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上帝的晨光
教會在早期是很簡單的組織，人們一旦明白世界的末日並不是迫在眉睫，最後審判日也不會在耶穌遇難以後接踵而至，基督教還要在淚谷里掙扎很長時間，使開始感到需要建立一定形式的統治體系。
基督徒最初（由於全是猶太人）都在猶太教堂里聚會。由於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產生摩擦，非猶太人就到別人家的空屋子開會，如果找不到能容納所有虔誠（和好奇）的信徒的房子，就乾脆在露天或廢石場召集會議。
起先會議都在星期六舉行。但隨着猶太基督徒與非猶太基督徒之間的感情日趨惡化，非猶太基督徒便廢棄了星期六安息日，把聚會改在死者復活的星期日。
這些莊嚴的儀式完全體現了公眾的特點和感情特點。沒有固定的講演和說教，沒有教士，所有男女只要感到內心被聖火激勵，都可以站起來剖白內心的信仰。按照保羅的描述，這些虔誠的弟兄們“以雄辯的口才”，使這位偉大的聖徒心裏充滿了對前途的展望。他們當中大多人是平民百姓，沒受過什麼教育。他們即席良言的真誠當然是無可懷疑的，但他們常常過於激動，象瘋子一樣大喊大叫。教會雖然頂得住迫害，卻受不了人們的冷嘲熱諷。於是，保羅、彼得以及他們的繼承人不得不花費力氣維持秩序，平息人們因急於表達精神世界和神聖熱情而引起的紛亂。
開始時，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為規章制度與基督教的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不過人們最後還是從實際出發，同意集會按照固定的儀式進行。
集會以一首讚美詩開始（用以安撫可能在場的猶太基督徒）。然後，全體教徒就高唱新近為羅馬和希臘崇拜者譜寫的歌曲。
唯一預先擬好的演說是傾注了耶穌一生哲學思想的著名禱文。然而在數世紀中，佈道都是自發的，只有感到心裏有話說的人才能登台說教。
但是，隨着集會次數的增加，總是對秘密團體懷有戒心的警察開始干涉了，因此必須推選出某些人代表基督徒與外界打交道。保羅曾高度評價了領導的才能。他把他在亞洲和希臘走訪的小團體比做驚濤駭浪中的小舟，要闖過怒濤洶湧的大海，就必須有聰明絕頂的舵手。
於是虔誠的信徒們又湊在一起，選出男女執事。他們是整個團體的“僕人”，要照顧好病人和窮人（這是早期基督徒關心的事情），管理好集體財產，還要料理所有日常瑣事。
到了後來，教會的成員有增無己，事務性管理變得複雜不堪，非有專職的執事不可，於是幾位“老者”被推舉擔當此任。他們的希臘稱呼是“長老”，按我們說法就是“神父”。
過了些年，每個村莊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因此又有必要提出大家都要執行的共同政策。人們選出了“總監”（即主教）來監督整個教區，並代表教區與羅馬政府打交道。
很快，帝國的各個主要城市裏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羅馬、亞歷山大和雅典，這些聞名的當權人物。
在開始階段，主教掌管着耶穌當年曾經生活、受難、死去並廣受尊敬的大部分地方。但是，自從耶路撒冷被摧毀、期待世界未日和天國成功的一代人從地球上消失以後，可憐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宮殿裏被剝奪了原有的威望。
虔誠的信徒首領的位置很自然地被那個“總監”頂替了。“總監”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衛着西方大聖徒保羅和彼得當年殉教獻身的地方——他就是羅馬大主教。
這個主教與其它主教一樣，也被稱做“神父”或“聖父”，這是對聖職人員的一般稱呼，表示熱愛和尊敬。然而在以後的數世紀裏，“聖父”這個頭銜在人們心目中只與主教管區的首領相聯繫。每當人們提到“聖父”，所指的只是羅馬的大主教——教皇，絕不會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這是個自然貼切的發展過程。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總統”一詞時，絕無需再加上“美國”一詞做限定，因為我們知道這裏指的是政府首腦，不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局長、哈佛大學校長或國聯主席。
“教皇”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正式公文里是二五八年。那時羅馬還是強盛帝國的首都，主教的勢力完全被皇帝所吞沒。但是在以後的三百年中，凱撒的後裔時常受到外侵內亂的威脅，便開始尋找更為安全的新巢穴。他們在國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名叫拜占庭。它是根據一個傳說中的英雄拜扎斯而得名的，據說特洛伊戰爭結束不久，拜扎斯曾經在這裏登岸，它座落在幾條割開歐亞大陸的海峽之畔，虎視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業要道，控制幾家獨一無二的工商業中心，在商業上享有重要地位，斯巴達人和雅典人為了爭奪這個富足的要塞，曾經拼殺得你死我活。
然而拜占庭在亞歷山大時代以前一直是獨立自主的。它落入馬其頓之手沒多久，便納入了羅馬帝國的版圖。
現在經過十個世紀的財富積累，被稱為“金號角”的海港里擠滿了來自上百個國家的船隻，它被選中作為帝國的中心。
羅馬的居民被撇下聽任哥德人、范達爾人、天知道還有哪些野蠻人的虐待宰割。他們看到皇宮一連好幾年空空如也，看到政府部門接二連三地搬遷到博斯普魯斯海峽之濱，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照千里之外製定的法律行事，都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經來臨了。
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任何事情都是此失彼得。皇帝走了，留下的主教就成為市鎮中地位最顯赫的人物，他們是看得見摸得着的皇冠榮耀的繼承人。
他們不遺餘力地抓住這個無束無縛的大好時機。教會的聲望和影響吸引了意大利所有才博學廣之輩，這使主教們又變成了精明強幹的政治家。他們感到自己儼然是某些永恆信念的代表，因此大可不必着急，而是採取潛移默化的方法，看準時機出奇制勝。他們不像許多人因為迫於操之過急造成的壓力，倉忙決斷，最後亂中出錯，導致失敗。
不過重要的是，主教們只抱有一個目的，只向一個目標堅韌不拔地前進。他們所做所說所想的一切都是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為了使在凡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會更為強大有力。
以後十個世紀的歷史表明，他們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當時野蠻部落橫掃歐洲大陸，在風捲殘雲的衝擊下，玉石俱焚，帝國的圍牆一面面倒坍了，上千個像巴比倫平原那樣古老的體制象垃圾一樣七零八落，只有教堂堅如磐石，在各個時代中，尤其在中世紀，猶如砥柱中流。
勝利雖然最後到手了，但是代價卻很可觀。
基督教雖然起源於馬廄，卻可以被允許在宮殿裏壽終正寢。它本是以抗議政府起家的，然而後來自命能溝通人與神聯繫的神父卻堅持讓每一個凡世庸人做到無條件地服從，基督教本來帶有變革色彩，但日後不斷發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竟形成了新的神權政治集團。古老的猶太國家與之相比，倒成了幸福無慮的臣民居住的溫和自由的聯邦。
然而這一切又合乎邏輯，不可避免。我下面要進一步說明。
大多數遊覽羅馬的人都要去看看科利西姆，在飽經風沙的圍牆裏，人們可以看到一塊凹地，數千名基督徒曾經在這裏倒下，成為羅馬專制的犧牲品。
不過儘管確有幾次對新信仰倡尋者的迫害，卻都與宗教的專橫無關。
迫害全是出於政治原因。
基督教做為一個宗教派別，享有最廣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公開宣佈自己由於宗教道德而拒服兵役，甚至當國家受到外國侵略時還大吹大擂什麼和平主義，而且不分場合公開詆毀土地法律。這些教徒作為國家的敵人，被處決了。
基督徒是按照頭腦中的神聖信條行事的，但普通的警方法官不管這個，基督徒極力解釋自己的道德本質，可是長官大人卻迷惑不解，一竅不通。
羅馬的警方法官畢竟是凡人，他突然發現，他應召而來進行審判，可是犯人陳述的道理在他看來卻不過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弄得他簡直不知所措。長期經驗告訴他對神學中爭論的問題應採取超脫態度，他還記得許多皇帝敕令中曾經告誡公職人員，對付新教派要圓滑老練，於是他甩開解數，企圖說理。可是當全部爭論集中到一個原則問題的時候，一切邏輯方法又都徒勞無功了。
最後，行政長官面臨了這樣的抉擇，是放棄法律的尊嚴，還是堅持國家最高權力的並不夠格的絕對懲治職能。不過，那些教徒堅信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後才會開始，還熱烈歡呼能離開這個邪惡世界去享受天國快樂，就連監獄和折磨也奈何他們不得。
於是，當局和基督臣民之間痛苦而漫長的游擊戰爭爆發了。我們沒有全部死亡人數的官方資料。三世紀的著名神父奧利金的一些親戚在亞歷山大的一次迫害中被殺死了，按照他的說法，“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數目還是可以統計出來的。”
我們只要仔細研究一下早期聖人的生平，就會發現許多鮮血淋淋的故事；我們不禁奇怪，一個屢遭殺戮迫害的宗教怎麼會保留下來呢？
不論我提供的數字如何，終究會有人指控我為心懷偏見的騙子。我且保留己見，讓讀者自己去下結論吧。人們只要看一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萊里安皇帝的一生，便可以較為清楚地看清迫害最猖獗時羅馬專制的真正本性。
此外，倘若讀者還記得，就連馬可·奧勒留皇帝這樣開明智慧的君主尚且不得不承認自己在處理基督臣民問題上的無能，那麼對帝國邊遠地區的無名小官面臨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本想盡忠職守的芝麻官不是必須背棄自己的就職誓詞，就是必須處死自己的親朋好友，因為這些親朋好友不能也不願意服從帝國政府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幾項簡單法令。
與此同時，基督徒沒有受異教臣民的假惺惺的傷感的迷惑，繼續穩步擴大自己的影響。
四世紀後期，羅馬元老院裏的基督徒上訴說，在異教偶像的陰影下面過日子實在有傷感情，請求格霍希恩皇帝把勝利女神像搬走。於是，這座矗立在凱撒建立的宮殿裏達四百年之久的神像從此遠居他鄉了。幾個元老曾經表示抗議，但是無濟於事，只導致了一些人的流放。
這時，遠近聞名的忠誠愛國者昆塔斯·奧里利厄斯·希馬丘斯揮筆寫下一函，提出了折衷的道理。
“為什麼，”他問道，“我們異教徒與基督鄰朋不能和平相處呢？我們仰面看到同樣的星辰，並肩走在同一塊土地上，住在同一蒼天覆蓋之下。每個人自己選擇尋求最終真理的道路又有什麼關係？生存的奧妙玄機莫測。通向答案的道路也不是只有一條。”
他並不是唯一認識這個道理、看出古羅馬宗教開放政策傳統正在受到威脅的人物。與此同時，隨着羅馬勝利女神像的搬遷，已經在拜占庭立足的兩個敵對基督教派之間爆發了激烈內訌。爭執引起了世所未聞的以寬容為題的最為才智勃發的討論。哲學家西米思蒂厄斯是討論發起人，他對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誠不渝，但當瓦斯林皇帝在正統與非正統的基督徒論戰中偏袒一方時，他也感到必須曉以皇帝真正的職責。
他說：“有一個王國，任何統治者休想在那裏施展權威，這就是美德之國，個人宗教信仰之國。在它的版圖裏實施強制必然會導致建立在欺騙上的虛偽和皈依。因此，統治者還是以容忍一切信仰為好，因為只有寬容才能防止公眾衝突。況且，寬容乃神聖之道，上帝自己已經明確表明容忍多種宗教的意願。上帝能夠獨自辨明人類用以理解神聖玄機的方法，上帝欣賞對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喜歡基督徒的一種禮儀，也喜歡希臘人和埃及人的其它禮儀。”
的確是金玉良言，但根本沒人聽。
古代世界連同思想和理想已經死了，任何倒轉歷史時鐘的企圖都註定失敗。生活意味進步，進步意味磨難。社會的舊秩序迅速土崩瓦解。軍隊成為受外國雇傭的叛民。邊境發生公開叛亂。英格蘭及其它邊沿地區早已落入野蠻人之手。
在最後的災難爆發的時候，數世紀以來一直從事國家公職的聰明年青人發現，晉陞之路除了一條以外都阻死了，這條路就是教會生涯。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操縱地方長官的權力，基督教作者只要全心從事理論題目就能獲得廣泛讀者，基督教外交官只要願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庭里代表羅馬教皇、或願意冒險到高盧或斯堪的那維亞博得野蠻人酋長的友情，就可以步步高升。要是當了基督教財務大臣，還可以掌管那片曾使拉特蘭宮的佔有者成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人家的飛快增長的領地，尤其可以大發橫財。
我們在過去五年中已經見過本質相同的事情，到一九一四年為止，野心勃勃、不指望靠手工勞動過活的歐洲青年人仍想擠入政府部門供職，在不同的帝國和皇家陸軍、海軍中當官。他們把持法庭要位，掌管財政，或在殖民地當幾年總督或軍事司令官。他們並不奢望富有，但他們的官職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威望，只要聰明、勤奮、誠實，就可以贏得美滿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晚年。
繼而戰爭來臨了，它把社會舊封建結構的殘渣餘孽蕩滌殆凈，下層階層掌握了政權。一些正式官員已經年邁，不能再改變一生形成的習慣，便典賣了自己的勳章，離開了人世。然而絕大多數人都順潮流而動。他們從小接受教育，把生意經視為低下，不屑一顧。也許生意是不足掛齒的，但人們總得選擇是進辦公室還是進貧民院。為信念寧願餓肚皮的人相對是少數，大動亂后沒過幾年，我們便發現大多數政府官員和軍官都並非不情願地跑起生意來，而十年前他們是絕不會問津此事的。此外，由於他們中多數人的家庭世代從事行政工作，指揮別人猶如輕車熟駕，因此在新的生涯中總能進展得順利些，比所期望的更為幸福和富足。
生意在今天的情形，也就是教會在十六個世紀以前的寫照。
一些年輕人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赫爾里斯神、羅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戰爭的英雄，要讓他們接受一個奴隸的兒子、一個樸素牧師的教誨並不那麼容易；然而，出身奴隸的樸素牧師所奉獻的東西，正是那些把祖先追溯到赫爾里斯伸、羅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戰爭英雄的年青人所如饑似渴盼望得到的。因此如果雙方都智敏通達（也很可能是這樣），就能很快學到彼此的長處，和睦相處。這是歷史的又一條奇怪法則：表面的變化越大，就越一成不變。
自古人類形成之時起，就似乎有一條不可避免的規律，即小部分聰明男女統治，大部分不太聰明的男女服從。兩類人在不同時代中分別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領導，另一方代表軟弱和屈從，分別稱為帝國、教堂、騎士、君主和民主、奴隸、農奴、無產者。但是，操縱人類發展的神秘法則無論是在莫斯科，還是在倫敦、馬德里和華盛頓，都異曲同工，不受時間地點限制。它常常以怪異的形式或偽裝出現，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對人類的愛、對上帝的忠實和給絕大多數人帶來最大好處的謙卑願望。但是在宜人的外殼下面卻一直藏有並繼續藏有原始法則的嚴酷真理：人的第一職責是生存。一些人對於人類出生在哺乳動物世界的事實很惱人，也對這種論點很反感。他們稱我們是“實利主義者”，“憤世嫉俗者”，如此等等。他們一直把歷史當做娓娓動聽的神話故事，因此一旦發現歷史也是一門受制於操縱其它事物的無可動搖的規律的科學時，便大驚不已。他們也許還會反對平行線法則和乘法口訣表吧。
我奉勸他們還是服從規律為好。
這樣，也只有這樣，歷史才能對人類有實用價值，而不是一夥從種族偏見、部落的專橫和廣大居民的無知中坐收漁利的人所結下的聯盟。
誰要是對此懷有疑心，便請在我幾頁前所寫的這幾個世紀的歷史中尋找佐證吧。
請他研究一下最初四個世紀教會領導者的生平。
他肯定會發現，教會頭目都出身於古老的異端社會，在希臘哲學家的學校里受過栽培，只是到後來不得不選擇一個職業時才轉到基督教會。當然其中有幾個人是受了新思想的吸引，至誠盡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誨，但大部分人從效忠凡世主人轉變到效忠天國統治者，是因為晉陞的機會多一些。
教會一方也通情達理，通人心靈，因而並不過份細究許多新信徒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突然改奉基督教的，還認真地對所有人做到仁至義盡。有些人嚮往實利凡俗的生活，教會便提供機會使他們在政界和經濟界大顯身手。情趣不同的人對信仰情深義重，教會便提供機會讓他們離開擁擠不堪的城市，在安寧中深思冥想生存的弊端，追尋他們認為對靈魂的永恆幸福至關重要的個人聖境。
開始時，這種信奉上帝、默禱冥思的生活顯得非常自在。
教會在建立后的最初幾個世紀裏，只是對住在遠離權力中心的下層百姓有鬆弛的約束。但是當教會繼帝國之後成為世界的主宰、成為擁有大片土地的強大政治組織之後，隱居生活的可能性便減少了，許多善男信女開始嚮往“過去的好日子”，那時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致力於做善事和禱告。為了追尋幸福，他們便想用人為的方法創造一些條件，再現過去在自然發展中形成的局面。
這場爭取修道院式生活的運動起源於東方，它對以後一千年的政治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為教會鎮壓不信教者或異教徒的戰爭提供了一支忠實有用的突擊隊。
我們對此不必驚詫。
濱臨地中海東岸的國家的文明已經很古老了，人民已經精疲力盡。僅在埃及就有十種不同文化此伏彼起，自從第一個居民在尼羅河谷住下來，這些文化便以不同方式循環往複，底格利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平原也是這樣。生活的虛無縹緲和人類努力的徒勞無益，都反映在路旁成千上萬個廟宇和宮殿的廢墟里，比比皆是。歐洲年青一代接受了基督教，是出為它體現了他們對生活的迫切期望，激發了他們剛剛復蘇的精力和熱情。但是，埃乃人和敘利亞人對自己的宗教生活卻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宗教對他們來說意味着盼望已久的解脫。他們懷着對死亡的快樂時辰的期望，逃離記憶的屍骨場，躲進沙漠，只與悲傷和上帝做伴，把存在的現實置之腦後。
出於某些難以解釋的原因，改革似乎總能對士兵有特殊號召力。他們比任何人都更為直接地接觸到文明的野蠻和恐怖的一面。此外他們還懂得，沒有紀律就一事無成。為教會而戰的最偉大的勇士是查理五世軍隊中的一個上尉。他是把精神落伍者組成簡單團體的第一個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軍隊中當過列乓，名叫帕肖米厄斯，埃及人。他服完兵役后，便加入到一小撮隱居者當中，頭目是來自同一國家的人，叫安東尼。帕肖米厄斯離開了城市，與沙漠上的豺狗泰然相處。不過，隱居生活往往會導致種種思想矛盾，引起某些可悲的過份虔誠，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頂上或荒蕪的墳墓裏面度日（這給異教徒以笑料，使真正信仰者悲傷），於是帕肖米厄斯決定把這個運動建立在更為實際的基礎上。他成了第一個宗教秩序的奠基者。從那時起（四世紀中葉），住在一起的隱居者都服從一個司令官，稱他是“最高統帥”，他可以任命不同修道院的院長，把林立的修道院稱為主的堡壘。
帕肖米厄斯死於三四六年。在他死去之前，他的修道院思想被亞力山大時代的阿塔納修斯主教從埃及帶到了羅馬。數以千計的人開始藉此機會逃離現實世界，避開它的邪惡和慾壑難填的勒索。
然而，歐洲的氣侯和人們的本性使創始人必須把宏圖稍做修改。在冰天雪地里，饑寒交迫的滋味可不象在尼羅河谷那樣容易忍受。況且，西方人的頭腦很實際，神聖的東方理想表現出的又骯髒又邋遢，不但不會給他們以啟迪，反而使他們覺得噁心。
意大利人和法國人們心自問，“早期教會嘔心瀝血做的善事有什麼結果呢？幾個人住在千里之外深山老林的潮濕帳篷里禁慾苦行，難道這樣寡婦、孤兒和病人就從中受益了嗎？”
西方的頭腦非要把修道院體系改變得合理一些不可，這要歸功於一位住在亞平寧山脈的納西亞鎮人。他叫本尼迪克特，通稱聖人本尼迪克特。他的父母送他到羅馬求學，但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靈充滿了恐怖。他逃到阿布魯齊山的蘇比亞克村，躲進了尼魯時代的一座古老鄉間行宮裏。
他與世隔絕地隱居了三年，美德的盛名便在鄉間傳開了。願意與他接近的人很快能名騷天下，於是隱居者蜂擁而至，多的足以組建十幾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便告別了土窟，成為修道生活的制典人。他首先立法，字裏行間流露出他的羅馬血統的痕迹。發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規的僧人可別指望能遊手好閒，除去做祝福和默禱之外，他們還要在田野里躬耕。年紀太大不能幹農活的，要教育年輕僧人如何當一個好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們審慎守職，使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教育在一千年中獨樹一帆，在中世紀大部分時間裏都得到獲准教養才能超著的年輕人。
做為報酬，僧人們得到了體面的衣服，豐富宜口的食品和床鋪，每天不幹活不禱告的時候還能睡上兩三個小時。
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不可只是逃離現實世界和義務去為來世靈魂做準備的凡夫俗子，而是上帝的僕人。他們必須在漫長痛苦的試用期內使自己配得上新的尊稱，繼而在傳播上帝王國的力量和榮耀中起直接積極的作用。
在歐洲不信教的人們中的初步傳教工作已經完成了。不過，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化為烏有，必須得到居民百姓和官員們有組織的支持。於是僧人們扛着鐵鍬和斧頭，捧着禱告書，來到德國、斯堪的那維亞、俄國和遠方冰島的不毛之地，耕耘，收穫，佈道，辦學，第一次為遙遠的土地帶來了大多數入只是道聽途說的文明之音。
所有教會的最高執行首腦羅馬教皇正是用這種方法激發了形形色色的人類精神力量。
務實的人可以得到機會揚名天下，就象做夢者能找到靜靜叢林中的幸福一樣，沒有白做的運動，沒有浪費的事情，它所導致的是力量的增長。很快，皇帝和國王如果不屈尊體親自詡為基督迫隨者的要求，就坐不穩自己的寶座了。
取得最後勝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因為它表明基督教的勝利是有確實原因的，絕不是（如一般人所認為的〕心血來潮迸發出來的浩蕩宗教狂熱的結果。
對基督徒的最後迫害發生在戴奧里先皇帝時代。
奇怪的是，戴奧里先本來不是借近衛軍之力統治歐洲的眾多君主中最壞的一個，可是他卻飽受古往今來被召來管理人類的人所遭到的非難。其實，他連最基礎的經濟知識都一竅不通。
他發現自己的帝國正在四分五裂、一落千丈。他一生都從事戎馬生活，深知致命的弱點就在羅馬的軍事體制內部，這個體制把邊沿地區的防衛任務交給佔領地的士兵，而這些士兵早已經喪失鬥志，變成了悠閑自得的鄉下佬，賣白菜和胡蘿蔔給那些按說應該遠遠拒之於國門之外的野蠻人。
戴奧里先無法改變風雨飄搖的體制，為解救燃眉之急，他建立起一支新型野戰軍，由年輕機敏的戰士組成，一俟入侵便能在數周內開赴帝國的任何角落。
這個主意倒是不錯。不過，就象所有帶軍事色彩的好主意一樣，需要的花銷十分龐大，要以賦稅的方式由內地老百姓掏腰包。不出所料，百姓們群情激憤，高呼再繳錢就家徒四避了。皇帝答覆說百姓們誤解了，並把只有劊於手才有的權利交給了收稅官，但是一切都無濟於事，因為各行各業的臣民兢兢業業苦幹一年，到頭來反而虧損，便都丟開住宅家庭，蜂擁到城裏或乾脆當流浪漢。可是皇帝陛下卻一不做二不休，又頒佈了一項用以解決困難的法令，這表明古羅馬共和國墮入東方專制主義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大筆一揮，使所有政府機關和手工業、商業都成為世襲的職業，也就是說，官員的兒子註定要做官，不管願意不願意，麵包匠的兒子即使有從事音樂或典當業的天才也要繼承父業，水手的兒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暈船也得在船板上飄流一生。苦力雖然在技術上是自由的，但必須在出生地生老病死，不得越境一步，無異於一般奴隸。
誰要是以為自信心極強的統治者能夠或者願意容忍由一小部分人根據自己的好惡去遵守或是反對那些規定和法令，那就大錯特錯了。但是我們在評價戴奧里先對基督徒的粗暴時必須記住，他已經進退維谷，還深深地懷疑數以百萬計的臣民對他的忠誠，他們只知在皇帝的庇護下紙醉金迷，卻作壁上觀，絲毫不替國家分憂。
早期基督徒從未動筆寫下過任何東西。他們期望世界隨時會土崩瓦解，既然花錢費時的文學成果也會在不足十年內被大火焚燒殆盡，為什麼還要徒勞無益呢？但是新教並沒能使預言兌現。基督的故事（經過一百年的耐心等待后）被人添枝加葉地口口相傳，也已經改頭換面，虔誠信徒不辨真偽，無所適從了。於是，人們感到有必要搞一本權威性的書，把耶穌的幾個短傳和聖徒信件的原稿綜合成一卷。這就是《新約》。
書中有一個章節叫《天啟錄》，它包括關於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證和預言。人們自從羅慕路斯時代就知道羅馬建立在七山之中。這個奇特章節的匿名作者的確小心翼翼地把那個城市稱為他深為憎惡的巴比倫，但還是沒有逃脫帝國官員的理解力。書中把那座城市說成是“妓女的母親”和“地球的污點”，飽浸着聖人和犧牲者的鮮血，是所有魔鬼和邪惡梢靈的棲身之所，是一切骯髒可憎的鳥類的卵巢，還有許多諸如此類的不敬之詞。
這些言論可以被解釋為出自一個可憐狂熱者的胡言亂語，這位狂熱者想起了五十年來被害的許多朋友，被憐憫和怒火蒙住了眼睛。然而宣讀這些言論是教堂莊嚴禮拜式的一部分，要周復一周地在基督徒聚會的地方傳誦，旁觀者自然會認為，它表達了基督徒對台伯河畔強大城市的真實感情。我並不是說基督徒沒有理由產生旁觀者所說的感情，但我們也不能因為戴奧里先沒有產生這種熱情而責備他。
但這並不是全部。
羅馬人對一個聞所未聞的概念日趨熟悉起來，這就是“異教徒”。起先“異教徒”的名字只是用於那些願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稱一個“教派”。但漸漸地它的意思縮小到那些不信仰由教會權威制定的“正確”、”合理”、“真實”、”正統”的教旨的人，用聖徒的話說即為“異端、謬誤、虛假和永恆錯誤”的人。
幾個仍抱着舊信仰不放的羅馬人可以免遭異端邪說的罪名，因為他們仍然隔膜在基督教徒之外，而且嚴格來講也不允許他們解釋自己的觀點。同樣，《新約》中的一些話也有傷皇帝的自尊，如“異端邪說是可怕的邪惡，猶如通姦、猥褻、淫蕩、偶像崇拜、巫術、怒火、爭鬥、兇殺、叛亂、酗酒”，還有一些，出於禮貌，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所有這些導致了摩擦和誤解，繼而產生迫害。羅馬監獄裏又一次擠滿了基督囚徒，劊子手大大增加了基督犧牲者的數目，血流成河，卻一無所獲。最後戴奧里先黔驢技窮，放棄了統治地位，回到達爾馬提亞馬海岸做羅納的家鄉，一心一意從事更有趣味的消遣——在後院裏種大元白菜。
他的繼承者沒有繼續鎮壓政策。相反，他看到用武力剪除基督教已經無望，便大力從事一筆不光彩的交易，想通過收買來贏得敵人的好感。
這發生在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第一次以官方名義承認了基督教會。
如果有朝一日我們有一個“國際歷史修改委員會”，所有皇帝、國王、總統、教皇、市長，凡享有“大”字稱號的，都要以特定的準繩來衡量，那麼其中站在“國際歷史修改委員會”法庭前需要審慎研究的一位就是上面所提的君士坦丁皇帝。
這個狂野的塞爾維亞人在歐洲各個戰場上揮舞長予，從英格蘭的沃克打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拜占廷。他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和侄子，還屠殺了一些地位低卑的親戚。然而儘管如此，由於他在面臨最危險的對手莫克贊蒂厄斯時驚慌失措地為獲得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許願，反而贏得了“第二個摩西”的名聲，亞美尼亞和俄國教會都推崇他為聖人。他生來死去都是個野蠻人，雖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至死還試圖用蒸祭祀羊的五臟卜測未來。然而人們卻忘記了這些，只是盯着皇帝用以保證可愛的基督臣民“自由表達思想和集會不受干擾”的權利的著名《寬容法》。
我在前面已經講過，四世紀上葉的教會頭目都是些實用政治家，他們終於使皇帝簽署了這個值得紀念的法令，使基督教從小教派的行列中一躍成為國教。不過，他們知道成功是怎樣取得的，君士坦丁的後裔對此也一清二楚，他們想大展伶牙俐齒的解數掩蓋這些，但機關算盡仍不能瞞天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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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給我吧，強大的統治者”，內斯特主教對狄奧多西皇帝說道，“把教會的全部敵人都交給我吧，我將給你天堂。與我站在一起，把不贊成我們教義的人打倒；我們也將與你在一起，打倒你們的敵人。”
在過去的二十個世紀中，還有過其它交易。
但是這個無恥妥協使基督教從此大權在握，這種事在歷史上還是寥寥無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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