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喜悅
有句俗話說：“年過40歲的人，所有的事情大半都已經歷過，再不會有什麼值得喜悅的事了。”
經過長期的組織策劃，在許多人都認為有此必要的情形下，一個全國性盲人機構終於成立了，時值1921年。賓夕法尼亞州盲人協會會長是這一計劃的發起人，在俄亥俄州舉辦的美國盲人企業家協會的年度總結會上，正式通過了這項決議。
紐約的M·C·麥格爾先生是該會的首任會長。麥格爾先生在開始時完全靠朋友們的資助經營此協會，1924年起，協會改變方針，決定向社會大眾籌募基金，因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師共襄義舉。
對於那種為了募一點錢，而必須四處奔波的日子，委實說我實在害怕了。當我獲悉他們的計劃時，雖然覺得用心良苦，可是心裏依然有點不太樂意。然而，不樂意歸不樂意，我心裏非常清楚，依照當時的情況，如果沒有社會大眾的捐助，任何慈善團體或教育機構都無法繼續生存。為了所有盲人們的福利，我無論如何也得勉為其難地儘力去做。於是我又開始進出於形形色色的高樓大廈，坐着電梯忽上忽下地去演講了。
這筆勸募基金的目的，在於協助盲人們學到能夠自立的一技之長，而且提供他們一展所長的場所；另外，也要幫助那些有天賦而家境貧寒的盲人，讓他們的才能得以發揮，譬如那些有音樂天賦，卻因家貧買不起鋼琴、小提琴等昂貴樂器的。事實上，這類被埋沒的天才委實不少。
從那時候開始，前後大約3年左右，我跑遍了全國的每個角落，訪問過123個大小城市，參加過249場集會，對20多萬聽眾發表過演講。此外，還動員了各種團體與組織，如報紙、教會、學校、猶太教會堂、婦女會、少年團體、少女團體、服務社團及獅子會等，他們都經常集會募款，大力贊助我們的運動。尤其是獅子會的會員，他們對殘障兒童的照顧真是不遺餘力，對盲人也付予同樣的關愛，因此，募款工作幾乎成為會員的主要活動了。
有句俗話說：“年過40歲的人，所有的事情大半都已經歷過，再不會有什麼值得喜悅的事了。”
不過上天似乎對我特別厚愛，就在我度過40歲生日不久，連續發生了好幾件令我感到意外、值得喜悅的事。其中之一就是美國盲人事業家協會的創立；另一件是我們發起的募捐運動，得到許多人的大力支持，成果輝煌；第三件喜事是由於美國盲人事業家協會的成立，使得原本百家爭鳴的盲文得以統一。不僅如此，第一座國立盲人圖書館成立了，政府還拔出一大筆經費來出版盲文書籍。緊接着，各州的紅十會也成立附屬盲文機構，專門負責把書翻成盲文。其後，又為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不幸失明的戰士們掀起爭取福利的運動。如此，我們長久以來的願望終於得以一一實現，我感到非常寬慰。
1926年冬，我們遊說旅行來到了華盛頓，其時正逢國會中通過了有關拔款籌建國立盲人圖書館以及出版盲文書籍的提案，我們聞此喜訊信心大增，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有一天下午，我與老師前往白宮拜會柯立芝總統，他十分熱情地歡迎我們，然後又很熱心地聽取我們向他報告有關盲人協會的情況。最後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告訴我：“我覺得你們所做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全力協助。”
這位總統果真說到做到，他後來還成為了盲人協會的名譽總裁呢，而且捐了不少錢給基金會，連柯立芝夫人也一再表示要參與我們的服務工作。這位第一夫人果真對聾啞者非常熱心，替聾啞者爭取了不少福利。
我們曾經拜訪過盲人議員湯瑪斯·希爾先生及賴辛浦夫婦，他們也都鼎力相助。另外，住在華盛頓的好友——貝爾博士的女兒艾露滋夫人也為我們向大眾呼籲，使我萬分感激。
在底特律，當地的殘障者保護聯盟會長卡米爾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義不容辭地向市民們高呼，結果我們雖然只在該地集會一次，便募得4.2萬美元。不僅如此，會後我們又陸續收到不少捐款，少則1美元，多則達4500美元，光是這個城市的收穫就很可觀。
費城的募款也很成功，募捐委員會的委員萊克博士十分熱心地向民眾勸募，僅僅一個星期就募到2.2萬美元。
聖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地的反應比較冷淡，可是在羅契斯特這樣的小地方反而募到了1.5萬美元之多。
眾所周知，電影明星的生活遠比一般人富裕，我預計可以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可是結果令人大失所望。我連續寄了無數封信到洛杉磯去，回信卻只有一封，那是一位名叫瑪麗·白克福的女名星寄回來的，其他人則無片紙隻字的反應。為此，我們對於瑪麗及其夫婿道格拉斯·費蒙先生的好意格外感激。
在此次旅行途中，我們曾經走訪了聖羅拉的農業試驗場，那裏的負責人魯沙·巴本克先生，像創造奇迹般地把過去在此處無法生長的許多種水果、花草、樹木等栽植成功，是一位了不起的農藝家。巴本克先生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非常熱心地引導我們參觀試驗場。他要我去摸他所培植的仙人掌，並且告訴我，沙漠中的仙人掌有許多刺，一般家庭如果栽植常會刺傷手，他則加以改良，讓我摸的這種仙人掌就是沒有刺的。果真，摸起來光滑平順，而且那種充滿水分的飽滿感覺，令我聯想到這東西吃起來一定很可口。
近兩年來，我為了寫書基本上很少外出募捐，但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完，仍差150萬美元才能達到原定的目標，所以我整理完稿就得再度出發。值得欣慰的是，我們過去的奔波總算沒有白費，雖然兩年內沒有募款活動，但一般人已經知道我們的存在，因此仍有人陸續匯款過來。以去年為例，大富翁洛克菲勒、米高先生等人，都捐了不少錢。迄今為止，捐款的人已不計其數，已經無法一一列舉他們的姓名，然而我們對每一位捐款的善心人的感激都是一致的，他們的愛心將溫暖每個盲人的心，而且世代傳下去。
老實說，募款本來就是無數人點點滴滴的累積，如果不是這麼多好心人的幫助，我們的協會就無法像目前這樣依照計劃推展工作。湯姆斯小姐每次拆信時，都有支票從信封里滑落下來。這些信件來自各個階層，有學生、勞工、軍人等；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德國人、意大利人、中國人，其中也不乏與我們同樣的殘障者。
一天早晨，郵差送來一封來自底特律的信，署名是“一位貧苦女工”，她捐了1美元。
孩子們的反應也很熱烈，他們一片真誠無邪常常令我感動得落淚。有些人是親自抱着沉甸甸的儲錢罐來的，放在我膝上，當場打開，悉數捐出；有些兒童則寫了熱情洋溢的信，告訴我,他們是省下了父母給他們買可樂、雪糕的錢而捐出來的。
記得在紐約的安迪集會時，有位殘障的少年捐了500美元，而且附上一束美麗的玫瑰花。這位少年已經不在人世，那束玫瑰也早已枯萎，可他的一番美意卻永遠綻開在我心田的花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