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委員會法律顧問豪斯金斯在把出席聽證會的傳票和投訴書遞交給斯考特·凡·克里夫的當天，聽證會的另一個程序亦同時啟動起來。這便是選出三名州職業醫療行為委員會的成員，負責審理凱特·福萊斯特醫生一案。

根據法律，兩名成員必須是內科或外科大夫，從一百三十一名州委員會專業成員中選出。第三位委員會成員不是學醫的，從三十七名非醫學專業成員中選出。所有專業成員都是根據醫學和外科協會的推薦選出。但非專業成員則都經州長的認可而直接任命，州長可以利用這一權力獎賞政治上的朋友和支持者，給他們一個名譽上的頭銜，但實際他們基本無事可做，也沒特殊才能。

為聽證委員會選出的三名成員中，有一名將被指定為主持聽證會的主席。

第一位被指派的專業成員是來自白平原的家庭醫生莫里斯·特拉斯科特。特拉斯科特年事已高，不得不壓縮出診次數，為此他比其他醫生的時間充裕得多。

出於對克勞迪亞的死因和性質的考慮，第二位被指派的專業成員是一個婦產科專家，格萊迪斯·沃德醫生。沃德雖剛過不惑之年，卻已在紐約大都會地區為自己贏得了著名手術和女性癌症病專家的名聲。

在審閱委員會三十七名非專業委員名單，以便挑選聽證委員會的第三名成員時，州委員會主席的目光落在了克萊倫斯·默特的名字上。默特是做生意的，退休前把自己的不動產股票都賣給了克勞德·施托伊弗桑特，故而州委員會主席覺得指派默特正巧可以討好不動產大亨施托伊弗桑特。他還任命默特來主持福萊斯特的聽證會。

為使聽證會符合法律程序，還需按要求任命一位行政官員。其職責是就程序問題或證據或證辭的可接受性作出裁決，因無論是聽證會的專業或非專業委員都不具備法律知識。行政官員就等於是法官，儘管他不主持也不表決。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權限比法官還大，因為聽證會的程序很靈活，因而行政官員可以適當發揮，甚至聽從自己偏見的影響。

當位於紐約州首府阿爾班尼的州衛生委員會得知要任命一位行政官員時，州長辦公室立即接到了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謹慎地提了一個要求，答覆同樣是謹慎的口氣：“近來州長在選舉中得到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在資金方面大力的支持，但任命行政官員的事不能受外界影響的左右。”

此話的意思是不打算任人為親，但明確無誤地暗示出，州長的意圖是要把這一差事犒賞給在政治上對他效忠的人。

按程序規則，行政官員必須從州衛生部的法律人員中選出，與職業醫療行為委員會無關，其表面的意思是為了避免給人一種偏見的印象。

當消息傳出克勞德·施托伊弗桑特對此次聽證會極為關注，聽證會還要任命一名行政官員時，州參議員弗蘭西斯·卡希爾便決心插手此事。卡希爾利用他在議會中的影響，設法使這項任命落在了他外甥凱紋的頭上。

律師凱紋三十初頭，最早是通過他舅舅的後門在州衛生部謀到一份律師工作。凱紋幹得恪盡職守，但也無甚突出的業績。

曾經一度，弗蘭西斯舅舅覺得為他這個毫無起色的外甥安插工作，實在是白白浪費了他政治上的關係。因為參議員曾預想，凱紋也將像多數年輕律師一樣，在政府機構混上一年半載，積累一些經驗，建立一些私人關係，然後就利用這些自己出去單幹。無論是在州府還是在華盛頓，靠兜售政府工作經歷而吃飯的實在是一種普遍現象。

然而令弗蘭西斯舅舅失望的是，凱紋偏偏沒有這份野心。為此，參議員在為凱紋弄到了福萊斯特聽證會行政官員的任命后，便請他外甥共進午餐。此時在政治圈內，人們已管這次聽證會稱做施托伊弗桑特聽證會。

“凱紋，你媽媽在世時，有句話我從沒跟她提起過。現在是我們兩個大男人談話，我不妨直說。我對你非常失望。”

“為什麼？”凱紋愕然地問。

“我覺得這個時候你早該跳出那個州政府的差事，自己單幹了。我甚至和查理·海根談過了，希望你能到他的事務所做行政法，處理州委員會乃至最終聯邦委員會的案子。可你一直沒表現出我期待的那股衝勁。”

“弗蘭西斯舅舅，我喜歡目前這份工作，”凱紋試圖作出解釋。“我感到我在保護紐約州人民的健康方面能盡把力。”

“胡說，凱紋，”參議員雷霆大作。“沒有一份政府工作是目的的本身。它們不過是單幹時可資利用的踏板！”

“我不想獨自單幹，”凱紋不服氣地說。“我想按部就班地幹下去，最後能混到委員會法律部門的負責人。”

“荒唐！”他舅舅氣憤地咆哮道。“如今我又在政治上領了個大人情，把你任命到施托伊弗桑特聽證會上。千萬仔細別壞了事。因為我聽說施托伊弗桑特本人也決心出席每次聽證。其實我還聽說，要不是為了那個可惡的老傢伙，根本不會有這次聽證會。”

“我已經看到了調查委員會的初步報告，”凱紋說。“聽證會的結果可能有兩種。”

“決不允許有兩種結果！”參議員大聲說。“凱紋，你聽我說！你不是希望某一天成為法律部門的頭頭嗎？你不是想回報你舅舅為你做的一切嗎？一定要聽我的勸告。最有用的勸告。聽證會期間，你做的每一次裁定必須要像最高法院做的判決那樣。法律味兒十足，特專業。但萬萬不能在裁決時抵觸克勞德·施托伊弗桑特的利益。我希望讓他注意到你。給他個好印象。因為一旦法律部主任的職位出現空缺，我就能輕易地讓克勞德·施托伊弗桑特幫忙，因為他欠你的人情。總之，你要想要那個頭銜，就得去爭。在聽證會上爭。明白嗎？”

“明白了，弗蘭西斯舅舅。”

“你去紐約出席這個聽證會時，記住，受審判的不僅是福萊斯特醫生，還有你！”

委員會的三名成員業已選定，行政官員亦指派停當，阿爾伯特·豪斯金斯便開始着手起訴官方稱之為的“凱特·福萊斯特醫生案件”。

聽證會的日期日益迫近，斯考特·凡·克里夫因覺得自己的當事人從未與法律事務打過交道，便認為很有必要給她灌輸與本案有關的法律知識，就像她曾對他講解醫學名詞那樣。

由於他們已經找到了關鍵性證人，騰出了晚上時間，斯考特便在晚飯後幫着凱特熟悉聽證會程序，辯護時的各種戰略，以及可能會遇到的性格上的衝突等。

為了避免讓凱特深更半夜在空無一人的華爾街上行走，另外也不至干擾羅茜·庄的彈性作息時間，斯考特把與凱特會面的地點安排在他的住所。他住在東區六十街的一棟私人公寓裏，獨自佔據了整個第四層。凱特對此頗感驚訝，後來發現遠不像想像的那樣富麗堂皇。那幢白石頭樓房實際只有二十一英尺寬。整個一層只包括一間面對後花園的起居室、一間小廚房、一間供一人住的不大的卧室和一間浴室。

她的印象是這是一個極一般的單身漢的公寓，倘若有女人稍微佈置一下，會給人一種溫馨之感，但搞裝修的卻是專業人員，製造出一種霸道的氣氛。

外出吃飯太耽誤時間，斯考特就買回三明治，並用一隻複雜的國外咖啡壺大張旗鼓地煮咖啡。

他們立即就進入工作狀態。斯考特只吃喝了幾口，就站起身在屋裏踱來踱去給凱特講着，後者悉心傾聽。

“暫且忘掉你在電影或電視上看到的關於法庭審判的情景。聽證會和法庭不同。法律？有。證人？也有。但沒有法官，主持者是委員會主席，做裁決的是行政官員。當然也沒有陪審團，而有一個由三人組成的委員會替代，最後由他們作出決定。”

“幸好不是審判，”凱特說。“這太好了。”

“不對，其實更不利，”斯考特說，“取證的規則很不嚴謹。這意味着，我可以在法庭審判中排除的不利證詞在聽證會上卻可以允許接受。評判你的是你的同行，而不是普通公民組成的陪審團。況且眼下你們這一行正受到抨擊，怨聲載道。‘醫生們都是吸血鬼，亂收費。’‘醫生們關心的不是病人的健康，只貪圖昂貴的外國車、免稅的、實際是變相旅遊的會議。’‘醫生們鑽醫療保險的空子，中飽私囊。’”

“不對，多數醫生並非如此！”凱特憤然地說。

“可老百姓這樣想。這意味着醫生們認為他們全體都在攻擊之內。於是就像早期移民似的，醫生們只能用牛車把自己圍成一個天衣無縫的圈兒，捍衛自己的職業。抵禦公眾，抵禦媒體。也抵禦引火燒身的同行，這類人中很不幸就包括……”

“我，”凱特搶白說了出來。

“一點不錯。”

凱特微微地點一下頭，思忖道，他是不是想讓我輸掉？

“此事一邊進行，你一邊得把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病情的細節指點給我。但首先我要問你，你和羅茜有沒有探清委員會中兩位專業成員的醫學背景？”

“我查了《紐約州醫學辭典》……”

“醫學辭典？”斯考特問。

“裏面列出了州內所有內科和外科醫生，有他們的簡歷，包括所上的學校、專業、隸屬的醫院、證書發放的委員會、科研成果等。”

“整個學術生涯，”斯考特說。“對特拉斯科特是怎麼說的？”

“紐約市立大學。考耐爾醫學院，貝利瑞醫院實習的。住院醫是在蘭諾克斯山醫院。1953年開始設私立診所。沒有專長，無委員會證書，”凱特說。“我給他辦公室打電話時，他的護士說他不再接收新病人，他已處於半退休狀態。”

“此人不妙，”斯考特說。“你知道老輩知識分子的心態，懷舊情緒極為強烈。看不慣年輕一輩的同事，認為他們自命不凡。愛嘮叨他們過去是多麼的不容易，而如今是投機取巧的年代。”

“不過，”凱特說。“從他上的是市立大學看，他家庭並不富裕。或許對靠個人奮鬥的年輕醫生富有同情心。”

斯考特表示同意地說：“我們權且認為他立場中立。沃德醫生呢？你知道多少？”

“哈佛本科，耶魯醫學院。委員會發放的婦產科資歷證書。還有腫瘤外科證書，”凱特說，“就職於聖路加婦科醫院和長島北岸醫院。她還出過兩本教材，若干篇論文。據我所知，她是女權運動的積極分子。”

“好，很好，”斯考特激動地說。

“我對她可拿不準，”凱特說。

“根據她的背景和經歷，以及為女子爭奪權力的態度，她肯定不會眼睜睜地看着一個無辜女醫生被送上十字架而袖手旁觀，”斯考特自信地說。

凱特目無表情地擺擺頭。

“凱特？”

“羅茜一直在考慮將來干婦產科，所以她聽過一次沃德的演講。沃德面對一群學醫的女生和女住院醫直言不諱地說她積極支持女權運動。但也提出了對婦女的要求。在同樣的條件下，她要求女人比男人做得更好。羅茜聽她說：‘一個黑人或猶太人失敗的話，他代表的種族也就失敗了。我覺得一個女人的失敗也是此理。’”

“口氣很硬，”斯考特說。

“女強人，”凱特附和道。

斯考特在她名字旁打上一個大問號。

接下來他又就在聽證會期間應如何表現，該說什麼，該迴避什麼，指點了凱特一番。爾後便把凱特送上出租車，返身回到公寓，獨自對案子進行清理和思索。

他又給自己沏了一杯咖啡。他一隻手拿着杯子，按照豪斯金斯可能問及的順序把與聽證會有關的所有文件都陳列出來。

凱特所寫的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病歷的複印件。她記錄下來的、採取的每一步治療措施的醫囑複本。她要求做的各種血液化驗的報告，克羅寧護士所寫的關於病人最後一次血壓、脈搏、心跳等的記錄。導致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死亡的內出血發生時，為拯救她生命所採取的步驟和藥物。

最後是那份揭露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死因的驗屍官的解剖報告。

他還有一封特洛伊醫生寫的對凱特表示支持的信。信中雖不乏讚美之辭，但不外乎是鼓勵凱特·福萊斯特增強信心，並祝她走運。

凱特的同行們要表示支持就再好不過了。這並非指對她無條件支持的住院醫生和實習醫生，或是可以為凱特的行為作證的護士克羅寧和比特哈德，而是指老一些的、有些名聲的醫生。他們的支持將對委員會產生影響。然而卻沒有一個人對此有所表示。

斯考特想起一句俗話，美國入侵古巴失利后約翰·甘迺迪總統曾因引用這句話而使其流傳很廣。“成功有上千個父親，但失敗卻是孤兒。”斯考特從沒像現在這樣對這句話體會得如此深刻。

他審閱着眼前的材料，覺得他最有利的證據是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的病歷，它同時卻又是最致命的。

按證據陳述規則，委員會不允許凱特僅僅對病歷照本宣科。她可以時不時看一眼病歷，幫助她回憶，但必須用自己的話作證。而豪斯金斯在對她進行盤問時，卻可以有選擇地朗讀病歷，以便對凱特的證詞、治療決策以及那天夜裏她所採取的各種醫療手段提出質疑。對於一個精明老練的起訴人員來說，刁難一位毫無經驗的證人簡直易如反掌。豪斯金斯恰恰是又精明又工於心計，因為他從事此行當己有十一個年頭，別的什麼都沒幹過。倘若他能使克勞德·施托伊弗桑特心滿意足，就會得到他所覬覦的回報。在這種誘惑下，豪斯金斯將加倍玩命地置凱特·福萊斯特於死地。

對凱特具有毀滅性的惟一證據是解剖報告。就算斯考特能說動一些醫生為凱特辯護，他們也無法解釋驗屍的結果，或是這樣一個事實：倘若能診斷出宮外孕，手術治療肯定能挽救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的生命。

他只有一樣法律上的秘密武器：里克對克勞迪亞吸毒習慣的作證。里克對豪斯金斯構成雙重威脅：他可以作證克勞迪亞吸毒，此其一；其二是他只要一出場，就不僅能使豪斯金斯及委員會成員大為震驚，還能令克勞德·施托伊弗桑特本人措手不及。

斯考特做了個次日一早給里克打電話的記號。上次見面后他每天早上都打電話給里克，提醒他聽證會的時間。但主要是確保里克仍呆在他所說的地方，隨時準備願意作證。

然而斯考特仍是焦慮不安，極想物色到一位名望很大的醫生，出面證明凱特那天夜裏採取的行動從醫學角度講是完全正確的。

他惟一可能挖掘出的人選是名譽教授所羅門·弗羅因德。凱特聽說在幾周前召開的各科主任會議上，弗羅因德曾為她說過好話。所羅門·弗羅因德最近已退休，所以對市立醫院和卡明斯院長都不再有任何義務和責任。而且他欠克勞德·施托伊弗桑特人情的可能性也不大。

翌日，斯考特在醫院所羅門·弗羅因德的辦公室找到他時，老頭正從牆上把他最後一本證書和文憑摘下來。那些東西在牆上掛了多年，留下了二十六個大小不一的長方形印痕。

斯考特·凡·克里夫還沒開口，就聽老頭咕噥道：“名譽教授，名譽教授……頭銜挺動聽的，但卻意味着人老了，該滾蛋了！唉，用不着別人攆我。時間一到我主動走人。”

他轉過身看到了斯考特。“哦，年輕人，找我有事嗎？”

“我是個律師，”斯考特說。

“啊哈，死亡的天使！難道我有什麼地方做錯了嗎？是不是我四十年前看過的某個病人現在犯了頭疼，告我治療不當？”弗羅因德邊說邊把最後一份證書摞在其他證書上。

“我來是為了凱特·福萊斯特一事求你幫忙的。”

“求我幫忙？不瞞你說，我同情那位女子，可我能做什麼？”弗羅因德問。

“我在這家醫院沒能找到一位願意為福萊斯特作證的醫生。”

“很自然。卡明斯已經發出了暗示，不管是誰，要是去為你的當事人辯護，就別指望在這兒長呆了。而誰又能怪他呢？他需要保住一座醫院。醫學界已今不如昔了，這也是我決定退休的原因之一。我們那時，病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經營的事屈居第二。當然了，如今一個神經外科醫生一年花的保險費能讓過去的醫生退休後過一輩子了。”

“保險、醫療保健、政府費用，這些都把醫院逼成了賺錢機構。受夠了！反正我是受夠啦！”

斯考特畢恭畢敬地聽着老人的牢騷。

“大夫，我希望能找幾個證人，證明凱特·福萊斯特處理施托伊弗桑特病情時既未失職，也沒偏離常規治療方法。”

“你知道我是神經科大夫，和施托伊弗桑特那姑娘得的病相隔很遠。”

“我試着接觸過幾位婦產科專家，都沒成功，”斯考特坦白地說。

“這不奇怪。讓一個醫生為你的當事人作證就等於說：‘當時換了我，我也得像她那樣處理。’這就是說，我要是那樣處理，施托伊弗桑特姑娘就會死在我手裏。哪個醫生願意說這種話？”

“不過要是真有一個德高望重的醫生出面作證，便能起很大的作用。”

弗羅因德沒有理會斯考特的請求。他着手把書架上的醫學書籍拿下來，看着書脊上的名字，然後把它們分成幾摞。一摞將運往佛羅里達州，其他的捐贈給醫院圖書館。斯考特感到他此行又是一無所獲，便轉身朝門口走去。

“嘿，孩子，”弗羅因德叫道。“這個——這個聽證會——什麼時候開始？”

“星期一，”斯考特說，心裏又燃起希望。

“星期一……”弗羅因德沉吟着。“真不巧。”

“怎麼？”

“星期一我就上路去玩耍了——報紙和雜誌報導在佛羅里達海灘度假的人用的是不是‘玩耍’這個詞？在燦爛陽光下‘玩耍’。星期一，我和內蒂也將加入玩耍人的行列了。我們星期一從這兒離開。機票，所有一切都安排停當了。”

他又拿下一本大部頭醫學書，掃了一眼書名，放在小摞書籍之上。

“你知道，當醫生的老婆真是味同嚼蠟，”弗羅因德說。

斯考特雖覺他的話不着邊際，但仍沒挪動腳步。老人顯然在與自己的良心較勁。斯考特出於禮貌，只得聽他把話講完。

“過去那會兒，”弗羅因德說，“老婆，當然那時她只是未婚妻或女朋友。總之，我當實習醫生，後來做住院醫那會兒，我的內蒂經常獨守空房，屢屢失望，都成習慣了。我的上班時間根本無規律可循。急救病人沒完沒了。我曾向她許諾說：‘內蒂，親愛的，等我正式做醫生時，就不會這樣了。’後來的確不那樣了，但變得更糟。成為一名正式的年輕醫生后，你不分晝夜地得隨叫隨到。於是又是對老婆的許諾不算數，又是一次次的令她失望。”

“等後來你站穩了腳跟，一躍而為醫學教授了，條件是不是好多了？非也！別的醫生遇到疑難病症，病人生命垂危時，就給你沒完沒了地打電話。你得去幫着會診。所以我只好向內蒂保證說：‘相信我，親愛的。等我一退休……’她大笑，對我說：‘所爾，等我們上了飛機，空姐問咱們‘你們想喝點什麼？’的時候我再相信你的話吧。’內蒂買的機票，安排的車子。星期一出發。而且，我們一卡車的傢具和雜七雜八的東西已經上路了。我們必須趕到那邊去接傢具。”

“我明白，”斯考特同情地說。

“你根本不明白！”弗羅因德厲聲說，但馬上又緩和了口氣。“連我都不明白，你怎麼可能明白呢？你以為我是在拒絕你，拒絕福萊斯特醫生？我真是別無選擇。我下定了決心，這次決不能再讓內蒂失望。再說那些法律上的事你也清楚。我曾在不止一次的治療不當審判中當過證人。你去了，他們推遲了。你再去，他們又推遲了。你可以去一輩子，他們一萬次地延期。實在對不住，年輕人。”

斯考特意識到會面結束了，雖然他把電話號碼留給了弗羅因德，但一邁出醫生辦公室的門檻，他就把最後的、可能性最大的弗羅因德的名字從潛在的證人名單中劃掉了。

物色證人不成功，斯考特只有三方面可以依靠了：凱特以及她在盤問下是否能做個挺得住的證人；他自己是否有能耐制服豪斯金斯找到的證人；最後便是里克·湯姆斯。

他目前必須立即採取的步驟是幫着凱特·福萊斯特練習如何應付未來幾天她將面臨的磨難。

凱特在斯考特的公寓裏呆了一會兒后，就聽後者說：“你作為證人主要是陳述事實——發生的事，你的觀察和你的行動。除了這些不要多講，不要主動說話。”

“明白了，光回答問題，不主動陳述。”

“這還不夠，”斯考特說。“無論豪斯金斯如何歪曲你的回答，不要和他爭。否則你就失去了一個理智聰明、有專業知識醫生的風度，成了一個尖聲亂叫、感情用事的婦女。”

凱特點頭。

“現在演習一下。從你把布里斯科叫來開始。‘大夫，你為什麼要把布里斯科叫來？’”

凱特佯裝證人答道：“因為病人的癥狀和跡象極不明朗，而且她腹痛很像內臟感染，所以我覺得應該聽一聽一個外科大夫的意見，看是否有做進一步檢查的必要。”

“你指望布里斯科醫生會怎麼做？”

“我簡單給他介紹了病情后，指望他再自己做一遍檢查。”

“為什麼？”

“為什麼？”凱特頗感迷惑，因為理由不言而喻。“為了聽聽別人的意見。”

“意思是你對你自己的判斷是否立的住腳拿不準，是這樣吧，大夫？”斯考特模仿起起訴律師的敵對口吻問。

“這不是我的看法是否站得住腳的問題。各種癥狀、化驗結果都無法做出確診。我想證實一下我沒有漏掉任何可能性，”凱特說。

斯考特立即咬住她的漏洞。“這麼說你承認可能在治療時忽略了某種可能性。”

“我什麼也沒承認！”凱特激動地抬高了聲音。“遇到一個疑難病症，我只是想聽聽另一個醫生的意見。這在當時是很正常的做法。”

斯考特沒有答話。沉默片刻后，凱特聲調緩和地說：“我是不是說的太多了？”

“是的，”斯考特說。“回答，‘你為什麼把布里斯科找來？’的合適說法是‘聽聽另外一種意見’。一句話就夠了。另一種意見在醫學界古已有之，十分正常。千萬不要說忽略了其他可能性之類的話。”

凱特點點頭，決心不再掉進這類陷阱。

“我們接着練，”斯考特說。“大夫，布里斯科到達后發生了什麼事？”

“我對他講了病人血壓、脈搏、呼吸等情況。還給他看了化驗報告。然後他親手進行了檢查。最後得出的結論同我的一樣。”

“什麼結論？”

“在病人的癥狀不明顯之前，只能繼續打點滴、做化驗、觀察她呼吸、脈搏、心跳等情況，”凱特說。

“後來呢？”

“我又把病人一個血樣送往化驗室，就去看另一個病人了，”凱特說。“此外——”她突然打住。“我是不是又主動說了？”

“是的，”斯考特說。“這是本能。源於多數證人天真的想法：說出的事實越多，他們就可能相信你。你得學着克服這一點。”

“再接着往下說，”斯考特說。“布里斯科走後往化驗室又送了一次血樣。你又處理其他病人。之後豪斯金斯也許會問：‘大夫，自從你把第二次血樣送到化驗室，一直到結果回來，其中總共有多長時間？’”

“兩個小時，稍多一點兒，”凱特說。＼、

“這麼說兩個小時之內你對病人一直沒有理會？”

“我有其他病人！”凱特說，但馬上又道歉說：“我是不是又爭吵了？”

“是爭吵的口氣，”斯考特說。“我的問題是，足有兩個小時你對病人未加處理？”

“克羅寧護士一直沒間斷觀測她的血壓、脈搏、呼吸等情況。由於沒有新的化驗結果和明顯的心跳、血壓等變化，採取任何治療措施都是危險的。”

斯考特搖頭打斷她。

“我知道該怎麼說了，”凱特說。“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給予了病人必要的治療。繼續輸液，繼續觀察她的心跳、呼吸、脈搏等情況。”

“說得對。簡潔，準確無誤。讓豪斯金斯無懈可擊。”

凱特點頭一笑。“我有點摸門兒了。”

“是的。原諒我對你這麼嚴厲。以後你會覺得我做的是對的，”斯考特說著電話鈴響了。他因受到干擾，回答時沒好氣地說：“凡·克里夫！”

“嘿，孩子，”弗羅因德聲音溫和地說，“用不着嚷嚷。應該禮貌地、頗有風度地問聲好。”

“你好，大夫，”斯考特立刻變得溫和起來。

“我把你的話跟內蒂說了。好像她一直在電視上收看施托伊弗桑特的事。她說：‘51年我們都等過來了，再為那個可愛的年輕女子多耽擱幾天有什麼了不起’。”

“你們那一卡車傢具怎麼辦？”

“內蒂的兄弟比我聰明。他幾年前就退休去了佛羅里達。他在那邊替我們安置傢具。要是你能保證讓我星期一就完事，我就答應。”

“哦，太好啦，大夫！真不知該怎麼謝你。”

“別謝我，應謝內蒂。你要是真謝她，她准說：‘何不給腦中風協會捐點兒錢。’那是她看好的慈善機構。讓我作證時通知我一聲。但得先讓我看一眼施托伊弗桑特的病歷。”

“沒問題。再次感謝，大夫。”他放下電話。弗羅因德，他將出面作證。

凱特鬆了一口氣，頗受鼓舞地說：“他真好，肯為一個幾乎是不認識的女人作證。”

“我覺得他並不把任何一個年輕醫生當生人看，”斯考特說。“噢，我們再來加把勁。星期一已經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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