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

回去的路上她笑了，在這以前，她的臉部表情猶如被捲入了一場值得懷疑的桃色事件，此刻，這種表情已消失殆盡。

“她永遠也得不到這個年輕人的，”她說“他想換一個新的。”

“顯然，他想得到我。”她這麼想着，覺得挺逗的。

“他想把他那軋票鉗給我，就像給我一枚大學生組織的徽章一樣，多麼奇怪！如果我母親看到像他那樣的傢伙走進我們家裏，她會昏倒和死去的。”她說。

為了尊重艾利所說的話，過了整整１４天，厄爾才去拜訪她，後來在一次俱樂部舞會上他又去糾纏她，惹得她十分惱火。

“他是個頗為粗魯的小夥子，安迪”她輕聲對我說，“可是他做的一切又是那麼真誠。”

她用“粗魯”這個字眼，但卻沒有這樣的含義--厄爾是個南方的小夥子，她這麼說，無非是表明她的耳朵對美國佬的聲音和其他人的聲音區別不出來。除了厄爾站在門檻上以外，卡爾霍恩夫人是不會因任何其他原因而死去的；艾利的父親--卡爾雷恩先生那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證實了一種按他們的願望已經消失了的合理現象。

艾利，她始終自命不凡，自以為高尚；艾利，她的崇拜者始終是她周密、認真地選出來的，始終是軍營中“最可愛的”男人。艾利和厄爾少尉！我已經厭煩了--向所有的人去解釋，說什麼她只是為了尋找消遣和娛樂，所以每星期都換一個人，一會兒是彭薩科拉的海軍中士，一會兒是新奧爾良的老朋友，但其他時間總是和厄爾在一起。

上面來了命令，要臨時建立一支由軍官和下級軍官組成的先遣部隊開往港口，然後用船送到法國去，我的名字也被列入名單。我在靶場呆了一個星期，當我回到軍營時，厄爾馬上把我叫住，約我去聽搖滾樂演奏。

“我們幾個軍官舉行一個小型告別晚會，只有你、我、克拉克上尉和３個姑娘參加。”

厄爾和我負責找姑娘，我們選了薩莉-卡羅爾-哈珀和南希-拉馬爾，然後到艾利家裏去，到了門口，侍者告訴我們，她不在家。

“不在家？”厄爾驚訝地重複着，“她會在哪兒呢？”

“她沒說到哪裏去，只說到外面去。”“真是怪得很！”厄爾喊道，他在熟悉的柱廊階梯上來回走着，而侍者在門口等着。厄爾突然想起來了：“你知道嗎，”他對我說，“你知道嗎，她覺得受了侮辱？”

我等着，他轉身對侍者嚴厲地說：“請您告訴她，我必須跟她簡單說幾句話。”

“她不在家，我怎麼跟她說？”

厄爾又開始沉思着來回走了起來，然後點了幾下頭說：

“肯定是因為城裏發生了什麼事情，使她感到受了侮辱。”

他用幾句話向我解釋了那件事。

“你聽着，你等在車裏，”我說，“也許我會處理好這件事情的。”

他一面猶豫着離去，一面說：“安迪，請轉告艾利小姐，我要跟她單獨談談。”

經過簡短的交代，侍者把我的話傳了進去。過了片刻，他帶來回復：“艾利小姐說，其他先生她不想再看見，如果您願意的話，那您就應該進去。”

她在書房裏，我想像着，我將見到一張冷酷的、尊嚴受到損害的面孔，然而她看上去頹傷、困惑、失望，她的眼睛是紅的，好像痛苦地哭了幾個小時。

“啊，你好，安迪！”她傷心地說，“我這麼久沒看見你了，他走了嗎？”

“那麼，艾利……”

“那麼，艾利！”她重複着我的話，“那麼，艾利！他對我說，他尊重我，可他站在離我３米以外的地方和那個令人討厭的女人在一起，挽着她的臂膀在勸她。後來，當他看見我時，又開始他那套尊重的把戲了。安迪，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我不得不鑽進一片雜貨鋪去買一杯礦泉水，我怕他會跟進來，所以請里奇先生讓我從後門出去。我再也不想見他了，再也不想聽到他的消息了。”

我說了一些人們碰到這種情況時通常該說的話，我說了有半個小時，我無法改變她的情緒，有幾次她回答說，他缺少“真誠”。我已是第四次問自己了，這個詞對她意味着什麼，肯定不是指忠誠，比忠誠的含義更廣，我猜想是一種特殊的意義，她所謂的“真誠”是要人們重視她。

我站起來想走了，這時外面汽車的喇叭不耐煩地響了３次，這喇叭聲聽起來讓人覺得厄爾就站在房間裏說：“那好吧，見你的鬼去吧！我並不想在這兒呆一個晚上。”

艾利看着我發愣，突然她臉上露出一種特殊的表情，一種喜形於色的表情，然後又變成一副歇斯底里的哭笑不得的樣子。“他不是很討厭嗎？”她絕望地叫了起來，“他不是令人作嘔嗎？”

“快一點！”我說，“戴上你的帽子，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個晚上了。”

這一晚我始終記得清清楚楚：蠟燭光在木板房裏的木桌上竄跳着，增援中隊開晚會時留下的紙做裝飾品已破爛不堪，不知是哪個中隊的營房裏傳來了悲凄的曼陀林演奏聲，憂鬱的《我的家在印第安納》不時縈迴在夏末的夜空。３位姑娘在這個神秘的“男人城”里不知所措，她們也有一種流逝的感傷，似乎坐在一塊魔毯上，向著南方的農村飛去，隨時都會遇上一陣大風，把它颳走。我們互相干杯，為南方乾杯。然後我們把餐巾、空杯子留在桌子上，同時也留下了以往的歲月，於是手挽手地迎着月光走出去。已經吹過歸營號了，周圍一片寂靜，只有遠處的一匹馬在嘶叫，哨所站崗的士兵胸前斜抱着槍支在大聲打鼾，連肩上的皮帶也在發聲，我們忍俊不禁。克拉克今晚值班，我們其他人上了小汽車，讓克拉克的姑娘在塔萊頓下車。

然後艾利和厄爾、薩莉和我，我們兩對坐在寬敞的後座，每一對避開另一對，低聲地管自己說著話。我們開向無垠的茫茫黑夜。

我們開過雲杉林，林中是沼澤和地衣，在白里泛黃的棉花地之間沿着公路開，公路白得就像世界的邊緣。我們把車停在一個磨坊的影子中，聽着嘩嘩的流水聲，聽着鳥兒不安地唧唧叫。我們感到有一種光輝在到處亂鑽--鑽到倒塌的黑人茅屋裏、鑽到汽車裏、鑽到我們急跳的心臟里。南方在對我們歌唱。

我真想知道，他們是否還在回憶這些，反正我還在回憶--那些又冷又蒼白的面孔，睡意已濃、閃爍着愛的眼睛，還有那難以忘懷的對話聲：

“你高興嗎？”

“是的，你也高興嗎？”

“真的高興？”

“是的。”

我們突然感到夜已深沉，什麼也不會發生了，這才開回家去。

第二天，我們中隊開拔到坎普米爾斯去。謝天謝地，最後我總算沒有被派往法國，我們在長島度過了寒冷的１個月。

我們行進着，把鋼盔系在一邊，登上了一艘運兵船，然後又下船，再行軍。等我們到了目的地，戰爭已結束，所以我沒有趕上打仗。回到塔萊頓時，我想盡一切辦法要退伍，但因我持有職業軍官證書，所以整個冬天我一直留在部隊。厄爾卻是第一批退役的軍官之一，他想趁還有選擇餘地的時候，謀一個好差使，艾利不想把事情定下來，但是他們已經約好了--他應該回來。

１月份，把這個城市整整控制了２年的營房最後消失了，只有那焚燒爐發出的持久的臭氣使人回想起熙熙攘攘的往昔。留下的人心煩意亂地聚集在師團大本營，和那些同樣錯過戰爭的、悶悶不樂的職業軍官呆在一起。

現在，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男子紛紛從塔萊頓回去了。有的穿着加拿大制服，有的拄着拐杖，有的斷了手臂。從前線返回的國防軍中的一個營在大街上正規行軍，以紀念他們在前線陣亡的官兵，人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浪漫主義的場景。

不久，他們在城裏的商店裏把軍用品全賣掉。俱樂部的舞會上也只有少數穿軍服的男子出現在燕尾服中。

聖誕節前，比爾-諾爾斯意外地到來，但他第二天就走了--不是他向艾利發出了最後通牒，就是艾利作出了最後決定。如果她沒有被那些從薩凡納和奧古斯塔凱旋的英雄們佔有的話，我有時能看見她。我這個人好像還帶有一點老式觀念的殘餘--我確實也是這樣的人。她毫無把握地等待着厄爾，正因為心裏沒底，可以她壓根兒就不願提這件事。在我最後終於可以退役前３天，他來了。

我第一次見到他們是在馬凱特大街上，他們在一起逛街。

在我一生中，從未有過像這一對情人那樣使我痛心的事，儘管這種事情幾乎在每一個駐過軍隊的城市都發生過。倘若你只看厄爾的外表，那麼你得到的一切印象都是錯誤的。他戴着綠色的帽子，上面插了一根引人注目的羽毛，他的西裝是開口的，並鑲有條邊--一種怪誕的時髦，和時裝畫報上出現的或電影結尾時所做的廣告一樣。顯然，他在原先那位理髮師那兒理了頭髮，因為鬈髮又披在他那修飾得乾乾淨淨的玫瑰色脖子上。他並非想裝出一種寒酸相，看了他這副樣子，倒使人覺得置身於某一工業城市的舞廳或某個旅遊地，應該說艾利更有這種感覺，因為她從來沒有設想過現實，穿了這身衣服，使他那健美的身軀更加體現出天然的魅力。他在吹噓他那優越的工作，說什麼等到他有機會毫不費力地賺錢時，他們的日子會過得寬裕的。然而當他回到她的世界、了解到她的條件后，他應該清楚，事情已毫無希望了。我不知道艾利說了些什麼，也不知道，對她來說，苦惱與震驚相比哪個分量重。她處理事情干脆利落--在厄爾到達后３天，他和我就坐在去北方的火車上了。

“好了，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他痛苦地說，“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姑娘，但對我來說，她太聰明了。我認為，她應該嫁一個能給她提供高尚社會地位的富翁。這麼一位自命不凡的人我是高攀不上的。”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她說，我應該一年以後再來，去看她。但我是不會再來了。如果你有錢的話，這麼一位裝腔作勢的高貴女人當然是好的，可是……可是這一切不是真的。”

他不想再說下去了，他在這個州的社交場中度過了十分滿意的６個月，而現在，這一切對他來說顯得那麼矯揉造作、扭扭捏捏。

“喂，你看見沒有，剛才是什麼人上車了？”過了片刻，他問我：“兩個絕妙的姑娘，是單獨的，你看怎麼樣，我們到下一節車廂去，請她們一起吃飯，我要那個穿藍衣服的。”他走到車廂中部時，突然向我轉過身來。“你說說，安迪，”他皺着眉頭問我，“我問你，她怎麼知道我是電車售票員？我根本沒跟她說過。”

“我不知道。”

我在哈瓦爾德結束法律學習后，沒有用上專業，倒開始造起民航飛機來了，後來又去築路，為那些被卡車壓壞了的石頭路加上堅固的路床。有整整６年，艾利的名字幾乎沒有出現在聖誕卡上。炎夏的晚上，每當我回憶起玉蘭花時，她就像微風一樣輕輕吹進我的心坎。偶爾有一次，一位在軍隊裏的熟人問我：“那位討人喜歡的金髮女郎到底怎麼樣了？”然而我自己也不知道。

一天晚上，我在紐約的蒙特馬爾特俱樂部碰巧遇到南希-拉馬爾，從而得知艾利和一個男子在辛辛那提訂婚了，她已到北方去看望過他的家庭，後來又解除了婚約。她和先前一樣漂亮，總有一二個狂熱的崇拜者圍着她轉。然而比爾和厄爾都沒有再來。

幾乎同時，我聽說比爾和一位在船上認識的姑娘結了婚，把６年的創傷治好了……如此而已。

說來也怪，在印第安納的一個小火車站裏，當我在暮色中瞥見一位姑娘時，我突然產生了要到南方去的念頭。姑娘穿着挺刮的玫瑰色蟬翼紗，挽着一位男子--他從我乘坐的車廂下車，坐到一輛等在車站外面的小汽車裏。看到這一情景，我感到一陣刺痛，我似乎覺得她把他綁架到過去歲月的迷茫的仲夏世界去，時間好像停住了。那些迷人的姑娘們--

我感到往昔是那樣的模糊--總是在晚霞籠罩的街道上溜達。我認為詩就是夢，是一個北方人在做南方夢。幾個月以後我才給艾利發了個電報，隨後就趕到塔萊頓去。

時值７月，傑斐遜飯店簡陋而固板，有一個什麼促進會在餐廳里聚餐，這又使我斷斷續續地回想起往事--軍官和姑娘。我認出了那位當時把我送到艾利家裏去的司機，他對我說：“我當然還能想起來+，少尉。”可我有點不相信，?為我不過是那２萬人中的一個罷了。

那是不尋常的３天，我以為艾利身上最初的青春光輝總有一點已經留落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了，然而我沒有把握這麼說。她的身材還是那麼吸引人，使人多麼想去碰碰她，特別是她那顫動着的嘴唇--不，不對，變化還是很深刻的。

我很快看出來，她現在的舉止已不像昔日那樣了。她那高傲的說話聲調沒有了，戰前那種神秘的容光煥發、嫵媚動人的姿態也隨着她的聲調而消失。今非昔比，她現在只是半微笑、半失望地以新的南方腔調在逗人地嘮叨着，一切都被塞進了她那逗人的嘮叨中，她不停地嘮叨着，使人沒有時間去想--想現在、想未來，她自己沒時間想，我也沒時間想。

我們一起到一對年輕夫婦的家裏參加一個喧嘩的晚會，她成了晚會激動的、喧嘩的中心。她畢竟已不是１９歲了，可她卻顯得前所未有地吸引人，就象在扮演一個無憂無慮的小丑。

“你聽到什麼有關厄爾的消息沒有？”第二天晚上在去俱樂部的路上我問她。

“沒有，”有那麼一會兒她顯得很嚴肅，“我經常想念他，他是……”她猶豫着。

“說下去。”

“我想說，他是我愛得最多的男子，但是也不對，不，我從來也沒有真正愛過他，要不然我無論如何會嫁給他的，對嗎？”她一面問我，一面看着我，“至少我不會象以前那樣對待他的。”

“這是不可能的。”

“當然不可能。”她贊成地說。這時她的情緒突然變了，她變得輕率起來，說：“那些美國佬是怎麼欺騙我們這些南方姑娘的呀，我的天哪！”

當我們走進俱樂部時，她就像一條變色蜥蜴一樣淹沒在我不認識的人群中。舞池裏是一代新人，這一代不像那時候的那麼有聲望，找不出一個像艾利那樣熾熱而又被動、內向的女子，她們連她的一半都及不上。可能她也意識到自己的追憶往昔，以便逃避塔萊頓這個地方的氣氛，成為一個孤僻者--她意識到她在跟蹤一代人，這代人沒有接班人。她是在什麼地方失去曾經在白色柱廊台階上開避起來的戰場的，這一點我不知道。然而她對自己估計錯了，她下錯了賭注。她那狂熱的活躍使她風韻不減當年，即使最年輕最有生氣的姑娘，她們的追隨者也沒有她多，而這正是她失敗的根源。

我離開了她的家，就像在已逝的６月里每次離開她家時一樣，帶着一種模糊的不滿情緒。直到幾小時后，當我在飯店裏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時，我才明白現在是怎麼回事--我熱烈地、不能自制地愛上了她。儘管我們之間有很多矛盾，她對我來說始終是我認識的最有魅力的女子，而且將永遠是最有魅力的女子。第二天下午，我把我的這一感受告訴了她，那是一個我過慣了的夏季中的一天，艾利在她光線微弱的書房裏，坐在我旁邊的一張躺椅上。

“不，我不能和你結婚，”她吃驚地說，“我並沒有以這種方式來愛你，我也從未這樣做過，何況你也不愛我。我本來不想現在對你說的，我下個月要結婚了，我們不想事先公開，因為我已經有過兩次這樣的經歷了。”她突然想起來了，也許我會因此受到傷害，於是說：“安迪，這隻不過是你一時的念頭罷了，對嗎？你知道，我是永遠不會嫁給一位從北方來的男子的。”

“他是誰？”我問。

“一個薩凡納的男子。”

“你愛他嗎？”

“當然愛他，”我們倆都笑了起來，“你想要我說什麼呢？”

毫無疑問，像其他女子在這種場合會如何舉措一樣，然而她是受不了懷疑的，這一點我很清楚，因為她早就停止了對我的愚弄和欺騙。我也意識到，她之所以顯得這麼自然，是因為她覺得我並不是一位競爭者。她雖然總是戴着一個血氣方剛的假面具，然而她對自己了解十分透徹，她不能相信，一個做不到對她不加批評的人會真正是她，這就是她所謂的“真誠”。她覺得像坎比和厄爾那樣的男人更可靠些，因為他們不會通過她那似乎顯得很高尚的心而作出正確判斷的。

“那好吧，”我說。我這樣說，好像是她在請我准許她結婚似的，“你能幫我做件事嗎？”

“什麼事都可以。”

“跟我一起坐車到駐地去。”

“可是那兒什麼也沒有了，我親愛的。”

“這無所謂。”

我們走到城裏，飯店門口的出租車司機也重複着艾利的異議：“那兒什麼也沒有了，長官。”

“沒關係，您儘管往那兒開吧。”

過了２０分鐘，把車停在一塊寬廣、陌生的平地上，這裏是一片新的棉花地，點綴着零星的雲杉樹。

“您想到那邊去嗎，也就是對面有炊煙的地方？”司機問道，“那是新建的國家監獄。”

“不去，您就沿着這條路開吧，我想找到我以前住過的地方。

在駐軍時一點不引人注目的賽馬場的觀禮台雖已倒塌，但仍然聳立在荒地上。我白費心思地找呀找。

“您就沿這條路一直開下去，到樹林時向右拐……不，向左拐。”

司機儘管心裏不大情願，但出於職業要求，還是照辦了。

“你在那兒什麼也找不到的，親愛的，”艾利說，“建築公司把一切都拆掉了。”

我們慢慢沿着田野開，可能就是這個地方……

“好，我想下車了。”我突然說。

我讓艾利呆在車上，溫煦的風吹拂着她那長長的鬈髮，她看上去很美。

這兒就是中隊駐過的地方，那對面就是我們舉行聚餐的木板房。

在齊膝的矮樹叢中，在木板碎片堆里，在屋頂碎片堆里，在生鏽的番茄罐頭間，我在尋找我的青年時代。司機看着我，露出一副頗為諒解的神情。我在尋辯我熟諳的一片樹林的方位，然而天暗下來了……

“老的賽馬場正在重建，”艾利在車上喊道：“塔萊頓對以往的時光十分自豪。”

不，仔細看去不是那片樹林，只有一點是肯定的：曾經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地方已經消失，好象根本不曾有過，而艾利再過一個月也要消失，南方對我來說永遠是空空的了。

蘇建文陳鈺鵬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