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斯塔爾出現

手中一支點燃的香煙，眼眶中淚光閃爍，琳達·特里普和莫妮卡一起站在五角大樓外的狹長巷子裏，感受着12月寒冬的刺冷。她匆忙噴出一口“MarlboroLight”，說出了莫妮卡期待了幾周的懺悔錄：“對不起。我是一個糟糕的朋友，一個壞人，居然對你做出這種事情。我仔細思考了自己有多麼齷齪。對不起，以後再也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了。”周一，12月8日，這次會面是她們11月21日深夜爭吵以來第一次說話。

莫妮卡最大的優點之一是從不小氣。雖然吵過架，她去歐洲執行五角大樓任務前，還是把買給特里普的生日禮物放在她的辦公椅上。包裝精美的盒子裏是一個古董式鎮紙，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上面刻着一首維多利亞時代歌頌友誼的感傷詩歌，彰顯着特里普的卑鄙行徑和莫妮卡的大度。

莫妮卡馬上就要離開五角大樓了，除了私事，她還想在走前解決幾件事情。她特別著急，找尋工作的努力不該因為“克林頓黑洞”無疾而終，這很有道理。在她上周和總統會面時，他說喬丹正在幫她找工作——一個新傢伙，不過故事還是老套路。

生怕喬丹忘記了她，莫妮卡給他寄了份禮物，有一個籃球帽、一盒巧克力、一張小紙條和一份她的複印履歷。這個善意的提醒看來效果不錯，12月11日，她去他辦公室面談，在吃了頓土雞三明治和減肥可樂組成的工作餐后，他們討論了莫妮卡的工作問題。喬丹給了她三家公司——MacAndrews&Forbes（露華濃現在的公司）、Young&Rubicam和美聯社——的聯絡人名字，他要她去聯繫這幾個人，還保證自己會給幾個商業夥伴打電話。他們討論了她應該寫的求職信的格式，他要她寫完后給他發份複印件。

他們還談到他們共同的朋友——美國總統，這也是喬丹會第一時間見她的原因。莫妮卡說她眼裏的比爾·克林頓是男人多過總統，她只把他當成普通人，如果他不經常見她，打電話給她，她就會生氣發火。一次，城裏的喬丹先生接嘴說：“莫妮卡，他在和貝理雅（英國首相）討論伊拉克問題時，你不能沖他大吼大叫。他又不能掛斷，讓你沖他發火。打現在起，如果你再生氣的話，希望你打電話給我，沖我發火，我會搞定的。”接着他還取笑她的行為舉止：“別不承認。你在戀愛，這就是你的問題。”莫妮卡臉紅了，一言不發，她覺得喬丹對她和總統的關係知道得遠比說得多。

然後，喬丹講到了和彼得·斯特勞斯的友誼，甚至當場就給他打電話，談了莫妮卡的工作進展。確實，這次談話后一切啟動了。喬丹給那三個聯絡人打了電話，莫妮卡則不久以後就安排好在聖誕節前一周和其中在紐約的兩家公司的面試——美聯社和MacAndrews&Forbes。

她試着逃往紐約開始新生活，不過那個曾讓她傷心的城市正要摧毀她。她和喬丹見面后不久，就發現特里普已經收到了葆拉·瓊斯案的傳票。其實，莫妮卡發現時，事情發生已經超過了兩周，傳票早在特里普生日的11月24日就發出去了。儘管這一年特里普經常談到這種可能性，然而她壓根兒沒有在12月那次重歸於好的談話中提到傳票，這說明她向朋友隱瞞了不少事。

特里普總是說她不會對任何人講莫妮卡和總統的事，因此莫妮卡一開始根本不擔心，而是本能地反應到特里普如果出庭作證，可能會失去工作。這種擔心好像是杞人憂天，特里普告訴她，自己見了律師科布·巴赫，得到的建議是根據憲法第五修正案去保持沉默，拒絕談論這事。她還在莫妮卡的答錄機上留言說：“我和科布談過了，別擔心，一切OK。”

這周，重歸於好的兩人一起到五角大樓的中央廣場，為科布買一件聖誕禮物。她們購物的時候，特里普扔下了第一顆炸彈，她告訴莫妮卡，自己寫下了她和總統的關係的所有細節，把材料裝在一個密封的信封里交給律師，只要聽到自己的死訊，律師就會將裏面的內容公之與眾。莫妮卡嚇壞了，她回憶說：“這是她嘴裏蹦出來最令人吃驚的事情之一，我當時真的嚇一跳，也開始發現這女人非常非常的危險。”

特里普第二枚導彈接踵而至。她告訴莫妮卡：“如果他們問起你，我會說出真相。”莫妮卡頓時呆若木雞，害怕不已的她提醒特里普早就答應要保守秘密了，還說為有人問起她而擔心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特里普堅定地站着，說如果她被問起是否知道有誰和總統有染，她會說出她的名字。她解釋說，如果她否認知道這樣的人，或者不說出她的名字，那麼一旦葆拉·瓊斯的律師們有證據證明她其實知道，那麼將控告她作偽證，甚至把她扔進監獄。

所有這些都讓莫妮卡驚心不已，不過更糟糕的還在後頭。12月17日凌晨2點30左右，她被電話鈴吵醒了，好不容易摸到話筒，聽到了熟悉的聲音——她的“愛人”。雖然早就習慣他在這種奇怪的時間打來電話，可是這次她嚇了一跳，因為她一直看新聞了解希拉里的日常動向，第一夫人如今正在華盛頓；而夫人在附近的時候總統幾乎不會給她電話。這肯定是一個重要的電話，他的聲音充滿關懷又忐忑不安。

沒有任何開場白，他直入正題：“我要告訴你兩件事。貝蒂的哥哥在一次車禍中喪生了。”她被這個可怕的消息驚呆了，淚水奪眶而┏觥—貝蒂去年就失去了一個姐妹，現在母親又在醫院。他們談了會兒貝蒂的不幸，總統建議莫妮卡早上給她打個電話，然後就公佈了第二個壞消息：“今天我看到了葆拉·瓊斯案的證人名單，你的名字也在其中。當我看到你的名字時，心都傷透了。”大概兩周前，12月6日，當名單傳真到他律師那裏，總統就早知道裏面有她，不過費解的是當時沒有告訴她。

儘管那些在名單里的人不一定就會自動收到傳訊，莫妮卡還是驚恐萬分。不過總統把事情的嚴重性大大降低了，說她不太可能接受傳訊。莫妮卡問他如果收到傳票，她該怎麼辦。總統則告訴她或許能簽署一份書面陳詞，那就不用出庭作證了；如果萬一真的接到傳票，那麼她應該和貝蒂聯繫。

莫妮卡對法律專業一竅不通，對政治牽連也知之甚少，不過一直有個建議，她告訴總統

自己讀到報道，葆拉·瓊斯已經把賠償金降低到50萬美元，那麼他就應該結束這官司，再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自己厭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這事也給他的家庭造成傷害。（瓊絲案最後雖然宣判克林頓無罪，不過1999年1月達成的和解還是要求他支付瓊絲85萬美元）

40分鐘的長談過後，他說如果她願意來取聖誕禮物，他可以叫貝蒂把她帶進白宮。不過，莫妮卡拒絕了，溫柔地駁斥了他的想法：“這個周末貝蒂是如此悲傷，怎麼能再去麻煩她呢？”

掛上電話那刻，莫妮卡感到身體不適，淚水嘩嘩滑落。她回想說：“總統真不善於講壞消息啊。疼痛從肩膀直接傳來，我真是感覺不舒服、驚恐、緊張——那時我還不知道，這只是我噩夢的開始。”

她回去也睡不着，急着想找人聊聊。猶豫一陣后，最後還是打電話給特里普，既然她們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該好好討論討論問題。因此，12月17日凌晨，滿面淚痕的莫妮卡打電話給特里普，告訴她自己也在瓊絲案的證人名單里。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緒下度過了那個夜晚，早上她去庫里的家中安慰她。在那裏呆了幾個小時，陪伴貝蒂，幫她籌備哥哥的葬禮。即使在她幫忙幹活的時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壓在身上的新麻煩。她只是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會被葆拉·瓊斯的律師們盯上，懷疑很可能自己的電話被人竊聽，房子被人監視。

傳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讓人擔心受怕，緊張不安。莫妮卡特別擔心，總統會發現她早已把他們的關係告訴別人。她打算不擇手段，也要讓特里普答應保守秘密。莫妮卡甚至在電話里許諾，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會把悉尼郊區一套公寓價值5萬美元的一半所有權送給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擁有的財產。她說：“那時，我早已不顧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第二天，12月18日，她有兩個紐約的面試。17日晚上她出發前，打電話給母親，懇求她去機場接她。她想找人說說過去那可怕的24小時，又擔心母親的公寓也被人監視，覺得惟一能進行秘密談話的安全地點就是瑪西婭的汽車裏。最後，瑪西婭是坐的士來接她的，她們兩人都不懂法律術語，莫妮卡只能泛泛談了自己可能要被叫去當瓊絲案的證人。私底下，她非常擔心特里普的改變，也越來越懷疑後者的言行舉止。

第一場面試在MacAndrews&Forbes，第二場是和一家叫Burson-Marsteller的公共關係公司。她在後一場面試中表現出色，他們叫她幾天後參加一次正式的筆試。然而，這麼積極的開局也沒有讓她快樂起來，她坐的士去機場回華盛頓，途中淚流滿面。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白宮夢徹底破滅了。她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這個想法之中，回歸的希望起起落落，表面上也曾接受特里普的判斷——她被列在黑名單中。不過，不管埋藏得多深，她總是保存着一線希望。現在，在另一個城市看另一個辦公室，考慮另一個全新的工作崗位，那線希望最終徹底消失了。她說：“那時我意識到，沒有哪裏的辦公室氛圍能和白宮相比。被迫承受如此苦澀的失落，真是痛苦萬分。”

如果說總統凌晨那個電話是莫妮卡的噩夢，那麼真正的夢魘要到兩天後才真正開始，1997年12月19日下午3點30，她一直擔心害怕的那個電話終於來了。“莫妮卡·萊溫斯基？”電話那頭的聲音響起：“我要給你一張瓊絲和克林頓案的傳票。”她裝作一副驚恐的樣子，不過無阻於真相的來臨。

她到五角大樓地下出口的檢查站那裏接過傳票，把它卷進包里，糊裏糊塗地走了回來。她回想說：“我緊張，呼吸急促，情緒反常，眼淚也流了出來，根本不知道何去何從。”除了找貝蒂，她沒有別的聯繫總統的辦法，可是她又不能去找正為哥哥去世而悲痛欲絕的貝蒂。絕望中，她走到一台公用電話前，打給喬丹。

她在電話里泣不成聲，最後惱怒的喬丹告訴她，自己一句也沒聽懂她的話，叫她下午5點去他辦公室。莫妮卡冷靜下來，洗了洗臉，回到辦公室，對上司肯·培根說自己因為有急事要早走一會兒。培根注意到她的神情不對勁，告訴自己妻子達茜晚點時候給莫妮卡打個電話，看看有沒有問題。

更糟糕的是，當她來到喬丹辦公室，發現他是如此粗暴無禮和漠不關心。他說傳票沒什麼大不了的，一個相當標準的法律程序而已。當然，他們還是達成一致，要為莫妮卡找個律師，喬丹打電話給華盛頓的一個頂級律師弗蘭克·卡特，幫她約了個時間。莫妮卡告訴喬丹，真正讓她緊張的是傳票里提到了總統曾經送給她一個帽子的別針作為禮物，只有很少人知道這事。

這時，莫妮卡根本不清楚喬丹是否了解她和總統的真實關係。每次她和特里普講到這律師，特里普總是興奮地說他知道真相，不過聊天時他又讓莫妮卡琢磨不透，到底他是否知道。這次見面，喬丹直截了當地問她：“有兩個重要問題，你是否和總統做過愛？或者他有沒有要求和你做愛？”她給了一個“香草”答案：no。她相信，如果喬丹真的知道內幕，那麼就是在試探她是否是一個經得起考驗的證人。

喬丹那晚正好要見總統，莫妮卡要求他如果克林頓問起，就把傳票的事情告訴總統，她還要喬丹“代我給總統一個擁抱。”他回答說“我從來不抱男人的”，然後拍拍她的後背，示意“小姐，可以走人了”。

被傳訊也有好處，可以緩一緩和特里普的關係。這晚，莫妮卡給特里普打電話，讓她安心，因為她不是惟一需要坐在證人席上的人。因為擔心電話被監聽，莫妮卡隱晦地說“花兒

”已經收到了，意指她拿到了傳票。等到特里普終於了解她的意思，兩人早已雲裏霧裏地說了一通，誰都不清楚對方在講什麼。

莫妮卡真正希望親眼見到她的朋友，第二天晚上特里普家的聖誕派對正是個好機會。莫妮卡到她家開始幫忙準備，覺得很奇怪，雖然只有幾個客人，冰箱裏滿滿地放着各式飲料和

食物。對一個老是抱怨幾乎上班都沒錢買公交車票的女人來說，這好像有點問題。其實，特里普根本不像她上個月說的那樣要靠賣衣度日，而是揮霍和炫耀着自己最近買的新玩意兒。莫妮卡也覺得古怪，她怎麼會突然有錢了。“我想，呀，她哪裏來500元出來辦派對？”

然而，只有等到臨走前，她才有機會和特里普說上話，她們來到屋外，坐在莫妮卡的車裏，特里普念着傳票，其中要求莫妮卡列出所有總統送給她的禮物，還特別提到了“帽針”。特里普也裝出一副迷惑不解、不知道瓊絲律師團怎麼會盯上莫妮卡的樣子。莫妮卡努力說服她，在發誓陳詞時說莫妮卡和總統一清二白的不只是她一個人，特里普似乎能接受這點。莫妮卡臨走前，特里普堅持要她和律師卡特在12月22日中午11點見面后，給她打電話，這樣兩人就能商量對策了。

傳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讓人擔心受怕，緊張不安。莫妮卡在周末好好上了一堂感情課，周六出去借酒澆愁大醉一場，第二天好不容易從宿醉中恢復過來，就整日盤算着給總統和去卡特辦公室各帶什麼禮物。

和卡特碰面前，她先見了喬丹，承認了自己和總統曾發生過電話性愛。喬丹問她什麼是電話性愛，她只能解釋了一通，然後喬丹就開車送她去卡特的辦公室。和喬丹一樣，卡特顯然對事情也沒怎麼特別在意，覺得瓊絲的律師們是在“非法審查”。她告訴他，自己和總統沒有發生過性關係，只是見過幾次面，還在周末送過文件，莫妮卡還強調，關於瓊絲案，她是站在總統這邊的。

這天過後，她回去工作時，最終發現她不能再依賴這個無法共患難的朋友了。她們在五角大樓一條小路再次交談，很明顯她遇到了大麻煩，特里普的承諾毫無效用，她說：“莫妮卡，別讓我撒謊。如果我被問到你的事情，我會抖摟出來。”

莫妮卡就像過去那般又驚又怕，還有一股子憤怒：葆拉·瓊斯倒是自由自在，為了金錢控告總統，結果她的私隱權遭到了侵犯。她說：“我和總統的事和別人無關，我從來沒有受到騷擾。我丟掉工作，因為我是他的女友。問題的根本是我和總統的關係妨礙，而不是有益於我的工作前途。事實上，我的經歷正好可以駁斥葆拉·瓊斯所謂性騷擾的說法。”

這些辯論根本對特里普毫無作用，在這場不斷聚集的風暴中，她的話和錄音保證了她的安全。聖誕節前一次談話中，她告訴莫妮卡：“我是一個壞朋友，這是我最不得已的選擇，因為我不願意在發誓的情況下撒謊。你覺得那會讓我有什麼感受？如果我能撒個他媽的謊，讓你不再哭泣，讓你的生活不再那麼痛┛唷…我覺得自己好像拿把小刀在刺你的背。我知道，如果我最後一意孤行，你將不再和我說話，我會失去一個好朋友。”

莫妮卡太害怕了，比之前生命中任何一次都要恐懼。她特別擔心，總統會發現她早已把他們的關係告訴別人。她打算不擇手段，也要讓特里普答應保守秘密。

過去這幾個月，她們關係逐漸惡化的時候，莫妮卡發覺自己或許可以利用一下特里普對自己母親的莫名依賴心理。雖然兩人從未碰過面，可是一遇到什麼情況，特里普總是要問瑪西婭的看法，而且總是順着她的意思來。這個永遠一文不名的五角大樓文秘，一直積極收集瑪西婭那個富有未婚夫彼得·斯特勞斯的財務情況，一度莫妮卡甚至以為特里普的報復只是因為自己總是閉口不談這些問題。情急之下，莫妮卡甚至在電話里許諾，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會把悉尼郊區一套價值5萬美元的公寓的一半所有權送給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擁有的財產。她說：“那時，我早已不顧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一說起瑪西婭·劉易斯這個名字，莫妮卡就往往成功地化解了爭論或麻煩，其實她母親很多時候根本對這些談話一無所知。在她們的談話中，瑪西婭是一個看不見的裁判，一個用來取悅特里普的護身符。比如，莫妮卡會說她母親告訴她，和特里普吵架是錯誤的，這樣她們就很容易重歸於好。當特里普談到她想到加利福尼亞做腳部手術，也能避開出庭作證，莫妮卡後來就告訴她，瑪西婭覺得這是個好主意，甚至願意幫她付點手術費。莫妮卡回想說：“我只想讓她別泄露我的秘密。我可以把左臂切下來給她，換取她的沉默。這就是為什麼我媽會被卷進麻煩，因為她錄音的時候我不停地提到我媽。”

1998年聖誕節總統的禮物：他選的禮物有着他們兩年關係的痕迹，包括一隻曾被萊溫斯基稱為戴上就像肉雞的太陽鏡。後來他戴上了她送的新墨鏡，從那以後，總統就把這副墨鏡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走到哪兒都帶着。然而，讓她感到殘酷的是，1998年1月醜聞爆發后的幾天，一幅總統戴着她的墨鏡的照片赫然出現在一家雜誌的封面，上面的標題是“總統的品位”。

對莫妮卡來說，和特里普交談是非常可怕的事。在一次如今已然聲名狼藉的談話中，她承認自己一直都靠撒謊度日，自從父母離婚後，更是將這門懷疑的藝術練到爐火純青。“我是撒謊長大的。”這種對於童年的誇張描述是一個大計劃的一部分，她想用這招來喚起特里普的同情心——為保護朋友而保持沉默。就和錄音帶里她的許多話一樣，這話只有表面價值，遠比說話的語境應該產生的效應更惡劣，更糟糕。

特里普當然心知肚明，她們的談話會被錄音，所以說的許多話都是為自己打算，還裝得很崇高。當莫妮卡按照她的要求，告訴她第一次和弗蘭克·卡特見面的情況后，特里普的回答正好體現她打算給其他人留下一個好印象：“看，莫妮卡，我們早知道你會在宣誓的情況下撒謊，也知道我想避開這個重大時刻。如果我要出庭作證，如果一定要真實地回答問題，那肯定和你說的相反，這就是我們的分歧所在。”

特里普的那些磁帶長度超過20小時，不過其中內容如果放在說話語境裏就將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磁帶只有部分，嚴重誤導了1997年10月、11月、12月的事件的真相。當1998年1月，特里普接觸到特別檢察官肯尼斯·斯塔爾，這成了一個關鍵問題。

在許多方面，那些沒有被錄音的談話即使不比那些錄音帶上的內容重要，也至少和那些一樣重要。特里普顯然沒有錄那些和莫妮卡討論重要問題和會議的談話，也沒有那些非常不利於斯塔爾通過葆拉·瓊斯案對莫妮卡和克林頓性醜聞進行的“白水調查”的材料，例如和維農·喬丹的談話，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巧合。

如果放回說話語境，那些錄音帶會呈現完全不同的意義，這同樣適用於12月23日莫妮卡在五角大樓的告別派對上和特里普的那張合影。這個生氣的女孩前一個晚上一直呆在電話機邊，試圖說服特里普支持她，可是毫無成效。派對開始前，她覺得自己悲慘萬分，甚至痛哭流涕。不過，一到派對她就換上了典型的莫妮卡風格，笑逐顏開地感謝同事的禮物和祝福。

派對上，特里普堅持要和莫妮卡來張合影，也就是醜聞曝光後幾天內印在報紙上的那張。後來再想，非常有可能就是特里普想拍張照，可以向別人證明她倆是朋友。事實上，莫妮卡工作的最後一天，她一直努力避開對方，可以不用再繼續討論昨夜那次麻煩的談話。自那以後，特里普再也沒回過莫妮卡日益頻繁和瘋狂打來的電話。

在這個沒有歡樂的聖誕節，惟一的亮點就是和華盛頓記者傑克·泰佩那次見面，後者後來形容她是一個年輕女孩，“尋找一份體面又充滿挑戰性的工作，以及快樂的生活。”她在水門公寓思索着自己的問題，度過了一個孤獨的聖誕節。此時此刻，她沒有工作——幾天前美聯社拒絕了她，沒有男朋友，陷入法律和個人的兩難罪惡境地。她說：“我記得，當時感覺哀傷，緊張和孤獨。”只有電視裏重放她孩童時代喜歡的電影《威利·萬卡和巧克力工廠》時，才感到幾分欣慰。

佔據她思想第一位的是總統，她不停地自我辯論着是否要把她透露他們秘密給特里普的事告訴他。最後她決定不說，這是一個痛苦的決定，因為她馬上就要見他了。莫妮卡還記得12月17日凌晨他打電話時說過她可以去白宮拿聖誕禮物，於是聖誕節后就打電話給庫里，她們敲定周日，也就是12月28日上午8點30去白宮。雖然她已經決定不說出真相，可是去白宮前夜還是在焦躁不安的情緒中度過一晚。

當她到達白宮的時候，她被帶到橢圓辦公室。在那裏，她、貝蒂、總統和總統的狗巴蒂一起玩了一陣子。巴蒂繞着地毯不停地跑，好像那是一個環形跑道。後來，當終於只剩下莫妮卡和總統兩個人的時候，他們來到了后書房。小狗巴蒂堅持要把腦袋放在莫妮卡的兩腿中間，她還開玩笑說，“你干這個可比你老爸強多了。”

這時，克林頓拿出了一個大帆布袋，那是從“瑪莎葡萄園”的“黑狗商店”買回來的。裏面裝着給莫妮卡的一些禮物，奇怪卻讓人溫馨的組合：一個黑狗商店的填充動物玩具；一條從紐約帶回來的Rockettes毛毯；一小盒巧克力；一副搞笑的太陽鏡（他們兩人都帶上了，模仿明星的樣子，然後互相嘲笑）；還有一個石雕的熊頭，這是他從范庫府買回來的。事實上，在後來的庭訊中提及那次總統為她準備的禮物，都會說這充分顯示了他的漫不經心。但是與此同時，莫妮卡堅持認為真相不是人們所說的那樣。在莫妮卡收到傳票后，他還送她禮物，這充分說明他在法律麻煩面前的缺乏保護意識，同時那些禮物也體現了他對莫妮卡無言的信任。

他選的禮物有着他們兩年關係的痕迹，送那個難看的塑料太陽鏡，是因為他們很長一段時間都因為總統自己的太陽鏡而爭執，莫妮卡抱怨他戴上它就像一隻“dorky（肉雞）”，而總統解釋說這副眼鏡他是從秘密代理商那裏借來的。後來，她在巴納外貿商店給他買了一副時髦的品牌墨鏡，一直纏着他戴上它。後來當她看到他在《紐約時報》裏的一張戴着“dorky眼鏡”的照片，還寄了一張便條提醒他這個事情。在那張便條里，她說她還將繼續煩他，除非他把那副讓他看上去“像一個滑稽演員”的墨鏡換成她的那副酷墨鏡。“如果你不認為那副墨鏡很酷，那就去問問切爾西。”從那以後，總統就把這副墨鏡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走到哪兒都帶着。然而，讓她感到殘酷的是，1998年1月醜聞爆發后的幾天，一幅總統戴着她的墨鏡的照片赫然出現在一家雜誌的封面，上面的標題是“總統的品位”。

或許最有意義的禮物是那個石雕熊頭，他交給她的時候說，“當你想要力量的時候，抱一抱熊頭吧。”檢舉人解釋說總統的這句話意思是她在瓊絲案子中需要力量。但是對於莫妮卡來說，這句話是對於他們在獨立日的談話的一個回憶，他“英俊的”教會她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

在給了她禮物之後，總統給了她最想要的東西——一個吻。他們在後書房的走廊來了一

個最後的擁抱，帶着對於這兩年戀愛的最後的激情和內疚。莫妮卡記得接吻的時候，她偶爾睜開了眼睛，看到總統的眼睛張得很大，他定定地看向窗外。莫妮卡生氣地把他推開，她說，“如果你不想吻我，就不要勉強。”總統溫柔地回答，“不，我只是有點擔心，我想確認沒有人在偷看。我總是告訴自己不能這樣做，而現在卻要吻你，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困難的事。”

這一次，莫妮卡佔了主動，“過來。”她說，她把他帶到浴室里，吩咐他閉上眼睛。她後來回憶道，“在那裏，我們分享了一個神話般熱情的，讓人慾仙欲死的吻，這個吻提醒了我，我們曾經有着多麼美妙的過去。”那一刻所有的渴望、熱情、遺憾，在斯塔爾的報告中卻都顯得那麼低俗和平庸。

在他們長達幾小時的會面中，他們還談到了一直困擾着莫妮卡的瓊絲案傳票。“我們沒有花很多時間來討論這件事，”她說，“我知道我必須否認這件事，我想他也是這樣，所以我想，無論要發生什麼，就發生吧，人不可能控制一切。”

他們先討論了她的名字為什麼會出現在證人的名單中，談到了專門提到的那個帽針，他說自己也覺得“非常困惑”。他問莫妮卡，有沒有把他們的事情告訴“去年夏天的那個女人”時，他指的是特里普，她否認了。當她問他是不是需要把他送她的其他禮物扔掉或者交給貝蒂保存的時候，他總是給出類似“不知道”或者“讓我想想”之類的回答。

當兩人談到莫妮卡去紐約的事情時，總統顯得不那麼迷茫了。他問莫妮卡如何和她保持聯繫，她說貝蒂那裏有她的電話和尋呼機號碼，他們期望着能夠很快再度如此交談。然後，他們回到了橢圓辦公室，他摟着她，溫柔地吻了她的額頭，說道，“好了，小姐，祝你在紐約好運，好好照顧自己。”這之後，她再也沒有見過他。

那天下午，貝蒂打電話給莫妮卡，她說，“我知道你有東西要交給我。”莫妮卡覺得是一個隱語，指她該把一些禮物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保存，她把一些東西打包裝在一個標明“不要扔掉”的盒子裏，其中就包括那個帽針，送到了貝蒂那裏（後來，貝蒂拿到了盒子，放在自己家的床下）。但是她不能忍受和她珍藏的《草葉集》分開，就把它藏在自己的壁櫥里。這些細節讓人能夠看出她當時的心理：她渴望離開華盛頓，但是她不能忍受聽任總統離開自己。

當她剛開始紐約的生活時，她和她的朋友阿希莉·雷納斯一同去看當時熱映的《鐵達尼號》，莫妮卡的眼睛都哭腫了。這兩個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戀人臨死前的愛情故事，引起了她的共鳴。這就像是她自己的遭遇，她和那位“英俊的”之間的感情糾葛，在他們苦樂參半的戀情中，她忍受了一切焦慮和憤怒。

她給他寫了一張“感情豐富的”信，裏面，她哀嘆他們從未真正成為過情侶，她總是想知道他們兩人最終能夠走到哪一步，這也是他們的愛情中一個浪漫的悲劇。她說，他們甚至從來沒有享受一整個晚上的熱情。她的感傷在幾天之後被殘酷的現實所打碎，在電視上她看到總統和第一夫人穿着泳衣在海灘上纏綿起舞。這提醒了她，她和安迪·布萊勒的那段關係中，她必須時刻面對這個事實，她愛上的是一個有婦之夫。

有兩個她認為最可信賴的朋友，結束了與她的關係。1998年1月5日，總統最後一次與她通話，談了15分鐘后就草草結束，她根本沒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說話了。這真是她的悲情時刻，他們的戀愛關係如此持久頑強，卻結束得如此粗暴。她和特里普的關係，那個過去幾個月頻繁打電話找她的女人現在躲着她。特里普的沉默更讓人害怕，1998年1月4日，一個星期日，莫妮卡給貝蒂打電話，告訴她自己有些東西要給總統。她們決定那天晚一點在貝蒂家會面，莫妮卡托貝蒂把帶了她的那封信和一本名為《美國總統》的書，轉交給總統，後者是她在一家古舊書店antiquarianbookstore中挑回來的。

1月5日下午，莫妮卡通過貝蒂請總統跟她聯繫，當晚上他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她仍然為他在海灘上的舉動而妒火中燒，傷心不已，所以決定在他面前稍稍隱藏自己對他的感情。她不情不願地為自己的那封不恰當的信道了歉，因為之前他曾經讓她不要把自己的這些想法寫下來。然而讓她高興的是他還蠻喜歡她送的那本書。

下午早些時候，莫妮卡在她律師卡特的辦公室和他開了個會。她同意簽署一份他幫着起草的書面陳述，希望可以避免在葆拉·瓊斯案中出庭作證。由於她第二天就要看到書面陳述的草本，就先和總統仔細討論了幾個一直困擾她的問題，特別是將她轉到五角大樓的原因，還議論了免職工作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她特別關心那個說她在總統身邊“表現不當”、從而把她推向麻煩的白宮工作人員，克林頓只是談到是“立法機關”中的幾個同事擺了她一道，這個答案正確，但他也逃脫了自己的責任。那時，莫妮卡還在生他的氣，談了15分鐘后就草草結束通話，她根本沒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說話了。這真是她的悲情時刻，他們的戀愛關係如此持久頑強，卻結束得如此粗暴。

現在，莫妮卡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孤獨。比爾和希拉里這對夫婦的電視照片，《鐵達尼號》的故事，還有和喬丹一次不期而遇的談話，交織在一起，給她的思緒平添幾分混亂。

12月31日，她到喬丹那裏，轉彎抹角地向他解釋，自己懷疑特里普是消息走漏的原因。不過，她沒有完全說出事實——過去幾個月她一直信任特里普並向她傾訴，而是說特里普在

她家呆過，或許看到了那些她寫給總統的信件。喬丹的回答果斷有力：“好，回家看看，確定它們是否丟了。”莫妮卡把這話理解成應該把那些紙扔掉或毀滅。

他們聊天時，莫妮卡有點“恬不知恥”地問律師，是否覺得總統還會和第一夫人保持婚姻關係。他回答說：“是的，他理應如此。”然後給她從《聖經》裏引了一句話。大概過了一分鐘，他補充說“嘿，或許你們倆能在他退位後有點什麼。”喬丹的話勾起了她的回憶，和總統結婚的海市蜃樓又一次在不遠的將來露出微光。她告訴喬丹，她和總統是有點什麼，只是還沒發生真正的性愛，就戛然而止。

充滿怪異味道一周的奇怪轉變。她不知道該懷念誰：自己的前男友或那個靠不住的朋友特里普。她和特里普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了，那個過去幾個月頻繁打電話找她的女人現在躲着她。特里普的沉默更讓人害怕，莫妮卡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該找誰幫忙。12月初，她把自己的尷尬處境告訴了母親，瑪西婭從人而不是從法律的角度理解這問題，她給了女兒一個紐約的基督教科學派牧師的名字，或許能給莫妮卡一點秘密的建議。

這時，莫妮卡無論如何也要飛去紐約，參加MacAndrews&Forbes、Burson-Marsteller的面試，因此她決定去試一下，她掂量過了，反正也不會有任何損失。她和那個基督教科學派牧師碰了面，大概把她的情況講了一下：她辦公室里的一個女人打算背叛諾言，如果她真的那麼做了，就會傷害她和幾個其他的人。這個牧師建議莫妮卡應該多注意這個同事的優點，而且這樣做或許能讓她的朋友改變態度。她還建議莫妮卡仔細思考一下“聖歌91”裏面所講到的，信仰上帝會帶來個人的安全。

莫妮卡聽從了這建議，雖然她越來越厭惡特里普，新年的時候還是在她的答錄機上留了一條友好的消息，祝她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全家安好。這看來有效，特里普幾天後回復了一條訊息，然後兩個人又煲起了電話粥，直到莫妮卡對打電話到特里普家裏有所警惕。她曾經無條件地信任特里普，現在已然不復存在。

萊溫斯基在1998年1月7日關於瓊絲的證言上簽字，她回憶說：“我打算否認整個事情，當看到文件上寫明我沒有和總統發生性關係，我就想我能接受這個，因為我們確實從來沒有真正性交過。”但正是這份誓詞第八段徹底摧毀了她。迫使她接受了獨立檢察官斯塔爾的免罪協議，以免於被起訴作偽證罪，那可是要鋃鐺入獄的罪名。

無論特里普這時在想什麼，到1998年1月第一個星期的尾聲，莫妮卡已經進入最後關鍵的衝刺時刻。1月6日，她從弗蘭克·卡特辦公室收到了葆拉·瓊斯案的書面陳述草案，準備第二天去卡特那裏簽署。她根據自己的故事版本修改了幾個地方，有些是打電話諮詢喬丹后改的。1998年1月7日上午10點，莫妮卡準時出現在律師的辦公室。“我深呼吸了一下，沿着大廳走進辦公室。”她回憶說：“我打算否認整個事情，因為我愛總統，也忠於總統。當看到文件上寫明我沒有和總統發生性關係，我就想我能接受這個，因為我們確實從來沒有真正性交過。這讓我感覺舒服多了：簽完這份書面陳述文件，我就穿上了球衣，加入了總統的隊伍。”

然而，無論她如何巧言如簧，她簽署的書面陳述都是假的。在文件內——為了保證她的匿名性，用“JaneDoe6”來代替名字——莫妮卡說，她實在想不明白“為什麼原告（瓊絲）要從我這裏得到什麼信息”，她還勾勒了自己在白宮的工作，強調自己在任職期間見過總統幾回。這份文件的內容還包括：

7.我無比尊敬總統，我在的場合，他總是舉止得當。

8.我從未和總統發生過性關係。他從未要求過和我發生性關係，從未要用工作或其他好處來和我交換性關係，從未因為我拒絕性關係而剝奪我的工作或利益。我不知道誰和總統發生過性關係，誰通過和總統發生性關係來獲得工作和其他利益，或誰因為拒絕性關係而被剝奪工作或利益。我1996年4月結束白宮工作后，再見到總統都是在官方接待處、正式典禮和其他有關國防部的場合，那些時候我都在工作，也都有別人在場。

我宣誓上述陳詞屬實，如作偽證，願遭懲罰。

〖JY，2〗莫妮卡·S·萊溫斯基

正是第8段最後摧毀了她，迫使她接受了獨立檢察官斯塔爾的免罪協議，以免於被起訴作偽證罪，那可是要鋃鐺入獄的罪名。

雖然她已經在書面陳述上簽字，但是要到9天以後才會成為法庭文檔。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莫妮卡還有逃脫的機會。遞交一份假書面陳述是一項聯邦罪名，不過僅僅寫一份只是一項小罪名，基本不會遭到指控。特里普把她賣給聯邦調查局那天，這個至關重要的區別就體現出來了。

她一簽完這文件，覺得輕鬆不少，相信自己離避開整個事件又近了一步，也可以回去過自己的生活了。她完全沒想過要拿到新工作，才讓那份書面陳述正式歸檔，理解這點非常重要。她決不會用一份假書面陳述去勒索總統和他的幕僚，利用他的影響力為她找到一個工作。就莫妮卡而言，這個念頭根本就沒出現過，後來因為特里普和獨立檢察官，這事才重要起來。

1月8日，她簽署文件的第二天，在紐約參加了MacAndrews&Forbes第二度面試。莫妮卡對她的審訊很悲觀，覺得面試的結果也不會好，於是給喬丹——他是MacAndrews&Forbes子公司露華濃的董事會成員——打電話訴說失望之情。喬丹就打電話給公司主席和CEO羅納德·帕勒曼，推薦莫妮卡這個“我覺得非常傑出的聰明小姑娘”。帕勒曼馬上將這個評語轉告給剛剛面試莫妮卡的主管賈米·杜爾曼，告訴他“看看我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其實，喬丹的干預完全沒必要，等到斯塔爾法官插手后，他這麼做反而把水攪混了。杜爾曼對莫妮卡印象非常深刻，帕勒曼打電話來之前，他已經和露華濃的同事討論，把信息部門的一個空位給她。第二天上午，MacAndrews&Forbes的一個低層主管和兩名露華濃的主管再次面試了莫妮卡，馬上敲定了工作。她喜歡他們，他們也喜歡她。這天後來，他們正式通知莫妮卡去公共關係部工作，年薪4萬美元，多於她在五角大樓的收入。莫妮卡又激動又興奮，正式接受了這份工作。

同一天，她打電話把這消息告訴了喬丹，下午喬丹打電話告訴貝蒂“任務完成”。他還把消息告訴了他的朋友總統先生，後者的回復很簡單：“非常感謝。”

一回到華盛頓，莫妮卡就和喬丹碰面，比以前幾次都要久，也更有情緒。她送給他一條領帶和一塊手帕，是感謝他幫助的小小禮物。“他們都說要為我做點什麼，你是惟一一個做到的。”她告訴他：“你是惟一一個真正幫上忙的。”喬丹折得手指啪啪作響的時候，她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和總統的努力做個比較。

無論是工作還是愛情，這個女孩都像一個不幸的灰姑娘，最後終於要去舞會了。雖然她把心留在了白宮，收拾包裹準備去紐約，安慰自己去適應沒有“英俊的”的生活，可是這出童話沒有快樂結局，兩個醜陋的姐姐，特里普和盧西安·戈德柏格，確保莫妮卡去不了她的舞會。

周五，1月9日，小心翼翼的莫妮卡最後還是打電話給特里普。說著說著，莫妮卡覺得好像基督教科學派那個牧師的建議奏效了。特里普不知為何改變了策略，現在又表示她決定對嘉芙蓮·威利含糊其詞，還暗示她在作證時不會提到莫妮卡。最後，看上去似乎莫妮卡上岸了，其實恰恰相反，她被引到了陷阱。

特里普過去總是夸夸其談她那“不祥的感覺”，說是一個精神異常者賦予她這種能力，她曾經告訴她，她的一個朋友會因為她的話而陷入危難之中。不過，真相是她早已解僱了自己的律師科布·巴赫，因為後者威脅要找總統的律師鮑伯·貝內特去解決瓊絲案。特里普和戈德伯格想要的不是解決，而是故事。在莫妮卡這次和她談話前，特里普已經通過戈德伯格的關係聘用了一個新律師詹姆斯·穆迪，他們打算聯繫獨立檢察官肯尼斯·斯塔爾。

莫妮卡在談話時，有意避免激起特里普的忌妒心，把在紐約的成功說得微不足道，只是可能找到一份臨時工。特里普也吹噓說，有人建議她去紐約找份公共關係方面的工作，因為她有這方面的才華。這讓莫妮卡嚇了一跳，她一直擔心特里普想照搬全抄她的生活。

為了製造假相，讓特里普誤以為自己還佔據主動，莫妮卡說她還沒有簽署那份書面陳述。“莫妮卡，答應我，除非你找到工作，否則別簽那份文件。”特里普告訴她：“告訴喬丹，你不找到工作是不會簽那份文件的。”為了讓她開心，莫妮卡裝作同意了。

特里普堅持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只有證明莫妮卡用沉默換來一份工作，躲在暗處的總統和喬丹才會因為妨礙司法公正而被捲入此案，斯塔爾檢察才能擴大範圍，最終達到彈劾總統的目的。因此，特里普需要獨立檢察官斯塔爾的幫助才能設計如此精密的情節，令人覺得奇怪的是，而這時還沒有到官方宣佈的斯塔爾的出場時間。

電話里，兩人同意這周晚些時候見面，這是莫妮卡的提議，她現在徹底不相信特里普了，覺得面對面交談更能讓她控制局勢。這時，她已經開始懷疑，特里普老是如此神神秘秘的就是想錄下她們的秘密談話。她打算等特里普去洗手間，就檢查她的手袋，如果發現有錄音機就拿掉。然而，她做什麼夢都難以想像，自己朋友的陰謀到底有多麼龐大。

無論莫妮卡是否懷疑甚至知道，對特里普奇怪的前後轉變多加註意總是對的。如果有先見之明的話，考慮到獨立檢察官馬上就到，特里普這種思想的轉變非常可疑，很可能是一個誘人上鉤的陰謀。特里普11月就發現，在他人不知情和不同意的情況下，錄音是違反馬利蘭州的法律的。因此，這個能證明她如此誠實正直的所謂“保險政策”，不僅不能保護她，反而能把她送進監獄。根據戈德伯格的說法，當特里普的前私人律師巴赫發現這些非法錄音，當時就一怒衝天，叫她停止。結果呢，她解僱了他，轉而聘請了穆迪。

雖然不能阻止她停止錄音，可能被指控還是很明顯讓特里普緊張萬分，她要戈德伯格找到獨立檢察官的聯繫方式，希望可以和他們檢察團合作，從而豁免對她非法行徑的指控。

因此1998年1月12日，根據特里普和獨立檢察官辦公室（OIC）共同的說法，她打電話到OIC，告訴調查員，總統和一名政府女職員有染，這名女職員也接到了葆拉·瓊斯案的傳票，總統和維農·喬丹要她在這個事情上撒謊。她還補充說，自己有20小時談話的錄音帶作為證

據。電話里，她還說那名職員已經簽署了一份偽造的書面陳述，雖然後來幾次談話中，她咬定莫妮卡是在喬丹給她安排了工作后才簽署文件的。

一生中僅有的一次，特里普成為注意焦點。她給OIC打電話后一個小時，6名聯邦調查員和1名FBI幹員就來到她在馬利蘭州哥倫比亞的家裏，聽取她的故事。後來才暴露出來，斯塔爾辦公室如此熱情高漲，是因為他們早就從葆拉·瓊斯的律師那裏聽說了莫妮卡和總統的事情。特里普那夜都在向他們彙報情況，說出她所知道的一切。不過，表面看來，她的口頭證詞和錄音帶證據並不充分，特里普答應調查員的要求，在和莫妮卡的面談中帶上竊聽器，這樣OIC就能聽到和記錄她們的談話內容了。

特別調查員的到來，讓特里普的故事有了新的意義。不再是關於一個人的背叛，出本“說出一切真相”的書撈上一票；而變成了一個捕獲總統的圈套。獨立檢察官，這個在克林頓傳記中，被痛恨的由總統自己後悔任命的人，現在出場了。他讓特里普用竊聽器錄下了幾次致命的談話。於是，歷史就這樣在兩個女人的談話中，開始發生改變。

之前四年，調查“白水事件”的獨立檢察官、特別調查員肯尼┧埂お斯塔爾，一個南方人，右翼的浸信會教友，狂熱地尋找總統過失的證據（“水門事件”后，1978年成立了特別調查辦公室，特別用來調查政府行政人員在任期內的問題）。斯塔爾原本是負責調查白水土地交易醜聞——克林頓和希拉里都牽涉在內——還負責收集各種犯罪證據，特別是關於總統的。現在，他出場了。

1998年1月前，花去整整4年和4000萬美元納稅人的金錢，他的調查一無所獲，因此特里普的電話不啻於天降甘露。如果她的說法和證據都確實的話，斯塔爾最終還是掌握了總統犯錯的證據，雖然和“白水事件”八竿子都打不着。他的調查員們對特里普關於喬丹給莫妮卡找工作的故事特別感興趣，因為“白水事件”調查時，喬丹的名字也在其中，牽涉到向前聯邦首席檢察官韋波斯特·哈貝爾付封口費的事件中。

每次斯塔爾想擴大調查範圍，都必須申請法律批准，所以他必須要找到一些把莫妮卡·萊溫斯基和“白水事件”聯繫起來的證據，維┡·喬丹就是這個人，他能讓斯塔爾把正在進行的一樁可疑土地交易和所謂總統的腐朽愛情生活聯繫起來。

根本上，如果能發現總統通過喬丹為莫妮卡找到一份工作，作為她沉默不語的回報，那麼他就犯下濫用權限的錯誤，在斯塔爾看來這是一項可引起彈劾的罪名。因此，特里普的錄音帶和證詞的重要性，就在於解釋了喬丹到底在莫妮卡找工作時起了什麼作用。然而，就像離開說話語境，錄音帶的內容就發生偏差一樣，錄音帶給出莫妮卡在1997年秋季的生活圖景也有許多問題，經過特里普的拚命掩飾，這個具有欺騙性的錄音帶，向肯尼斯·斯塔爾誤傳了事件的真相。

要麼無心插柳，要麼有意栽花，特里普沒錄或者毀掉了許多重要的談話。那些談話足以大大降低莫妮卡·萊溫斯基在斯塔爾調查中的戲份，能顯示喬丹參與進來完全是莫妮卡自己提出來的，而且顯然是遠遠在她、總統或喬丹知道她會被牽連進瓊絲案以前發生的。明顯漏掉的還有特里普在1997年10月6日和朋友凱特·弗里德利希的談話記錄，在這次談話中，弗里德利希談到莫妮卡被列入白宮的黑名單。就像弗里德利希後來澄清的那樣，這是一個謊言，特里普有這種明顯的撒謊，就該降低她作為一個證人的可信度。根據斯塔爾報告，FBI後來調查顯示，錄音帶很可能被篡改或複製過，如果這是真的，就意味着特里普在宣誓的情況下，在大陪審團和FBI面前撒謊。

就像一個評論家埃利斯·埃克曼說的那樣：“錄音帶展示的內容不是關於什麼非法性行為或妨礙司法公正的，而是女孩間的談話，被那個心計頗深的特里普引出火花，而為獨立檢察官、葆拉·瓊斯的律師提供材料，還有最有用的，為一本書提供素材，這本書描述了特里普如何揭露一個妨礙司法公正和掩蓋非法性行為的大陰謀。”

對斯塔爾來說，這麼早行動是一場賭博。其實，他為了抓住那個他懷疑犯了法的人，不惜違反規則。技術層面而言，獨立檢察官只有權力調查“白水事件”，因此當特里普按照斯塔爾的要求，帶上竊聽器去記錄和莫妮卡的談話時，他的行為越過了權限。許多人質疑說，他超越了自己的管轄權去搜尋可能的證據，以讓首席檢察官熱內·雷諾相信他應該把莫妮卡·萊溫斯基也歸進自己現有的調查中。

1998年1月13日，周二，特里普衣服里裝着竊聽器，到五角大樓城的麗池卡登酒店和莫妮卡吃午餐。她見面先吻了她的年輕朋友，知道這時候，OIC調查員正在酒店上面的房間裏監聽她們的講話。

這次見面冗長而脆弱，持續了三小時，特里普讓莫妮卡整個描述了她和總統的整段事情。莫妮卡按照自己的計劃，在特里普去洗手間時檢查了她的皮包，當然她找不到錄音機，因為麥克風和發送機都裝在特里普身上。莫妮卡又說了她以為特里普喜歡聽的話，輕描淡寫地談了她的新工作，然後驚訝地回答了無數關於總統和維農·喬丹的問題，終於她又用了那招感情攻勢，說她精神太緊張了，她母親不得不送她去醫院服用鎮靜劑。

正是這頓午餐，她的談話里摻雜着大量謊言和誇大，也讓她無意中控告了自己。樓上，那些監聽的調查員馬上意識到，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去申請擴大調查範圍了。要命的是，她還向特里普重複了那個謊言：她打算直到喬丹——她上午送謝禮的時候剛見過他——給她找到工作才簽署那份書面陳述文件。對監聽人員而言，這就是證據，能證明總統濫用權力，讓喬丹為和他有染的女人牟取利益。

莫妮卡的謊言帶來幾個大問題。她根本不知道OIC的人在場，告訴特里普說自己還沒有簽署書面陳述。問題是，如果沒有第三方告訴真相的話，斯塔爾方面怎麼可能知道文件早已簽署了？還有一方是誰？葆拉·瓊斯的律師們？那時，莫妮卡已經簽署文件6天了（1月7日簽的），瓊絲陣營肯定早已收到了莫妮卡律師傳真過來的那份假書面陳述的複印件。只是，瓊絲的律師們是由右翼機構、也是積極反克林頓勢力的拉特福德協會提供經費的，他們和OIC的合作到底有多深，是一個秘密。這也帶來一個問題：獨立檢察官到底有多“獨立”？

莫妮卡發現，這段午餐吃得又生氣又糊塗。特里普根本沒站在她這邊，似乎又退了回去，反覆在莫妮卡書面陳述的內容上糾纏不清。整整三小時，特里普都友善大方，充滿同情，同時也施展着陰謀詭計，她肯定自始至終都清楚，自己正在把莫妮卡引向一條通往監獄的不歸路。

不像戈德伯格或伊斯科夫，特里普非常了解莫妮卡，也喜歡她的朋友，不過她還是打算把這個幼稚、脆弱又容易輕信的年輕女孩扔向那群法律之狼。莫妮卡發現，回首那段悲傷歲月很難不怒氣衝天，別提原諒了，她根本難以理解特里普的背叛或隨便給那種行為起個什麼說法。“我對她很好，她知道我這人的弱點。我無條件地信任她。她卻只是因為怨恨和嫉妒而出賣了我。我不知道，她晚上怎麼睡得着，怎麼敢照鏡子。她真是一個噁心、卑鄙、無恥、惡毒的小人。”

那段致命午餐的第二天，1月14日，周三。上午，兩個女人又聊了一次。莫妮卡告訴特里普自己打算簽署書面陳述文件了，另一方面，特里普則說她想找一個新律師，原來那個太“中立”了。兩人沒一個在說真話。

這天上午她們又聊了好幾次。莫妮卡繼續編造着她打算簽署文件的把戲。特里普則問莫妮卡，是否願意作為她的道義支持，開車送她去律師辦公室，這個女孩還和以前一樣好心，就答應了。不過，莫妮卡做之前，卻說她想到一個好主意：根據她們的談話和自己在寫作書面陳述時學到的經驗，整理出特里普會在她的書面陳述里講到的幾點。然後，她花了兩三小時去勾勒她覺得特里普應該涉及的幾個方面和一些觀點，後來這些被稱為“談話重點”的觀點非常有名。而且，她還寫了兩個版本，一個供特里普在車上念，另一個則讓特里普交給她的律師，作出好像她親手寫的那樣。

就像莫妮卡最近一個月一直爭辯的那樣，這文件基本上都集中在談嘉芙蓮·威利的問題，只是偶爾涉及到另一個女人，特里普一度覺得那個女人非常重要，後來發現是個“大騙子”，而且視總統為草芥。這份三頁的提綱基本反映了莫妮卡對過去幾個月特里普所談到的維利的認識，既體現了她原來在《新聞周刊》那篇文章的評論，也有她私下的說法。同時，把問題集中在維利身上，莫妮卡就能撤離火線了。

醜聞爆發后，特里普公開質疑莫妮卡親手寫了這大綱的說法，她的推論顯然帶有誣衊性——大綱的思想過於精細有序。各種各樣的作者身份都被拿出來討論，從總統的律師鮑伯·貝內特、白宮律師部門的布魯斯·林賽到維農·喬丹，甚至包括總統自己。一個評論家說：“如果真是莫妮卡·萊溫斯基寫的，她就是一個精明的律師。”

不過，就算草草一瞥特里普錄音的那段草稿，讀過《新聞周刊》的那篇文章，了解莫妮卡剛簽署的那份文件的結構，就該知道只有她才可能是作者。其實，一個事實足以證明她的作者身份：離她建議到最後完成文件只有短短几個小時，就算了解背景情況，也沒有哪個人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完成如此全面的一份文件。這只是又一個針對莫妮卡的謠言，一個花了幾個月時間才澄清的謠言。

特里普看到“說話重點”，就告訴莫妮卡她覺得“實在精彩”。她讀了每一個點，還喃喃自語着“對，對”。然後，她告訴莫妮卡自己已經解僱了律師科布·巴赫，新律師詹姆斯·穆迪是她家的一個朋友。其實，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她的新律師詹姆斯·穆迪comecourtesyof來自盧西安·戈德伯格的關係。

這天後來，兩個女人又談了一會兒。如今處於OIC庇護下的特里普又想誘使莫妮卡去陷害自己。她說的話讓莫妮卡——她不了解內┣欏—覺得實在荒謬。比如，她建議莫妮卡和總統真正地干一回，這個主張對一個了解她們關係每個細節的人來說實在太怪異了。

被特里普的言行搞得頭昏腦漲，精疲力竭，莫妮卡最終想到了對付她這個古怪朋友的辦法。如果特里普的證詞真的針對她，那麼她或者乾脆否認說過和總統有染的任何話，或者就承認是自己編造了謊言，承擔起所有責任。

太晚了。第二天，1月15日，葆拉·瓊斯的律師們已經收到戈德伯格家族所屬快遞公司的記錄，正是特里普向莫妮卡建議的那家。合法文件顯示莫妮卡向白宮送出多個包裹。同時，

米高·伊斯科夫打電話給庫里，纏着她問這些神秘包裹的詳細情況。

過去幾個月，特里普和她的陰謀同黨已經編好了繩子；過去幾周，特里普打好了繩結；就在幾小時后，1998年1月16日，周五，五角大樓城麗池卡特酒店1012號房間，特里普會看着FBI探員和OIC一起把繩圈套向莫妮卡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