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古典音樂系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我傾注於蕭邦的小夜曲，並始終認為蕭邦與徐志摩都屬於青年才子類的人物，兩個人總是在我的腦中盤旋。看書必有音樂，這是我的習慣，每當有所衝動的去看徐志摩的作品時，我總是用蕭邦的小夜曲來為我心做伴。聽蕭邦的音樂如讀徐志摩的散文，沒有感覺，永遠不可能和他們接近的。蕭邦的鋼琴，我獨鍾於他的夜曲，欣賞他在大小調之間的轉換，高低的感覺就如徐志摩的愛情變奏一樣，充滿激情與溫柔，憂傷與孤獨。那是一種真實的感覺。

喜歡徐志摩，就是因為他的真實，尤其那種內外統一的真實。還記得那個扎着小辮子的辜鴻銘說的那句話：“你們不要笑我這小小尾巴，我留下這並不重要，剪下它極其容易；至於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思想的解放在我們這個國度是何其難呀!徐志摩和林徽因在劍橋產生了感情后，被他的老師梁啟超知道，寫信教誨之。這個老師萬萬也沒想到，徐的來信，讓他倍感汗顏：我之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度耳。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如此而已。而我們再看看當時的歷史背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五四”運動、軍閥割據、北伐戰爭、“四·一二”政變、“九·一八”事變。是什麼樣的勇氣讓他在當時的那個年代，表現出了這樣的精神人格，唯有品格的力量，唯獨劍橋自由而清新的空氣才能呼吸出來的靈魂。我想遇到這個情節的時候，蕭邦那嫻熟的手指，碰到鋼琴那渾然天成的音律，這一切似乎早已證明，美來自於內心，來自於真實的心聲。徐志摩被眾多的人說成是叛逆，不僅是社會上的人，北大的一些人物也認為他的舉措是荒謬的。中國文人的最大悲哀就是不斷的懷疑真實。徐志摩的感情執着，像個徹頭徹尾的透明人，幾句話也是那麼的擲地有聲，在感情逐漸被偽裝被利用的現代，我們今日之時代，物質文明飛躍進步，但惟有在人格之獨立上，回首志摩，依然汗顏。

將近800年的劍橋與剛過100年的北大，我們姑且不去談論這兩個數字的意義，我只想說一說徐志摩當時的劍橋和北大。劍橋大學校長布羅厄斯來北大演講的時候，開頭特意引用了徐志摩《再別康橋》，而結尾呢？出自《詩經》的一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主導劍橋的不是不變的東西，而是不斷的變化。劍橋大學擁有60多項諾貝爾獎，這似乎和劍河邊悠閑自在、天馬行空的下午茶有些出入，尤其受中國傳統教育的人來說，更是奇怪。我們的思維定勢應該是：那些科學家整天在實驗室，做啊做啊，直到鞠躬盡瘁，而精神永存。但人性的壓抑永遠換不回科學的進步。

讓我們看一看布羅厄斯所解釋的“劍橋精神”：活躍的文化融合和高度的學術自由。而形成這一精神氛圍的重要形式，他認為就是劍橋的下午茶和喝咖啡時自由隨意的交流。在擁有31所學院的劍橋，其學院的定義並非是以某一學科為核心的學術機構，而是一種打破學科界限的學生的組織機構。這樣的學院制帶給各個領域學生更多的交流機會，以著述《中國科學技術史》聞名於世的劍橋大師李約瑟曾這樣描述：你也許是一位學習英國文學的英國青年，同對面房間學生物化學的愛爾蘭人志趣甚投，同樓上宿舍學法律的尼日利亞人和學神學的蘇格蘭人友好。劍橋每一個學院，都是由學系不同、社會出身不同、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混合而成，這些學院將整個劍橋大學變成一個奇妙的熔爐。而徐志摩一下子就領悟了劍橋的精神，並為之做詩，成為“一手奠定中國詩壇的人”。靈性的自由，人性的真實，成就自然而然的就產生了。這就是我們的區別：思想的根除比行為的解放，不知要好多少，但是在中國不知要難多少。

兩千年的帝制生活，上個世紀初的時候，沒有和世界一起改變，中國政局的動蕩，這一切可不是一個領導人所能主導的，和我們國民的素質，國民的思想，關係甚大。龐大的中國就如一艘超重的巨輪，讓它見風使舵，簡直是笑話，改道航行也不是輕而易舉，國民改變之根本，關鍵在教育，而教育的空間在我們的校園，但如果沒有一個讓人性發揮的空間，我們的校園就會完全改變這個國家未來的航道。

蕭邦的一生如果讓我從一點概括，就是：真實的活着。他的音樂是源自天簌之美。因為他的遭遇鍛煉了他圓融高妙的詮釋，所以他的音樂總是讓人感覺出了青年才俊的浪漫，我不知道在天國的徐志摩是不是也能聽得到這種音樂，我也不知道他乘上飛機趕赴林徽因的演講，那種興奮的心情是不是感動了上帝，於是上帝讓他永遠的留在了天國，去保留着那份純粹的真實。

自1998年至今，北大已經有過15位總統來此演講，除美國總統克林頓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外，還有韓國總統金大中，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南非總統曼德拉以及德國總理施羅德等等。這是北大最好的資源，也是非常值得北大學子驕傲的事情。克林頓來演講的時候，在北大BBS貼上，曾有人願出5000元，來購買這個入場券。北大的真正魅力不是來這裏的總統，而是在北大讀書的學子。讓我們透過克林頓與普金的演講，來揭示一次北大的人文歷史。

對於像莫扎特這樣的人，上帝都會嫉妒他，他的才華及音樂的成就真的是不能比的，神童的他擁有了無可比擬的太多天分。他的鋼琴協奏曲，那種音色鮮活得讓你感覺手中有鯉魚在跳動，但你就是抓不到。還有就是他對三連音的處理，那麼的有活力，又富有那麼大膽的創意。於是我終於折服的說，年輕就是最大的資本。莫扎特的鋼琴協奏曲，在演奏上唯一要挑選的就是指揮，這個人決定着是否能完全詮釋莫扎特的音樂。莫扎特的演奏有很多種，有的人為了能夠顯出莫扎特音樂里悲情的成份，他居然只是把節奏放慢而已，於是樂隊拖，獨奏也拖。氣死愛好莫扎特的“情人”(情人乃情有獨鐘的人)。於是我為莫扎特挑選了兩個指揮，一個是克林頓，一個是普金，我保證他們會演繹一個完全的莫扎特，因為我相信他們的能力，我相信他們的綜合實力。

克林頓來北大演講時的第一句話：今天，我對你們——中國下一代領導人——發表演說。克林頓絕對是世上最能做秀的總統，而且他運用太極的能力也是很有道行的，單從他的政績與緋聞的知名度比例，我們就知道這個老兄是個高手。他絕對是個平衡的高手，儘管北大的那次演講，同學的提問中批評的成份多了一些，而且有挑釁的味道在裏面，外界評論說北大人不友善，甚至我在香港的某電視台看到，記者在場外採訪沒能進入的學生時，有些竟然很不客氣地說：“他們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裏面。”

任何事情只要一評論就會感覺很複雜，我只是想簡單的告訴大家，克林頓的演講可是十年來首個訪問中國，訪問北大的總統，不論是場內與場外，對於北大的學生來說要承擔的除了自己的才識外，還要背負着長久以來的歷史，場內同學的不太友好，只是上場發揮的問題而已，你看我們後來十幾位總統來以後，表現不就非常好了嗎？事情的任何第一次，不是巨大的失敗，就是非常的成功，北大那次的表現是超水平發揮的，因為我們的學生要承擔的責任心太重了，總想通過這個提問來向美國人展示一下中國，就如中國人踢球一樣，背負的思想負擔實在太多，還有就是私心太重，總想成為救世主。北大人的表現也是這樣，總想讓美國人看了以後一下子就被震住，這都是我們的一廂情願而已，但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只是缺了一點手法。“震”住別人的不只是你的音量，關鍵還是你的氣量。

我看了那個直播以後，我的第一感覺就是學生們都是愛國的，愛國這個東西真的是一種內心最深的一種情感，不用天天掛在嘴邊，也不用學一些什麼理論，最真實的東西永遠都不是學來的。但是那次克林頓的演講，確實讓這位遠道而來的客人感覺到了下一代領導人的氣勢。還記得當時，要直播那次演講時，中國的媒體也為這個聲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助長了北大學生內心的民族情節。我知道每個人也都是愛美國的，我敢保證在中國大學裏，美國的文化更能深入這些學子們的內心，甚至他們更嚮往着美國的價值，我不對這些人做任何的評價，我對那些到美國留學的人大力的支持和讚賞，我們只有走出去，看得多了，視野廣了，角度深了，這對我們沒什麼壞處。北大應該包容這一切，我知道北大可以做到這些，也深深理解着自己的學子。克林頓也是如此，我知道他的內心是不愉快的，但他從這次的對話中，已深深的有所警醒，於是在現場調配着這個場面，臨場發揮及隨機應變，讓他也愛上了這些初出茅廬的孩子，越到後來演奏得越好，回答得也更巧妙，他非常能適應着這些學生，同時用不同的手法，用他的才情，用他的睿智演奏了一回讓我們不能忘記的鋼琴協奏曲。因為只有北大的厚重與情思，還有他的包容，才築就了克林頓的指揮。北大的每個人都是一件優秀的樂器，這次終於遇到又一個優秀的指揮，於是讓全世界都聽到了這個鋼琴協奏曲。

如果說學生是一件樂器的話，那麼普金的指揮，更讓我們接受和欣喜。普金與克林頓先後相隔四年，來到了北大，這回的北大學子，更是人性與理性了，他們哼着《嫁人就嫁普京這樣的人》進入了會場，而不是以前的《喀秋莎》。他們也關心兩國的政治、貿易、經濟，但關注最多的還是普京個人的能力，因為這個時候，我們發現人的能力可以改變一切，我們不用總是羨慕別人的繁華，只要我們找到了思路，我們的出路就不遠了，這時候的北大學子更務實了。普金比克林頓更高一籌的是，他只回答了三個學生的提問，但是我知道，對於任何一個演奏及指揮者而然，用你的心及情去詮釋音樂，你的造詣才是最高的。普京就是這樣的人，他不僅能有克林頓對音樂那種熟練技術，他還有莫扎特的激情與思想，這一點克林頓是沒有辦法做到的，要達到這個境界，人的素養不是一天能煉出來的。所以普金這次的演出簡直是一種完美。北大的女生由此而嚮往着嫁人就嫁普金這樣的，就如五十年代，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禮堂演講時一般：“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不同的時代，價值觀的改變才讓我們改變了世界。普金好樣的，北大的女孩要是都能找到俄羅斯小伙，而我們就有希望娶到俄羅斯姑娘嘍！呵呵！以上權且當成我的混話而已，或者只是想想而已。

買莫扎特的《鋼琴協奏曲》千萬要先識貨，否則你感覺不到那個神童的音樂，將是莫大的遺憾。要挑就挑普金這樣的指揮作為珍藏版，一生存儲；要聽就聽克林頓這樣的指揮做為視聽版本，隨時領略莫扎特的神童音樂。前者如博士生級別，後者如本科生級別，各取所需。

中國最早的太學傳統出自於北大，至今演講也是北大最亮麗的風景線，同時也是最凝重的歷史縮影，透過這些演講人的經歷，我們看到了不僅是北大的歷史，更多的是中國文人的成長背景，雖然這反映的只是匆匆的一百年，可誰又不清楚，中國的這一百年經歷卻是地動山搖般的巨裂。因為有着這些老先生們的傳道授惑，才有着更加青春，更加活力的北大。他們通過智慧的語言，讓每個學子感覺到了承接下來的責任，才有了一個更好的對接口，於是這個接力棒才是那麼順利的移交。

在學校里傳聞很多的就是季老為新生看包的事，其實我總想找個機會問問他，這個事情是不是真的，因為這個故事的老頭兒實在是可愛。這個在清華受教育的老者，與之有十四年的情誼，而在北大的任教卻有四十四年，他把清華比作“詩仙”李白，北大則是“詩聖”杜甫。兩個是好朋友，卻各有各的風範，因為他們的出身及經歷實在是天壤之別，於是歷史也造就他們兩個人不同的地位。他的《牛棚雜記》被出版界認為“這是一本用血換來，並用淚寫成的文字。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

說起我們的老輩文人，每個人都可以譜寫成一首《命運交響曲》，因為那個時代，誰也無法逃避。命運不是每個人能選擇的，但是卻可以完全的去創造。貝多芬是上帝的遺棄兒，因為他沒有莫扎特優越的條件，沒有蕭邦高貴的氣質，可是他卻有卓越的音樂天賦，極強的叛逆性格、岩石般的堅強，還有無與倫比的百折不撓，他死的時候，暴雨雷電交加，可他依然還要掙扎，向上帝再要一些時間，貝多芬的一生就是一首最好的命運交響曲。一部作品總能反映着作者現實生活的本身，因為只有真實，而且唯有真實，你才能打動別人。記得有一群學生想去採訪季老，由於臨時決定的，他們在季老的門口猶豫和徘徊了許久，最後為了不打擾季老，就在他們家門口的土地上，用竹子將自己想問的話寫出來，於是滿意而歸。在我們周邊，總會因為那麼一點點的感動讓我們心潮澎湃。

《牛棚雜記》絕對是一個時代命運曲，季老沒有玩弄語言技巧，更多的是用了一種平常的，真實的筆調在寫着自己的經歷。季老只是那個時代的一個代表，而對於出生於資本家的我來說，從姐姐那裏聽到關於那個時代爸爸與爺爺是如何受罪的，如何被批鬥的，而且這種批鬥一定要讓被批鬥人的家人一起參與，來表明你的政治立場，想想那是多可怕的事情，人可以忍受身體的痛，怎麼能違背自己的心，甚至違背人性呢？這就是我們那個時代的思想再教育。看到季老的那個雜記，我的眼淚汩汩而出，我想到了自己的親人，儘管我那個時候並沒有出生，但是活着且有些迷糊的奶奶，每年我回家的時候，她還是要講起那段生活，語無倫次，可是能聽明白。我知道她出生在資本家，我也知道她袒護着爺爺，我每次去看她時，我是不能穿高跟鞋，因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思想。當我們不厭其煩的告訴她，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現在可以自由了，什麼都結束的時候，奶奶卻小聲的說，不要這樣，還會發生的，不要這樣，一定要小心，否則有一天你會受苦的。奶奶說起這話時，總是一臉的嚴肅，並且很生氣。

沒有人能理解奶奶。

奶奶可沒有季老的文化水平，他不會像季老那樣豁達與智慧，她只能這樣諄諄教導的叮囑我們，她能做的只有這些了。奶奶怎麼能和學術泰斗季老相提並論呢？可他們的命運在那個時代卻是一樣的，而內心的傷害也是一樣的，同時靈魂的改造還是一樣的。

奶奶在電視上無意聽到貝多芬的那首《命運交響曲》，從那以後每當這個音樂響起的時候，奶奶就着急的蹦起來，指着電視說：你看，你看運動又來了吧！音樂都響起來了，趕快，趕快把電視藏起來。

我知道奶奶永遠都不會像季老那樣擁有那麼多人的尊敬和喜歡，也不會像季老一樣有機會為同學看包，更不會有人在門外等候的事情，因為畢竟時代不同了，學界泰斗，畢竟是學界泰斗，但願奶奶的來世能和季老是鄰居，這樣她的靈魂就有希望能和季老一樣得到復蘇了。

一個國家揚眉吐氣，其最核心的東西是我們的科技，北大雖以文科聞名，但北大的理科也是相當的了得，只不過在宣傳方面不象文科那麼張揚。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科技的發展會實實在在的反映着國家的綜合國力，因為科技要的就是資金。同時投入與產出的長時間性，讓我們又不能一下子就看到結果，再加上資金的量非常之大，科技成果又離老百姓比較遠，就如我們現在時期的SARS，有多少人會關心我們這個非常時期的科技攻關，又有多少人知道除了白衣人士，奮鬥在危險前線的還有我們的科技工作者，甚至他們的工作更

危險。在這個非常形式化的社會裏，沒有新聞熱點，怎麼可以為你做免費宣傳。國與國的競爭，和學校與學校的競爭是相同的，除了人文以外，就是錢的多少。

1922年愛因斯坦與北大擦肩而過，剛剛獲得諾貝爾獎的他，是在中國的上海知道這個消息的，本來他要來北大做演講的，而日本這時候發出了邀請，而且費用非常高，於是他選擇了去日本，而我們這一錯過，就與之從此無緣，儘管我們後來也答應了他的費用請求，但當時各種錯綜複雜的原因，及一些莫名奇妙的耽擱，愛因斯坦總是收不到我們的答覆，於是他就走了，我們科學差距就此拉大。錢不是最主要的，但卻是最基本的。

科學是要做出來的，可這一切需要錢。第一位華裔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有這麼一段話值得我們記下來：“我的讀書經驗大部分在中國，研究經驗大部分在美國，吸取了兩種不同教育方式中好的地方。我覺得我是非常幸運的，在絕大多數和我同年歲的人都有着種種困難遭遇的時候，我卻有很好的老師，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學生。而且在物理學界以外有很多的朋友。其實中國的教育是容易出人才的，關鍵是創新，一個創新比獲得一個諾貝爾獎要重要。”這才是一個擁有非常完全人格的人的見地。

創新的源泉來自於哪裏呢？是靈性。靈性不是指頭腦，而是指靈魂，完全的靈魂才能塑造完全的人格，完全的人格才會擁有一個健全的頭腦。

巴赫是西方古典音樂之父，他專為教堂寫音樂，演奏音樂，他的音樂絕對是一種靈性的展示，但在那個時候，人們卻不能理解他作品的含義，稱他的音樂作品中宗教題材的音樂太世俗化，可見其作品內的人道主義性質與世俗的格格不入。創造總要付出代價，巴赫的成名不是在生命中，而是在他死以後，人們突然間才找到了上帝的音樂，突然間才發現巴赫與音樂都是孤獨的，難怪在他臨死前一年他會失明，原來神性賦與了他的靈性。同時我們也看到創造的道路上，不論是音樂還是科學都是一樣的艱難，但支撐必須堅持下去的理由就是崇高的理想。巴赫是個非常複雜的人，因為他生活在非常複雜的時期，同時他運用音樂的技巧又是多種多樣的，有哲學、數學、邏輯，還有天文學，全才的他，成了一代音樂“富豪”，成了後來音樂家的典範。

為什麼讓中國降生一個巴赫，因為我們需要靈性和創新，讓這個巴赫從事中國的科學工作，引領着中國的科學界，然後為中國的科學注入一支強心劑，不是為了得一個諾貝爾獎，而是帶動一大批創新的人才。祈求上帝的賜福。

以上只是我的一個烏托邦理想而已，這個想法是極其不現實的，一個人拯救不了一個國家的科學，我們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而是應該看到科學的進步是一個綜合的過程，是人與人合作，是人與人的競爭，是人與人的創新，還有一個完善的管理機制，一個國民的素質，一大批健全的人格，還有一股社會精神：創新與創造。

楊振寧在北大演講已經快十年了，愛因斯坦與北大失約也將近100年，我們科學的進步在哪裏呢？大批的人才都去了美國，北大成了學生留美的預科班，這種現象在50年代的德國、法國、英國多了去了，他們稱這個為“腦力流失”，大家也是吵來吵去的，可後來大家就不吵了，到了70年代、80年代，國家的經濟好了，迴流現象就多起來了，所以這種爭吵真是沒意義的，難道你不相信，有一天，這些人當中會為我們帶回一個巴赫呢!

柴可夫斯基是個可愛的人，因為他是一個內羞的大男孩，對自己深愛着的姑娘，不敢開口，而對自己娶回家的女人又說不出不愛她，愛情與婚姻讓他的內心很孤獨，於是就有了理想化的芭蕾舞，而《天鵝湖》就成了他的內心告白。浪漫多屬於才情茂盛的人，而他給人的印象卻是憂鬱、苦悶、帶點神經質，甚至還有些同性戀的味道。沒辦法，有思想的人都是孤獨的，發泄的唯一辦法就是表現在自己的作品上。音樂家是這樣，我們的文人墨客也是如此。

大多數情況下，看着作品想作者，其對號入座的準確率是很低的，比如說周星馳。星爺來北大講座，近3000張5元一張的票，不到一個小時就被售空，這成了北大的奇迹，而且沒有進入百年講堂的人差一點群體圍攻，於是有人就開始議論起北大，我們一下子成了墮落的天使，媒體及評論人員開始因為這件事開始尋找着北大的精神，甚至有人還斷言這是中國教育的大敗筆。場內熱鬧非凡，場外更是人聲鼎沸，大家都在津津樂道的各取所需，甚至有的記者看到學生們出來，互相背誦着星爺電影裏的台司，於是就開始捕風捉影，悲哀着現代人的空虛生活。

我真是感謝這些杞人憂天的長輩們，也感謝大家對北大的厚愛，如果從這麼一件事裏就看出了我們的高雅沒了，那麼北大的包容與自由在哪呢？星爺在講堂上，真是謙謙君子，與他舞台上的形象也是千差萬別，但是我們喜歡他，更多的是喜歡他的作品。星爺談不上高雅之流，難道沒有高雅，我們就不要接受了嗎？難道我們聽了一次輕鬆而愉快的演講，甚或是追了一次星，我們的道德水準及素養就出現問題了嗎？由表及裏的就痛說紛紜了嗎？我猜來想去，唯一想到的就是你們把北大看得太神聖了。北大永遠都是每個人心中的北大，無論是城裏還是城外，它永遠都會接受任何人，而且永遠都會像未名湖一樣的包容着。星爺這件事，讓我想起了北大中文系嚴家炎教授要開金庸這門課時，也是這樣，把個北大批判得體無完膚，有的人是那麼的解恨，接下來就期盼着北大落魄，總有那麼一群人一年一年的做着重複的事情：吃不到葡萄說著葡萄酸，而且為了讓自己與別人分開，甚至還要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場。北大要不就是神聖得為一片聖土，要麼就被妖魔得為藏污納垢、吃老本什麼的。好事者的心態我知道，無非就是為了標榜他自己。我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有那麼一大批國人，總是用極端的眼睛來看一些事情，不僅是在北大身上，泄憤的情緒總是有的。分析一下國人這麼多年在形式上的變化，我想這場爭論也反映了國人在人性上的本質變化，那就是要參與，要發表自己的觀點，因為我們即便開放了這麼多年，但在言論方面的落後，卻是非常明顯的。大家總想找到一個氛圍和環境，讓自己的想法能夠得到共鳴，哪怕是反對的聲音，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是不孤獨的。

網絡讓大家實現了這個願望，但是這個形式太不規範，大家都是信手拈來，反正也不用負什麼責任，先讓自己痛快一下再說，哪管別人的感受。星爺來北大的討論更多的是在網上，有一段時間鋪天蓋地，北大永遠都是言論自由的，但最後的主張還是自己的，我們怎麼可能管得那麼多，北大隻是想讓更多喜愛星爺的人，能夠有一次面對面的機會而已，其實挺簡單的事，可為什麼搞得那麼複雜。

北大的大講堂，會對任何人開放，只要你不被學生們噓掉，只要你能夠被認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北大才喜歡這樣呢!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北大人突然間不知道世俗的東西，不知道通俗而流行的音樂，不知道奧斯卡影帝是誰，那才是一種危機呢？

當長輩們年青時，唱着《喀秋莎》，讀着《罪與罰》是不是也顯示着中國文化的悲哀呢？我們要不斷的接受新事物，因為北大是常維新的。北大就是喜歡星爺，喜歡還需要什麼理由嗎？甚至我們更希望看到星爺浪漫的事，北大甚至可以為他配上《天鵝湖》的音樂，如果有可能，讓他能夠展現一下舞姿，那就更是一種完美了。

北大愛星爺，如果非常要加上一個期限的話，那就是一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