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

溫斯頓寫道：如果有希望的話，希望在無產者身上。

如果有希望的話，希望一定(must)在無產者身上，因為只有在那裏，在這些不受重視的蜂擁成堆的群眾中間，在大洋國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間，摧毀黨的力量才能發動起來。黨是不可能從內部來推翻的。它的敵人，如果說有敵人的話，是沒有辦法糾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認出來的。即使傳說中的兄弟團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無法想像，它的團員能夠超過三三兩兩的人數聚在一起。造反不過是眼光中的一個神色，聲音中的一個變化；最多，偶而一聲細語而已。但是無產者則不然，只要能夠有辦法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進行暗中活動了。他們只需要起來掙扎一下，就象一匹馬顫動一下身子把蒼蠅趕跑。他們只要願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黨打得粉碎。可以肯定說，他們遲早會想到要這麼做的。但是——！

他記得有一次他在一條擁擠的街上走，突然前面一條橫街上有幾百個人的聲音——女人的聲音——在大聲叫喊。這是一種不可輕侮的憤怒和絕望的大聲叫喊，聲音又大又深沉，“噢——噢——噢！”，就象鐘聲一樣回蕩很久。他的心蹦蹦地跳。開始了！他這麼想。發生了騷亂！無產者終於衝破了羈絆！當他到出事的地點時，看到的卻是二三百個婦女擁在街頭市場的貨攤周圍，臉上表情凄慘，好象一條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樣。原來是一片絕望，這時又分散成為許許多多個別的爭吵。原來是有一個貨攤在賣鐵鍋。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蹩腳貨，但是炊事用具不論哪種都一直很難買到。

賣到後來，貨源忽然中斷。買到手的婦女在別人推搡擁擠之下要想拿着買到的鍋子趕緊走開，其他許多沒有買到的婦女就圍着貨攤叫嚷，責怪攤販開後門，另外留着鍋子不賣。又有人一陣叫嚷。有兩個面紅耳赤的婦女，其中一個被頭散發，都搶着一隻鍋子，要想從對方的手中奪下來。她們兩人搶來搶去，鍋把就掉了下來。溫斯頓厭惡地看着她們。可是，就在剛才一剎那，幾百個人的嗓子的叫聲里卻表現了幾乎令人可怕的力量！為什麼她們在真正重要的問題上卻總不能這樣喊叫呢？

他們不到覺悟的時候，就永遠不會造反；他們不造反，就不會覺悟。

他想，這句話簡直象從黨的教科書里抄下來的。當然，黨自稱正把無產者從羈絆下解放出來。在革命前，他們受到資本家的殘酷壓迫，他們挨餓、挨打，婦女被迫到煤礦里去做工(事實上，如今婦女仍在煤礦里做工)，兒童們六歲就被賣到工廠里。但同時，真是不失雙重思想的原則，黨又教導說，無產者天生低劣，必須用幾條簡單的規定使他們處於從屬地位，象牲口一樣。事實上，大家很少知道無產者的情況。沒有必要知道得太多。只要他們繼續工作和繁殖，他們的其他活動就沒有什麼重要意義。由於讓他們去自生自長，象把牛群在阿根廷平原上放出去一樣，他們又恢復到合乎他們天性的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自古以來的方式。他們生了下來以後就在街頭長大，十二歲去做工，經過短短一個美麗的情竇初開時期，在二十歲就結了婚，上三十歲就開始衰老，大多數人在六十歲就死掉了。重體力活、照顧家庭子女、同鄰居吵架、電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賭博，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一切。要控制他們並不難。總是有幾個思想警察的特務在他們中間活動，散佈謠言，把可能具有危險性的少數人挑出來消滅掉。但是沒有作任何嘗試要向他們灌輸黨的思想。無產者不宜有強烈的政治見解。對他們的全部要求是最單純的愛國心，凡是需要他們同意加班加點或者降低定量的時候可以加以利用。即使他們有時候也感到不滿，但他們的不滿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他們沒有一般抽象思想，他們只能小處着眼，對具體的事情感到不滿。大處的弊端，他們往往放過去而沒有注意到。大多數無產者家中甚至沒有電幕。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干涉他們。倫敦犯罪活動很多，是小偷、匪徒、娼妓、毒販、各種各樣的騙子充斥的國中之國；但是由於這都發生在無產者圈子裏，因此並不重要。在一切道德問題上，都允許他們按他們的老規矩辦事。黨在兩性方面的禁欲主義，對他們是不適用的。亂交不受懲罰，離婚很容易。

而且，如果無產者有此需要，甚至也允許信仰宗教。他們不值得懷疑。正如黨的口號所說：“無產者和牲口都是自由的。”

溫斯頓伸下手去，小心地搔搔靜脈曲張潰瘍的地方。這地方又癢了起來。說來說去，問題總歸是，你無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他從抽屜中取出一本兒童歷史教科書，這是他從派遜斯太太那裏借來的，他開始把其中一節抄在日記本上：

從前，在偉大的革命以前，倫敦不是象現在這樣一個美麗的城市。當時倫敦是個黑暗、骯髒、可憐的地方，很少有人食能果腹，衣能蔽體，成千上萬的人窮得足無完履，頂無片瓦。還不及你們那麼大的孩子就得為兇殘的老闆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如果動作遲緩就要遭到鞭打，每天只給他們吃陳麵包屑和白水。但在那普遍貧困之中卻有幾所有錢人住的華麗的宅第，伺候他們的傭僕多達三十個人。

這些有錢人叫做資本家。他們又胖又丑，面容兇惡，就象下頁插圖中的那個人一樣。你可以看到他穿的是中做大禮服的長長的黑色上衣，戴的是叫做高禮帽的象煙囪一樣的亮晶晶的奇怪帽子。這是資本家們的制服，別人是不許穿的。資本家佔有世上的一切，別人都是他們的奴隸。他們佔有一切土地、房屋、工廠、錢財。誰要是不聽他們的話，他們就可以把他投入獄中，或者剝中他的工作，把他餓死。老百姓向資本家說話，得誠惶誠恐，鞠躬致敬，稱他做“老爺”。資本家的頭頭叫國王——

餘下的他都心裏有數。下面會提到穿着細麻僧袍的主教、貂皮法袍的法官、手枷腳栲、踏車鞭笞、市長大人的宴會、跪吻教皇腳丫子的規矩。還有拉丁文叫做“初夜權”的，在兒童教科書中大概不會提到。所謂“初夜權”，就是法律規定，任何資本家都有權同在他的廠中做工的女人睡覺。

這裏面有多少是謊言，你怎麼能知道呢？現在一般人的生活比革命前好，這可能(might)是確實的。唯一相反的證據是你自己骨髓里的無聲的抗議，覺得你的生活條件在無法忍受以前一定有所不同的這種本能感覺。他忽然覺得現代生活中真正典型的一件事情倒不在於它的殘酷無情、沒有保障，而是簡單枯燥、暗淡無光、興緻索然。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現在的生活不僅同電幕上滔滔不絕的謊言毫無共同之處，而且同黨要想達到的理想也無共同之處。甚至對一個黨員來說，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單純地是每天完成單調乏味的工作、在地鐵中搶一個座位、補一雙破襪子、揩油一片糖精、節省一個煙頭。而黨所樹立的理想卻是一種龐大、可怕、閃閃發光的東西，到處是一片鋼筋水泥、龐大機器和可怕武器，個個是驍勇的戰士和狂熱的信徒，團結一致地前進，大家都思想一致、口號一致，始終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戰鬥、取勝、迫害——三億人民都是一張臉孔。而現實卻是城市破敗陰暗，人民面有菜色，食不果腹，穿着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十九世紀東補西破的房子裏，總有一股爛白菜味和尿臊臭。他彷彿見到了一幅倫敦的田景，大而無當，到處殘破，一個由一百萬個垃圾筒組成的城市，在這中間又有派遜斯太太的一幅照片，一個面容憔悴、頭髮稀疏的女人，毫無辦法地在拾掇一條堵塞的水管。

他又伸下手去搔一搔腳脖子。電幕日以繼夜地在你的耳邊聒噪着一些統計數字，證明今天人們比五十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寬敞，玩得痛快——他們比五十年前活得長壽，工作時間比五十年前短，身體比五十年前高大、健康、強壯，日子比五十年前過得快活，人比五十年前聰明，受到教育比五十年前多。但沒有一句話可以證明是對的或者是不對的。例如，黨聲稱今天無產者成人中有百分之四十識字；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黨聲稱現在嬰兒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這有點象兩個未知數的簡單等式。很有可能，歷史書中的幾乎每一句話，甚至人們毫無置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全出之於虛構。誰知道，也許很有可能，從來沒有象“初夜權”那樣的法律，或者象資本家那樣的人，或者象高禮帽那樣的服飾。

一切都消失在迷霧之中了。過去給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遺忘了，謊言便變成了真話。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進行偽造的無可置疑的具體證據，那是在發生事情以後：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個證據在他的手指之間停留了長達三十秒鐘之久。這大概是在1973年——反正是大概在他和嘉芙蓮分居的時候。不過真正重要的日期還要早七、八年。

這件事實際開始於六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把革命元老徹底消滅掉的大清洗時期。到1970年，除了老大哥以外，他們已一個不留了。到那個時候，他們都當作叛徒和反革命被揭發出來。果爾德施坦因逃走了，藏匿起來，沒有人知道是在什麼地方；至於別人，有少數人就此消失了，大多數人在舉行了轟動一時的公開審判，供認了他們的罪行后被處決。最後一批倖存者中有三個人，他們是瓊斯、阿朗遜、魯瑟福。

這三個人被捕大概是在1965年。象經常發生的情況那樣，他們銷聲匿跡了一兩年，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生死下落，接着又突然給帶了出來，象慣常那樣地招了供。他們供認通敵(那時的敵人也是歐亞國)，盜用公款，在革命之前起就已開始陰謀反對老大哥的領導，進行破壞活動造成好幾十萬人的死亡。在供認了這些罪行之後，他們得到了寬大處理，恢復了黨籍，給了聽起來很重要但實際上是挂名的閑差使。三個人都在《泰晤士報》寫了長篇的檢討，檢查他們墮落的原因和保證改過自新。

他們獲釋后，溫斯頓曾在栗樹咖啡館見到過他們三個人。他還記得他當時懷着又驚又怕的心情偷偷地觀察他們。

他們比他年紀大得多，是舊世界的遺老，是建黨初期崢嶸歲月中留下來的最後一批大人物。他們身上仍舊隱隱有着地下鬥爭和內戰時代的氣氛。他覺得，雖然當時對於事實和日期已經遺忘了，他很早就知道他們的名字了，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還要早幾年。但是他們也是不法分子、敵人、不可接觸者，絕對肯定要在一兩年內送命的。凡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的人，沒有一個人能逃脫這個命運。他們不過是等待送回到墳墓中去的行屍走肉而已。

沒有人坐在同他們挨着的桌邊。在這種人附近出現不是一件聰明人該做的事。他們默默地坐在那裏，前面放着有丁香味的杜松子酒，那是那家咖啡館的特色。這三人中，魯瑟福的外表使溫斯頓最有深刻的印象。魯瑟福以前是有名的漫畫家，他的諷刺漫畫在革命前和革命時期曾經鼓舞過人民的熱情。即使到了現在，他的漫畫偶而還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不過只是早期風格的模仿，沒有生氣，沒有說服力，使人覺得奇怪。這些漫畫總是老調重彈——貧民窟、飢餓的兒童、巷戰、戴高禮帽的資本家——甚至在街壘中資本家也戴着高禮帽——這是一種沒有希望的努力，不停地要想退回到過去中去。他身材高大，一頭油膩膩的灰發，面孔肉鬆皮皺，嘴唇突出。他以前身體一定很強壯，可現在卻鬆鬆誇誇，鼓着肚子，彷彿要向四面八方散架一樣。他象一座要倒下來的大山，眼看就要在你面前崩潰。

這是十五點這個寂寞的時間。溫斯頓如今已記不得他怎麼會在這樣一個時候到咖啡館去的。那地方几乎闃無一人。

電幕上在輕輕地播放着音樂。那三個人幾乎動也不動地坐在他們的角落裏，一句話也不說。服務員自動地送上來杜松子酒。他們旁邊桌上有個棋盤，棋子都放好了，但沒有人下棋。這時——大約一共半分鐘——電幕上忽然發生了變化，正在放的音樂換了調子，突如其來，很難形容。這是一種特別的、粗啞的、嘶叫的、嘲弄的調子；溫斯頓心中所要聽的黃色的調子，接着電幕上有人唱道：

“在遮蔭的栗樹下，我出賣你，你出賣我；他們躺在那裏，我們躺在這裏，在遮蔭的栗樹下。”

這三個人聽了紋絲不動。但是溫斯頓再看魯瑟福的疲憊的臉時，發現他的眼眶裏滿孕淚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朗遜和魯瑟福的鼻子都給打癟了，他心中不禁打了一陣寒顫，但是卻不知道為什麼(atwhat)打寒顫。

以後不久，這三個人又都被捕了。原來他們一放出來后就馬上又在搞新的陰謀。在第二次審判時，他們除了新罪行以外，又把以前的罪行招供一遍，新帳老賬一起算。他們被處決后，他們的下場記錄在黨史里，以儆後代效尤。大約五年以後即1973年，溫斯頓在把氣力輸送管吐在他桌子上的一疊文件打開的時候，發現有一張紙片，那顯然是無意中夾在中間而被遺忘的。他一打開就意識到它的重要意義。這是從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報》上撕下來的——是該報的上半頁，因此上面有日期——上面是一幅在紐約舉行的一次黨的集會上代表們的照片，中間地位突出的是瓊斯、阿朗遜、魯瑟福三人。

一點也沒有錯，是他們三人；反正照片下面的說明中有他們的名字。

問題是，這三個人在兩次的審判會上都供認，那一天他們都在歐亞國境內。他們在加拿大一個秘密機場上起飛，到西伯利亞某個秘密地點，同歐亞國總參謀部的人員見面，把重要的軍事機密泄漏給他們。溫斯頓的記憶中很清楚地有那個日期的印象，因為那正好是仲夏日；但是在無數的其他地方一定也有這件事的記載。因此只有一個可能的結論：這些供詞都是屈打成招的。

當然，這件事本身並不是什麼新發現，即使在那個時候，溫斯頓也從來沒有認為，在清洗中被掃除的人確實犯了控告他們的罪行。但是這張報紙卻是具體的證據；這是被抹掉的過去的一個碎片，好象一根骨頭的化石一樣，突然在不該出現的斷層中出現了，推翻了地質學的某一理論。如果有辦法公佈於世，讓大家都知道它的意義，這是可以使黨化為齏粉的。

他原來一直在工作。一看到這張照片是什麼，有什麼意義，就馬上用另一張紙把它蓋住。幸好他打開它時，從電幕的角度來看，正好是上下顛倒的。

他把草稿奪放在膝上，把椅子往後推一些，盡量躲開電幕。要保持面部沒有表情不難，只要用一番功夫，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但是你無法控制心臟跳動的速度，而電幕卻很靈敏，能夠收聽得到。他等了一會兒估計大約有十分鐘之久，一邊卻擔心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會暴露他自已，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過一陣風。然後他連那蓋着的紙揭也不揭，就把那張照片和一些其它廢紙一古腦兒丟在忘懷洞裏去。大概再過一分鐘就會化為灰燼了。

這是十年——不，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大概會保留這張照片的。奇怪的是，今天這張照片同它所記錄的事件一樣，已只不過是記憶中的事了，可是在手中遺留片刻這件事，在他看來仍舊似乎有什麼了不起的關係似的。

他心裏尋思，由於一紙不再存在的證據一度(hadonce)存在過，黨對過去的控制是不是那麼牢固了？

可是到今天，即使這張照片有辦法從死灰中復活，也可能不再成為證據了。因為在他發現照片的時候，大洋國已不再同歐亞國打仗，而這三個死人是向歐亞國的特務出賣祖國的。從那時以後，曾有幾次變化——兩次，三次，他也記不清有多少次了。很可能，供詞已一再重寫，到最後，原來的日期和事實已毫無意義。過去不但遇到了篡改，而且不斷地在被篡改。最使他有惡夢感的是，他從來沒有清楚地理解過為什麼要從事偽造。偽造過去的眼前利益比較明顯，但最終動機卻使人不解。他又拿起筆寫道：

我懂得方法(HOW)：我不懂得原因(WHY)。

他心中尋思，他自已是不是個瘋子，這，他已想過好幾次了。也許所謂瘋子就是個人少數派。曾經有一個時候，相信地球繞着太陽轉是發瘋的癥狀；而今天，相信過去不能更改也是發瘋的癥狀。有這樣的想法，可能只有他一個人，如果如此，他就是個瘋子。不過想到自已是瘋子並不使他感到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是錯的。

他揀起兒童歷史教科書，看一看卷首的老大哥相片。那雙富有魅力的眼睛注視着他。好象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壓着你——一種能夠刺穿你的頭顱，壓迫你的腦子，嚇破你的膽子，幾乎使你放棄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東西。到最後，黨可以宣佈，二加二等於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們遲早會作此宣佈，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所處的地位必然要求這樣做。他們的哲學不僅不言而喻地否認經驗的有效性，而且否認客觀現實的存在。常識成了一切異端中的異端。可怕的不是他們由於你不那麼想而要殺死你，可怕的是他們可能是對的。因為，畢竟，我們怎麼知道二加二等於四呢？怎麼知道地心吸力發生作用呢？怎麼知道過去是不可改變的呢？如果過去和客觀世界只存在於意識中，而意識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麼辦？

可是不行！他的勇氣似乎突然自發地堅強起來。他的腦海中浮現出奧勃良的臉，這並不是明顯的聯想所引起的。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地知道，奧勃良站在他的一邊。他是在為奧勃良——對奧勃良——寫日記，這象一封沒有完的信，沒有人會讀，但是是寫給一個具體的人，因此而有了生氣。

黨叫你不相信你耳聞目睹的東西。這是他們最後的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他所面對的龐大力量，一想到黨的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能輕而易舉地駁倒他，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論點，他不僅不能理解，因此更談不上反駁，心不覺一沉。但是他是正確的！他們錯了，他是對的。必須捍衛顯而易見、簡單真實的東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確的，必須堅持！客觀世界存在，它的規律不變。石頭硬，水濕，懸空的東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覺得他是在向奧勃良說話，也覺得他是在闡明一個重要的原理，於是寫道：

所謂自由就是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承認這一點，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