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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特福德栽了跟頭后，卡斯特蘭諾幾乎有23年不曾拋頭露面，直至最後他受到法律的制裁為止。

他投身於肉類生意，幹得驚人的出色。想想看，他不具備總經理的經驗，沒有用來作為投資的合法的銀行證券和經營資本，但廠家毫無顧慮地讓他代銷大量的產品，看起來超級市場很樂意從他那裏進貨。到50年代初期，他經營大規模的批發生意，就像眾所周知的“藍帶肉類商潮一樣。

在外人的眼裏，卡斯特蘭諾先生是個地道的勤奮商人，一個堅定的傢伙。像許多那個機會倍增年代裏的第二代美國人一樣，他從一個又窮又沒文化的底層人變成了個殷實的公民。他駕駛的別克牌敞篷汽車，那寬寬的白色輪胎護盤與布魯克林的路邊石形成了對照。他衣着考究，喜歡戴精工製作的黑淺頂軟呢帽，穿寬鬆式的開司米大衣。雖然他依舊身材纖細，但考究的穿戴和手中的權力使他豐滿了許多。他看上去不兇狠，也不卑劣，你絕不會把他與暴徒聯繫在一起。

經過30年代和40年代，卡斯特蘭諾已經機警地鞏固了他在布魯克林暴徒中的地位。沉默和短暫的監禁生活使他受益。少年時代的那幾個同謀發展了自己的幫派，這些人欠着他的人情債。長者們對小保羅緊韌不拔的精神和毫無怨言地獨自承擔厄運態度印象深刻。他證實了自己具備造就成優秀土兵的素質。

此外，在保持時代榮譽的實踐中，卡斯特蘭諾通過婚姻增強了他對犯罪家族的忠心。1937年，他與少年時代的情人尼娜曼諾結婚，而她恰馬是卡洛·甘比諾的小姨子。從卡斯特蘭諾父親那兒論起，卡洛·甘比諾是他的堂兄。另外，甘比諾與卡斯特蘭諾的姐姐嘉芙蓮有過一段婚姻關係。如果說這一切關係還不算複雜的話，最重要的是卡洛·甘比諾的父母原本是堂兄妹。這樣，這個傳統的暴徒團伙就形成了保護自己的親族關係的紐帶，儘管是以近親結婚為代價，將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後果，如心臟並精神病和高發率的弱智。

保羅成了複雜的關係網，這種關係網的含義很明確：他不單純是街角上的地痞，而是一個註定要有一小段非法經營和敲詐經歷的人；他在向此目標快速發展。沒人可以以黑手黨家族的成功做出斷言，有序的過渡時期除外，暗殺和侵佔是其主要行當。

只要回顧一下就會明白，卡斯特蘭諾是繼承這個家族首領位置的理想人選，他必然超過戶基·戶西亞諾，成為艾伯特·阿納斯塔西亞（高級謀殺者團伙頭目），成為甘比諾，成為他自己。

堂兄卡洛就是他達到目的之鑰匙，堂兄運氣好，保羅的運氣也會好。恰恰保羅與堂兄的這種特殊接近使他第二次被捕入獄。這次災禍發生於1957年11月14日，由於參加聲名狼藉的阿帕拉欽會議而引起的，該次會議是在暴徒中級頭目約瑟夫·巴巴拉的紐約北部的家中舉行的。

阿帕拉欽事件對暴徒本身和執法機構都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通過努力，執法部門掌握了暴徒的全體成員和他們的慣技。阿帕拉欽的故事已經被多次描述，但仍值得再講一次，因為關於阿帕拉欽事件是“老”黑手黨阿爾篷和薩爾瓦托·馬蘭扎諾與最後以保羅·卡斯特蘭諾為首的“新”黑手黨之間的分水嶺之說並非誇張。捲入這場事件，使暴徒們不但在防禦方面有所轉變，而且更加敏感，更加投入。他們一方面保持其謀財害命的本色，另一方面，外表上裝得深沉老練。阿帕拉欽事件就是這種轉變的證明。

儘管該事件與黑手黨秘密組織歷史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一件，但會議仍然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1957年，這伙暴徒完全陷入混亂中，相互傾軋。

競爭最高權力的是弗蘭克·科斯泰洛和維托·吉諾維斯。眾所周知，前者是個文雅的走鋼絲的政客，他要用暴徒的錢在合法的企業中立足，據說，這樣可以把錢洗過；後者是個地道的老式暴徒，在意大利有較好的關係，是傳統幫派和高利貸生意的老闆。

科斯泰洛的理論將構成為數眾多的現代黑手黨人，尤其是保羅·卡斯特蘭諾這樣的領導風格。然而，更為果斷和殘忍的吉諾維斯取得了勝利。1957年5月2日，奉吉諾維斯的命令，制定了暗殺科斯泰洛的計劃。殺手“大下巴”文森特·賈甘特約這位對手教父到他位於西部中心公園公寓的客廳會談——本森哈斯特和穆爾貝里街沒有弗蘭克·科斯泰洛的住處——近距離射擊，只擦破了科斯泰洛的頭皮。

受傷者溜進羅斯福醫院進行包紮。

謀殺科斯泰洛的計劃告吹，現在，吉諾維斯害怕他的對后實施報復——特別是科斯泰洛與著名的嗜血成性的艾伯特·阿納斯塔西亞之間的聯盟，他們的成員大約有800名殺手。於是，在得到卡洛·甘比諾的認可后（當進阿納斯塔西家族的二號人物），吉諾維斯決定先發制人。10月25日，在紐約帕克——謝拉頓旅館的理髮店裏，艾伯特·阿正在舒舒服服地用熱毛巾敷鬍子，兩名槍手溜了進去，打得他渾身是洞。

現在，弗蘭克·科斯泰洛還能替他的朋友復仇么？還能恢復他的聲望么？喬·博納諾會抓住這個時機來擴大他的盟主權力么？人們不知道，阿帕拉欽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避免高級首領之間進一步的互相殘殺。

但，更主要的是在教父們中間的達成和平協議，喬·巴巴拉的大型宴會是次要的。糾正醜聞也是要達成的交易，這種醜聞與大肆鼓吹的“榮譽規則”相悖，嚴重威脅內部安全，這證明黑手黨是多麼注重美國的商業文化——一種把任何事物都成商品的文化。

回顧1930年，在眾所周知的斯塔比亞戰爭中，當敵對的雙方都需要溫暖的軀體時，人們可以發現秘密犯罪組織成員資格的規則是何等的軟弱無力。

基本上，只要有一個該組織的成員做介紹人，任何一個背景清楚的意大利血統者，只要他願意獻血為盟便可以加入該組織。當巷戰停止時，這種政策就顯得更為愚昧。越來越多的貪婪的人伸手向暴徒的非法生意要利。該組織如此鬆散地發展成員的情況持續了20年之才正式結束（儘管有些社會關係很好的青年仍然通過結婚來達到加入組織的目的）。

直到1954年，當街頭打手明顯短缺，黑手黨面臨被其他種族組織排擠掉的危機時，才開始重新積極地吸收新成員。最熱心的徵募者之一是名叫弗蘭克·斯卡利斯的阿納斯塔西亞的副頭領，外號“厚臉皮唐”，到1957年，人們才明白他為什麼如此積極：他出售暴徒的成員資格——好像這個犯罪組織是一個有聲望的國家級俱樂部一樣——價格高達5萬美元，他把錢裝進了自己腰包。

不聖潔么？這種貪污行為在那個時期是難時想像的。那時，暴徒的成員資格被看成是一種極高的榮譽，要付出勇敢和男子漢的行動（通常是謀殺）才能得到，並不像買一台卡迪拉克小汽車那麼容易。

再則，為什麼有人以5萬美元的代價加入暴徒組織呢。除非他是想以擁有暴徒的成員資格而自吹自擂？“厚臉皮唐”的貪心和不計後果危及到了黑手黨的秘密，當他在布隆克斯一家水果市場榨番茄汁的頭和脖子挨了四槍。

然而，消滅斯卡利斯仍然解決不了出售成員資格的問題，在喬·巴巴拉的巨頭宴會上這個問題被提了出來。

阿帕拉欽會議的最後目的是要設計出一個應個緝毒局（那個時期，執法部門中對暴徒最具挑戰性的敵人）的策略。到了50年代，緝毒便衣警察們已經有了一個線人網絡；再進一步，由於對麻醉劑毒品犯的量刑更加嚴厲，人們也就更願意為政府提供證詞與此同時，海洛英的販運受到了監控，而其他黑社會團伙也被搞得惶惶不安、七零八落。

此時，（值得對保羅·卡斯特蘭諾的繼承權的關注加以注意），暴徒們開始考慮公共關係。當然，作為犯罪組織是不能進入官場的。從1957年起，不再存在成員資格，同時，這時期黑手黨突然找到了它自己的表現方式，它不知不覺中幾乎成為所有犯罪集團的象徵，或真或假地在演奏中扮演角色。

紐約暴徒的首領們（照例被報刊登載，外國的新聞媒介、電視新聞中也提到他們）開始明白他們有一幅“肖像”。不同的犯罪活動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肖像”，例如，暴徒內部有效的謀殺可以告訴人們，這沙暴徒是一艘密封的船，內部有鐵的紀律，但並不騷擾外面的人，這是有利的；其責任的艱巨性和殘酷性也都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但其他的活動（例如出售海洛英）創造出的“肖像”卻無法令人滿意。暴徒們僅僅是商品經銷者和提供服務者的這個長期的神話（非法釀製、出售酒，擲骰賭博，普通的人喜歡，政府卻令人掃興地制止這些活動）會被揭穿。

暴徒們這幅黯然失色的羅曼蒂克的逃犯“肖像”具有經濟上的含義。到1957年，這“肖像”看上去有幾分悲慘，這使其他犯罪團伙的暴徒在進行非法敲詐活動上必須付出更昂貴的代價。警察的工資不高，但讓許多的走私犯相安無事，為毒品販子們開方便之門會使他們更加的不安。非暴力的違法生意已經被容忍了數年，這些生意就像電唱機和彈球機那樣無害——由於牽聯到冒牌貨，這些生意遇到了壓力。在阿帕拉欽經營的最後一點生意也被列入毒品禁令之中——這種禁令總是不那麼奏效。在某些人眼裏，在關閉所轄頭這些生意的過程中，教父們正集中力量賺取麻醉劑的利潤。

阿帕拉欽對於保羅·卡斯特蘭諾來說是個光榮的時刻，他的權位在這伙暴徒少有的幾個極權者中達到了奧林匹斯山的巔峰。只有這類精華才會被喬·巴巴拉所邀請——全國各地暴徒的頭目中受邀請者只有10o多人。即使在這群人中，卡斯特蘭諾在別人看來也處於特殊的地位，在這個依然是傳統式的老人統治的首領群體中，他只42歲，是最年輕的一個，猶如一顆在上升的新星。如果把阿帕拉欽看成是著名的黑手黨大廈，那麼對於布法羅的斯蒂芬諾·馬加迪諾，佛羅里達和阿哈瓦那的路易斯·特拉菲肯特或對像喬·普羅法奇和喬·博納諾之類的紐約傳奇式的唐們來說，卡斯特蘭諾只不過是個米老鼠。

另外，據說卡斯特蘭還是一位男士的親密朋友和被保護者，在那時此人的地位直線上升。作為除掉阿納斯塔西亞的同謀，卡洛·甘比諾得到的回報是接替死者的位置，成為紐約最大家族的首領。現在，甘比諾的第二個靶子只剩下吉諾維斯自己了——當時沒人知道吉諾維斯不久就會指控犯有毒品案人獄，他一直被關押到1969年死去為止。

便正像人們所知道的那樣，這次的阿帕拉欽會議幾乎是沒有開始就結束了。紐約州的一個警察薩金特·埃德加D·科羅斯維爾注意到一大群小汽車聚集在巴巴拉家門前，而人們知道，巴巴拉的社會關係都是下等社會的人。他偶然間成為被監視的目標。

於是，科羅斯維爾打電話要求增援——在那個偏辟僻的地區，只有2輛小汽車和3個騎兵。他設置了一個路障把汽車路線從巴巴拉家引向錯誤的方向。

一個望風的暴徒發現了這個警察的活動，於是這些黑手黨梟雄們驚荒失措。

一些人竄進轎車，並沒注意騎兵已經設了路障正等着這些暴徒的到來。這些騎兵並未接到逮捕或類似的命令，他們所能做的只是記下名字、地址和車牌號。

與此同時，其餘的“尊敬的男子漢們”棄車而逃。

他們像掙脫了鐐銬的犯人，飛快地越過田野，在巴巴拉家附近的樹林中覓路。這些技藝低下的樵夫們，這些城裏人在林子中徒步繞着圈子，價格昂貴的襯衣被荊棘刮成了碎片，臉被樹枝劃破。他們扔掉了槍和多餘的現金，如同沿着樹林漫步，很難說清誰是這些棄物的主人，幾個月後，人們還能在林子裏發現腐爛的百元面值的鈔票。

大約有50名暴徒逃脫了阿帕拉欽的偵查，有63人落網。卡斯特蘭諾是後者之一。他是在一個縣城路邊的楓樹旁被拘捕的，那藏青色輕便大衣的拉縫處撕開了長長的一道口子，銀色的絲巾吊在胸前，上面的花結七扭八歪，黑便鞋上沾滿泥巴，平時潔凈的頭髮此時又臟又亂、臭汗淋淋地散落在發戲的額前。遠離熟悉的布魯克林街道，剛剛逃出叢林的他又要被送往地方當局，雖然表面鎮定，但他還是感到羞愧。1969年，卡斯特蘭諾被紐約市大陪審團傳訊就他參加阿帕拉欽會議之事作證。在那種場合，他那天生邪惡的面孔使他的自尊蕩然無存。他又回到了當時的情景中，斷裂的行人路，跑來跑去的人，四處飛揚煤屑中和嘈雜的人聲。他用老伎倆進行抵抗，對大陪審團說，他去看巴巴拉是為了與他討論關於心臟病的問題。

起訴人問：“卡斯特蘭諾先生，您42歲時有心臟病嗎？”

“我不知道是否有病，但有時胸痛。所以我想找喬問問，因為那時他有心臟玻”這時事實。不少暴徒當時都講過要在參加阿帕拉欽會議時探望喬·巴巴拉，對他的身體不適表示“慰問”。暴徒們逃跑之後，他的心臟病更為明顯了。

當人們被傳訊，被指控時，就會得心臟玻當他們被宣判有罪，知道要被擔架抬出審判庭時，心臟病就會加劇；法官和心臟病學者都在為受害者履行自己的職責。黑手黨黨徒患心臟病並不奇怪，他們大量地吃牛羊肉，幾英里長的臘腸，幾噸的小牛肉。他們把所有的食品都膠着吃，再加上那些超負荷的工作。

起訴人接着問：“卡斯特蘭諾先生，您在巴巴拉先生的朋友及合伙人探望他時去我徵求他對藥物的意見，這是否是偶然的巧合？”

“是的”卡斯特蘭諾說，聲音有點吃驚。“現在您提到這點，我是這樣的。”

由於拒絕合作，卡斯特蘭諾破判蔑視法庭罪而服刑五年，他背地裏吹牛說他會很愉快地度過這段時光。

然而，他只在監獄裏呆了幾個月就獲釋。根據1957年制定的法令（197年前的關於《反詐騙及腐敗組織行為》條例中放寬了聯邦在打擊詐騙行為方面的權力），阿帕拉欽會議本身還不能構成犯罪集團。主要是因為秘密會議而定的罪，因此，其結論被推翻了”。

於是，保羅·卡斯特蘭諾回到布魯克林，成為比過去更為重要的人物。他又一次贏得了人們的好感並更堅定了忠心，他所做的一切並沒使他遭受皮肉之苦，也沒在獄中浪費更多的時間。他再一次表現出他的英雄氣魄，幾乎沒費什麼力氣便又表現了一番。6O年代初期，保羅·卡斯特蘭諾幾乎爬到了他這個行業的最高位置，這種騙取高位的行為已經成為他得心應手的一種招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