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普的罪
在與總統結束了他們一年半的感情后，莫妮卡幾乎已經崩潰了，可是她的家人和朋友卻鬆了一口氣，她們想，經過了這麼久，她們的莫妮卡終於可以放下這段感情，去尋找真正屬於她的人了。
在過去一年來，瑪西婭使盡了各種招數，想要讓女兒放棄這份可望而不可及的感情。為了讓女兒擴大她的社交圈子，多認識一些老實可靠的單身男人，她替莫妮卡在各種社交團體
中報了名，還郵購了各種關於徵婚交友的小冊子。她甚至為女兒買了本書，上面專門談到了人們應該怎樣從一段不能自拔的感情中走出來。所以，當母親發現莫妮卡開始和道格·威利，一個35歲的小政客交往時，她感到極其高興。可是沒過幾天，這段關係便無疾而終。
莫妮卡迫切需要朋友的開導與關心，可是令整件事情雪上加霜的是，她的好友正在紛紛離開華盛頓。她最好的朋友嘉芙蓮·奧爾黛·戴維斯搬去了東京，現在她們之間的溝通只能通過互發電子郵件進行；內莎·迪曼·埃布蘭德之前住在紐約，相對來說離莫妮卡還算近一點，可是最近又搬回了洛杉磯。這意味着，除了阿希莉·雷納斯，在華盛頓她已經沒有一個好友。
連莫妮卡的親人們都正在離開華盛頓。1997年夏天，她的母親準備搬去紐約，因為她發現自己孤獨了這麼久的生命里，終於出現了一個可以重新讓她心跳加速的男人，她想住得離這個男人近一點。前不久瑪西婭剛剛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著作，《三大男高音的私人生活》，書上講述了卡雷拉斯、多明戈和帕瓦羅蒂的人生經歷，在這本書的首發儀式上，她認識了彼得·斯特勞斯，一個富有而且很有魅力的紐約民主黨人。這年9月初，瑪西婭便搬到了第五大道旁邊的一個小公寓裏暫住，現在，只有莫妮卡一個人住在那套水門大廈的公寓裏了。
當然，莫妮卡還有她的黛布拉姨媽，可是黛布拉畢竟還要料理家事，不能經常從弗吉尼亞州趕來聽莫妮卡訴說她的心事。事實上，黛布拉非常清楚，莫妮卡僅僅有她還是遠遠不夠的，她不能給莫妮卡太多建議，也無法做一個道德方面的導師，她能做的無外乎是當一個共鳴箱，莫妮卡可以將所有心事全都說給她聽，而她只會表示對莫妮卡的同情，並不會做出任何判斷和批評。黛布拉覺得事到如今，有她沒她已經沒有多大分別，莫妮卡畢竟還是需要自己從這件事中走出來，所以她去華盛頓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少。莫妮卡卻根本無法領會親友的用心，她只是覺得自己孤獨無助，連一個聽她說話、為她出主意的人都找不到。
母親懂得女兒的苦悶，也知道她有多麼孤獨，她非常擔心莫妮卡的情況，她說，“我一直想方設法想要轉移莫妮卡的注意力，我們當初的想法很簡單，要麼說服她離開華盛頓，要麼讓她認識別的男人，只要她不再沉迷於這件事上就好。我們曾經勸說她搬到紐約，和我一起住，我們還跟所有朋友打聽，問他們是否可以給莫妮卡介紹些年輕的好男人，我還挖空心思，想要勸她參加各種社交活動。你知道，以我的個性，我只能想着讓她不要在那段感情上糾纏不清，想讓時間沖淡這一切痛苦。所以我常常對她說，我們一起出去旅行吧，我們去參觀博物館吧，我們去參加這個派對吧，諸如此類。”
莫妮卡卻一頭扎進了死胡同里。儘管碰到了那麼多障礙和曲折，莫妮卡仍然想找到一份工作，無論做什麼，只要能回到白宮就好，只要她能靠近那個她深愛的男人就好。她的心意在1998年8月6日，在大陪審團前作證時說得很明確，當時她說，“這一點，我也曾反覆對總統澄清過。對我來說，將他留在我的生活中，遠比……遠比弄到一份工作要重要得多。”如果有可能，莫妮卡甚至願意毫不猶豫地做一份薪水比現在更少、職位比現在更低的工作，只要可以讓她重返白宮。事實上莫妮卡本來就對金錢沒有多少感覺，她的工資雖然一直都不高，可她從來不覺得自己需要錢。莫妮卡走上了一條充滿絕望的道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她不斷為自己的境遇感到失望、憤怒和抑鬱。與此同時，她仍然對總統抱着一線希望，她認為他還有可能回到自己身邊，她拿當年與安迪·布萊勒在一起的經驗作例子，當時安迪也曾經不止一次要跟她分手，可是後來，哪一次不是他主動找到她，說要與她複合的呢？只要，只要她有辦法重返白宮，她就有把握不斷見到比爾·克林頓，到時候他肯定會重新發現他是多麼愛她、需要她。
5月底，就在克林頓要求與莫妮卡分手前幾天，她又得到了一個新的工作機會。白宮國家安全理事會正缺少人手，如果她成功得到了這個機會，就可以直接為國家安全顧問桑迪·伯格工作。這份工作不僅可以為莫妮卡提供種種機會和挑戰，而最讓她感到興奮的是，她將有機會與桑迪·伯格一起搭乘空軍一號，那可是總統的專機。莫妮卡對這個工作感到了極大的興趣，而特里普又在一旁煽風點火，一再跟她說，憑她的資歷，她肯定會是這個工作的不二人選。
就在總統與她分手后一周，5月30日，莫妮卡參加了一次面試。莫妮卡想起他曾經告訴她，只要她是在應徵白宮的職位，就一定要事先通報貝蒂·庫里，好讓他們心中有數。她還想起就在一個星期前，他曾經那樣深情地向她承諾，他們還是朋友，他會盡全力幫助她。這確實是莫妮卡一個很大的問題，她從來不會懷疑他對她說過的一個┳幀—對她來說，只要是他說的話，就意味着是一種極大的承諾。基於這種種信念，莫妮卡給他的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卻失望地得知，總統和貝蒂·庫里現在都不在。
在她接受了國家安全理事會（簡稱NSC）的第一次面試后，6月的第一個星期，她設法聯繫了白宮人事主管瑪莎·斯科特。自從3月份起，總統曾經數次向莫妮卡提起，他已經將她的事情全權委託給了斯科特，而且告訴她，他與斯科特是老鄉又是同學，她一定會非常留意莫妮卡工作的事情，可是斯科特的助手竟然冷冰冰地告訴莫妮卡，斯科特從未聽說過莫妮卡的名字，這讓莫妮卡的心一下子墜到谷底，她感到極度震驚。
又一次，莫妮卡與生俱來的悲觀情緒和不安全感，使她對斯科特的回應感到非常沮喪。之前，正是基於對總統無條件的信任，加上她自己也不清楚，總統是不是已經將斯科特當作自己人，對她說過了他與莫妮卡之間的事情。因此莫妮卡從未主動聯繫過斯科特，心甘情願地相信，總統和斯科特肯定一直在為她工作的事情操心。可是現在，斯科特竟然說她完全不知道有莫妮卡這樣一個人！莫妮卡開始懷疑，總統所作的承諾是不是都是假的，他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讓她回來，好完完全全堵上她的嘴。這種想法讓莫妮卡難以承受，她不願意這樣猜想，可又不能不從最壞的角度來懷疑那個她曾經如此信任的男人。
先是被人拋棄，后又發現這個人竟然有可能欺騙自己，莫妮卡痛苦萬分。加上華盛頓現在對於她來說，幾乎可以稱之為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一個對她知根知底的好友，莫妮卡發現，現在她只能求助一個人，只有這個人可以安慰她、鼓勵她：琳達·特里普。1997年夏天，莫妮卡的母親已經搬去紐約，而且開始計劃與彼得·斯特勞斯共同生活，莫妮卡越來越依賴特里普。
兩個女人反覆討論着克林頓，她們不斷聽着總統的每一通電話、每一句留言，分析着他曾經說過的每一個字。莫妮卡變得非常病態，她覺得自己正在從總統簡單的一句說話中體會出微言大義。（後來他對她說，他沒有想到莫妮卡竟然會那樣重視他所說過的話，從他的這句話來看，莫妮卡是將她的希望搭建在一片搖搖欲墜的沙土基石上。）特里普鼓勵莫妮卡找總統算賬，憑什麼他可以耽誤她，阻止她回白宮？他曾答應她在1996年11月，大選結束后就把她弄回白宮，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動靜？特里普說，她很難理解為什麼這件事拖了這麼久還沒有一個結果，白宮每時每刻都在創造着就業機會，總統竟然花了這麼長時間，依然沒辦法給她解決工作，這實在是“荒謬之極”。
1997年6月9日前後，在瑪莎·斯科特辦公室受到冷遇和奚落後，莫妮卡百感交集。在特里普的“幫助”和催促下，她給總統寫了一封措辭尖銳的留言，上面寫道，假如他真的對她重返白宮工作一事深表關切，就應該幫助她得到這份工作。這條留言看來是起到了一點效果。因為沒過多久，瑪莎·斯科特就主動給莫妮卡打來電話，並且為她的“疏忽”而表示道歉，她說，她本人剛剛做了個手術，回辦公室沒多久，事情太多，所以忽視了莫妮卡。
這是一次友好的交流。斯科特說，她其實早就知道莫妮卡了，可是她的助手工作粗心大意，沒有整理好莫妮卡的資料。有趣的是，在對大陪審團作證時，斯科特否認了總統曾讓她替莫妮卡找工作的說法，她僅僅承認了一點：就在她與莫妮卡通電話前一天，貝蒂·庫里曾給她打來電話，貝蒂說她的一個年輕朋友不喜歡五角大樓的工作，請斯科特幫這位朋友留意一下白宮的工作機會。
幾天後，6月16日，莫妮卡在斯科特辦公室里見到了她。在這次面試中，斯科特對莫妮卡本人的興趣顯然超出了她對對方工作經歷的興趣。斯科特向莫妮卡詢問了很多關於她與總統之間關係的問題，並且問她為什麼會離開白宮。莫妮卡只好編造了一個聽起來很純潔的故事，她說，她與總統之間確實非常友好，這讓白宮裏的一些高官，尤其是伊芙琳·利伯曼覺得很難接受，他們認為她的舉止“不合常規”。斯科特同時還對莫妮卡為什麼這麼急於回到白宮也表示出了極大興趣，尤其是莫妮卡曾經反覆表示，她願意在白宮做薪水和職務更低的工作。在斯科特看來，五角大樓無論如何不能算是一個一無是處的地方吧，至少，那裏的停車位就比白宮多。
莫妮卡不希望斯科特問她這麼私人的問題，尤其是那些與總統有關的問題。6月17日她在給嘉芙蓮的電子郵件中寫道，“我覺得很鬱悶，那些問題根本就不是她應該問的……”雖然她接受了國家安全理事會兩次面試，並且上了最終的甄選名單，可是，莫妮卡最終還是沒能得到這份工作。她打電話向斯科特問及此事，可是斯科特卻表現得非常無辜，後來，斯科特將這次談話稱為她有生以來“最晦氣”的一次談話。在電話里她告訴莫妮卡，不僅國家安全理事會的工作已經被別人搶先拿到了，而且她回到白宮的另外兩個機會也已被人捷足先登。這兩個職位在白宮的政治術語裏稱為“借調”，也就是說，將人員臨時借調到白宮的某個部門，待到時機成熟，有可能會將他們轉成白宮正式工作人員。
之後，莫妮卡給嘉芙蓮·奧爾黛·戴維斯發了封電子郵件，她在信中表現得迷茫，思維很混亂，讓人感覺她甚至有可能想不開尋短見。在信中她說，“今天我才知道，我沒有得到NSC的那份工作……我覺得我應該徹底放棄了。我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是好。我覺得我這個人真是麻煩，一會兒說這個，一會兒又會完全改變主意。”
嘉芙蓮當然支持莫妮卡放棄這一切，重新開始的決定。兩天後她回了封電子郵件，寫道，“莫妮卡，你的電郵讓我覺得很難過。我為你所碰到過的這些波折而傷心。我給你的意見是，你真的應該趁這個機會徹底放手，如果不這樣做，你的面前就仍然會充滿陰雲，而且你的心情也不可能好起來……我不希望你像現在這樣不開心，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放開這一切。”
這次會面后，莫妮卡仍然給斯科特寄了封她自認為“裝腔作勢”的感謝信，可是事實上，斯科特所說的話使得莫妮卡心中疑雲密佈，她在想，在過去的這三個月裏，總統是不是一直在騙她，莫非他從來就沒有為她找過工作？安迪·布萊勒曾經對她說過謊，曾經無數次地欺騙過她。比爾·克林頓也是這樣的人嗎？
無論莫妮卡奔向哪裏，哪裏的大門似乎都重重地在她面前關上。
6月24日，莫妮卡給貝蒂·庫里寫了封信，她訴說了自己與斯科特那次令人失望的會面，並且表示總統不願意見她，這令她非常痛苦。同時她向貝蒂透露，斯科特似乎在不停追問她與總統之間關係的問題，希望貝蒂重視斯科特的這一舉動。莫妮卡沒有在信中提起的是她對斯科特與克林頓的懷疑，同時她相信斯科特並不適合幫助自己找工作。在這封信的最後，她寫道，“貝蒂，我覺得非常沮喪和難過。我特別不明白，為什麼他要故意對我裝聾作啞，為什麼對我的遭遇沒有一點反應，為什麼要故意拉開與我的距離。他為什麼不理我了？我根本就沒做什麼錯事啊……我永遠不會做任何傷害他的事情……我真的很迷惘，不知道該怎麼辦。”
6月29日，在琳達·特里普的鼓動下，莫妮卡又親筆寫了一張字條，送給總統本人，她想要說服總統見自己一面，與她一起討論一下找工作的事情。在信中她這樣寫道：
親愛的英俊先生：
我真的需要與你討論我現在的情況，我們之間有五個多星期沒有聯繫了……請不要對我這樣殘忍。我覺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覺得我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人。我明白你有多麼辛苦，可是，我只是想跟你說說話，找一個解決的方法。最後一次，我乞求你（開始她在這裏寫道，“從我內心深處”，可後來又被她自己塗掉了），星斯二晚上我可以簡短地與你見一面。
有一點值得注意，這封短訊中，“我覺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覺得我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人”這幾句話，是特里普加上的。
第二天，莫妮卡給貝蒂·庫里打電話，貝蒂只是簡單地告訴她，現在總統太忙，沒法抽時間與她見面。從這一刻起，莫妮卡開始陷入瘋狂，她說，“這時我真的覺得很憤怒，我已經完全不理智了，那時候的我只能像一個臭蟲一樣纏住貝蒂。”有一次，莫妮卡甚至在電話里對着貝蒂大哭，好在貝蒂是個非常鎮定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在電話里慢慢安撫了莫妮卡的情緒。更讓莫妮卡感到屈辱的是，她後來才得知，在給總統寫信的次日，她給貝蒂打電話，總統當時竟然就站在貝蒂身後。貝蒂安慰她說，總統會在一兩天後給她打電話，可是他始終沒有聯繫莫妮卡。
好友嘉芙蓮雖然遠在千里之外的東京，她還是敏感地體會到了朋友的情緒，7月2日她又給莫妮卡發來電子郵件，焦急地勸說她離開華盛頓，她寫道，“莫妮卡，現在我真的為你感到擔心。我還是覺得，你應該離開這個地方，至少不要再在政府部門工作了。我感覺你已經處在了危險中，你的心理狀態非常不對頭。我感覺你現在非常非常痛┛唷…我不能不為你擔心。”
給總統寫了那封短訊后，莫妮卡耐心等待了兩天，當她意識到總統仍然不願意理睬她時，莫妮卡勃然大怒。7月3日，莫妮卡早上一醒來，就決定再給他寫一封信，將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訴他。這封信她寫了整整三頁紙，開頭的稱呼也不像原先那樣親熱，改成了生硬的“親愛的先生”，在信中，她批評他食言，答應為她在白宮找工作，可過了這麼久都沒有兌現，同時還憤怒地講述了自己在瑪莎·斯科特那裏受到的冷遇。她並沒有想到要威脅他，可是為了讓總統重視她的來信，她還是提醒他注意，她在1996年4月離開白宮時，是眾人公認的“好女孩”，同時暗示他，父母已經再三追問，不明白為什麼她沒辦法回白宮，假如被他們逼急了，她也只好向父母承認他們的這段關係。現在莫妮卡的解釋是，“我只是想讓他明白，不給我幫忙會給他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她還第一次向總統提出了另一種可能，假如她真的沒辦法回白宮，那麼，總統至少可以幫助她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找一份工作。她回憶說，“這封信里，我確實說了一些很過分的話，但我所說的一切都是出於真心。我告訴他，他現在給我的感覺很像是我的母親，和她一樣，他也是一個鴕鳥，碰到問題時從來不肯大膽面對，而是一味地將頭埋進沙子裏。我還在信中說，如果他不想讓我回白宮，就直接對我說實話。”最後在信中她寫道，她是一個聽任自己的心聲做事的人，之所以還會給他寫這封信，這是在給他最後一個機會，允許他補償以前犯下的過錯。
她將信放在一個大號信封里，上面寫着“P先生收”，“P先生”是莫妮卡與總統之間的暗語，指的就是“總統先生”（譯者註：英文裏總統的第一個字母就是P）。然後她在白宮的北門，將信遞給了貝┑佟お庫里。這一次總統的反應倒是很快，幾個鐘頭后貝蒂就打電話給莫妮卡，讓她在次日上午9點半到白宮來。第二天是7月4日，美國獨立日，在這一天，美國各地都會放煙花、舉行各種慶祝活動。
終於在她的各種手段下，與總統見面了。但很快，威利的麻煩使特里普變成了她最危險的朋友，總統正在感受到強大的威脅。1997年8月初，《新聞周刊》刊發了威利與總統性騷擾案的文章。特里普作證說，當威利走出橢圓辦公室時，她“衣衫不整，臉上泛着紅暈，嘴上的口紅不見了。她看起來非常慌亂、快樂而且喜氣洋洋。”這段話足以證明總統和威利之間確實曾經單獨會面，可卻與她受到總統性騷擾的說法互相矛盾。
他從辦公室里走出來，冷冷地看着莫妮卡，目光從上掃到下，然後才喊她進去。正準備走進裏面的書房時，貝蒂小聲地對莫妮卡說了句，“記住——無論如何都不要哭。”然後她便回到秘書辦公室，讓總統與莫妮卡單獨說一會兒話。他們坐在原先熟悉的位置上，總統坐在他的大搖椅上，莫妮卡則坐在他右邊一把黑色的轉椅上，接着，他用責備的語氣說，“我有三件事要說給你聽。第一件事，威脅美國總統是一件不合法的事情。”莫妮卡立刻憤怒地反擊說，“我根本沒有威脅你。”“第二，”總統根本沒有理會莫妮卡的辯解，繼續自顧自地說下去，莫妮卡注意到他的聲音聽起來很緊張，“你寄給我這樣一封信。”莫妮卡第二次打斷了他的話，她問他究竟有沒有將這封信從頭到尾讀完，他回答說，他只看到第一段，就把它給扔了。他沒有說他的第三點意見，而是對自己的前女友發表了一篇措辭激烈的演講，他說他根本就不應該用那種態度跟他講話，他說他確實曾經幫助過她，他說她根本不應該將這種極端的情緒寫在紙上，他還說她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感恩。莫妮卡則反唇相譏，同樣說了一長串話數落他的不是，其中問題的核心還是他沒有幫自己找到工作。說著說著，她就完全忘記了貝蒂的叮囑，流下了眼淚。
見到女孩子流淚，總統好像一下子心軟了，他向她走近，然後開始擁抱她，輕撫她的頭髮，低聲說著，“你不要哭了，好嗎？”她緊緊依偎在他身旁，將頭枕在他的肩上，正在繾綣之時，她卻突然發現外面有一個花匠正在幹活，於是她建議總統換一個地方。他們走到了浴室附近，他倚在門上，緊緊摟着莫妮卡，然後對她說，“莫妮卡，你得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控制你自己，因為你這樣一鬧真的會嚇壞人。我了解你，可以勸你控制住情緒，可是別人碰到這種情況會怎麼想？比如貝蒂，如果她現在看到你這樣，你該怎麼解釋？”
他們開始漸漸放鬆了下來，輕聲地說著話，他仍然用手攬着她，輕輕撫摸着她，這讓莫妮卡覺得很浪漫，也讓她體會到了總統對她的感情和需要。她說，“這一刻，在他的懷裏，我體會到了從未有過的滿足，這種感覺支撐着我走過了接下來的好幾個月。他是那種可以讓你感到滿足、感覺安慰的男人，至少我是這樣覺得的。”他不斷對她甜言蜜語，讚美她的美麗，為她描繪未來的一副美好前景，還適時地向她抒情，他說，“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和你在一起。”莫妮卡回答說，“也許三年後就可以了，”她的潛台詞是三年後，他將不再是總統，到時他就應該會有更多私人空間和時間。他的回答卻並不那麼令她滿意，他說，“我不知道，也許三年後我會獨自一個人。”接着，她開玩笑似的描繪了他們在一起的前景，說，“我覺得我們會是一對好組合，”他對此的回答是，“沒錯，可是你也得想想我們的年齡差距，等我到了75歲時，也許每天得有30次小便，到時候我們怎麼辦？”她堅定地說，“我們總會找到解決的辦法。”聽到這句話，他微微笑了一下。
莫妮卡談到了他的婚姻，在此之前，這個話題幾乎是他們之間的雷區，她告訴他自己的想法，“我知道這不關我的事，可是我認為你和你妻子之間存在着一種感情，這種感情也許是大多數人都無法理解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她看起來實在太清醒、太強悍了。你是一個其實非常需要愛和關懷的人，而且絕對應該得到這些，可是她卻不可能用一種純粹的方式愛你、體貼你。我想，其實這個世界上你最愛的不是她，而是你的女兒。”
現在重新說起這次談話，莫妮卡說，“我只是將這麼久以來，自己對他的感覺說出來而已。童年時說謊的記憶，宗教帶給他的罪惡感使他會感覺，他不配擁有快樂。他有過一次又一次婚外情，這使他覺得無論在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有一種滿足感，他反而因此而不安，覺得自己不配享有這一切。迪克·莫里斯（克林頓的前政治顧問）就曾經說過，總統一方面擁有
‘星期六夜晚個性’，也就是說，他會像周末銳舞派對那樣，瘋狂地沉溺於他的慾望；另一方面他又擁有‘星斯日上午個性’，他會在星期日早上去教堂做禮拜，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懺悔。我很同意這種說法。”
這天的見面是一次激烈的情感碰撞，讓莫妮卡感覺更加困惑，在他描述了她的美好前程后，她又一次地對他寄予厚望。那天下午她見到了朋友阿希莉·雷納斯，對她說了這次見面的事情，她還對朋友強調說，在她的心中她依然相信總統是愛着自己的。現在她才明白，其實她永遠都不會明白他的話，以及他說這些話背後的原因，她說，“除了他本人，沒有人真正明白他說這些話的意思。他是惟一知道事情真相的人，那就是，他從來都不會說一句實話。”其實，那些比莫妮卡·萊溫斯基明智的人，他們早就已經注意到了比爾·克林頓的性格，民主黨議員鮑伯·克里就曾經這樣評論過，“克林頓是個異乎尋常出色的騙子，異乎尋常得出色。”
在她離開總統辦公室前，莫妮卡對她談起了嘉芙蓮·威利的事情。莫妮卡一直很擔心這樁事件，因為琳達·特里普前不久還告訴她，那個記者，米高·伊斯科夫還在不停地窺視她，想要從她那裏挖掘到更多信息。莫妮卡擔心自己如果不事先警告總統，一旦這件事東窗事發，總統會對她感到失望。在此之前，她也跟特里普談過這個問題，特里普鼓勵她將此事通報總統。於是，莫妮卡對總統透露，她在五角大樓的一個同事最近被一個《新聞周刊》的記者纏住了，他在調查關於嘉芙蓮·威利的事情。莫妮卡試探着說，她不想讓他遇到跟瓊斯
案類似的麻煩，她自己猜測，假使能給嘉芙蓮·威利一份工作，也許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很圓滿的解決。
總統想了一會兒，然後向莫妮卡證實，威利曾在上周找到了橢圓辦公室行政主管南希·亨內奇，可是她說的情況與莫妮卡不大一樣。威利當時說，米高·伊斯科夫在不斷追蹤她，並且請亨內奇告訴她該怎麼處理這件事。莫妮卡立刻判斷出威利這是在說謊，因為她很清楚，早在三月間，威利就已經接受了伊斯科夫一個非正式的採訪，而且還向對方提供了幾個目擊證人的姓名，其中就包括特里普。莫妮卡堅定地告訴總統，威利這是想兩面討好，因為她明白自己的指控並不能站得住腳，她在五角大樓的那位同事已經對《新聞周刊》的那位記者表示，威利並沒有受到總統性騷擾。總統並沒有向莫妮卡表明，當時他究竟有沒有對威利上下其
手，只是簡單地說，威利根本就不是他喜歡的那一類型，因為她的胸部那麼扁平。
總統不知道的是，莫妮卡剛剛走出白宮，就將這次她與總統談話的全過程都告訴了特里普。特里普似乎只關注一件事情，那就是總統是否知道她的名字，當她猜想總統已經知道了自己是誰，立刻顯出了非常激動的神情。莫妮卡說，“現在我才知道，原來她也喜歡總統。很明顯，她對他懷有一種非常秘密的感情，一方面，她想要進入我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嫉妒我與總統之間的親密關係。”事實上，在向大陪審團作證時，琳達·特里普也曾厚顏無恥地聲稱，之所以她被趕出白宮，就是因為總統喜歡上了她，第一夫人因此大吃其醋。
就在幾天後，在距離美國3000英裡外的地方，莫妮卡再一次與總統相遇。他們一起參加了在馬德里召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莫妮卡是五角大樓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他們一起參加了美國大使館舉行的招待晚會，在晚會上，莫妮卡不斷與總統交換着會心的眼神。莫妮卡覺得很開心，這讓她想起了過去與總統調情時的那段快樂時光。當她還在西班牙開會時，琳達·特里普打電話告訴她，嘉芙蓮·威利的故事出現在了一個叫“德拉吉報告”的網站上，這
個網站是由馬特·德拉吉做的網站，上面全是些下三濫的謠言。很明顯，威利醜聞正在開始慢慢升溫。之後，莫妮卡還先後隨代表團出訪歐洲其他國家，包括匈牙利、烏克蘭和保加利亞。這次旅途結束時，她覺得自己已經累壞了，可是剛一回到家她就接到了貝蒂·庫里的電話，讓她去白宮見總統。
莫妮卡憧憬着這次相見，她想，既然獨立日那天與總統相見，他們在一起說了那麼多動情的話，而在馬德里的時候，他們又進行了幾次性意味濃厚的挑逗，也許現在總統與她分手的信念已經不像原先那樣強烈了。7月14日，剛剛與總統見面，莫妮卡就失望地意識到，總統並不打算與她舊情復燃。她又為總統準備了一件小禮物，那是她在布達佩斯買的一個小玩意兒，一個木刻的字母B，也就是總統名字比爾的縮寫，有趣的是，這個字母裏面還刻着一隻青蛙。在將禮物送給總統后，莫妮卡發現他對她的態度依舊很冷淡，很生疏。他們走進了附近的南希·亨內奇的辦公室，莫妮卡坐在沙發上，總統則坐在椅子上，在莫妮卡的一再要求下，他才不得不坐到了莫妮卡的身邊。
沒有一句含情脈脈的前奏，總統直接切入正題，他問莫妮卡，獨立日那天她說到的五角大樓
的同事，是不是就是琳達·特里普。莫妮卡承認正是她。於是總統告訴她，嘉芙蓮·威利的律師這周曾經打電話給南希·亨內奇，他表示《新聞周刊》的記者伊斯科夫已經知道了威利與亨內奇接觸的事情，並且指責白宮有意泄密。總統覺得很奇怪，因為只有四個人——他本人、亨內奇、威利和莫妮卡知道這件事，伊斯科夫是怎麼弄到這條新聞線索的呢？他因此推測，肯定是莫妮卡將這件事告訴了特里普，然後特里普又把此事轉告給了這名記者。莫妮卡承認了，可是她卻撒謊說，當初她跟特里普說這件事時，曾經強調她是從貝蒂·庫里那裏聽說的，而並不是總統親口告知。總統於是若有所思地問莫妮卡，“你信任這個女人嗎？”莫妮卡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同時她還特意對他說，特里普相當崇拜他，甚至還在辦公桌前擺着他的照片，聽到這裏，他滿意地點了點頭。之後總統讓莫妮卡儘力說服特里普再次與布魯斯·林賽聯繫，與她一起討論一下，究竟怎樣妥善處理這起事件。莫妮卡向總統表示，她會儘力一試，但又強調說可能會有些難度，因為上次特里普曾經受到過林賽的羞辱，而她又是一個非常驕傲的女人，可能不大願意再與林賽說話。
回過頭來看這次談話，莫妮卡說，“每個人都覺得這是一次意味深長的談話，他們從中找到了無數例證，證明總統正在妨礙司法公正，他正在想方設法讓我作偽證。這真是個天大的笑話。當時凱瑟┝鍘お威利還根本沒跟瓊斯案扯上半點關係，我們並沒想要影響案件審理，只不過是要避免《新聞周刊》刊登對總統不利的文章，僅此而已。”
可是，從那時起，莫妮卡已經對琳達·特里普產生了警惕，她怎麼可以向伊斯科夫泄露
信息呢？當兩人當面對質時，特里普承認她確實曾經與伊斯科夫談過話，可是否認她泄露了威利打電話給亨內奇的事情。容易輕信別人的莫妮卡這次也學乖了，她並沒有向特里普提起7月14日與總統談話的內容，只是力促她再次與布魯斯·林賽聯繫。
特里普聽從了莫妮卡的建議，與林賽取得了聯繫，林賽建議特里普與克林頓的律師鮑伯·貝內特當面好好談一談，畢竟貝內特正在負責幫總統處理瓊斯案，希望得知更多跟案情有關的細節，林賽安排好了特里普與貝內特律師見面的日期，時間定在了7月底。很明顯，特里普對與貝內特見面一事感到相當緊張，因為擔心自己的長相不大賞心悅目，她還特意去做了一次頭髮，然後見了她自己的律師科布·巴赫。最後，特里普向林賽表示，她的私人律師建議她保持中立，不要被牽扯進瓊斯案，因此她不同意與貝內特見面。
莫妮卡氣壞了。特里普既然為政府工作，她自然應該替總統效勞，她的職務就決定了她根本不可能是中立的。莫妮卡更不能理解的是，在伊斯科夫撰寫的關於嘉芙蓮·威利事件的文章中，特里普竟然出面發表了她的證詞。
事實上，《新聞周刊》同樣為了伊斯科夫的這篇文章提心弔膽，因此遲遲不敢刊登，直到7月底，瓊斯的律師傳喚嘉芙蓮·威利，他們心頭的一塊大石頭這才落地，他們認為，瓊斯律師的這一舉動足以證明威利與總統性騷擾案件的關聯，於是，1997年8月初，這篇報道在《新聞周刊》上刊出。在這篇文章里，琳達·特里普作證說，當威利走出橢圓辦公室時，她“衣衫不整，臉上泛着紅暈，嘴上的口紅不見了。她看起來非常慌亂、快樂而且喜氣洋洋。”這段話足以證明總統和威利之間確實曾經單獨會面，可卻與她受到總統性騷擾的說法互相矛盾，1998年3月，在接受電視新聞節目《60分鐘》採訪時，威利還繼續堅持她被總統性騷擾的說法，並且在節目中詳細闡述了整個過程。
後來，克林頓總統否認了一切性騷擾的指控，他說，當時威利來見她時情緒很激動，因為她表示當時急需要錢，請求總統為她安排一份可以發薪水的工作，當時他們規規矩矩地坐在橢圓辦公室餐廳的桌子旁邊，在他們說完話后，他確實擁抱了她一下，也許還親吻了她的額頭，但是僅限於此，沒有其他舉動。莫妮卡覺得總統的這番解釋是可信的，她說，“現在我仔細研究威利事件，覺得其中有很多疑點。無論如何我都不會相信，總統怎麼可能放任她那樣走出橢圓辦公室？也許她的口紅確實被擦掉了，畢竟喝口水口紅也會掉呀，可是說什麼衣衫不整，這怎麼可能？完全不可能。事實上，當我們在一起時，我們一直都很注意形象。每次離開他的辦公室時，我都會在桌子上留一個空的減肥可樂瓶，這可以讓旁人誤認為我們之間純屬朋友關係，並不是什麼不正當的男女關係。”
萊溫斯基正在幫助永遠讓她受到傷害的猶大朋友特里普，在《新聞周刊》刊文認為她的人格不值得信任的文章后，萊溫斯基甚至幫她寫了一封抗議信，“不管橢圓辦公室里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確有其事，知道這件事的，只可能是兩位當事人。”最為諷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醜聞登上了各大媒體頭條，《新聞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這封抗議信。
當《新聞周刊》刊登了有關威利的報道后，鮑伯·貝內特律師指責特里普是一個“不可信任的女人”，這讓特里普感到很憤怒。此外貝內特還指責說，在這一年年初，有一個人寫匿名信通知瓊斯的律師，他們可以在嘉芙蓮·威利身上挖到更多線索，現在他已經得到證實，這個人就是特里普。
雖然特里普覺得自己的人格遭到了極大侮辱，她還是覺得很興┓堋—她還從來沒有受到這麼多的注意。曾經和她打過交道的作家經紀人盧西安·戈德伯格之子喬納表示，此時特里普已經把自己當成了一個主角，她相信在這樣一部戲裏，只因有了她的存在，這部戲才能得以發展下去，喬納說，“她沒有想到，伊斯科夫竟然會使她牽扯進如此大的旋渦之中，對此，特里普既興奮，又害怕。她覺得現在全世界人都在看着她，而且她躊躇滿志，相信到時莫妮卡事件曝光后，她就能再一次站在舞台中央。”
莫妮卡對特里普的所作所為並不滿意，可她仍然是一個忠誠的朋友，她擔心特里普會因為自己的輕率之舉而丟掉五角大樓的工作。從五角大樓的內部管理備忘錄中就可以看出，特里普在這裏的名聲簡直糟糕透頂，人們公認她舉止粗魯、而且極難相處，在工作時根本沒法與她合作，而她與莫妮卡共同的頂頭上司，肯·培根對於她的行為也相當不滿，當年白水事件發生時，特里普也一度對媒體發表過非常不合適的評論，當時他就已經警告過特里普，今後如果她再對媒體發表隻言片語，就一定要在事先通知他。莫妮卡在這種充滿敵視與懷疑的氣氛中，仍然全心全意幫助她的朋友，她對暴怒的上司解釋說，《新聞周刊》所發表的凈是些不實之詞，並未徵得特里普的同意。她還打電話給特里普的律師巴赫，告訴他，《新聞周刊》在沒有徵得他委託人的同意下，隨意引用了她的話，已經造成了相當惡劣的影響，並且要求他立刻替特里普發表聲明。巴赫並未向特里普核實，便照辦了莫妮卡的要求。
等到特里普回到五角大樓，她向莫妮卡承認，她現在非常害怕丟掉這份工作。於是她給《新聞周刊》寫了封信，抗議他們錯誤引用了她說的話，還將這封信的草稿拿給莫妮卡看。莫妮卡建議她修改了幾處地方，還幫她找到了《新聞周刊》的傳真號碼，這樣，特里普才得以將這封抗議信直接發給雜誌社的主編。這封信的基本觀點與那篇新聞其實並沒有太大衝突，不過其中的一句話確實點到了要害，它寫道，“不管橢圓辦公室里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確有其事，知道這件事的，只可能是兩位當事人。”（最為諷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
聞登上了各大媒體頭條，《新聞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這封抗議信。）
還有更麻煩的事情。此時特里普仍然為貝內特對她的評論感到憤怒——竟然有人質疑她的誠實！她告訴莫妮卡，如果她因為此事被炒魷魚，她將要寫一本“透露一切事實”的書，莫妮卡回憶說，“特里普要寫書的計劃讓我感覺不安極了。”於是莫妮卡焦急地問特里普，她會不會在書中透露她與總統的事情，特里普，這個曾經告訴伊斯科夫，總統與一個“年輕的女實習生”有染的女人，用最誠懇的聲音告訴莫妮卡，“當然不會了，我永遠都不會傷害你。”
莫妮卡感覺現在的自己簡直是如履薄冰，她還在為自己回白宮工作的事情而焦慮，又添上了特里普要寫書的問題。7月16日，就在她與總統談論了威利醜聞后兩天，她第二次與瑪莎·斯科特會面，兩個人談了約摸一個小時，莫妮卡對自己的未來更有信心了，她認為斯科特已經同意將她從五角大樓“借調”過來，就在斯科特自己的辦公室工作，而且日期定在了9月1日，她回憶說，“當時我覺得，雖然這並不是一個板上釘釘的工作，可也已經差不離了。我對自己說，‘我就要回來了。’”
莫妮卡的朋友嘉芙蓮·奧爾黛·戴維斯，卻並不像莫妮卡這樣輕信別人，她預感到一場風暴即將來臨，8月4日她給朋友寫了封電子郵件，信中寫道，“我希望一切都好，我也希望你不要太過執着於一些虛無縹緲的事情。莫妮卡，你千萬不要忘記照顧好你自己，不要一心只想到別人，卻忘記了你自己的需要。”
嘉芙蓮的忠告顯然是對的。莫妮卡·萊溫斯基的故事裏，失望永遠是個主旋律，這次同樣沒有例外。8月份瑪莎·斯科特就告訴她，她可能沒法得到這個借調的職位，她必須等到12月份，一直要到喬迪·托克爾森離開白宮后，她才有可能頂上她的位置。莫妮卡再一次懷疑，她始終在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
8月16日，當她在總統的書房裏與他相見時，她又一次提起了工作的事情。這一次她本來是要送給總統一份生日禮物，慶祝3天後他的51歲生日。這還是自7月24日他們短暫相見后，他們半個多月以來的第一次見面。巧得很，那次也是為了慶祝生日，7月23日是莫妮卡的生日，他送給她一枚古董帽針，還特意將帽針裝在一個小巧的木盒子裏，此外，他還送給她一件瓷制工藝品，這是他從挪威買回來的。也許正因為他送的禮物這樣精緻，才讓莫妮卡感到非常為難，因為她根本不知道他想要什麼樣的生日禮物。有一次，她突然想起曾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上面提到總統最近曾在巴爾的摩的一家書店裏買書，他特別喜歡一些絕版書或者印數很少的書籍。於是，莫妮卡立刻開車前往這家書店，她告訴店員們一個故事，說是她叔叔的熟人跟總統關係不錯，他們想買一本書送給總統，卻又不知道他喜歡哪一類的圖書。於是善良的店員告訴莫妮卡，總統最近對一本寫於1802年的彼得大帝傳記很感興趣，這本書很貴，價值125美元，可是莫妮卡還是毫不猶豫地買下了它。
當她來到白宮時，她被帶到橢圓辦公室，不過總統並不在那裏。她走進了內室，在一塊蘋果派上點燃了一支生日蠟燭，因為她知道總統很喜歡吃蘋果派。接着，她取出了生日禮物，除了這本書，她還帶來了一張名為《忠誠》的電腦遊戲光盤，一本她讀大學時的心理學教科書：《痼疾與誤傳》。
最後總統總算趕到，可是心情並不好。他的膝蓋又受傷了，而且這兩天他正忙得焦頭爛額。儘管如此，莫妮卡還是設法讓他放鬆情緒，她唱起了《生日快樂》歌，看着他打開了生日禮物。遺憾的是，當他們談到了瑪莎·斯科特時，氣氛一下子又緊張起來。莫妮卡指責斯科特是在有意阻攔她重返白宮，她的情緒實在太激動了，結果總統不得不打斷她的話，命令她將聲音放低點兒。最後，他們總算鎮定下來，總統對她有言在先，他再也不想與莫妮卡有任何親昵舉動，“我不想再做這種事，我想做個正正經經的好人。”莫妮卡發現他顯得很沮喪，於是她上前擁抱他，然後給了他一個親吻——友好而又合乎禮節的吻。總統計劃去馬薩諸塞州的瑪莎葡萄園度假，莫妮卡已經事先得知了這個安排，於是她送給他一張卡片，祝他度過一個快樂的假期，還送給他另外一本書《戀戀筆記本》，這本書里提到了《草葉集》，也就是之前總統曾經送給她的詩集，因此莫妮卡覺得這本書顯得非常意味深長。她還在這張卡片中表示，希望總統可以在瑪莎葡萄園度假時，給她買一件葡萄園的紀念版T恤。
9月初，莫妮卡與斯科特進行了一次電話長談，斯科特明確告訴她，目前白宮沒有任何工作適合莫妮卡來做。莫妮卡給朋友戴爾·楊親筆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她的失落與痛苦，1995年，莫妮卡和她的母親在一家健身水療會所里認識了楊，此後她們之間就經常保持通信。她在信中寫道，“很不幸，當我回到華盛頓時才失望地看到，斯科特辦公室里那個借調的名額已經被別人頂上了。我跟她進行了一次長談，現在我已經很清楚，至少最近我是不可能回去工作了。我只希望，我的心臟可以更加堅強，不要因為這一次又一次的打擊而破碎。”戴爾·楊認為，“雖然莫妮卡經受了無數次的挫折，她仍然相信克林頓的話，期盼着他能兌現自己的承諾。她完全是在盲目地信任着他，她竟然期待他能真心實意地對待她，就像她對他一樣。”
當她從瑪莎·斯科特那裏得知，現在她根本無法得到白宮的工作，甚至連想都最好不要想時，莫妮卡寒心極了，一直是到貝蒂·庫里寄給她一個包裹后，她的心情才好了一點，這個包裹里放了一堆小玩意，其中就有一件棉T恤，總統記住了她的話，為她從瑪莎葡萄園裏買了這件衣服。
現在，莫妮卡相信只有貝蒂·庫里還在幫助自己，於是她不斷地打電話給貝蒂，央求她
轉告總統，請他打電話給她，或者與她見面，再計劃一下她工作的問題。每一次貝蒂都對她說著同樣的話，告訴她總統實在太忙了，或者說總統現在正在開會。莫妮卡感覺自己受到了傷害和羞辱，又一次，特里普堅持讓她不要放棄希望，毫無主見的莫妮卡聽從了特里普的建議。可事實上，莫妮卡其實已經身心俱疲，她很想放棄這一切。她曾經給總統寫了封信，但一直沒有寄出，在信中她表示，“與瑪莎的談話讓我感覺很失落、沮喪、傷心而又憤怒。我不得不這樣去想，或者在我上一次與你見面時，你就已經知道，她根本不可能給我安排工作，或許，這才能解釋你現在為什麼會這樣冷漠無情。我不明白你為什麼不願意我回來，我只能理解為，你根本就不像你說的那樣需要我，在乎我。”
9月12日，星期五，莫妮卡知道此時第一夫人不在華盛頓，於是她打電話給貝蒂，追問她可否在總統錄製完電台談話節目后，安排她與總統見面。她甚至跑到白宮西南大門，在那裏她開始反反覆復地給貝蒂打電話，哀求她告訴總統，她正在等着他。在莫妮卡等了45分鐘后，貝蒂告訴她：總統與女兒切爾西有約，現在不能見她。莫妮卡回憶起那屈辱的一刻，“我在門口大哭。我覺得很憤怒，很失望。我的情緒完全不受控制了。我真是一個笨蛋，我本來應該儘早離開的，那時我的行為真是丟人現眼。”
貝蒂終於答應讓莫妮卡來自己的辦公室，她說，“你這樣鬧下去，我可真是為你擔心。”莫妮卡在辦公室坐下后，貝蒂用她母親般的耐心慢慢跟她解釋說，總統已經盡他所能幫助莫妮卡，可是他畢竟沒辦法做得那麼明顯。貝蒂還向莫妮卡保證說，她會盡量安排他們在星期天見上一面，為了方便他們兩人見面，她本人也會在當天從芝加哥趕回白宮。
星期天，莫妮卡整整一天都躲在她的卧室里，等待電話鈴聲響起。她陷入了瘋狂，不斷打電話給貝蒂，絕望地想要見上總統一面。當等待的時間一點一點過去，莫妮卡越來越神經質。母親剛好從紐約過來看她，她對莫妮卡的精神狀態產生了深深的憂慮。莫妮卡回憶說，“當時我對自己說，‘算了吧，我已經受夠了，我實在是受不了了。’我哭得撕心裂肺，覺得自己是這樣痛苦，這樣無助。我就是不明白他為什麼會這樣做，為什麼他不能直接一點，對我說出事實。”
即使是在莫妮卡最痛苦的時刻，她也沒有丟掉她那種與生俱來的幽默感。星期天，她還與嘉芙蓮通過電話，在電話里她開玩笑說，其實她最想要做的工作，是成為總統的着裝顧問。當天晚上，她盼望已久的電話終於來了，貝蒂告訴她，她已經與總統彙報過此事，總統表示，他將指示白宮辦公廳副主任約翰·潑迪斯塔專門負責為莫妮卡解決工作。在得知像潑迪斯塔這樣重量級的人物都開始為自己的工作操心時，莫妮卡又看到了前方的一線希望。
莫妮卡總算鎮定了點，她開始慢慢回憶起最近她與總統的幾次會面和談話，結果她突然發現，幾乎每次與總統說話時，他們都會不可避免地陷入爭吵。莫妮卡下決心要改改自己的脾氣，為了表明自己的誠意，說明她現在的心情已經變得比較開朗，她決定給總統寫一封很“有趣”的信，而且有意要將這封信弄得跟官方備忘錄一樣。在9月30日她寫下的這封信里，開頭的稱呼是“親愛的英俊先生”，落款則是一個字母“M”，也就是她名字的開頭字母，信件的主題她寫的是“新政”。在信中莫妮卡承諾，如果他可以讓她“不帶一絲危機感”地前來見他，那麼，她一定會“舉止端莊，而且再也不會表現失控”，她保證不再惹他生氣。在信末她又補充說，她相信，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惟一一位連續四次擔任美國總統的男人，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將他的情婦盧茜·梅瑟拒之門外。
莫妮卡又沉浸在幻想中，母親卻為了女兒而擔驚受怕，近兩年來，她一直看着女兒在這種痴狂中不能自拔，看着女兒的情緒時起時落，現在，她已經完全不知道該怎樣幫助女兒打開心結，徹底放棄總統。陷入困境中的瑪西婭不得不打電話給住在紐約的朋友戴爾·楊，請她給自己一點建議。戴爾·楊告訴了一招釜底抽薪的辦法，她認為現在最直接的辦法莫過於找到總統的秘書貝蒂·庫里，互相以母親的身份進行對話。如果她能說服貝蒂同意，不再幫助莫妮卡與總統之間取得聯繫，也許可以最有效地割斷莫妮卡的一切希望——她們都相信，現在希望對於莫妮卡來說無異於是毒藥，因為正是希望點燃了她的夢想，可是一旦希望落空，她註定會從虛無縹緲的雲端跌下來，到時候她會傷得更深。瑪西婭反覆考慮了這個辦法，可是她最終還是沒辦法鼓起勇氣，撥通貝蒂的電話。
莫妮卡的朋友也在為她擔心。嘉芙蓮回憶說，“和她與安迪·布萊勒之間的那段情史不同，她與總統之間的關係已經令她變得瘋狂，所以她根本沒法回到現實中去，沒法繼續過正常人的生活。這件事真的讓我覺得很擔心、很困惑，甚至讓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服她。我明白，只有她徹底離開華盛頓才有可能恢復正常，所以我不停地勸她走——顯而易見，這些話對她一點作用都沒有。”阿希莉·雷納斯是莫妮卡在華盛頓惟一真正的朋友，她也在寫給男朋友的電子郵件中，表達了同樣的憂慮與不安，她寫道，“很高興，這個月我跟莫妮卡之間都沒怎麼聯繫，因為她告訴我，現在她的心裏很亂。她說這句話的神態真是讓我害怕極了。”
連一貫非常鎮定自若的總統秘書，也對莫妮卡的言行舉止感到很驚駭。原先貝蒂一直對莫妮卡持同情態度，覺得她是個很單純的姑娘，別人是在“惡意中傷”她，可是現在，因為莫妮卡無休止的眼淚、憤怒的話語和一刻不停的電話，她開始覺得莫妮卡確實是個“不受歡迎的人”。作為一個本性善良的人，當她建議總統不要再做任何努力，千萬別讓莫妮卡回到白宮時，她的內心確實充滿了愧疚，可是總統卻堅持說，他們一定要把這個忙幫到底。在貝蒂對大陪審團的證詞中她就提到，總統此時不顧莫妮卡的瘋狂，仍然堅持要她與瑪莎·斯科
特繼續替莫妮卡找一份工作。事實上，當他收到莫妮卡那份主題為“新政”的信件后，他就打電話給莫妮卡，答應他會與白宮辦公廳主任埃斯金·鮑爾斯談一下，爭取將她儘快弄回白宮。
現在，莫妮卡在聽到了這麼多的承諾后，重返白宮的決心再一次被重新點燃，其實，她之所以這麼堅決，一方面確實有她對事業上的考慮和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在賭一口氣，她想證明給別人看：在被人不光彩地從白宮趕走後，她還可以回到這裏，重新開始。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她對總統的痴情，她說，“我仍然懷着一線希望，認為我們的關係可以回復正常，重新來過。而且你們要記住一點，他對我一直顯得非常深情，滿懷愛意。與此同時我還有種被人逼上梁山的感覺：我需要白宮的工作，我覺得在經過了這麼多折磨和劫難后，我沒有理由還要放棄，我應該擁有這份工作。”
在經歷了那麼多次挫敗后，確實，莫妮卡對總統與其他人的許諾已經不像以往那般輕信。雖然貝蒂告訴她，白宮辦公廳副主任約翰·潑迪斯塔已經全權負責她工作的事情，可是她並未接到過潑迪斯塔的一個電話。她有一種感覺，白宮裏已經形成了一個秘密的小集團，其中大部分應該都是與總統過從甚密的女人，她們這幫人都是在白宮工作多年的資深人士，能量極大，正在盡全力阻止她回來。她不斷地聽說白宮招聘的消息，而且需要的都是較低級別的文員，她相信自己肯定能勝任這些職位，可是，每次等她與貝蒂聯繫，貝蒂都告訴她，這些職位都已經被人捷足先登。莫妮卡再次對總統的承諾和信用產生了懷疑，她說，“如果他不準備幫我回白宮，他就應該明確地告訴我，就說他沒辦法好了。可是他沒有，他就這樣讓我抱着虛幻的希望，一直空等下去，月復一月。”
這一次，莫妮卡真的是誤會了總統：克林頓確實向白宮辦公廳的正副主任，也就是埃斯金·鮑爾斯和約翰·潑迪斯塔兩人都交待了幫莫妮卡找工作的事情。可是為了不讓事情敗露，他一直是讓貝蒂負責與辦公廳的這兩位負責人聯繫。結果，鮑爾斯和潑迪斯塔都以為，他們這是在幫助貝蒂的一個年輕朋友找工作，而沒有想到這個女孩還會與總統有什麼關係，因此都沒有把這件事當成頭等大事來辦。
在這種絕望的時刻，莫妮卡不得不再次尋求朋友琳達·特里普的幫助與建議。可是她沒有想到，她的這位朋友態度竟然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從10月份開始，特里普對莫妮卡似乎就開始滿懷敵意，而且一見到她就會與她吵架。她曾經鼓勵莫妮卡一定要回到白宮，可現在卻對她說，她再也不應該回白宮，她應該徹底離開華盛頓，總統肯定有辦法在其他地方幫她找到工作。莫妮卡一度認為，特里普是一個她可以信任的朋友，她不明白這位好友的態度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劇烈的轉變，她為此很受打擊。
10月6日早上，莫妮卡照常在五角大樓上班，那天特里普不需要上班，她從家裏給莫妮卡打來電話，向她報告了一個極度驚人的消息。特里普說，前一天晚上她跟她的朋友，國家安全顧問特別助理凱特·弗里德里奇說過話，弗里德里奇說，她曾經聽說過關於莫妮卡·萊溫斯基的謠言，而且她還聽別人說，這個女孩的名字已經被列上了永久黑名單，這意味着她根本不可能再回到白宮工作。莫妮卡現在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弗里德里奇能給她的最好的建議是，“離開這個城市”。
莫妮卡徹底崩潰了。坐在辦公桌前，她根本無法控制自己的淚水，只能坐在椅子上瑟瑟發抖，她覺得再這樣下去會被同事和上司注意到，於是她強打精神請了個假，然後跌跌撞撞地沖回家中。她回憶說，“那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特里普的電話摧毀了她，但也促使她痛下決心，她決定離開這裏，去紐約開始新生活。
在這一天，她與特里普通過幾次電話，兩人共同揣摩着弗里德里奇那段話中透露出來的信息。特里普是一個多麼完美的謊言家！事實上，她所說的那段弗里德里奇的話幾乎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10月5日晚上她倒確實是跟弗里德里奇說過話，但她們談話的內容跟莫妮卡一點
關係都沒有。後來在對大陪審團作證時，弗里德里奇發誓說，她從未在跟特里普說過任何與莫妮卡·萊溫斯基有關的話題。
特里普正在編織着一個誘捕莫妮卡的大網，而這個完美的謊言正是大網中的一條線。事實上，特里普處心積慮想要獵捕莫妮卡，而她的根本目的並不在她這個頭腦簡單的朋友，而是總統本人。她已經與《新聞周刊》的記者米高·伊斯科夫，以及出版經紀人戈德伯格母子，在喬納·戈德伯格華盛頓的寓所里討論過數次她的出書大計。現在，她對莫妮卡拋出了一個謊言，目的是要試探莫妮卡，希望這個故事將因此變得更有戲劇性、更有賣點。
自從8月份特里普向莫妮卡透露，她準備寫一本書，書中將談到克林頓與女人的風流韻事開始，她就已經開始收緊了這張大網。9月份，她開始聯繫盧西安·戈德伯格，她對這個出版經紀人表明了自己的疑慮，她說，因為她已經在嘉芙蓮·威利醜聞中發表了言論，現在，她很有可能會被捲入瓊斯案，在案件中作證人。由於總統律師鮑伯·貝內特到處造謠，表示她這個人的信譽有問題，因此到時候可能沒人會相信她的證詞，而且肯定會影響她即將出版的那本書的銷量。兩個人還談起了伊斯科夫與特里普之間的聯繫，特里普表示，這位記者對
莫妮卡·萊溫斯基的事情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不過此時，這些人都還不知道那個“年輕的實習生”叫什麼名字。
特里普對戈德伯格說，現在她覺得左右為難。如果她真的要在瓊斯案中出庭作證，她擔心律師會問她是否知道，還有沒有別的女人與總統發生過性關係。她不希望自己作偽證，可又擔心自己一旦說了實話——特里普強調，她確實是一個不會說謊的女┤恕—那麼，她就肯定會丟掉她那份年薪8萬美元的工作，而且貝內特這個小人一定又會四處詆毀她的名譽。
在戈德伯格對FBI講述的證詞中，她表示，在聽說特里普說出了這些疑慮后，她建議對方錄下與莫妮卡·萊溫斯基之間的談話內容，這樣，她就可以拿到證據證明自己沒有說謊（特里普則否認了盧西安曾給自己這種建議）。特里普花了100美元買了一部錄音機，開始了她秘密而且不合法的電話錄音，因為在特里普所定居的馬蘭里州，私自錄音是違法的。
1997年10月3日，特里普開始秘密錄下她與莫妮卡之間在電話里的談話。盧西安·戈德伯格和特里普都辯稱，她這樣做並不是為了給她那本書提供素材，換句話說，她並不是想要當一個姦細，而僅僅是為了出事後自保，證明她本人的清白與誠實。可是特里普沒有解釋一點，為什麼她會製造種種陷阱和謊言，迫使莫妮卡在電話中說出一些不該說的話。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假如特里普說的真是實話，她之所以要錄下與莫妮卡之間的談話內容，只是為了在瓊斯案作證人時，提供強有力的物證，那麼，她就只能是在自己的證詞受到克林頓律師質疑時，方可使用這些錄音證據。簡單地來說，這些錄音材料只能在法庭上播放，而不能使用在其他任何場合。
特里普顯然並沒有對這些錄音材料保密，事實上，就在她第一次錄音後幾個小時，她就將錄音帶播放給盧西安·戈德伯格聽。比方說，10月5日星期日，在電話里，她與莫妮卡開玩笑，談到了總統可能會吸毒，這些談話內容顯然與瓊斯案並無任何關係，特里普將這段對話告訴戈德伯格時，戈德伯格表現得極其興奮，認為又抓到了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可是事實上特里普並未表明，這些話是她與莫妮卡之間在開玩笑，她描述的口氣，就好像是莫妮卡向她透露了一個關於總統的秘密那樣，這顯然是一種誤導，讓人不由自主地誤以為總統確有吸毒一事。夸夸其談，將想像與事實混為一談，這已經成為了特里普的一種本能，她不僅僅在與戈德伯格和伊斯科夫的談話中表現出了這種傾向，而且，就連後來接受FBI和獨立檢察官問話時，也同樣是如此。
特里普曾經向莫妮卡承諾，就算她真的要寫一本“說出一切事實”的書，講述總統與所有女人或大或小的戀情，她也不會在書中泄露一星半點關於莫妮卡的私隱，可是，這顯然是個天大的謊言。9月份，在與特里普見面時，盧西安·戈德伯格基於一些個人原因，也錄下了她與特里普之間的談話，在這次談話中，特里普興奮地說，她要寫下總統與“我的一個年輕朋友”之間發生的感情故事，記錄下他們之間的“約會日期、約會次數和電話中曾經談到的細節”，同時她向戈德伯格拍胸脯保證說，“這個故事肯定會非常非常引人注目，它絕對會讓其他那些小事（比如嘉芙蓮·威利醜聞）顯得無足輕重、蒼白無力。”聽到了這番話，戈德伯格也對此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她建議特里普可以與伊斯科夫好好策劃一下這件事，先由伊斯科夫在《新聞周刊》上發表一篇關於莫妮卡的報道，在引起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后，她們正好趁熱打鐵，隆重推出特里普的這本書。戈德伯格與特里普之間的談話錄音，足以推翻特里普面對大陪審團時所說的證詞，在對大陪審團作證時，特里普否認她意欲“在書中透露莫妮卡的故事”。
有一點值得注意，特里普沒有錄下她與弗里德里奇之間的談話，同樣，當她打電話給莫妮卡，對她假傳弗里德里奇透露的信息時，她也沒有將談話的內容錄下來。這顯然是因為害怕一旦錄音，會在日後給她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揭穿她的謊言。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特里普與萊溫斯基之間又進行了更多、更詳細的談話，對於這些談話，她則悉數錄下來，並按日期進行了仔細整理。
最初幾天，特里普只錄下了一些她與莫妮卡無關緊要的談話，很快她就不滿於此，希望刺激莫妮卡說出更加詳細、更加有轟動效應的話。就在她10月6日，她開始錄音三天後，在喬納·戈德伯格位於華盛頓的住所里，她與伊斯科夫和戈德伯格母子又進行了一次會談。在來這裏會談時，她還帶了兩卷與莫妮卡談話的錄音帶，準備播放給伊斯科夫聽。這個日期值得好好推敲一下，因為就在同一天，她打電話告訴莫妮卡說，莫妮卡已經列入了白宮的永久黑名單。
很明顯，無論是特里普本人，還是伊斯科夫與戈德伯格母子，他們都極其重視此次會談，盧西安·戈德伯格甚至特意從紐約飛到華盛頓，就是為了參加這次會議。而伊斯科夫則承認說，在這次開會前，他就曾與特里普談過關於莫妮卡的事情。這個細節非常重要，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可靠的證據，證明特里普非常清楚伊斯科夫在寫作關於莫妮卡的新聞報道時，究竟需要哪方面的材料，正是基於這種原因，她才會向莫妮卡透露那條她被列入黑名單的假新聞。
之前，特里普與盧西安·戈德伯格談話時，戈德伯格曾經建議她將這個故事賣給那些小報，特里普沒有同意，說這樣做實在是“太掉價”了。她仍然想由《新聞周刊》刊登這個故事，認為這樣才能保全她的名譽。可是伊斯科夫卻再三跟她強調，單憑現在他們手頭上的這些證據，稿件還無法刊登，因為《新聞周刊》這樣一份有影響力的期刊絕不可能刊登一個單純的性愛故事，這則新聞一定要跟政治沾邊，比方說，可以證明總統違反了憲法或者法律，只有這樣他們才會刊登。他還舉出了瓊斯案的例子，詳細跟特里普解釋說，瓊斯的新聞之所以會有那麼多人關注，就是因為在這則新聞里，總統成了嫌疑犯。
怎樣與政治沾邊？這是一個問題。莫妮卡的工作成為問題的關鍵。假如莫妮卡得不到在白宮
的工作機會，這顯然沒辦法毀壞總統的名聲，甚至會被當作總統公正無私的例子。那麼，如果總統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紐約為莫妮卡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職務呢？這樣一來就徹底改變了整件事情的性質，而且與瓊斯案有了深層次的呼應：克林頓在對女人進行了性騷擾案后，習慣於將給她們安排一份好工作，當成對她們的酬謝。瓊斯的律師也可以在法庭上這樣解釋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瓊斯就因為拒絕了總統的性騷擾，受到了總統的報復，沒能得到更好的工作；而莫妮卡·萊溫斯基則正好相反，就因為她與總統有了曖昧關係，因此，她受到了總統的照顧，在事業上得到了更好的發展。
這些只是推測，但確實可以很好地解釋琳達·特里普在1997年秋天的反常舉動，她一向最支持莫妮卡重返白宮，並且在這件事上給她出了不少點子。可是到了這段時間，她的態度卻完全變了，她開始力促莫妮卡離開華盛頓，並且要求總統在其他城市幫她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與此同時，她對莫妮卡的態度也變得非常僵硬，時冷時熱。現在回過頭來看，莫妮卡認為，這是因為特里普心中存有一絲不安和負罪感，這種態度的變化正是她心理發生劇變的折射。
在10月6日進行的這次秘密會談中，特里普特意給伊斯科夫帶來了兩卷錄音帶，可是伊斯科夫害怕一旦聽了錄音帶，他本人會涉嫌違法，因此並沒有聽。不過，特里普還是向他口述了錄音帶中的內容。當天他還要去參加一檔電視節目的拍攝工作，可是在時間如此緊迫的情況下，他還是反覆向特里普強調，他們要寫的這個故事一定要與政治、法律沾邊，而且他們必須搜集更多、更具體的證據。現在，一旦莫妮卡與總統之間的地下情曝光，每個人都會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瓊斯的律師將得到有利於他們的證據；伊斯科夫將會發表震動全美國的獨家新聞；戈德伯格將會有可能將這位他不支持的自由派總統趕下台；而特里┢鍘…特里普會得到什麼東西？
一本書，當然，她會得到一本標有她大名的著作，只是，在此時這本書還根本沒有動筆。我們不能不這樣猜想，驅使着她不遺餘力做出這種事情的，並不是什麼所謂的道德感，而是更多、更複雜的情┬鰲—她要報復，報復這麼多年來她在學校、在家庭中所受到的輕視與侮辱；她要懲罰白宮，因為這裏的人叫她騙子，而且害她的事業受挫；她要折磨莫妮卡，因為在她眼中，莫妮卡已經得到了一切，她要看着她受盡折磨。
確實，在琳達·特里普的眼中，莫妮卡·萊溫斯基代表了最大的罪惡。莫妮卡很年輕、可愛、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招男人喜歡，同時，她還擁有那麼多人的關愛，她的父母在盡全力關心着她；她的一群朋友在不斷支持着她；總統，那個最有權力的人在照顧着她。這些人，他們都該睜大眼睛瞧瞧，到底是誰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9月份，在談到特里普的這本書時，戈德伯格曾經提醒特里普注意，這本書可能會對莫妮卡產生非常惡劣的後果，她說，“這肯定會毀了她，而且你得做好準備，你肯定會失去這個朋友。”特里普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噢，我早就準備好了。我已經下決心了。”
不管特里普真實的動機究竟是什麼，當她按下錄音機的“錄音”鍵時，她就已經撒下了一張大網，她將要做的事，足以令總統蒙羞，也足以導致總統情人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