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舊時代的新招牌
現代詩人中的最偉大者把世界看做一片大海，有着許多船隻在航行。每當一隻船撞上另一隻，便產生“美妙的音樂”，人們稱它為歷史。
我願意借用海涅的大海，不過只是為了自己的目的和比喻。我們在孩提的時候喜歡向水池裏扔石子，覺得好玩。石子濺起美麗的水花，漂亮的漣漪引起不斷擴大的圓圈，很好看。如果手邊有磚頭（有時正好有），還能用核桃殼和火柴做成“無敵艦隊”，讓它陷於壯觀的人為風暴之中。沉重的投擲物可別讓人失去平衡，不然會把離水太近的小孩摔下去，弄得他事後躺在床上，連晚飯都吃不了。
在專門為成人保留的世界裏，同樣的消遣並不是無人知曉，但結局卻遠為慘痛。
一切都平靜安然，陽光明媚，滑冰者歡快地搖擺着。突然，一個膽大的壞孩子抱着塊大石頭來了（天曉得他是從哪兒找來的），別人還沒來得及攔住他，他已經用力把石頭扔在池塘中間，接着是一場大亂。大家問是誰幹的，該怎樣揍他的屁股。有人說：“放他走吧。”其它人嫉妒這孩子，因為他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就也拾起周圍的舊東西扔進水窪，大家都濺了一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結局往往是一場群毆，幾百萬人打破了腦袋。
亞力山大就是這樣一個膽大的壞孩子。
特洛伊的海倫美麗動人，是個膽大的壞女人。這些人充斥了歷史。
但從古至今，最壞的肇事者是那些卑鄙的小人，他們懷有自己的目的，把人們一潭死水般的思想上的冷漠態度作為用武之地。頭腦正常的人對他們恨之入骨，一旦抓住他們，就非科以重罰不可，我對這一點毫不奇怪。
想一想近四百年他們造成的災難吧。
他們是復辟舊世界的首領。中世紀的雄偉城壕反映這樣一個社會的影子：它在顏色和結構上都很諧調。它並非完美無缺，但人民喜歡它，愛看自己小宅院的紅磚牆與昏灰色的天主教堂溶為一體，教堂塔樓居高臨下，望着他們的靈魂。
文藝復興可怕地飛濺而起，隔夜間天翻地覆。不過這僅僅是開始。可憐的自由民剛從震驚中清醒過來，嚇人的日耳曼僧人又出現了。他們帶來整整一車特意準備的磚頭，扔進教皇的環礁湖中心。這的確太過份了，難怪世界花了三個世紀才從震驚中恢復過來。
研究這段歷史的老歷史學家常犯一個小錯誤。他們看到動亂，下定論說漣漪是由一個共同原因引起的，並輪換稱它是文藝復興或宗教改革。
如今我們了解得清楚多了。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是兩項運動，都宣稱追求同一個目的。不過它們為達到最終目標所採取的手段卻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義者和新教徒雙方經常互懷敵意。
雙方都信仰人應享有最高的權利。在中世紀，個人淹沒於集體之中。這不象約翰·多伊。約翰·多伊是個聰明人，隨意來去，任意做買賣，十幾個教堂中他想去哪個便去哪個（也許哪個都不去，這要看他的嗜好和偏見）。他一輩子從生到死都遵循經濟和精神禮節的僵板小冊子行事，這小冊子教導他說，身體是從自然之母哪兒隨便借來的次品衣服，除用來暫時寄託靈魂外毫無價值。
這種訓練使他相信，這個世界只不過是通往未來美好位界的中繼站，對它應持鄙視態度，就象去紐約旅行的人鄙視昆斯敦和哈利法克斯一樣。
約翰很安於這個世界，幸福地生活着（因為他只知道這個世界）。這時來了兩個神仙教母：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她們說：“高貴的公民，起來吧，從今住后你自由啦。”
約翰問道：“自由去幹什麼？”她們回答不一。
“自由去追求美的東西”，文藝復興回答。
“自由去探求真理”，宗教改革告誡他。
“自由去探索過去，那時的世界是真正屬於人類的。自由去實現詩人、畫家、雕塑家和建築家曾一心一意追求的理想。自由去把整個宇宙囊括在你的永恆的實驗室里，使你知道它的一切奧秘，”文藝復興許諾道。
“自由去研究上帝的言詞，你會得到靈魂的拯救和對罪孽的饒恕”，宗教改革警告道。
她們轉身走了，留下可憐的約翰·多伊享有新的自由。但是，新自由比昔日的束縛更令人難受。
不管是萬幸還是不幸，文藝復興很快與既定的秩序攜手和好了。菲狄亞斯和賀瑞斯的後裔發現，對上帝的信仰和表面上對教會法規的順從大相逕庭，只要小心稱呼了赫爾克里斯神、施法者約翰·赫拉和聖母瑪麗亞，便可以極不聖潔地畫異教圖畫，譜寫異教協奏曲。
這就象去印度的旅行音，只要遵守一些無關重要的法律，便能進入廟宇，還可以自由自在地旅行，惹不了麻煩。
但在路德的真誠追隨者眼裏，最小的細節也會成為無比重大的事。《舊約全書》中錯了一個逗號便意味着流放。要是在《啟示錄》裏用錯了一個句號，就會立即處死。
這種人以極其嚴肅的態度對待宗教信仰，在他們看來。文藝復興的輕鬆的折衷精神是懦夫的行為。
結果，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分手了，再也沒有聯合。
於是宗教改革單獨抵擋整個世界，穿上“正確”的鎧甲，準備保衛它最神聖的財產。
開始時，反叛的軍隊幾乎全是日耳曼人。他們戰鬥，受難，英勇無比。但是，相互嫉妒是災禍之根，北方各國間的爭吵很快抵消了他們的努力，最後被迫接受停戰。導致最後勝利的策略是由一個完全不同的天才提出來的。路德讓位給了加爾文。
早該如此。
在伊拉斯謨度過許多不愉快時日的同一個法國學院裏，有一個瘸腿（高盧人子彈的結果）黑鬍子的西班牙年輕人，他夢想一天能率領上帝的一支新軍隊，掃清世上所有異教徒。
需要由一個狂熱者打敗另一個狂熱者。
只有象加爾文這樣堅韌不拔的人，才能打敗羅耀拉的計劃。
我很高興沒有生活在十六世紀的日內瓦。不過同時，我也深感慶幸十六世紀有日內瓦存在。
沒有它，二十世紀的世界會更為糟糕，我這樣的人很可能會啷入獄。
這場光榮之戰的英雄，著名的約翰·加爾文，比路德年小几歲。出生日：一五○九年六月十日。出生地：法國北部諾揚城。出身：法國中產階級。父親：低級的聖職人員。母親：酒館老闆之女。家庭成員：五個兒子，兩個女兒。少年受教育的特點：敏捷、單純、做事有秩序、不吝嗇、細緻、有效率。
約翰是二兒子，家裏本打算讓他當教士。父親有一些有勢力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好教區。他沒滿十三歲就在城裏的教堂做事，有一小筆固定收入，這筆錢被用來送他在巴黎的好學校讀書。這孩子很出眾，和他接觸過的人都說：“留神這個小夥子！”
十六世紀的法國教育制度能夠培養這樣的孩子，盡量發揮他的才能。十九歲時，約翰被批准佈道，他做一個稱職的副主祭的前程似乎註定了。
但是家中有五兒兩女，教堂的晉陞又很緩慢，而法律卻能提供更好的機會。況且那正是宗教動亂之時，前途難測。一個叫彼爾·奧利維坦的遠親剛剛把《聖經》譯成法文。約翰在巴黎時經常與他在一起。一個家庭里有兩個異教徒就無法相處，於是約翰便打起行李被送往奧爾良，拜一個老律師為師，以便學會辯護、爭論和起草辯護狀的業務。
在巴黎發生的事在這裏也發生了。到了年底，這個學生變成了老師，教那些不夠刻苦的同學法學概要。他很快掌握了所需要的一切，可以理案。他的父親高興地希望兒子有朝一日能成為著名律師的對手，那些律師發表一點意見就能得到一百個金幣，遠方的貢比涅的國王召見時還坐四輪馬車去。
可是這些夢想從未實現，約翰·加爾文沒有干過法律工作。
他又回到自己的第一愛好，賣掉了法律彙集和法典，專心收集神學著作，一絲不苟地開始了使他成為二十個世紀以來最重要的歷史人物的工作。
不過那幾年學的羅馬法典為他以後的活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再讓他用感情看問題是根本不可能了。他對事物很有感受，而且入木三分。請讀一讀他寫給追隨者的信吧，這些人後來落入天主教會手裏，被判處用做火活活烤死。在無望的痛苦中，他們依然把他的信視為世間最優美的佳作，信中表達了對人的心理的入微理解，致使那些可憐的受害者在臨死前還在為一個人祝福，而正是這個人的教誨使他們陷入危境。
不，加爾文不象他的許多敵人所說的，是個鐵石心腸的人。但是生活對他是神聖的職責。
他竭盡全力對上帝和對自己誠實，因而他必須把每一個問題化簡為基礎的原則和教義，再把它交付人類感情的試金石檢驗。
教皇庇護四世得知他的死訊時說：“這個異教徒的力量在於他對金錢的冷漠。”如果教皇是在稱頌他的死敵毫不考慮個人的私利，那麼他說對了。加爾文一生一直很窮，並拒絕接受最後的一筆季薪，因為“疾病已經使他不能再象從前那樣掙錢了。”
但是他的力量卻表現在另一方面。
他只懷有一個信念，一生只有一個強大的推動力：認清《聖經》中體現的真正的上帝，當他最後得出的結論在他看來已經能夠經得起所有的爭辯和反對時，他就把它納入到自己的生活準則中。從此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無視自己的決定會引起的後果，成為不可戰勝、不可阻擋的人。
然而這個品質直到許多年後才表露出來。在轉變信念后的前十年，他不得不竭盡全力對付一個平庸的問題：謀生。
“新學”在巴黎大學獲得的短暫勝利，關於希臘文詞尾變化、希伯萊文的不規財動詞和其它受禁的知識的幾次授課，全部引起了反響。連坐在著名的博學寶座上的教區長也受了有害的日耳曼新教義的污染，於是人們採取措施，清洗那些現代醫學會稱為“思想傳播者”的人。據說加爾文曾經把幾篇最會引起異議的講演稿交給教區長，於是他的名字出現在嫌疑犯名單的前列。他的房間被搜查，文章被沒收，還簽署了逮捕他的命令。
他聞訊藏到了朋友家裏。
誠然，小小學院裏的風浪不會持久，但在羅馬教會裏供職已經不可能了。到了做出明確決斷的時刻。
一五三四年，加爾文與舊信仰絕裂了。幾乎與此同時，在俯瞰法國首都的蒙特馬特山上，羅耀拉和他的幾個學生也莊嚴起皙，誓言後來納入了耶穌會法規。
接着，他們都離開了巴黎。
羅耀拉往東而去，但一想到他第一次攻擊聖地的不幸結局，又原路返回了，來到羅馬。他在那兒開始的工作使他的英名（也許是臭名）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約翰卻不同。他的上帝王國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他四處漫遊，希望能找到一席安靜之地，用餘下的時間閱讀、思索和平靜地宣講他的道理。
他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時，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位交戰了，這迫使他繞道瑞士西部。在日內瓦他受到吉勒莫·法里爾的歡迎，他是法國宗教改革中的海燕，是從長老會和宗教法庭的牢籠里逃出來的傑出人物。法里爾張開雙臂迎接了他，告訴他在小小的瑞士公園裏可以完成的業績，並請他留下。加爾文要求有時間考慮，然後他留下了。
為了躲避戰爭，新天國應該建立在阿爾卑斯山腳下。
那是個奇怪的世界。
哥倫布出發尋找印度，偶然發現了新大陸。
加爾文尋找一席靜地，以便以研究和思索聖教度過餘生。他漫步來到一個三等的瑞士小鎮，把它做為精神首都，人們很快把天主教王國的領地變成了龐大的基督教帝國。
讀歷史既然能達到包羅萬象的目的，為什麼還要讀小說？
我不知道加爾文的家庭聖經是否仍被保存着。如果有，人們會發現，載有丹尼爾的書的第六章磨損得特別厲害。這個法國改革家是個有節制的人，但他常常要從一個堅定不移的上帝僕從的故事裏獲取安慰，那個人被扔進獅穴，後來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沒有悲慘地過早死去。
日內瓦不是巴比倫。它是個令人起敬的小城，居住着體面的瑞士裁縫。他們嚴肅地對待生活，卻比不上這位新宗教領袖，他象聖彼得一樣在講壇上滔滔不絕地佈道。
況且，有一個叫內布查尼薩的，是撒沃依的公爵。凱撒的後裔正是在與撒沃依家族的無休止的爭吵中決定和瑞士的其他地區聯合起來，加入宗教改革運動。日內瓦和維登堡的聯合猶如相互利用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不是相互愛慕基礎上的結合。
但是，日內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一傳開，所有熱衷於各種新的千奇百怪的教義的傳教士——它們不下五十個——都涌到了萊芒湖邊。他們幹勁十足，開始宣講迄今活人所能想出的最怪誕的教義。
加爾文從心裏憎惡這些業餘預言家。他深知他們只會對自己所標榜的事業帶來危險，他們是熱情的戰士，但走錯了路。他休息了幾個月後，做的頭一件事便是儘可能準確、簡練地寫下他希望新教民能夠掌握的對與錯的界線。這樣，誰也不能挪用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呀。”他和朋友德里爾親自把日內瓦人分為十人一組進行檢查，只有宣誓效忠這個奇怪的宗教法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權力。
接着，他為年輕人編寫了一本龐大的教義問答手冊。
他又說服了市議會，把所有仍然堅持錯誤的舊觀點的人趕出城去。
為下一步行動清掃了道路之後，他按照《出埃及》和《申命記》中政治經濟學家制定的規範，開始建立一個公國。加爾文象其它許多大改革者一樣，不是現代基督徒，倒更多象個古典猶太人。他嘴上崇拜上帝耶穌，但心裏卻嚮往摩西的耶和華。
當然，在感情壓力很大的時候常會出現這種現象。卑賤的拿撒勒木匠對仇恨和鬥爭的看法明確無誤，以至於在他的見解和暴力辦法之間不可能找到折衷物。兩千年來，各個民族、每一個人都想以暴力達到目的。
所以戰爭一爆發，所有有關的人便都默許了；人們暫時合上福音書，在血泊和雷鳴中興高彩烈地打滾，沉迷於《舊約》的以眼還眼哲學之中。
宗教改革的確是場戰爭，而且很兇殘。沒人乞求生命保障，也沒有饒恕，加爾文的公國實際上是個軍營，任何個性自由的表現都逐一被壓制了。
當然，這一切的取得並非沒有阻力。一五三八年，組織中比較開朗的份子的出現對加爾文形成很大的威脅，他被迫離開了城市。但到了一五四一年，他的支持者又一次掌權。在一片鐘聲和教土們響亮的讚美聲中，喬安尼斯行政長官又回到了羅吶河的城堡。從此他成為日內瓦沒有王冠的國王，在以後的二十三年中致力於建立和完善神權形式的政府，這自從伊齊基爾和埃茲拉的年代以來還沒人見過。
按照《牛津大辭典》的解釋，“紀律”一詞意為：“使受控制，訓練服從和執行。”它最好地表達了加爾文夢想中的整個政治宗教結構的實質。
路德的本性和大部分日耳曼人的一樣，是感傷主義者。在他看來，只有上帝的話才足以向人們指出通向永恆世界的道路。
這大不確切了，不適合法國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話可以是希望的燈塔，但是道路漫長黑暗，還有能使人忘記自己目的的各種誘惑。
然而這個新教牧師卻不會走彎路，他是個例外。他知道所有陷阱，也不會被收買。如果偶爾要走出正道，每周的教士例會就很快能使他認清自己的責任，在會上，所有名符其實的正人君子都可以自由地相互批評。因此他是所有真切追求拯救的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我們爬過山的人都知道，職業導遊偶爾可能成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們知道一堆岩石的險處，了解一塊看來很平坦的雪地的危險，他們對自己所照顧的旅行者有完全的命令權，哪個傻爪膽敢不聽命令，強言厲語便會劈頭蓋臉潑下來。
加爾文的理想公國中的教士也有同樣的責任感。對那些跌倒了、要求別人扶起來的人，他們高興地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一意孤行的人只要想離開已經開闢好的道路，離開大學，那隻手便抽回來變成了拳頭，擊出又快又可怕的懲罰。
在其它許多宗教組織里，教士也喜歡使用同樣的權力。但是地方長官嫉妒他們的特權，極少允許教士與法庭和行刑官並駕抗衡。加爾文知道這些，在他的管轄區，他建立了一種教會紀律，實際上超過了法律。
大戰之後出現了許多怪異的錯誤歷史概念，坯流傳甚廣，但其中最令人吃驚的是說法國人（與條頓人相比）是熱愛自由的民族，憎恨所有的管轄。數世紀以來，法國一直在官僚體制統治之下，很龐雜，卻比戰前普魯土政府的效率低很多。官員們上班遲到早退，領子也系得不周正，還抽着劣等紙煙。要不然他們就亂搞一頓，引起人們反感，象東歐的政府官員一樣，而公眾卻很溫順地接受官員們的粗魯，這對於一個醉心於反叛的民族來說真是使人驚訝。
加爾文鍾愛集權，是個理想的法國人。他在某些細節上已經接近了拿破崙成功的訣竅。但他不象那個偉大的皇帝。缺乏個人的雄心大志，他的胃口很差，也沒有幽默感，只是個嚴肅得可怕的傢伙。
他為了尋找適應於他那個耶和華的詞句，翻遍了《舊約》，然後讓日內瓦人接受他對猶太歷史的解釋，把它做為上帝意願的直接體現。一夜之間，羅吶河的這座迷人城市變成了悲哀的罪人云集之地。由六個教士和十二個長者組成的城市宗教法庭日夜監聽着市民的私下議論。誰被懷疑有“受禁的異教觀點”的傾向，便被傳訊到長老會法庭，檢查他的所有論點，解釋從哪裏、怎樣得到那些向他灌輸有害思想使他迷失路徑的書的。被告如果有悔過表示，使可免刑，判處他到主日學校旁聽。如果他固執已見，便要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城市，不許再在日內瓦聯邦管轄區內露面。
但是與所謂的“教議會上院”發生矛盾，並不只是因為缺乏一點正統感。下午在鄰村玩一玩滾木球，如果被控告（常常會這樣），便有理由被狠狠責罵一番。玩笑，不管有用沒用，都被認為是最壞的形式。婚禮上搞一些智力題目就足夠啷鐺入獄了。
漸漸地，新天國里充滿了法律、法令、規則、命令和政令，生活變得無比複雜，失去了昔日的風采。
不許跳舞、不許唱歌、不許玩撲克牌，當然也不許賭博。不許舉辦生日宴會，不許舉辦鄉間市場，不允許有絲綢和所有外表華麗的裝飾品。允許的只是去教堂，去學校，因為加爾文是個思想主張鮮明的人。
胡亂的禁止可以免除罪孽，但不能強迫人熱愛美德，美德來源於內心的啟迪。於是建立了優秀的學校和第一流大學，鼓勵一切治學活動。還建立了有趣的集體生活，以吸引大家的剩餘精力，使人忘記苦難和限制。加爾文的制度如果完全不考慮人的情趣，就不能存在下去，也就不會在近三百年歷史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不過，所有這些要歸功於一本論述政治思想發展的書。現在我們感興趣的是日內瓦為寬容事業做了些什麼，結論是，新教徒的羅馬一點不比天主教的羅馬強。
我在前面幾頁曆數了可以減輕罪孽的情況。那個時代有諸如聖巴陀洛梅大屠殺和剷除許多荷蘭城市的野蠻行徑，困此期望一方（弱的一方）實現等於坐以待斃的美德完全是荒謬無稽的。
但這並不能開脫加爾文煽動法庭殺害格魯艾和塞維圖斯的罪責。
在第一個人的案件中，加爾文尚且可以說，雅克·格魯艾有重大嫌疑煽動市民暴動，是圖謀推翻加爾文主義的政黨。但是，塞維圖斯很難說是對社會安全，也就是對日內瓦構成任何威脅。
按用現代護照的規則，他只是“過境者”，再過二十四小時就離境，但他誤了船，為此喪了命。這是個聳人聽聞的故事。
麥格爾·塞維圖斯是西班牙人，父親是受尊敬的公證人（這在歐洲有半法律的地位，不只是拿着蓋章機看人家簽了字使索取兩毛五的年輕人）。麥格爾也準備從事法律工作，被送到土魯茲大學。那些日子很快潔，所有教學都用拉丁文，學習範圍廣及各業，整個世界的智慧對所有人都敞張，只要學會五個詞尾變化和幾個不規則的動詞就行。
塞維圖斯在法國大學裏認識了胡安·德·金塔那。金塔那不久成為查理五世皇帝的懺悔教父。
中世紀的皇帝加冕很象現代的國際展覽會。一五三○年查理在波羅那加冕時，金塔那把麥格爾帶去做秘書。這個聰明的年輕西班牙人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他象當時的許多人，有永遠滿足不了的好奇心，在以後的十年裏接觸了各種各樣的學科，有醫學、天文學。占星術、希伯萊文、希臘文、還有最要命的神學。他是個很有潛力的醫生，在研究神學時產生了血液循環的想法。這可以在他的反對三位一體教義的第一本書第十五章中找到，檢查過塞維圖斯著作的人竟沒有看出他做出了這樣一項最偉大的發現，這充分說明十六世紀神學思想的偏執。
塞維圖斯要是堅持醫學研究該有多好啊！他可以活到老年平安死去。
但他簡直不能避開那時被激烈爭論的緊要問題。他認識了里昂的印刷廠，便開始對形形色色的題目發表自己的看法。
如今一個慷慨的百萬富翁可以說服一所學院把“三位一體學院”改成一種流行煙草的商標，而且還安然無事。宣傳機器說，“丁古斯先生如此大方解囊，難道不好嗎？”大家便說：“阿門！”
今日的世界似乎已經不再對褻瀆神明這種事情感到震驚，因而要想描繪過去的情況——在那時，僅僅懷疑一個市民對三位一體說了些不敬之言，便足以使整個社會陷入驚恐——這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們要是不充分體會這些，就不能理解十六世紀上半葉塞維圖斯在善良的基督徒心目中所造成的恐怖。
他根本不是激進派。
他是我們現在所稱的自由派。
他抵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認的三位一體舊信仰。由於他堅信自己的看法正確，使給加爾文寫信，建議到日內瓦和他進行私人會晤，徹底討論整個問題。他寫信是犯了極大的錯誤。
他沒有被邀請。
其實他也不可能接受邀請，里昂的宗教法庭大法官已插手此事，塞維圖斯人獄了。法官早已風聞這個年輕人的褻瀆行為，因為他秘密收到了受加爾文指使的日內瓦人送來的一封信。
不久，又有一些手稿證實了對塞維圖斯的控告，也是加爾文秘密提供的。看來加爾文並不在乎誰絞死這個可憐傢伙，只要他被絞死就行。可是宗教法官玩忽了聖職，塞維圖斯跑掉了。
他首先想穿越西班牙邊境，但他的名字人所共知，長途旅行穿過法國南部很危險，於是他決定繞道日內瓦、米蘭、那不勒斯和地中海。
一五五三年八月一個星期六的黃昏，他來到日內瓦。他本想搭船到湖對岸去，可是在安息日將近的時候是不開船的，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日，當地人和陌生人都不許逃避宗教禮拜式，否則便是不端行為。塞維圖斯也去教堂了。他被人認出來，遭到逮捕。塞維圖斯是西班牙國民，沒有被指控違反日內瓦的任何法律。但他在教旨上是自由派，不敬神明，膽敢對三位一體發表異端言論。這種人要想得到法律的保護才是荒唐哩。罪犯或許可以，但異教者卻不行！他不由分說被鎖進骯髒潮濕的小洞，錢財及一切個人物品全被沒收。兩天後，他被帶上法庭，要求回答問題單上的三十八個不同問題。
審判延續了兩個月零十二天。
最後，他被控有“堅持反對基督教基礎的異端邪說”罪。在談到他的觀點時，他的回答使法官暴跳如雷。對這類案件的一般判處，尤其是對外國人，是永遠趕出日內瓦城，而塞維圖斯的案子卻是例外。他被判處活活燒死。
與此同時，法國法庭也重新開庭審理這個逃亡者的案子，與新教徒達成同樣結論，判處塞維圖斯死刑，並派出司法長官到日內瓦，要求把罪犯交給他帶回法國。
要求被回絕了。
加爾文也能執行火刑。
走向刑場的路程確實很艱難，一隊牧師跟着這異教者走完最後的旅程，嘴裏還喋喋不休地進行說服。極度的痛苦持續了半個多小時，直到人們出於對可憐犧牲者的同情向火焰里扔出一把剛採集的柴枝為止。對於喜歡這類事情的人來說，這讀起來倒是有意思，不過還是略過不談為好。死刑多一個或少一個，在宗教狂熱放肆無忌的年代又有什麼區別呢？
可是塞維圖斯案件不會事過境遷，它的後果實在可怕。業已赤裸裸地表明，那些新教徒雖然口口聲聲地叫嚷“保留已見的權利”，實際上不過是偽裝的天主教徒，心胸狹窄，對待不同己見者象對敵人一樣殘酷；他們只是等待時機，建立他們自己的恐怖統治。
這個指控是嚴肅的，不能只聳聳肩膀說“咳，你還能期望什麼”便一了百了。
我們有關於這次審判的大量材料，也詳細知道外界是怎樣看待這次判決的，讀起來的確令人痛心。加爾文曾經出於一時的慷慨，倒也建議過不燒死塞維圖斯，改為砍頭。塞維圖斯感謝他的仁慈，卻要求另一種解決方法。他要求獲釋自由。他堅持認為（道理全在他這一方）法庭對他沒有裁判權，他只是探求真理的正人君子，因此有權利在大庭廣眾之下與對手加爾文大夫辯論。
但加爾文不要聽這些。
他已經起過誓，這個異教徒一旦落入手中就決不讓他活着逃走，他要信守誓言。他要給塞維圖斯判罪，就必須得到頭號大敵——宗教法庭的合作，但這無關緊要，如果教皇有可以進一步給那個不幸的西班牙人加罪的文件，他甚至也可以與教皇攜手。
還有更糟的事情。
塞維圖斯臨死的那天早上求見加爾文，加爾文便來到又黑又髒的牢房。
此時此刻，他應該大度一點，也要有點人性。
他全都沒有。
他站在這個兩個小時后就要去見上帝的人的面前，爭辯着，唾星四濺，臉色鐵青，大發雷霆，卻沒有一句憐憫仁慈的話，一個字都沒有。有的只是惡毒和仇恨：“活該，頑固的流氓。燒死你這該死的！”
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
塞維圖斯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紀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爾文死了。
上千卷咒罵他的書也觸及不到他那不為人知的墳墓。
狂熱的宗教改革者在審判時渾身戰慄，生怕褻瀆的流氓逃掉；教會的堅定支持者在行刑后讚美歡呼，相互寫信道：“日內瓦萬歲！採取行動啦。”
他們全都死了，也許最好也被人們遺忘。
我們只需要留心一件事。
寬容就如同自由。
只是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永遠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
為了子孫中的新的塞維圖斯，讓我們記住這一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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