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之歌 經驗之歌

天真之歌 經驗之歌

去國外旅行時,因為工作上的關係,我經常要在國外生活一段時間。每次做這種旅行時,我都像一棵無根之草,在陌生的國度里設法處理可能出現的困難。為此我都要做一點準備,至少可以保持心理平衡。實際上,我不過是在旅行時帶上出發前一直在讀的一系列叢書,不久我將獨自一人生活在異國他鄉,可是一讀到在東京時讀的這些書,膽戰心驚、急躁、沉靡的我就會得到鼓舞。

①《新人呵,醒來吧》是一部系列短篇小說,總計七篇,此處選譯出其中的四篇。

今年春天,我去歐洲旅行。說起來那是跟電視台攝製組一起從維也納到柏林巡迴工作。當時,樹木還都沒有發芽,可花卻開了,有金黃的連翹和藏紅花,藏紅花的蓓蕾剛從地里冒出來,一點綠色也沒有。臨出發時,我帶了四本“企鵝·現代·文庫”出版的馬爾卡姆·勞里的書。這兩、三年我一直在讀勞里,甚至還寫了一系列短篇,為的是把勞里對我的啟發對照着寫下隱喻,所以我積極計劃着在這次旅行中再讀一遍勞里,爭取在旅行結束時讀完,然後贈送給同行者每人一本。年輕時,我無法靜下心來持續地讀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年以後,我打算從老年到死之前,集中精力讀幾位作家的作品,所以有時,我就刻意要求自己讀完一本書。

旅行期間,我按着繁雜而又陌生的時刻表,在移動的飛機、火車和旅館裏讀小說,上面有我在各個時期畫上的紅線。攝製組的人嚴格遵守工作規則,我和他們保持着友好關係。傍晚時分,在火車到達法蘭克福之前,我又一次發現勞里吸引我的原因。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音樂家。我認為《伸向泉邊的森林小路》是他最優美的中篇,文中寫到尋求創作靈感的祈禱,正是這些地方打動了我。

所謂“又一次”,是說以前我讀這本書時曾深受感動,還把那句話的前半部分引入小說中,可是這次,先前認為重要的那前半句話的後半句吸引了我。作者想以自己的新生環境為主題創作音樂,可是卻沒有完成,他不斷地呼喚:“親愛的上帝呀,幫助我吧!我罪孽深重,所以陷入各種錯誤的思慮之中無法解脫。請把這項工作置於偉大而壯麗的事業上,請讓我當您的奴僕吧。如果我的動機不明或者音樂雜亂無章,多處沒有意義的話,請您幫助我使它們恢復秩序吧,oriamlost……。”

當然,這是從整體上閱讀文章之後,我特意在文章最後引用原文,因為正是這後半句話使我明白我被吸引的原因。我好像聽到了某種聲音,似乎有一位巨匠用優美的姿勢指給我看一位詩人的作品集,“現在,我們拋開勞里的作品,走到另一個世界中去,而且還應該在這裏停留幾年……”。星期天晚上,是星期五回家的年輕應徵入伍士兵返回兵營的時候。士兵們像學生一樣,站在卧鋪車廂窗邊的過道上,不停地吹着帶有壓縮閥的小喇叭,向他們的家鄉告別,火車就要開了,有的士兵還在月台上,盡心撫慰少女般的戀人們,還有的人要再擁抱一次作為最後的告別。走入這樣混亂擁擠的月台,離別之情深深打動了我……

走出站台,攝製組的人正往旅館搬器材,我利用這段時間,在車站的書店裏發現了一本“牛津大學學報”出版的威廉·布萊克全集,於是買了下來。那天晚上,時隔幾年,不,應該是時隔十幾年,我又一次集中精力開始讀布萊克的書。一開始我翻到的那頁上寫着:“爸爸!爸爸!你要到哪兒去呀?啊,請不要走得那麼快,請對我說話,爸爸,否則,我就成迷路的孩子了”。最後一行的原文是:“orelseishallbelost”。

剛才說到時隔幾年,我意識到實際上豈止是幾年,仔細回顧一下,那是在十四年前,我譯出這段詩。說起來,最近我常常有跟過去一樣的體驗——身為爸爸的我,為了超越自己和殘疾兒子關係轉折期的危機,我試着在小說里譯出這句話。在詩人的世界裏,我曾被這種特殊的方式所影響,並又一次被吸引,我將走向布萊克,這完全是因為我再次感到轉折期的危機來到我和兒子之間。否則,我為什麼能如此強烈地感到勞里的oriamlost(我完了)和布萊克的orelseishallbelost(或者其他的我將要完蛋了)有直接聯繫呢?在法蘭克福的旅館裏,我好幾次關掉床邊的燈,可還是不能入睡,又毫無頭緒地回想起布萊克。在這本書的紅色封皮上,畫著一個快要死去的黑色裸體男人。

兒子出生時頭蓋骨畸型,不久我寫小說時引用了布萊克的一行詩。現在,我感到很奇怪,年輕時代我讀過的書不多,可為什麼布萊克竟能如此深藏在我的記憶中呢?在《出埃及記》中以強烈要求在經濟和社會上實行保守主義為主題,他也曾談到自己對版畫的理解。“SoonermurderaninfantinitDscradlethannurseunacteddesires……”二十年前我在小說中把這句話翻譯成:“還是把嬰兒扼殺在搖籃里,比起要培養還沒萌發出的慾望來……”

我在文章一開始就談到《天真之歌》中《迷茫的少年》裏的那後半句話,后一半是:“漆黑之夜,父親不在身旁,孩子被露水打濕,陷入泥濘,他嚎淘大哭,霧在飄蕩。”

三月底,傍晚時分法蘭克福就開始起霧了。再過一、二個星期就要到復活節了,對於人們翹首盼望,隆重慶祝的這個歐洲民間節日,以前我只是在觀念上有所了解,這次我將理解到死和再生緊密相連的那種奇特思想的根源。不眠之夜,我佇立在窗前俯視,街道兩旁巨大的橡樹還沒有發芽,只有街燈映在黑色的樹榦上,一片朦朧的景象。

回到成田機場,日本的春天已臨盡尾聲。我感受到一種明朗的氣氛,連身體也不由得輕鬆起來。來接我的是妻子和小兒子,我和他們的心情好像不太一樣。要是在平時,我們就乘機場的巴士去箱崎,可這回電視台為我們準備了車,上車后他們疲弱無力地坐在座位上,還是不想說話,似乎一直在進行艱難的鬥爭。女兒已經上了私立女中的高級班,忙於應付作業和準備考試,他們不提也罷,可是他們也閉口不談大兒子沒來接我的原因。

一開始,我沒有去尋找花的蹤跡,而是凝視着夕陽下一片生機盎然的叢林。不久我就回憶起自己的擔心,在旅行的后一半時間裏,在讀布萊克的詩,或者說是在詩中沉思時,有好幾次我似乎感到兒子和我之間,或者說和家人之間關係轉折期的危機正在到來。於是當疲憊不堪的妻子向我述說出現徵兆的兩、三件事時,我依然凝視着樹木的嫩芽,心中默想,對兒子的這種突然衝動,還是想辦法採取些防禦措施吧,可是心裏卻不得不自問:“義么怎麼辦?”(就像在小說中那樣,在這裏我還想叫他“義么”)。

然而,從成田到世田谷區的路程太漫長了。連妻子也終於忍不住,只要一開口,勢必要把悶在心裏的憂慮吐露出來。接着,她就像一個無依無靠的孩子,用低沉而憂鬱的口氣說:“義么不好,太壞了!”她擔心下面的話被司機聽到,就用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給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

在我離開日本去歐洲的第五天,兒子像是有了某種想法似的,發起瘋來。——至於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性格,妻子擔心別人聽到這些後會感到驚奇,所以沒有說。回家之後一直到給兒子鋪完床,她都沒有說起這件事。從福利學校的高一升往高二的那個春假,有一天大家聚集到學校附近的砧家庭樂園,開同學告別會。沒過多久,大家開始玩捉鬼遊戲,玩法是孩子們裝鬼追自己的媽媽。當妻子跟其他的母親一起跑開時,老遠就看齣兒子火冒三丈。妻子畏懼地停下來。這時兒子衝過去,來個在體育課上學的柔道動作——掃蹚腿。妻子仰面朝天倒在地上,頭上滲出血來,摔成了腦震蕩,半天爬不起來。班主任老師和別的母親你一句我一句地批評他,兒子叉着腿站在那裏,氣嘟嘟地盯着地面,頑固地默不作聲。那天回到家后,妻子還在擔心,她開始觀察義么,看見他走進弟弟的房間,從背後掐弟弟的脖子、戳弟弟的腦袋。弟弟自尊心很強,既沒有放聲大哭,也沒有向媽媽告狀。當妻子在車上給我講這件事時,他拘謹地低着頭,非常害羞的樣子,可他沒有否定妻子的話。妹妹無論在什麼事情上,像鋪床什麼的,都照顧有缺陷的哥哥,儘管如此還是遭到哥哥的攻擊,妻子親眼看見他一拳打在妹妹的面門上。因為屢次發生這種事,大家又氣又怕,可是義么卻不在乎,福利學校放假的時候,他一天到晚開著錄音機,音量放的大大的。到家后,一直到深夜,妻子才又給我講述下面的事情。三天前,兒子把盤子裏的東西一掃而光,嘴巴塞得滿滿的,快得令人害怕。妻子和義么的弟弟妹妹坐在餐廳的一角繼續吃晚飯,兒子從廚房拿出一把菜刀,雙手緊握舉在胸前,站在大家斜對面的窗帘旁邊,盯着昏暗的後院,若有所思……

“我想只有把他送到醫院裏去了,身高和體重都跟你一樣,我們可對付不了……”妻子說完就不吱聲了。小兒子一直沒有說話,我們三個好像陷入巨大的暗網中,畏縮着,挨着漫漫長路。在還沒開始講述菜刀事件的時候,甚至在她還沒講到兒子腦子裏奇特的想法時,歐洲的長途旅行已經使我精疲力竭了。

遇到這種事情,我首先採用保守的處理方法,沒有直接反駁妻子的話,而是採取迂迴方式,我想起布萊克的另一首詩。小兒子坐在我和妻子中間,但我終於沒有從妻子膝前的肩式背包中拿出《牛津大學學報》出版的布萊克全集……在《經驗之歌》中,《迷茫的少年》這首詩廣為人知,詩中的少年是加了不定冠詞的,與《天真之歌》中加上定冠詞的少年不同,他是一個性格獨立,與父親激烈抗衡的孩子。“不要像愛自己一樣愛任何人,不要像尊敬我一樣尊敬別人,而且,根據這種思想,不可能知道比自己更偉大的東西。所以,爸爸,您為什麼讓我比愛自己更愛您和兄弟們呢?在門口撒上麵包屑,連小鳥都快喜歡上您了……”

神父在旁邊聽到這些話氣壞了,他把少年帶走,說他是惡魔。“後來,孩子被燒死了,神聖的地方曾經燒死過很多人,父母在痛哭,白白地流着眼淚,可就是現在,白島上不是還在進行着這種勾當嗎?”

憂鬱的三個人終於到家了,我們往陰暗的門口裏搬行李箱時女兒走出來。跟母親和弟弟一樣,她也是滿面愁容。在車上時,我不便問妻子,“既然義么和大家的關係鬧得這麼僵,為什麼還只留他們倆一起看家呢?”可是看到女兒后,我的擔心消失了。我已經累得無精打采,可是為了表現出旅途歸來的高興,我們寒暄后,走進客廳,兒子在聚精會神地看相撲雜誌,他穿了一條上學時穿的又肥又大的黑褲子,上身穿着一件我的舊襯衫,又瘦又小。他撅着屁股,雙膝跪在沙發上,樣子很難看。那是一本專集雜誌,介紹剛結束的春季賽會,義么正出神地看二流選手的得分表。渾身上下好像是一個矛盾的混合體,一個是旅行期間一直在家裏的另一個我,一個是頑固抗拒我的兒子。身高和體重跟我一樣,略微肥胖的肩膀常常躬着,連姿勢都像我,平時他躺在沙發上讀書,我也是躺在沙發上仰面朝天,所以我覺得他那種像我讀書時的姿態很自然。同時我也感到現在兒子公開拒絕我(和另一個兒子,即我的一個分身一起),並不是簡單的反抗行為,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扭曲之後,從內心深處排斥我。所以,儘管我對他喊:“義么,爸爸回來了,結果怎麼樣?局勢對朝汐有利嗎?”可還是感受到家人的那種憂慮和沉重。

可是當時,我並沒有注意兒子的眼睛。回國當天晚上,好像真的要發生了——甚至已經發生了,正是兒子的眼睛使我面對問題的核心。我在柏林給義么買了一隻口琴,在瑞士給小兒子買了一把軍刀。義么在沙發上,我們叫他,他不過來,於是弟弟就把口琴拿過去,可他連看都不看。吃飯時,我叫了他幾次,他才把口琴從紙盒裏拿出來,平時不管是什麼樂器他都很喜歡,還試着奏和弦,以前有好幾次,他摸着口琴像摸寶貝似的,像見到一位稀奇而膽小的人,可是這次他一點也不感興趣,兩邊都能演奏的口琴,被他拿在手裏,像在擺弄一個怪物。不一會兒,他就斜拿着口琴,只對着一個孔吹,一陣單音劃過,像颳風一樣。如果吹兩個以上的孔,將發出可怕的不協和音,而不是和弦,讓人感到有一種氣勢逼人的恐怖。

我正在喝從免稅店買來的威士忌,兒子像一把斜插過來的刀子,衝到沙發前,兩隻手緊握口琴的一端,像舉着笏一樣,從口琴兩邊看着我。這時我慢慢地站起來,妻子他們非常緊張,那種眼神讓我發抖,他兩眼充血,幾乎讓人懷疑他在發燒。眼裏閃爍着金黃色樹脂一般的光澤。發情的野獸在衝動中極盡荒淫,餘韻還沒散盡。很快那種兇猛的發情期就要過渡到沉滯期,可體內還存有興奮。可以說,在兒子的體內,發情的野獸正在侵蝕他,可他的眼神中表示出他什麼也不想干,烏黑的濃眉,高挺的鼻子,鮮紅的嘴唇,鬆弛下來,一副毫無表情的樣子。

我俯視那雙眼睛,一時驚訝地說不出話來,妻子站起來對兒子說:“該睡覺去了。”於是他溫順地抱着一套被子跟妻子上樓去了。口琴叭嗒一聲掉到地上,就好像是不經意抓了一下他毫不感興趣的東西似的。他走過我身邊的時候,瞟了我一眼,我似乎又一次感到狗在無人的地方極樂之後,那雙充滿血絲的眼睛……

兒子去睡覺后,妻子給我講述了前面提到過的菜刀事件。“就像剛才握口琴那樣,義么舉着菜刀,站在窗帘那兒,伸着頭,盯着後院。當時我們正在吃飯,連聲也不敢出,一動不動。”

妻子講述了兒子的奇怪言談。現在,我旅行回來后,兒子可以不跟妻子對抗,在他們去機場接我的時候,他也沒有侵害妹妹,跟妹妹一起看家。而且在兒子開始發瘋的時候,妻子自然想到警告他:“要是你爸爸回來了,我就向他告狀。”想以此來牽制他。可是兒子依舊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得非常大,聽着布魯克納交響曲的FM廣播,毫不在乎的喊道:“不對,不對,爸爸已經死了!”

妻子一陣茫然,可還是重打精神,想改變兒子的誤解。“不,你爸爸沒死,他這麼長時間不在家,那是去國外了,並沒有死,跟過去一樣,旅行一結束,他就回來,這次也回來。”妻子對聽廣播的義么大聲喊,她想或許有必要提高聲音說服他。——妻子沮喪地打開放在飯桌上的FM廣播節目雜誌,想知道那是第幾交響曲,原來是C小調第八交響曲。可是兒子顯示出頑固的信心,繼續爭辯道:“不,爸爸已經死了!已經死了!。”

在跟妻子的對話中,兒子的話一定很奇怪,卻呈現出相應的條理。

“不是死了,是旅行去了,下個星期天就回來。”

“是嗎?是下個星期天回來嗎?即使是那時候回來,現在他也已經死了,爸爸已經死了呀!”布魯克納的第八交響曲還在不停地放,和兒子大聲爭吵的妻子已經精疲力盡,她好像又有一種在砧家庭樂園被賜倒在地的感覺,彷彿後腦勺又滲出血來。妻子聯想到將來可能出現的事態,如果丈夫先死了,為了把殘疾兒子置於自己的管制之下,哄騙他說父親還沒有死,那麼……似乎掉進無力的深處。

回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找出跟兒子溝通之路,從此大家和他重歸於好。黎明將近,我還沒有睡着,在孩子們起床吃早飯之前,我坐到飯桌旁,(兒子和家裏所有的人保持距離,歪坐在飯桌旁,手腕上像掛了鉛錘,笨拙地拿着筷子,慢吞吞地吃飯。可能是因為吃了“飛彈融”抗癲癇劑,早晨動作緩慢。在這段時間,我和妻子說話,他好像一點也沒聽到)吃完飯後,孩子們都呆在自己屋裏,春假還沒有結束。我躺在起居室的沙發上,即到昨天為止由大兒子霸佔着的那個,睡著了。

不久,我回憶起兒童時代,某時某地的情景又重新再現在眼前,在那種真切濃厚的懷念中,我顫抖着醒來。我已經熱淚盈眶了。兒子靠近沙發一角,坐在地板上,右手的五指彎着、輕柔地撫摩我伸在毯子外面的腳。就好像在摸柔軟而易破的精工製品。凝聚着懷念之情,像飛動的蠶一樣,我顫動着。在夢醒時分,我聽到低而溫和的聲音,

“腳,沒事吧?好腳,好腳!腳,沒事嗎?痛風,還疼嗎?好腳,好腳!”

我也用跟兒子一樣的聲音低聲說:“……義么,腳,沒事呀,因為不是痛風呀,不疼了!”

我一說完,兒子眯縫着眼睛看着我,那眼神跟我在臨行前看到的一樣,說:“啊,沒事嗎?好腳呀!實在是好腳呀!”接着,兒子放開我的腳,取來昨晚掉在地上的口琴,開始試吹和弦。不一會兒,和弦伴奏又吹起曲子來。我只能說出巴赫作品集中的一個優美而平和的曲子,義么用幾個音程吹奏,他好像早就知道口琴兩邊吹口的調性不同,午飯時,我高高興興地做了意大利麵條,小兒子和女兒已先坐到桌旁,這時我喊義么過來,他用清脆爽朗而又極溫和的聲音回答,逗得妻子忍不住笑出聲來。

我對妻子說:“關於腳,我已為義么下了定義。腳為我們架起理解之橋,是今天我們取得溝通的鑰匙。不論我為世界上的什麼事物下定義,都向義么說。可是,腳的定義是我最有信心的,與其說這是我的發明,倒不如說是得利於痛風……定義。有關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定義集。前面已經寫過,我預感自己正在回歸布萊克,或者說是重新走向布萊克。為了把已實現的事物對照表現出來,應該先把憲法寫成通俗易懂的定義集。我想告訴大家,十年前我開始醞釀時,就引用布萊克的書名,把該書定名為《天真之歌經驗之歌》。

事實上,既使是採用繪畫或童話的形式去寫這本定義集也很難完成。七、八年前,在公開場合下,我曾談過有關孩子和想像力問題。當時,我已經好多次準備開始試寫下去,可是我認識到完成這個計劃實在是太困難了。然而,我希望自己在人前說過的話對我能起到推動促進作用,所以就把這種心理寫下來。

“為了幫助殘疾兒班級里的孩子在未來的社會中生活下去,我開始考慮為他們寫一本小百科。用這些孩子能夠理解的語言,告訴他們什麼是世界、社會、人類,請他們注意這些地方,鼓起勇氣生活下去。例如,什麼是生命,我寫得簡短易懂,沒有必要全部寫出來。再如T教師會為義么寫出有關音樂方面的定義,我有許多朋友……開始時我就是這麼想的,可實際做起來卻困難重重。我想用能喚起生動真實想像力的語言,寫出淺顯易懂的事物,可現實中我做不到,不久我就不能不意識到隨之而來會出現許多問題。”

我曾在人前說過這些話,現在我把它寫下來,我意識到自己有些地方不誠懇。我將按這種形式為兒子及殘疾兒班級的朋友們寫一部關於世界、社會、人類的定義集,並把憲法置於文章的中心地位。可是,這種憲法下的客觀現實使我無法寫出簡潔、準確、具有感染力的語言。現在,我不說這樣完全不符合事實。實際上,問題的關鍵不在外界,而正是在我內心。如果再確切些,或者再勇敢些說的話,問題出於我的懶惰。正是這種懶惰心理,使我有一種對自己能力不足的擔心,害怕自己無力完成這個計劃。兒子還沒上學時,我就已經打算寫這本定義集。為殘疾兒班級的兒子和他的朋友們,從沒有出過家門的少兒時期,到上小學、中學,根據各種不同的時期,我採用不同的文體打出草稿,對於即將升入福利學校高中二年級的兒子來說,目前已經下過確切定義的是腳,好腳,而且,僅僅是因為我曾經發作的痛風……

痛風發作時,兒子才剛剛升入中學的殘疾兒班級。當時他的個頭和體力都不如我,我的左腳拇指關節處腫得通紅,連一張床單的重量都承受不了,所以晚上只好不蓋任何東西睡覺。有時晚上不喝酒,也能睡着,白天也是這個姿勢躺在沙發上。去廁所時,一條腿着地,另一條腿吊在半空,艱難地走過去,每天都是一副有氣無力的樣子,這些都給義么留下深刻的印象。兒子想方設法幫助無力的父親。過走廊時,我不得不忍受脛骨的劇烈疼痛,兒子小步跑到我身邊,就像牧羊犬在追趕走散的山羊一樣。有一次他那肥胖笨重的身體壓在我那隻痛風的腳上,我“啊”的一聲尖叫起來,痛苦萬分。然而當我看到兒子畏縮的模樣,彷彿覺得自己平日是一個粗暴地打他的父親。這種念頭像一塊傷痕,深深印在我的心中。痛風每天都在無聲地發作,兒子五指略微彎曲着,撫摩我那隻腫得紅通通的拇指關節,他用另一支手支撐着身體,使得身體不向前傾倒下去,正對着我的腳說:“好腳,沒事嗎?真是好腳呀!”

我想了一會兒后,對妻子說:“對義么來說,連自己都知道父親死了,事情難道不是這樣嗎?義么確實非常壞,做了壞事,可是讓人難以置信的是,義么好像認為死去的人還能回來。如果看到這一點,再注意觀察的話,就能明白他之所以這麼想的原因。只不過是義么不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罷了。在兒童時代,我自己好像也曾有過類似的想法……總之,我出去旅行,老也不回來,義么就想到我死後的情景,這不是很自然嗎?父親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了,在他的感情體驗中,這跟死是一回事。那次雖說是玩遊戲,可是連母親也要扔下自己跑掉,義么當然會火冒三丈啦。遊戲是現實生活的樣板,對孩子來說更是如此。他拿菜刀的姿式,在我看來那是用來防衛,舉着菜刀,窺視窗帘的外面,實際上,他是想在父親死後,承擔起保護家人戒備外敵的責任呀,我總覺得是這麼回事。”

接下來,我沒有再對妻子說話,而是默默在想,“在我死後,兒子站在自己的角度,切實感覺到將會發生的事情,而且身為父親的我,遲早無法逃脫死亡,在我死後,兒子對於自己同世界、社會、人類之間的關係,沒有膽怯,也沒有消極懶惰,他不正是在做必要的準備嗎?”

我死後,決不讓兒子在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用他能理解的語言,寫一部有關世界、社會、人類完備的指導手冊,可實際上,我能寫出來嗎?不用說,我已經意識到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儘管如此,我想還是應該努力為兒子寫一本定義集。當然不光是為義么,也是想重新洗刷、鼓舞我自己,寫一部有關世界、社會、人類的定義集。通過痛風的體驗,我已經將腳的定義告訴了兒子,也是根據他的接受情況,我才能理解“好腳”的含義。藉著在這次旅行中萌發出來的熱情,我準備集中精力讀一讀布萊克文集,同時,不是也可以寫寫有關世界、社會、人類的定義集嗎?這次,我先不考慮寫讓兒子和他的朋友們所能理解的文章,而是按自己目前切實理解到的要點寫這本定義集,可是根據什麼樣的經驗把文章寫出來呢?通過寫這部小說,我是多麼希望告訴那些堅強而純潔的靈魂……

我有一個理想,曾把它寫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時,我身上積累的一切經驗全部流進兒子那顆純潔的心中。如果實現了這一理想,當兒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里之後,將開始讀我寫的定義集。當然,這不過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後,生活在今世的兒子將經受磨難,或許我將從各種途徑中求得救助,開始寫這本定義集……

給“河”下定義的方法,跟我和兒子一起給“好腳”下定義一樣,的確也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多麼簡潔明了呀,H先生幾乎沒有用語言就下了定義。那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年長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飛機從新德里出發往東走,當飛機飛到孟加拉上空時,在一片黃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條彎彎曲曲的河,像倒扣針縫上的深痕。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覺,可這時他突然做了一個明顯的動作(說明他並沒有睡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間,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閉上了眼睛。我把頭伸到H先生膝蓋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這句話,或者是他的態度鼓舞了我,登機前,我覺得我和H先生出現了對立情緒,事情終於得到和解)。恰好在這個時候,飛機俯衝盤旋,滿眼都是奔騰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條真正的河。我曾認為四國的森林山谷間流淌的那條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這次,我頭腦中又多了一個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淺一點,看不出在往何處流,肯定是奔向黃褐色的大海。剛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輕輕地動了一下,在接下來的沉默中,嘴唇動了一下,似乎在說“河”,我認為這個動作本身就是對“河”下的最好的定義。這同我們登機前發生的那件事一樣,給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我和H先生乘噴氣式飛機橫穿印度大陸的那天,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個小時飛機,人群中只有我倆是日本人。這段時間他對我說話時,只是嘴唇稍微動了一下,我們到機場不久,他指着《國際先驅論壇》報的一條消息問我:“想讀這個嗎?”還有剛才我們在出租汽車裏時,他給我講述“弄髒眼鏡”的故事,以及他說“河”時,都只說了很少的話。

去加爾各答的飛機在出發前,我以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氣,因為我不了解印度的習慣,而且還性情急躁。那時是秋天,機場空蕩蕩的像一個沒着落的倉庫,那十個小時本來可以在旅館中靜養,可是因為我的性急,讓H先生白白浪費了時間。我認為H先生用這種方式表示氣憤,實際上只是我的猜測。H先生出生在一個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運輸,(H先生雖然汲取了這個家庭世代積累下來的精髓,卻沒有走入實業界。)戰敗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尋求苦難,在戰亂的中國品嘗到辛酸。戰後他作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這種人,不管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也不管他走過了怎樣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種經歷,最終仍然如此。他那種天賜的性格是不會改變的,如果H先生生氣發怒的話,別人似乎很難從外界幫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氣的那個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還沒露出生氣的表情時,他還從紙夾中抽出《國際先驅論壇》報給我看。那是有關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批評蘇維埃壓制言論自由的報道。當時,這位音樂家已在國內集中精力為盟友索贊尼辛辯護,我曾把他的話記到那天我讀的那本書扉頁上。

羅斯特羅波維奇說:“關於獨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現出來,所有的人都必須具有無畏表達出來的權利,而不是把從他人那裏得到的經驗稍加變動后表現出來……。”

我認為H先生逐漸表現出來的氣憤,不只是由於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還和蘇維埃壓制言論自由、壓制人權有關。因為下面的這件事,他才給我講“弄髒眼鏡”的故事。當時,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為參加亞非作家會議。那次也有很多蘇維埃的作家參加,其中有一位女詩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會議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詩人辯論到很晚(在這裏暫稱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齡相仿,都是五十五六歲,身材矮小,言談舉止中充滿活躍的智慧,像個猶太人,城市人的氣質使她顯得年輕十歲。H先生不想談與政治有關的話題,我也沒提,但他是一位在國際社會上久經考驗的人,問題似乎同當代蘇維埃的人權問題有關,其中還談到剛才羅斯特羅波維奇的講話。H先生和蘇維埃的文化元老們關係深厚,跟羅斯特羅波維奇對立的藝術家和科學家們與他關係十分密切。在亞非作家會議上,H先生用他那種獨特而溫和的英語同蘇維埃的代表們進行辯論,表現出堅強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戰略和戰術。H先生似乎在勸說她,“你還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參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權運動,並且行為過火的話,一旦被人發現,你還能像這樣到外國旅行嗎?所以以前在國內,你身為猶太人,不可能有那些過激行為。”在這次國際會議上,時隔十五、六年後老朋友相見,雖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說的話,但她不同意H先生說她是頑固不化的俄羅斯知識女性。H先生從小就帶眼鏡,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讀書時戴的眼鏡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聞名的詩人,在印度古代語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專家,她只是在勤奮閱讀由細小鉛字印刷的大部頭專業書時,才帶眼鏡,平時不戴,所以也不怎麼擦眼鏡。H先生有點神經質,他有一個替她擦眼鏡的習慣,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裏的垃圾時,把眼鏡弄髒了……

在去機場的出租車裏,H先生給我講了這件事。一到機場,H先生就走進一家剛開張的酒吧,並坐到櫃枱邊上,喝起了啤酒(也許是更強烈的酒)。一旦喝起酒來,他就無視我的存在了。本來飛機是上午七點起飛,前幾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團的領導告別後,踏上旅程。對於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過於嚴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時間。露天走廊的對面是一個庭院,像一個小樹林,好幾次我穿過走廊去叫H先生,他怎麼也不起來。最後被我逼得沒辦法,他終於又給服務員一次小費,然後跟我走出來。巨大的黑色樹榦和黃褐色的落葉,與其說是屬於植物,倒不如說更像礦物質,我回想起這種異常光禿的樹木在枝葉繁茂時的景象,我想真正具有印度特色的樹木是什麼樹呢?就這樣,我沒給機場打電話,也沒問飛機是否按時起飛,就催促着出租車,在預定起飛之前勉強到達機場,不知何故,起飛時間延了又延,已經過了下午,還沒聽到播音員報告起飛時間。H先生通曉這個國家的國民性,曾寫過一本印度生活經驗談,或許他早就知道飛機不會按時起飛,顯然,我做了惹H先生生氣的事情。我這麼想時,H先生在機場酒吧里自酌自飲,我坐在顯示屏前,一邊在看從旅館商店裏買的描寫印度野生動物的書,一邊注意聽播音員廣播,以免漏聽。作者叫E.p.基,是一位農場主,這是一本紀實回憶錄,敘述他自己耿直的性格和一生的經歷,書中有些奇異的故事,是一本很適合旅行時讀的書。剛才我把羅斯特羅波維奇的講話寫到書的扉頁上。現在這本書就放在我的旁邊。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出現分裂,E.p.基根據克什米爾地區朋友們的證詞,寫下了當時發生的奇怪現象。信奉牛的印度教徒們穿越重新劃分的國境,從巴基斯坦移居到印度,而不食豬肉的伊斯蘭教徒卻移居到巴基斯坦,這時,野生動物們也本能地尋找求生之路。巴基斯坦境內的野牛大量遷移到印度,同樣大量野豬湧向巴基斯坦尋求安全!

已經過了中午,飛機還沒起飛。等了這麼久,我就給H先生講了這個故事想逗他笑。這時候,H先生獨自一人還坐在櫃枱邊,於是我也坐到他旁邊的獨腳凳上,要了一杯啤酒。與其說對客人冷淡,倒不如說那張臉流露出的掃興是對人生的基本態度——這就是印度的酒吧服務員,他端來不太涼的啤酒,似乎在想,哎,哎,又一位日本酒鬼。我先喝了口酒,然後給H先生講了上面一段有關動物的故事,可是他一直在望着寒磣的酒櫥和一張很大的印度地圖,對我的故事絲毫不感興趣。我又要了一瓶啤酒,H先生只望着酒瓶和印度地圖,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這樣,我要了好幾次酒,陷入一種決不是不熟悉的衝動中。

回想起來,我的年齡和兒子現在的差不多,也是十七、八歲,第一次體驗到這種衝動,像年輕人一樣,我稱它“跳躍”,現在我也是這麼叫。每次“跳躍”快來時,我就想方設法迴避,以避免它戰勝我,可是有時,連我自己也會莫明其妙地去尋求“跳躍”的情緒。包括酒醉后的胡做非為,一年一次,“跳躍”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也許這種多年的積累改變了我的生活之路。當然,也不能說“跳躍”沒有造就我……在新德里機場發作的“跳躍”,愚弄了長久以來我敬愛的H先生,我這麼說也許有些誇大其詞。詩中描寫一位已過中年的男人,因可悲的戀情而煩惱。當時H先生正在喝酒,還是那副氣哼哼的表情,我認為自己讓他看這種詩,愚弄他,說不出這種危險的事情是失禮,還是惡作劇。

我把托盤翻過來,在上面描上眼前那幅印度地圖,然後在幾個地方打上星星標記,寫了一首攙雜着這些地名的英文詩,題目叫《印度地名指南》。現在我還清楚記得這首英文詩(?)的內容:已過中年的男子因戀愛而煩惱,年齡相當的愛人去了地方城市,他滿面憂愁,在悶悶不樂地喝酒。我正是通過這些地名,表達出詩的含義。那天,我們坐火車去參加會議。而昨晚跟H先生爭論的涅菲多普娜女士去參加在邁索爾舉行的語言學學會。邁索爾,將MYSORE分解開就成了MYSORE,現在,只要查一下正放在桌子上的小辭典,就會想起一碰就痛的傷口、瘡,痛苦(悲痛、生氣)之源等等這種令人難受的事。老實說我並沒有把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在國際會議中結下的老交情看成是戀愛關係,我們的學生時代是在H先生那一時期的作家,即戰後文學家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我對H先生做過惡作劇,而同一代表團的O君經常慫恿涅菲多普娜女士扮演H先生的情人角色。可是不管是O君還是我,我們都對年長、自立的文化人士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抱有絕對敬意,並沒有想把他們倆作為情人撮合到一起。可是,我把帶有挑釁意味的打油詩寫到托盤上,當時H先生沒戴眼鏡,正低着頭盯着櫃枱看,當我把托盤推到他面前時,他戴上眼鏡,那種樣子像中世紀顯赫的貴族。早晨我讓他早起,再加上飛機晚點,H先生好像老是在生氣,“那你就發火吧!我是不會介意的”,就這樣,我被一種無法抗拒的“跳躍”引誘着。

H先生就這樣坐着,讀托盤上的詩,眼裏流露出憤怒。接着,他又重新戴上眼鏡,慢慢地讀了二、三遍,從太陽穴到眼睛周圍流露出緊張。我的心裏立刻一片漆黑,後悔不迭……H先生慢慢地轉過臉來,那雙眼裏包含的表情一下子把我打垮了。

我曾寫到:從歐洲旅行回來,第一眼看到兒子的面孔時,我不在家期間,他就像發情的野獸極盡荒淫之後,那雙瘋狂的眼睛裏仍然留有餘韻,似乎發情的野獸在內部吞食着他,那種眼神讓人無法忍受。那雙生靈活現的眼睛裏流露出金黃色的光澤,現在我想說,那裏流露出的是最巨大、深重的悲傷。聽到兒子發瘋的故事,以及他對禮物口琴的態度,再加上我旅行中積累下來的疲勞,急不可耐的我在那一瞬間沒有看出他眼中流露出的悲傷。

儘管如此,身為父親的我,為什麼沒有看齣兒子寥寂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最悲痛的感情呢?現在回想一下,真是不可思議。最終,我們全家還是能夠理解悲痛的原因,並同他取得了和解,對此我想這是布萊克的詩在其中起了作用。在《關於他人的悲傷》中有這樣一段話,“看着流淌的眼淚,自己能不悲傷起來嗎?看着孩子哭,父親能不陷入悲痛嗎?”在《天真之歌》中有一節詩接下去寫到,“啊,他給我們帶來快樂,為我們趕走悲傷,他坐在我們身邊,呻吟着,直到我們的悲傷逃走。”

通過這些體驗,我才真正體會到兒子眼中流露出的悲傷,以及在新德里機場的酒吧里,H先生那一瞬間所流露出的悲傷,這就是我給“悲傷”下的定義。

虞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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