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惡俗的精神生活
惡俗人物
周圍惡俗的人大多了，要想把他們說清楚，如果不是用一座圖書館的話，起碼也要費一整本書。這裏只能列舉幾個例子。
真正惡俗的人往往要麼與政治、要麼與神有關。兩種場合都要求艱難困苦的廉潔與美德的公開表現，因此兩者都涉及到表象與實際情況（常常是墮落、卑鄙、偽善、自私、貪婪之徒）之間存在巨大差距的問題，如我們所見，這也正是惡俗的基本條件。想到這兒，傑西-海爾姆斯①立即映入腦海，還有理查德-尼克遜和他恥辱的司法部長約翰-米歇爾（JohnMitchell）；還有愛德華-甘迺迪②和加利-哈特③。在加州橙縣的反動分子中，一句流行的祝酒辭是：“為祖國的大救星，瑪麗-喬-考佩奇乾杯”。那麼，還可以用同樣的話作為祝酒辭慶祝加利-哈特的女朋友唐娜-萊絲。無數神職人員也很好地闡述了惡俗的表象一真實差距原則：傑米-斯沃加特牧師、吉姆-貝克牧師④和孫棉蒙牧師大人，所有這幫人都讓此差距變得巨大無邊。
①JessieHelms，美國共和党參議員和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極端保守主義者。
②約翰-甘迺迪的弟弟，曾任馬薩諸塞州聯邦參議員。
③時任美國參議院議長。
但有些惡俗的人既非來自政界，亦非來自神壇，如貝斯-梅爾森、查-查-蓋博（ZsaZsaGabor）和莉奧娜-海姆斯利⑤。我們也不該忘記愛德-米斯⑥、詹姆斯-瓦特（JamesWatt）、小莫頓-唐尼（MortonDowney，Jr）、赫伍德-考塞爾（HowardCosell）、奧利弗-諾斯⑦及其妨礙司法正義的忠實同謀福恩-赫爾（FawnHall）。接下來還有可怕的威廉-貝內特（WilliamBennet）、羅伯特-巴爾克法官（JudgeRobertBork）、傑拉爾多-瑞弗拉（GeraldoRivera）、喬治-斯但因伯萊納（GeorgeSteinbrenner）和電影演員西恩-潘（SeanPenn）。
④曾在電視上淚流滿面地向觀眾懺悔自己犯了通姦罪，引起轟動。
⑤LeonaHelmsley，紐約以殘忍和貪婪臭名昭著的女房地產商，曾因偷漏稅罪被判七年徒刑。
⑥EdMeese，曾任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長，參與掩蓋尼加拉瓜軍售案，后被迫辭職。
⑦OliverNorth，曾任里根政府安全顧問助理，是尼加拉瓜軍售案的主要人物，曾因欺騙議會被判有罪。
恐怕當今的惡俗冠軍應屬於柯特-沃德海姆（KurtWaldheim）了；的確，他不是美國人，不過他在這兒已經住了這麼久，且接受了如此多的阿諛奉承，這使他轉而成了一個隱蔽的美國人。毫無疑問，惡俗的唐-瑞-迪克森（DonDixon）是個美國人。他是德克薩斯州維農信貸銀行的老闆，他的豪宅、牛仔藝術收藏品、以及為銀行檢查人員提供妓女服務共花掉了納稅人13億美元。惟一使丹-奎爾①免於惡俗標誌的事情，就是他還不夠誇耀——僅屬糟糕而已。
①DanQuayle，布殊執政時期的副總統。
若要盡數姓名，只要注意一下在美國的文化死水中可以看見的貼在汽車保險杠上的標貼，我們就能挑出更多人來，在其他各式各樣的小標語中我們會找到這樣一幅；
感謝上帝賜予我們像約翰-韋恩、保羅-哈維和羅納德-里根這樣的美國人
已經死了的棒球人物比利-馬丁（BillyMartin）既屬糟糕的一類，也是惡俗之輩，儘管他偶爾也會帶來某些娛樂價值，比如當他說“我已經極其反感和厭倦人們把我稱做一個醉鬼了。我已經有兩天沒喝酒了”。像布魯斯-伯德斯（BruceBorders）、史蒂夫-韋斯特（SteveWest）、喬尼-哈拉（JohnngHarra）和湯尼-羅伊（ToniRoi）之類長得像“貓王”的模仿者們也都屬於比利-馬丁級別的惡俗之輩。
所有這些人都還叫得出名字，可還有成千上萬的惡俗人物卻只能隱姓埋名了。他們是誰呢？他們就是那些在看電影、話劇、聽音樂會時當眾閑聊的人，以及那些在公共圖書館的書上亂寫亂畫的人。
惡俗信仰
美國人每天都在被告誡要鍛煉身體、慢跑、減肥，總而言之，就是要多多關注他們的身體。不過，成為當今丑談的東西並非美國人的身體，馬虎點也可以說是他們的身體。真正丟人現眼的是美國人的大腦。說起大多數美國人，你可以用《窈窕淑女》中的亨利-希金斯問那些過分注意她們的頭髮好不好看的婦女時說的話：“她們為什麼不把內心裏那一團亂糟糟的東西梳理整齊呢？”
究竟是什麼使美國人比其他民族更加輕信？是教育體制的垮台嗎？（這種垮台使精確的因果推論越來越成為罕見的品質。）是因為美國人都上過惡俗的大學嗎？（參見“惡俗的大學”）美國人向來認為生活保證每個人都會有豐富的回報，尤其是能保證《大陸宣言》中提出的以之作為奮鬥目標的“幸福”，而當今盛行的這種易受欺騙性是不是對以上這種共識所引發的不可避免的失望的一種補償？一旦你發現，在一切不聽勸告的順從於廣告的大肆揮霍之後你仍然不“幸福”（“這就完了？”），你還能做什麼呢？你只好藉助各種先兆預感的方法探索可以讓你如願以償的另一個空間，於是乎什麼卡米克分析法。奇迹禱教服、卡克拉平衡、水晶球占卜、預言家、星象術、銅鑼（用於手枷術，專門對付那討厭的關節炎）、劫持UFO、造訪外層空間（“外星人”）、過去生活療法，以及什麼體外旅行等五花八門的招術都出現了，層出不窮。“某種類似精神分析診所的地方”，是托斯但因-韋伯倫用以描述這個國家的用語，他把整個這個地方看做“一種病例”：
……如果不充分體諒某種盛行的精神失常和錯亂的話，美國的病是……不太好理解的……這種失常的精神狀態的最普遍、最顯而易見的證據，或許可以在某種令人生畏的、狂熱的輕信中看到，一大批美國人染上的正是這種輕信。
美國人堅信，現實對於人的慾望施加了殘酷和實在不公平的約束，這便自然而然地將他們引向這樣的抱負：
在你的體外旅行
好了！你現在可以安全而輕易地離開你的肉體了，隨心所欲，去遙遠的地方旅行，探訪家人，與不在身邊的情人幽會，甚至與神靈交流——
廣告詞，《命運》雜誌中俯拾皆是的一頁
美國人對於“實際”的崇敬之心可以借一整套有用的工具資料，為你提供一切想要逃往星際世界的需要：“《通往星際世界之門：星際規劃實戰指南》。包括書、磁帶、冥想卡、水晶球、香油和指導手冊。”
只要想一想如下問題，你的頭腦就會清醒起來：有能力根據法律授權進行選舉，可以做陪審員，可以擁有和販賣武器，可以開車，可以自由地四處走動的人們竟然信奉：——
亞特蘭蒂斯①
①Atlantis，傳說中的島嶼，據說位於大西洋直布羅陀海峽以西，后沉於海底——
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的預言（美軍部隊被部署在中東的一瞬間，我把書店裏的諾查丹瑪斯圖書存貨賣了個精光——書店職員語）——
手相術——
用塔羅特紙牌占卜——
水晶球觀測者的“解讀”，“天賦的女水晶球占卜家”，等等——
五角星形物及類似的驅邪物的魔力，能確保你“每賭必贏”——
紙板金字塔的魔力，能使用過的剃鬚刀片的刃重新鋒利——
輪盤賭的記性，會或者不會自動重複——
神造學——
靈魂先在論，被證明是一種總是與自命不凡的色彩相伴隨的信仰。正如作家喬治-圖墨所指出的，大凡覺得自己曾活過不止一次的人，都是些有頭有臉的人物，絕不會是裁縫店的學徒，拾垃圾的人，或者在法國大革命前官廷馬廄里清理地下陰溝的人——
各種不明飛行物，在星期三凌晨1-3時之間觀測效果最佳（這是人們普遍相信的）——
幸運數字——
尼斯湖水怪——
北美野人——
一種室內噴香劑，由乳香和沒藥混合而成，其功效是“保佑”隨噴劑噴出的預言成。
這些信仰比糟糕還糟。它們之所以惡俗，是因為它們代表了一種想要將某人微不足道的心愿寄托在頑固而無動於衷的現狀之上的過分迫切的心情。不過，如果說這些信仰是惡俗的活，更為惡俗的就要算那些“新世紀”的男女騙子們了，他們每年從輕信他們的新世紀傻瓜的身上撈取千百萬美元的鈔票。為了協助行騙，他們給自己安上一些反常而浮誇的名目：一個叫觸物占卜大師（心理測量專家），另一個叫超感通靈大師，再一個叫心理數字占卜大師，再一個是家庭男女平等主義者（實際上只是一個低於一般智力水平的婦人），再一個叫天賦女巫，還有一個叫自然女祭司。有個人自封為“備受國際讚譽的長笛演奏家／作曲家／信仰療法術士”，還有一個人專為她自己建了座永恆智慧教堂，並自封為“首席大主教”，（見“惡俗舉止”）
許多人對精神分析學家這個簡單的稱呼已經心滿意足了。想到這些，這位不虔敬的批評家喬治-圖墨便禁不住疑惑，即然他們個個都掌握着進入生活和其他事物之秘密的通道，那麼為什麼他們不能將這種神力用來“清除粉刺”？只可惜他們先知遠見的技能很少能讓他們在商品交易中露一手，要不然他們早就有條件逃往裏維埃拉去逍遙了，遠遠離開他們如今正居住着的可怕的地方——伊利諾斯州的斯考奇，密蘇里州的薩平頓，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賓夕法尼亞州的埃墨斯，北卡羅萊納州的紐伯恩。某位可憐的流浪乞丐，住在佛羅里達的假日酒店，知道“怎樣快速斂財”，只要花8.85美元他就可以把訣竅告訴你，外收1.50美元的郵資和手續費。請仔細留意下面這篇登在一份精神分析通訊雜誌上的歸在“秘密文件”廣告欄中的東西，它的每一個小孔里都流露出昏庸和自鳴得意，此物出自尤他州一名50來歲的蹩腳貨之手：
決非一名嚴肅的學生，但是有廣泛的興趣：身心並治法、海豚意識、業①，昔日生活探測、水晶球占卜、金字塔、超感透視、精神成長、E.T.類（地球外空間）、UFO類、多線路傳輸、靈魂輪迴……心理直覺、精神療法……
①佛教用語。
“決非一名嚴肅的學生”！“廣泛的興趣”！這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了，一副未受過教育的人所感染的偽學者腔調。這位可憐的老兄一定是全尤他州最有文化的騙子，就是那個以盛產美國——即名副其實的帕夫拉貢尼亞——笨蛋而著稱的地方。（大衛-休漠1748年在他的《論奇迹》中寫道：“對於冒牌預言家亞歷山大〔公元二世紀的一名宗教術士〕來說……他把首次展示他騙術的地點放在帕夫拉貢尼亞〔一個落後的羅馬行省〕，這實在是一種膽智之舉，因為那裏的……人都極端無知和愚蠢，隨時準備吞下哪怕是最最粗俗的欺騙。”）
在所有這些荒唐的把戲中，星相術恐怕是最風行的了，據稱一些很有教養的人甚至也對此津津樂道。由於不滿於現代生活中粗俗的物質主義——誰會呢？——甚至榮格也在其對於生存之意義的探索中沾上了一點占星術的邊。在美國，相信占星術的人數遠比你能想像的多得多，至少是部分地相信。南希-里根依賴占星術給總統提建議之所以沒有使政府垮台，比如像水門事件那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有相當多的選民從依照星相指導而行事這種做法里看不出什麼愚蠢的地方來。星相術士們自己也開始披上了職業的色彩，美國星相學家聯盟（這個組織里匯聚了一流的高手）嚴正指出，欺詐性地發佈一種星相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不能沒有包括精確的出生時間和精確的出生地點在內的信息資料就隨意給人占卜。一個可悲的事實是對占星術的推崇如今已撕開了大學課堂的大門（見“惡俗的大學”）。紐約最富於懷疑精神的人們從一份報紙上讀到一篇梅西百貨公司的廣告是這樣寫的：
贏學費
星相幸運數字電腦，由著名星相學家／精神分析學家伊蓮-休斯和數據庫市場有限公司聯合設計。輸入你的出生日期和今天的日期，這位電動手握式占卜師便會一套一套地展示出你的最佳幸運數字組合。對於日選3、日選4遊戲和每周樂透獎，以及一切相互打賭的遊戲，均可提供出色的參考指南。
公眾對此的興趣還遠不止這麼深，繼續向上當的深淵挺進吧，我們終於到達了：
寵物也可以進行精神分析！
將你的寵物的出生年月日、照片、性別送來解讀，25美元。
人們真想不出推動此類事情發展的後台不僅僅是美國人，還有北美人，謎底還是由一位獲發證書的星相學家揭示的，他承認曾經輔佐羅納德-里根和南希-里根共掌共和黨的大業。加拿大艾伯塔省的愛德蒙頓上訴法院法官寫道：“你說過我會遇到一個人，上個禮拜我的確在公共汽車上遇到了一位紳士。”證畢。
對於這樣的人來說，對陰謀的迷信是很容易進入他們大腦的。在他們看來，一件至關重大的事情和一樁國家級的醜聞就是：政府掩蓋了外星人無數次造訪地球的真相。這些外星人看來總喜歡在美國西南部（的荒涼地帶）着陸，而從不會在加州理工學院、斯但佛大、麻省理工學院或國家科學院附近的什麼地方出現。一架著名的“載人”不明飛行物攜帶着“16名小個的類人體”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北特克附近（在那個地方是毫不奇怪的）到達地球，“有關高級軍事和科學人員”偷偷摸摸地給這一事件貼上了“絕密”的標籤。儘管在美國的帕夫拉貢尼亞居民中間這一事件已廣為人知，你還是須付21.95美元，才能得到一本612頁的披露整件事情真相的書。由此可見，阻礙自我實現、超越以及結識來自別的世界的外星人的主要敵人是美國政府。可以想見，當初批評有人企圖有條不紊地“將上帝從美國的學校教室里趕出去”的說法是不難理解的。那是羅納德-里根說的話。不過“科學”也該遭到譴責，它那副豬腦袋死也不肯學點占星術。普林斯頓的詹姆斯-格萊克教授證明，他收到大量被他惹惱的人們的來信，原因是他的科學論著忘了考慮這些人在無人幫助下的發現，什麼“新宇宙哲學……的數理證明，證券市場戰略，以及有關一切事物的偉大理論”。難怪他常常嘆息道，“嗚呼，郵遞員又來了。”下面是一些例子：——
我已通知了兩所大學……我沒有收到回信。
（我的發現）澄清了量子物理學中的模糊性——
這是一封提出一種新的世界模態的信……——
外生物學智慧……精彩的內容！純正的邏
輯——
一條生化學等式……勾勒或闡釋了一個經完美設計的宇宙和現今存在宇宙之間的區別——
就像那個胖女人用她的嗓子震破了玻璃杯一樣，人類將用未婚通姦震碎我們的太陽系——
我已經將這些（思想）寄給了牧師、部長、學校和報社，可他們連看都不看一眼，甚至連一聲“哼！”也不給——
我是誰？只須說我是一名具有十七和十八世紀氣質的自然哲學家就夠了。哲學綜合主義者正是我稱呼自己的名字。
“這幾究竟是怎麼了？”格萊克教授問道。“我們應該是生活在一個科學發達的時代，一個教育普及的時代，一個公共電視科學特別節目的時代，一個每天的報紙都有科學專版的時代，每一個不同的中學生似乎都有一台屬於他自己的電腦。”不錯，不過他忽視了惡俗的巨大力量，造成了當今極其普遍的在因果關係上將懷疑和證據看做基本條件的無能。（見“惡俗的大學”）
嚴肅的科學家們已經在嘗試公開醫治這類惡俗幻想家和神經官能症患者，但療效並不顯著，一批動物學家成立了國際隱蔽動物學會（總部設在亞利桑那州的圖森，並非最有希望的那些傳說中的怪物可能出沒的地方），以便審查那些關於怪物的報告，如雪人、北美野人和尼斯湖水怪等。懷疑和要求證據似乎是該團體的指導思想。不過有些人，如喬治-加洛德-辛普森教授，據麥考姆-W-布朗尼說他一直是“美國古生物學的領頭人”，認為這批隱蔽動物學家們有可能因為自己的鬆弛而受到與真的相信者們同樣深的蒙蔽。回顧人類自我欺騙和對奇迹的渴望的全部景象，辛普森總結道：“人類是一切動物中最喜歡發明、最愛欺騙、以及最易受騙的一族。”言之有理。我們是惟一喜歡把事物打扮一番，僅僅為了取樂而欺騙遮掩事實的哺乳動物。換句話說，編故事、進行藝術和宗教活動是人類獨有的發明創造。
不過，相信上帝聽到了甚至有時還回答了禱告者的祈禱，或者死後你將會和家人在天堂團聚，或者如果你能蹦過路邊的每一條裂縫好運氣就會接踵而來，或者星星知道，等等，等等，這一切信仰並不算太糟。只有當你，像里根夫婦那樣，讓這些信仰影響我們其他人或國家大事的時候，它們才變成了惡俗。而當你又將它們兜售給貧弱的大腦，或糾集一切誠實可欺。裝腔作勢。妄自尊大的力量把你個人的智慧傳遞給這個漫不經心的世界，並強迫他們改變信仰的時候，它們就變得特別惡俗了。（比如“哲學綜合主義者正是我稱呼自己的名字”。）如果你為了賺錢而干此勾當，那你就太惡俗了，理應下地獄。那裏的烈火將永遠燃燒，只為折磨像你這樣的惡人（見《馬太福音25：41》）。
惡俗的對話
儘管惡俗的對話如今是世界性的通病，但是它的老家在美國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了。對於一個其醫療證據顯示十個人中平均有一個人精神失常的國家來說，惡俗的對話是不足為怪的。而且在一個這樣的國家，它是如此看重巨大的噪音，以至要求你不得不扯着嗓子大喊大叫，還伴隨着誇大其辭，毫無精緻、含蓄、智慧和機巧可言，在這樣的國家中，只要你還想和人交流，惡俗的對話幾乎就成了一種你必須額外承擔的義務。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種快樂——人們很少有機會顯露自己，因此惡俗的對話可以讓他們獲得一點點自我感覺和對於權力的小小的幻想。可是這樣一來就真的成問題了，究竟是噪音導致惡俗高音量的對話，還是對話太惡俗了，以至不得不增加噪音來淹沒對話或完全阻止它。無論如何，殊途同歸，這也就是為什麼震耳欲聾的迪斯科音樂，雷蓋樂①以及諸如此類的音樂之所以流行的原因。當這類音樂正響着的時候，誰還有可能談話呢？而如果你不能談話，你就無法暴露你有多麼膚淺和簡單了。（見“惡俗的大學”）
①reggae，一種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牙買加的民間音樂，后與非洲、北美洲的流行音樂、搖滾樂結合。
美國人之所以比其他民族更喜歡相互打斷彼此的對話，很可能因為在一個生來平等的國家裏，人人都想在任何時候插入他們的意見。這樣當然就沒有誰再去聽別人說話了，最重要的是佔地盤。同樣奇怪的是，也沒有誰真的指望有誰聽他們說話，四十多年前，伊夫林-沃②曾在他的《被愛者》一書中，描述了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亞的他的英國同胞，其對於美國人的所見所聞真是豐富之極，尤其是那些住在西海岸的人。弗朗西斯-辛斯利爵士是這樣說起他的鄰人的：“他們這些人是如此真誠和得體，就在你眼前，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卻根本不指望你去聽他們說話。永遠記住這一點，寶貝。”他很有把握地告訴他的一個英國朋友，“這是這個國家一種社會消遣的秘密。他們高談闊論全然是為了自娛。他們所說的一切沒有一樣是特意要讓別人聽到的。”某種真正的、合力完成的對話可能要算沃描述的在他聽了兩個無聊傢伙的對話之後的反應了。他們的談話沒完沒了，漫無要點，還時時伴隨着來自他們自己的乏味的笑話和爽朗的笑聲。“至於我所喜愛的對話，”他說，“奇聞軼事應讓它儘可能自然而靈活地出現，笑話應讓它從發生、成形到幻象循序漸進——這幫人對此卻一竅不通。”
②即ArthurSt.John，1903-1966，英國小說家。
打斷（別人說話）的遊戲僅僅就是為了打斷，而很少是出於什麼特別的目的或與談話的主題相關的動機，據芭芭拉-愛倫萊徹觀察，這方面還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她發現，男人打斷女人的次數要比他們打斷別的男人的次數多得多，也比女人打斷男人或女人打斷女人多得多，儘管有了女權主義運動，她們還是靦腆得很，愛倫萊徹還發現，隨着先前的中心文化的解體與破裂，日益成為對話的一種妨礙，使得假定存在的談話者往往被擱淺在他們相互敵對的“興趣小組”之間，由此便產生了一個該和陌生人談些什麼的問題。當然，有關天氣的話題總是少不了的，不過正如愛倫萊徹所說，除非我們可以設計出“某些人人都能聽得明白、內容隨意和一些與城市相關的瑣碎談話的形式”，否則，隨意的日常對話必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種族或性別冒犯，或純粹的個人恩怨，或政治對立，或顧影自憐的私人陳述。某種由美國人發展起來的可以使對話始終保持溫和而不是那麼咄咄逼人的傳統，就是英國觀察家西蒙-霍加特所稱的“地理紐帶”。這將為精力充沛的談話提供動力，而又絲毫不觸及任何敏感的話題。霍加特示範如下：
組A：喂，各位老兄從哪兒來？
組B：我們是從俄亥俄州的代頓來的。
A：噢，是嗎？你知道，我丈夫埃弗雷特有個外甥——他前妻的，嗯——曾在俄亥俄的辛辛那提呆過。
B：真的，幾個月前我也去過辛辛那提！
談話就這樣繼續下去了，在一個像美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這種談話可以一連持續好幾個小時，當然會讓你過足了癮的。感謝上帝，如果沒有它，一個說話的人只須一小會兒就能弄清楚對方原來對於如下事物持一種罪惡的態度：
鯨魚
海豚
無家可歸者
人工流產
不同意將終身職位授予那些卓有成就的年輕大學老師
全國到處對待女人的可怕方式
這樣一來，進一步的談話就不可能了。正因如此，在惡俗的對話中，憤怒與嫉妒總是瀕臨爆發的邊緣。針對某些有力的但卻不表達出來的東西，似乎總會產生沒完沒了的激烈論爭，像挫折感——很有可能與美國夢以及上帝的承諾被無情地打破有關。生活中所顯露出來的那種持續不斷的失望是否是根本的原因呢？不管什麼原因，惡俗的對話很少觸及與自己無關的事物。它無休止地念叨看的無非是個人的慾望與妄想，而它產生的所有冒犯，不過就是一聲無言的對幫助的乞求。儘管感人，卻絲毫不減其枯燥乏味。
惡俗舉止
老規矩了，先要把純屬無傷大雅的糟糕區分開來，像對純粹的陌生人說“祝你今天愉快”（“Haveaniceday”），或給小姑娘取名叫金伯利①。一旦糟糕的舉止變成侵犯性的、裝腔作勢的、不真誠的或道德上怪異醜陋的行為，它就一定變成了惡俗，也就是那種不少人會覺得沒有什麼道德上的不妥，甚至還覺得蠻不錯的可怕的事情。例如，出席“網絡聯誼”“晚會”，貪心的年輕人在此互換業務名片以期在商海中崛起。在那裏，通常的社交動機，對友誼的渴求或對寂寞的排遣都被歪曲了，呈現出來的純粹是個人野心，而那些感覺遲鈍的“晚會參加者們”，還以為他們是在展現什麼令人崇敬的舉止呢。這種偽裝或欺詐的傢伙，當然是不配得到友誼或親密要求的那些堅定的惡俗老手們，未經詢問便直呼陌生者的名字，並且轉眼間就跳進他人的私人生意中去。菲利普-羅思在《擺脫束縛的祖克曼》一文中，描寫到新近成功的小說家——內森-祖克曼的對手——艾溫-柏普勒的行為時，把他的形象刻畫得很准。在紐約的一輛公共汽車上，柏普勒突然衝著祖克曼說：“你他媽的在公共汽車上搞什麼鬼？”
①Kimberley，南非阿扎尼亞中部城市。
這是一種冒犯人的惡俗腔調的表現，不過，也有一些類型的惡俗是讓人可憐的。一些不得不靠吃回扣過日子的零售販子會給他們的客人寄去一些偽善的、冒充印刷精美的小卡片，比如這一張：
這只是一個便條，好讓您知道我隨時樂意能在（）為您效勞。我希望您不久前的購物給您帶來了極大的樂趣，並願意很快能有機會再一次為您效勞。請隨時給我打電話。
很顯然，一聲絕望的哀嚎被惡俗偽裝成了一副友善體貼的面孔。
禮儀小姐（MissManners）是一位尖銳的惡俗發現者，是當今最可信賴的權威之一：
親愛的禮儀小姐：我接到過不少婚禮請柬，其中都有一張小卡片，上面是新娘指定的商店的名字。這是好品味的做法嗎？
親愛的讀者：不是的。這是一種低劣得可怕的品味。如今，人們不要求新娘像過去一樣假裝獲得了大量禮物，不過，在有人想要送她們禮物時，她們仍會裝出驚喜和愉快的樣子。這一點仍非常重要。
的確，婚禮為惡俗的舉止提供了最大數量的機會，比如在招待晚宴上展示禮品，並配上卡片，為每一位有頭有臉的捐贈招攬崇敬與愛慕。要麼就是在婚禮儀式過程中毫無節制地揮霍，冒充“豪華”。讓我們來看一看由某家豪華高級轎車服務公司提供的“婚禮包裝”中泛出來的惡俗臭氣吧（服務規則是前三個小時165美元，其後每小時增加30美元，“另加15％的小費。”）！
豪華轎車（白色超大型，您儘管放心）
身着燕尾服的職業司機（！）
紅地毯開道（從豪華轎車的後門到正式儀式的第一步）
隨贈一瓶冰鎮香檳酒
如果另付85美元，你可以享受到一次共有一百隻氣球的假裝成自發的“氣球大放送”（每多一隻氣球1美元）。然後，走到矯揉造作的另一極端，你可以為加長豪華轎車的車屁股預訂一個“剛剛完婚”的招牌（加收25美元）。對於一塊顯然是批量生產的招牌，這價錢似乎高了點，不過，付了這25美元你還可以得到“車邊兩條彩色飄帶”，外加“車邊兩個彩色絨球，車前三隻婚禮風鈴，車後面四隻汽球一字排開。”那就會讓人們不得不注意你了！還有一點我想說，這家公司就差沒有出租用繩子串起來的一串易拉罐拖在婚禮車後面了（當然還得外加10美元）。
在後里根時期，公開的貪婪一律被偽裝成善舉，這種氛圍竟然使得高中畢業典禮也淪為恬不知恥的貪婪與欺詐的場合。今天，你很有可能在春天收到一張類似請柬的東西，邀請你參加某個社交活動，接着，將近學期結束時你弄明白了，這是一個中學的邀請函，而寫信者竟是某個年方十六的陌生人，邀請你送一份禮——當然了，錢是最好的，反正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這類東西並非真正的請柬，只不過是一份“聲明”，裏面夾着一張卡片，上有滿懷期望蒙您慷慨之賜者的大名，通常還附有禮物該送往何處的地址。
電話也為惡俗的舉止廣開門道，比如一接電話，上來就是“您並不認識我，不過……”還有辦公室的程控電話，他們用來干忸怩作態或粗魯的事情，比如請對方在他們的按鍵式電話機上“觸”（touch）而不是“按”（press）某個數字（很可能他們過於先進，以至於認為世上還存在轉盤撥號自動電話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以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想知道您的欠帳情況嗎？請觸3”）。從前，在惡俗成為流行病之前，只是由交換台的接線生幫你接通就是了。當今，另一種風行的惡俗形式就是在電話上請你等一下（“別放下”只是婉語），這當口，可怕的音樂便樂滋滋地沖向你的耳朵（見“惡俗音樂”）。至於真正的冒犯，什麼也比不上某人在車上衝著某部“攜帶式移動”電話說話（或假裝是在說話），以此期望受到某個更粗俗的傢伙的尊敬和嫉妒。
其他種類的惡俗舉止依字母順序列舉如下：
＋將酒精（Alcohol）從含酒精類飲料中去除，以圖使消費者覺得是在喝酒，但又不含酒精。所謂的輕度酒，其結果就是十分美國和十分惡俗了。一個人要麼喝酒，要麼不喝酒，但絕不應該把屬於放縱（飲酒）的樂趣和屬於自我約束（不飲酒）的樂趣混為一談。
＋將人造纖維（Artificialfibers）放在它們決不應該出現的地方，如床單、枕套、毛巾，尤其是餐巾里。
＋戴着一隻傳呼機（Beeper）去參加一個聚會。幹這種事情的人完全是個（用伍迪-艾倫粗魯的話講）“connectivitvasshole”①。傳呼機，無論真偽，對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們來說，如今成了一種十分流行的藉以暗示他們極端職業性和社會價值的方法。這類人常見於網絡傳銷者組織的晚會。
①直譯為“聯繫屁眼”。
＋自我欣賞式的慈善活動（Beneficence）。比如，在一份婚禮請柬中夾一張卡片，上面寫着：
我們對於不太幸運和無家可歸者的處境形同身受。請帶上一件富餘的冬衣。
其中第二句話：可以接受的舉止。第一句：惡俗。
＋攜帶式攝像機（Camcorder），用它來突出自己在公眾場合中的存在，僅僅因為某人買了一件昂貴的東西，似乎就有了妨礙和打攪他人的特權。
＋帽子和禮服（CapsandGowns），用白色縐紋紙做的這類東西糊弄幼兒園小孩的“畢業典禮”。在惡俗程度上只稍稍遜色的是，用淺藍色人造絲做的帽子和服裝來裝扮高中畢業生。（見“惡俗的大學”補遺）
＋貓和狗（CatsandDogs），給它們取一些矯揉造作的名字，以炫耀你花費不菲的教養。比如，把貓叫做克萊特姆奈斯特拉①或海斯提②；把狗叫做亞哈③或牢騷托比（Belch）。樂於對寵物如此起名的人，大致就是那些愛把令人尷尬的名字強加給無助的孩子的人，比如用艾略特或查爾斯④來提高小姑娘的檔次。
①Clytemnestra，希臘神話阿伽門農之妻，與人私通並殺夫。
②Hestia，希臘宗教中的灶神，主神宙斯賜其掌管一切祭儀。
③Ahab，《聖經》中邪惡的以色列王。
④皆為男孩名。
＋渴慕名流（Celebrities），凡有名流出沒的地方，就激動得不能自己，乃至精神崩潰。“名流”這一觀念本身就是惡俗的，讓我們請麥當娜共進晚餐吧！
＋駕車（Driving），愚蠢而笨拙的駕駛。在新澤西州新近發生的一起關於過高的交通事故保險率的政治風波中，甚至沒有人提議通過更好地駕車使保險率下降。
＋鍛煉（Exercising），引人注目地在公眾面前進行。這是一種追求自我滿足的行為，因而也是最糟的惡俗舉止。當此古怪的做法30年前開始風行並遍及中產階級的時候，有人散佈謠言說，只有性變態者才樂於此道，希望藉此撲滅這股歪風。毫無疑問，這話肯定說對了一部分。不過很快，大批素來體面的人士也開始用這種方式炫耀自己了。如今，經營、炫耀和攜帶各種惹眼的小玩意鍛煉的做法已如日中天，這些人的頭上常常夾着一副耳機。除了謙遜和得體的直覺，已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當眾鍛煉的繼續盛行。
＋偽善的作風（Fausfriendlystyle）。比如零售商和服務員問你，“你今天過得好嗎？”（見“惡俗餐館”）毫無真誠可言。
＋手（Hands），為電視上播出的節目如“幸運輪盤”或“家庭恩怨”之類濫施掌聲。這種做法似乎要讓人覺得這是情不自禁的興奮和快樂，可只有白痴才會信以為真。它所傳遞的無非是遵照某位乖戾的電視節目製片者的指令而發出的歡愉。
＋生活方式（Lifestyle），隨處使用這個詞，並無時無刻不自覺地應用到某人的生活方式上。尤其惡俗的是，依照油光滑亮的期刊雜誌的指令而頻繁改變生活方式。
＋隊列（Lines），也就是指排隊，而且玩命地擠。在排隊的時候敢於橫擠豎壓的人通常是那些來自較低的社會階層的人，他們早已習慣於為其所需而戰。他們的行為，如果可以理解，只能算是糟糕的。但是，那些更加膽小怯懦卻一點也不少莽撞與貪婪的中層和中上層人士在排隊的時候也喜歡擠來擠去，這就是惡俗，只是他們擠起來更加機巧。他們不是大搖大擺地把自己突然插入在一行隊伍中間，再露出看你敢把我怎麼樣的架式。不，他們非常詭秘，他們將自己巧妙地擠在你邊上，而不是在你前面。視你對曖昧的容忍度而定，他們期望你心甘情願地無視一行縱列與一行橫列之間的明顯區別，好像只有軍人才該懂得這個。對付他們最好的辦法就是一陣突如其來的、猛烈的、大聲的——如果可能的話再加上褻瀆和骯髒的——痛罵，否則的話，他們總認為你是個太過文弱的女士或先生，可以為所欲為。這種斥責的突然性是奏效的關鍵。
＋軍事策略（Militarymaneuvers），並且由於自以為聰明得不得了而把事情搞糟，比如1980年4月卡特執政期間，他們企圖用直升機在德黑蘭附近的沙漠中着陸，以拯救關押在伊朗的人質。雖然倚仗其耀武揚威的武器裝備（最常見的惡俗表現之一），該企圖還是以慘敗告終：美利堅合眾國又一次蒙羞，八人死亡，五人受傷，人質無一獲救。美國人感到太丟臉了，便轉而相中了羅納德-里根。這裏問題的要點是：令人眼花繚亂的武器裝備並不能拯救人之常性——愚蠢和無能。（見“惡俗的海軍導彈發射”）
＋電影（Movies），把黑白片“上彩”。這是對過去的一種有意冒犯，對能使領結與燕尾服、閨房和夜總會生輝的黑白傳統的冒犯，也是對整個藝術傳統的精微理念的冒犯。正如電影評論家萊斯利-哈利維爾所言，電影中的彩色是惡俗和不相宜的，因為彩色“模仿現實……黑白卻如魔鬼般喚引起它自身的情緒和自身的評判”。你要的是逼真還是藝術？（見“惡俗報紙”和“惡俗公共雕塑”）
＋音樂（Music），談論它而不是演奏它。惡俗的舉止總抱有這樣一種感受，認為“文化”體驗一定要有說教意味，這是對我們這種教育不良、缺少安全感、卻裝腔作勢的社會的一聲咒罵。
＋尚（Sean），要麼把它拼寫成Shawn，要麼拼成Shaun，有時甚至是Shawon。把一個活生生的愛爾蘭的名字強加給一個從未聽說過梅沃縣（County）的小孩子已經是夠糟糕的了，可偏偏還配上一副七倒八歪的拼寫，還不知道怎麼發這個音，這就是惡俗了。把影星尚-康納利（SeanConnery）的名字發成“西恩”（Seen）即屬此列。
＋標牌（Signs），私人製作的，展示在電視轉播的體育賽事上。如果標牌上只是寫着“加把勁，左撇子！”這還無傷大雅；如果寫着“操他媽的巡警！”便是糟糕的；但假如上面寫着：
約翰書：3章16節或
約翰書：14章6節
無論其中哪一塊，都是一種富於進攻性的自以為是的惡俗表現。
＋在公共場所說話（Speakinginpublic），總是超過分配給他的時間。純屬惡俗的舉止：無能、自私、還令人厭煩，每日每時都有大量的追隨者。
＋頭銜（Title），給自己安上一個令人難忘的頭銜：如預言家、大人、大師，或自封為治療專家。（見“惡俗信仰”）
＋旅行支票（Traveler-schecks），嚇唬人們一定要買你的帳，好像如果他們不聽從的話，他們的旅行必將一塌糊塗。
惡俗想法
糟糕的想法是那種顯然站不住腳的念頭，比如從樓頂往下建一幢大樓，或者企圖在車子裏裝一枚炮彈使其能在水面上行駛。有些人總能被此類念頭說服，並且相信可以實現。不過絕大多數人會認為這種事除了權充笑料之外，純屬浪費時間。然而，惡俗的觀念卻能廣為接受，並能大行其道，暢通無阻。
比如認為郵政管理局應該自負盈虧，而不像海岸警衛隊、空軍及其他國家服務那樣應該吃皇糧。與此相關的一個惡俗的想法是：持續不斷的郵費增長怎麼也不大可能是由通貨膨脹引起的。一個更惡俗的觀念（似乎從來沒有受到過真正的質疑），就是認為能不能獲得好的高等教育取決於你老子有多少錢。下一個惡俗想法：愛滋病、無家可歸、貧窮以及吸毒等都是上天公正的懲罰，我們用不着對這些事情做什麼，它們會自行消失的。還有，我們並不真的需要“Amtrak”（美國全國鐵路客運公司）這樣的公共鐵路服務，聯邦津貼對它的支持的確深深地影響了盈利的汽車交易。
在道德古板且愚昧無知地區普遍流行的一個惡俗的觀念就是，在高中學生中發放避孕套等於鼓勵性交，好像不發放避孕套這些年輕人就不性交了似的。看上去只有25分硬幣大小的蘇珊-B.安東尼①一元硬幣是一個極其惡俗的想法，由一無所知的官僚們發行流通，他們竟沒有想到高價值的硬幣必須更重，而且“顏色”也應該不同，而這是英國人很多年前就曾得到教訓的事情。一個更惡俗的想法就是，認為軍隊應該對制定國內外政策有影響力，或者認為軍隊文化應該是其他領域的社會或政治安排的楷模。
①SusanB.Anthony，美國女權運動主義者。
另有一些惡俗的觀念流行於學術界以及那些假稱為知識分子的人當中。在這樣的團體中，難怪開研討會和學術小組討論會泛濫成災：還有什麼比干這些事能更好地避開孤獨的閱讀、思考和寫作這類艱辛工作的方法呢？那些讀過不少書卻很少寫作或寫得不怎麼樣的人，傾向於相信，一名作家傾其一生所追尋的就是他20年前完成的那部書的主題——也就是說，和他們本人一樣乏味和停滯不前的主題。這些知識分子只鍾情於從事自以為是的消遣。正是他們（還有政客），參與頻頻改變他們國家的名字這一惡俗的做法，為歷史和地理學的研究製造不必要的和更大的困難。正是他們，決定錫蘭現在應該叫做斯里蘭卡，羅德西亞叫做津巴布韋，上沃爾特叫做布基納法索。正是他們，暗藏在諸如把紐約第六大道改為“美洲大道”這類惡俗事物的背後。我們應把沒有人行便道的郊區街道這一惡俗的設計歸於那些聰明的建築師、城鎮規劃者和房地產開發商，這對於好奇心和觀察生活來說實在是一副有效的泄氣劑，就像圖書館裏的電腦化卡片索引，打擊了過去人們想要在哪兒有什麼意外發現①的興緻。
①指意外地找到一本好書。
許多惡俗的觀念，如P.J.歐魯爾柯所說，統統源於“與現實毫無聯繫的宏論”。一個真正惡俗的觀念就是，買六盤保證可以提高你的“自尊能力”的磁帶，當你聽完它們並相信了之後，便自欺欺人他說你真的提高了自信力，比以前更懂得自尊自重了。你的朋友們會很快指出你有多麼錯誤，於是你便又重新回到老路上，只可憐那“49.50美元＋3.50美元郵寄費”的開銷了。“我常常在洗澡的時候獲得一些最棒的想法，”阿諾德-帕爾梅說，的確這些“想法”還真的被記錄了下來，因為他在浴室里總是預備着他的微型錄音機，隨時對他的“真知灼見”進行記錄。凡此種種，統統歸於惡俗。
不過更糟的是美國特有的本質的惡俗，如作家簡-沃姆絲利觀察到的，它使我們有別於其它一切民族。這一觀念，她說，“可以解釋那些美國人乾的無聊而古怪的行為”，如慢跑、減肥、面部拉皮手術、人體冷凍（用商業行話來說就是人體冷凍學，一門研究冷凍保存病者身體待來日有了治療方法后使其復活的學科）、染髮、以及鄙視老年人等行為。“美國人”，她說，“認為死亡是非強制性的”。
惡俗語言
有必要明白，剛開始的時候，惡俗的語言並不壞，如“放屁！”（shiil）或“操他媽的！”（Motherfucker！）等。這更像用“遊戲”（gaming）代替“賭博”（gambling），“灰褐色”（taupe）代替“鼠灰”（mousegray），“開盤菜”（starters）代替“開胃小吃”（appetizers），“淋浴活動”（showeractivity）代替“下雨”（rain），“表現不佳的貸款”（nonperformingloans）代替“壞賬”（baddebts），以及用“先前有人居住的”或“再次銷售的”（preexistingorresale）“家”（home）來替代“舊房子”（usedhouse），那是一種想要欺騙的衝動，欲遮掩不愉快的東西，或將普通的東西提升為令人崇敬或非凡的東西，通過對矯揉造作的由衷的讚美而抬高毫無價值的東西。這種語言的目的，幾乎總是想從那些輕信和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撈錢，愚弄那些天真和注重外觀的人。
當然，本書到目前為止所討論的所有的惡俗總是在什麼地方會涉及裝腔作勢的語言，這就使得從邏輯上很難為惡俗的語言單獨開闢一章來討論。其結果，就是我們會不斷需要交叉參閱，如下的話題就要求我們參見“惡俗的大學”。比如，與教授有關的惡俗：當一個教授把他的“課題”（subject）稱做“學科”（discipline）時，他只不過在此耍了個自我誇讚的小花招，故意把自己抬到某些僅僅對一些事情感到好奇的人之上。對於他來說，那些事情只會被他稱做“愛好”或“興趣”，或至多“領域”。Discipline是一個由教授們發明的詞，專門用來炫耀自己有多麼高明，而那些並非靠寫作或至少不是經常談論只有他感興趣的話題的人，與他相比是多麼愚笨。又如，“交叉學科”（interdisciplinary）這個詞，一個在校園裏經常會聽到的高級術語，如此極盡炫耀之能事，其實意思很簡單，僅僅是“不止對一種事物感興趣的人——如大多數半文化人——所從事的學科”，或者，如果你高興的話，它的意思就是指不像一般的（學科）那麼乏味和愚昧。一旦你開始用discipline來代替“領域”（field）或“科目”（subject）時，你就會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為它的一本書所做的廣告那樣結束你的談話：“多課題（intertextuality），”這一廣告的編輯寫道，“恰恰無視學科的邊界（什麼邊界？），而是在整個世界課題中運行。”此處的矯揉造作和自我炫耀，為任何需要的人提供了有關正牌的、徹頭徹尾的、18K金的、百分之百惡俗的最充分的定義。
這已經離那些被用來在更為粗俗的環境中為其產品大作宣傳的廣告技巧不太遠了。當收音機里的商業廣告說，“如果你渴望購得的話，”我們便意識到，這不過是“如果你想要買的話”的惡俗說法（見“惡俗廣告”）。惡俗語言的核心所潛藏着的謬誤有時太離譜了，然而卻總是奏效，絲毫不減其威力（見“惡俗的電影演員和其他演藝人”）。只要能說“貴賓”的時候就不說顧客，以至使那些把鋪床服務和糖果看做是親呢和友誼證據的頭腦簡單的心靈受騙上當。（見“惡俗酒店”）為什麼不能對空中旅行者但言真相說“水上迫降”而偏用“開渠”（ditching）呢？而當你可以說“噁心”時卻要說“動作不適”（motionsickness）呢？（見“惡俗航空”）
矯揉造作和婉轉語於是便成了口頭惡俗的恥辱。在一個像美國這樣的普遍自我中心的社會裏，它們提供了一種特殊的誘惑，因為在這裏，尊嚴和被人尊敬是大家都想尋求的東西，只是，就其嚴格的意義而言，很少有人能得到它們。托克維爾在評論早期的美國時說，“沒有哪個地方的公民像一個民主國家中的那麼無聊”。在這個民主國家中，因為很少有什麼可以繼承的或官方認可的個人重要性的標誌可言，因此，對於個人的社會地位的追求便成為永不停止的，而如果你尚未獲得這種地位，你便可以用大多數美國人所選擇的方式——口頭上的炫耀和虛誇——來獲得它。當用了一大堆委婉語之後還是得不到時，人們便想，可以用音節的手段來展現某個人的尊嚴——也就是說，藉助增加用以表達某個觀念所必須的音節數量的方法，彷彿從文字上增加了它的“重量”。於是，用“良好”（wellness）來替代“健康”（health），用“輔助”（assist）來替代“幫助”（help），用“一次非凡的就餐體驗”來替代“一頓豐盛的晚餐”，用“一次非凡的閱讀體驗”替代“讀了一本好書”等等，就變得非常流行了。如此浮誇的音節上的增加，往往還夾雜着委婉的目的——如用“芳香”（aroma）來代替“氣味”，其更常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增加詞的份量和數量。一塊“手錶”變成了“計時器”（timepiece），就像“選擇”（choice），往上升一點便成了“任選其一的選擇”（option）——有兩種以上的選擇機會誰不想要呢？而且還可以把音節數也翻一番。（見“惡俗廣告”）直接談錢對某些人來說成了有悻文雅的冒犯，於是“工資”被提升為“酬勞”（compensation），“費用”成了“酬金”（honorarium）。（見“惡俗的大學”）一支鋼筆是一件太低級、過於實用主義的東西了，為了讓它更加令人難忘和有價值，把它叫做“書寫工具”（writinginstrument）吧。在這類用於矯揉造作的學術用語中，近來不常聽到“方法”（method）這個詞了，而是“方法論”①：“我贊同他的發現，不過我會使用一套不同的研究方法（methodology）。”（這麼說話的教授十有八九會把他的“課題”〔subject〕叫做discipline。）
①methodology，有關某一學科的一套方法或方法論。
假如，厭倦了一個地方且急於去另一個地方，你就“搬家”（move）吧？可是這樣說你就在做相當無聊且不引人矚目的事情了。為了使你的行為更加重要，你應該說“重新定位”（relocate），你何必要冒顯得平庸的風險呢？當你可以說“作了一個決定”（makeadecision）時，或更好一點，“下了一個決心”（makeadefermination）時，幹嗎要說你已經“決定”（decide）了呢？當你能說對某事或別的什麼“持讚賞態度”（besupportiveof）時，何必說“支持”（support）呢？當你能說給一點“賞錢”（gratuity）時，何必說給一點“小費”（tip）呢？傳統上，報紙記者都是低級、粗俗之人的代表，如《頭版》雜誌里的那班人，個個都是玩世不恭、醉言亂語、在室內戴帽子的傢伙。為了把他們改造成嚴肅、莊重和有價值的“職業人員”，也為了體現他們的主子希望他們最少量的展示古怪和失控的良好願望，把他們叫做——就像《今日美國》的某位編輯曾說的——“信息發佈系統”（informationdsliverysvstems）吧。一種相似的對於高貴的渴慕，使得“下雨”（rain）成了“降水”（precipitation），在戲劇界裏“舞蹈”成了“移動”（movement），而在商界裏“損失”（loss）成了“缺失”（shortfall）。
“推銷員”（salesman）這個詞的命運既例證了趨向高級標誌的渴望之情，也例證了一般的美國人在面對令人不愉快或有辱自己身份的事物時的不適。曾幾何時，一個推銷員就是一個推銷員，正如在《推銷員之死》中一樣，毫無疑問是個有用的人，只不過社會地位低下一些，且往往有使自己淪為他人眼中的害人精的可能。如果推銷員是“她”，既然女人已被允許就業，那就很有必要再增加一個音節，把這個詞擴展成“推銷人員”（salesperson）。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覺得需要更多級別的推銷員了，於是三個音節的詞理所當然應該擴展成五個音節的“銷售合伙人”（salesassociate），然後是六個音節的“銷售代表”（salesrepresentatives）。緊接着人們又發現，這最後一個還可以擴展成八音節的，可以把銷售“人員”（person）更名為“購銷合伙人”（merchandisingassociate），而從前的“銷售經理”（salesmanager）只有四個音節實在寒傖了點，乾脆就從字面上把它晉陞為“購銷副總裁”（vicepresident，merchandising）——不光有了八個音節，也增添了一點美妙的委婉意味。
當你把“毒品”（drug）說成“受控物質”（controlledsubstance）時，這是令人愉快的委婉說法，除了增加了三個音節，而且還暗示大家，這位說話者理所當然應被看做是一個人物。既然大多數委婉語都比它們所替代的讓人不能忍受的詞語有更多的音節，那麼用“精神發展滯后”（developmentallydelayed）這個詞來表示我們原來可以用“痴獃”（retarded）或“弱智”（feebleminded）就可以表達的意思，是不足為怪的——凈賺四個音節。當某家博物館不打算再要某些珍貴的藏品時，可以“放棄收藏”（deaccession），比起那個粗魯的詞語“賣”（sell），既長又更加曖昧。
在把“黑人”（black）改成“非洲裔美國人”（AfricanAmerican，共七個音節）這場運動背後有一個秘而不宣的原因，現在也昭然若揭了：七個音節比一個音節會給人留下七倍深刻的印象。我知道這可能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在芝加哥的奧哈拉機場（見“惡俗”機場），我的確在一扇通往跑道和停機坪的門上看到過這樣一塊標誌牌：
預警通道門：
經由此門出去之前，要求先輸入安全密碼
（AIARMEDACCESSDOOR：SECURITYCODEINPUTREQUIREDPRIORTOEXITINGVIATHISDOOR）
（見“惡俗標誌”）比起“注意：打開沒有安全密碼的門會拉響警鈴”來要氣派多了，當然也比“僅限官方使用”更加浮誇。如果撰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廣告的那位作者是出於擔心別人把他看做只受過基本教育的話，這位機場招牌的作者恐怕也是在類似的氛圍中工作的人。此公無疑是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生怕別人把他不當回事兒，這在一個民主國家裏是很常見的。
這個問題在軍界尤為嚴重，他們總是對社會的接受程度疑慮重重。用“國防”（defense，如國防部，國防部長等）來替代簡單、樸實的詞“戰爭”，既符合社會等級的目的，又能滿足委婉含蓄的需要。同理，“戰役”（campeaign）比“戰爭”更美妙。比如，“當戰役結束……”不過並非所有這類增加音節的把戲都能成功。“人類殘留物專袋”（humanremainspouches）一詞的設計者真是煞費苦心，不過，如果說他的音節數量令人難忘的話，作為“運屍袋”（bodybags）的委婉語，他的單詞串似乎就沒有那麼成功了，還不及“壓制”（suppressing）目標這種說法的一半成功；所謂“壓制”者，就是“摧毀”（destroying）的意思。至於此處的“目標”（target）是指一群人、一棟建築或一處營地，則沒有區別。
惡俗的語言近些年來已成了家常便飯，司空見慣。假設無論說話的人還是聽眾、作者還是讀者都是誠實而可靠的人的話，卻根本沒有一個人公開說過一句話，提倡人們崇尚謙遜和簡潔。航空用語中當然有不少是出於委婉需要的，不過也有許多是為了滿足與高科技情境相稱的尊嚴和複雜性的需要。比如像這些口令：“着陸即將臨近，請撲滅一切冒煙的物品。”瓦格-懷特曼評論道，“我的東西里沒有一件正在冒煙；既然雪前和煙斗都不許抽，為什麼不直說香煙呢？”的確，為何不說“立即熄滅香煙”呢？懷特曼還注意到“請在飛機完全停止后才離開座位”這句話中的裝腔作勢。“難道停止不就是停止嗎？”他問道，“什麼叫完全停止（acompletestop）？”機師經常這樣向乘客保證，“我們將在片刻后（momentarily）起飛。”他的意思就是“馬上”（soon），但他就是不能忍受讓這個低級詞語來連累自己的尊嚴。當你可以是一名“女乘務員”（stewardess）或者索性“航班侍者”（flightattendent）時，為什麼要被稱做一名“空中女招待”（airwaitress）？這就像把“收垃圾的人”（garbagemam）叫做——猜一猜？——“廢物處理工程師”（disposal）甚或更動聽的“廢物回收利用工程師”（recyclingengineer）一樣美妙。
只有在飛機上你會經常看到“送上”（presented）這個詞，其用意也是裝腔作勢。如在一份飛機菜單上：“將有各式熱晚餐卷送上”；正常的體面、謙虛和貼切的標準會要求除了“Rolls”（卷，指肉菜卷等各類卷狀食物）之外，其他統統砍掉（見“惡俗餐館”，“惡俗航空”）。的確，“送上”一詞已經成了與偽貴族氣派和冒牌誘餌形影不離的侍從。某家鋼筆公司，就是那種喜歡把它的產品稱做“書寫工具”的，在說到它的（大量生產的）某種自來水鋼筆時，聲稱只要花150美元你就可以擁有它，並“奉送豪華胡桃木筆盒一個”——搞得真像這是一件珍貴的物品，是一件貨真價實的“藝術品”，而你則成了一位夠級別的鑒賞家了。（見“惡俗物品”）
我已經在別的地方（《格調》）詳細論述了把“房子”（house）一詞誤用為“家”（home）的情況，這有點類似欺詐性地使用“旅行”（travel）山一詞，其實它的意思只不過就是旅遊（tourism）。貪婪引發了兩方面的墮落，一方面是“房地產經紀人”（Resltors，對買賣房產中介的惡俗稱呼）的貪婪，他們希望賦予他們的商品以某種溫暖、舒適的情調；另一方面是那些招攬遊客和開車巡行生意的人的貪婪，他們想借這類烏七八糟的方式說服那些天真的人們，讓他們覺得自己正在汲取旅行的經驗。“home”和“house”是兩碼事兒，這一點曾經是勿庸置疑的，這也正是它們之所以是兩個不同的詞的原因。很顯然，一個“拆房子的人”（housewrecker）和一個“拆散家庭的人”（homewrecker）當然不是一回事兒，儘管新出爐的彬彬有禮和故作多情正穩穩地進行着消除這類區別的工作，也正是它們，推動了形形色色的惡俗現象的發展。如今還有誰記得，我們當初老老實實地把建房子的地方叫做“建築用地”（buildinglot）而不是“家居現場”（homesite）？一家大報最近讓自己落入了地產業的詭計，錯誤地稱呼“房子”為“家”，比如“膳食寄宿家”（boardinghomes）。我們肯定很快就會聽到“妓女家”（whorehomes，應為whorehouse）或諸如此類的詞。一大批可憐兮兮的美國人希望（如果不是假設的話），能從這一說法——“那些人真幸運：他們住在一個價值百萬元的‘家’里”——中買到一個美好的生活。即便公寓套房如今也被惡俗的語言改造成了面目全非的東西，在一份為銷售他的公寓套房（apartmenthouses）所做的廣告中，唐納德-川普（DonaldTrump）有聲有色地美其名曰為“宮殿”（palace），並斷言：
在川普官殿中，我們創建了一系列如官殿般的家（homes）。每個家都是精心設計的，以實現那些欲盡情體驗其絕妙……生活的人們的夢想與渴望。
宜人的景緻是每個家的標誌……
當然，川普也賣“城家”（townhomes），那種原先是“城屋”（townhouses）的房子。（見“惡俗廣告”）看了這些赤裸裸的以“家”代“房”的做法，你為《美麗的房子》以及《住房與庭院》之類雜誌感到擔憂是不太困難的了，它們將永遠陷在那些老實的稱呼里而日益消亡。
由“家”這樣的詞所激起的虛假的溫暖感，也是惡俗的詞語“社區”（community）視若珍寶的副產品，而“社區”這個詞常常用在根本就沒有社區的地方。像什麼“年長者社區”（theseniorcommunity），“同性戀社區”（thegaycommiunity），“黑人或波多黎各人社區”（theblackorPuertoRicancommunity），如此舉不勝數。正如海倫-文德勒指出的，這個詞之所以如此廣泛地拋頭露面，其內在實質就是一種大劑量的“偽田園風光”，就是“家”這個詞所要顯示的同樣幼稚、畸形、帶玫瑰色彩的生活觀。廣告對此類故作多情不遺餘力地大加利用，於是我們便聽到了“一個可愛的新家社區”；任何東西只要一披上“社區”這樣的色彩，或至少是這樣的語言，馬上就會變得溫暖而脈脈含情了。一名迫切要求在哈佛法學院任命更多女教授的作家說，“女性的聲音在‘法學院社區’中是一種相對新近的聲音”（她的意思是“法學院”）。像“世界社區”（theworldcommunity）這樣的短語恐怕使這種境界達到了頂峰，常見於自以為是和政治說教性的上下文中：“這種公開的恐怖主義行為（或者壓制基本人權、或對民主意願的壓制等等）必定會遭受世界社區的譴責。”在專門談到像女權主義者社區這類一廂情願的表述方式時，文德勒正確地觀察到，“對‘社區’這個詞的烏托邦式的、悲天憫人的運用……可以給一個局外人帶來一身雞皮疙瘩。”
儘管“社區”是一個極方便的自我誇讚的小把戲，在惡俗語言的保留項目中還有許多別的高招。“深入的”（indepth）就是一員異軍突起的名將，最常用來故意模糊確切的含義兼暗地裏給說話者一點小小的鼓勵（見“惡俗廣告”）：“這本書是以一百多次深入的訪談為基礎的。”（我的天，您真是夠深入的！）還有，把“關心的”（concerned）一詞安置在任何群體中也是一種表現成員間的同情心（“關懷”）及暗示局外人的冷酷無情的有用方法，因此，像什麼“反肝炎母親協會”或“關心亞洲人權人士委員會”等組織的成員，從道德上看起來顯然要比其他組織的人崇高。同出一轍，把“對…負責的”（responsible）一詞引人任何一場爭論中，就能表明“你的正確和你的對手的錯誤。”
還有一大堆惡俗的詞和短語，許多人希望通過使用它們將為自己帶來學識淵博的名譽。那個用濫了的詞“飽學之士”（Renaissanceman，用以稱呼像比爾-布萊德利之類的人：運動員，羅茲獎學金學者，參議員等等），其意思是說談話者對他所談論的事情了如指掌。的確，對這個術語的理解本來源於和皮科-德拉-米蘭多拉①的思想以及菲利浦-西德尼爵士②的作品相關的語境。可愛的美國人喜歡用希臘字母給兄弟會或姐妹會取名字，其實卻無人知曉希臘文（而且已經多年不開希臘語課程了）、哲學或古代歷史。除了市場營銷（先前是賣東西）或“教育心理學”，這裏的人不學那些老東西，儘管有時他們樂於不懂裝懂。
①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哲學家，人文主義主要代表之一。
②英國詩人，作品有傳奇故事《阿卡迪亞》、牧歌短劇《五月女郎》等。
在“Renaissanceman”一詞中的假精確就像和類似的假裝聰明的短語Voodooeconomics（巫術經濟學）中的情形如出一轍，多用於有不宜出口的髒話要說之時，都很有利於裝模作樣和迴避實意，反正“巫術般的”究竟是什麼意思大家連個屁也不知道。我們應把這些令人難忘的詞語歸功於總統先生，當考察了東歐正在發生的事情后，他最近宣稱，“自由之路就在我們面前放着”（誰放？無禮者不禁要問）。同理，“涼人的”（mindboggling）也是一個常常被引用的詞，按照這個詞的期許，會給說話人帶來一種“聰明的造詞專家”的美譽。這正是那些在“談話”（conversation）的時候卻常常使用“對話”（dialogue）一同的人們的希望，同時也是那些總想有機會一展“betweenarockandahardplace”（在一塊岩石和一塊硬地方之間）這一短語之風采的人們的希望。
美國人對於尊嚴和重要性的貪慾，每天生產出大量可笑的文理不通的東西。如用“absent”（缺少）表示“without”（沒有），比如，“Absentfurtherinformation，wecan-ttell”（由於“缺少”進一步的信息，我們無可奉告）。另外，把“impact”（衝擊）作動詞用，意指“influence”（影響），如“ourcampaigndidn-tseemtoimpactvotersmuchinidaho”（我們的競選活動看來對愛達荷州的選民沒有造成多大影響）。把“transit”（過境）當作“cross”（穿過）的高雅同義詞，如“ItransitedmostofTurkeylastsummer”（去年夏天我過境了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區）。當然，最受青睞的還是用虛假浮誇的parameters（限定參數）來意指某種類似“boundaries”（邊界）的東西：“那位新夥計似乎不大樂意在公司限定的參數以內工作。”
十足的惡俗要求使許多人在他們只想說“content”（內容）時卻用“context”（語境），想說“sympathy”（同情）時卻用“empathy”（移情、共鳴），或者想說“idea”（觀念、想法）時卻用“concept”（概念）。的確，當某個推銷汽車、公寓或房子的人開始說起某個新概念時，最好還是確定一下你的錢夾子還在不在老地方。作為美國這場偉大的不勞而獲的聰明遊戲中的計數器和標誌，“meld”（合併）代替“join”（加入）自有其吸引力，正如一知半解地用“mix”（混合，動詞）代替“mixture”（混合物，名詞）一樣，以及用極富品味的“segue”（指音樂的延續或連續演奏）代替“Proceed”（繼續），或者代替更簡單的“go”（走）。最近一次故弄玄虛且最終導致垮台的戲是由安德魯-奧斯頓先生上演的，一個極其堅定的職業人士，國家交通安全局的成員。他身穿一件領尖釘有鈕扣的襯衣，繫着一條傳統的“如軍隊般嚴格平正的”條紋領帶——這樣，他看上去就很像一個有文化且有板有眼的人了。他這樣提起一名與一次令人疑惑的飛機失事相關的小型飛機駕駛員：“我想他是想弄清楚當時發生了什麼……那就是他‘發散’（exuded）給我的態度。”
只要社會地位再低一點（儘管這一點人們很難肯定），新的文盲就開始給那種過去被稱做“rose”的略帶甜味的玫瑰紅葡萄酒重新取名字。許多人都因不知道該對服務員說“rosezay”呢還是乾脆就叫“rose”而感到羞愧，於是乾脆就不點這個東西。商店和餐館捷足先登把它的名字改為“blush”（紅臉）。隨着“rose”的基本上消失，格雷普龐芥末醬（GreyPouonMustard）現在也正一步步轉變成格雷朴昂（GreyPoopon），而原來的“croissant”（起酥）也幾乎清一色地變成了“crossant”。近些年來，高等教育的種種變化（見“惡俗的大學”）使得那些專門給廣告撰文的修辭家們比以往更加肆無忌憚地犯下大堆愚蠢的錯誤，卻沒有引起廣告代理機構中任何人的注意。一份某種名牌杜松子酒的廣告斷言：“馬丁尼又捲土重來了……但‘喝’它的方式還是六十年前的老樣子”（themartinihasmadeareturnandit-sstilldrankthesamewayitwassixtygearsago）。文字偵探厄內斯特-勞里默對此評論到：“我可以理解一家酒類公司不願在廣告上使用drunk（醉酒的，亦是“喝”一詞的過去分詞）這個詞，可是這個也太離譜了。”威廉-薩非爾收集了一些極其自以為是的文盲錯誤：
某種昂貴的文字處理器的廣告：“預置的拼讀字典可以立刻alertsyouof（警告的你）任何拼寫錯誤。”
某種極其昂貴的腕錶的廣告：“如果你足夠幸運擁有一兩塊四處laying（下蛋）的老牌表還有一份廣告……第五大道婦女服裝商店……”說到“互不相干的奢侈品”
再也不敢肯定那些在各大報紙上標有自己醒目大名的作家們是有文化的了。其中有一位在頭版撰文，講述與娜坦-沙朗斯基有關的事情，說自他駕機飛離蘇聯以來，他和他的妻子都有了在耶路撒冷重新安家的時間（therehasbeentimeforheandhiswifetostartafamilyinJerusalem），應為“forhim”。若是在1910年，人們很容易相信這些可能僅僅是不幸的排印錯誤。現在可不是這麼回事了。儘管誰也沒有指望有關比薩餅和啤酒的廣告會具有多麼高的理智水準，可是這樣一份廣告中的邏輯真讓人啼笑皆非：
新阿姆斯特丹
紐約市釀造的惟一的
啤酒之一
不過這還算不上惡俗，只是糟糕罷了，相對說來，它並不做作。
由此，導致了美國社會普遍的不安全感，以及對於說話或寫東西過於簡單和不花哨多少會降低當事人的身份的恐懼。增多音節的賣弄遊戲已變得十分尋常，可是正如諾瑟羅普-弗賴伊所說，“文字簡潔性總是被置於常識的對立面”，那些拼了老命要顯示自己為何等人物的人對簡樸文字小心翼翼地迴避着。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小心翼翼地不說，舉個例子，可卡因是一種常見毒品的原因，他們會說，“可卡因是選擇的藥品”（Cocaineisthedrugofchoice）。他們相信，聽了這句話我們一定會對他們有非凡的印象。
惡俗圖書
毫無疑問，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討論這個話題的確太大了。然而，每年還是有成千上萬的書籍傾銷進市場，不用說，這其中很難有幾本像點樣子的。喬治-奧維爾對此令人尷尬的事實看得很清楚：
如果不過度誇耀其龐大的數量的話，人們幾乎不可能成批地提及書籍。除非你和圖書有某種職業性的關係，否則是不可能發現這成堆的書籍有多麼糟糕的。
更不必說這一龐大的數量有多麼惡俗了。
一個既省時間又省錢的辦法就是：在它們出版之前就認出這些惡俗圖書來——甚至在它們寫出來之前。一個有用的暗示：留意那些談論他們打算要寫的書的人，或留意那本他們說他們正在寫作的書，十有八九，那會是一本糟糕的、乃至惡俗的圖書，因為好書總是由那些愛寫書甚於談書的人們創作出來的。用戲台的話說，這是寫戲和演戲之間的區別。是孤獨的、私下的努力和興高采烈的、公開的行為之間的差別，或者說得極端點，是做點好事和炫耀之間的區別。荷塞-奧特加一加塞特①曾經寫到，“每當聽到一個朋友。特別是某個年輕的作家，鎮定地宣佈他正在創作一部小說時，我總感到震驚。”為什麼呢？因為任何一部小說，能有機會為人們所記憶或停留在書店的貨架上長達八個禮拜，那已經是天文數字了。如果你想讓人們在記憶里把你看成一個聰明人，甚至是一個仁義的慈善家，就別寫小說，甚至都不要談論它。相反，你只須編製一大堆混雜的興趣，收集75年來的氣象數據，或者以表格的形式搞搞改進了的保險統計資料。這一切總比大多數人都可以胡亂編造的“創造性的”東西更有用，而且也不大容易使作者遭受被人忽視的命運，如果不是被嘲笑和被鄙視的話。此外，人們還會發現，大多數借宣稱他們正在寫一部小說以尋求他人的關注和重視的人，事實上都極其缺乏講故事的才能，即便是講一個下流笑話，他們也沒法抓住一張飯桌周圍的注意力達30秒之久。
①JoseOrtegayGasset，1883-1995，西班牙哲學家。
另一種在它們出現之前便認出惡俗圖書的辦法，是由一張最近的新聞圖片得到的啟示，圖中一名年輕的婦人正在一個髮廊雅間裏，在一台手提式文字處理器上寫她的書（很可能是一本小說），她的髮型師正在一旁擺弄着她的髮鬢。如果這還不過癮的話，在她所說的話里還有更進一步的警告：“我正在寫一本有關我在亞洲度過的十年學習冥想的書。我在髮廊里完成了不少作品，並用傳真把作品從那裏傳給我在紐約的出版商。”髮廊？事實上，這正是由她炮製的圖書的惡俗性不言而喻的證據。
書籍一旦真的出版了——它們中大部分都沒有這麼好命，這是當代生活中不多的慰藉之一，圖書的題目便成為另一個方便的警告標誌。《怎樣才能確保成功》，吉姆-拜克著（我並非在此杜撰），便是典型的一例。《療傷：家庭男女平等主義的承諾》怎麼樣？據說包括有“散文、故事、詩歌和禱文（！）”，將女權主義（feminism）和生態學這兩種“視角”合為一體，此二者正是“我們時代最有潛力的治療視角”。你應該特別留意任何一本在題目中出現“治療”（Healing）字樣的書：由此，《愛、和平與治療》一書便散發出警告的濃煙。另有一些標題尚須擲硬幣才能找到答案，如《誰來發號施令？》，《如何有效地對孩子們痴迷於戰爭遊戲和戰爭玩具作出反應》（答案：建議他們加入海軍陸戰隊），等等。
圖書廣告也是發現惡俗警告的地方。對於一本由佛蒙特州的某家郵政信箱中寄出的、據說可以提供以“完美絕倫的技巧”講述故事的書，恐怕還是不要過於興奮為妙。或者，另一本出自佐治亞州某個郵政信箱的書，其廣告是這樣開始的：
第一次面市
接下來是，
“一部車就是一間很小的屋子”。如何成功地進行一次愉快的全家駕車旅遊。作者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旅遊者。
現在就請訂貨！
那麼，衝上去買吧！如果這本書過於世俗化了，還可以奉上《論上帝存在之證明，以及其他精神探索》，包括85幅圖表，郵自紐約市的某個郵箱。或者為什麼不看看羅瑟琳-布魯那爾的《光明之輪》呢？該書被《冥想雜誌》稱為是“對人類身體的光暈的既直覺又科學的研究的極其精確的介紹”。或者《提高你使用標點符號的能力》怎麼樣？一種提高你使用標點符號技巧的簡單指導。看來對此惟一可能的答覆應該是：“不用了，還是提高一下你自己的吧！”手邊就有一部詩集《獅子的眼淚》，“展現了這位圖書管理員的心靈世界”。（古斯塔夫-福樓拜，當我們需要你的時候，你在哪裏？）
像上面這樣的書名已經領我們走近了真正的惡俗圖書交易的底層，即“虛榮出版”（VanityPublishing）。可悲而念念不忘自我的傢伙們竟會被下面這樣的廣告感動得不知所措
紐約出版杜誠招作者
寄望於讀者們對於“資助”（subsidy）一詞究竟是什麼含義的無知，廣告繼續說道：
一流的為作者提供資助的圖書出版社尋求各種類型的手稿：小說、非小說、詩、學術、青少年作品等等，歡迎新作者。
新作者當然是“受歡迎的”，因為他們不太可能知道，所謂“資助”的意思就是，由作者自己花大筆的錢將他們粗俗、可憐、不該出版的東西印刷出來，捆紮好，再一摞一摞地碼放在倉庫里（每月的倉儲費由作者支付），或者用重型卡車（運費由作者支付）把它們送出去，讓它們在不知什麼地方的閣樓里長眠不醒。
出版社立約要為他的書目“做廣告”，而這個詞又刺激了對於名聲與成功的幻想。於是，每個禮拜，在紐約的某家大報紙上就會出現一份發售這類圖書的廣告，看上去就像誰真得要買這些書似的：
《一盒獻給金髮女郎的粉筆》
一部苦心經營的小說，生動地描述了教書的一切歡樂、痛苦和挫折。＄13.95
《笑話集：乾淨的、骯髒的、調級的》
適合各種口味的笑話集錦——從安全無害的到淫穢下流的。＄8.95
《萬有引力的作用——內與外》
有爭議的思想食品，將令眾所周知的物理學震驚。＄7.95
《漫遊》
一段進入自我發現之歡愉的新奇而睿智的旅程。＄6.95
還有一些這類小廣告，出自某個恬不知恥的撰稿人之手，他或她一定每個禮拜都要把自己重新羞辱一番，真是可笑得感人，比如：
《獻給我所麥之人的詩篇》
一束以散文體編成的美麗花環，紀念詩人去世三十年的亡妻。＄10.00
還有
《請為我種一些鮮花和沙果樹》
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位母親獻給自己在一次不幸事故中喪生的
幼女的辛酸禮物。＄13.95
恐怕沒有必要在此大談那些企業家們的道德品味了，他們是如此輕而易舉地操縱着那些毫無防衛能力，無知而簡單的大腦。不過我很樂意提一下，一家多年以來靠經營這種沒有良知的行當而發跡的公司，最近因欺詐罪而受到審判，並受到嚴厲制裁，理由是這家公司告訴它的上當者們說他們的書將由書店來經銷。不過你儘管放心，這樣的公司一定會捲土重來，再次加入其他無以數計的“資助”出版社行列。
一種長久的美國文化的持續性，正是以這種周瑜打黃蓋式的惡俗圖書交易為特徵的。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海明威在《我們的時代》中就描述了一位可憐兮兮的來自上層社會的“詩人”，其自賤的情形同我們今天這些社會地位沒那麼優越、容易上當受騙的人沒什麼兩樣。當那位詩人和其他一些偽藝術家生活在法國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現在已經有差不多夠出一書本的詩了。他打算在波士頓出版，並已經將他的支票匯去那兒了，還與一家出版社簽定了合同。”
這篇小說的名字是《艾略特先生和夫人》，事實表明，它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理由也許不難發現，雖然不會有什麼可靠的國際統計數據支持，不過我倒很樂意打賭，相對人口數量的比例來計算，如此騙人的“自費出版業”中，美國一定佔據着世界領先地位。這整套可怕的把戲充分證明了美國人對虛榮的需求，他們情願相信，只要你能找到竅門，為了出人頭地，便要衝向任何一次不易把握的機會。這樣，就沒有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了。
不過，以上這些針對惡俗圖書的警告，並不能保護讀者抵禦那些真正惡俗的圖書的侵襲，就像那些耗費巨資拍攝的電影（見“惡俗電影”），它們的偽裝幾乎使你無法抗拒它們的誘惑。當奧維爾指出大多數圖書是如何“糟糕”的時候，其小寫的“bad”的確概括了當時的實際狀況，因為真正惡俗的（BAD）大部頭書籍的商業傳統其時才剛剛開始，格雷斯-米泰利厄斯的《佩頓莊園》（售出逾900萬冊）和威廉-布萊迪的《驅魔者》（售出1200多萬冊）當時尚處在準備階段。不過“進步”是無法阻擋的，時至今日，特別是大部頭的惡俗圖書（BIGBADbooks）——那些中產階級人士最愛讓人看見他們隨身帶着的又大又沉，永遠讀不完的小說——成了使無數出版商不至於垮掉的看家寶貝，只要趕得上趟，哪怕一季只有一部，也是可以扭轉局勢的了。
許多年來，出版業對這個問題始終迷惑不解，為什麼那些嘮叨、繁瑣、又大又厚的小說，可以確保人們從9月份（“秋季書目”）一直讀到來年的6月或7月，而且還備受人們的青睞？最好的回答是：如果你一年只讀一本書，而且你還引以為自豪，你就會想要一本看起來“像一本書”的書——厚重，硬皮包裝，嚴肅而莊重，一本拿在手上乘汽車、火車、飛機或走在大街上都能被人看見的書，一本廣告做得很兇猛、盡人皆知的書。這樣，當你買了一本這樣的書，你就明確地宣佈了自己在主流消費陣容中的可靠地位。你做對了！這並非一句安慰的話，這是一種強烈的滿足。無論是丹尼爾-斯蒂爾、斯考特-特羅、還是赫爾曼-沃克的過於肥大的作品，只要是大惡俗的天皇巨作，總會以數百萬美元的廣告費和宣傳戰為其鋪路，正如施洗者約翰之於耶穌。經過這番苦心經營，誰還能說出或者誰還真的在乎這本書究竟是什麼東西？正如電影業里的情況一樣，花費不菲的精裝圖書並非總是賣出去的最重要的商品，其附屬版權——第一、第二續集系列、電影改編權、舞台演出權、磁帶版權、電視改編權、T恤印製權等等——常常能帶來更多的收入。
小說兼劇作家拉里-麥克默特里精妙地指出，“把我們現在圖書業稱做‘出版業’實在是夠簡化的了，其實它是一種媒體混合物，其先決條件不是文學價值，而是促銷能力。”因此，我保證大惡俗圖書將會繼續風行許多年，而且足以使我們相信，我們這輩子只能與惡俗圖書為伍了。
惡俗音樂
音樂，不管什麼音樂，只要它受貧弱大腦的歡迎，只要它隨時願意為它的商業操縱者們效勞，那麼你所聽到的一切音樂，至少你漫不經心地聽到的一切音樂，就都屬於糟糕的之列。然而，一旦它變得裝腔作勢，就像其他東西一樣，要求被當作“藝術”看待，要求人們表示敬意，這時它就成長為惡俗了。而在此時再談論什麼“古典”和“流行”的區別，就幾近無謂了。披頭士和西蒙一卡方科的許多音樂都要比大多數愛德華-埃爾加爵士（SirEdWardElgar）的音樂寫得好，也只有十足的世儈才會在帕西-格蘭傑（PercyGrainger）的“鄉間庭院”那陳腐、乏味的重複和最新的拉蓋樂（reggae）之間找到什麼重大差異。儘管都是些遲鈍的、過分強調純粹和一成不變的噪音，拉蓋樂恐怕還是會獲獎的。兩者依賴的都是惡俗的技巧——沒有發展的重複，沒有結尾（見“惡俗標誌”），因而很像惡俗的對話。
因此，在音樂中，空洞無物就是惡俗，不管這首音樂是出現在一家音樂大廳里還是一個妓院裏，也不管它是由一支弦樂四重奏樂隊演奏還是一支重金屬樂隊演奏。有幾種可靠的標誌可以判斷惡俗音樂的出場或即將來臨——如明目張胆的豎琴和音急速彈奏（注意一下那些翻飛着的手指！），或者在鋼琴演奏中，那套利伯萊斯式的（Liberace）把戲，將雙手儘可能高地抬起在鍵盤的上方以展示能量和感動，這也是大多數動感派交響樂指揮家們的意圖（見“惡俗電影演員和其他演藝人”）。還有更多可以辨明惡俗音樂出現的線索，比如乞求他人注意和渴慕的音樂上的俗套調子，總以為聽眾太愚蠢了，不可能在此之前已經聽過千百遍了。就陳腐性而言，這些和體育場裏的棒球或籃球比賽中調動觀眾情緒的那些高潮片斷相當，暗示觀眾們齊聲高喊，“沖啊！”你還可以相當有把握他說，凡是那些渴望把你送到異國他鄉——常常是東方的某些地方，如“印度之歌”、“在一座中國的寺廟庭院裏”——的作品，肯定都是惡俗乃至極端惡俗的。根據同樣的道理，接近任何貼有“夜曲”標籤的作品時都要慎重。批評家傑克-林奇提議將惡俗音樂獎頒發給“任何一件由安德魯-勞埃德-韋怕（AndrewLLoydWebber）所寫、演奏、演唱、表演、製作、資助、鼓勵、評論或者傾聽的音樂作品。”
不過最簡便的經驗之談是，一件不能取得任何進展的音樂作品（如大多數拉蓋樂）就是糟糕的；而一件不能取得任何進展卻裝作是珍貴和有價值的、甚至是神聖的音樂，像“D大調帕赫貝爾-卡農”（PachelbelKanon），它就是惡俗的。惡俗的音樂總是藉助於機械手段來使它有什麼進展，如膚淺的調高音量，用來擦亮和掩飾每一次重複，或純粹的節奏與響亮度的加強。這麼做比創造容易多了。（如拉威爾的《波萊羅》。）音樂中的這類伎倆與話劇中類似的欺詐表現相當，如由來已久的劇院經理的詭計：神秘兮兮地推動調光器，使各式燈光次第變亮，隨着每一張帷幕的展開，好像人們的興緻也在一步步增加。
還有一個簡便易行的標準，對糟糕的和惡俗的音樂二者都合適：那種在最世俗的場所，如銀行、書店或電梯裏向你迎面撲來的音樂，以及當你在電話上等待你那位慢吞吞的惡俗對話者時沒完沒了地向你的話筒里放送的音樂。重要的是這些音樂很少是由伯德①、帕賽爾②、泰勒曼③、亨德爾或拉莫④創作的，甚至連莫扎特的都很少見，儘管粗俗的電影《莫扎特》（在惡俗人物中幾乎和電影《愛可斯》一樣流行）使它已經成為商人以及類似的俗人中假裝喜好莫扎特的一種時髦。如果你在久等電話時從聽筒里傳來的是“帕赫貝爾-卡農”的話，那也算是在向你表達高度的誠意了，就算不是完人的虔誠。
①WilliamByrd，1543-1623，英國作曲家、管風琴師。
②HenryPurecell，1659-1695，英國作曲家。
③GeorgPhilippTelemann，1681-1767，德國作曲家，自學成才。
④JeanPhilippeRameau，1683-1764，法國音樂理論家、作曲家。
在其可貴的《糟糕之最》一書中，唐-萊瑟姆通過一一點名指出“最乏味的音樂作品”而為公眾做了件大好事（“讓人打鼾的音樂”）。那串名單當然包括拉威爾的《波萊羅》和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響曲》了。維瓦爾第的《四季》亦在其列，還有安東-布魯克納的《D小調第9交響曲》及查爾斯-伊大斯（Charleslves）的《新英格蘭的三個地方》。萊瑟姆的確好眼力，不過不知怎麼他居然忽略了約翰-凱奇（JohnCage）的作品，儘管他已經注意到了菲利浦-格拉斯的音樂中有某些相當乏味的東西。萊瑟姆認為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曲》極其平庸，不過照我看來，它怎麼也不能和西貝柳斯的《芬蘭頌》的平庸相媲美。諸位可能還想提一提理查德-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中的幾處毫無生氣的樂章，或者整部歌劇《托斯卡》，包括裏面所有的裝飾音。
惡俗的電影已經征服了許多年輕夫婦，使他們依照《星球大戰》或《烈火戰車》這樣的重磅炸彈的主題曲成婚，揭示出某一領域的惡俗之威力有時幾近魔幻的程度，足以觸發另一領域裏更大的惡俗。
惡俗詩歌
如果你沒有多少文學才能卻又想——甚至是在今天——獲取某些歸於“詩歌”的特權與榮耀，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製造一個富於轟動性的色情的開頭，如：
一個陰蒂就是一種大腦——
愛莉絲-諾特利
格萊西艾拉不會操我的——
塔提亞娜-德拉-特萊拉
在索爾茲伯里的海灘
我的雞巴被你的愛吞沒——
沃爾特-科爾蒂斯
等等等等。而如果你缺乏使上下文連貫一致的才能——傳統上這正是詩的特長，甚至是它惟一的特長——你可以按任何順序把各種名目列在一起並稱自己是一位“超現實主義者”：
巨大的血盆，月亮動詞曾在此沐浴
巨大的煮熟了的鳥賊，一個失去的星座的記憶——
伊萬-阿格萊斯
如果你把詩行寫得短一點，超現實主義的行為就更加容易了：
托馬斯言論的背後
超越冗長的現代慰藉——
湯姆-魏特雷
或者你可以設計一首一上來就沒法讀的詩，讓那些文盲見了肅然起敬：
Phantasmagonillaorgasmiasmacharismamama
diaphragmdiarrheacatarrhcatatoniccatastrophicmascara……——
CYN.佐爾科
或者你可以用你的詩來參加“全部說出”（TellingAN）晚會遊戲並希望大家有興趣：
我是一名女同性戀者——
簡-克勞森
或者，如果你嫌用過的色情概念都太大眾化了，你可以用一首“屁眼詩”（AssholePoem）令你的讀者刮目相看：
現在大約是時候了
某人應該寫一首有關屁眼的詩……——
吉姆-霍爾姆斯
像這類惡俗詩人的最大心愿就是成為某某團體或某某流派的成員：一個人搞沒多大意思，他們渴望有一些標籤、命名和分類加在他們身上。因此，在作者備註中像這樣的詩人據說都出生於“人馬座和白羊座尖角相會”的徵兆中。
另一名這類“詩人一社團加入者”據說是“紐約‘語言社’的一位領銜人物”。還有些人非常自豪於披掛上“充滿激情的環境主義者”或“佛教動物權利活動家”的牌子，或成為“超巴洛克社團”的成員。一個“城市超現實主義者”是某某人的珍愛的命名，一個“紐約現實主義者”是另一個人珍愛的命名，而一個女人因“與三藩市的色情女權主義者有強烈的認同感”而感到驕傲。某些這類人衰弱的自尊感促使他們在仿蘇維埃式的集體中抱成一團（參照納博科夫的說法：“知識分子不參加團體”）。因此，一個詩人，依照某傳記註釋的說法，“屬於全國黑人男女同性戀者同盟……以及新詞書店集體。”又一個人“是……女性編輯集體的一員”。而且（毫不奇怪），還有許多同名同姓的新時代（NewAge）集體，他們中的許多惡俗詩人聲稱對“神秘藝術”（occultart）。黃教（Shamanism）、“瑜咖哲學”（Yogicphilosophy）、“巫術”（magick）以及“藥草學”（herbology）感興趣。這些偽學問的把戲，多虧了頻頻出現的預科生式的語法錯誤（謝天謝地！），才不至讓那些貌似真誠的表現矇混過關，如安娜-沃爾德曼用錯了的分詞：
一枚紫色的髮夾
喝着濃濃的金麥茶滑到了地上。
還有桑迪-卡斯特爾，分不清“lie”（躺）和“lay”（放）之間的“總統級的”天真區別①，如：
當和他們睡在一起
你知道……男人
幾乎剛剛才手淫完
我以一個趴着的姿勢“放着”（躺着）
將被子掀出床外
就這樣度過如母親般照料他們的夜晚
①作者此處影射美國副總統丹-奎爾經常在講話中犯語法錯誤。
再看看克里絲蒂娜-鄧肯對於句法與意義的完全解構：
如今匆匆忙忙地我們吵鬧着跑前跑后
每天盡我們的職責如此我們的能量在成長
（參照埃茲拉-龐德所言：“詩最好不要寫得像散文。”）
這些東西之所以惡俗是因為它們盡屬“文盲的炫耀”。
還有些詩有資格被提名為惡俗，因為它們代表了孤芳自賞和忸怩作態之流：
噢，上帝禁止
噢，上帝禁止
噢，上帝禁止
你的兒子
你的兒子
你的兒子
嫁給
嫁給
嫁給
一個
一個
一個
黑仙子①
黑仙子
黑仙子
噢，上帝禁止你的兒子嫁給一個黑仙子——
福萊迪-格林菲爾德
①blackfairy，指黑人男同性戀者。
其他惡俗的詩歌類型包括政治或社會感傷派（“這是一個自我憐憫的時代。”——安東尼-鮑威爾），還有絕望自我派，或沒人愛我派。
面對這一切惡俗的例子，那些僅屬糟糕的詩便帶來一種顯然的放鬆。於是，當你轉向新近流行的牛仔詩時，至少會因為沒有落人那些由男女騙子組成的團體（或“集體”）的手中而感到安慰：
生命中我真正熱愛的兩樣東西——
加利-麥克馬恩
生命中有兩樣東西
我真得熱愛：
那就是女人和馬，
這一點我深信不疑。
所以當我死了，
請把我的皮晒黑
並把我加工成
一座精美的馬鞍。
再把它送給一個
喜歡騎它的放牛女子
從此之後
我將安息在
我最熱愛的
兩樣東西之間。
那是一件真的能讓人笑出聲來甚至流淚的作品，其性感因素隱而不露而非高聲吶喊，與許多人認為無比正確的政治立場也保持着一種令人愉快的距離。“生命中我最熱愛的兩樣東西”至少不能被說成是——引述卡蘿爾-魯門所著《赤裸裸的創造：后女權主義者詩歌》一書的結尾——“啟發了有關人權的廣闊議題，無論是個人與個人還是國家與國家之間。”那些尚能模糊地記得葉芝和艾略特、更不用說喬治-赫伯特①和羅怕特-赫里克②的詩作的人，應該能有足夠的智力想起詩與“廣闊議題”扯不上任何關係。把遣詞造句的藝術硬拴在它們身上，便確保了藝術和社會議題均將成為惡俗。
①GeorgeHerbert，1593-1633，英國玄學派宗教詩人。
②RobertHerrick，159-1674，英國牧師、詩人，本-瓊森的高足，“好在堪摘須及時”是其名句。
惡俗的大學
大約一個世紀以前，美國人開始經驗高等教育，可是淺嘗不久，他們便發現不喜歡它。高等教育太難了，也太嚴肅了：拉丁語和希臘語要學好幾年，而古代、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歷史中那些高貴、偉岸的英雄們看起來沒什麼用處，且和作為美國人的主要行為——掙錢——的“行動楷模”“沒什麼瓜葛”。人們發現，對邏輯和論證原理的熟悉，實際上妨礙了消遣和良好的夥伴關係，對於普遍謬誤的歷史，對於由迷信所操縱的社會，以及對於大眾的持懷疑態度的研究似乎是不民主的，也的確是一種“精英人物統治論”。幾個真正受過教育的人發現，精確的推理與分析，以及對於他人隨隨便便想當然的行為加以公正無私的審視，絕不是獲取“知名度”的良方。簡而言之，人們很快發現，真正的教育在以行動、野心、貪慾和出人頭地為內容的美國人生活中幾乎沒有什麼價值。事實上，結果恰好相反：智慧的發展只會導致一種非美國式的探究與深思熟慮的生活。
面對這些令人沮喪的事實，美國人發明了一種經過改革的高等教育體制是不足為奇的，一個更能和美國人的慾望合拍的體制，尤其吻合他們想要在公眾面前獲取成功的迫切心情，這些慾望的主要內容就是發財和過一種不受思想困擾的生活。校際體育賽事的發明，對此慾望的達成可助一臂之力；同樣，一種只強調當今發生的事件以及和商業活動的技巧相適宜的新課程也是為了這一共同目的。於是，一門新的學科就被設計出來了，它的名字叫“商科”。什麼歷史、文學、哲學等等，都太遙遠了，根本派不上什麼實際用場，況且這些老；日的學科對於那些要在公立學校里任教的人來說也太嚇人了。正由於這個原因，另一門新學科亦應運而生，那就是“教育學”，儘管它全然沒有什麼與知識相關的內容，但卻可以讓那些愚蠢乏味的追隨者們看起來是在修習“一門學科”，而且最終會讓他們拿到一張證書，以擁有教育年輕人的權力。
結果呢，除了寥寥幾家好大學與學院之外，舉目皆是惡俗大學的情景。事實上，在矯飾與事實之間，很難找到比在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大學中更寬的距離了。畢竟，矯飾本是惡俗之精髓。“上大學”就等於成為有文化的人，這種傳統信仰很為美國人所珍視，而且盛行的平等主義導致他們雖然看重“大學學歷”，卻不願通過艱苦的學習認識到一所大學的學位和另一所大學的學位之間的嚴格區別。可惜令美國人不安的事實是，從威廉姆斯學院、阿默赫斯特學院或史密斯學院得到的學士文憑是絕不能和從中田納西州立大學或夏威夷太平洋學院獲得的學士文憑混為一談的。令人可笑又可悲的是，美國人竟然創建了如此眾多的惡俗學院，其中大部分是在甘迺迪和約翰遜執政期間，目標是為了拓寬“受教育機會”的渠道。為了追尋這一目標，人們紛紛響應誇大其辭（見“惡俗語言”）的號召，將無以數計的師範學校、教師培訓學校、商業專科學校、文秘學校、地方性神學院、以及商貿學校晉陞到大學（university）的地位，而運用的手段不是將它們逐步轉變為大學——那樣太費事了，如果不用幾個世紀的話，至少也要花上幾十年——而是乾脆把它們叫做大學。這些就是如今給大多數年輕的美國人頒發“大學學位”的地方，不過這些學位並不能衡量智慧的進展，只是滿足對技巧的粗俗需求，以便剛好能將這些學位的領取者們不加鑒別地鑲嵌進美國中產階級為他們預製的壁龕中。24％的美國學士學位是學習“商科”的，而因修“教育學”頒發的碩士或博士學位比任何其他專業的都要多得多。
那麼，就算你已經“主修”了商務，可是由於你太沒有文化了，甚至連這一行都干不好。“你認識這些詞嗎？”是一句為一套“事業成功詞彙”磁帶而製作的廣告語裏的問題，這套磁帶不僅要教會你“800個有價值的詞”是什麼意思，還為每一個詞提供“兩個商業活動例句”以充分闡釋它們各自的涵義。從廣告的說法上看來，這些磁帶可以提供“一種大學之後的大學體驗”，那麼它所針對的對象顯然是“已經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了。經歷過“大學”的學習之後仍然弄不懂的這些困難詞彙是為什麼呢？它們包括“transcend”（超越）、“stratagem”（計策）、“efficacy”（功效）、“laconic”（簡潔的）、“ubiquitous”（無所不在的）和“faitaccompli”（既成事實），如果把這些詞放在一次給未做好準備的高中生設計的考大學的測試中，卻把他們給難倒了，那還說得過去。然而，不認識這些詞語的人全部都是已經從大學畢業出來的人，而且許多人已經踏上了爭當博士之途——當然是主修教育學，這就有點說不過去了。在衣阿華州最流行的專業學位不是醫學或法學，41％的人都主修脊柱按摩療法。
如果你有諷刺的直覺，有時需要以一聲大笑來排遣某個陰鬱沉悶的日子，那麼你可以把下面這句話抄下來，用膠帶貼在你家浴室的鏡子上。一些報紙歡欣鼓舞地以醒目的標題登載了美聯社最近的一篇報道：
更多的美國人接受了夏良好的教育
其中年齡在25歲以上的美國人有五分之一已經念完了“四年制大學”。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可是，當你慢慢發現其中有的人除了一兩本暢銷書外什麼書也沒有讀過，有的人的歷史想像力少得可憐，有的人除了對錢、體育運動、“娛樂”和愛好有興趣之外，對任何事物都沒有好奇心。這時，恐怕你會另有一番感受了。所謂的美國計劃（AmericanProject）意思是說，有比以往更多的美國人上過商科學校或者混過了高等“教育”的教室，實在不配成為慶祝或舉國自我陶醉的理由，不過，當見到如下這段不實的鼓舞之辭時（摘自一份全國性報紙），竟無人為之蹙額，也沒見到有人露出嘲諷的笑，可知自我陶醉是在所難免了：
歐洲的大學久負盛譽，至少在美國人看來是如此。它們被比作象牙塔，其純潔的牆壁是絕不會為資本世界所玷污的。許多歐洲人為此理念而驕傲，並把它等同於理智的健全。不過現在一切已經變了。
也就是說，美國人把教育改造成純粹的技能訓練的工作，以及在建立各式各樣的學院方面的成就（這些學院大部分都是企業化不加鑒別的產物），如今已經推廣到了全世界，我們大家當然都見者有份了，“在我們最好的，也就是這個國家裏最好的300所大學和學院中，我們……令世界嫉妒……”這就是塔夫茨大學的教務長索爾-吉特曼最近宣稱的話。很顯然，沒有記錄顯示當時附近有人評論道：“可憐的世界！”
儘管美國人並不真想要更高級的學問——太困難，太無用、太格格不入了——但它偏偏還裝着想要它，因為哪怕有關艱深學問的一點幻想也會大大有利於它的特殊地位。即便大多數美國的大學根本就不是什麼思想中心。而是氣派的體育中心和健康遊樂場，但是對於裝模作樣的要求便決定了“大學”這個詞必須和一切盜用其名的事物掛上鉤，儘管事實上貨真價實的東西已變得越來越稀少。過去還有幾個州是相當審慎和堅持懷疑精神地授予“大學”和“學院”之名的，如今，你可以恬不知恥地把這些詞放在隨便什麼東西身上，絲毫不顧忌這麼做是不是合法。畢竟，你正在糟塌的只是些無知的人。
弗吉尼亞州顯然是一個很容易激發這類誤導性詞彙的地方：想想電視傳教士帕特-羅伯森設在弗吉尼亞海灘的“CBN大學”吧，還有傑里-弗維爾在林治堡的“自由大學”。弗維爾的返件作品，如今已是弗吉尼亞州最大的私立“大學”了，堪稱借重新命名而取得不勞而獲的晉陞的典範：遲至1983年，它仍然還堅守一些起碼的誠實準則，稱自己為“自由浸信會學院”。那時它還尚未把自己提升為冒充與真正的大學一樣的地方，在這樣的地方，懷疑的思想可以自由嬉戲於一切學科之上而無須顧及任何“可怕的”後果。在中西部還真的有一所“大學”，宣佈它只接收那些心甘情願發誓棄絕跳舞、賭博、抽煙、喝酒、罵人的“基督徒”學生。去學校的教堂禱告是強制性的，其大部分學位是“教育學”（令人吃驚嗎？）。
事實上，“大學”一詞已經被像那樣的學院糟踐得慘不忍睹了，還有俄克拉荷馬州土森城的奧日爾-羅伯茲大學（OralRobertsUniversity）、鮑勃-瓊斯大學和布萊翰姆-揚大學。有鑒於此，那些正宗的大學恐怕最好還是馬上把名字後頭的那個詞①去掉，只簡單地稱做那魯、哈佛、
①指university一詞。
普林斯頓、斯但福等等，如此就該知足了。必須得承認，這對加利福尼亞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密執安大學以及弗吉尼亞大學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不過可以找一些其他辦法，比如像索邦大學（Sorbonne，從前是巴黎大學）那樣的做法，另起一個名字。
①指university一詞。
低層次的大學拚命假扮高級的是如此惡俗，以致你就別指望會有什麼比他們再低劣的東西了。不過，勤奮的惡俗學生是不會失望的，因為在那些毫無希望的大學與學院下面，還有大量更加糟糕的學校，在那種地方，表象和事實之間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了，因為全都是名副其實的劣質貨。衡量一所正宗大學的一個標準，與衡量一個好餐館的標準同樣適用，那就是它不做廣告。然而，真正惡俗的大學所傾力仰仗的，剛好就是廣告。有趣的是，尤其是在航空雜誌上，登滿了為各類大學所做的廣告，只要支付現金或以某人的“生活經驗”做抵押，就可以獲得學士、碩士、乃至博士文憑。這些廣告公開宣傳擁有這些學位等同於商業成功，也就意味着（不勞而獲的）晉陞就等於管理者的職位。於是，佛羅里達州勞德代爾港（FortLauderdale）的“諾瓦大學”（NovaUniversity）便成了穿着深色西裝、白襯衣，雄心勃勃、但專業方面有挫折感的飛機旅行者常常光顧的地方，前來給自己名字前面加上一個“博士”的頭銜：
拿到教育學博士學位而無須中斷你的事業。
研究美國人文學術地理的病理學家大惑不解，他無法不注意到，加利福尼亞州竟為如此多的如下類型的機構提供了場地、合法的自由和充分的信任：
聯合大學
南部聯盟研究生院
西南大學
美國西部大學
以及許多別的大學。至於貝弗利山大學，顯然是在這樣或那樣的事情上做得太出格了，如今只好壽終正寢。或許，惟一條件較好的建立贗品大學的地方是夏威夷，那裏起碼在1988年以前都沒有法律明文禁止這類冒牌貨。佛羅里達是另一處極受人鍾愛的冒牌大學的地方。這類騙人的東西之所以特別青睞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夏威夷這樣的地方，恐怕不僅僅因為它們那兒嚴禁欺詐的法律比較脆弱或根本沒有，還因為在那些陽光燦爛，樂觀宜人的地方，室外通常比室內更有價值，於是就意味着表象勝過實質。像什麼荷里活、羅納德-里根等現象也都是這樣的產物。如果你覺得美國的惡俗處境是糟糕的話（據調查，我們的同胞中有五十多萬人“持有”這類冒牌的學位證書），那麼看青印度和哥倫比亞的情形。印度有好幾所偽大學公開向一切來賓出售醫學學位，而據最近的報導，哥倫比亞不是吹牛，它至少有不少於56家偽大學（光是波哥大城就佔了27家），只要支付高昂的費用，保證你不費一點力氣就能拿到文憑。（有關此令人沮喪卻又讓人大開眼界的話題的更多情況，請參見大衛-斯蒂沃特和亨利-斯皮爾著的《文憑磨坊：冒牌學位》，紐約，1988版）
不過，你完全沒必要為了追尋惡俗的蹤跡而踏遍污泥濁水。在中產階級社會裏，惡俗比比皆是。惡俗的大學和學院都有些共性，他們的教職人員都配有不凡的頭銜，在畢業典禮上都穿着閃亮的長袍與披肩，不過他們的學生都不學習外國或古代的語言，不學習歷史與哲學原理，也不學習思想的技巧，他們通常是通過在各種各樣無關痛癢的、或往往毫不重要的科目上累積“學分”的方法而獲得學位，那些科目中大部分是高中就已經學過的時事政治。惡俗的大學最後還要把那些令人難忘的品學兼優的學生推出來，他們的論文（如果確曾有過的話）從未接受過嚴厲的批評，沒有人要求過他們做重大修改。惡俗的院校由那些全無好奇心的學生（當然還有教職人員）組成，尋找炫耀的途徑以獲得晉陞的好奇心當然例外。在東北地區有一所大學，將原來的體育系重新命名為人體動力學系，其教授學生如何保持基本學術和思想誠實的能力，從這一舉動中可以精確地估計出來。
惡俗的大學創造那些自動參加勞動者階層的學生，他們不會有什麼包袱顧及他們正在做什麼，或他們的工作是對的還是錯的，是高貴的還是卑賤的。由於其自身已經習慣了惡俗，所以他們成長起來以後，就會成為五湖四海的惡俗聽眾和未來的惡俗代理人。他們中有一大批人對學問興趣缺乏，但對他們的學院倒是赤膽忠心，一旦時機成熟，就成了母校的“Boosters”（積極支持、贊助的人）——那些愛慕虛榮、狡猾、幼稚、不老實的贊助他們的學院體制的人，設立獎學金支持那些不合格的、弄虛作假的學生運動員。1990年6月，《高等教育大事紀》刊登了一長串大學的名字，它們剛剛被揭發並遭到羞辱，原因是他們觸犯了他們曾公開同意遵守的NCAA（全國大學生體育協會）的規章制度，他們的行為招致如下惡果：訓斥、暫停參賽、喪失過去的優勝體育紀錄、（以觀後效的）察看、中止未來的TV亮相、減少獎學金、歸還不義之財、禁止聘用校外教練、取消目前的體育賽季資格。需要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大事紀》並非一種諷刺性刊物，至少公開來講不是，而其本意也並不是打算要嘲諷它所報導的對象。不過，讀者並不一定要十分聰明、或有批判的眼光和諷刺的天賦，便可欣賞這則笑話。這些學院只是被叫做“大學”。現在，如果法庭允許的話，我請你儘力想像一名在這些地方接受倫理學教育的運動員。以下就是《大事記》中所列的毀譽者名單：
阿黛爾菲大學
阿拉巴馬農業和機械學院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辛辛那提大學
克萊姆森大學（Clemson，剛剛把美國文化帶到了蘇聯，在那兒建了第一所商學院）
克利夫蘭州立大學
東肯塔基大學
佛羅里達農業和機械大學
格蘭布林州立大學
休斯頓浸信會大學
休斯頓大學
坎薩斯大學（對體育運動規則“缺少制度化控制”——《大事紀》）
肯塔基大學
馬歇爾大學
馬利蘭大學，學院園校區（“缺少制度化控制……四位前教練及其他人員的不道德行徑”）
孟菲斯州立大學
明尼蘇達大學，雙城校區（“缺少制度化控制”）
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
俄克拉荷馬大學
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
羅伯特-莫里斯學院（匹茲堡附近的一所商科學校：“對一名男子籃球選手的不正當的援助；缺少制度化控制”）
南卡羅萊納大學
東南路易斯安那大學
南方衛理公會大學（“屢屢犯規的典型”）
紐約州立大學，布拉茲堡學院校區
德克薩斯農業和機械大學
西德克薩斯州立大學
此名單顯然沒有完全揭示出惡俗的方向。也是在這期《大事紀》中，我們發現：
教練承認多年把錢給中央華盛頓大學的運動員們……
……當查賬披露該籃球教練已經把6.5萬美元給了他隊裏的運動員時，大學官員們舉座皆驚……
成百上千的人……說他們支持（教練；教練堅持認為他給運動員們錢，只當作是他們所做工作應得的工資……或者是運動員們將以他們的工作來償還的貸款……）他們困惑不解的是，如此明確的仁義之舉怎麼會被看成是不正當的呢？
不過，儘管有NCAA的制裁，這些小爬蟲們還是很善於經營的，他們很快又會捲土重來。就在最近，南方衛理公會大學的那些因多次無所顧忌的犯規而受到嚴厲懲罰的教練們，又竭力要求允許他們繼續參加招生討論，因此能夠衝著那些可能受過教育的、文明的人們大放厥辭。
在這一大堆“學校”——這才是正確的稱呼——之間根本不存在學識上的差別，這一點是再顯而易見不過的了。在此基礎上，出示一份更為嚴重的警告總該是適合的吧：
父母們！
如果你們不想欺騙你們的孩子，如果你們想讓他們成為誠實、獨立思考、勇敢、有思想且自尊自愛的人，那麼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也不要讓他們上這些學校中的任何一所，因為他們在那些地方除了可以學到體育贊助的藝術，並掌握在權威面前眨眼睛的技巧之外，學不到任何有用的知識。
令人咋舌的並不是糟糕（badness）；可以這麼說，在這個國家，這一切都是預料之中的事情，真正可怕是惡俗（BADness），是那種裝腔作勢地冒充真正的大學，聲稱自己聲名卓著、有學問、不受金錢腐蝕、因其對公正無私的學術追求而堪稱社會的燈塔。這是真正的惡俗。
關於惡俗的院校服飾的補遺
當學院列隊，清一色的黑色肩袍（gown）和傳統的四方學士帽，只有披肩布（hood）——注意，不是彩色飾帶（sashes）——這兒那兒地提供了一些色點，標明他們各自的學位以及授予他們學位的那些院系。在那些年月，人們似乎只知道學院裝束是一件肩袍，而不是一件長袍（robe）——就像大學城的居民（Town）和大學裏的師生（Gown）的區別這一老生常談一樣，長袍，他們清楚，是法官穿的。可是如今，對於那些令人窒息地增多的大學與學院，以及猛增的夾在它們中間混水摸魚的人們來說，已經很少有幾個知道該怎麼稱呼這些或許多別的東西了，就像他們從未聽說過查普曼①著的《荷馬》、斯賓諾莎或“大生物鏈”一樣。既然如今簡潔已經變得可疑了，矯揉造作和毫無意義的花哨便取代了古老的莊重與尊嚴。正如在演戲和對話（見“惡俗的對話”）中的情形，某種精微的含蓄和暗示在今天已經罕見了，現在當你看到某個學院的隊列，十有八九都是惡俗的。
①GeorgeChapman，1559-1634，英國詩人，戲劇家，翻譯家，譯作有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在此，哈佛大學理當承受大部分譴責，因為是它開了學院服飾“現代運動”這個先河，讓它的博士畢業生（哲學或其他專業的）有權穿粉紅色（按校方的看法是大紅色）制服，袖子上配以強烈的黑色夭鵝絨條紋。很快，閘門一旦打開，最糟糕的大學隨後便給他們的博士生配備了最俗不可耐的制服。學士帽現在看來是無可救藥地過時了，帽頂中央飾絨球的小四方帽被設計出來，一些十分惡俗的學校推出了其寬無比的偽伊莉莎白帽，它們一旦由會計學或市場學專業的教授們戴上便愚笨得像演滑稽戲的小丑，其對文藝復興文化的把握僅限於連詹姆斯王究竟是何許人也都不知道的程度。
因為在色彩革命之前哈佛所鍾愛的黑色博士肩袍，已經被兩片天鵝絨飾條上綉了兩隻彩色小青蛙以標誌學位領域（藍色代表“哲學博士”等等）所代替，很快，你便可以用盡各種式樣的標誌來美化那些飾條了——大學“胳膊”（意指衣袖上的裝飾）、徽章（當然，一切就其根本來說都是假冒的）、以及各式各樣醒目的紋章圖案——不久，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們便在袖子上推出了兩頂相對應的皇冠；拉特格斯大學（RutgersUniversity，一度為女皇學院）是兩個丑得嚇人的斜體大寫字母Q，下面注着“1766”；密執安大學是兩盞小燈，意為知識的源泉（得到它了嗎？）；波士頓大學是亮麗而粗俗的徽章，等等等等，不勝枚舉。
如此，連神職人員的服裝設計師們也不甘落伍，狠追時代潮流。如今，你可以在牧師們的佈道長袍的袖口鑲片上看到兩隻對應的合乎十足的中產階級品味的祈禱的手。毫無疑問，全體教會人員們一定會緊隨其後的。這整個現象闡明了惡俗的本質：過度誇大和頭腦簡單的表面忠實，正如毫不相干地濫用色彩給黑白老片子潤色，或給庸俗不堪的讀者推薦新聞照片的做法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