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求知的人

現代的不寬容就象古代高盧人一樣，可以分為三種：出於懶惰的不寬容，出於無知的不寬容和出於自私自利的不寬容。

第一種也許最普遍。它在每個國家和社會各個階層都能看到，尤其在小村子和古老鎮子裏更為常見，而且不僅僅限於人類的範圍。

我們家的老馬在前二十五年裏在考利鎮的溫暖馬廄度過了安定的生活，說什麼也不願意到西港的同樣溫暖的穀倉去，理由很商牟，他一直住在考利鎮，熟悉這裏的一磚一石，因此知道每天在康涅狄格州的舒適土地上漫步時下會受到陌生景物的驚嚇。

我們的科學界迄今花費了巨大精力研究早已不復存在的波利尼西亞群島的方言，卻很可惜忽視了狗、貓、馬和猴子的語言。不過，假如我們懂得一匹名叫“杜德”的馬與從前考利鎮的鄰居說些什麼，就能聽到一場空前激烈的不寬容的大發泄。杜德已經不是小馬駒，在許多年前就已定型，所以它覺得考利鎮的禮節、習慣和風俗樣樣順眼，而西港的禮節、習慣和風俗則完全不對頭，死它還是這樣認為。

正是這種不寬容使父母對子女的愚蠢行為搖頭嘆息，使人們荒唐嚮往“過去的好日子”，使野蠻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令人難受的衣服，使這個世界充滿了多餘的廢活，也使抱有新思想的人成為人類的敵人。

不過即使這樣，這種不寬容相對來說還是無害的。

我們大家或早或晚都要因為這種不寬容而受罪。在過去的幾代中，它致使數以百萬計的人背井離鄉，如今它又是使渺無人煙的地方出現永久居民點的主要原因，不然那些地方到現在還會是一片荒涼。

第二種不寬容更為嚴重。

無知的人僅僅由於他對事物的一無所知便可以成為極其危險的人物。

但是，他如果還為自己的智力不足措辭辯解，那就更為可怕。他在靈魂里建立起了花崗岩的堡壘，自我標榜一貫正確，他站在咄咄逼人的要塞頂端，向所有敵人（也就是不苟同於他的偏見的人）挑戰，質問他們有什麼理由活在世上。

有這種苦惱的人既苛刻又卑鄙。他們常年生活在恐懼之中，很容易變得殘酷暴虐，喜歡折磨他們憎恨的人。正是從這夥人當中首先冒出了“上帝的特選子民”的念頭。況且這些幻覺的受害者總是想像他們與無形的上帝有某種關係，以此來壯膽，為自己的偏執辯護增色。

譬如，他們絕不會說：“我們絞死丹尼·迪弗爾，是因為他威脅了我們的幸福，我們對他恨之入骨，只是喜歡絞死他而已。”他們是絕不會這樣說的。他們湊到一起召開氣氛莊嚴的秘密會議，一連幾個小時、幾天或幾個星期詳細研究上面說的丹尼·迪弗爾的命運，最後判決一經宣佈，丹尼這個也許只搞了些諸如小偷小摸的可憐蟲便儼然成為犯有重罪的最可怕的人物，膽敢違反上帝的意志（這意志只是私下授與上帝的特選子民，也只有上帝的選民才能理解），對他執行判決是神聖的責任，法官也因為有勇氣給撒旦的同夥判罪而光宗耀祖。

忠厚老實、心地善良的人和野蠻粗魯、嗜血成性的人一樣，都很容易被這個最為致命的幻覺所迷惑，這在歷史學和心理學上已經司空見慣了。

一群群的人們興緻勃勃地觀看一千名可憐的犧牲者遭難，他們肯定不是殺人犯，他們是正直虔誠的老百姓，自己還覺得是在上帝面前從事一件榮耀喜人的事情哩。

如果有人向他們提到寬容，他們還會表示反對，認為這是不體面地承認自己道德觀念衰退。也許他們自己就不寬容，但在那種情況下他們反倒以此而自豪，還振振有詞，因為在潮濕寒冷的晨光里站着丹尼·迪弗爾，他穿着藏紅色襯衣和綴滿小魔鬼的馬褲，一步一步綏慢而堅定地走向執行絞刑的市場。示眾一結束，人們便回到舒適的家裏，報餐一頓熏肉和豆角。

這本身不就足以證明他們所想的和所做的是正確的嗎？

不然他們怎麼能是觀眾呢？怎麼不和死者調換一下位置呢？

我承認這個觀點是經不起推敲的，但卻很常見，也難予以回擊，人們只是深信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因此根本無法明白自己會有什麼錯誤。

剩下的第三種不寬容是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實際上它是嫉妒的一種表現，就象麻疹一樣普遍。

耶穌來到那路撒冷后教導人們，靠屠殺十幾隻牛羊是喚不來全能上帝的垂青的，於是所有靠典禮祭祀謀生的人都詆毀他是危險的革命者，在他還沒有從根本上危害他們的大股收入時，就設法把他處死了。

幾年後，聖保羅來到艾菲西斯，宣揚一種威脅珠寶商買賣的新教義，因為當時珠寶商通過製作和販賣當地的女神戴安娜的小塑像大發橫財，為此金匠行會差一點要用私刑教訓這個不受歡迎的侵入者。

一些人依靠某種已經建立的崇拜來謀生，另一些人卻要把人們從一個寺廟引到另一個寺廟，他們之間一直存在着公開的戰爭。

我們在討論中世紀的不寬容時，必須記住我們要對付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只是在極為個別的情況下我們才能遇到三種不同的不寬容中的單獨一種表現。在引起我們注意的迫害案件中，常常三種情況並存。

一個組織如果擁有了雄厚的財富，掌管了數千英里的土地和統治了成千上萬農奴，就會把全部怒氣和能量都傾泄在要重新建立樸實無華的“地上天堂”的農民身上，這是很自然的。

這樣，終止異端邪說就變成經濟上的需要，隸屬於第三種——出於自私自利的不寬容。

不過還有一種人感到了來自官方禁令的壓力，這就是科學家。這個問題更為複雜。

為了理解教會當局對揭示大自然奧秘的人所執有的邪惡態度，我們必須倒退若干世紀，看看一至六世紀中歐洲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野蠻人的入侵象一股無情的洪水掃蕩着歐洲大陸每個角落。在混濁的污水中還雜亂無章地矗立着幾個古羅馬的國家組織。但是，城牆裏面的社會已經泯滅，書籍被浪潮捲走，藝術也在新型的無知泥潭裏被遺忘。收藏、博物館、圖書館和慢慢積累起來的科學資料全都被亞洲中部的野蠻人用來點了簧火。

我們有公元十世紀圖書館的一些書目。至於古希臘的圖書（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時君士坦丁堡被視為遠離歐洲中心的地方，就象如今的墨爾本那樣遠）西方人所擁有的也寥寥無幾。這說來似乎難以置信，但是書的確是沒有了。學者為了熟悉古人的思想煞費苦心，但找到的只有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著作中個別章節的翻譯（譯文也很拙劣）。要學習古人的語言也找不到老師教授，只有幾個希臘僧人，他們是在拜占庭的神學爭吵中被迫放棄家園逃到法國或意大利來避難的。

拉丁文的圖書倒是不少，不過大部分是四世紀和五世紀才寫成的。所剩無幾的古人手稿被無數次漫不經心地轉抄，如果不耗費畢生心血研究古代文學就根本無法看懂。

至於科學書籍，除去歐幾里得的一些最簡單的幾何作圖題可能倖免外，其它的在任何圖書館都找下到，更可悲的是，這些書也不再為人們所需要。

那時統治世界的人用敵視的眼光看待科學，根本不鼓勵數學、生物學和動物學領域的獨立鑽研，更不必說醫學和天文學了，它們的地位低下，不為人們所重視，絲毫沒有實用價值。

現代人要理解這種情況實在太困難。

二十世紀的人都信仰進步，儘管各自的角度不同，我們並不知道是否能使世界趨於完美。不過都覺得應該試一試，出為這是我們的神聖職責。

是的，進步已然成為一種勢不可擋的趨勢，有時這個信念似乎成為整個國家的國教。

但是中世紀的人卻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想法。

希臘曾經幻想實現一個充滿樂趣的美好世界，但是這個美夢僅僅是可憐的曇花一現！政治的動蕩無情地摧殘了它，席捲了整個不幸的國家。以後幾個世紀的希臘作家都成了悲觀主義者，他們凝視着曾經一度是樂土的廢墟，凄慘地認為人間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不過是一場空！

另一方面，羅馬的作家從近一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中得出了結論，從人類的發展中發現了一種蓬勃向上的潮流，羅馬哲學家們，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壁鳩魯，也興緻勃勃地為更幸福更美好的未來教育年輕一代。

以後基督教到來了。

人們關心的中心從這個世界移到了另一個世界。人們馬上墜回到又深又黑的地獄中，毫無希望地逆來順受。

當時的人是低劣的。他的天性和癖好都是邪惡的。他沉溺於罪孽之中，在罪孽中出生，在罪孽中生活，最後在對罪孽的悔恨中死去。

但是舊的失望與新的失望之間存在一種差別。

希臘人堅信自己比別人更聰明，受過更好的教育，還憐憫那些不幸的野蠻人。但是他們從不認為他們的民族由於是宙斯的選民而與其它民族有任何區別。

相反，基督教從未能脫離自己的老祖宗。基督徒把《舊約》當做自己信仰的一本聖書之後，便繼承了難以置信的猶太教義的衣缽，認為他們的民族與其它民族“不同”，只有表示信仰某種官方建立的教義的人才有希望獲得拯救，其他人則註定要沉淪。

有些人缺乏精神上的謙卑，相信自己是成千上萬同類中的得天獨厚之輩，上面所說的思想當然給他們帶來巨大的直接好處。在許多至關重要的年代裏，這種思想使基督徒成為聯繫緊密、自成一家的整體，在異教橫行的汪洋大海中超然地飄流着。

對特圖利安、聖奧古斯丁和其它埋頭於把教義寫成具有文字形式的人來說，在向東南西北各個方向延伸的這片水域所連接的其它地方發生了什麼事，與他們沒有任何關係。他們最後的希望是要到達一處安全的海岸，在那兒建起上帝之城。至於其它拚命奮鬥的人要達到或完成的事情，則與他們毫不相干了。

因此，他們為自己創造了關於人的起源和時間空間界限的完全新型的概念。埃及入、巴比倫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發掘的秘密絲毫引不起他們的興趣。他們真誠地相信，隨着基督的誕生，一切過去有價值的東西部已土崩瓦解。

譬如關於地球的問題。

古代科學家認為地球是數十億星球中的一個。

基督徒從根本上反對這個觀點。在他們看來，他們藉以生存的小圓地盤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是為一群特殊的人專門創造的臨時棲身之所。它的來龍去脈很簡單，在《創世紀》第一章描寫得一清二楚。

到了需要確定上帝偏愛的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多久的時候，問題就更複雜了。大型的古物、俺埋了的城市、絕種的怪物和已經變成化石的植物遍佈各地，俯拾即是。不過這些東西可以被駁倒、視而不見、否認或硬說不存在。這一切做完后，再決定創世紀的具體日期就易如反掌了。

在這樣的宇宙里，一切都處於靜止狀態，它從某年某月某時開始，又在某年某月某時結束。地球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目的，根本沒有數學家、生物學家、化學家以及諸如此類的人探索求知的任何餘地，因為這些人關心的只是一般規律和時間空間的永恆和無限，

的確，許多科學家抗議說，他們在內心裏是上帝虔誠的兒子。不過正牌的基督徒都更明確地認為，一個人如果真心誠意地主張要熱愛和忠誠於信仰，就不會知道得那麼多，也不會有那麼多書。

有一本書就足夠了。

這本書就是《聖經》，裏面的每個字、每個逗號、每個冒號和每個感嘆號都是由受到神示的人寫下的。

帕里克利時代的希臘人如果要是知道世上存在這樣一本所謂的聖書，裏面包括支鱗片爪生澀難懂的民族史、感情混漠的愛情詩、半瘋半痴的先知描繪的虛無縹渺的夢幻和對出於某種原因而惹惱了亞洲許多部落神靈的人連篇累牘的惡意痛斥，那他們是不會感興趣的。

但是，三世紀的野蠻人卻對“文字”拜服得五體投地，在他們看來，這是文明的一大奧秘，當這本特別的書被他們所他們看。這是文明的一大奧秘，當這本特別的書被他們所信奉的一屆教會會議做為完美無缺和無隙可擊的經典推薦給他們的時候，他們便誠惶誠恐地全盤接受，把它看做是人類已經知道或希望能夠知道的一切，誰否認天國，在摩西和以賽亞規定的界線之外去進行任何探索，誰就會遭到他們的痛斥迫害。

甘願為原則去死的人畢竟有限。

不過，有些人對知識的渴望是無法壓抑的，積蓄已久的精力必須有發泄的地方才行。結果，求知與壓制的矛盾衝突導致產生了另一株弱小乏味的智力幼苗，人們後來稱它為“經院學派”。

這要回溯到八世紀中葉。法蘭克國王小佩潘的妻子伯莎生了一個兒子，他比善良的路易王更有理由被稱做是法國民族的恩主聖人，因為老百姓為了路易王的獲釋而不得不交付了約八十萬土耳其金幣的贖金，為了感謝百姓的忠誠，路易王曾恩准他們建立自己的法庭。

這孩子受洗禮時起名叫卡羅魯斯，在許多古代憲章的結尾處都能看到他簽的名字。他簽字有些笨拙，不過他對拼寫一向是馬馬虎虎的。他幼年時學過法蘭克文和拉丁文，但他的手指由於在疆場上同俄國人和摩爾人搏鬥而患了風濕病，很不聽使喚，最後他不得不打消了寫字的念頭，請來當時最好的書寫家當秘書，替他簽字。

這個久經沙場的老兵在整整五十年裏只穿過兩次“城市服裝”（羅馬貴族穿的外袍），還以此而自豪，不過他真正了解學習的價值，把王宮變成了私立大學，教授他的孩子和其它官員的子女。

這個西方的新皇帝周圍簇擁着當時的許多名人，他自己也很津津樂道於同他們消磨業餘時間。他極為崇拜學院式的民主，甚至把禮節都放棄了，還像大衛兄弟那樣積极參加各種討論會，允許地位最低下的學者與他辯論。

但是，我們在審度他們在討論中感興趣的問題時，自然會聯想到田納西州任何一所鄉間中學的辯論小組選中的題目。

這些人至少是很天真的。如果說800年的情況的確如此的話，那麼1400年的情況也不例外。這並不能責怪中世紀的學者，應該說他們的頭腦和二十世紀的後人一樣敏捷。他們的處境和現代化學家和醫師有雷同的地方，可是他們儘管享有調查研究的充分自由，但所做所為和主張卻不能違反一七六八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書》，其原因很簡單，那時的化學還是一個不大為人知的科目，外科也常常與屠宰相提並論。

結果（我有些混淆了自己的比喻），中世紀的科學家儘管有豐厚的智力和能力，但試驗的範圍卻很窄，就象在一輛舊汽車的底盤上安一台羅爾一羅伊斯牌的現代引擎，一踏油門便會出現一連串故障。等他能安全操縱、按規定和交通規則駕駛這台古怪的新玩藝時，已經變得荒唐可笑了，即使費上天大的牛勁，也無法到達目的地。

當然，出類拔萃的人對於他們不得不遵循的進度是萬分着急的。

他們想方設法擺脫教會鷹犬的無休止監視。他們撰寫了卷==帳==浩繁的著作，證明他們承認是正確的東西的反面，以便暗示出內心深處的思想。

他們做出各種掩人耳目的假象：穿上奇裝異服，屋頂上掛滿了鱷魚，架子上擺滿了裝有怪物的瓶子，在爐子裏燒些氣味難聞的草藥以便把左鄰右舍從前門嚇跑，這樣便得到一種聲譽，說他們是與人無害的神經病患者，可以隨心所欲地胡說八道，不必對自己的思想負很大責任。漸漸地他們形成一整套科學的偽裝，甚至在今天我們也難以判斷出他們的真正意圖。

若干個世紀以後，新教徒也和中世紀教會一樣對科學和文學毫不寬容，不過這裏就不多談了。

大宗教改革家們可以痛痛快快地大聲疾呼和咒罵，卻從沒能把恫嚇轉化為反抗的具體行動。

羅馬教會卻不然，它不僅有致異己於死地的威力，而且一俟時機成熟便加以施展。

對於那些喜歡抽象地思考寬容和專橫的理論價值的人，上面所說的差別倒無足輕重。

然而，對於那些不得不做出選擇——是當眾宣佈放棄信仰還是當眾受鞭==苔==——的可憐蟲來說，這差別卻提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有時他們缺乏勇氣表述自己以為是正確的東西，願意把時間荒廢在《天啟錄》中野獸名稱的縱橫填字謎上，我們倒也不必太苛求他們。

我敢肯定，假如倒退六百年，我也不敢寫現在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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