆索斯；伊薩卡位於群島的西端（9·21—27）。那是個“山石嶙峋的（kranae）的去處（1·247），並非“跑馬的平野”，但牧草豐肥，水源充足，盛產穀物和葡萄（13·242—247）。此外，島上有泉溪（17·205—211），還有山腳邊的港灣（1·184）。傳統觀點認為，伊薩卡即今天的西阿基（Thiaki），薩墨即今天的開法勒尼亞（Kephallenia），杜利基昂則可能是今天的馬克里（Markri）。較新的觀點認為，伊薩卡是今天的琉卡斯（Leukas），杜利基昂是今天的開法勒尼亞，薩墨是今天的西阿基。至於扎昆索斯的位置學術界幾乎已有定論，那就是今天的贊忒（Zante）。
房屋
在荷馬史詩里，大戶人家的房前一般有一堵圍牆（herkos），牆內是個院落，院內設有祭壇。房內最重要的建築或部分是megaroo，即“廳”或“廳堂”。人們在廳堂里吃喝、交談、欣賞詩誦，甚至洗澡和炊調。俄底修斯家中的廳堂應該十分寬敞，不然就容不下一百單八個求婚人的胡來。廳堂一般照明不佳，可能沒有窗口，只有一個出煙的口道。廳中一般有個火爐或火盆（eschare），既可照明，又可取暖，還可燒烤食物。Eschare是家庭的“靈魂”，誓證者常可提及火盆和宙斯的名字，以示信用和莊重（《奧德賽》14·159）。廳前有個門廊或門廳（aithousa），可供來訪的客人寢宿（《奧德賽》3·399）。
房居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是房間（thalamoi），包括寢室和儲藏室等。在《奧德賽》第十九卷里，忒勒馬科斯將武器從megaron搬往一個thalamos（17）。裴奈羅珮的thalamos顯然在“樓上”或高於底層部分的空間（《奧德賽》19·53）。俄底修斯和裴奈羅珮的睡房也叫thalamos——（《奧德賽》23·192）。此外，房居還包括走廊（laure）、房柱（kiones）、中梁（melathron）、門檻（oudos）和邊門（orsothure）等。
食物
英雄們的職業是戰鬥（包括掠劫），他們的吃喝是和戰鬥一樣火烈的烤肉和美酒。當俄底修斯一行抵達阿基琉斯的營棚時，主人用以待客的是現成的羊肉和豬肉（《伊利亞特》9·205—214）。畜肉是“神抵鍾愛的王者們的食餐”（《奧德賽》3·480）。當然，美味的烤肉一般出現在聚會、慶祭和待客等場合；荷馬承認，凡人常用的食物是麵包（或麵食），常喝的飲料是用葡萄釀製的水酒。在《奧德賽》裏，小麥和大麥是人的“精髓”，或保命的食糧（20·108）。當忒勒馬科斯動身前往普洛斯之際，他所搬運上船的不是大塊的豬肉或牛肉，而是麵食和飲酒（《奧德賽》2·349—355）。史詩中的人物也食魚和獵捕的野味。
史詩中的凡人還飲用一種點心般的食物，用酒（普拉姆尼亞美酒）調和奶酪、大麥和蜂蜜製成（《伊利亞特》11·638—639），《奧德賽》10·234—235）。荷馬史詩中不曾提及具體的蔬菜，但卻枚舉了一些水果，有葡萄、梨、蘋果、無花果和石榴等。荷馬沒有提及製作橄欖油的過程。橄欖油一般用於浴后塗抹；照明多用火把。即使在王公貴族之家，似乎也沒有專職的廚師；英雄們或主人們一般和伴從或下手們一起整治食餐。不死的神抵們進用上天的仙食和奈克塔耳（一種飲料），不吃人間的食物（《伊利亞特》5·341—342）。
婚姻
荷馬史詩中描述的婚娶場面是隆重而熱烈的。阿基琉斯的戰盾上鑄有慶婚和歡宴的情景。新娘被領出家居，火炬閃着光芒，人們載歌載舞，伴隨着阿洛斯和豎琴的聲響。當忒勒馬科斯來到斯巴達王者的家中，墨奈勞斯正大辦宴席，酬賀兒子娶親，女兒出嫁。廳堂里歌聲笑語，賓朋如雲，好一番喜慶的景象（《奧德賽》4·1—19）。
一般說來，娶親前，男方或新郎要給新娘的父親致送一份豐足的財禮或聘禮①（hedna，參考《伊利亞特》16·178，190；《奧德賽》11·281—282等處），但也有相反的情況，即由女方的父親拿出一份陪嫁（《伊利亞特》22·50—51，《奧德賽》2·131—132）。前一種做法可能更為古老，包含買賣的意思，②而後一種習俗是公元前五世紀后相當盛行的做法。《伊利亞特》中亦有以勞務或“戰力”代替財禮，聘定新娘的例子（13·366）。當赫法伊斯托斯發現妻子和阿瑞斯通姦后，設計擒獲她倆，揚言除非她父親退回全部財禮，否則不予釋放（《奧德賽》8·317—319）。誠然，此事發生在神明身上，但荷馬可能套用了凡間處理類似案例的解決辦法。
①求婚人直接給裴奈羅珮奉送禮物（《奧德賽》18·275—303）可能是當時特定條件下的一種做法。
②參考亞里斯多德《政治學》2·8·1268b40。
貿易
荷馬史詩中的人物知曉埃及，知曉腓尼基並欣賞腓尼基人船販的商品。墨奈勞斯和海倫曾接受埃及貴族的贈送（《奧德賽》4·128—133），墨奈勞斯還曾經受西冬王者饋送的兌缸（4·615—618）。腓尼基人是航海和貿易的行家。他們曾行船歐邁俄斯的故鄉，做了一年生意后，裝貨上船，帶走歐邁俄斯，連同一名女僕（《奧德賽》15·403—84）。俄底修斯也曾（虛構）搭乘一條腓尼基海船，逃離克里特（《奧德賽》5·272278）。考古發現證明，在公元前十四至十二世紀，慕凱奈王國同包括腓尼基在內的地中海沿岸國家，有着相當頻繁的貿易往來。
當時的貿易主要通過以貨易貨的方式進行。希臘軍士曾用青銅、鐵、皮張、牛和奴隸換取萊姆諾斯葡萄酒（《伊利亞特》7·472—475）。此外，在荷馬史詩里，牛有時似乎是一種具有固定兌換價值的“特殊商品”。在《伊利亞特》第六卷里，作者認為格勞科斯做了件蠢事，因他用一套金甲換回一副銅甲，前者值得一百頭牛的換價，而後者只有九頭牛的價值（235—236）。萊耳忒斯用二十頭牛換得歐魯克蕾婭（《奧德賽》1·31）。
奴隸買賣在當時無疑十分盛行，上文提及的歐邁俄斯的遭遇便是一例。《奧德賽》中幾次提及從事海盜和奴隸買賣的塔菲亞人（14·452，15·427，16·426），可惜我們已無法查清他們的“來龍去脈”。塔菲亞人也從事正常的商業活動，“用閃亮的灰鐵，換取青銅”（《奧德賽》1·184）。
關於荷馬史詩本的形成、校訂和流傳
一般認為，荷馬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紀（至前七世紀初）。荷馬是個吟誦詩人（aoidoo），憑心記口誦講說世代相傳的故事。慕凱奈（麥錫尼）文字（LinearB）隨着多利斯人的入侵“丟失”，新的腓尼基字母在公元前八世紀方始在希臘人居住的地域緩緩流傳。荷馬是否掌握文字？這是個頗難回答的問題，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資料的匱缺。儘管荷馬本人可能通過某種形式（包括由他口誦，別人筆記）記下他的史詩，儘管荷馬的弟子（Homeridae）中可能有人筆錄下先祖的作品，我們卻無法斷定在公元前八至七世紀中葉是否已有成文的荷馬史詩。
據傳雅典當政者（或獨裁者）裴西斯特拉托斯（約公元前600—527年）最先把荷馬史詩整理成文，或根據已有的極不規範的文本校編成文。據一篇作於公元前四世紀的柏拉圖“對話”記載，希帕耳科斯是把（成文的）荷馬史詩帶人阿提開的第一人。①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紀的文人赫瑞阿斯（Hereas）曾指責裴西斯特拉托斯私增詩行（即《奧德賽》11·431），用以讚美雅典英雄塞修斯。②古時亦有人懷疑索隆或裴西斯特拉托斯在《伊利亞特》第二卷里私添了第558行，為雅典人增光。雅典文本（或裴西斯特拉托斯文本）是“泛雅典賽會”（Panathenaea）採用的標準文本。在公元前四世紀，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大量引用了荷馬的詩句，有些文字和當今文本中的詩行出入頗大。
①《希帕耳科斯篇》228B。
②普魯塔耳科斯《塞修斯》20·1—2。
至公元前三世紀，即所謂的亞歷山大時代，希臘社會上流傳的大致有如下四種文本：（一）傳抄較為嚴謹，受到普遍接受的文本，（二）種類較多的地域或“邦域”文本，（三）某些由個人校訂珍藏的文本，（四）吟遊詩人們（rhapsoidoi）自改自用和自存的文本。在所有這幾類文本的基礎上，主要可能是借用上述第一類抄本，厄菲索斯的澤諾多托斯（Zenodotos）整理、修訂和校改出荷馬史詩，即《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規範本。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奈斯（Aristophanes）和薩摩斯拉凱的阿里斯塔耳科斯（Aristarchos）等亞歷山大學者亦做了大量的工作，對荷馬史詩的定型和評註做出了貢獻。給荷馬史詩分卷（各二十四卷）亦是亞歷山大學者的功績。一般認為，經亞歷山大學者校審鑒定的荷馬史詩是近代《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直接前身。他們的部分註釋和評論主要通過下述兩種途徑傳益後世：（一）十二世紀時塞薩洛尼卡主教歐斯塔修斯（Eustathius）對荷馬史詩的評論，其中錄用了他們的論述，（二）經院哲學家們的引述，寫於莎草紙頁邊，和抄本一起留存。
VenetusMarcianusA是現存最早的《伊利亞特》抄本，成文於公元十世紀；現存最早的《奧德賽》全本是勞侖提亞努斯（Laurentianus），成文於公元十或十一世紀。另有許多長短不一的荷馬史詩片斷傳世，有的可能成文於公元前三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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