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清晨，在與總統一起出席會議之前，海倫·杜波里象往常一樣跑了五英里，並以此清醒清醒頭腦，她知道，不僅是這屆政府，而且她本人也已處在了一個十分危險的十字路口。
由於她拒絕在提請罷免總統的聲明書上簽名，甘迺迪和他的高級助手們現在把她當成了英雄，這使她感到自豪和高興，儘管她一向鄙夷所謂男人的榮譽。
但現在不是值得高興的時候，有許多棘手的問題要考慮，科利究竟幹了些什麼？他是否本來可以阻止原子彈的爆炸，但為了挽救總統而故意讓它響了？她能相信科利會幹出這種事，而不是弗蘭西斯·甘迺迪，但無疑，若非經過甘迺迪的默許，科利敢這麼做嗎？
然而，然而……甘迺迪身上某種內在的東西現在散發著危險的氣息，很清楚他竭力想組建一個服服帖帖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國會；很清楚地想對所有蘇格拉底俱樂部的成員們進行刑事起訴。
真是可怕的極權，為了他臆想中的那個美好的美國，他是不是要拋棄所有民主和道德的基本原則？甘迺迪力圖護着科利，但阿德布拉德·格雷不服氣。海倫·杜波里怕的就是內訌。總統的助手必須為總統服務，總統的副總統必須支持他，必須！除非她辭職。但那樣的話無疑是對甘迺迪沉重的打擊，也是她自己政治生涯的終結，她就成了一個徹底的反叛者。可憐的弗蘭西斯，他怎麼來處理雅布里？
這是因為她認識到，甘迺迪會變得象他的敵人——國會、蘇格拉底俱樂部、雅布里一樣殘酷無情，他所遭遇的不幸使他的性格不可逆轉地變得乖戾冷酷。唉，上帝，弗蘭西斯會把他們徹底碾成碎末。
她覺得大汗淋漓，腰酸腿疼。真想這樣跑下去、跑下去，永遠也不再回到白宮中去。
贊得·阿納柯尼博士怕去見總統和他的助手們，他討厭把他的科學研究同政治、社會目標拉扯在一起，要不是為了給他心愛的國家腦研究院搞到足夠的經費，他才不會做什麼總統醫學顧問。
跟弗蘭西斯·甘迺迪直接打交道並不賴，這人很聰明，而且懂得科學的重要性，儘管報紙上一些吹捧文章說甘迺迪也可以成為一名傑出的科學家，這未免顯得荒廖可笑，但甘迺迪確實懂得科學研究的微妙的價值，他知道即使最晦澀抽象的科學理論也會帶來神奇的應用結果。甘迺迪不成問題，麻煩的是他手下那些人、國會以及其他所有的官僚機構，加上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他們總盯着他。
直至阿納柯尼博士來華盛頓政府研究部門任職之前，他從來沒有意識到科學與社會之間實際上存着相當大的距離。人類在科學研究上取得了飛躍的成就，與此同時，政治、社會方面的格律卻幾乎沒有任何變動，這不免可悲而又可鄙。
人類仍然窮兵黷武，耗資巨大，卻沒有一點益處；人與人之間依然還是互相殘殺，永無休止。博士覺得這真是不可置信，因為科學發展到今天已經有辦法可以消除掉人頭腦中邪惡兇殘的一面，他鄙夷政客和新聞界對遺傳移植學的攻擊，好象生物學的變革是對某種聖靈的侵蝕，但現在顯而易見，利用遺傳學對人體及頭腦的組織進行絞接和再塑造是必要的，目前的人種註定要毀滅。
阿納柯尼博士事先已得到了有關這次會議議題的簡單通知，看來有些情況還沒有弄清楚，原子彈爆炸事件是否是恐怖分子打擊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的全盤計劃中的一部分？換句話說，那兩個物理學高材生格里斯和蒂勃特，是否和恐怖分子頭目雅布里有關係？他可能會被問及，他們是否應當用PET腦檢測儀審訊罪犯，查明事實。
這使阿納柯尼博士大光其火，他們為什麼不在原子彈爆炸之前來請他作PET腦檢測儀？
克里斯蒂·科利聲稱他當時忙於劫機危機，原子彈的威脅沒有被太當真。騙人的鬼話，實際上是總統出於所謂的人道的考慮，拒絕了科利使用PET腦檢測儀的請求。是的，假如那兩個年輕人是無辜的話，那麼萬一他們在被檢測過程中受到損害，是一種不人道的行為。
但阿納柯尼明白這不過是政治家的手腕，他曾向甘迺迪詳細解釋過操作過程，甘迺迪自然知道PET檢測儀幾乎毫無危險，而且能讓被檢測者正確回答問題。他們就可以找到並卸除掉那枚原子彈，他們本來有這個時間。
死傷了那麼多人，起碼該有點悔恨之意罷，可是，阿納柯尼博士心裏禁不住對那兩個科學新秀感到敬佩，他真希望他能有這樣的膽量，不管怎麼樣，他們提出了一個觀點，的確有些瘋狂，但是一個觀點，這就是隨着人的知識水平總體上的增長，個人挑起核災難的危險性也大大增長了，個人的野心、貪婪，政客的權迷心竅的瘋狂，都可能引起類似的災難。不過，這兩個孩子顯然只是想到了從社會的角度對這些災難予以控制，而沒有想想科學手段，他們想的是抑制科學的應用，阻擋科學的發展，而正確的答案無疑應當是，改變人類的遺傳基因，使暴力徹底成為不可能，也就是說，就象給火車頭安裝制動閘一樣，在遺傳基因和人腦中同樣也可以安上“制動閘”。簡單之至。
在內閣會議室中等着總統來時，阿納柯尼有意拿出一摞材料和文章讀了起來，把他和屋子裏其他人分開。阿納柯尼總是覺得不願意理會總統的那幾個助手，克里斯蒂·科利總好多管閑事，把國家腦研究院一直處在他的監督之下，沒準兒什麼時候，他心血來潮，還會沒頭沒腦來上一紙命令，弄得博士哭笑不得，有時他略施小計，試圖把事情搪塞過去，不過在這種事情上科利往往會佔了他的上風，他的機智使博士不由感到意外；其他那幾個總統助理，尤金。戴西、阿德布拉德·格雷和阿瑟·韋克斯，更是些蠢驢，連點基本的科學常識都沒有，只會搞些並不重要的社會事務和行政管理。
阿納柯尼注意到，副總統海倫·杜波里和中央情報局的頭子西奧多。塔多也都來了。
他總是感到奇怪，一個女人竟會成為美國的副總統，他覺得這與科學提出的結論相違背，有朝一日，在他的大腦研究工作中，他也許能最終發現兩性之間的根本差異，不過，他覺得有意思，幸好他沒有發現，要不然非得吵得雞犬不寧不可。
西奧多·塔比他怎麼看都象個尼安德特人，成天忙忙碌碌，幾乎毫無益處地做些密謀反對人類社會其他成員國的勾當。從長期來看，這種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徒勞無益的。
阿納柯尼博士掏出一篇關於一種叫tachyop的假想粒子的文章讀了起來，文章很有意思。這間屋子肯定誰也沒有聽說過tachyon這個詞，他想。雖然阿納柯尼博士的專長領域是大腦，但他有着各個學科的廣博知識。
所以這會兒他考慮起tachyon這個問題來，物理學家們一直為此而爭論了有二十年，如果確實存在阿切礎，將會打破愛因斯坦的觀點。愛因斯坦說過光速是宇宙中的極速，但tachyon運行得比光還要快，有些學者對此做出了有力的論證，認為tachyon在一開始就比光的運行要快，但這玩意到底是什麼東西，tachyon在物質存在上是負數，這在想像中是不可能的，但在實體世界中不可能的事情在神秘的數學王國里卻是可能的。如果是這樣，tachyon會產生什麼？有誰知道？有誰關心？當然不會是這間屋子裏的任何人，然而他們卻都是這個星球上最有權勢的一部分人，這本身就是個諷刺，tachyod可能比這些人做出的任何事情都更能改變人類的命運。
終於總統走了進來，房間裏的人全都起立致敬，阿納柯尼博士把他的東西收拾起來。
他有一個辦法對付這一類沉悶的會議，就是數別人眨眼睛的次數，很有趣，研究表明，眼睛眨的次數能顯示一個人是否在撒謊，看樣子這個會上眨眼睛的次數肯定不會少了。
弗蘭西斯·甘迺迪穿一條舒適松垮的褲子，一件舊襯衫，外罩一個黃色開士米毛背心，儘管他目前困難重重，但看起來精神矍爍。
做了一番寒暄之後，甘迺迪說：“今天我們邀請阿納柯尼博士也出席我們的會議，以判定恐怖分子雅布里是否以某種方式參與了原子彈爆炸事件，同時也澄清一些新聞媒介對我們的指控，說我們這些政府里的人本來就可以在原子彈爆炸之前就找到它。”
海倫·杜波里覺得她非問問這個問題不可：“總統先生，在你對國會的講話中，你語氣肯定地說原子彈爆炸事件是雅布里全盤陰謀計劃中的一部分，當時有何確鑿的證據？”
甘迺迪早準備好了回答這個問題，一字不差地說：“我當時那麼認為，現在也這麼認為。”
“但有何確鑿證據？”阿德布拉德·格雷追問到。
甘迺迪的眼睛同科利交換了一個眼神，很快又轉向阿納柯尼，和氣地笑着說：“這就是我們來這兒開會的原因，要找出來。阿納柯尼博士，你對此事有何高見？也許你能幫我們的忙。對啦，請你賞我一個面子，別在你的本子上盤算宇宙的奧秘了，你已經發現了足夠讓我們狼狽不堪的東西。”
阿納柯尼博士一直在他的筆記本上划拉着數學公式，他就坐在總統的旁邊，聽出了總統的話表面是恭維，實質是責備。他說道：“我直到現在仍然不明白你在原子彈爆炸之前為什麼不簽署使用PET腦檢測儀的命令呢？你們逮捕了那兩個年輕人，而且《核武器控制法案》也賦予了你這種權力。”
克里斯蒂立即接口說：“如果你記得的話，當然我們正處在一個我們認為遠遠要比這重要得多的危機之中，我認為我們可以再等一等。格里斯和蒂勃特聲稱他們是無辜的，而且我們僅有的證據也只能把他們抓起來，但卻不足以起訴他們。接着，由於蒂勃特的父親事先就聽到了風聲，高價雇了一大堆知名律師威脅要給我們製造麻煩，所以我們盤算了一下，覺得還是等危機過後再處理好，也許那時能找出一點證據。”
杜波里副總統問：“克里斯蒂，你知道不知道是誰給老蒂勃特放的風兒？”
克里斯蒂說：“我們正在波士頓的電話公司里查找老茶勃特來往電話的原始記錄，目前還沒得到什麼好消息。”“中央情報局局長西奧多·塔比說：“你們有那麼多先進設備，應該早就搞清楚了。”
“海倫，你把他們引到枝節問題上去了。”甘迺迪說，“我們還是繼續關鍵性問題。
阿納柯尼博士，讓我來回答你的問題，科利是想分擔一些我的壓力，這正是為什麼總統需要一個高級顧問班子，但不使用腦檢測儀的決定是我做的，使用儀器可能具有損傷大腦的危險，從人道原則考慮，我不願冒這個險，兩個年輕人否認任何事情，而且除了那封警告信之外，找不出任何證據能表明確實有個原子彈。我們現在受到由國會一些人撐腰的新聞媒介的謾罵攻擊，確實是不公正的。我想特別問一個問題，僅僅用腦檢測儀對雅布里及那兩個物理學小學者格里斯和蒂勃特進行檢測，是否可以消除他們是同謀的疑問？是否就能解決這一切問題。”
阿納柯尼博士乾脆地說：“是，但現在情況木同了，你現在是利用《核武器控制法案》來檢出證據好給他們定刑，而木是為了找出原子彈隱埋的地方，法案沒有授權你用腦檢測儀來達到現在的目的。”
“另外，”戴西補充說，“他們有合法的防衛辯護權，我們不能拿這兩個年輕人做任何事情。”
甘迺迪總統冷冷地看了戴西一眼，“博士，”他說，“我們還有雅布里，我想讓雅布里接受儀器檢測，要問他的問題是這樣的：是不是有一個全盤陰謀計劃？原子彈的爆炸是否是這個陰謀的一部分？好了，如果他回答說是，那問題可能就複雜多了，也許這個陰謀還會繼續下去，也許還會有比紐約的爆炸事件更可怕的悲劇，‘百名先鋒’的其他成員可能會埋藏更多的原子彈，現在你明白了吧？”
阿納柯尼博士說：“總統先生，你真的認為這可能嗎？”
甘迺迪說：“我們必須消除這個疑問，我會作出決斷，在《核武器控制法案》下，採取這種醫學手段進行審訊是適當的。”
阿瑟·韋克斯說：“那指定得象炸了鍋一樣，他們會說我們是做腦葉切除術。”
尤金·戴西冷冷地說：“難道我們不是嗎？”
即使在美國總統面前，阿納柯尼博士也忍不住勃然大怒，“這不是腦葉切除術，”他說，“這是個腦化學反應的檢測儀，受試者在審訊前後完全一模一樣。”
“除非不出什麼差錯。”戴西說。
白宮新聞秘書馬修。格蘭迪斯說：“總統先生，測試的結果決定我們得發佈什麼樣的聲明，我們必須小心，如果測試表明在雅布里與格里斯和蒂勃特之間有陰謀關係，我們就清白了；如果沒有關聯，那你就得費不少口舌解釋。”
甘迺迪突然簡短地說：“我們商量一下別的事吧。”
尤金·戴西面向他讀了一條備忘錄：“國會準備把科利拉到他們的調查委員會前候審，蘭姆勃蒂諾參議員和金茨眾議員想從他身上打開缺口，而且在新聞媒介上大造輿論，聲稱司法部長克里斯蒂·科利是揭開騙局的關鍵人物。”
“使用行政豁免權，”甘迺迪說，“我作為總統，禁止他到國會委員會前作證。”
阿納柯尼對這種政治事務感到乏味，開玩笑說：“克里斯蒂，你幹嘛不自告奮勇接受我們PET檢測儀的測試呢？你可以毫不含糊地表明你的清白，還可以測試程序是合乎道德的。”
“老博士，”克里斯蒂說，“我對確立你說的什麼清白一點兒也不感興趣，清白是你他媽的科學永遠不能確立的事之一。而且，我對用你那個腦儀器檢測一個人的真實想法是否合乎道德也沒有興趣。我們在這兒不是談論清白或道德，我們是討論如何加強政府權力對社會的作用，在這方面你的科學毫無用處，就象你常說的那樣，少在你狗屈不懂的事情上喋喋不休。去你媽的蛋吧。”
在總統及其助手們的這類會議上，很少有人不能控制情緒，而在副總統海倫·杜波里在座的時候口出污言的情形就更少了，因此在內閣會議室中出席會議的人都對克里斯蒂的失常情緒感到奇怪。
阿納柯尼博士吃了一驚，他只不過開了個小小的玩笑。象大多數人一樣，他喜歡科利，這人溫文爾雅，看起來比大多數律師都要聰明。而阿納柯尼博士自己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常常為自己懂得宇宙奧秘而自豪，但現在卻因為幾句玩笑話無端遭受這樣的粗言俗語，這大大傷害了他的自尊心。所以博士不加思索地說：“你原來在中央情報局呆過，科利先生，在中央情報局總部大樓前的大理石石碑上寫着這樣的話——‘了解事實，事實使你解放。”
’克里斯蒂重又恢復了正常，他詼諧地說：“我沒寫那玩意兒；我也表示懷疑。”
阿納柯尼博士的情緒也恢復了常態，他冷靜下來開始分析，為什麼對一句開玩笑的話竟出現了歇斯底里的反應？難道司法部長、這位美國領土上最高法律事實官員確實隱瞞着什麼嗎？博士覺得痒痒的，心想非得把這人拉到腦檢測前不可。
弗蘭西斯·甘迺迪十分焦慮，但不好笑地看着這段小插曲，他和氣地說：“贊得，你要是把那個腦測謊儀弄得十全十美，不會引起任何副作用的話，也許我們得查封它，這個國家沒有一個搞政治的人能容忍這種東西。”
阿納柯尼博士趕緊說道：“這些問題都不相干，對大腦的科學探索已經開始，已經有了相當多的發現。一旦這個進程開始了，你們就無法阻止它。在工業革命時期，盧德派分子曾試圖做過類似的事情，但他們沒有成功。日本人在幾百年之中禁用火器，但他們後來發現，槍炮大大增加了西方人的勢力。現在你們誰也做不到禁止火藥的作用。一旦原子彈被發明了出來，就肯定會爆炸的。
我跟諸位打賭，腦測謊儀也會長久存在下去的。”
科利說：“這違反了憲法。”
甘迺迪總統不屑地說：“我們可以改動憲法嘛。”
馬修。格蘭迪斯擔驚受怕地說：“如果新聞界聽到這話，他們會把我們轟出這地方。”
甘迺迪說：“你的工作就是要把我們說的話在適當的時間，用適當的語言講給公眾聽，記住，根據憲法，最終一切事情都是由美國人民來做主的。好了，就這樣吧，我看我們目前問題成堆，可歸結為一個解決辦法，就是要加緊我們的反攻勢，克里斯蒂，你加緊對勃特·奧迪克的刑事起訴，他的公司與沙哈本蘇丹陰謀勾結，欺騙美國公眾，人為地製造石油短缺，抬高價格，牟取暴利，必須對他們繩之以法，這是首要的一條。”
他轉向阿德布拉德·格雷說：“給國會放點兒風，看他們如何反應，告訴他們，新的聯邦通訊委員會將拒絕給各大電視網的主要電視台續發營業執照；另外，那些在華爾街金融市場上投機舞弊、興風作浪的大銀行也要嚴加管制，給他們點顏色瞧瞧，奧托，叫他們睡不着覺。”
海倫·杜波里知道，雖然在公開場合她必須支持總統，但在私下這類會議中她完全有權提出不同的意見，然而她還是猶豫了一下，才謹慎地說：“你不覺得我們一下子樹敵太多了嗎？是不是等到找們當選第二屆后再說更好一些？如果我們到時候確實能弄出一個肯於合作的國會，幹嘛還要跟現在的國會對抗呢？還有，目前我們元氣大傷，是不是沒有必要把所有工商界人士都弄得和我們反目為仇？
“我們等不起，”甘迺迪說：“無論我們怎麼做，他們都要攻擊我們，儘管我們做出了很大的和解姿態，但他們仍然冥頑不化，妄圖阻止我連任總統，阻止選出一個我的國會。
我們現在必須做出反擊，給他們點兒厲害瞧瞧，讓他們腦子清醒清醒，並不是沒人能教訓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眾人一時無話，甘迺迪站起身來對他手下人說：“你們這就去準備各項工作和必要的文件材料。”
這時阿瑟·韋克斯開口說，國會利用新聞媒體策劃對甘迺迪總統的攻勢之一，是向外界公佈為保護總統所花的錢財和人力。
阿瑟說：“這場攻勢的厲害之處，在於他們力圖把你描繪成一個當代消撒，而秘密勤務局則象是一大群宮廷衛士，對公眾來說，動用一萬特工及一億美金僅僅來保護一個人，即使這人是美國總統，也未免太過份了，這會造成一種醜惡的公共形象。”
大家都沒有吱聲，甘迺迪家族的成員歷遭謀殺的歷史使這個問題變得尤其敏感，而且；作為甘迺迪的親密的部下和朋友，他們都深知甘迺迪對他自身的安全一向有些神經質似的恐懼，因此，當甘迺迪轉身對司法部長說了如下這番話時，他們都頗感到意外。
他說：“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我們的批評人士是對的。克里斯蒂，我知道，在安全保衛措施上我給了你否決權，可以拒絕執行我的命令，不過，我們是否能做一個公開聲明，把護衛白宮的秘密勤務局的人員裁減一半，把預算資金也相應地減少一半，克里斯蒂，我希望你這一次不要行使否決權。”
克里斯蒂等了笑說：“也許我太過於謹慎了，總統先生，我不會否決你的決定，你當然總是可以隨時否決我的否決。”大家都笑了。
格蘭迪斯對這個看似輕鬆的勝利情形仍有點憂心忡忡，他說：“司法部長先生，你光說做或不做沒有用，國會準備要對我們的預算開支和各項撥款的數字進行全面審查。”
“沒什麼問題，”克里斯蒂說，“你發佈新聞的時候，強調一下國會的這個舉動遭到了我的強烈反對，另外要說得聽起來象是總統有點屈從於國會的壓力。”
甘迺迪說：“謝謝大家。會就開到這裏。”
白宮軍事辦公室主任，退伍上校亨利。坎農是政府里最快活和最沉着的人。說他快活，是因為他有一份他自己認為是整個國家裏最好的工作，他掌握着五角大樓撥給總統的秘密專用資金，除了他和總統本人，任何人都無權過問這些秘密款項，他只聽令於美國總統一個人。再說，他是一個地道的行政人員，不制訂政策、不提供建議，他負責安排總統及其高級助手使用的飛機，特別是直升飛機，以及豪華轎車，為總統府撥款修建和維修秘密建築，另外，他還負責一項政府中最危險的活兒，他手下一名準尉專門為總統掌管裝有原子彈投擲指令秘碼的保險箱。總之，無論何時總統想做某件事情需要錢，又不想讓國會和新聞界知曉，亨利。坎農就會從秘密資金中撥出一部分款，並在帳單上蓋上最高機密的大印。
五月的一個下午，司法部長科利走進亨利。坎農的辦公室，坎農熱情地向他作了問候。
他倆曾在一起共過事。早些時候，在坎農開始做這項工作時，總統向他下了一道指令，說司法部長可以拿他的秘密資金做任何事情，頭幾次坎農和總統做了核對，以後就再沒有做。
“克里斯蒂，”坎農歡喜地說，“你是來了解情況呢，還是來拿錢？”
“嘟是，“克里斯蒂說，“首先是錢。我們打算向老百姓許個諾，削減百分之五十的秘密勤務局的人員和相應的預算支出，我得做出點行動，雖然僅僅是改動一些文件，沒有什麼真的變化，但我不想讓國會嗅出我們的資金來往狀況，所以想讓你們軍事辦公室從五角大樓擠出一點預算給我們，然後把它歸為最高級機密。”
“老天，”亨利。坎農說，“這可是一大筆錢，我倒是能做到，但維持不了多久。”
“到十一月大選后就行，”克里斯蒂說：“那時候或者我們就滾蛋了，或者會有一個為我們說話的國會，再做些改動。但現在得做做樣子。”‘“好吧。”坎農說。
“那麼現在再問一些事情，”克里斯蒂說，“近來有什麼國會的人來探聽情況嗎？”
“嗨，多了，”坎農說，“比平常多得多。他們沒完沒了地問總統有多少架直升機，多少輛轎車，多少架大型飛機，諸如此類的狗屁玩意兒，他們想打聽白宮裏這些人在幹什麼，假如他們真知道我們有多少東西的話，他們會跳起來。”
“特別是哪個議員？”克里斯蒂問。
“金茨。”坎農說，“他有個行政助理，叫什麼索爾偕羅伊卡，是個挺狡猾的小雜種，這小子說他只想知道我們有多少架直升機，我告訴他三架，他說‘我聽說有十五架’，我說‘白宮要十五架有屁用’，但這傢伙說得挺准，我們有十六架。”
科利有些吃驚，“我們要十六架直升機幹嘛用？”
“直升飛機總環，”坎農說，“如果總統想要一架直升機，我能告訴他說飛機在修理庫嗎？再說，總統手下這些人也常來要直升機，你還可以，克里斯蒂，但中央情報局的塔比、以及韋克斯當然有不少時間用直升機，還有戴西，也是這樣，什麼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你也不想知道。”克里斯蒂說，“國會裏有哪些好管閑事的傢伙，打聽有關保衛總統的後勤裝備情況，你給我一份報告。這涉及到安全問題。報告直接給我，絕密。”
“好例。”坎農樂顛顛地說，“對啦，啥時候你需要收拾你的房子，我們這兒有錢。”
“多謝，”克里斯蒂說，“我自己有。”
這天黃昏，甘迺迪總統坐在橢圓形辦公室里，抽着一支細長的古巴雪茄，回想着這一天的事兒，每件事兒都精確地按照他的計劃進行着，他稍稍使了點手腕，已足以贏得他手下人的支持。
科利果不出所料，以他的性格做出了反應，他完全能摸透總統的心思。坎農已把科利來找過的事兒向自己做了彙報。阿納柯尼好糊弄。海倫·杜波里如果自己不小心的話會是個問題，但目前需要她的才智以及她在婦女團體中的政治基礎。
弗蘭西斯·甘迺迪驚訝自己竟然心情出奇的好，他不再有絕望感，而且自打他的妻子死後，他的精力達到了最高點，這是不是因為他終於又掌握了美國巨大而複雜的政治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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