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伏爾泰
在當今時代里，我們常聽人們說起新聞廣告人員的惡毒努力，許多好人都指責“宣傳”是現代魔鬼的一項成功發明，是一種既新奇又拙劣的方法，為的是使人們注意某個人或某項事業。不過這種責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一般認為“宣傳”是最近才發明的。但是如果不帶偏見地看待過去的事件，就會發現這與事實恰恰相反。《舊約》中的預言家們，不管大小，都曾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師。用新聞行業的話說，希臘和羅馬的歷史是一個長長的連綿不斷的“宣傳噱頭”。有些宣傳是體面的。但大部分都是現在連百老匯都拒絕刊登的眼花繚亂、粗俗卑劣的宣傳。
象路德和加爾文這樣的改革者們都充分懂得精心佈置的廣告的巨大價值。我們不能責怪他們。他們不能象紅菊花那樣，只要謙卑愉快地生長在路邊就行。他們非常認真。他們想讓自己的觀點發揚光大。要取得成功，不吸引一大群追隨者怎麼行呢？
肯皮斯的某一個托馬斯，在一個寺院的安靜角落裏生活了整整八十年，這種長期的自願流放，如果及時做廣告（原原本本地），就會產生深遠的道德影響，好奇心會驅使着人們去閱讀那本關於他一生祈禱和思考結晶的書，銷路會很好。但是阿西斯的某一個弗朗西斯或羅耀拉如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勞動確實成效，那他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地使用現在常常與馬戲團或電影新星聯繫在一起的那種方法。
基督教特彆強調謙虛，讚美那些精神謙卑的人。但是讚揚這些美德的佈道現在之所以能成為人們談論的一個話題，卻是因為當時在宣揚時用了特定的方法。
難怪那些被譴責為教堂不共戴天的敵人的男男女女們，在抗爭西方世界的精神專制侄梏時，從聖經上撕下一頁來，並採用了一種相當奇特的宣傳方法。
我提供這個不足掛齒的解釋，是因為善於做大量宣傳的最偉大的學者伏爾泰，有時不擇手段地利用了人們思想上的空虛，因而經常受到抨擊。也許他的手法並不總是那麼高明，但是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或許不這麼看。
進一步來說，就象檢驗布了要通過品嘗一樣，對象伏爾泰這樣的人的成功或失敗也應該根據他究竟為他的同胞們做了些什麼貢獻來評定，而不是他所喜歡的衣服、玩笑或糊牆紙。
這個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說：“我沒有王權又有什麼關係？我有一支筆。”他對了。他有一支筆。他有許多支筆。他是鵝的天敵，因為他使用的鵝毛筆比二十多個一般作家用的還要多。他屬於文學巨人那一類人，他們都孤獨一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寫的文章也和作家協會所有的作家總數寫的一樣多。他在骯髒的鄉下客棧里伏案疾書。他在冰冷孤獨的鄉下客房裏創作出了無以數計的六韻步詩歌。他的稿紙佈滿了他在格林威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他把墨水飛濺到普魯士王家住宅的地毯上，還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獄監獄長名字的私人信箋。當他還在玩滾鐵環和做彈球遊戲時，尼農·德·蘭克羅曾送給他一筆數目可觀的零用錢，讓他“買一些書”，八十年後在同一個巴黎，我們聽見他說要買一本大頁紙和散裝咖啡，以便在無法逃脫的死亡長眠來到之前再寫完一部書。
關於他撰寫的悲劇、故事、詩歌、哲學以及物理論文，都無需在本書里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評論。他的十四行詩並不比同時期的幾十個詩人寫得好。作為歷史學家，他的資料並不可靠，而且乏味得很，他在科學領域的探險也只能達到我們在星期日的報紙上看到的那種水平。
但他是愚蠢、狹隘、固執和殘忍的敵人，由於勇敢而堅強，他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之前。
伏爾泰生活的年代是個走極端的時期，一方面是一個極端自私和腐敗過時的宗教、社會和經濟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積極但又過分熱忱的青年男女，他們想搞個太平盛世，但完全沒有實際基礎，只不過是一片好心罷了。他是個不引人注意的公證員的兒子，體弱多病，詼諧的命運把他扔進了鯊魚和蝌蚪的大旋渦里，要麼溺死，要麼游出來。他願意游出來衝到岸上。他長期同逆境作鬥爭的方法常常令人懷疑。他乞求、諂媚、充當小丑的角色。但這是在他沒有版稅和成為文學巨人之前的所做所為。讓這個從來也不為混飯吃而粗製濫造作品的作者扔出第一塊石頭吧！
這並不是說，伏爾泰為了幾塊多餘的磚塊發愁。在他漫長而繁忙的一生中，他獻身於與愚蠢的鬥爭，經歷了無數次挫敗，因此不在乎被當眾打一頓或是挨了人家扔來的香蕉皮這類小事。但他是一個不屈不撓、充滿了希望的樂天派。如果他今天在陛下的監獄裏消磨了時光，說不定明天就會在驅逐他的同一個宮庭里得到一個名聲顯赫的職位。如果說他的一生都被迫去聽那些憤怒的鄉村牧師罵他是基督教的敵人，有誰知道在塞滿了情書的碗櫥的某個角落裏，說不定扔着教皇贈送給他的一枚漂亮的勳章，以證明他既能遭到教會的非難，也能受到教會的讚許。
這是不足為奇的。
他盡情地領略人間的快樂，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過着奇怪的、豐富多彩的生活。
伏爾泰在血統上屬於中間階層。他的父親，由於缺少一個得體的名稱，可以稱為開私立信託公司的那類人。他給許多富豪貴族的心腹打雜，兼管他們的法律和財務利益，因此年輕的亞魯艾（因為這是他家的姓）習慣於接觸比自己的家庭境遇稍為好點的階層，這在後來的生活中給予了他壓倒大多數文學對手的有利條件，他的母親是一個叫德·奧瑪爾德小姐的人。她是個窮姑娘，沒給丈夫帶來一分錢的嫁妝。但是她的姓前有一個小小的“德”字，所有法國中產階級（和一般歐洲人，特別是為數不少的美國人）對此都肅然起敬，她丈夫覺得獲得這樣的獎賞是相當幸運了。她的兒子也沉浸在被封為貴族的祖輩給他帶來的榮耀里，他一開始寫作就把帶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瑪麗·德亞魯艾改為更具有貴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瑪麗·伏爾泰，但是他如何更改、在什麼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還是一個不解之謎。他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伏爾泰非常喜歡姐姐，她在母親去世后一直照料他。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忠實牧師，非常熱情和正直，但伏爾泰討厭他，這是他盡量不在父親名下生活的一個原因。
父親亞魯艾不是傻瓜，他很快就發現小兒子是一個不逞之徒。為此他把兒子送到耶穌會，希望他成為一個精通拉丁文六步韻詩和斯巴達式的嚴於律己的人。虔誠的神父們盡最大的努力開導他，給這個下肢細長的學生進行已經消亡和正在使用的語言的扎紮實實的基礎訓練。但是他們感到不可能根除這孩子的某種“古怪”才能，這從一開始就使他有別於其他的學生。
伏爾泰十六歲的時候，教士們都很樂意讓他離開耶穌會。為了贏得父親的歡心，年輕的弗朗西斯開始學習法律。不幸的是，一個人不可能整天閉目塞聽地讀書。晚上有許多困散的時間。為了消磨時光，伏爾泰不是為地方報紙撰寫一些滑稽風趣的小故事，就是在附近的咖啡店給他親密的朋友們朗讀他的文學新作。兩個世紀以前過這種生活一般是被認為要下地獄的。父親亞魯艾充分意識到兒子所冒的危險。他求助於一個頗有影響的朋友，為弗朗西斯在海牙的法國使館裏謀得一個秘書職位。荷蘭的首都，當時和現在一樣，單調得出奇。由於沒有事情好做，伏爾泰就開始和一個不特別漂亮的女孩談戀愛了。女孩的母親是一個社交界的記者，一個令人生畏的女人。這位夫人希望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更有前途的黨徒，就趕忙找到法國大使，請求他在整個城市還不知道這件醜聞的時候趕走這個危險的羅密歐。大使自己已經是自身艱保了，不想再找麻煩。他把自己的秘書匆匆忙忙地攆上去巴黎的下一輛公共馬車，弗朗西斯丟掉了工作，再次處於父親的支配之中，
在這種緊急的時刻，亞魯艾想了一個權宜之計，這種方法常常被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國人採用。他要求並得到一封“蓋有國王封印的信”，把信放到兒子面前，讓他要麼到強制空閑的監獄去，要麼寫一份到法律學校勤奮用功的申請書。兒子說他選擇后一種出路，並保證做勤奮和用功的模範。他信守諾言，投入自由創作小冊子的幸福生活，這方面的勤奮使整個鎮子都議論紛紛。這當然不符合父親的口味，於是他決定運用做父親的權利把兒子從塞納河的尋歡作樂的場所趕走，讓他到鄉下的一位朋友家裏住一年。
在鄉下，天天都有二十四小時的閑暇時間（包括星期日在內），伏爾泰開始非常認真地學習文學並且創作出了他的第一個劇本。十二個月的清新空氣和受益不淺的單調生活之後，他被准許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馬上寫了一系列諷刺攝政王的文章來彌補失去的時間。其實對於那個卑鄙的老傢伙，罵他什麼都不過份，但是他一點也不喜歡伏爾泰這樣替他做宣傳。以後的文章招來了第二次流放，最後還不得不去巴土底獄呆一段時間。但是當時的監獄，也就是說為象伏爾泰這樣在社會上很有名望的年輕紳土準備的監獄，並不是壞地方。囚犯不允許擅自離開房間，但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這正是伏爾泰所需要的。巴黎中心的孤獨牢房給了他做一些認真工作的機會。他被釋放的時候已經完成了好幾個劇本，都非常成功，其中一個連續上演了四十五個晚上，打破了十八世紀的所有紀錄。
這不僅使他賺了一筆錢（他非常需要錢），而且使他獲得了才子的名聲，這對於一個還得為前途奮鬥的年輕人來說是最不幸的，因為從此以後，人們把在林蔭大道上或是咖啡館裏開的能在幾小時內博得人們歡迎的玩笑都歸罪於他。順便提一句，這也是他到英國學習自由黨政治家的研究生課程的原因。
一七二五年，伏爾泰對古老而又無用的羅漢家族開了（或沒開）幾句玩笑，羅漢的騎士感到自尊心受到打擊，一定要對此報復一下。當然不可能讓古代統治者的後代和一個公證員的兒子舉行決鬥，這位騎士就把復仇的事交給了他的侍從們。
一天晚上伏爾泰正與父親的一個主顧蘇里公爵一起吃飯，有人告訴他外面有人要找他。他到了門口，就被羅漢爵士的侍從們狠揍了一頓。第二天這件事在鎮子裏不脛而走。伏爾泰在打扮得最體面的時候也活像漫畫上的醜陋的小猴子。他鼻青眼腫，頭上纏滿了繃帶，成了人們評論的再好不過的話題。只有採取一種非常斷然的措施才能挽救他，使他不在滑稽報紙的手裏名聲掃地。肚子裏的生牛排一給他鼓勁，伏爾泰先生就把他的見證人送到羅漢騎士那裏，然後開始緊張地練習劍擊，準備進行一場殊死的決鬥。
哎呀，等到大戰的那天早晨，伏爾泰發現自己再次被送進監獄了。羅漢這個地地道道的無賴，把這場決鬥交給了警察，於是決鬥的勇士被拘留起來，直到給了他一張去英國的車票才被釋放。伏爾泰被打發向西北方向起程，並且被告知，只要陛下的憲兵不發邀請，他就不許回法國。
伏爾泰在倫敦和倫敦附近住了整整四年。不列顛王國並不是個真正的天堂，但和法國相比，多少還有一點天國的樣子。
皇家斷頭台給這塊土地撒下了一道陰影。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是所有身居要職的人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發生在死去的查理王身上的事也會發生在任何膽敢把自己置干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至於國教，當然官方教堂要享受某種權力和優厚的待遇，但是喜歡在別的地方做禮拜的人也可以平安度日，與法國相比，宗教神職人員對國家事務的直接影響幾乎是微不足道的。承認是無神論者的人和一些令人討厭的不信奉國教的人，偶爾可能得到賞光到監獄裏逛一逛，不過對於路易十五的臣民來說，英國一般的生活狀況還是完美的。
一七二九年，伏爾泰回到法國，雖然得到了允許生活在巴黎，但是他很少利用這種特權。他象一隻戰戰兢兢的動物，樂意從朋友們手裏接過一塊白糖，卻又總是十分警覺，稍微有一點危險的跡象就會逃之夭夭。他努力地工作。他寫了大量作品，根本不管時間和事實，自己選定題目，從利馬和秘魯講到俄國和莫斯科，寫了一系列知識淵博、通俗易懂的歷史劇、悲劇和喜劇。四十歲時，他已經是當時獨步一時的文學家了。
另一件事，使伏爾泰接觸到了一種不同的文明。
在遙遠的普魯士，善良的弗雷德里克國王在土裏土氣的院子裏被一幫土包子簇擁着，大聲地打着呵欠，想能找到幾個能使他快活的人作伴。他非常羨慕伏爾泰，多年來一直想把伏爾泰請到柏林來。但是對於一七五○年的法國人來說，這樣的移居就等於遷到荒無人煙的維吉尼亞，弗雷德里克一再提高給他的款項，伏爾泰這才接受了邀請。
他來到柏林，矛盾也就開始了。普魯士國王和這個法國劇作家都是不可救藥的個人主義者，不可能毫無怨恨地在同一個屋頂下和睦相處。經過兩年的龍爭虎鬥，一場無關緊要的爭吵就把伏爾泰趕回了他樂意稱為“文明”的地方。
不過伏爾泰汲取了一個有益的教訓。也許他是對的，普魯士國王寫的法國詩歌的確很糟糕。但是國王陛下對宗教自由的態度是無可指責的，這就是他比歐洲任何君主更值得一提的地方。
差不多六十歲的時候，伏爾泰回到了自己的故鄉，他沒有心情去接受嚴酷的判決，而法國的法庭正是靠這種判決來維護其秩序的，不允許有什麼嚴厲的反抗詞句。上帝在創世紀的第六天賦予了他的最偉大的產品以神聖的智慧之光，而人類卻不願意利用它，這使伏爾泰一生都為之惱火。他（伏爾泰）痛恨各種形式、各種樣子的愚蠢。他把大部分憤恨都發泄在那些“邪惡的敵人”身上，象古羅馬的政治家一樣，總是威脅要摧毀它。這個“邪惡的敵人”不是別的，就是”大家”。他們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絕思考。
從孩提時代，伏爾泰就感到自己是被一架巨大的機器驅趕着，這架機器似乎是通過一種完全沒有生氣的力量，把殘酷和固執聯在了一起。摧毀或至少打翻這個東西成了他老年的遐想。法國政府並沒有虧待這個特殊的魔鬼，在這個世界上製造了一大堆法律上的醜聞，着實幫了伏爾泰的大忙。
第一件事發生在一七六一年。
在法國南部的土魯斯城裏住着一個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是個新教徒。土魯斯一直是個虔誠的城市。那兒的新教徒不許擔任公職，也不許當醫生、律師、書商或是助產士。天主教的家庭里不準任用新教徒傭人。每年的八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全體居民要用隆重的讚美盛宴和感恩來紀念殺戳新教徒的聖巴塞格梅大慘案。
儘管環境不太妙，卡拉斯一輩子還是和左鄰右合和睦相處。他的一個兒子改信了天主教，但是父親對兒子仍然很好，還對人們說，就他自己來說，他完全可以讓孩子們自己選擇喜愛的宗教。
但是吉恩家發生了一件不可外揚的醜事，那就是關於他的大兒子麥克·安東尼。麥克是個不幸的人。他想成為一名律師，但是這個職業不讓新教徒參加。他是虔誠的加爾文主義者，還拒絕改變自己的信條。思想鬥爭使他患了憂鬱症，最後病魔深深地摧殘了這位年輕人的思想。他開始為父母背誦哈姆雷特的著名獨自，他獨自長時間散步，並常常向朋友們講自殺的好處。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一天晚上，家裏人正在招待一個朋友，這個可憐的孩子悄然離去，跑到父親的儲藏室里，拿了一根打包的繩於，在門柱上懸樑自盡了。
他父親幾小時以後發現了他，他的罩衣和襯衣都疊得整整齊齊放在鞋子的上面。
家裏人絕望了。那時自殺的人要臉朝下赤身裸體地被拖着穿過城裏的街道，然後綁在門外的絞刑架上，讓鳥把屍體吃光。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人，對這樣的奇恥大辱是不甘心的。他們站成一圈，討論應該做什麼和準備做什麼，這時一個鄰居聽到了這場混亂，報告了警察。醜聞迅速傳開了，這條街上馬上擠滿了憤怒的人群，他們大聲呼喊要求處死老卡拉斯，”因為他為了不讓兒子成為天主教徒就把他殺了。”
在小城市裏是無奇不有的，而且在十八世紀法國的鄉下，無聊就象一個黑色的送葬棺材，沉重地壓在人們的身上，因而最無知離奇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們能使人們如釋重負似地鬆一口氣。
高級官員完全清楚在這種可疑的情況下自己應該做什麼，於是他們立即逮捕了卡拉斯全家、客人、傭人及最近去過或接近過卡拉斯家的人。他們把犯人送到鎮公所，給他們戴上鐐銬，扔到專門關押怙惡不悛的敵人的地牢裏，第二天對他們進行了審查。所有人講的都一樣，麥克·安東尼怎樣不露聲色地進了家門，怎樣離開了房間，他們認為他是去一個人散步了，等等。
然而這時土魯斯城的教士們也參與了這件事，在他們的幫助下，可怕的消息傳開了：這個胡格諾派教徒殺害了自己的兒子，因為他要樹立真正的信念，他嗜血成性，因為兒子要轉回到真正的信仰，就殺死了他。
熟悉現代偵破方法的人們會認為官方一定要利用當天對謀殺現場的調查結果。人們都知道馬克·安東尼身強力壯，他二十八歲，父親六十三歲。他父親不經任何搏鬥就輕而易舉地把他掛到門柱上弔死的可能性實在是微乎其微。但是沒有一個鎮議會議員為這微不足道的細節費腦筋，他們忙着收拾受害者的屍體，因為麥克·安東尼的自殺現在被認為應當受到殉教者的待遇，屍體在禮堂里停放了三個星期，被穿白服的懺悔者們按最隆重的儀式埋葬了。他們出於一些不可思議的原因把已死去的加爾文主義看作為自己組織的成員，把他的塗抹了防腐葯料的屍體隆重地送到大教堂，這通常是為主教或當地最富有的資助人採用的儀式。
在這三個星期中，城裏每個佈道壇都一再敦促土魯斯虔誠的人們提供反對吉恩·卡拉斯和他們家的證據，最後大眾報刊徹底拋出了這個案件，審判在馬克自殺了五個月之後開始了。
當時一個審判官靈機一動，提出應該到這位老人的鋪子裏去看看他所描述的那種自殺是否可能，但他被十二票對一票壓倒了，卡拉斯被宣判施以酷刑，用車輪把他撕裂。
他們把卡拉斯帶到刑訊室吊起來，腳離地有一米高，然後使勁拽他的四肢，直到拉得“脫臼為止”（我是抄自官方的報導）。由於他拒不承認自己根本沒有犯過的罪行，就又被放了下來，灌了大量的水，一會兒他的身體就比“原來大了一倍”。他還是否認自己的罪行，就又被抬上死囚車送到劊子手那裏，要把他胳膊和腿都撕開。在後來的兩個小時裏，他心灰意冷地躺在鐵砧上，地方官和教士們還繼續喋喋不休地用問題打擾他，老人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繼續申辯自己無罪。行政總裁被這種固執的謊話弄得火冒三丈，便放棄了對這個無望案子的審理，命令把他絞死。
這時大家的憤怒已經平息了，就沒有處死他家裏的人。卡拉斯的遺孀被剝奪了所有財產，允許她隱居起來，在忠心耿耿的傭人陪伴下，忍飢挨餓地度日。孩子們全都送到修道院去了，只有最小的孩子在哥哥自殺的時候正在尼姆讀書，他很明智地跑到了日內瓦。
這個案子引起了好多人的關注。伏爾泰居住在費內的城堡里（城堡建得離瑞士的邊界很近，只有幾分鐘的路程），聽到了這個案件，但一開始他拒絕窮源究委。他一直與瑞士的加爾文主義的牧師們不和，他們也把矗立在他們自己城裏的那個小小的私人戲院視為明目張胆地挑釁，是惡魔的建築。因此，伏爾泰在目空一切的心境下寫道，這個所謂的新教殉難者並不能激起他的任何熱情，因為如果天主教不好的話，那麼胡格諾教徒一意孤行，拒絕了他的戲劇，就更壞！另外，在他看來（也就是其他許多人看來），那十二個法官似乎很得人尊敬，要說他們無緣無故就把一個無辜的人判處死刑，簡直是不可能。
費內的這個聖人很好客，來者不拒，幾天後從馬賽來了一個商人，他在審判期間正好在土魯斯。他向伏爾泰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資料。伏爾泰終於開始明白了已經犯下的這種罪行的可怕之處，從那兒以後，他就再也放不下這個問題了。
勇氣有許多種，但一等功勛應該留給那些舉世無雙的人們的，他們單槍匹馬，敢於面對整個社會，在最高法庭進行了宣判，而且整個社會都認為審判是合法和公正的時候，敢於大聲疾呼正義。
伏爾泰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敢於控告土魯斯法庭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決，大風暴就會降臨，他象一個職業律師那樣，精心準備自己的訴訟。他訪問了卡拉斯家跑到瑞士的孩子。他給每個可能知道內情的人寫信。他還僱用了辯護人來檢查和修改他的結論，以免自己由於滿腔怒火和義憤而喪失了理智。等他自己的根據有了把握，他就開始了這場戰鬥。
首先，伏爾泰推動每一個在法國有影響的人（他認識大部分人）給國務大臣寫信，要求修正卡拉斯案件。然後他開始尋找卡拉斯的遺孀，找到她以後，又慷慨解囊把她帶到巴黎，僱用了一個最有名的律師照看她。這個女人的精神已經完全崩潰了。她獃獃地祈禱要在她死之前把女兒們從修道院裏領出來。除此之外，她再沒有任何希望。
然後，伏爾泰又和卡拉斯的信奉天主教的兒子取得了聯繫，幫助他逃出學校，到日內瓦找他。最後，他把所有的事實以題為《關於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小冊子出版了，這個小冊於由悲劇的倖存者們的書信組成，一點也沒有涉及伏爾泰自己。
後來，在修改這個案件過程中，伏爾泰還是審慎地躲在幕後，但是他成功地策劃了這場宣傳戰，不久卡拉斯家的訴訟就成為歐洲所有國家所有家庭關心的事情，各地成千上萬的人（包括英格蘭國王和俄國的沙皇）都為幫助被告而捐款。
最後伏爾泰打了一生中最艱苦的一仗，並取得了勝利。
當時，聲名狼藉的路易十五佔據着法國王位。幸虧他的情婦對耶穌會和他們所做的一切（包括教堂在內）都深惡痛絕，因此站到了伏爾泰一邊。但是國王喜歡使享樂高於一切，人們對一個死了的默默無聞的新教徒喋喋不休，這使他很惱火。當然國王只要不簽署新的判決，大臣就不敢採取行動，只要大臣不輕舉妄動，土魯斯法庭就安然無事。他們自認為很強大，用高壓手段不讓伏爾泰和他的律師們接近判決的原始文件。
在這可怕的九個月裏，伏爾泰堅持不懈地做鼓動工作，最後在一七六五年三月，大法官要求土魯斯法庭交出所有關於卡拉斯案件的記錄，並提議進行新的判決。當這項決定公佈於眾時，吉恩·卡拉斯的遺孀和最後回到她身邊的兩個女兒，都來到了凡爾賽。一年以後，受命調查這個上訴案件的特別法庭判決吉恩·卡拉斯是由於一項他沒有犯過的罪被處死的。人們經過巨大的努力，總算說服國王賜給卡拉斯的遺孀和孩子們一小筆錢。此外，處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們都被解了職，這件事很委婉地向土魯斯人民暗示，這種事情不許再重演了。
雖然法國政府對這件事可以採取委婉的態度，但是法國人民的內心裏卻激起了憤怒。伏爾泰突然意識到這並不是獨此一樁的誤判案，還有許許多多象卡拉斯那樣清白的人蒙受了折磨。
一七六○年，土魯斯附近的一個新教徒鄉紳在家裏盛情招待了一個前來參觀的加爾文主義牧師。由於這是個駭人聽聞的罪行，他被剝奪了財產並被處罰作划船苦工。他一定是個非常強壯的人，因為十三年後他居然還活着。別人告訴了伏爾泰他的困境。伏爾泰又着手於這項工作，把這個不幸的人從船上弄走，送到瑞士；妻子兒女也在那兒靠政府施捨度日。伏爾泰一直照料他們全家，直到政府退還了他們一部分沒收的財產，並允許他們回到荒廢的家宅為止。
下一個是紹蒙的案件，這個可憐的人在參加新教徒的露天會上被抓了起來，由於這個罪名，他被遣送到船上作無期的划船苦工，但是後來經過伏爾泰的多方調解，他被釋放了。
然而這些案件對於下面所發生的情況來說，不過是一樁小事。
地點還是在法國屢遭蹂躪的朗格多克，阿爾比和沃爾多異教徒滅絕之後，剩下的是無知和偏見的荒野。
在靠近土魯斯附近的一個村莊裏，住着一位名叫瑟文的老新教徒，很受人們的尊敬，靠鑽研中世紀的法律度日，當時的封建司法制度已經變得非常複雜，連一張普通的租契都象所得稅申報單一樣，能賺大錢。
瑟文有三個女兒。最小的是個從不省事的傻子，專門愛瞎琢磨。一七六四年三月她離開了家。父母四處尋找，音信全無，幾天之後，地區的主教告訴瑟文說，他的女兒拜訪了他，表示要當尼姑，現在她在一個女修道院裏。
幾百年的迫害已經使法國這個地方的新教徒的精神完全崩潰了。瑟文畢恭畢敬地口答說，在這個糟糕的世界裏，每件事都會有好報，並溫順地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運。但是在修道院的異常氣氛里，這個可憐的孩子很快就喪失了最後一點理智，等她開始令人生厭時，就被送回了家。那時她的精神非常沮喪，四周總是有可怕的聲音和魔鬼，她的父母很擔心她的生命。沒過多久她又失蹤了。兩個星期後。人們從一口舊井裏把她打撈了出來。
當時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受審，對新教徒的造謠和誹謗大家都相信。瑟文一家還記得發生在無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便決定不再重蹈覆轍。他們落荒而逃了，在穿過阿爾卑斯山的可怕的旅行中，他的一個小孫子凍死了，最後他們到達了瑞士。但他們走得有點晚了。幾個月之後，父母被判處犯有殺害自己孩子的罪（缺席判罪），並命令要把他們弔死。女兒們被宣判目睹父母的死刑，然後終身流放。
盧梭的一個朋友把這個案件告訴了伏爾泰，他一處理完卡拉斯的事情，就馬上轉到訴訟瑟文一家的案件上。這時瑟文的妻子已經死了，剩下的任務只是為她的丈夫辯護。伏爾泰用了整整七年的時間做這項工作。土魯斯法庭再次拒絕提供任何資料證據，伏爾泰只好又一次開始宣傳，請求普魯士的弗雷德里克、俄國的凱瑟林、波蘭的波尼亞陀斯基捐款，直到迫使國王問津這件事為止。最後在伏爾泰七十八歲時那年，也就是他不屈不撓上訴的第八個年頭，瑟文被宣判無罪，倖存的人得到允許重返家園。
第二個案件就這樣結束了。
第三個案子接踵而來。
一七六五年八月，在離亞眠不遠的阿布維爾鎮子裏，有兩個矗立在路邊的十字架不知被誰折斷了。三個男少年被懷疑犯了瀆聖罪，所以下令把他們抓起來。其中一個逃到了普魯士，剩下的兩個被抓住了。這兩個人中，大一點的名叫巴爾騎士，人們懷疑他是無神論者。人們在他的書堆里發現了一本《哲學辭典》，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師都彙集在這本著名的辭典里，這一點就很值得懷疑。法官們決定調查這個年輕人的過去，他們尋找能把他和阿布維爾案件聯繫在一起的證據。在一次宗教隊伍路過時，他不是沒有下跪、脫帽致敬嗎？
巴爾回答說是的，但是當時他正忙着趕乘一輛公共馬車，並不是有意冒犯。
法官便拷打他，他由於年輕，不能象老卡拉斯那樣忍受痛苦，就承認毀壞了其中的一個十字架，這樣由於他“不虔誠，故意不在聖餅前下跪，不脫帽，唱褻瀆的歌，對瀆神的書有讚許的表示”，還有類似性質不尊敬的罪行，被判處了死刑。
判決非常殘忍（要把他的舌頭用燒得通紅的鐵塊撕下來，右手要被砍掉，並要把他慢慢燒死，而這只是一個半世紀以前發生的事！），激起了民眾的非議。即使犯了所有寫在羅列詳細的起訴書上的罪行，也不能用這種慘絕人寰的方法來屠殺一個少年！人們向國王請願，大臣們被請求緩刑的呼聲包圍了。但是國家動蕩不安，必須殺一儆百，巴爾受了和卡拉斯相同的折磨后，被送上斷頭台斬首了（這是對他的特別恩惠）。他的屍體，連同他的《哲學辭典》以及我們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書，都在大庭廣眾之下被劊子手們付之一炬。
對於那些害怕索茲尼、斯賓諾莎和笛卡爾的不斷增長的影響的人們來說，這倒是賞心悅目的一天。它表明，對於那些誤入歧途的年輕人來說，如果背離正確與錯誤之間這條窄狹道路，追隨一小撮激進的哲學家，這便是不可避免的結局。
伏爾泰聽說后就接受了挑戰。他已快過八十歲生日了，但他還是以過去的熱情和充滿正直怒火的頭腦投入到這個案件中。
巴爾由於“褻瀆”而被處死。伏爾泰首先要找出是否有這樣一條法律，人們犯了假設的罪就能夠被處死。他找不到這樣一條法律，接着他又詢問他的律師朋友們。他們也我不到這樣的法律。人們漸漸地明白了，是法官們用他們邪惡的狂熱“發明”了這樣一個合法捏造，以便幹掉犯人。
在處決巴爾的時候，到處都是不堪入耳的謠言。現在出現的這場風暴迫使法官們不得不審時度勢，對第三個年輕犯人的審判從來沒有得出結論。至於巴爾，他一直未能雪冤。複審案件拖拉了許多年，到伏爾泰去世的時候還沒有結果。但是他打出的這一擊已經開始奏效了，它即使不是為了寬容，至少也是為了反對不寬容。
由於愛搬弄是非的老婦人的煽動和腐朽法庭的判決而作出的種種可怖的行逕到此結束了。
懷有宗教企圖的法庭只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行事才能成功。伏爾泰採取的這種進攻方法法庭是抵擋不住的。
伏爾泰打亮了所有的燈，僱用了龐大的樂隊，邀請大家來參加，逼得敵人走投無路。
結果，敵人一籌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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