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電影

離開連杉，在國內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后，我們最後決定住在紐約市郊長島的佛拉斯特丘陵區。在這風景優美的地方，我們買下一棟外表不俗的小屋，它有着類似古代城堡的外貌，到處是凸出的稜角，我們替它取了個名字叫“沼澤之城”。

在此所說的“我們”是指莎莉文老師、湯姆斯、我，以及一隻名叫吉蘭的小狗。

經過長期的奔波勞頓，我們都渴望能過一段平靜的生活。我學習在院子裏親手栽植樹木。屋子的二樓隔出一間專屬於我的小書房，四面都有窗戶。我開始學習意大利文，為的是想讀但丁作品的原文。

新居還沒完全安頓好，我們卻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蘭西斯·米拉博士所寫，他表示有意將我的《少女時代》拍成電影，而且希望我參加。我接到信后滿心歡喜，因為我認為把自己個人的這段經歷拍成電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這個互相憎惡、充滿暴戾之氣的世界裏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機會我怎能放過？改編后的電影名為《救濟》。

當年不辭跋涉、千里迢迢跑到荷里活去拍片的那股勁兒，現在想起來真有點不可思議!或許因為我當時太天真了，一心以為自己的故事感人至深，觀眾們在欣賞此片時必然聚精會神，連呵欠都不敢打。那種過分的自信自大，使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電影公司的建議。奇怪的是，我當時一點也沒有考慮到，以我這樣一個殘缺的人，怎能擔任電影的主角呢？

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長得又不好看，根本無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並論。而且我又缺乏能賺觀眾眼淚，或者逗觀眾發笑的演技，憑什麼去演戲呢？不過，撇開這些不談，我在荷里活的那段日子倒過得多彩多姿。老實說，我對於那段拍戲的經歷一點也不覺得後悔。

在荷里活，我經歷了許多過去從未遭遇的事情，那種刺激的生活，時時都帶給我驚喜，從來不知道踏出大門后將會遇到什麼事。每當我漫步在開滿天竺葵的小徑上，會突然有一個騎士從斜地里衝出；我走在馬路上，會見到一輛賣冰的車子猛然四腳朝天；在遠處的山丘半腰上，說不準什麼時候會有一棟被熊熊烈火包圍的小木屋……

總之，來到此地以後的所見所聞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行人頭頂炎熱的太陽，坐着車子到沙漠裏去，陽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長着仙人掌和灌木叢。當我們來到一個小小村落的拐角處時，忽然有人驚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興奮，馬上從車上下來，想看個究竟。果真有一個印第安人在那兒，別無旁人。

這時，在我身旁的一位嚮導向前邁出一步，請求那位印第安人讓我摸摸他頭上的羽毛飾物，因為他頭上戴着色澤美麗的老鷹羽毛，非常神氣。我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前去，再度以手語向他示意。可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語開口道：“讓這位女士盡量摸好了，多少次都無所謂。”

在場的人都嚇了一跳，後來才搞清楚，原來這是一位正在等待攝影師到來的演員，哪裏是什麼真正的印第安人呢!

湯姆斯小姐與我時常在天沒亮前就出去騎馬，在露珠晶瑩的草原上可以聞到麝香草及尤加利樹的芳香，清晨的徐風令人心曠神怡，好不舒暢!就這樣，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過了許多愉快的清晨。

以《少女時代》為劇本的《救濟》一片終於要開拍了，導演是因《青鳥》一片而聞名的喬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進行片頭攝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為信號與我溝通。我們工作的過程通常是：湯姆斯小姐看過劇本后，並聽取導演的指示，然後把這些寫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聽導演敲桌子指揮進行。

有時，導演會親自在我手上寫幾句話，例如：“不要害怕，在籠子裏的不是獅子，只不過是一隻小金絲雀而已。知道了嗎？好，再來一次。”導演越是關照我，我越覺得緊張不安。

老實說，要在攝影機前自然地表演，着實不容易，不論是站着或坐着，總是有強烈的燈光聚集在身上，老是覺得全身熱烘烘的，汗水直往下流，這時還得留意臉上的妝是否已被汗水弄脫，否則銀幕上所見的將是鼻尖太亮，或是額頭反光，效果將大打折扣，所以要經常補妝。

我一站到攝影機前就渾身不自在，偏偏導演一下子要求我笑，一下子又要我皺眉沉思，我的情緒怎麼可能轉彎得如此快呢？因此，有時在乍聽指令后只有茫然發獃的份了。

一開始時，大家都未進入角色，因此，有許多不盡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時代的女性十分稱職，她本人當然既不聾也不啞，可是卻能把這個角色演得惟妙惟肖。為此我對她產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於扮演我，也很喜歡我。

另一位長得很美，笑起來尤其迷人的女星飾演大學時代的我。這位女星一開始是以閉着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見，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霍地張開眼睛，使得場邊的工作人員忍不住捧腹大笑，她這時的表情實在太滑稽了。

不過這位女演員倒是很樂意演這個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夢見希臘諸神的那場戲時，表現得最為傳神，我個人最喜歡。

再下來就要介紹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響的朋友上場了。問題是，那些曾經給我很大幫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夢德先生、馬克·吐溫先生以及布魯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幾位也都年事已高，與初遇我時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當時，我曾經寫信給貝爾博士，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了你的信，讓我回想起在華盛頓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當年的那位女娃兒。只要你樂意，任何事

情我都可以去做，只是目前我身處異國，一時之間還無法返美。可是，你絕不能忘了我喔!想起我們首次見面時，我可不是個71歲的老頭子，那時的我頭上一根白頭髮也沒有。你呢？當時只有7歲，如果真要拍寫實電影的話，我想非得由別人來飾演不可。請你去找個沒有白頭髮的英俊青年來扮演我。等到拍攝結尾時，我們再以目前的姿態登場好了。如此前後對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后，我忽然想起一個很好的主意：“對了!何不以象徵性的場景介紹我的朋友出場呢？這也許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兩邊都是洋槐的馬路上散步，然後偶爾遇見貝爾博士與庄夢德先生，大家邊聊邊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又顯得比較自然。”洋槐的樹蔭下，對又瞎又聾的我而言是最合適不過了，我越想越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

可惜電影公司沒有採納我的建議，而是安排了一個大聚會的場面，讓所有曾經協助過我的人都一起出現在宴會上，包括那些已經去世的好友在內。

其中還有已經死了20年的我最懷念的父親。當然，如布魯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夢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見到了有近20年不曾碰面的約瑟夫先生，他比我剛認識他時顯得更活潑快樂。

置身在這樣一個場合中，令我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覺中到了天國，而與這些又熟悉又親愛的好友們歡聚一堂。不過，當我與他們握手時，他們的手雖然都很溫暖，但他們講話的語氣與神態，卻與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樣，當他們猛地開口對我說話時，我有一種剛從夢中被驚醒的錯愕感。宴會將結束時，我有一段台詞：“目前全國約有8萬名的盲人正處在可憐的景況中，他們孤苦無援，而我們的社會目前又沒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幫助他們……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從不知生存喜悅的情況下含恨而終!……因此，我們應該決心為這些人謀求更好的生活，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幸福、更快樂。”

影片拍完一大半，大家忽然發現這部片子缺乏高潮，換句話說，不夠戲劇性。

“海倫一輩子沒有發生過羅曼史，當然也沒有偉大的戀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是嘛!乾脆我們替她捏造一個戀人好了，讓他們來上一段戀愛戲如何？因為現在的電影如果沒有這些插曲，似乎就註定不受歡迎。”

不過，導演自始就反對這種論調，認為是畫蛇添足，反而會弄巧成拙。幾經考慮、斟酌，最後決定穿插幾場比較戲劇性的場面。

加上去的幾場戲，有一場是在一個名為“時間”的洞窟前，有一位臉色蒼白、代表“知識”的小姐，與一位身材魁梧、代表“無知”的大漢互博，結果“知識”贏了，抱起了幼小的海倫。

另一個場合是莎莉文老師試過各種方法而年幼的海倫仍然聽不懂時，她不禁跌入了灰心失望的深淵中，此時基督出現了，他對老師說：“要協助幼小的心靈來到我這兒，不要放棄她。”於是莎莉文老師再度鼓起了勇氣。

還有不少略嫌牽強的戲，例如：一位傷心的母親擎着一把火炬出場，目的是為不幸的傷殘者請命；又如四大強國的領袖聚集在法國開會，準備決定全世界人類的命運時，海倫出現了，懇求他們千萬不要發動戰爭等等。最後這場戲他們也覺得太牽強，結果又刪掉了。

由於摻入了各種突發奇想，使得影片的情節越來越離譜，變得缺乏真實感。尤其是結尾的一場戲，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可笑，簡直是異想天開。他們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聖女貞德一樣騎着白馬，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誰知片場找來的這隻白馬十分活潑，跑起來的衝勁非常驚人。當時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縱韁繩，好幾次都差點被摔下馬來，因此我越來越緊張，一顆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頭上的太陽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來，額上的汗水像旋開了的水龍頭直往下淌，連放在唇邊的喇叭都滿是汗水，吹起來鹹鹹的。

戰戰兢兢地騎了段路后，在沒有任何前兆，沒有任何命令的情況下，我胯下的這匹馬忽做人立狀，一時間把我嚇壞了，幸好旁邊有位攝影記者眼明手快，一個箭步衝到馬前，拉住馬，使它再度站好，否則我一定會摔個大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