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勒基地”
這個小地方非常悶熱。儘管六月的天氣非常炎熱，但是窗戶還是關閉着，尤其是所有的窗戶從上到下都擋着整齊的白色窗帘，顯然為了屋中所發生的事不被外人察覺。不過，這裏什麼奇怪的事都沒發生。平常的房間，好像是大學裏課堂討論用的大教室。在教室里有五個人，大家像一個人似的，都穿着深綠色的迷彩服和高高系帶的皮鞋。所有這一切很像某個省院校的氣氛，黃色的辦公桌，坐了很久已經破了的吱吱響的椅子，發瘋似的六月的蒼蠅撞在低低的天棚上。確實，和大學不同的是，聽課者什麼都沒記錄，因為他們甚至連筆記本和自來水鋼筆都沒有。
講台上走下來一位講師，個子不高，一個乾瘦的老頭。白頭髮上分着整齊的縫，穿着一件很樸素的西服，但很明顯是訂做的，就像八十年代初很流行的那種西裝，舊式的時髦的吱吱響的皮鞋，不是很自然健康的排紅面色。所有這一切使人覺得很像一位不會得罪任何人的退休老人，那種很有成就的老學者，莫斯科近郊百分之六的蔬菜和塊根植物的行家。
但是講師所說的話一點都不符合他那安寧的外表，他的言詞是那樣的可怕，那樣的駭人聽聞，但老人講述的卻是那樣的平靜，那樣的寬容，就彷彿和科羅拉多州的騙子在交流着鬥爭經驗。
“你們的個人情況我都清楚：你們所有的人都曾經打死過人，或多或少都是職業的關係。今後你們還會那樣去殺人。你們殺人殺得很內行，很機靈，而且會不露痕迹，弄混結果，或把破案人引向錯誤的一方。簡單地說，就是把殺人的結果表現得與自己無關。因為科學是非常複雜的，因此，你們要注意聽，並且牢記：我提醒一句，記錄是絕對不允許的。”老人咳嗽一下，環視了一下五個聽課者，很認真地繼續說道：“所有殺人命案都可以歸結為六種形式：第一種，不幸的意外傷亡；第二種，自殺；第三種，死無音信；第四種，自然死亡；第五種，不小心中毒而死；最後一種，自己死亡。我們現在就從最複雜的一種死亡開始講起，即不幸的意外死亡。”
馬克西姆·涅恰耶夫在“秘密暴力機構”基地已經三天了。
他在研究被裏亞賓那簡單地稱為“專業活動理論”。一天六個小時，即教室里的三大節課。並且把課程的名稱叫做：“中央情報局”、“MU－6飛機”，或者“莫斯科的碳酸鈉”、“現代百萬保險條件下的破壞活動的基礎”、“在極其異常條件下的生存”、“電子計算機橇鎖的理論和實踐”、“偵察活動”、“潛在死亡行動的模式”、“犯罪偵察學”、“相面術”、“煙火製造術”、“應用麻醉學”、“專門聯繫方法”。
這裏特別重視電子計算機課程：破譯電碼、網絡盜竊、藉助於內行挑選的病毒破壞材料基地；據這門課的專家證實，在現代信息機構中，專業活動沒有電子計算機知識是不行的。
所有課程都是附有大片摘錄的教學材料片。這麼說吧，就是為了更有直觀性和更好地掌握材料。記錄什麼東西是絕對禁止的，因此，聽到的、看見的應當詳細記在頭腦中，並且牢記一輩子。
“我們沒有考試。”里亞賓那在上完一上午課後，冷靜地說，“只有惟—一次關於‘在極其異常條件下的生存’這一內容的考察。你們如同工兵，每天都應該經受考試，而且要設置各種異常情況……”
話又說回來，他可以不再說下去，因為柳特已經非常清楚，把他從“紅色地帶”召回來，決不是為了這類勸人為善的座談，這種座談只有地帶的“老兄”才喜歡，莫非是為了“用自己的勞動洗刷犯罪的恥辱”？“用純潔的良心去爭取自由”？確實，專業培訓的最終目的像從前一樣仍然是一個無人得知的秘密。
除了涅恰耶夫之外，來上課的還有四個人。課程的設置要求學員之間不能以任何方式交流，一個人一個人地進教室，出教室也是一個人一個人地。不可以向講課教師提問，也不可相互之間提任何問題，問任何姓名、任何教育法，以及任何有關健康、集體的感受，等等。柳特甚至不想弄清楚其他人的個人情況，因為這也是不可能的。住宿是事先預備好的小房間，食物是用馬車每天分別送到各個房間。這很像刑偵隔離室的那種類似“農舍”的單人房間。上完課之後，小屋的門立即就從裏面鎖上，房間的主人變戍了俘虜。洗臉盆、馬桶、床、慢帳、專門挑選的文學書籍，還有淡藍色防彈玻璃的小窗戶——這就是整個一個有身份人的全套用品。當然，超現代的電子計算機多少可以彌補這種孤獨，然而IBM計算機放在那裏，不是為了玩遊戲或者用互聯網給網上情人寫信，除了用它做專業練習之外，其他情況下都不允許使用電子計算機。
暫時只是理論課程，然而這又是怎樣一種理論呢？教師教給學員所有涉及到專業訓練的一切：消滅肉體的行動，而這種行動永遠都不會被揭露；還可以學到哈克爾式的工藝，即用一種完全不傷人的物質製作爆炸物，就像在商店中所賣的“日用化學品”
那樣；還學了製作和使用聽力裝置的方法、監視和秘密活動的基礎理論、快速閱讀法、臉部化裝術、應用醫學、藥物麻醉術、有毒物質和放射性元素對人體的影響，等等。
當然，許多類似的課程馬克西姆在學當偵察員時，在克格勃紅旗高等學校二系時也學過。但那時的課程在任何情況下也不可能和“卡勒基地”的課程相比擬，無論是內容，還是它充實的程度，都無法相比。
那種很嚴肅的實踐課暫時還沒上過。每天早晨在體育館進行體育鍛煉，訓練實戰性的一對一的交鋒，有時在射擊場進行定期射擊訓練，有時早晚各兩個小時用於射擊，而且使用世界上所有部隊和特工機關所使用的任何武器：從美國的M－16自動步槍到國產的手槍，從帶支架的機槍到超現代化的帶有激光瞄準器的管，總之，用一切教育方法把軍校學員變成真正的狙擊手。
馬克西姆抬起了頭，對着太陽眯起眼睛，注意地看了一眼講課者。毫無疑問，他在哪兒曾經看見過這個表面從不得罪人的老人。像老人這樣的人可不簡單，他們講課是按課時領取報酬的。
像老人這種人是精心挑選出來專門培訓實現危險目標的專家。有意思的是，這位極其優秀的老人在什麼地方並且是怎麼有機會把他那可怕的知識運用到實際中的呢？在他的良心中又有幾個人呢？
老人甜甜地笑了一下，彷彿談話談到某種非常可愛的東西，他繼續輕輕地、心平氣和地哼了一哼。
“好吧！讓我們來看第一種形式：不幸的意外死亡。最典型的情景就是在所謂的‘冒險地帶’：大樓的上層，電梯的通風道，任何地上的、地下的、空中的和水上的交通，家用電器，露天的水庫。”
柳特一動不動地坐着，他只要聽到一次，那些話將永遠牢記在他的記憶中。他的眼睛注意地，幾乎一眨不眨地看着老人，只是在講課快結束的時候才想起在哪兒見過他。那是一九八四年，馬克西姆在“塔樓”二年級學習的時候，這個人給學員們講過課，領導曾派他作為蘇聯秘密間諜頭子到一個較近的東方國家去活動。他好像在偵察一系裏擔任過系主任……
但是，要知道這個情報機關第一總局現在已歸屬於單獨的一個機構，並改名為俄羅斯最高情報總局。
現在派遣如此強大的威嚴的俄羅斯特工機關去反對誰呢？
去壓制幾乎已經完全席捲俄羅斯刑事犯罪那可怕的新浪潮？局勢就是這樣：黑手黨威脅俄羅斯國家的基礎，如果幾年之後憲法將被盜賊的法典所取代，這不會使大多數人感到震驚，而會很快使那些人高興起來。
但要知道，已經建立了“第十三處”，它是用反憲法方式為維護憲法準則而建立的專門機構，可是草案卻成了一紙空文。
那麼，為什麼？這一切都是為什麼呢？他不得不站在誰的立場去作戰呢？更重要的是，他去反對誰呢？
無論是在‘專業活動理論課’上，還是在課後，這些問題使柳持無法安靜下來。
醫院的病房很大。在病房裏有個很大的木床，就像那種至尊的國王在上面睡覺的大床，防彈窗戶上那別具風格的百葉窗，牆中間擺放着電視機、錄像機和兩個冰箱，冰箱的門是透明的，透過小門的玻璃可以看見美味食品，這些食品的名稱就連一般公民也未必能準確說出來。
床的旁邊放着一個小桌子，一共是兩層令人難猜的醫療儀器，不透明閃光的示波屏，顯示着令人費解的拋物線綠點，電子計算機監視器上不斷變換着病人身體的狀態。
躺在這個病房的人一定是絕對的君主制時代富有的法國國王，因為在他的臉上就可以看出財富和權力兩個字，儘管他臉色蒼白，渾身是那種病態的浮腫。
“國家，就是我。”柳多維克們中的一個人曾經說過。
現在的生活主人們，儘管他們不得不在事先商量好，如何分割全俄羅斯的財富（這樣一來，自然限制了全俄羅斯的偷盜集團）。但他們還是可以滿懷信心地說：“國家，就是我們。”
如果這樣的人有國家高級官員的地位……
當時甚至很少有這種特別舒適的環境。確實，表現出的這種舒適幾乎任何時候也不會帶來內部的舒適，並且和病房的這位居住者有很大關係。
病人是一個高高的個子、白頭髮、儀錶堂堂男人，他小心地把患痛風的腳放在擺着電熱器的地板上，用腳掌摸索着軟鞋。現在，當第一次危機過去之後，他感覺自己好多了。可是，他投入“俄羅斯性亢進劑”生產的那些錢怎麼辦？這一主要問題直到現在仍使他不得安寧。但今天這事就要有結果了，因為五分鐘之前警備隊用機動電話彙報說，那位決策人就要到這裏來。
門吱的響了一聲，住在這個病房的那個人抬起了眼睛，強裝出笑容，穿着舊的西服，自由黨戴的那種領帶，從前時髦的那種金邊眼鏡，而他那生硬的彷彿看透一切的目光，卻使那位久等的拜訪者瑟縮不已。無論是二十年前當他在蘇共中央機關時，還是十年前，當他坐到第一部長的位置時，甚至現在，當他處在克里jg姆林宮權力的頂峰之一時，這種眼光都使他有這種感覺。
“啊！檢察官……”病人臉上的笑容很不自然，略有克制，接着，他立刻收起笑容，說道：“這太令人感動了……”
檢察官輕輕走到床邊，小心地坐在床沿上，把白大褂的前襟拉平，裝模作樣地握了一下官員的手。
談話開頭很簡短，大都是通常的寒暄套語：“身體怎樣？”“主治教授說些什麼？”“我們什麼時候能在單位看見你？”諸如此類的問題。回答也是習以為常的：“謝謝你來看我，親愛的朋友，只有你才記得我。”“感謝上帝，略有好轉。”“我不在，大概這些下流的東西把工作全扔了。”對檢察官和他的交談者這類人來說，那種外交禮儀簡直令人難堪。
豪華病房的病人嘟囔着什麼，皺着眉頭，有點警覺地看了一下對方，這個可怕的人決不是為了外交上的禮貌才光臨到他這裏問寒問暖，也決不是來表演自己的快樂！
檢察官提完所有應該提出的問題，等待着猜測的答案，沉默了一會兒，當地捕捉到官員的目光時，立刻就轉入正題：“很遺憾，暫時還沒有任何線索，我們正在工作。”
“外交部說什麼？”這位克里姆林宮上層官僚的臉立刻陰沉下來。
“他們正在研究波蘭人。”檢察官簡短而含糊地回答。
“還需要很久嗎？”問題提得特別刻薄，特別逼人，帶金絲邊眼鏡的人憂鬱地看了一眼交談者頭上的某個方向。
“有許多種方案，所有方案都要考慮，毫無疑問，以後還會有許多必然的困難，我們不能這樣隨隨便便地命令他們……”
“但是，要知道你……應該在檢察院堅持這一點！為什麼沒立案偵察？”病人彷彿又抓心臟了，就像不久前在他家書房那次一樣，“所有的人你都沒有跟蹤偵察……”
官員終於控制住了自己。為此他付出了不少努力。他的目光是那樣的奇怪、神秘，但交談者至少明白了他指的是什麼。
“你怎麼？真的認為我拿走了錢？”檢察官終於破譯出談話密碼，澄清了必要的事實，“你說錯了，這和我沒任何關係。一億美金，好像，這很多……但……”
他沒來得及說完，病人更加激動地打斷了他的話：“我認識你二十五年了！我們經歷了多少共同的變化：蘇共中央的垮台，聯盟的崩潰，所有這些叛亂、改革，整個這個過程，我都了解你是個極為誠實的人。要知道你任何時候……”
官員沒有說完，但檢察官非常清楚地指的是什麼。作為檢察官，他多年臍身於國家最高政治領導層。他是自己人，他是創建現代俄羅斯的元老之一，而且他沒有任何背叛行為。
“一億美金這是很大的數目，太大了，它不可能一塊塊地分散，不可能沒有任何痕迹就失蹤了，我的組織，世界各個大銀行正在尋找這些錢的痕迹。我想很快許多問題都會澄清，並且這也會消除人們對我的盲目懷疑。”檢察官掩飾着笑容，悄悄地把手伸到西服上衣側面的兜里，這樣，好像想證實在談話中擁有某種小的，但至少是必須的證據。“而後來，無論是你，還是你在內務部、克里姆林宮、杜馬里的人都開始便找感興趣，為什麼我要失去名譽呢？為什麼要使這麼多尊敬的人反對自己呢？由此我又能贏得什麼呢？這正像給臟孩子講童話的那位老爺爺說的那樣，我是你在經濟改革方面的評論員，答應我的就已經夠了。這已少了……就自己……”客人悲傷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就突然中斷了。當然，他可以不再繼續說下去。官員很清楚地指的是什麼。
“我為什麼要給自己找這麼多麻煩呢？”
“但是誰，誰能拿走呢？誰策劃的這一切？”對方浮腫的面頰透出病態的青色。“為什麼？要知道一切都是算計好的。一切都考慮到了！怎麼會有這種結果呢？”
檢察官一開始就把談話安排得使官員處於明顯的被動局面。檢察官有意識地沒把話說完。為了給這兩種想法的解釋提供理由，他遮遮掩掩地用好多虛線標出了題目，好像因為遺忘而混淆了兩個人都知道的事實，為此不得不時常改正。彷彿他突然毫無理由地去了人煙稀少的防禦陣地，暴露了後勤部隊，招來議論者的攻擊。
客人明顯地激起了官員過分的坦誠。這一點太明顯了，但是病人沒有發覺這個詭計，因為他沒有想到這一點。
終於，好像有人打斷了他的話，因為從有窟窿的口袋裏掉出來一批名單，記載着投資於“俄羅斯性亢進劑”生產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的姓名、職務等，一些縮寫詞跳出來了，如：內務部、司法部、財政部，預計的投資數目也展現出來了。
檢察官注意地聽着，一次也沒打斷對方。當對方已無力講話而沉默的時候，他用掩飾得非常巧妙的那種激情說道：“我答應作……我將竭盡全力去做我能做的一切，將在最短的時間內收回投資，你和所有人都將得到百倍的補償，正如事先協商的那樣。別難過，別著急，好好養病，養足力氣。想想自己，一切都會平安無事。請你記住主要的一點：俄羅斯需要你，我們大家需要你，我是作為你最親近、最真誠的朋友，才這樣對你說的。”
“我已認識你二十五年了……我們經歷了多少共同的事情啊：蘇共中央的垮台，聯盟的崩潰，所有的叛亂、改革，整個的過程，我了解你是一個極誠實的人……你任何時候……”
檢察官正了正鼻樑上的老式時髦均金絲邊眼鏡，又往下按了按放在桌子上的一個小型錄音機，它順從地停下了。
今天和前幾天的區別在於今天天氣很好，甚至可以說特別好。誰能想到身居要職的高級官員能夠招供，供出所有人？當然，檢察官了解大部分投資者，許多人他已清到了，但現在，克里姆林宮官員錄在磁帶上的供詞已得到實質性的證明。
帶金絲邊眼鏡的那個人笑了一下，但笑得有點神經質，酸酸的。原來，在高層警察的圈子裏的罪犯要比整個莫斯科各個派別多得多。
“香蕉共和國……黑手黨國家，”檢察官嘟嚷着說，“是的，‘克里姆林宮的犯罪團伙’，這是很嚴重的，太值得注意了！”
是的，在這所專門醫院裏的所見所聞甚至使他，這種消息靈通的、能沉住氣的人都變得驚慌失措。
“婊子……”書房的主人傷心地說，“需要組織專門機構對付這些人……”
檢察官細細的手指放在了錄音機的鍵子上，聽到輕輕一彈的聲音，於是，揚聲器里又重新響起了聲音：“但是誰，誰能拿走呢？誰策劃的這一切？為什麼？要知道一切都算計好了，一切都考慮好了，甚至連小事都考慮進去了？怎麼能是這種結果呢？”
檢察官把談話聽完之後，從錄音機里取出微型盒式磁帶，並把它藏到了保險櫃裏。這之後，地撥了一個只有他一個人熟悉的電話號碼，用尖溜溜並很鄭重的聲音對着話筒說：“里亞賓娜？是的，是我。加緊檢查所有歐洲的大銀行，看着錢是否到那裏去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對警察局施加壓力，讓他們加緊做瓦列尼克的工作。這傢伙應該知道許多東西……
第三，繼續尋找娜塔利婭·那依琴柯。第四，始終和華沙保持聯繫，什麼？你建議把蘇霍伊抓起來？做這件事是不值得的。“在打電話人的聲音里突然聽到了一種渾濁的語調，”為什麼我們現在需要他呢？況且，沒有錢。不！在任何情況下也不需要他。“檢察官從桌子上拿起”防蝕金筆“，開始在空白的、有國徽的表格上畫上某種令人費解的圖案。看起來，他是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
“而我們那位年輕朋友柳特怎麼樣了？成績怎麼樣了您說很好。
加快訓練科目，我馬上就需要他，流動電話就放在政府的‘直升機’旁。”
檢察官吸完了煙，沉思地看了一眼窗外，看着古老的克里姆林宮那紅褐色的磚牆。
坐擁書城掃描校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