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婦科檢查

十八歲，第一次婦科檢查，賴利醫生和我的尊嚴

威廉姆·賴利醫生的辦公室，距離我們在康涅狄格州郊區的家有五個街區的路程。那是１９６２年，在我母親終於學會了駕駛的幾年前，母親把我的大學體檢表整齊地疊放到她的筆記本里，我們就步行上路了。賴利醫生家在繁華的大街上，這個名字直截了當地傳達出城鎮創建者們的願望。和街上的其他木質房屋一樣，他家的小樓也是那種簡約的雙層盒子結構，診所就設在小樓的一層。我和母親按下門鈴，叮咚叮咚，告訴裏面我們來了。

候診者寥寥無幾，全都坐在屋子四周的直靠背椅上，有的抽鼻涕，有的咳嗽，還有一些只是盯着繡花地毯發獃，我們也成為了其中的一員。帶玻璃門的櫥櫃裏，年代久遠的醫學書籍落滿灰塵，破舊的地毯和厚重的窗帘散發的味道讓人聯想到老祖母的圍裙。

那時，夏天剛剛造訪。

等到９月份，我就要成為一個女大學生了。而且我快滿十八周歲了，我一直確信自己比父母懂得多，至少比母親懂得多。我有一個男朋友，我們有過性體驗，那是一次偶然的機會，在他的道奇汽車的後座上，懵懵懂懂、笨手笨腳；可是我並沒有感到刺痛或者喘不過氣，相反我覺得自己變得很強大。我漸漸構想了一種不太可靠的理論：女人，我堅信，天生具有一種會產生強烈生理催化功能的神奇誘惑力，能夠釋放出某種看不見的化學物質，就像那些可愛的緊貼在紗門上的雌蛾，依然能讓那些被關在外面的雄蛾發狂。而男人，在這個世界上不論他們處於什麼地位，都像那些亂撞的飛蛾，在我們面前變得卑微。我敢斷言，女人一旦性愛意識獨立，她們會始終在這場遊戲中佔據上風。

輪到我的時候，醫生招手叫我們進去。他個子不高，有些禿頂，倖存頭髮的顏色跟久經滄桑的沙土一樣。銀邊眼鏡騎在鼻子中央，兩頰上的肉撐得鼓鼓的，好像裏面埋的全都是種子，或是藏着讀醫學院時記的筆記，以備日後參考。

我換上了白罩衣（它聞起來有一股像牙齒清潔劑的味道，我想像着他的妻子每天在清洗一大摞這種罩衣時，那種屏住呼吸生怕被上面沾附的病菌傳染的樣子），賴利醫生則向母親詢問了有關我的一些必要問題，包括曾患疾病和疫苗接種情況等等。然後他讓母親遠遠地坐在房間另一頭的木椅上。他檢查我的時候，我一直盯着母親，她身體單薄卻坐得筆直，戴着白色手套，穿着輕便鞋，大塊百合花圖案組成的襯衣在幽暗的燈光下泛着微紅。我記得醫生拉上的窗帘使這裏猶如一個地牢，氣氛詭異、密不透氣，讓身在其中的病人迷失方向，感到無助的窒息。我聚精會神地望着母親那清晰的輪廓，傾聽着窗外汽車發出的撫慰心靈的嗡嗡聲，彷彿只有這樣，一些人類的細節才可以使我返回現實世界。

我從未在我的大學體檢表上見過哪一行要求“盆腔檢查”，但是賴利醫生告訴我母親，無論如何現在都應該做一次。她點頭答應了，我突然間意識到他可能會發現我不是個處女。我想到了一個體面的、精心粉飾過的理由，於是我立刻決定把處女膜的破損歸咎於騎馬，每個人都會理解的。儘管我並不知道盆腔檢查究竟是什麼，但是我想當然地認為一個女人只要經歷過性生活，那她就沒有什麼不能忍受了。母親坐着，雙手疊放在膝蓋上，看醫生把檢查台上的金屬鐙具支開並示意我躺下。我突然對這個檢查緊張起來，並且由於母親的在場而感到難堪。她就坐在我的左邊，看着我滑向皮革檢查台的一端，看着我身子底下的白色紙巾粘成一團皺皺巴巴。她也肯定能看見我赤裸的膝蓋是怎樣痛苦地張開，被單是怎樣被敷衍了事地推過去蓋住我的陰毛。她看見醫生輕微地向前躬身，先是將金屬窺器，后是他的手指插進我的陰道。

“她的子宮是后傾的，”他用一種特殊的語調對母親說道，完全忽視了我的存在，就好像我僅僅是他用來演示的塑料模特。“我再試一次看能不能把它扶正成前傾位。”

母親又一次點頭同意，並問了一些有關難產的事情，而醫生皺起了眉頭。細小的汗珠積聚在他的額頭皮膚上光滑的褶皺里，他又伸進了一根手指，在裏面不斷扭動，他的身體傾斜，臉頰幾乎貼到了我的小肚子。有一陣他嘟囔着怎麼這麼費勁兒。

他做了這一切，沒有等病人要求解釋，沒有允許病人提問，除了他自己的我沒有聽見屋子其他任何人的聲音。沒有護士，呆在遠處的母親是惟一的陪伴者。她低下眼眉默許醫生做他認為該做的事情。

賴利醫生一邊繼續扭動手指，一邊用他的另一隻手輕柔地按摩我的腹部，這簡直是對正常盆腔檢查的踐踏。我感到我的肢體像石頭一樣僵硬。我的端莊隱忍的良好自我感覺，我和男朋友一起時的飄飄欲仙的體驗，全都煙消雲散，就像被人逼迫丟掉軀殼。他雖然沒直截了當地說“別動”，但是很明顯他暗示我這樣做。白大褂的醫生、白色輕便鞋的母親、黑色的紅木書架和書桌——這間寂靜房間裏的一切都悄悄地對我說，忍耐，再忍耐。外面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植物抽出了綠芽，孩子們坐在兒童車裏。我和我的男朋友，會打開汽車窗，任夏日的空氣傾瀉進來。

十分鐘的檢查就像是過了一個小時，我漂浮在時間虛幻的泡沫之中。毫無疑問，這個醫生所做的一切是錯誤的，不是標準的醫學檢查。我知道，他也知道——來吧，什麼人大聲說出來告訴他吧——夠了！他結束了檢查，我的身體裏翻江倒海，我覺得我的子宮一定是爆炸了。當我試圖站起來的時候，我的大腿內側火辣辣地疼。

母親付了賬（我可憐的母親，這個順從溫和的女人，她七十八歲過世，可她最後一次盆腔檢查還是在我剛出生后做的），我們離開了診所，沿着綠陰夾道的大街往家走。那是一幢有青綠色百葉窗的白色建築，保持着殖民地時期的樣式。我的大學體檢表就疊放在我的口袋裏。我檢查了不只一次，但是在它上面的醫生的潦草筆跡之中，並沒有出現“子宮后傾”的字樣。母親和我，兩個人誰都沒有再談及剛才的檢查。只是在她說“我聽說有后傾子宮的女人不容易懷孕。醫生能幫你扶正它可是一件好事”的時候，我和她都不約而同地點點頭。

那個時候我只是懷疑，但現在我明白了。一個后傾子宮就好像小型公寓裏的一件傢具，你沒法將它重新安置。后傾子宮只是很多種正常變異中的一種。有些子宮繞過宮頸向前傾斜；有些子宮從宮頸筆直地向上伸展；有些子宮在宮頸下方向後傾斜着。

我和賴利醫生的交道成為了一段模糊但卻持久的記憶，就像是一本讀過但卻有着支離記憶的書，它一直持續到１９８７年，在我作為一個實習護士學習進行盆腔檢查的時候。開始時我們在硬塑料模特上練習，然後是互相在搭檔身體上練習，最後是在病人身上。

“這兒，”指導老師對我說，“感覺到子宮了嗎？讓你的手指沿着宮頸下滑，直到你感覺到下面子宮底的凸起。這個子宮是后傾的。”一個護士站在病人的身邊，一隻手搭在病人的胳膊上。我已經向病人詳盡地解釋了這項檢查的全過程，在我插入陰道窺器之後，指導老師和我給病人放置了一面鏡子，這樣她就能看見自己的宮頸。當我進行深部檢查的時候，我沒有猛推或者扭動我的手指，我也從不說“別動”。然後我摸到了它，一個堅硬的球形的子宮，向後傾斜，就像我的一樣。

我屏住呼吸。賴利醫生的形象——他眼鏡上的反光，他在我體內移動手指時的汗濕額頭——浮現在我的腦海里。現在我是檢查者，有控制權的一方，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和那天在賴利醫生的診所里的時候一樣脆弱。我意識到，不論是從肉體上還是從心靈上來講，我都清楚這項操作能有多麼大的侵犯性，清楚一個女人對她的檢查者的信任是多麼的重要。在最壞的情況下，檢查室是一個壓縮了的世界，女人在這裏孤立無援。當狀態理想時，檢查室則成為一方神聖的樂土，女人在這裏學會了怎樣做自己最好的支持者。

有時候我在想，賴利醫生的檢查也許僅僅是一次痛苦的經歷，他並沒有像表面看起來的那樣濫用他的權力。畢竟，我幾乎每天都要給病人做她們的“第一次”盆腔檢查，我知道這會有多麼的尷尬和不舒服。或者也許賴利醫生受到的醫學訓練使他相信他能夠改變我的盆腔生理構造，而且，正如他那時所說，移動我的小腸來改變子宮的位置。我在內心深處相信護理人員都是完美無瑕的，因為我們當中沒有誰願意欺騙病人。

但無論何時，每當我置疑那個炎熱夏日的記憶時，我總要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與賴利醫生的最後一次見面。就在我準備離家上大學前，我得了一場重感冒，於是母親建議我獨自去做一個檢查。他把我帶進他的檢查室，叫我坐在以前坐過的那張厚重陳舊的由木頭和金屬製成的檢查台上，讓我脫掉襯衫和胸罩。這一次沒有被單和罩衣，仍然沒有護士。我坐在那裏，我年輕的乳房正對着他白大褂上的紐扣——一排小塑料圓片，當他傾斜着身子檢查我的時候，它們就被拉緊貼到他的便便大腹上。他的聽診器在我的胸部流連忘返不肯離去，我甚至可以感覺到他噴到我皮膚上的呼吸。

“你是個幸運的小姐，”他咯咯地笑道，“看看你這兒是什麼。”他的手指撫摸我的乳頭，繞了一周，又從上面掃過。“再也別穿胸罩了，它會毀了你的。”他掐了我大腿一把。給我開了盤尼西林。然後又掐了我一把。

一次又一次，我回顧拜訪賴利醫生留在腦海中的印象，因為那段經歷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並將影響我從事的女性保健工作。我總是盡量謹慎行事，一步一步地解釋，給病人蓋好單子來維護她們的尊嚴，並且盡量減少自己對病人的觸摸和動作，除非是擁抱或者緊緊地握住她的手。我永遠也不能忘記自己當初的無助，所以不論病人們是不合時宜地傻笑還是又哭又叫，不論是過分苛求還是十分脆弱，我都不會對她們失去耐心。在賴利醫生髮霉的診室里，我懂得了一條情感的真理。它與權利的濫用、與人格尊嚴和自我剋制的重要性有關，即便是對於最年輕的病人也同樣如此。最主要的，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噴涌的自尊心如何被輕而易舉地摧毀，女性與生俱來的恥感與堅忍又是如何被扼殺在搖籃。