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親切”的定義

我現在正準備在世田谷市民大學講演的講演稿。主辦單位指定的講演內容是這樣的：希望我把三年前在小樽召開的全北海道殘疾兒童福利大會上講的話繼續講下去。上次大會的講演記錄，業已以“為了和不可能‘親切’相待的人鬥爭下去”為題出版發行了。於是我就把該文章重新讀了一遍，考慮如何接着往下講。（該文載《核之大火與“人的”呼聲》一書，岩波書店出版。）

正如“殘疾兒和我”這一恰如其分的副標題所示，我在有殘疾兒的父母們面前，講了自己和生下來就頭部缺損的兒子共同生活的經驗。而且，我談的問題重點在於，眼前似乎即將面臨破壞整個世界的核威脅時代之下，同殘疾兒共同生活的經驗。

現在的核狀況，深刻的程度更嚴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與明天的視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如果與此相聯繫回頭看看·單·個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脅之下一個市民的家庭——無非是每天無可避免的老問題，即：拖着一身殘疾的兒子如何成長，以及同他的發育複雜地糾纏在一起而屢屢出現的新困難，再加上如何戰勝這些困難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湧現繼續上次講演的想法。

繼續，這種說法總是浮現於我心頭的話，中野重治戰後寫的第一部小說《五勺酒》中的一節里就有：“從什麼寫起好呢？寫也寫不完，說也說不盡的樣子。結尾處打算加上‘此項待續’，然而如果忘記而漏掉，也請權當有它而讀下去。”我也權作“此項待續”開始我的話題，但是我以為“此項待續”的話已將告終。

兒子就在眼下的３月畢業於青鳥養護學校的高等部。這樣，和學校之名沾邊兒的緣就算斷了。他的身高和體重都超過父親，是條大漢子，和同班另一條更大的漢子是好朋友，他倆雖然各有不同的殘疾，但是彼此身體狀況不佳的時候，被周圍吵鬧得快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或者為了強忍住被來自體內的不安徵候快要吞沒的時候，他倆各伸一隻手緊緊握在一起，一動不動地坐着，這種情況，是學校與家庭的聯繫本上寫着的。一畢業，和這位朋友也不得不分手了，對於兒子來說，再想遇上同樣的朋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秋天，他參加了將來畢業后開始的區的福利作業訓練，他母親陪他坐公共汽車上下班。偏巧我當時正在加里福尼亞大學巴克萊分校，也就是這段時間兒子經歷了雙親之中父親不在而情緒波動的階段。可能又加上在作業所接受訓練感到緊張，上作業所上班時，公共汽車碰到路上堵車，那粗暴的言語和舉止，常常使他母親十分為難，不知所措。

這時我就通過國際電話，一連幾天和他交談。很明顯，兒子一肚子委屈，非常抑鬱，問他的話答得一點也不爽快。沒有過多久作業所那邊的事就辭了，重返學校。但是這時候也屢屢發生事故，有的是上學時在車站上台階，上到半路犯了病，跌破嘴唇，有時是蹲在台階轉彎處的平台上，再也不動了。這都是熟人通知家裏才知道的。

這些情況，兒子把信寄到巴克萊分校的宿舍我才全知道的，那些信，文章的背後用文學語言來說都蘊涵著某種動機。信的後半部分文思混亂，我這做父親的也讀不懂，至於前半部分的文章，開頭一行就對我在國際電話中說的那些強硬的話給以斥責，並且全給擋了回來，用他的觀點加以解釋，隨後是很好地表現他現在的內心世界，給我的印象是讓我了解了兒子新的側面。他那信上說：“實在對不起啦。我的嘴疼了之後，下台階的半道上就犯了病，我就吼起來了：‘我算不行啦，活了２０年可真遭罪。’”

看到兒子新的側面，知道他這是故作含糊的說法，老實說，我遠離兒子，一個人在異國他鄉生活，同樣情緒不安，還有一層，此時美國的核導彈設在西德，因此，蘇聯在日內瓦核裁軍會議上退出會場，成了世界核狀況惡化的轉折點的開始，所以我的心情當然也十分鬱悶。我們作父母的總算好歹迎來了兒子２０歲的生日，當然高興，妻子更為之高興，生日那天一到，當時恰逢參議院選舉，便帶著兒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說：“假如讓他棄權，那可就白養這麼大了。”我當時就覺得發現了妻子又一個新的側面。我們的兒子這２０年一天一天地活下來，完全是在強忍着殘疾給他帶來的困難中度過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讓我們想到他的痛苦才不叫苦的。

就這樣，如果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對於陷進煩惱的我，常常讀的米爾查·埃利亞德從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９年和我們同時代日記合訂本這部書，就是一個很好的鼓勵。（“Nosouvenirs”Harper＆Row）

當然，像埃利亞德這樣極具多樣性、有巨大精神世界的學者、藝術家的日記，決不可能僅有單一的方向性。第一次遇上埃利亞德考察核武器對現代造成的危機時，我倒有一種心頭黯然、對他頗有嘲諷的心情。

１９５９年歲尾，埃利亞德在回答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們提出的關於原子彈的問題，這段回答是這樣記載的：“基督教徒大概不應該怕這種炸彈。因為它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到來。因為它成了‘最後的審判’。印度教徒大概也同樣。‘卡里·瑜珈’界向混沌倒退之中結束，然後出現新的世界。只有馬克思主義者們才有靠計盡途窮結果的核作為最後結束世界，使人類同受恐怖的正當理由。這樣說是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天堂是屬於未來的。天堂在地上從來沒有存在過。與此相對應，最近似的就是明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馬克思主義者只是預想未來才像天堂，所以才甘願難以數計的也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殺戮。如果在得知世界是共產主義為最終世界之前消滅，那麼，一切歷史和人類的一切苦難，可能就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了。”

雖然我尊重埃利亞德的比較宗教史的分析，但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今天的看法和作用，我還另有感想，所以，對於埃利亞德以這一部分為中心的話，總感到一股早被拋棄的犬儒主義味道。不過，埃利亞德始終是一位從正面注視着核武器，認為它是毀滅人類的，並且絲毫不懈地思考這個問題的人，這倒是毫無疑義的。翌年１月間，看到他的下述敘述：

“馬克思主義者和唯物論者對歷史的解釋，可以說是人類的‘最後的審判’。審判，即滅亡的危險。準確地說，史前期人類幾乎就要滅亡了。或者說今天人類就被核武器滅亡。／唯物論者或馬克思主義者所思考的，意味着人類對原初的神所賦予的任務已經不存任何希望。結果是使人類消滅。然而這種誘惑及其危險之存在未必是毫無意義的。人類懷着被消滅之勢迫在眉睫的自覺活着，對於人類來說，甚至是件好事。恐怖等於參加某一團體舉行儀式時的痛苦。

儀式，這一進入新階段的禮儀性的手續，埃利亞德把它作為人類規模普遍的信仰體系來思考，因為它是重要的問題點之一，所以十分清楚，他對於核狀況決不會以冷眼旁觀的態度對待。但是，我更進一步想知道的是，和核爆炸而導致人類滅亡這種想法截然相反，埃利亞德充滿積極希望的構想是什麼。

儘管表面上沒有寫得一清二楚，但是埃利亞德悄悄地但確確實實地把該思想提示於同一日記的下述敘說之中，這是我從他的日記中讀到的。於是因此也把我前面提到的陷進煩惱的自己治好了。

１９６１年年初，埃利亞德把他少年時代在布加勒斯特的經歷，在印度狂熱地學習時期的經歷，在葡萄牙的文化工作經歷，以及在戰爭結束后的祖國羅馬尼亞建立社會主義體制時亡命巴黎開始過上學究生活的經歷等等綜合在一起，使人感到他“更加成熟”。以前，只是在為數不多的地方才看出他從如此經歷中感受之深刻，但這回使我覺得足以洞徹他深刻感受的整個最深部分。對於自己生涯的“擴展、持續”給予足夠的啟示。埃利亞德把他的記述作了如下的總結，這就意味着，到此刻為止，在漫長歲月里，他飽嘗了鬱悶之苦。我認為，這種鬱悶之苦給他帶來的是大大加強了他對核狀況的認識。

埃利亞德現在仍然住在此處的芝加哥大學裏——我這次才親眼目睹並留下強烈印象——有紀念首次解放核能的地點以及核能解放者亨利·穆阿的雄偉雕像。我想着經濟史家內田義彥氏指責把原子彈投於廣島、長崎也算解放（release）核能這句話，甚至想到，應該把堪稱核時代悲慘紀念的廣島那座穹窿形建築物廢墟合建於此。埃利亞德的記述是這樣的：“充滿活力，強烈的感情。在歷史上生與死的人們的生活，突然有了意義，具有了重量。樂觀主義！”

有此啟示的經驗之後，埃利亞德立刻重讀了青年時代讀過的巴貝利恩的日記，他對於該日記上寫的索拉斯著《古代的獵人》讀後感，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作了長篇記述。埃利亞德強調的是：讀了索拉斯著作的巴貝利恩，作為安慰悲慘與病態的現實，從舊石器時期的人類生活態度得到了力量，這力量是使他們確信他們的生存‘不能破壞’的‘顯現’。

他寫道。——雖然那麼說，也無法改變‘我活着’這一事實。即使不論怎麼短的時間，‘我是存在的’。這的的確確是我的顯示，顯示了人的存在是破壞不了的。／（巴貝利恩）補充說——那麼我死的時候，構成我肉體的物質破壞不了，而且永遠存在。既然這樣，對我的‘靈魂’不管有什麼影響，我的物質仍然永遠存在下去……

我死的時候，你能夠把我殺了、燒了、沉進水底、焚屍揚灰，但是你無法把我破壞。……死，比殺更甚的事早就辦不到了。巴貝利恩是這樣寫的，那是因為他是一位博物學家。但是我曾經見過無數‘神秘家們’用幾乎同樣的語言傳達類似的經驗。（cf．特別是“宇宙意識”，的經驗）

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對於世界的結束持從容的態度，以及馬克思主義者的如不完成歷史過程就以為毫無意義的緊迫態度，埃利亞德圍繞着這兩種態度，對於人類滅亡的可能性保持了距離，表示了相對的看法。但是，埃利亞德在這裏把博物學家巴貝利恩的看法，重疊在和他本身最接近的“神秘家們”的思想，特別是他的“宇宙意識”上了。在這上面，作為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表示了強烈的同感。把這個作為表明生活於核時代的埃利亞德的內在希求來理解，倒是很自然的。如果面向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由於人的思想觀念加強和增大，終於度過核危機，那麼埃利亞德大概就不會談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的“最後的審判”或者經過混沌延緩再生的到來吧。應該說，只有度過今天的核危機以及熱核戰爭給人類帶來的滅亡這種混沌，他的走上再生的思想才有了方向，這對於曾經看到埃利亞德著作各種各樣細節上無不對核危機予以評論的我來說，我的意見是有根據的。

我從埃利亞德日記的這一段直接受到鼓舞，也有和開頭所提的殘疾兒子相關的理由。我以為這一段，使我在人生經驗的意義上重新得到教益。用埃利亞德說的人生經驗這個詞來說，就是，２０年前出生的這個第一個孩子，後腦勺上長着一個像頭一樣的瘤子，孩子一生下來，我和妻子決心既生之則養之，好好照顧。雖然會有很多困難，但一定和他一起生活下去。這是如埃利亞德所說，當作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的一種決心。

回想起來，孩子躺在特殊嬰兒室面對玻璃窗，儘管看起來彷彿長着兩個腦袋，但是很精神的紅撲撲的那張臉，在我每天跑去隔窗窺視的過程中就培養起如此堅定想法了。此時此刻總是想起學生時代從英國小說中讀到的“這可悲的小生命”那句話。這個嬰兒的確是以悲慘的狀態誕生於人間的，雖然只過了幾個星期，但是他活着，他存在於人間，這一事實是任何人都抹消不掉的。我深深感到，雖然有神，但是任何神也抹消不掉這個事實。於是，我就下了決心，給“這個可悲的小生命”當證人，證明他生下來了。他確實是存在的，也就是接受這個孩子，好好照看他，和他一起生活。而且我也預感到，我這份證言，一定會成為我這文學生涯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開頭我並沒有想把這個經驗寫成小說，從年輕學生時代就開始有了的寫小說這種工作，面對畸形兒子誕生這件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難免絕望，對於重新打起寫小說的精神沒什麼用，不可能成為今後賴以發展而可供攀援的繩索。只是在有了直面痛苦的自覺之後才產生了寫的想法。

從殘疾兒子誕生那年起，我就以和那些廣島原子彈受害者們頻繁的死與生，以及和他們共同生活共同奮鬥的醫生們的行動與思想——以自己冒着原子彈災害開始邁出治療受害者的第一步，後來擔任原子病醫院院長，狠抓白血病和原子彈受害者第二代兩個課題的重藤文夫為核心人物——為內容，開始寫報道文學。我在此項工作中逐漸理解到，這是為了把自己和殘疾兒子共同生活下去的決心與實踐，無論如何必須使之社會化而採取的手段。原子彈受害者們是那樣地生活，然而活下來了；是那樣的一種存在，然而畢竟是存在的。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取消他們作為個體的生存這一事實，同時也受到核時代之下人類的生存無法取消的現狀直接影響所致。在原子彈受害者的生與死上，可以看到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現”最現代的表現，而且我還通過同殘疾兒子共同生活發現了它。當時的我倒是很難說把它充分意識化了，但是內心深處確是那樣希望的。現在我決不是誇耀自己的天真，大談自己２０年前的預感和希求一概應驗，而是被許許多多令人痛恨的思緒糾纏在其中想起來的。身有殘疾，同殘疾鬥爭中成長這一事實本身，就不能不遇到新的困難，僅僅考慮一下，不遠的將來，就不得不老實說，前景一片漆黑，總而言之，每次遇到具體困難無不花費好大力氣一一克服，然而過不多久兒子的狀態依舊故技重演。同這樣的兒子共同生活，對於他的母親和妹妹弟弟來說，顯而易見是一種艱苦的生活。確如兒子信上所說，他自己是極其痛苦的。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活了２０年真遭罪。”但是，我這作父親的不消說，全家所有成員也都是通過同他共同生活，確實看到了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特別是我自己，通過養育他弟弟妹妹的實際勞累，更能明確地這樣說。

正是反覆積累了作為個體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之經驗，才對於這２０年來越發窮凶極惡的核狀況——從今年起《原子科學家新聞月刊》的“表示審判日到來之鐘”上，表明距核戰爭還差３分鐘——之下，相信埃利亞德所說的人類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樣能克服危險的“樂觀主義”。當然，這“樂觀主義”對於我們市民來說，如果不注視着核狀況，不採取措施防止它反對同世界規模的恢復生命的行動，那麼就很難說不變成極其醜惡的犬儒主義。

我在前面的“為了同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爭”中說過下面的話：“年輕的人們最近愛說親切這個詞。說什麼親切的人啦，喜歡親切啦，等等。足以反映這種流行時尚的，是廣告一類的東西上也愛用‘親切’這個詞了。親切當然是好事，我自己就過於毫無抵觸地親切，但是如果問我喜歡把親切掛在嘴邊的年輕人么？那我必須說未必喜歡。因為我想請年輕的人們考慮的是，如何把親切這個詞在社會裏給它定個積極的位置。／具有社會意義的親切，難道不正是和那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爭這件事么？親切是人的極其自然的態度。嬰兒就是很親的。一般的人都有親切的地方，但是那樣的人在社會性的生活過程中，有的人就對人不大可能親切，或者遇不上親切的人。因為有使親切變成不可能的制度。同這種使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鬥爭，我以為這才是使人在社會生活中親切待人的條件。／令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在我們周圍俯拾即是，不可勝數。肢體不健全的人想坐輪椅外出，但是使之無法辦到的種類繁多的結構，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認為那都是妨礙人親切待人的。使人不可能親切的最甚者，莫過於核避難所一類的設施，對於超過定額人數的人還必須用機關槍阻擋。我認為有必要把這些障礙一個一個地撤掉，讓所有的人，特別是讓青年人能夠彼此親切相待，或者同妨礙人們親切相待的人或事鬥爭下去，改善現狀，這對於創造真正親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減福利預算，擴充軍備，一心想威脅亞洲各國，強調日本社會是競爭社會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這麼一小撮人弄得覆滅，那麼，日本、日本人留給人們的記憶豈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蠻、最下流的么？”

我這樣說的同時就感覺到，“親切”的定義還不夠充分。於是在一次講演會上，因為聽眾都是殘疾人的父母，所以就彷彿按預先約定似地對作為前提的“親切”定義作了追加，想加上幾項意義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個提示的是對於我前面業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予以特別重視，堅持以它作為人生觀根本的態度，並同這樣的“親切”共存。

並且主張把美國科幻小說引導到智慧小說的水平，把對於核文明一直寫了許多反省與考察文章的鮑涅卡特，以及現在認為必須重新評價的奧威爾兩人，認為最值得期望的資質合乎禮儀（decency）和“親切”組合在一起而共存於內心的人，特別把他們對年輕人作了一番描述。decency一詞，是鮑涅卡特小說的根本精神，奧威爾回味參加西班牙市民戰爭殘酷經歷的《加泰羅尼亞讚歌》上說：“非常奇妙的是，由於在西班牙的全部經歷，使我對人的信賴沒有動搖，不僅沒有動搖，反而對人的優美更加信賴了。”評論奧威爾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後這樣說：“這個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離獨立終於完成了。因為精英人物已經不是社會性的存在，而是政治性的存在。不是傳統性的存在，而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存在。為了使企圖改變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會的活動無法出現，黨靠改寫歷史想把過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語言抽掉骨頭，企圖把自由啦，正義啦，像樣子的人啦，僅僅表現如此概念的語言早已不存在的狀況創造出來。”我這是從《奧威爾的整體像》日譯本引用的，同時也希望decency一詞用日語難以恰當表達這一點給以理解。譯文寫的是“真正人的親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該譯作“莊重體面”的。（晶文全書，奧山康治譯）

去年，我以一向稱之為我國現代人道主義者法國文學家渡邊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為題，向青年人連續地作了報告，那時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邊一夫在理解瓦雷里的一節詩里找到關於“親切”一詞另一定義。

１９４０年法國敗北的時候——這一年是日德意三國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贊會開始活動的一年。在當時國際的、國內的帝國主義、極權主義甚囂塵上的形勢之下，有人要求渡邊寫文章談法國之所以敗北的文章。渡邊是以研究法國文學和文化為職業的，而法國又是日本的同盟國納粹德國的敵國，如果他為敗戰國的法國辯護，那就等於和大政翼贊會的國民總意相悖，這純粹是“踩聖像”①的故技重演。渡邊毫不妥協，堂堂正正的文章，充分表現了他異乎尋常的勇敢。

①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間的日本江戶時代，嚴禁天主教活動。統治者對於可疑的信徒，一律強迫他們從聖母瑪麗亞像和基督十字架像上踩過去——譯註。

渡邊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里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學校，對他稱之為“明天的人”的青年人們說的話。他說，現在歐洲某些國家的青年們，“在創造同國家明確規定的目的和社會機構完全吻合的人這一計劃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養與訓練。也就是國家在製造為它效力的國民。”瓦雷里對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說：“我以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細緻的產物，用這樣的對知性的強制，會使它衰退，這是非常可怕的。”

不出瓦雷里所料，德國造就出為國家效力的國民之後，便急不可待地發動了戰爭，侵略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細事物的法國。但是渡邊在當時就明確說過，他對法國青年寄予厚望，幾年之後德國絕對一敗塗地——這和日本帝國的敗北是有聯繫的——而對此確信不疑。

渡邊一夫譯的瓦雷里的《精神的自由與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提到的“親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個定義。因為，擁護我所說的社會性的“親切”二字含義的人，希望他們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一邊。一旦提起這句話，我們眼前看到的，難道不是我國今天的社會失掉了許許多多的“親切”所具有的社會性的東西么？總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會，對於“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製造對國家效力的國民，而且是製造效力極佳的、對於誠如加耳布雷斯①所說的“新興產業國家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國民，讓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衰退也在所不惜。這種傾向才是確確實實的讓青年們看不到“親切”的具體所在而帶來的結果。

①加耳布雷斯（Galbraith，JohnKenneth）１９０８—？英國經濟學家、教育家、作家——譯註。

也許馬上就得到這樣回敬的話：從世界現狀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才是製造效力於國家的國民的典範。我根本不想拿中國和蘇聯同納粹德國相比擬，但是，關於前面的質問，如果把波蘭的自省活動考慮進去，我以為批評的可能正確。儘管承認它，但是，如果日本在這一點上甘當美國的走卒，並且更加奮進，製造對日本式的“新型產業國家”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態勢強化下去，那麼，現在業已顯而易見地使日本人社會和日本人素質大大變形的裂痕，就只有愈來愈大了。

我彷彿故意逆此大勢而行一般，我對日本“明天的人”——也許被說成純粹是作夢——決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狀態：日本的青年人應該自我培養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將來，對於蘇聯和美國的核對峙，擔當起使它們走向廢除核武器的媒介國的角色，為此而修正現在日本前進的軌道。假如瓦雷里活到現在而且依然活動，他一定努力使法國成為與今天的法國完全相反的國家，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國家為了使歐洲緊張的核局勢朝向緩和的方向發展。因為那樣的法國才是堂堂正正地創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法國，使社會性的親切生機勃勃的法國人的國家。

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聽眾面前講話，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照在報刊上發表的短文寫成這份草稿。給１０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時間在雜誌《世界》上發表的“面對狀況”作個結尾，現在我正準備寫“再度面對狀況”的文章，它的出發點，我想就以這個草稿充當。此後，我要使生活於書齋的自己站在同社會狀況的交接點上發言，在文章上重新審視着自己論述，當然，儘可能地用這種方法寫。最後附帶提一下，我的兒子現在已恢復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歡的音樂家斯卡拉蒂①那樣活那麼久。

①斯卡拉蒂（Scarlatti，Alessandro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劇和教會音樂作曲家——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